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論壇

律師：薄熙來十八大後受審

中共十八大將舉行，但被指嚴重違紀、須移交司法機關審理的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圖），案件仍未有開審。他的辯護律師稱，預計案件將在十八大後才會開審，但當局至今仍未讓他與薄熙來會面。

薄熙來被指利用職權為他人牟利、收受巨額財物、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關係。日前舉行的七中全會中，確認他被開除黨籍、公職的處分，並要將他移交司法機關審理。薄熙來案受國際關注，外界一般預期案件會在十大八前審理，但薄家請來的辯護律師沈志耕表示，雖然不知道薄熙來案開審的確切日期，但應是在十八大之後。

另一名辯護律師李肖霖亦表示不知何時開庭，他向最高檢察院檢察長申請代表薄熙來出庭，但尚未獲得批准，亦未獲准與薄熙來會面。

大連實德董事長負債120億
此外，被捲入薄熙來案的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被爆有120億元（人民幣．下同）負債，名下有名的資產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傳出易手。阿爾濱集團近日以3.2億收購、接管實德，由於阿爾濱旗下亦有球會，收購亦不涉及兩球會合併，相信實德不久便在內地球壇消失。

人民網批薄熙來貪官污吏 (15:45)

人民網發表評論文章，批評薄熙來、雷政富等貪官污吏當政之時，都大言炎炎，冠冕堂皇，私下卻傷天害理。

文章指出，「十八大」之後，新一屆領導人的最初亮相，就讓人耳目一新。比如習近平與中外記者見面會上的講話，短而精當，無一句穿靴戴帽的空話套話，讓老百姓聽出了盼頭。

文章稱，習近平總書記說話的平實，李克強副總理開會時的務實，對草根意見的重視，對官員照本宣科的「零容忍」，把形式主義的危害與貪污腐敗相提並論……這一切意味著什，習近平一語道破：「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文章更指出，國人向來重視表達。所謂聽其言觀其行，表達幾乎總是和行動緊密相連。空談之所以誤國，其弊有四：

其一，空談掩蓋的是價值觀的空洞，語言平庸意味思想的平庸。解放思想才能解放表達，這是顛撲不破之理。缺乏創新思維，缺乏改革銳氣，觀念的保守落後，必繼之以乏味空洞的表達。現在如果不揚棄空談，不解放思想，中國民族也不會有復興發展的希望，誤國之深，莫此為甚。

其二，空談築就了專橫與特權之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自古以來的故弄玄虛、自我隔絕之法，就是臆造出有特權的表達方式，比如書面語與口語的嚴重脫節，以及通過教育壟斷維繫的文字壟斷即表達壟斷。五四的白話文運動最大的意義，就是打破了表達上的專橫與特權，由此解放了大眾的思想。現在，一些地方官場八股式表達，仿佛根深蒂固，台上的官員一開口，套話空話便自來水般滔滔不絕，彷彿用籬笆牆自我隔絕於大眾，維繫一種虛妄的、高高在上的優越感，敗壞了黨群之間、官民之間的互信、共識與魚水關係。誤國之深，莫此為甚。

其三，空談遮罩了真相，縱容了虛偽。薄熙來、雷政富等一干貪官污吏當政之時，都大言炎炎，冠冕堂皇，彷彿天下正義盡在掌握，私下卻蠅營狗苟、傷天害理。一些官員也把言行不一當成了天經地義，習以為常。此種風習還在四處蔓延，甚至影響到了孩子們，作文中的「假大空」和電視鏡頭中的「標準化表情與表達」，讓下一代的失真與失實成為常態，毒化了純真樸實的民族氣質，讓人為之一窒。誤國之深，莫此為甚。

其四，空談放任了懶政之風。一些主政官員習慣於秘書和下級準備講稿，安於成為會議和講話「道具」，甘當不動腦子、不察民情、不幹實事的「三不」官員。久而久之，懶政、怠政、惰政成了官場流行病，漫天花架子，乏人做實事。誤國之深，莫此為甚。

