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論壇

梁：最佳特首人選 中港或存衝突

二○一七年或有首任普選特首，人選備受外界關注，特首梁振英接受海外傳媒訪問時說，香港的民主可能導致與北京產生衝突。他表示，中央和港人對於誰是領導香港的最佳人選，可能存在不同看法，這是一國兩制中需要處理的問題，又指北京或許偶然會拒絕香港選擇的官員，這說明北京亦有權拒絕任命由香港人選出的特首人選。

當選後首次訪問美國的梁振英，離開美國紐約前接受國際通訊社訪問時表示，一國兩制並非「自然形成」制度，需要進行管理，又坦承民主選舉是港人的普遍期望，這正是他要解決的關鍵問題之一。

政改時間表仍未決定
他指出，港府現時仍未決定政改時間表，要先進行諮詢，強調普選最終都會落實，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至於「佔領中環」行動，梁振英重申「佔領中環」明顯違法，政府會依法處理。

底線過界 撲朔迷離

港府最高層說，香港增加民主成分，可能導致跟中央產生衝突，可能導致中央拒絕任命港人選出的特首；又說北京過去曾拒絕接納特區提交的官員任命，說明北京有權拒絕任命港人選出的特首。這番話的後半部分是鋪陳已發生事實，沒有可以置疑的地方，但前半部分卻隱含着未來政改的重大方針轉向，一時間連許多建制派中人也搞不明白狀況，紛紛揣測這到底是否朝廷的最新立場？

左派的存疑不是沒道理的。在這次政改大戰中，朝廷雖然重提「愛國愛港」關卡，加置「兩個前提」閘門，劃設「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底線，對泛民參選特首諸多設限，對全面開放普選諸多保留，但始終沿着政改「循序漸進」這條線走，從未否定民主成分應該不斷擴大的原則。而且，按親中陣營一直領受的大精神，朝廷對這次政改仍是希望方案通過，希望落實有預選機制的一人一票普選，即仍希望一七年特首普選的莊嚴承諾能兌現，只是在速度快慢上、開放程度上、體制設計上跟泛民存在分歧而已。

可是，如果說香港增加民主成分，便可能導致跟中央產生衝突，可能導致中央拒絕任命港人選出的特首，那豈不是否定了民主？豈不是否定了政改？這牽涉到朝廷對今次政改的鬥爭立場及戰略定位，究竟港府是刻意發放訊息，測試民意，還是「講大咗」，不小心越過了朝廷的方針底線？

由點名鐵頭仁和「民主女神」不適宜當特首，到重提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在港澳執政；由預警香港繁榮安定離不開內地，到強調中央有權拒絕任命不喜歡的特首。這一切無非要製造輿論，為政改方案設置擠走泛民參選者搭建理論基調，但現在變了連增加民主成分也否定掉，難道言論火力太猛，激發更多人站在反對派一邊？難道不怕弄巧反拙，激發更多人「七一」上街？

王俞

事情沒辦好 說啥都沒用

北京一再強調「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這句話的背後含義非常豐富，然而問題也不少。

首先，人們會問，為甚麼「要確保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呢？為甚麼「別的」力量不能執政呢？皆因北京認為，只有「愛國愛港力量執政」，才是自己最放心、最安全的執政。在北京看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執政權是中央授予的，既然如此，也只有中央「有權」把這個執政權授予甚麼人、甚麼力量。中央有這個「權力」和「意識」，自然就產生了「確保」甚麼人、甚麼力量「執政香港」的想法。

有了這樣的權力和權力意識，甚麼人是「愛國愛港」的執政力量，當然也就由中央說了算，甚至連「愛國愛港」這個「說法」也是中央「創造」的。不過，這個問題相對複雜，頗有主觀性、隨意性，不像「權力來源」、「權力授予」那麼「憲法」、那麼「法律」、那麼「清晰」，不容討論。中央講的「愛國愛港」是一個政治概念和標準，在香港這個自由而多元的社會裏，不易被「統一」。當然，最後還是中央說了算，中央信任誰，認為誰聽話，誰就是可授予執政大權的「愛國愛港」力量。

接下來的問題更難辦，是中央的「權力意識」、「信任判斷」解決不了的，這就是中央確保了回歸十六年「愛國愛港力量執政」，卻沒有把香港的事情辦好，沒有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落實好，沒有讓香港經濟、民生提高，反而亂象紛呈，老百姓的日子愈過愈苦，香港社會各個方面愈來愈「大陸化」。香港人會問，這就是北京要「確保」的「愛國愛港力量」長期執政嗎？這樣的執政意義在哪裏呢？局面如此不濟，北京的「確保」之說怎能讓港人認同和支持呢？

