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論壇

英國神父麥克勞德多年前花400英鎊的買來的這幅畫，經鑒定價值40萬英鎊。

　　中新網12月30日電 據外媒報導，英國一名神父多年前花400英鎊，在古董店買下一幅肖像畫。他最近將這幅畫帶到一個鑒寶節目做鑒定，結果竟發現該畫是英國國王查理一世時期宮廷首席畫家范•戴克爵士的真跡，估價達40萬英鎊。

　　報導稱，英國神父麥克勞德多年前花400英鎊在古董店買下一幅畫框精美的肖像畫。他最近將這幅畫帶到一個鑒寶節目做鑒定，節目女主持布魯斯憑直覺認為畫作可能出自范•戴克手筆。

　　畫作經修復後，研究范•戴克的權威專家鑒定證實是大師真跡，成為該節目播映36年來鑒定價格最高的畫作。

　　范•戴克是17世紀比利時畫家，該畫作描繪了布魯塞爾一名法官，畫作可能是為1634年一組巨作而準備。儘管主畫1695年已摧毀，這幅小型肖像畫卻流傳至今。麥克勞德打算賣掉畫作，籌錢為教堂購置新鐘。

零距離賞徐悲鴻名畫

屯門巿廣場最近同徐悲鴻藝術委員會合作，本月13日至下月16日舉行「福駿齊來——徐悲鴻藝術珍藏展」，畀巿民免費欣賞中國著名國畫大師徐悲鴻價值連城嘅作品。委員會理事陳東林話呀，徐悲鴻畫展過去喺海外展出，全部喺藝術館舉行，今次首度喺商場搞，畀巿民近距離睇。展出作品中，有五幅係徐悲鴻夫人廖靜文多年珍藏，首度公開展出，包括1940年徐悲鴻替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素描嘅《印度詩聖泰戈爾》，以及《女仕》、《印度青年》、《印度男人》，以至徐悲鴻最擅長嘅《馬──悲鴻漫筆》冊頁。其他展品仲有徐悲鴻父親同兒子嘅畫作，亦係首次三代同堂展出。

河北發現乾隆年代地契 (12:48)

新華社報道，河北發現258年前清朝乾隆年代地契。

報道稱，河北省廣平縣北賀莊村一村民在拆除自家一座有60餘年歷史的老屋時，發現了用油紙包裹的清代至民國的地契8張。這些地契保存完好，其中年代最久遠的為清乾隆二十一年的官契一張，距今已有258年歷史。當地文物工作人員說，這些地契相當於一部活的歷史書，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

這8張地契分別為清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官契1張，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官契1張，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官契1張，民國三年帶有印花稅票一版1張（蓋有廣平縣印），民國十一年4張（蓋有廣平縣南關鄉人民政府印）。

由於數量較少和不可複製的特徵，地契在收藏品類中愈顯珍貴。這次在廣平縣發現的8張地契，由於當時做了防潮措施，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來。廣平縣文保所工作人員表示，這些地契尺寸大，紙質特殊，帶有官印，在形式上非常漂亮，所反映的內容相當豐富，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較高。目前這些珍貴的地契已被廣平縣文物保管所妥善保管。

（新華社）

大作变小

　　当代艺术素来偏爱大尺寸，尺寸与意义直接相关，视觉冲击比观念更有价值。作品非要做得顶天立地才算当代，艺术家被史诗巨作累得够呛。物极必反，未来省时省力省料的小作品将成为新的流行。刘野、张晓刚等艺术家都越画越小，以超大型雕塑闻名的隋建国也只做拳头大的泥塑了。更小的尺寸适合的空间和场合更多了，价格也才是大作的几分之一，利于销售，适于收藏。

　　而就艺术表现而言，小作品偏向西方古典风格，或者如莫兰迪创建一套属于自己的小画审美系统，总之需要极其精致才算得上好。画幅虽小，对艺术家的考验一点都不小，更能在方寸之地展示水平。另外，别以为小画没有升值潜力，一幅95cm×90cm的里希特(Gerhard Richter)2008年就值1亿元人民币了。

　　徐悲鴻寫實主義藝術的傳承與演進
2014年01月16日 17:40


近代以來的中國畫壇，最具影響力的畫家當屬徐悲鴻先生無疑。徐悲鴻先生對於中國繪畫藝術的貢獻，在於他創立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新寫實主義繪畫藝術體系，從而一改宋代以後幾百年間中國畫壇陳陳相因的頹靡之風。這是近代以來中國繪畫藝術領域乃至社會文化領域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大事件——“中國民族文藝復興運動”由此開啟。

　　徐悲鴻先生的貢獻還在於，他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來師徒相授的傳統美術教育模式，創立了中國的現代美術教育體系，從而確保了繪畫藝術人才培養的可持續性，造就了今天的藝術繁榮。事實的確如此，當今活躍在畫壇的中國畫家，絕大多數出自這一體系。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更是成為了徐悲鴻先生之後“中國民族文藝復興運動”的骨幹力量，推動了徐悲鴻先生肇始的“中國民族文藝復興運動”繼續向前發展。本文介紹的幾位畫家，就是其中不同時期的代表性人物。

　　戴澤，徐悲鴻先生的入室弟子，徐悲鴻之後中國寫實主義繪畫藝術的領軍人物之一，著名畫家，中央美術學院資深教授，中央美術學院徐悲鴻畫室導師。
　　戴澤祖籍四川雲陽，1922年出生於日本京都，1942年入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師從徐悲鴻、呂斯百、傅抱石、黃顯之、秦宣夫、謝稚柳、陳之佛等名家。1946年戴澤于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畢業後，受徐悲鴻先生邀請，赴北平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任教。與戴澤同時期在北平國立藝專任教的有齊白石、吳作人、李苦禪、艾中信、李斛、宗其香、康壽山等名家。