泰晤士報：中方查薄熙來澳門洗錢

英國媒體引述消息人士指，當局對於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涉嫌貪腐案的調查尚未結束。中方調查人員11月下旬曾到澳門突擊調查，懷疑薄熙來利用當地賭場洗錢。

《泰晤士報》引述接近澳門警方的消息人士指，上月下旬，來自內地的調查人員對澳門一間知名賭場的VIP包廂進行了突擊檢查，扣留了6人，以調查一名「前中國高級官員」的貪腐案，被扣留的6人相信是中介人，涉嫌幫助這名官員洗錢。這類中介人負責在內地物色富有的玩家，並安排他們參與賭博，並可以協助他們洗錢。有法律學者表示，中國當局看起來仍然在搜集證據，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報道並無提及薄熙來涉嫌在澳門洗錢的數額。

據當局9月內部通報的數據，薄熙來案涉嫌受賄款約2600萬元人民幣，其中他本人收取約600萬元，妻子谷開來收取了約2000萬元。9月28日，官方宣布開除薄熙來的公職和黨籍，並將案件移交司法程序。

李莊爆料 王立軍2年換51秘書

曾為重慶黑幫辯護被判刑的北京律師李莊，再爆前重慶副市長王立軍在任期間濫權內幕，指其無法無天，共換過五十一名秘書，有秘書僅因駁嘴即被撤職和拘禁三百天。而重慶當局日前已將王立軍在重慶市公安局前巨型石球上的題字剷除。

秘書駁嘴 拷打拘禁300日
財新網報道，李莊引述王立軍前秘書忻建威指，王立軍在重慶兩年，用了五十一任秘書，忻做得最長，僅四個月；最短的一天就被炒。

忻建威透露，自己早年曾幫王的朋友訂酒店，只因退房時間到，客人進不了房間。其後忻因此事遭到王訓斥，忻即解釋是按王的囑咐訂房。結果王立軍勃然大怒，當場將忻炒魷。而在一個月後，王更以「黑保護傘」罪名將忻建威扣押拷打，並拘禁三百日。直至王下台後忻才平反。

重慶公安局石球題字被剷
李莊曾因教唆偽證被判刑，最近要求翻案成關注焦點。而重慶則持續清理王立軍痕迹，其中王立軍早年在重慶市公安局前大石球上，題寫的「劍」和「盾」二字，近日已被剷除。

薄熙來傳中風一度危殆 谷開來探視痛哭

正當外界密切關注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案何時展開司法審訊之際，卻突傳他上月中旬突患腦幹出血（中風），更一度危殆，經緊急送往解放軍三○一醫院搶救後，暫無生命危險；消息又指早前已被判死緩的薄妻谷開來曾在武警押送下，前往探視病危中的丈夫，更當場掩面而泣。惟有關消息未獲官方證實。

博訊網引述消息 官方未證實
海外博訊新聞網昨日引述來自中共特殊部門、但未經官方證實的最新消息稱，薄熙來於上月中旬因腦幹出血，被緊急送往解放軍三○一醫院高幹病房，當局組織國內專家全力搶救，目前已經脫離生命危險。在薄熙來住院搶救期間，其夫人谷開來獲最高層特批，在六名武警的看押下，允許從服刑監獄去三○一醫院搶救室，秘密探望病危中的薄熙來。

脫離危險期 料有嚴重後遺症
報道引述消息指，據曾在現場人士憶述，谷開來在醫院探視丈夫時掩面抽泣的場景，黯然悽慘，令人唏噓。而薄熙來至今仍在三○一醫院留醫，雖然生命無大礙，但短期內難以恢復健康。報道推測，外界普遍關注的中國政府審判薄熙來案件的時間，或還將推遲；具體何時開庭審判薄熙來，主要視他的健康狀況而定。

