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論壇

汪精衛誓言“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

辛亥前，西方媒體筆下的中國人，永遠是表情麻木、眼神混濁的。《紐約時報》當時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人沒有“國家”、“民族”的概念，他們不知道也不關心列強對本國的侵略與瓜分。

清末革命黨人的政治暗殺是暴力反清鬥爭的一種特殊方式，卻也是彼時思想最進步之國人的焚身一擊。這些刺客多為知識份子，卻不惜用青春與熱血去換取民族出路。與古時荊軻不同，中國首次出現了有“主義”、有“國際視野”的刺客。汪精衛在行刺失敗後的慷慨陳詞中指出“中國在國際上已面臨一亡而不可複存，一弱而不可複強之局面”，清政府終為民族、民權兩主義之敵。

汪精衛年少時也曾壯志滿懷，只可惜與自己的理想漸行漸遠，最終淪為漢奸，背負千古駡名。
1910年，《紐約時報》在文章中驚訝指出，懦弱麻木之中國，在刺客的玉石俱焚中開始覺醒。血性中國、尚武中國的鐵血大潮，自此洶湧。

主角：汪精衛
暗殺對象：攝政王載灃
地點：什刹海甘水橋
既然是刺殺，“燕京八景”之一的“銀錠觀山”，那絕對是極富革命浪漫主義精神的，這恐怕也是後人樂意把銀錠橋作為刺殺攝政王載灃場所的原因所在。可惜，按當下史學家的考證，刺殺地應為什刹海旁的甘水橋。現在，甘水橋已只剩下地名，辛亥年間的道觀、水溝、小石橋早已消失。
“借炸彈之力，以為激動之方”

1909年，革命黨人組織的六次起義相繼失敗，汪精衛心急如焚，不顧孫中山和好友胡漢民的苦勸，決意組建暗殺團。他誓言，要“化自己為灰燼來煮成革命之飯”，“借炸彈之力，以為激動之方”，“弟雖流血于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

1910年，黃複生與懋辛在京開設“守真照相館”作為暗殺基地。同年12月，汪精衛與黎仲實、陳璧君、喻培倫四人抵京，暗殺目標最終選定在載灃身上。此處有一細節，陳璧君當時苦戀汪精衛，死活要跟汪北上行刺，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你有一張英國臣民的護照，當然不怕死，到關鍵時刻，英國領事館自會來救你。”陳璧君聽完二話不說，拿出英國護照當場撕成碎片，滿座皆驚。

攝政王不是那麼好殺的，身邊侍從極多，暗殺團原來準備的鐵茶壺炸彈肯定威力不夠，臨時跑到騾馬市大街找鐵匠做了個大鐵罐，近一尺高。後來清廷破案，就是從鐵匠鋪找到的線索，順藤摸瓜直撲到“守真照相館”。

捉姦捉出了驚天大案

　　載灃每天上朝的路徑很固定，刺客們為此制定了周密計畫。首先載灃本來必經鼓樓大街，不巧的是當時正在修路，結果載灃改道了。後來黃複生發現載灃必經煙袋斜街，可那條街上很難租到房子，無處隱蔽。最後，什刹海旁的甘水橋下就成為最佳的爆破地點。那地方當時三面環水，小石橋旁的大樹很粗，適合隱藏，樹旁還有一座荒廢的道觀，非常僻靜。

　　地方選好了，刺殺計畫迅速落實。黃複生、喻培倫負責埋炸藥，汪精衛負責引爆，陳璧君負責通風報信。炸彈威力巨大，當時沒有電話引爆這種高級技術，引爆者必死無疑。


　　萬萬沒想到，埋炸彈時出了問題。1910年4月2日淩晨，春寒料峭，革命者正埋得熱火朝天，突然發現有人在橋上窺探，隨後還叫來了員警和憲兵，仨人緊急撤離，可炸彈太沉沒能抱走，一起驚天大案就這樣敗露了。可笑的是，窺探者不是什麼便衣。一種說法是，一個準備捉姦的車夫，老婆三天沒回家，黑燈瞎火正四處找人，看到橋下黃複生抱著鐵罐子以為是抱著自己老婆。另一個說法是，一路人提著燈籠想在橋邊解手，看到橋下人影綽綽，以為是匪徒正在掩埋贓物，所以叫來員警

　　一生一死 毀譽殊途

　　炸彈沒埋成，喻培倫、陳璧君在汪精衛要求下返回日本，繼續籌款買炸藥。汪精衛、黃複生兩人則繼續留守，結果很快被軍警逮捕。

　　審訊時，汪、黃兩人爭當主謀想犧牲自己，汪精衛更是侃侃而談，受審時仍不忘宣傳革命思想。主管這起爆炸案的肅親王善耆親自看了黃、汪的供詞，對汪的才華尤為欣賞，加上清廷也怕引來更多革命黨抱著炸彈來報仇，於是攝政王聽從善耆的建議，改處死為永遠監禁。後來武昌起義爆發，汪、黃二人獲釋，受民眾夾道歡迎。

　　此處的另一個細節是，陳璧君、喻培倫當時已提前奔赴日本繼續採購炸藥去了，得知汪、黃被捕的消息，陳璧君情緒失控，對喻培倫大加指責。當時喻培倫沒有辯解，卻已埋下死志，他對好友吳玉章說：“誰怕死，將來的事實是會證明的。”1911年4月，喻培倫參加廣州起義，身背炸彈筐衝鋒在前，最後重傷被俘，受酷刑而死。臨刑前，這位炸彈專家慷慨激昂地宣稱：“學說是殺不了的，革命尤其殺不了！”

　　一生一死之間，毀譽就此殊途。死者如喻培倫，身背炸彈筐衝鋒的畫面，後來被定格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教材裡。生者如汪精衛，與自己的理想漸行漸遠，最終在抗日戰爭中投靠日本，成為民族罪人。這個曾經壯志滿懷的翩翩美少年，如今看其獄中詩作，不禁讓人扼腕歎息：“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中國已無淨土，犧牲盡我責任

　　“飛蛾撲火般的英勇，悲壯而無奈。”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韓毓海這樣形容辛亥前後慷慨赴死的志士仁人。
　　韓毓海說，當時很多自日本歸來的革命黨人領悟到，“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有這尚武精神。”於是，尚武成為當時的“潮流”，很多士人棄文從武。“除了尚武精神，這些革命黨人還帶有像古代武俠一般的江湖豪氣。”

　　同時韓毓海教授認為，之所以“暗殺成風”，這與當時的社會現狀和社會風氣密切相關。廣州起義、萍瀏醴起義、黃花崗起義……數次起義的失敗，使革命陷入低潮，大規模暴動被壓制，就會有人選擇有轟動效應的暗殺活動。“作為當時站在思想前沿的革命黨人，都看不到改變現狀的希望和手段，那麼玉石俱焚就是無奈又唯一的出路和解脫。”

　　“引用秋瑾的兩句詩：中國已無淨土，犧牲盡我責任。”韓毓海說，“當時很多革命党人心中都有兩個困惑：革命能解決現狀嗎？誰來革命呢？這在魯迅先生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體會到。而想到無路可走時，只有堅決而英勇地的赴死。”

　　至於覺醒，韓毓海說，可以說他們是覺醒了，但覺醒後卻陷入更難以解脫的民族危亡焦慮，所以無路可走；也可以說他們沒有覺醒，但他們不惜一腔熱血的英勇行為，終使後人覺醒，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鋪就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