　　戴澤忠實地繼承了徐悲鴻先生的繪畫技法，融進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形成了強烈厚重的個人風格。他以油畫著稱，藝術造詣深湛，當今中國畫壇能出其右者寥寥。油畫《奚我後》是徐悲鴻先生創作的中國油畫巨作。1953年徐悲鴻先生去世後，中央美院舉辦徐悲鴻遺作展時，該幅作品由於保存不善，整塊畫布已經腐朽不堪，畫面油彩嚴重脫落，幾乎已經看不清楚作品的本來面目了。經戴澤修復後，完整準確地再現了徐悲鴻先生作品原貌，順利趕上了徐悲鴻遺作展。在後來出版的畫冊上也都採用了經戴澤修復後的《奚我後》。1982年徐悲鴻紀念館新館建成後，戴澤再次承擔了“文革”期間損毀的《奚我後》的修復。這段往事，見證了戴澤的藝術功力。

　　在藝術創作中，戴澤一向遵循寫實主義創作原則，他的藝術觀是“自然高於一切”。為此，他幾十年如一日堅持深入生活，深入實際，寫生創作的足跡遍佈工廠、農村、建設工地、雪域高原、抗美援朝戰場，因此，他的作品中充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和厚重的人文主義精神，體現了藝術家對生活的思考。
　　戴澤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歷史畫、風景畫、人物畫、靜物畫均有創作，並且表現出了高超的藝術造詣。戴澤早年描寫農村生活的油畫《農民小組會》《牧民會》和《馬車》等，人物形象質樸、真實；他的大型歷史畫創作如《淝水之戰》《義和團》《南昌起義》等，顯示出他很強的處理大幅構圖的本領；他的肖像畫如《畫家徐悲鴻》《植物學家蔡希陶》《陳碧茵像》《雕塑家曾竹韶》《老漢》《毛澤東與廖承志》等形神兼備，從人物的瞬間動作可見其性格。他的風景畫有強烈的抒情意味，靜物畫則質感和空間感都很到位。

　　戴澤對彩墨畫也有很高的造詣。他的彩墨畫是在很好的素描造型基礎上敷上濃郁的色彩，別具風韻。

　　戴澤曾於1994年應邀在紐約“東方文化中心”舉辦個人畫展。早年作品曾赴蘇聯、民主德國、波蘭等國出展。他1950年創作的《和平簽名》曾印製在民主德國小學課本上。他創作的現實題材油畫《勝利的行列》、歷史題材油畫《義和團》《張獻忠》《廊坊大捷》《太平軍大敗洋槍隊》等多幅作品被國家博物館收藏。《金銀花》《紫薇》等作品被中國美術館收藏。另有多幅作品被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美院美術館、北京新文化紀念館、龍美術館等機構收藏。

　　楊先讓，新中國第一代寫實主義繪畫藝術家，中國當代新興版畫藝術領域的領軍人物。曾任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系主任、教授，中國美術家協會版畫藝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間美術學會常務副會長。

　　楊先讓是一位極具個性與創造精神的藝術家，他的藝術生涯極具傳奇色彩。1952年，在中央美院師從徐悲鴻先生學習油畫的楊先讓，卻以一幅反映農村生活題材的木刻版畫作品《出圈》參加了當年舉辦的全國青年美術展，由此開啟了半個世紀的版畫創作。楊先讓的版畫作品內容豐富，題材廣泛，在表達出自己豐富的人文主義精神訴求的同時，具有了鮮明的時代感。他的以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為題材創作的作品如《貼心人》《雨過天晴》《懷念周總理》《實事求是》等，以藝術的形式記錄了共和國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他以日常生活為題材創作的作品如《夢》《夏日》《吻》《三貓圖》《新宅》等，忠實地記錄了那一時期社會生活的變遷。所以，他成為了社會和時代的忠實寫真者，他的作品也因此具有了非凡的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

　　楊先讓的版畫構圖奇特，線條洗練，具有強烈的個性風格。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畫好壞不說，但必須與別人拉開距離，堅持自己的‘這一個’，而不是‘那一些’。我藐視藝術上的‘大路貨’。”

　　中國版畫協會主席李樺先生這樣評價楊先讓的版畫：“他用鋒利的刻刀在堅硬的木版上面細緻地刻畫所聞和所見的新生活。他滿腔熱情地深入到人民中間，去理解和熟悉一切新生事物，培育出自靈魂深處的感情，然後通過構思與構圖，用縝密的木刻刀法、強烈的黑白對比，傳達出他的思想和藝術意境。他的作品是富有藝術感染力的。他在創作上巧用對比、烘托、諷喻、含蓄等藝術手法，使內容與形式協調和諧，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正是因為楊先讓繪畫作品中蘊含著強烈的時代感、豐富的人文主義情懷和強烈的個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其作品被中國美術館、巴黎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等多家世界頂級博物館收藏。

　　楊先讓的另一個卓越貢獻是對中國民間藝術的搶救、發掘和保護。1986年至1989年，4年時間裡，他率領女兒楊陽和一幫教授、研究生，扛著攝像機、答錄機、照相機、畫夾，14次出入黃河流域，潛心考察民間藝術，足跡踏遍了黃河流域的青海、甘肅、陝西、寧夏、山西、河南、河北、山東8個省，考察隊歷盡曲折艱苦，走訪了上千位民間藝人，搜集到1000多件民間藝術品，創作完成了《黃河十四走——20世紀80年代黃河流域民間藝術田野考察報告》和中英文版的《中國鄉土藝術》。“黃河十四走”的成果後來以“中國黃河民間藝術大展”的名義在美國展出時，引起轟動，被稱為“一股中國民間藝術的旋風”。