據悉，腦幹出血是神經系統急重症，病死率高，即使脫離生命危險也會留下嚴重後遺症，生活難以自理，需要長期治療。而有關薄熙來中風訊息，官方有關部門目前尚未予以證實。不過今年七月和九月曾分別傳出，薄熙來因心臟病發作送三○一醫院搶救的消息。外界分析指，如其中風消息屬實，顯示薄熙來案開庭或將遙遙無期。

現年六十三歲的薄熙來，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曾任重慶市委書記和中共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今年三月，薄熙來因前重慶副市長王立軍逃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而下台，今年九月廿八日被開除黨籍、公職，十月廿六日被終止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並移交司法機關處理。薄妻子谷開來則已因謀殺英國商人海伍德，今年九月被判處死緩。

王立軍：寫下遺囑後生擒黑老大 文強死刑前曾去探望

核心提示：王立軍在接受《京華時報》採訪時說：“其實不要只關注這50分鐘，再往前想半步，在那麼漫長的時間裡，我和文強的談話僅僅是這50分鐘嗎？我和文強的談話僅僅就這一次嗎？不會。但是這50分鐘恐怕是他生命進入倒計時至關重要的50分鐘，讓他多了一份平靜和從容。(談話)這裡面有人性化的元素。”

　　（2012年）9月24日，王立軍案一審宣判。法院以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等四項罪名判處王立軍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

　　王立軍沒有上訴，他在法庭上“真誠悔罪”。
　　此前將近一個月，安徽省合肥市中級法院對薄穀開來、張曉軍(薄家勤務人員)故意殺人案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薄穀開來、張曉軍在英國公民尼爾-伍德死亡案中犯故意殺人罪，分別判處死緩和有期徒刑9年。

　　同時，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維國，市公安局刑警總隊原總隊長李陽，市公安局技術偵查總隊原總隊長、渝北區公安分局原局長王鵬飛，沙坪壩區公安分局原常務副局長王智等4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1年、7年、5年和5年。

　　從2012年2月6日事發到9月24日，由王立軍叛逃引發的一系列事件歷時200多天，迄今已有7人被宣判。

　　與薄穀開來矛盾激化
　　2月6日是中國傳統節日元宵節。

　　當天，時任重慶市副市長的王立軍以洽談工作為由，藉故取消原定公務安排，于14時31分私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與美領館官員就環境保護、教育等事項作了短暫交談後，即稱因查辦案件人身安全受到威脅，請求美方提供庇護，並書寫了政治避難申請。此後，經重慶市和中央有關部門勸導，于次日23時35分自動離開美領館接受調查。事後，偵查機關依法對王立軍私自進入美領館滯留事件進行調查，薄穀開來涉嫌殺害英國公民尼爾-伍德等案件也隨之浮出水面。

據報導：薄穀開來母子同尼爾-伍德過去關係良好，後因經濟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並不斷激化，薄穀開來認為尼爾。伍德威脅到其子薄某某人身安全。

2011年11月12日，經與薄穀開來等人商議，王立軍以尼爾-伍德涉嫌毒品犯罪為由對其進行監控，張曉軍則受命將尼爾-伍德接到重慶。次日，張曉軍陪同尼爾-伍德從北京來到重慶，並安排其住在南山麗景度假酒店。

　　隨後，薄穀開來準備了裝有含氰化物毒藥的玻璃瓶和裝有毒品膠囊的藥瓶，並交給張曉軍。當晚21時許，兩人攜帶毒藥以及酒、茶等來到酒店，“薄穀開來進入房間與尼爾-伍德一起飲酒、喝茶，張曉軍在外等候。後尼爾-伍德因醉酒倒在衛生間，薄穀開來叫張曉軍進入房間並要去他隨身攜帶的毒藥”。此後，張曉軍將尼爾-伍德扶到床上，薄穀開來趁其嘔吐後要喝水之機，將毒藥倒入其口中，又將事先準備的毒品膠囊等物倒在房間地面上偽造現場，造成尼爾-伍德吸毒的假像。