柳扶風

林煥光倡2020廢功能組別

政府未諮詢先提方案 稱中央會同意考慮

政府仍未就政改諮詢公眾之際，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率先提出2020年普選立法會方案，建議全面取消功能組別，議席全由直選產生，當中三分之二議席以簡單多數票方法選出，其餘則維持現時比例代表制方式。他相信中央也會同意考慮取消功能組別，又說不認為功能組別才能保障商界利益。

三分之二席採簡單多數

林煥光昨接受民主黨劉慧卿主持的網台節目《議會內外》訪問，他認為現時特區政府施政困難，與立法會出現多個政黨，民主派、建制派分裂加劇，令政府施政更難達共識有關。他提出，要解決行政、立法的死結，立法會組成亦應有所轉變，包括三分之二議席以簡單多數票選出，三分之一是比例代表制。

林煥光在節目後說，立法會落實普選時，「不應該再有功能組別存在」，更表示相信中央也會同意考慮。他說，現實上要現有功能組別放棄固有利益，需要再游說，故2016年立法會選舉難以做到，但為了700萬人福祉，希望2020年可落實立法會普選，屆時特首又是普選產生，令行政、立法機構「共通」，有共同的選民授權基礎，改善現時的死結。

不認為功能組才保障商界

對於取消功能組別會否令議會走向民粹，林煥光表明「不認為功能組別選出的議員才能保障商界利益；直選的議員也非必然民粹」。他說，環顧其他地方，工商界利益也會有政黨保衛，如中間偏右的政黨，也會保障商界。

至於改變現行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方式，他解釋，若全由比例代表制選出議員，將令政黨分裂得很細，對政府施政不利，重大政策出台時難以落實。他的建議中，仍有三分之一議席以比例代表制選出，他說這樣能保障少數派不會被排擠，即使提出前衛政綱的候選人，也有機會當選。

工商界梁君彥：開放態度

工商界代表、經民聯主席梁君彥認為，今時今日功能組別仍有存在價值，但會持開放態度討論有關問題，期望政改能向前行。

認「辣招」會「殺錯良民」

林煥光在節目中被問到遏抑樓市的「辣招」得不到商界支持，他強調行會內已充分反映商界關注。他指辣招並非好選擇，承認有「殺錯良民」情，如外國商會要在香港買樓也須加重稅，辣招像「退燒藥也有副作用，但需要咬實牙關捱過去」，又指政府若不出招，日後樓市爆破下跌時將「更痛」。

佔中　反佔中　管治觀的分歧　


佔中在香港引起了爭議，而支持和反對佔中的分歧，可歸納為兩套管治觀之間的分歧，當中涉及法律、經濟、政治、中港關係、人的本質等多個層面。
法治
「反佔中」認為在任何情況下，法治所要求的就是官員及公民要守法，且法律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維持社會秩序。即使法律有不公義的部份，公民也只可透過合法的途徑去改變，無論那合法途徑本身是否合理。因此，任何違法的行為都是不合理的。換句話說，他們認為一些規定，只要是按既定程序制訂為法律的，那麼就不論其內容，作為法律本身就足以給予它向公民施加強制力的正當性（legitimacy），公民就當遵從。

佔中提出公民抗命的理念，是認為法治不單是「有法必依」，而是法律的內容也必須符合公義的要求。為了令法律符合公義，公民在一些條件下（合法途徑已失效、非暴力、自願承擔罪責）進行有限度的違法行為，去喚醒社會人士的關注，從而促使不公義的法律能改變過來。公民抗命的行為應被看為合理（justified）及符合法治的。他們所追求的法治是在「有法必依」之上，更要是「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

政治及經濟
「反佔中」認為經濟發展是香港的命脈所在，故任何影響香港經濟發展的都是錯誤的。因此，港人不應把精力浪費在政治的爭拗，而應集中在經濟建設。他們相信只要香港整體有好的經濟增長，每一個階層應也可分享得到經濟成果，民生就可改善，民怨也可消解。

佔中運動未必不同意經濟發展是重要的，但可能更看重一些超越物質的價值如公平和公義。他們認為即使香港整體有不錯的經濟增長，但普羅市民卻未必可以公平地分配到經濟成果。這是源自經濟資源的分配及再分配的決定，是不能脫離政治權力的分配。政治權力一日分配不公，經濟資源分配就不可能公平，結果貧富日益懸殊，令民怨更深。有了公平的政治權力分配制度，香港才有機會有可持續的發展。