　　1993年，楊先讓旅居美國，在從事文化藝術交流活動的同時，憑藉厚實的藝術底蘊另闢蹊徑，創造出一種新藝術樣式——“彩繪”。作品中，他以“遊子鄉情”和“異國風光”為主要題材，巧妙地把油畫的光影色彩、國畫的筆墨情趣、版畫的簡練概括、民間藝術的樸素真摯糅合在一起，為中國繪畫開創了更多元的藝術體系。

　　彭世強是一位有著厚重傳統文化底蘊和深邃歷史學養的當代中國畫家、書法家，徐悲鴻先生的第三代傳人。他是當代中國畫壇少有的多能型畫家，漆畫、油畫、版畫、水彩、水粉、水墨、書法皆能，尤令人稱道的是以京西明清古村落川底下村為題材的系列彩墨畫作品，堪稱當代中國寫實主義彩墨畫中難得的藝術珍品。作品創作過程中，他借鑒了元代著名畫家黃公望創作《富春山居圖》的成功經驗，又吸取了法國畫家洛倫和英國畫家透納的西方古典主義繪畫技法的精粹，由書入畫，把色彩融進畫面，散點、焦點並用，色墨交融，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作品中，既有《富春山居圖》的那種古樸典雅，又多出了幾分現代感。

　　彭世強的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他數十年如一日踐行先師徐悲鴻先生的美術革新宏旨，堅持探索中西方繪畫的融合之道，正如他的座右銘所示：古為今用，洋為中用，中西合璧，開拓前行。《伏爾加河頌》就是真實寫照。此作是他用色墨結合中西合璧方法創作完成的一幅長卷，作品內容豐富，形象多樣，畫面充滿時代語言，充分體現了畫家高深的綜合修養和很強的綜合表現能力，是畫家運用中西合璧畫法的典範。

　　近年來，彭世強又將北京皇家園林、北京民居、北京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現代景區、建築等題材納入了創作。相信作為一個畫歷史、畫文化、畫前進、畫發展的寫實主義畫家，彭世強會有更精彩的作品問世。

　　韓學軍為徐悲鴻先生的第四代弟子，著名青年油畫家。1991年考入天津美術學院油畫系，1995年畢業後從事獨立藝術創作。

　　他是一位有深刻思想的藝術家，在他看來，繪畫的最高境界在似與不似之間，期間的難點在於寫實與寫意的整合。做人的最高境界則是內在與外在兼修，否則人格就不會完全整合，就會產生分裂。

　　韓學軍以人物畫創作著稱，作品如《山鷹》《康巴漢子》《百姓》《維吾爾少女》《信》《留住永恆的美麗》等等，都表現出了高超的藝術造詣，人物形象鮮活、質樸真誠而又不失輝煌壯麗，充滿了生命力度，無論視覺還是精神都具有強烈的衝擊力與震撼力。

　　“歐洲繪畫之父”喬托等大師們引領的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造就了一批傑出的藝術家，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成為人類文化的寶貴財富。而“中國近代繪畫之父”徐悲鴻大師引領的中國民族文藝復興運動，同樣也造就了一批傑出的藝術家，湧現出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也同樣是寶貴的文化財富。

慈禧生前最後一幅油畫像：非寫實更年輕
2014年01月01日 11:54:21

頤和園中珍藏著一幅存世108年的慈禧太后油畫像，也是慈禧生前最後一幅油畫像。這張畫像的作者是荷蘭人胡博•華士，他是唯一一位為慈禧太后畫像的外國男畫師。

　　華士被邀來京畫像

　　1899年在北京期間，經外國使節推薦，肖像油畫家華士為慶親王奕劻，權臣袁世凱、李鴻章等進行了畫像。其實，他真正的目的是爭取為光緒帝和慈禧太后畫像，但最終沒能實現。

　　1905年6月，華士再次來到北京，為慈禧太后畫像是他此行的目的。原來慈禧無意中看到了他為奕劻的畫像，非常滿意。遠在美國的華士接到了中國使館發來的邀請電報，並要求他在回電中注明報價。6月12日，華士來到北京，大清官員伍廷芳與他的會面只持續了幾分鐘。伍廷芳用流利的英語告訴他，他提出的價格已被接受(據當時的荷蘭外交官威廉回憶，華士收取了中國政府13000銀泰勒作為報酬)，並約定好從次日起連續畫四天。

　　畫像的地點定在西苑。在去畫像前，華士通過使館找到了一張慈禧的照片，並在畫布上反復練習。農曆6月19日的前夜，華士把所有的畫具包好，包括他的照相設備。但遺憾的是，至今也未發現過現場拍下的照片。

　　被慈禧容貌所打動

　　華士初見慈禧時，佩戴了他所有的裝飾來到御苑，上了一艘等在那裡的船。當華士下船時，伍廷芳嚴肅地對他說：你現在就處在禁地之中。
　　華士第一次看到慈禧，是透過皇家殿堂的窗戶。他看到，兩個小太監舉著兩把巨大的蒲扇，八名太監抬著一把黃金座椅，慈禧威嚴地坐在椅子上。
　　大約過了15分鐘，他被帶進宮殿，並開始畫像。雖然之前見過慈禧的照片，但他還是被慈禧的容貌所打動：“坐得筆直，顯示出極大意志力。她面容親切美麗，流露出強硬堅定的意志，我立即就喜歡上了她。”

　　慈禧笑著說：Very Good

　　第一次的繪畫，華士認真地進行了頭部小樣的繪畫，直至有人傳諭皇太后累了需要休息，畫像才告一段落。慈禧離去後，華士繼續描畫寶座和陳設背景。

　　第二天，華士如期來到現場，慈禧已等在那裡。歷時45分鐘後，她讓伍廷芳傳譯，不要眼睛上下和鼻子處的陰影，眼睛要加大，嘴唇要豐滿，嘴角要向上，眉毛要直，華士這才明白太后不要寫實的肖像，而且必須按她的意願去作畫。