　　14日中午，薄穀開來當面向王立軍講述了其投毒經過，此時王立軍進行了秘密錄音。“他讓我不要再去想這件事，今後這事和我無關了，還讓我把案件的記憶抹去。我講我有點擔心，他講過一兩個星期就好了。”薄穀開來在證詞中說。

　　15日，尼爾-伍德被發現死亡後，王立軍指派與薄穀開來關係較近的重慶市公安局原副局長郭維國負責該案的辦理，但沒有向郭維國等辦案人員告知其所掌握的錄音證據。16日，郭維國等人做出尼爾-伍德系酒後猝死的結論，王立軍未提出異議。兩天后，尼爾-伍德屍體在當地火化。當晚，王立軍將該情況電話告知薄穀開來並說了8個字，“化作青煙，駕鶴西去”。

　　王立軍雖然包庇薄穀開來的罪行，但並不意味著他們之間沒有矛盾。新華社的報導說：“11-15”案案發前，王立軍和薄穀開來就因為種種原因產生過矛盾。2011年8月12日，薄穀開來之子薄某某有事想見王立軍，王立軍人在重慶市區但不想見他，就讓司機說自己在萬州，結果薄某某在夜赴萬州途中差點出車禍，薄穀開來因此很生氣。後來，薄穀開來擔心案發，採取了毀證等一系列行動，並開始防備王立軍。

　相關證人證言顯示，今年1月28日，王立軍向當時的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反映薄谷開來在“11-15”案件中有重大作案嫌疑，29日上午受到其怒斥，並被打耳光。當時在場的郭維國在訊問筆錄中稱：“打了王立軍，這個矛盾就公開化了。”

　矛盾激化後，王立軍當日即安排李陽等人重新調取證人證言，妥善保管好關鍵物證及秘密錄音資料。後來他又將整理的卷宗交由李陽等人轉移、保管。
　　2月初，王立軍的重慶市副市長工作分工被調整，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職務；其身邊3名工作人員被非法審查，此時他感到自身處境危險，遂產生了叛逃的想法。

　　與黑老大搏鬥
　　今年52歲的王立軍是內蒙古阿爾山人。父母均為工人。他自幼生活在草原上，喜歡摔跤、拳擊，曾入選當地的“民族摔跤隊”和內蒙古少年拳擊隊。他的蒙文名字叫“烏恩一巴特爾”，“烏恩”意為“太陽升起”，“巴特爾”則是“英雄”。

　　1977年王立軍參軍入伍，復員後到遼寧省鐵法市商業局做職員，一年後得到機會成為員警，先後擔任鐵法市公安局曉南鎮派出所所長、大明派出所所長、鐵法市公安局副局長；1993年以後歷任鐵嶺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等職；2003年離開鐵嶺，調任錦州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王立軍在鐵嶺一共呆了22年，在這裡他以“打黑”而聞名。至今，王立軍的弟弟王立輝還生活在鐵嶺。
　　上世紀90年代初，鐵嶺市以楊俊富、張洪俊、肖建軍、何晶為首的4大惡勢力團夥豢養了一批打手，劃區割據。

　　1994年剛剛上任一年的王立軍在鐵嶺展開了一場“掃黑行動”。9月19日，實施抓捕的當晚，為防止走漏風聲，他只帶一名警員上陣並瞞著家人寫下了遺囑。與黑老大的搏鬥中，他右腮內側被牙齒硌爛，眼角開裂，其間還被掐住了脖子，幾乎窒息，“第一次感覺離死神如此之近”。最終他還是生擒了黑老大。

“9-19”打黑行動抓獲主要案犯及團夥成員110人，其中7人被判處死刑，繳獲贓款200余萬元，涉案的19名政府機關內部的蠹蟲也被一網打盡。這一仗讓王立軍威震全國警界，他被評為“全國十大傑出民警”。

