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規模 「世界第二」的意義
Posted: Wed Feb 16, 2011 1:57 pm
中國經濟規模 「世界第二」的意義
日本內閣公布最新經濟數據，2010年名義本地生產總值（GDP）為5.4742萬億美元，較中國少約4000億美元，退居世界第三。這是日本雄據第二位42年，亦即自1968年以來，首次喪失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位置。
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規模約達5.8萬億美元，但較諸排名第一的美國逾14萬億之數，顯然仍有相當大距離。中國超越日本，其實與人口基數有很大關連。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的數據，2009年中國人均GDP是3566美元，排名世界第99位；日本則排名世界第16，人均GDP為39,573美元，為中國的10倍有餘，可見即使中國GDP規模超越日本，但「貧窮」仍然折磨不少中國人，尤其是農工階層。
工人生活一直沒有改善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去年底發表一篇討論文章〈中國的不平衡增長：究竟是利是弊？〉，其中一位論者Michael Pettis（卡內基亞洲專案駐北京的高級研究員）便強調，中國過於依賴「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及巨額貿易出超，大大降低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指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弱點。
另據科大鄭國漢教授聯同劉遵義、中國科學院陳錫康所作的一項研究，中國輸往美國的每1000美元出口，創造了0.1642人─年就業；但美國輸往中國的每1000美元出口，則創造了0.0098人─年就業。研究所顯示的結果，實在令人「氣餒」，因為數字反映了中國低工資、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狀。即使透過廉價勞動力，取得出口優勢，但出口產品附加值很低，工人的生活一直沒有改善。因此，只眼於經濟高速增長，而沒有顧及增長的優質性，即使GDP規模不斷膨脹，對基層人民的意義不大。
很明顯，勞動和社會保障不足，這些發展矛盾持續顯現；環境嚴重污染，說明生產者的大量生產成本不斷「外部化」，沒有納入私人生產的成本考慮和計算之中，為低工資和低產品價格提供了條件和空間；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民的土地權益經常受到侵犯；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民營化過程中，所出現的貪腐；從個人層面以至區域層面呈現的收入差距，貧富懸殊所激發的社會不滿，這些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粗放型」經濟成長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透過政改 助深化市場經濟改革
隨中國人口老化——截至2009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67億，佔總人口的12.5%，使這一項社會保障需求不斷增壓，日前，中國民政部公布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十二五」規劃（徵求意見稿）》，目標是到2015年，「形成制度完善、組織健全、規模適度、運營良好、服務優良、監管到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但GDP落在中國之後的日本，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已發展到非常成熟的地步了。
解決勞動、環境、養老、打擊腐敗、撕破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意味了生產成本上升，企業利潤減少，經濟增長速度減慢。但優化經濟增長結構，而非只眼於粗放型增長規模的擴大，最終必然觸及憲政和體制的核心改革問題，落實進一步清晰界定取得社會資源「競爭」的手段和規則。可以說，中國GDP晉身「世界第二」，其實意味優化增長結構的政治改革壓力不斷增強。很明顯，只有透過政治改革，才能為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提供堅實基礎。
陸錦榮﹕
日本內閣公布最新經濟數據，2010年名義本地生產總值（GDP）為5.4742萬億美元，較中國少約4000億美元，退居世界第三。這是日本雄據第二位42年，亦即自1968年以來，首次喪失了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位置。
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內生產總規模約達5.8萬億美元，但較諸排名第一的美國逾14萬億之數，顯然仍有相當大距離。中國超越日本，其實與人口基數有很大關連。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的數據，2009年中國人均GDP是3566美元，排名世界第99位；日本則排名世界第16，人均GDP為39,573美元，為中國的10倍有餘，可見即使中國GDP規模超越日本，但「貧窮」仍然折磨不少中國人，尤其是農工階層。
工人生活一直沒有改善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去年底發表一篇討論文章〈中國的不平衡增長：究竟是利是弊？〉，其中一位論者Michael Pettis（卡內基亞洲專案駐北京的高級研究員）便強調，中國過於依賴「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及巨額貿易出超，大大降低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指出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弱點。
另據科大鄭國漢教授聯同劉遵義、中國科學院陳錫康所作的一項研究，中國輸往美國的每1000美元出口，創造了0.1642人─年就業；但美國輸往中國的每1000美元出口，則創造了0.0098人─年就業。研究所顯示的結果，實在令人「氣餒」，因為數字反映了中國低工資、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狀。即使透過廉價勞動力，取得出口優勢，但出口產品附加值很低，工人的生活一直沒有改善。因此，只眼於經濟高速增長，而沒有顧及增長的優質性，即使GDP規模不斷膨脹，對基層人民的意義不大。
很明顯，勞動和社會保障不足，這些發展矛盾持續顯現；環境嚴重污染，說明生產者的大量生產成本不斷「外部化」，沒有納入私人生產的成本考慮和計算之中，為低工資和低產品價格提供了條件和空間；在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民的土地權益經常受到侵犯；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民營化過程中，所出現的貪腐；從個人層面以至區域層面呈現的收入差距，貧富懸殊所激發的社會不滿，這些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粗放型」經濟成長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透過政改 助深化市場經濟改革
隨中國人口老化——截至2009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1.67億，佔總人口的12.5%，使這一項社會保障需求不斷增壓，日前，中國民政部公布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十二五」規劃（徵求意見稿）》，目標是到2015年，「形成制度完善、組織健全、規模適度、運營良好、服務優良、監管到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但GDP落在中國之後的日本，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已發展到非常成熟的地步了。
解決勞動、環境、養老、打擊腐敗、撕破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意味了生產成本上升，企業利潤減少，經濟增長速度減慢。但優化經濟增長結構，而非只眼於粗放型增長規模的擴大，最終必然觸及憲政和體制的核心改革問題，落實進一步清晰界定取得社會資源「競爭」的手段和規則。可以說，中國GDP晉身「世界第二」，其實意味優化增長結構的政治改革壓力不斷增強。很明顯，只有透過政治改革，才能為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提供堅實基礎。
陸錦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