　　第三天，華士帶著新繪畫的頭像小樣進宮了。小樣得到了皇太后、載振和伍廷芳的贊許，但皇太后還是提出，眼睛還需要向上睜開些，眼角尖小些。

近現代大家或將出現新的高點

　　風向理由：近現代十二大家(齊白石、張大千、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鴻、黃胄、黃賓虹、潘天壽、林風眠、石魯、陸儼少、蔣兆和)中的六人已經身處億元俱樂部，市場與拍賣公司下一步的挖掘對象將有可能是其餘潘天壽、石魯、陸儼少、黃賓虹、蔣兆和、林風眠等六人。當然，略遜一籌的謝稚柳、吳湖帆也同樣讓人充滿了期待。

　　在市場處於調整期之時，依然有很多畫家的作品創下了個人成交額新高，這也印證了 “精品就會產生精品價”的真理。高價的作品往往是首次露面的“生貨”，這也透露給藏家一個資訊：“慧眼識珠”在天價頻出的時代依然奏效，“好”字是基礎，“少”字更是高招，有眼力的藏家應該放下包袱，不要過多地盯住“黃胄的驢、徐悲鴻的馬、齊白石的蝦、李可染的牛”這些婦孺皆知的“規律”，要去深入挖掘畫家看似不太擅長的題材，龔賢的書法、溥心畬的鴿子就是個明證。正如資深藏家劉健誠所說：“民國以前的畫家都是多面手，更不會把自己變成個‘畫驢、畫馬’的專業戶，文征明與沈周的花鳥、徐渭與龔賢的書法、傅抱石與李可染的人物、周思聰的殘荷其實毫不遜色於他們所謂的‘主項’。”

　
徐悲鴻畫展亮相

2012年5月16日，由徐悲鴻紀念館、廣州藝術博物院、徐悲鴻藝術研究院共同主辦的藝術巨匠徐悲鴻及弟子師生聯展隆重開幕，此次畫展展出了徐悲鴻不同時期創作的作品60幅，世界聞名的《奔馬》、副本曾拍出1.71億元的《巴人汲水圖》等名作都有展出。繼2000年的徐悲鴻個展後，時隔12年其作品再現羊城，同時還彙集了徐悲鴻第一代弟子和第二代、第三代弟子的作品，引起本地美術界的熱烈反響。廣州市民，終又有機會近距離欣賞到被譽為“中國近代繪畫之父”徐悲鴻的名作。開幕式當天，南方日報記者對徐悲鴻之子、徐悲鴻紀念館館長徐慶平進行了採訪。

　　創作生涯

　　受過的苦不亞于任何藝術家

　　南方日報：徐悲鴻先生以馬為題材的畫作特別多，為什麼他對畫馬情有獨鍾？

　　徐慶平：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來中國歷代畫家都有畫馬的傳統，像北宋李公麟、元代的趙孟頫、明代的仇英、清代的義大利人郎世寧都是喜歡畫馬，郎世寧當了清朝兩代的宮廷畫師，只不過他用的是中國的水墨、西方的畫法。到了父親這一代，喜歡畫馬在很大程度上和他的性格有關。

　　他在歐洲苦學8年，在法國巴黎找真正繼承歐洲優秀傳統最優秀的畫家學習，並師從世界最有名的動物解剖學教授。在巴黎美院的時候，他的成績非常優秀。中國最早教學用的一個馬的結構石膏模型，是他從國外小心翼翼抱回來的。在中央美院他也讓全校學生考動物解剖，他的馬有很深的時代感，例如《奔馬》。這是在馬來西亞檳榔嶼聽到日本人再次攻打長沙時畫的，可謂憂心如焚，這匹馬融入了他全部的激情，不僅僅是馬，也代表民族，代表他的激情。他的馬都是孤獨的、悲憤的、在荒原大漠的。同時，他用大寫意的手法畫馬和歷代的勾線方法不一樣，他畫的都是戰馬、野馬，在荒原大漠上奔跑，只用大的墨塊、幾筆就完成了，這種畫法都是他獨創的。

　　南方日報：徐先生最艱苦的時候是什麼情況？有過賣畫的生涯嗎？

　　徐慶平：他在最困難的時候在上海想找個半工半讀的機會，當時商務印書館想要個畫插圖的，他從老家跑到上海，但人家嫌棄他年紀太小，沒有經驗，當時他把行李衣服都當掉，甚至跑到黃浦江邊想到投河自盡，最後他想到一句話，“人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仍能自拔，方不為懦”。在他最困難的時候，他曾經畫了一張畫給上海市美術館，主持的就是嶺南派的兩位大師高劍父、高奇峰，當時徐悲鴻寄給他們一張馬的畫作，“二高”回信說，“古代人畫馬也沒有能超過你”，這給他非常大的鼓勵。同時，高劍父兄弟要他再畫4張仕女，但當時他身上只有4個銅板可以買4個飯團，但四張畫完要一個星期，他就每天起來買一個充饑，畫畫，到了第五、六天沒有吃飯就只能餓肚子，後來他去世跟年輕時候吃得太多苦、身體不好有關。

　　南方日報：這一場展覽的作品是怎樣挑選的？似乎每個門類都有他的畫作？

　　徐慶平：他的作品非常豐富，與其他畫家一般擅長、專攻某個繪畫門類不同，他素描、油、國畫全都畫，而且都達到了令人讚歎的程度。中國畫裡山水、人物、花鳥也全畫，同時他對學生也是這樣要求，他教育思想的核心要苦練素描的基本功，功力達到了基礎以後還要學習畫十種樹木、十種花卉、十種動物，這樣你遇到任何情況都不會束手無策。