　2000年，王立軍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時，上級指定將瀋陽黑幫頭目劉湧關押在他的轄區內；2003年，他調任錦州市公安局局長後，劉湧也被“調”了過去。對此，外界當時曾說：“只有王立軍才能制服劉湧。”2002年秋，他奉命奔赴遼寧盤錦，一舉打掉了6個黑惡團夥，並將22名充當“保護傘”的民警繩之以法？

　　坊間一度傳言，黑社會曾出價500萬元買他的人頭。妻子及女兒也曾受到人身威脅，但後被證實均為誤傳。據《環球人物》2011年報導，王立軍的女兒現已大學畢業並參加工作。妻子和王立軍原是一個部隊的戰友，現在某市交警支隊工作。

　　據目前公開的資料，王立軍身上有20多處傷，最嚴重的一次頭部受傷，十多天昏迷不醒，單位把花圈悼詞都準備好了，結果他又挺了過來。

　　與文強較量
　　2008年6月25日，時任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來到重慶，接替文強擔任重慶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常務副局長。
　　7月，文強出任重慶市司法局局長；王立軍則在重慶掀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打黑”行動。並從副局長晉升為局長，以及于2009年7月15日兼任武警重慶市總隊第一政委、第一書記。
　　2009年8月7日，王立軍親自帶隊，在重慶江北機場將剛下飛機的文強“接回”警局。重慶市紀委有關負責人隨即證實，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涉嫌嚴重違紀，接受組織調查。文強被“雙規”是因其涉嫌庇護黑社會，充當了保護傘。

　　2010年4月14日，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文強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7月7日，文強被執行死刑。

　　坊間盛傳，在文強被執行死刑前一天，王立軍曾到看守所探望，兩人的談話時長50分鐘。

　　王立軍在接受《京華時報》採訪時說：“其實不要只關注這50分鐘，再往前想半步，在那麼漫長的時間裡，我和文強的談話僅僅是這50分鐘嗎？我和文強的談話僅僅就這一次嗎？不會。但是這50分鐘恐怕是他生命進入倒計時至關重要的50分鐘，讓他多了一份平靜和從容。(談話)這裡面有人性化的元素。”

　　之後，重慶市人大代表、重慶渝強實業董事長、巴南區第二富豪黎強，重慶市江州實業董事長、渝中區人大代表陳明亮，重慶民營摩托車製造業的“大哥”級人物龔剛模，萬貫財務公司的陳坤志等陸續伏法？


2010年3月初，重慶警方從副科到正處級幹部幾乎全被就地免職，3528個崗位重新競聘，這種“大換血”的改革方式，驚動全國。

　　2011年5月27日，王立軍全票當選重慶市副市長。

　　從“脫警”到叛逃
　　2012年2月2日，重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發佈消息：據悉，近日市委決定，王立軍同志不再兼任市公安局局長、黨委書記，以副市長身份分管聯繫經濟領域工作。
　　對於王立軍，重慶市政府曾給出了一個約800字的評價。稱其“政治立場堅定，宗旨意識和大局觀念強，事業心和責任感強，堅持原則，敢於碰硬，處事公道，執法公正，要求自己嚴格，群眾口碑好”；“不足之處是，工作有時要求急一些，批評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2月6日，重慶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發佈消息：昨日，副市長王立軍到市教委、重慶師範大學調研時要求，全力打造人才高地、教育高地，為全市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2月8日，政府新聞辦再次發佈消息：據悉，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正當人們琢磨著什麼是“休假式治療”時，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公開了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並滯留1天的事實。

　　3月2日，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大會發言人趙啟正表示，王立軍目前正接受有關部門的調查，調查工作也取得了進展。他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已請假不出席這次會議。

　　在兩會閉幕前夕，3月1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答中外記者問時正面回應了王立軍事件。溫家寶說：多年來，重慶市歷屆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為改革建設事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但是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重慶打黑至少沒收數百億資產 去向成謎