中港關係
「反佔中」認為香港的發展是取決於中央政府的支持，故香港的政制發展必須考慮中央政府的顧慮。中央政府既擔憂特區政府會因政制發展，有可能被外國勢力利用，把香港變為反共基地，故政制發展應循序漸進，確保特區政府是長期由愛國者管治。再且，佔中這種非暴力行動的對抗性姿態，他們認為以中央政府最高領導人一向的管治文化，絕對不會受脅迫而讓步。他們更可能因這些行動而產生更大的戒心，令民主發展的步伐拖得更慢。

佔中不是要挑戰中央政府的主權和一國兩制的權威，但認為港人對政制發展應有更大的自主權。他們是基於香港本土的利益，而非受外國勢力所操控而進行此行動。他們也相信中央政府最高領導人是理性及有誠意去履行「普選」的承諾。現在提出公民抗命的行動可能是帶有一些對抗性，但他們希望透過一系列民主商討程序，能向中央政府顯明其訴求是理性、和平、温和及符合香港和中國長遠利益的。

人的本質
「反佔中」上述對法律、政治、經濟及中港關係的看法，其實對人的本質是有一些較悲觀的假設。他們似乎認為大部份人所看重的都是物質利益，考慮的主要是短期的影響，並相信人大都是自私自利的；佔中對人性是較樂觀的，相信人更看重超越物質的價值，考慮的會包括長期的影響，認為人是有能力超越自利，會有可能為共同的善作自我犧牲的。

在佔中，你會如何取態，所涉及的不單是「佔」與「不佔」的問題，其實是關乎更深層的價值及哲學。但兩者之間的分別，也未如想像中那麼大。充份考慮現實情況下，也不是不可能找到「佔中」與「反佔中」所能共同接受的解決方案，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誠意和創意去找尋這方案。

戴耀廷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徹底政改才能釜底抽薪 林煥光翻動阻路的石頭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倡議2020年廢除功能組別，同時提出調整選舉制度，改變立法會小黨單幫林立，就政策事務難以形成大多數共識的局面。這些建議或許未能全盤解開管治困局，但是林煥光知道政制小修小補無濟於事，必須動大手術；另外，功能組別是民主進程絆腳石，也是政治衝突的一個主要源頭，必須將之廢除，香港才有望扭轉管治困局，所以，林煥光的建議值得留意和討論，凝聚共識，使管治走上良性互動之途。

功能組別特權不可恃

商界須參政爭權保護利益

回歸之後，本港政制的先天缺陷，從特區政府的管治困局充分顯現出來，其中一個缺陷是政治特權扭曲了權力結構和運作，導致政治內耗，使香港在空轉中停滯不前，而功能組別就是政治特權的產物。少數人憑特權取得政治權力，主導議會，使得到廣大選民授權的民選議員的主張，未能透過議會程序體現，這種畸形權力結構，必然導致鬥爭不絕。近年立法會議事惡質化，固然與部分議員的作風有關，也是對議會不公平、不公義的反彈，另外，整體社會氛圍愈來愈偏激，與此亦有關。

中央一直堅持香港政制發展要循序漸進，然而功能組別的反民主實質，按理應該循序漸退，則政制發展才會循序漸進，但是歷次檢討，功能組別巍然不動，這是不少人質疑中央是否有誠意落實立法會議席普選的原因。林煥光未建議2016年逐步減少功能組別議席，而在2020年一次過廢除，就此，死攬政治特權的人或許會以「突變」為由而反對，昨日，循功能組別特權晉身議會的人，對林煥光的建議反應強烈，並提出所謂「優化」功能組別的改良辦法，他們戀棧特權的心態，可見一斑。

一般認為，功能組別代表商界利益，而普選產生的議員必會與商界利益有扞格，不過，證諸其他實施民主選舉的地方，這個劃分並不符合事實。問題在於商界是否願意透過公平民主的選舉掌握權力，保護利益。商界要認識到，靠特權維繫的權力不可恃，持續性成疑，過去10多年，商界享有特權而衍生的社會矛盾，是導致香港發展停滯不前的一個原因，所以，商界同時要認識到捨棄特權，在公平情下競逐權力，則營商環境才真正健康和可大可久。要做到這樣，商界可以組黨參政，或以支持政黨的方式找代理人等，方法很多，總之，由本港政治發展觀之，靠功能組別照顧商界利益的路會愈走愈窄，民主選舉才是大道。