　　一般的畫家應酬挺多，拿畫送人是中國的一大特點，他也畫應酬畫，但是他認為得意的畫都留在了自己身邊。他去世的時候，留在身邊的作品是1200件，他一輩子沒有進過銀行，沒存過錢，一輩子所有的錢都買了書畫，收藏的2400件都是中國的國寶，在他去世的當天，我母親把他全部捐給了國家。

　　南方日報：您認為中國畫在世界上的藝術地位現在如何？

　　徐慶平：現徐悲鴻畫展亮相
在全世界都有研究他，特別是國外對中國藝術的關注也在提高，2006年我曾經看過一個騰沖的朋友拿著《參考消息》裡面有篇美國的文章說到，“中國畫家徐悲鴻近年連連打破中國畫拍賣的世界紀錄，從整體上抬高了中國繪畫拍賣的價格。”這個漲勢連我們都覺得驚人，2005~2006年他有3張油畫拍賣，《愚公移山》的稿本拍了3000萬，幾個月之後，香港佳士得拍他在巴黎畫的《奴隸與獅》拍了5800萬港幣，第三張就是蘇富比拍的《放下你的鞭子》拍了7200萬港幣，把中國畫一下子從幾百萬元抬到了7000多萬港幣。我估計到了今年，世界藝術品一半以上都是中國的。中國的國力讓中國畫令人刮目相看，父親如果活到今天看到中國藝術有這樣的地位，應該是非常欣慰的。
　　造假之風

　　某人收藏幾百張畫無一真跡

　　南方日報：之前徐先生的《巴人汲水》在北京瀚海拍出了1.7億元的高價，您如何看當時在市場上中國畫拍出的如此天價？

　　徐慶平：這張畫是在他學生課堂上畫的，當時沒有打稿子一氣呵成，在重慶展覽的時候一位印度公使看到以後一定要買，他只好就又畫了一張給那個印度人。中國解放的時候那個公使把它賣了，第一次《巴人汲水》拍賣的時候，有人懷疑它是假的，“真的在徐悲鴻紀念館呢！” 雖然我後來和母親做了說明這張畫的來由，但畢竟假畫的傳言還是造成了影響。當時只拍了80萬元，但後來第二次拿出來就拍了800萬元，第三次的時候就已經到了1.7億元。

　　在保利拍賣的那張《九州無事樂耕耘》是給郭沫若先生畫的，當時他們在重慶反內戰反獨裁的申明上簽名，都是參與建國的民主人士，解放以後郭老做了副總理，分了個房子就是現在是郭沫若的紀念館，裡面有個很大的會客室，我父親就畫了這張畫。前些年保利拍賣了2.6億元，在2011年時全世界最貴的十張畫之一。

　　南方日報：您如何看待後人對徐先生畫作的一些造假行為？

　　徐慶平：其實不只是中國畫的造假，法國也專門有人造梵古的假畫，像後來流傳的倫勃朗的《戴金盔的人》、《大衛在掃羅前彈豎琴》這兩張頂尖作品都說不是他畫的。造假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我印象中最嚴重的一次是我父親1927年回到中國的時候，就有他的假畫了，那是他才40多歲。很多年前我碰到一個收藏者，他特別喜歡父親的畫，只要看到不貴的都買，估計有幾百張讓我幫他看看，說裡面只要有一張真的就好，但鑒定後一張都沒有。造假之風真的沒有辦法，乾隆皇帝自認為很風雅，最愛寫字，王羲之的《蘭亭序》也臨摹了幾百遍，但他認為是真的那張《富春山居圖》最後卻是假的。現在整個美術單位都有鑒定的人，專家看走眼也是難免的，如果有人願意，我母親每星期都在紀念館那裡鑒定。

　　南方日報：現在拍賣行經常在反復拍賣徐先生的作品，對此您認為會不會影響作品在世上流傳的價值？

　　徐慶平：的確，有的作品被反復拍過，也有很多假的，我也沒有一張張看，在拍賣的總數達到1000張，總有幾百張是真的。這些作品中有些是給朋友們畫的，徐悲鴻對待自己的作品極為認真，我曾經去見過一位看過他畫畫的老先生，他被稱為東南亞的“唐王”，現在全世界的香格里拉飯店都是他的。父親曾經為了抗戰募捐在南洋開了6個畫展，所有錢都捐獻給難民和給陣亡將士的遺孤，當時他一畫就畫一天，每一天的傍晚就不滿意的作品拿到他們家後院的自己燒掉，那個老先生看到我父親燒掉的畫不下一千張。但即使是應酬、筆會，只要是留在世上的都是不會被世人認為是有瑕疵的。

　　佳士得欲接管藝術世界的私人銷售市場
2014年01月22日 10:14

美國雜誌《新聞週刊》(Newsweek)近日發表題為《佳士得拍賣行的巧妙征服》的文章表示，強大的佳士得拍賣行計畫將接管藝術世界中的私人銷售業務。

　　在11月12日，佳士得這一世界上最大的拍賣行通過在一個晚上出售了價值為6億916萬美元的藝術品進而創造了一項紀錄。這裡面的藝術品包括了由法蘭西斯•培根所描繪的一個超現實主義的三聯畫(這幅描繪了盧西安•佛洛德(Lucian Freud)的畫作以1億4240萬美元售出)，另外還有由傑夫•昆斯(Jeff Koons)所製作的、拍出5840萬美元的亮橙色玻璃纖維氣球狗雕塑，而這一價格則是在世藝術家的作品所拍出的最高價格。但是，除了這些驚人的數字，該公司也在尋求更多。他們將會通過接觸神秘的藝術市場來得到藝術品。