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已多次要求當地繼續落實今年6月制定的民營經濟政策。

他12月6日在當地一家民企調研時說：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推動重慶科學發展的重要力量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強大動力。今年6月，市委、市政府召開了發展民營經濟大會，出臺了《關於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的意見》，從政策、資金、發展環境等方面提出了具體舉措，為民營經濟大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要“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好”。

今年3月中旬後，重慶陸續組建多個公檢法聯合小組，梳理過去一段時間涉案民企的爭議財產情況。同時，當地還以政策檔和表彰會議的形式，向外界釋放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合法私產的政策表述。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張德江多次與民企代表人物座談。

參會高層人士向本報透露，張在會上認為重慶過去數年民營經濟發展較慢，需要進一步發揮其積極作用。11月末孫政才兼任市委書記後，已多次在講話中要求認真落實之前制定的政策。
由於過去數年多家大型民企因涉案判處財產刑後，至今未完結執行程式。下一步如何走向，被部分外界人士期待為一種新政的象徵信號。

本報記者自3月起詳細採訪過多宗案件的資產狀況。其中包括黎強案（資產約10億）、陳明亮馬當案（約30億）、王能案（約20億）、彭治民案（約80億）、李俊案（約60億）等，涉及的資產近200億元。

上述資產數值均為概數，多由那些“涉黑組織領導者”代理人提供，系其案發前實際能控制的資產和財物，包括事前負責財務的親友對其企業資產負債總數的估價。
兩周多前，重慶市政府曾由一位副秘書長牽頭召集會議，促成彭治民案的股東和託管方“首次正式會面”。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的立案庭法官也聽取了黎強家屬對案件申訴的說明；該院近期就李俊案所涉公司帳戶的凍結令作出過批復。

近期的多個資訊源顯示，一些案件重新立案審查工作也有望開始。

儘管企業主和家屬心情急切，但上述資產負債的現值仍有待司法機關和審計機構來確定。哪些財產可以由仍存續的企業繼續經營？哪些需要經過執行程式繳入國庫？
而本報多方採訪顯示，除了司法機構的意願，背後還有諸多法律本身的難題，比如現有財產刑執行的法律制度，也需要進一步細化。

1.未完結的財產執行
幾位企業主經營的公司企業，有的未被判刑，有的明確判處了罰金。目前除黎強的股權已完成司法執行外，其他案件的執行均未完結。
重慶嘉陵江以北，彭治民仍在為重刑犯修建的渝州監獄服刑。幾個月前，異常消瘦的彭獲准學習法律，並且研究自己涉黑案件的申訴材料。他曾被視為當地最大地產商之一。
而在當地歷史最久的渝都監獄裡，黎強已經通過至少八門工商管理高等教育自學考試。這位民營運輸業老闆3年前被判20年徒刑。現在，他在家屬網購寄入獄所的參考書中消耗了太多精力，還被送到醫院動了一次眼部手術。

他們的代理人不斷在轉達外界的變化，這讓“涉黑”企業主們再次關注起自己資產的現狀。
自運輸業民企控制人黎強2009年7月在巴南區投案，到地產和娛樂業老闆李俊2010年10月從成都飛往香港離境，這一年前後“打黑除惡”進入高峰。上述幾位在山城極有傳奇色彩的企業家個人、所控制的公司，乃至親屬與合作方的資產都已被警方申請凍結，公司公章和帳戶均在專案組控制下。

專案組的一般做法是，將這些公司和其涉獵的娛樂場所、或有公司犯罪嫌疑的實體，一併在起訴書中稱為“涉黑組織聚斂的財物及其收益，和用於犯罪的工具”。
案件二審判決書顯示，打黑行動中早期審理的黎強被判處有期徒刑並處罰金，後期開審的陳明亮，彭治民均被判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李俊目前仍滯留海外，其控制的公司均由親友代持股份，部分代持者已被判處財產刑。