回歸迄今，功能組別扭曲權力結構和運作，衍生了不正常政治生態，要使香港政局良性互動，功能組別必須退出，立法會全部議席經由普選產生，才可以修補這個缺陷，使議會在公平合理情下運作。

近年，立法會亂象頻生，主要與立法會組成零散有關。現在，立法會黨派林立，是建制派與民主派持續裂變的結果，由於政治勢力分得太細，對政府施政不利，特別是重大政策，在議會之內很難凝聚大多數共識，使政策難以落實。林煥光建議2020年廢除功能組別，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為免出現比例代表制使立法會的組成更零散，他建議改變選舉制度，三分之二議席以簡單多數票選出，三分之一由比例代表制選出，以保障少數派不會被排擠。

應藉調整行會職能

理順行政立法關係

立法會三分之二議席以簡單多數票原則產生，有助於培養少數幾個具規模政黨，他們成為議會主要骨幹力量之後，政府推銷政策，就有重點游說對象，有望加快施政效率。表面上，林煥光這個建議是解決管治困局的辦法，不過，他的建議未觸及行政及立法關係，因為屆時若不實施政黨政治，則立法會的主要政黨為何要配合政府施政？這是林煥光整個建議未解答的問題。

以香港面對的管治困局，政制檢討肯定不能局限於特首選舉辦法或立法會如何組成，必須全面檢討。例如，行政會議的組成和功能要與時俱進。目前，行政會議的保密原則和集體負責，窒礙了行政與立法的互動，即使是建制派行會成員，在尋求黨內同僚支持政府政策時，也因為這兩個原則影響了效用。若不實行政黨政治，則政府組織執政聯盟爭取落實政策，是唯一選擇，執政聯盟不但要在立法會佔大多數，各黨派也要有成員在行會，參與決定政策，若受制於保密原則，各黨派行會成員未能與黨內同僚分享信息，則爭取政黨人士支持政府施政會十分困難。所以適度調整行會保密原則，使執政聯盟可以操作，是政制發展必須觸及的問題。

當然，若看到政黨政治對本港的好處，落實推行，則除了完成民主化以外，一應政制配套問題也會一併解決，自然最理想，然而，中央能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讓香港政制有如此突破發展嗎？林煥光是行政會議召集人，是開明的建制中人，我們期望他提出廢除功能組別等建議之後，繼續努力，把握機會向中央陳情；我們亦期望政府盡快就全面改革政制開展有系統的討論，凝聚共識，為香港管治找到一條正確出路。

佔中是目的　不是手段

特首梁振英威嚇佔領中環運動不可能不犯法、不可能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健民回應，說最希望透過商討而非佔中達致政改共識，不犯法而完成這場運動。另一發起人戴耀廷說，以堵路方式公民抗命是手段，只要政府願意提出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不用走最後這一步。佔中第一次商討日亦有參加者表達這種看法，但我認為，運動應視佔中為目的，不是手段。

我並非唱反調，亦無減對佔中運動的支持。意見不一致，毋須大驚小怪，商討日的本意不就是讓參加者提出各種憂慮與建議嗎?

我的憂慮是佔中運動工作無限，時間有限。運動最大問題不是有多少人參加，而是社會上有多少人認同。民調顯示目前香港市民不支持佔中的比率較高，佔中如何發展成全民運動，說服公眾，解釋普選、飯碗與政府管治三者的關係，及公民抗命破釜沉舟的意義，是佔中運動的首要工作。

甚麼普選方案最好，可交由民間其他團體和政黨去討論，我亦不認為佔中參加者必須共同擁護單一方案；只要擁護同一看法，願意為自己心中的理想犧牲。

更重要是要有事在必行的心理準備，因為中央和特區政府不會輕易拿出一個真普選方案，如果佔中參加者過於樂觀，或抱着僥倖之心，時常想着佔中未必發生，自然不會做好準備，參加者若不顯示決心，其他市民亦不會認真看待這運動。以佔中為目的，是必須的心理質素。

余若薇
公民黨主席

港大民研：一國兩制信心淨值零分

李鵬飛料因普選設限 建制派質疑調查難入信

過去數月政改爭議升溫，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最新民調顯示，港人對港府及中央的信心指標全面下跌超過兩成，其中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更由3個月前的21個百分點急跌至零，是回歸以來新低。有時事評論員分析，港人對「一國兩制」失去信心，與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早前為普選設限有關；不過，有建制派則質疑港大民研別有用心，認為結果難令人置信。