　　在佳士得洛克菲勒廣場辦公室頂層的一個安靜的會議室中，這一拍賣行美國部的國際私人銷售主管馬克•波特(Marc Porter)在最近概述了他的計畫：他打算接管部分現在還不在其控制範圍內的藝術品市場：這就是幕後交易，這種交易中收藏者們所進行交換的藝術品都是已經從藝術家的工作室所賣出了的作品。

　　這些私人銷售(內部認購)被藝術界稱為二級市場，它在以前被紐約的高古軒畫廊這樣的主要商業畫廊所控制。這一銷售提供給了收藏家們一個保守他們買賣習慣秘密的方法，同時也為那些花費高昂的經銷商創建了一個急需的秘密業務。然而，這一體制卻因為拍賣行的出現而被破壞。

　　穿著量身訂制的藍色西服、帶條紋的紫色襪子並佩戴有橙色圓點的紅色編織領帶，波特講述了佳士得雄心勃勃的目標：“我們打算以當前最好的藝術家們、最廣闊的全球網路以及有關位於市場中人士的最好的情報，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二級市場藝術品經銷商。”

　　佳士得成立於1766年，由詹姆斯•克利斯蒂所創建。而他的第一次拍賣則將夜壺和枕套放在了藝術品的旁邊。克利斯蒂因成為主要藝術品交易的管道而出名，像是在1778年將政治家羅伯特•沃波爾爵士(Robert Walpole)的收集品以64000美元出售給凱薩琳大帝，而這筆交易在今天相當於一筆約100萬美元的交易。

　　佳士得的業務已經發展到了40多個國家——它在12月於印度舉行了首次拍賣——並在2013年上半年產生了36.8億美元的銷售額。而據佳士得公司所提供的資料來看，其私人銷售部門的銷售額也從2000年的1.85億美元增長到了2012年的10億美元，這在其整體業務中佔據了16%的份額。“在佳士得，私下協商達成的交易一直存在。”波特說。“而市場中大約50%的交易都是在私下進行的。”

　　眾所周知的、不受監管的藝術品市場是建立在信任和名譽，而非合同之上的。在保護無形資產方面，私人銷售可能會是一個吸引人的方法。“當收藏家不想讓他人知道自己正在出讓收藏品的時候，他們會傾向於私下進行出售。”社會學家薩拉•桑頓(Sarah Thornton)在發送給《新聞週刊》的一封電子郵件中這樣寫道。一位元收藏家正在出售一位元藝術家的作品，但這位元藝術家可能會是他的朋友，又或者這位收藏家想在不破壞與經銷商關係的情況下出售作品——而佳士得則對畫廊可能會予以反對的這種情況樂於提供説明。

　　而經銷商們都想要保住他們自己的領土。“客戶和我們之間(存在)的一個隱性的理解就是，如果他們想要轉售藝術品，就需要(將它們)提供給我們。”科恩畫廊的創始人詹姆斯•科恩(James Cohan)這樣說。“這有關於對畫廊的忠誠，就像其他的業務關係那樣。”

　　雖然像科恩畫廊那樣的畫廊有能力提供給收藏家們他們所代理藝術家們的最好作品，但拍賣行也有其他的優勢。他們可以通過對拍賣的研究，來借助最廣泛的網路與感興趣的買主接觸，或許還能夠獲取更高的價格。而在同時，拍賣行也不會像畫廊那樣，為給藝術品選擇完美的收藏家而會(對買主)加以區別。“我們強調的是畫廊的靈魂。”科恩說，“而拍賣行更接近于將藝術品作為一種資產種類來加以對待。”

　　然而，以市場為導向的這一態度也可能會是拍賣行的一個優勢。畫廊對於一些局外人來說可能是有些嚇人並且排外的。“新手收藏家會對佳士得和蘇富比這樣的品牌感到放心。”桑頓解釋道。“他們可能並沒有培養出與私人經銷商的關係。”

　　像是演員丹尼爾•雷德克裡夫(Daniel Radcliffe)，一位公開承認的藝術品收藏家，他就發現即使你有錢買得起，也很難買到一件藝術品。曾準備購買吉姆•霍奇斯(Jim Hodges)作品的雷德克裡夫曾被一個紐約藝術品經銷商所拒絕，而那位經銷商則表示，他“正在等待著一位更著名的收藏家來得到這件作品。”不過現在，雷德克裡夫卻可以打電話給波特的團隊，並且讓他們為自己追逐到一件作品。

　　或者，雷德克裡夫也可以去購物：為了利用私人銷售，佳士得也正在擴大它的“銷售展覽”，而展出的作品則是可以分別進行購買。而在11月下旬，佳士得就在倫敦舉辦了一個展覽，來探索不為人知的、波普藝術運動在英國的一面。而如果你詢問價格，可能會發現自己買不起。因為據佳士得拍賣行透露，這一展覽的藝術品價格範圍是從32000美元到六位數的價格。

　　佳士得和全球第二大拍賣行蘇富比都已涉足到了啟動實體畫廊的行動中，以來展示和出售藝術家們的作品，但是結果卻是喜憂參半。
　　佳士得在2007年收購了鹿腰畫廊(Haunch of Venison)，但卻在今年早些時候將其關閉，並調入私人銷售部門。而蘇富比在2011年和2013年分別在紐約和倫敦推出的S2畫廊，則是繼續為公司的私人銷售提供平臺。在2012年，蘇富比拍賣行報告稱，他們在私人銷售方面達到了9億650萬美元，這占其總額54億美元的17%。

　　當前，兩家拍賣行正在新市場的開發方面尋找著每一個可能的領域。私人銷售可以提供決定性的優勢，並且使得拍賣商更容易說服收藏家賣出他們手中的作品，同時也會確保在這一過程中，這些收藏家們的名字不會出現在任何的新聞標題中。

