彭定康 : ﹕誰來拯救我們？
Posted: Thu Nov 04, 2010 11:50 am
彭定康 : ﹕誰來拯救我們？
智利礦工成功脫險無疑值得全世界歡欣鼓舞，這說明希望還是存在的，但除此之外，身邊已沒有多少能帶來希望的事物了。
貨幣戰爭一觸即發，貿易保護主義再抬頭。美國復蘇進程疲軟，中國這個外匯儲備相當於其出口總額一半的國家，則不敢直面自己一直刻意操縱人民幣匯率的現實，並繼續把自己的貿易順差建立在他國的痛苦之上。
應對氣候變遷的全球共識仍遙遙無期，在阿富汗，大量生命和財富湮滅在滾滾黃沙之中，卻無法為美國及其盟友換來勝利，好讓他們能找一個體面脫身的理由，鄰國巴基斯坦的問題也日漸惡化。
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置華盛頓推動中東平和進程的決心於不顧，猶太人定居點不斷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蠶食蔓延。歐盟也自顧不暇，既為競爭力下降而頭痛，又為如何支付福利而苦惱。
隨貧富差距擴大，貧窮的南半球人民開始去富裕的北半球尋找家園和工作，但那些吹噓自己奉行公民自由的國家，移民卻激起極右勢力的敵意。
我們需最優秀政治領袖
帶領眾人渡過難關
事到如今，我們需要最優秀的政治領袖帶領眾人渡過難關。我們需要戴卓爾夫人那樣的勇氣，需要克林頓那種能引導選民把自身利益與政治家目標融為一體的超凡政治游說力。我們要德國前總理科爾這樣的人物，不但能認識到鎖定關鍵政治決策的緊迫性，還能將決策很好地落實。我們還需要如中國前總理朱鎔基這樣對全局瞭如指掌的領袖，不但能告訴我們起點和終點在哪，還能具體帶領我們一步一步向目標邁進。
放眼全球，這樣的領袖真的是鳳毛麟角。即便有這樣的人，也被機能失調的政治制度限制，他們的行動能力也被身處的政治環境所制約，無法動彈。
美國總統奧巴馬是一個好例子，在他身上承載如此多的希望，已經超出任何一個領袖的承受能力。奧巴馬接過阿富汗伊拉克兩個爛攤子，還得面對近乎崩潰的國內經濟。為挽救經濟，無可避免地要擴大財赤，但就業和住房市場復蘇卻並未如期出現。
如今奧巴馬要在中期選舉中敗於共和黨之手，事實上，正是共和黨人此前製造的眾多麻煩令奧巴馬落到了這般田地。這些共和黨人宣布要壓縮政府規模，要降低稅收，要減少財赤——彷彿這一切都毋須付出任何代價。這種愚蠢的政治表演已經為成為了某些愚蠢候選人的拿手好戲，而背後支持他們的則是「茶黨（Tea Party）」。
世界需要一個強大、自信且果斷的美國，但美國的政治體制的核心卻使華盛頓內部的權力相互制衡，因此導致了政治僵局和癱瘓。
此外，歐洲許多問題都因法國的混亂而被放大了——薩爾科齊總統被迫承認人口和財政的壓力，試圖把退休年齡從60歲延至62歲的計劃，激起了浪接浪的罷工以及工人學生示威。我很難明白，在退休年齡這問題上，究竟是什麼深深挫傷了這幫18歲示威者幼小的心靈？他們又是在哪裏養成了如此僵化和保守的思維呢？
也許 問題的答案在亞洲
也許，問題的答案在亞洲。也許新加坡戰略家Kishore Mahbubani（馬凱碩）說得對，西方已經沒落，世界的未來在亞洲。
這觀點的論據是複雜的。印度是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政府深諳經濟理論，也取得一定的經濟成果，但英聯邦運動會的混亂也折射出印度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都解決，印度的增長率將超過中國。
至於蓬勃發展的「中央帝國」又怎麼樣呢？前幾天溫家寶總理指摘歐洲各國領導人逼迫人民幣升值。他說，難道這些歐洲人不知道，人民幣升值將導致中國國內大量工廠倒閉和社會動盪嗎？
當然，在其他地方，這種混亂自有民主的安全閥來排泄，但讓人訝異的是，世界其他國家之所以必須忍受中國出口商的內在優勢，原來就是因為該國的獨裁政治體制無法承受任何波動。難怪總理似乎也打算給國內政治鬆綁了。
從東方到西方，政治似乎都在以某種妥協的方式在運作，可能我們也該為事情沒有繼續惡化而暗自慶幸了。智利礦工重見天日，我們或許也能挺過來的。但問題是，誰才能承擔起拯救我們的重任呢？