但幾位企業主經營的公司企業，有的未被判刑，有的明確判處了罰金。目前除黎強的股權已完成司法執行外，其他案件的執行均未完結。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較複雜：一是在執行中如何切分個人財產與夫妻、其他家族成員合法的共有財產存在爭議；二是這些企業資產負債體量龐大，且存在大量未建成項目，此時處置難以形成效益。三是這幾起要案涉及的企業主或其家人，在近幾個月均向司法部門遞交了申訴材料。

截至12月4日，重慶各級法院還沒有送達針對判決申訴的受理或駁回文書。因此依照慣例，家屬也無法向更高一級法院申訴。在這種狀況下，已經出獄的親友更著眼于財產刑執行中出現的問題。
這既是擔憂資產已經複雜交易無法回溯；也與儘快改善生活水準的願望有關。

這些案件判決書中均載有“繼續追繳”的條款。案件審理後，當地以法院委託協助執行的合法形式，繼續由專案組主導後續事宜。專案組依據“繼續追繳”的判決出具追繳通知書，凍結或劃轉相關企業的財產。
黎強雖未被沒收所有財產，但其所有公司均被視為涉黑組織作案收益和工具，絕大部分已司法拍賣。包括一些被判無罪的公司中，屬於黎強和親友的股權也被一起執行。此外，仍有一部分親友的財產，沒有收到正常的執行文書。比如涉及黎母親的200多萬元的存款，黎妻的存摺和房產等。

陳明亮被處死刑後，他名下的公司股權維持原狀，尚未完成司法執行。但在部分公司陳家失去了董事會成員資格。現在的爭議在於其妻左保書已刑滿出獄，她並未被判處沒收全部財產。因左也常年參與到部分名下企業的經營，家屬曾提出應依照民事法律原則，將陳一半財產退還妻子。現在，部分公司仍處在左保書和其他家人的經營下，何時進入執行程式尚未確定。
彭治民曾被認為是控制資產最多的涉黑富豪，也被判沒收個人所有財產。其妻陸紓是多家企業法定代表人，還有一些合夥人也掌握大量股權。

彭方面律師向法院提出，應該考慮夫妻共有財產和其他股東股權的分割問題。但當時專案組認為合夥方的股權也系替彭治民代持。彭名下總資產最大的企業系重慶眾誠物業發展有限公司和重慶慶隆物業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稱“慶隆公司”和“眾誠公司”），目前都在市級國資集團下屬公司的託管中。彭和合夥人對託管方的財務手法抱有異議。

李俊案情形最為複雜，他仍名列公安部B級通緝令中，絕大部分資產至今難以進入司法執行程式。在案發前他的公司股權已都由多位親屬代持，這些親屬的案件審理時間較長，部分案件今年2月才一審完結。而且李在警方兩年前清查其經營的娛樂場所時就已離境。此後專案組一直管理相關公司的帳戶和公章至今年9月末。

就本報掌握的這些案件的執行裁定書，沒有就已出現爭議的每一宗資產和財務作詳細表述。而本報曾對重慶高級人民法院和案件的一審法院參與審判的多位法官和執行庭官員進行採訪，相關人士對此的解釋大多是，“（財產刑執行）是由專案組負責執行的”。

有當地司法系統官員分析，目前即便法院已經介入到核查工作，但也還未到公開相關資訊的階段。

多次發函或到訪重慶高院，希望採訪相關問題，但至截稿前沒有收到正式回復。

依照正常程式，財產刑執行應由一審法院的執行機構對凍結財物的清單予以確認後，再將相應資產和財物轉入國庫處置。當初的執法依據和資產流向則非常多樣，這也為現今依法處置增添變數。

2.多樣的入場者
由於託管的時機多在未判決前，託管的執行方並非當事企業自選，就其中責任義務各方的資訊不對稱，可能為今後正式進入司法執行埋下爭議。
在案件審理前，根據幾十份企業主家屬回憶、法院凍結令和財物移交憑證的影本顯示，包括當地國資公司和金融巨頭在內的個人和組織都陸續入場，參與到龐大資產的流轉和管理中。
當地一位工商聯高層說，有的資產在案件尚未審結前，就到企業家中尋求買家，這種處置方式在民營企業界引發不安。