　　然而，對藝術品的收集最終是由熱情所驅動的。對拍賣行來說，由於關注於經濟和處理大公司結構中存在的官僚主義，他們可能難以像個體經銷商那樣來陶冶收藏家們的情操以及培養藝術家。一旦市場中缺乏供給者，那麼在未來也就不會出現傑作。就像科恩所評論的那樣，“我們看重的是畫廊的靈魂。”
　　無論是否擁有靈魂，拍賣行仍然在盡全力壟斷私人銷售市場。隨著佳士得帶來了其強大的資源，畫廊將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難以阻止拍賣行成為國際藝術品交易的專業清算所。“當買進或賣出藝術品時，我們希望人們將佳士得稱作第一。”波特這樣說。

名人手跡拍賣的躁動與紛爭
2014年01月23日 08:42

1207.5萬元！國內文化名人手跡的拍賣新紀錄誕生。2014年的1月5日，茅盾手稿《談最近的短篇小說》在南京的一場拍賣會上，大幅刷新了半年前由魯迅的手稿《古小說鉤沉》創下的690萬元成交價。

　　在眾多拍品類型裡，包含了手稿與信件的名人手跡，一向被視為最具人文情懷的那一種。因為，從它們折射出的時代影子裡往往能還原出一段有體溫的歷史。不過，情懷歸情懷，拍賣的介入，使其也貼上顯目的價碼，並且在整個2013年著實火了一把。

　　從1994年嘉德推出首個名人手跡拍賣專場算起，今年正好步入弱冠之年的名人手跡拍賣也站到了十字路口：一頭是伴隨難以自抑的價格上揚的躁動，一頭是事關物件流轉與權益歸屬的紛爭。

　　1 一字萬“金”的熱鬧

　　名人手跡從來沒有像今天這般熱鬧。以逾5千萬元拍出的《功甫帖》，自去年12月中旬起就身陷真偽爭論，如今大有愈演愈烈之勢。蘇軾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他在九百多年前寫給好友的寥寥九個字，竟能生出如此事端。同樣猜不到那些書信結局的還有魯迅，他親筆手書的《致陶亢德信劄》，全文僅二百餘字，在兩個月前的嘉德秋拍上竟拍得655.5萬元的天價，每個字均價3萬元，足可謂一字萬“金”。

　　事實上，名人手跡在去年就迎來了“井噴”行情。同樣亮相嘉德拍場的李大釗《致吳若男(章士釗夫人)書劄》以414萬元成交，陳獨秀《致陶亢德書劄》拍出230萬元，曾國藩手書家訓以超過估價20倍的230萬元賣出。地處杭州的西泠秋拍也上演“翻身仗”，名人手跡專場成交率超過91%，遠高於其它場次，載有民國教育史料的《梅貽琦日記》也以逾百萬元的價格易手。

　　儘管早在20年前，就不乏尚被歸為古籍善本專場的名人手跡身影現身拍場，但相比書法、繪畫，這些年，信劄和手稿一直只有充任配角的份兒，無論上拍量，還是身價，都排到了各類拍品的後面。然而，憑著去年屢屢創出的價格新高，以及整體上揚的行情，它已悄然完成了向主角的轉換。

　　坊間有人推算認為，名人手跡拍品這些年的年均漲幅達到30%。見證了其崛起全過程的嘉德古籍善本部總經理拓曉堂認為，這一資料太保守了。在他看來，把時間拉回到20年前，幾百元一件的書信比比皆是，現如今數萬元、十幾萬元才是主流價格。在他印象裡，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場古籍善本的成交額也就四五百萬元上下，直到上世紀末，才觸摸到千萬元的邊沿，如今又站到了“分水嶺”，因為價格已經漲到很多人“難以接受”的點位。

　　儘管與動輒上億元的書畫相比，手跡依然顯得“便宜”，不過，拓曉堂並不認同這種橫向作比的方式。“與書畫、陶瓷不同，它的門檻太高，參與群體註定只能是小眾化。”他將手跡拍賣持續“高燒”歸因於藝術品拍賣市場的回暖。“行情好了，散落在民間的藏品自然就紛紛抛頭露面了。”

　　然而，由於名人手跡太過散落，書寫人及其家屬很難控制其流轉途徑，眾多上拍的書信、手稿也並非出自當事人或其後人。其中，有的是出版社將名作家的投稿，與編輯的通信當作故紙堆處理給了收廢紙的；也有由於歷史原因，“文革”中被查抄的手稿未能歸還當事人的。古籍收藏家黃裳就在“文革”中失去了全部藏書和名人手跡，後來也只得到部分歸還品。

　　一個最直接的例子就是，早些年總能在潘家園“淘”到一些含金量頗高的名人信劄。“它們中，就有由專門守在名人居住社區周圍的‘拾荒者’從垃圾堆裡翻出來的好東西。”名人手跡鑒藏家方繼孝說。不過，針對“書信拍賣源自潘家園舊貨市場”的說法，拓曉堂並不認同，“在國內收藏史上，書劄是非常古老的一個項目，現在保留下來的淳化閣帖等碑帖，百分之八十都是書信。因此，名人信劄不是從潘家園走向拍場，而是由拍場引導在先，激發出民間的收藏興趣，這是傳統。”

　　2 玩兒不起的“粉絲”情懷

　　物以稀為貴，這話用在名人手跡拍賣上再合適不過。魯迅博物館資料部主任劉思源對魯迅手書的《致陶亢德信劄》，拍出名人信劄的價格新高，並不感到意外。“我們覺得存世的魯迅書信已經差不多了，想再找也非常難了。十多年裡，我們館僅一次性徵集到魯迅的信劄十余封。”他介紹說，除去剛剛拍出的《致陶亢德信劄》外，魯迅的其他書信已悉數入藏魯迅博物館。“魯迅的文物每一次在拍賣市場出現，都是以非常高的價格拍出。因為大部分都在國家手裡，不可能進入民間收藏市場，拿出真東西的更是少之又少。”