作者是英國最後一任駐香港總督，前歐盟對外事務專員，現任牛津大學校監
智利礦工成功脫險無疑值得全世界歡欣鼓舞，這說明希望還是存在的，但除此之外，身邊已沒有多少能帶來希望的事物了。
貨幣戰爭一觸即發，貿易保護主義再抬頭。美國復蘇進程疲軟，中國這個外匯儲備相當於其出口總額一半的國家，則不敢直面自己一直刻意操縱人民幣匯率的現實，並繼續把自己的貿易順差建立在他國的痛苦之上。
應對氣候變遷的全球共識仍遙遙無期，在阿富汗，大量生命和財富湮滅在滾滾黃沙之中，卻無法為美國及其盟友換來勝利，好讓他們能找一個體面脫身的理由，鄰國巴基斯坦的問題也日漸惡化。
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置華盛頓推動中東平和進程的決心於不顧，猶太人定居點不斷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蠶食蔓延。歐盟也自顧不暇，既為競爭力下降而頭痛，又為如何支付福利而苦惱。
隨貧富差距擴大，貧窮的南半球人民開始去富裕的北半球尋找家園和工作，但那些吹噓自己奉行公民自由的國家，移民卻激起極右勢力的敵意。
我們需最優秀政治領袖
帶領眾人渡過難關
事到如今，我們需要最優秀的政治領袖帶領眾人渡過難關。我們需要戴卓爾夫人那樣的勇氣，需要克林頓那種能引導選民把自身利益與政治家目標融為一體的超凡政治游說力。我們要德國前總理科爾這樣的人物，不但能認識到鎖定關鍵政治決策的緊迫性，還能將決策很好地落實。我們還需要如中國前總理朱鎔基這樣對全局瞭如指掌的領袖，不但能告訴我們起點和終點在哪，還能具體帶領我們一步一步向目標邁進。
放眼全球，這樣的領袖真的是鳳毛麟角。即便有這樣的人，也被機能失調的政治制度限制，他們的行動能力也被身處的政治環境所制約，無法動彈。
美國總統奧巴馬是一個好例子，在他身上承載如此多的希望，已經超出任何一個領袖的承受能力。奧巴馬接過阿富汗伊拉克兩個爛攤子，還得面對近乎崩潰的國內經濟。為挽救經濟，無可避免地要擴大財赤，但就業和住房市場復蘇卻並未如期出現。
如今奧巴馬要在中期選舉中敗於共和黨之手，事實上，正是共和黨人此前製造的眾多麻煩令奧巴馬落到了這般田地。這些共和黨人宣布要壓縮政府規模，要降低稅收，要減少財赤——彷彿這一切都毋須付出任何代價。這種愚蠢的政治表演已經為成為了某些愚蠢候選人的拿手好戲，而背後支持他們的則是「茶黨（Tea Party）」。
世界需要一個強大、自信且果斷的美國，但美國的政治體制的核心卻使華盛頓內部的權力相互制衡，因此導致了政治僵局和癱瘓。
此外，歐洲許多問題都因法國的混亂而被放大了——薩爾科齊總統被迫承認人口和財政的壓力，試圖把退休年齡從60歲延至62歲的計劃，激起了浪接浪的罷工以及工人學生示威。我很難明白，在退休年齡這問題上，究竟是什麼深深挫傷了這幫18歲示威者幼小的心靈？他們又是在哪裏養成了如此僵化和保守的思維呢？
也許 問題的答案在亞洲
也許，問題的答案在亞洲。也許新加坡戰略家Kishore Mahbubani（馬凱碩）說得對，西方已經沒落，世界的未來在亞洲。
這觀點的論據是複雜的。印度是一個偉大的民主國家，政府深諳經濟理論，也取得一定的經濟成果，但英聯邦運動會的混亂也折射出印度的問題。如果這些問題都解決，印度的增長率將超過中國。
至於蓬勃發展的「中央帝國」又怎麼樣呢？前幾天溫家寶總理指摘歐洲各國領導人逼迫人民幣升值。他說，難道這些歐洲人不知道，人民幣升值將導致中國國內大量工廠倒閉和社會動盪嗎？
當然，在其他地方，這種混亂自有民主的安全閥來排泄，但讓人訝異的是，世界其他國家之所以必須忍受中國出口商的內在優勢，原來就是因為該國的獨裁政治體制無法承受任何波動。難怪總理似乎也打算給國內政治鬆綁了。
從東方到西方，政治似乎都在以某種妥協的方式在運作，可能我們也該為事情沒有繼續惡化而暗自慶幸了。智利礦工重見天日，我們或許也能挺過來的。但問題是，誰才能承擔起拯救我們的重任呢？
作者是英國最後一任駐香港總督，前歐盟對外事務專員，現任牛津大學校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