梁振英﹕應多做基本法宣傳

特首梁振英昨晚回應表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香港落實得非常好」。他說，若有人覺得「一國兩制」落實得有問題，「我們應該做多一些有關《基本法》內容的宣傳，亦需要做多一些關於我們按照《基本法》來落實『一國兩制』必要性的宣傳」。

港府中央信任淨值 跌至負數

港大民研計劃本月10日至13日，以真實訪員通過電話訪問1055名市民對港府及中央的意見。調查發現，港人不信任港府的比率，較3個月前急增11個百分點至37%，是2003年底以來新高；特區政府的信任淨值（信任比率減去不信任比率）更跌至-5%，較3個月前急跌23百分點。

港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淨值，同樣由正數跌至負數，較3個月前急瀉25百分點至-20%，其中，不信任中央的比率更高達45%，是1997年2月以來新高。值得留意的是，分別各有47%受訪者相信及不相信「一國兩制」，意味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是零，是自回歸以來最低，首次錄得零，亦是1996年8月後首次錄得零，而不信任比率更是1994年以來的新高。

這個調查始於1993年中，近3年平均3個月做一次；在2010年前則是平均一年做5至6次。信心淨值出現零或以下，主要在1994年至1995年間，當時正值中英爭拗的時期。

前港區人大代表、時事評論員李鵬飛認為，港人對港府、中央及「一國兩制」信心全面下跌，主要與喬曉陽月前為普選設下框架的言論有關。他稱，中央不容「對抗中央」的人參選特首，引入篩選，反映中央只想「搵個傀儡」治港，難令港人接受，「港人的反應證明中央的思維在港行不通，你以為香港人很蠢？」他相信今年七一將觸發更多人上街，又表示港人對港府及中央的不信任「未見底」。

陳健民﹕中央高調介入香港 適得其反

「佔領中環」發起人、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說，過去數月有關政改的爭拗，梁振英一直保持沉默，又或是出言指佔中「不可能不犯法」，令港人覺得港府不但未能做到與中央之間的溝通橋樑，更已傾向中央，令人對「一國兩制」失信心。

他分析，港人過去對中央的信任甚至比對港府的還要高，但中央2003年後高調介入香港事務，卻令港人失去信心，「中央以為可穩定局面，卻適得其反」。

不過，民建聯葉國謙則認為，目前難以想像有任何原因引致這調查結果。他表示，若是因為喬曉陽的講話，會感到好可悲，「中央只是正確解讀『一國兩制』的原意，如果這樣做就令人不信『一國兩制」，會影響香港真正的繁榮」。

方志恒﹕「港人治港」如何走下去？

1984年4月，英國外相賀維訪問北京，在人民大會堂與鄧小平會面。兩人敲定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框架，英國在香港的殖民統治，正式進入倒數階段。

英國全面撤出的消息公布後，香港社會人心惶惶。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在中英之間匆忙奔走，先是跑到倫敦，然後又轉到北京，向兩國政府反映港人的憂慮和訴求。其中，鄧小平在接見兩局代表鍾士元、鄧蓮如及利國偉時，重申「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的對港政策，但同時拋下了這一句說話：

「港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

30年後的今天，這一句說話恍如不散的幽靈，再次在維多利亞港的上空徘徊。

上星期，梁振英在紐約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提到香港實行普選可能會引發中港衝突，因北京有權拒絕任命港人選出的特首。梁振英上台後，一直被指玩弄「語言偽術」，這一番說話倒是坦率地點出了政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觸動「港人治港」的核心矛盾

回歸後的兩次政制改革（2005及2010年），主戰場都在立法會選舉，爭議焦點在於如何增加立法會的民主成分（區議會間選、超級區議員方案），特首選舉應該如何改革，一直不是各方討論焦點——反正特首選委會是800人、1200人還是1600人，都不會改變其小圈子選舉本質，遑論影響北京在香港的管治權。

換言之，我們雖然經歷了兩次政改爭議，卻從未有真正觸動何謂「港人治港」的核心政制矛盾：「港人治港」到底是由什麼人來治港？「港人治港」應否設有界線？「港人治港」的界線是什麼？又由誰來劃定這條界線？