　　為了豐富館藏手跡，劉思源曾經親自揣著錢前往拍場“淘”寶。在半年前創出近700萬元成交價之前，魯迅的《古小說鉤沉》手稿還有過一次上拍記錄。據劉思源回憶，當時的起拍價只有8800元，他拿了3萬多元參與競買，“起拍後直接就上了兩萬元。我一次牌子沒舉，這件作品就出去了，拍出13萬多元。”魯迅的另一件上拍品同樣搶手，劉思源介紹說，裝幀形式為毛邊本的《域外小說集》儘管品相不太好，一百多頁也拍出了39萬元，也是因為存世量很少才拍出高價。

　　“我看見拍的魯迅真東西就是這兩件。”劉思源對才拍出的《致陶亢德信劄》這件魯迅信劄的真偽提出了質疑。“三十多年前出的影印圖書《魯迅手稿全集》，已經收了跟拍出的這封信內容一模一樣的信件，我看了圖，文字飛動自如，我相信那才是原件。而拍出的這封信的字跡癡肥沉滯，我估計是手寫模仿，一看就不是魯迅的字。”

　　撇開稀缺性，西泠秋拍名家手跡專場負責人陸豐川認為，手跡熱的另一個因素是書劄的內容。“與書畫、古玩的路數不同，藏家出手買進名人手跡大多是出於喜好，不少人首先是那些名家的‘粉絲’，才對其手跡所承載的某段歷史表現出濃厚興趣。”他分析說，時下拍場最受追捧的是“五四”以來的一批作家和思想家。“活躍在市場中的實力藏家，小時候就讀過魯迅、胡適、茅盾寫的文字，有一種情結在裡面。”相比于拍賣市場文化含量提高之類的說法，陸豐川更願意將此現象看成是一種對於曾經的書信往來生活方式的懷念與致敬。

　　在“錢學”研究學者、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謝泳看來，每一通名人信劄都是歷史的孤本。“書畫家可以反復創作同一題材，但幾乎不可能有人會去重複寫同一封信。而且，由於皆為發乎情之言，一封信往往成為解讀歷史的一把鑰匙。”

　　不過，哄抬而起的價格也開始改變購買者的身份。方繼孝坦言，現在買這種東西的人，已經不是傳統意義的收藏家。在他看來，這些人一種是有錢人，通過玩兒文化的東西，實現資產保值、增值；還有一種是地方政府，特別是南方各省市，出於弘揚地域名人，開建當地名人紀念館的目的收購名人手跡。“像冰心、嚴複、鄭振鐸的手跡，就被他們的老家福建省買走了，我們這些人只有看的份兒，只能花十萬八萬元買些小物件。”方繼孝說。

　　3 官司纏身的煩惱

　　與高價格成交帶來的熱鬧不同，屢屢惹上官司的名人手跡，似乎走到了“存與廢”的生死關口。

　　此類糾葛這些年就沒有消停過。2012年，由周作人撰書、魯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說之發達》手稿，以唐弢生前舊藏的名義上拍嘉德春拍。儘管周作人之孫周吉宜提出這份手稿系“文革”時抄走至今未歸還，要求停止拍賣、返還手稿，最終手稿依然以184萬元成交。同年秋拍上，梁啟超後人以“物件根本不是梁任公的舊物”為由，試圖阻止匡時上拍“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結局是不僅拍品盡數成交，總成交價也達到6709萬元。

　　去年6月，抗議終於產生了效力。當得知上百件錢鍾書私人書信、手稿上拍後，其夫人楊絳強烈反對並訴諸法院，與此前不同，多家拍賣公司接連撤拍。這一事件不僅進入“2013年度十大文化新聞”，也再次將名人手跡牽涉的文物價值、隱私性質等糾葛呈現在世人面前。

　　20年來拓曉堂經手的信劄已不計其數，這樣的爭議也已看得太多。他說，以前這類事情更常見的處置方式是“悄無聲息地拍出就算了”，不像現在這般“左右拍賣的進退”。

　　“作為原創作品之一種，書信理所當然要受到著作權法保護，著作權也很明晰地表明歸寫信人所有。”北京和銘律師事務所主任邢萬兵律師認為，問題的複雜性在於書信作品的著作權與物權處於分離狀態，“收信人享有信件物權，他有權處置信件，但前提是不得侵害他人權益。”

　　一位不願具名的名人信劄收藏者表示，錢鍾書的書信早已是拍場熟客，而且是當代作家中同類作品拍價最高的，此前從來沒有因為隱私權被喊停過。他開始擔心楊絳的強勢上訴，有可能讓法院最終裁定此類拍賣系違法，“如果真到了那份上，名人手跡板塊即便不會消亡，也會遭受重挫。”

　　不過，拓曉堂對這一板塊還是很有信心。“拍賣過程中，應該儘量照顧到當事人和家屬的一些感受。家屬不太舒服，你就不要動嘛。”他說，有些人士心態比較平和，無所謂信劄內容披露與否，“這個市場交易在古代以來就是很正常的事情，有必要把這些東西都收回燒毀？”在他看來，罵了人的錢鍾書才更顯真實，只有真實，才能還中國現代文學史一個準確的評價，“否則，這個文學史恐怕就不可讀，還害人了。”

　　邢萬兵認為，由於市場活躍，各種糾紛今後還會不斷出現，只要沒有違反法律的行為，外界就不應該過多地干預市場行為。不過，他也認同名人信劄拍賣還得考慮一定道德底線。他援引德國《版權法》對藝術品拍賣的追續權做法，即每次轉手都要向著作權人支付一定補償，“這就讓拍賣者與寫信人建立起一種天然的溝通與協商，考慮到當事人的感受，而不是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