今回政改之爭，各方將無法再迴避上述的核心問題——因為主要戰場已經轉移到2017特首普選，2016立法會選舉改革幾乎無人理會。

兩套「港人治港」觀念直接衝突

一直以來，北京心目中的「港人治港」都有一條界線，官方的說法是「愛國者治港」，說穿了就是特首需擔當北京的忠誠代理人，代表中央在香港行使管治權。

今回政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在於如何劃定「港人治港」的界線與範圍：「港人治港」應否有「愛國者治港」這一條界線？若然要劃出一條界線，到底是由北京、提名委員會、還是香港選民來劃線？任何特首普選方案的具體設計，都必須放在這個框架來討論，否則只是抓不核心的泛泛之談。

顯而易見，北京堅持「港人治港」必須維持「愛國者治港」的界線，並且是由北京來決定如何劃線，因此喬曉陽才會以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身分，公開強調絕不允許與中央對抗的人擔任特首，並提出由提名委員把關審核特首候選人，中央必要時亦可拒絕任命普選產生的特首。另一方面，不少香港巿民也並非完全否定「港人治港」應有一定界線，卻大多認為應該交由香港選民來劃線，而不是將決定權交予提名委員會或北京領導人。

北京與港人對「港人治港」的理解南轅北轍，要橫跨二者之間的鴻溝，找出一套雙方都能夠接受的共識，本來已經近乎是不可能。不幸地，近年北京對港政策日趨強硬，十八大後北京不斷強調要維護好中央權力（例如特首述職及報告制度化、抓好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等等），中央領導人顯然正在進一步收緊、而不是鬆動「港人治港」的界線；同時間，香港本土意識抬頭，自治呼聲高唱入雲，港人對北京的干預日益抗拒，部分新世代甚至從根本上否定任何對「港人治港」的設限——中港之間的政治差距日益擴大，正在把任何僅餘的政改妥協空間迅速擠掉。而隨政改之爭進一步白熱化，兩套「港人治港」觀念必然會全面衝突，並將社會推向嚴重撕裂以至暴亂邊緣。

30年前，中英協定將香港歸還大陸，卻透過拖延實行特首普選，將「港人治港」的內涵空洞化。30年後的今天，特首普選已經無法再迴避，北京及香港人都必須直接面對如何定義「港人治港」的核心問題。

「港人治港」最終要往何處去？這是今回政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愛港之聲擬組萬人守護中環

愛港之聲繼泛民元旦遊行時舉行嘉年華會，今年七一下午又準備於尖沙嘴文化中心舉辦嘉年華會，表明與七一遊行分庭抗禮。而佔領中環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愛港之聲表明將於未來1年組織1萬人「守護中環」，與佔中對抗，稱「香港人忍了15年，豈料泛民變本加厲，要阻止他們搞禍香港」。

愛港之聲昨舉行記者會，宣布將於七一下午3時至6時，在尖沙嘴文化中心外舉行嘉年華會，屆時安排銀樂隊、花式單車等表演，全為學校、團體義務演出，場租、音響等總開支約6萬至7萬元，預計將有1000人參與，已獲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

七一尖沙嘴辦嘉年華

屆時嘉年華會尾聲，愛港之聲將會進行「護港行動」誓師大會，宣布未來1年將落實多項行動，抗衡佔中「無法無天、違法亂紀」，包括印製100萬個反佔中襟章免費派發；要求教育局巡視學校，不容學校舉辦違法亂紀活動；成立「監察佔中行動組」，蒐集違法活動資料並向警方舉報；以及組織萬人守護中環，與佔中對抗。

派100萬個反佔中襟章

愛港之聲召集人高達斌稱，回歸日值得慶祝及與眾同樂，過往建制團體與泛民分開表達訴求，自愛港之聲今年元旦遊行時舉行嘉年華會，建制派才敢同一時間舉辦活動，批評它們「要有人做爛頭卒，無地雷先行……夠膽就應該分庭抗禮」。

高達斌不肯透露萬人守護中環詳情，稱是「軍事機密……同人打交唔會話捅你心口」，若透露別人便懂得防範，只強調行動不會違法，「否則只是一丘之貉」。他相信800名會員均會參與，又會透過同鄉會、宗親會等團體招募人手，「1萬人好濕碎」，強調「佢（佔中）有幾大規模，我就有幾大規模」。行動組織部長陳廣文則指出，會透過網站及擺街站招募人手。愛港之聲又計劃下月8日與教育局會面，高達斌指學校不可教授違法事情，「小朋友思想未成熟，老師說對就是對」。

強調行動不會違法

佔中發起人朱耀明表示，各派目標均為爭取2017年普選，現時政改諮詢迫在眉睫，並非凝聚反對佔中力量，「（反對佔中者）有咁多精神、金錢，倒不如逼政府提出政改諮詢」，直言反對聲音是「捉錯用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