而部分現金和物品目前去向不清，更是引發了大家的疑惑。比如黎強妻子伍樹芹在中國銀行巴南區支行帳戶中的全部存款、黎母（非嫌疑人）的290余萬元等直接劃入到相關政法部門帳戶。一審法院為專案組向銀行出具了協助扣劃通知書。通知書影本顯示，伍樹芹多個帳戶中被劃走的現金，高於其被判處的罰金。另有多家家屬指出，部分轎車、古董被收繳後，目前未見合法執行文書。
對涉案民企的管控則有各種形式。

一種情況是，黎強案中有無罪公司實體在沒有公開拍賣的情況下即更換為國資股東；更複雜的一種現狀是，其他涉案的相關企業，被納入到當地國企的託管中，而諸多家屬和法律界人士認為，由於託管的時機多在未判決前，託管的執行方並非當事企業自選，就其中責任義務各方的資訊不對稱，可能為今後正式進入司法執行埋下爭議。

瞭解到，黎強與妻子名下企業股權多數已完成司法拍賣，由巴南區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渝興建投”控制。未經過司法拍賣的非涉案公司，也以追繳黎強個人財產的名義將股權在工商部門變更。由於交通運輸領域並非渝興建投主營領域，據其內部人士透露，公司一直在與重慶公路運輸集團接洽資產轉讓。

重慶市國資委8月曾要求暫停這些資產出讓行為。但近期雙方仍在就資產轉讓進行談判，標的是部分交通線路運營牌照和車輛的轉讓。
彭治民在涉案後，本希望將眾誠公司和慶隆公司自主交給雲南一家信託公司託管，但被要求與當地金融巨頭重慶國際信託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重慶國投”）簽約，後又轉由市政府獨資的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重慶渝富”）下屬公司託管。

與重慶國投的託管合同影印件顯示，渝中區一家國資公司也曾涉足彭的企業。該協議有標準的權責條款，規定託管方應該維持企業淨資產保值增值。
代理彭二審和彭妻陸紓申訴的律師余暉說，彭本人和兩家公司的其他股東，最初都未保存託管協議的原本。但對餘的採訪和案件判決書顯示，在彭案還未審理前，這些股東的確在一份託管合同上簽字。由於託管方調整了經營層的人事安排，股東無法接觸到託管一年期間各個公司的財務資料。此事彭當時的合夥人也表示屬實。

李俊也碰到了類似問題。曾有相關方建議將李俊名下資產最優良的地產企業“俊峰置業”納入國資託管。但李的兩個親友股權代持人沒有在相關檔中簽字。一位李姓財務人員回憶，當時的專案組有時先流轉資產，再到公司補辦手續。

陳明亮的大多數公司雖未發生股權變更，但其案發時最有價值的工程，位於江北區中心地段的世紀英皇大酒店，系一處商業住宅地產項目，在案發時接近完成裝修。陳明亮最初拒絕託管。陳2009年6月被拘留，當年9月重慶市公安局下發了對該專案的追繳決定書。當時辦案人員的手簽附注顯示，陳明亮拒絕在該檔上簽字。但其間“託管”還是發生了。

託管的依據是2009年10月一份市政府專題會議紀要。該紀要的影印件顯示，市財政局已經委託重慶交通旅遊投資集團（下稱“重慶交旅”）作為世紀英皇項目的託管人，要在市國資委、市財政局指導下，“確保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而陳明亮直到2010年2月3日才進行一審審理，在陳明亮一審被判死刑後兩天，重慶市建委向市政府發文申請批准由重慶交旅下屬公司正式取代江州實業成為項目主體。

工商資料顯示，世紀英皇大酒店的項目公司至今沒有發生股權變更，陳控股的江州實業集團持有50%股權。此後因同樣持有50%股權的合作方同意，目前已由“託管方”的下屬公司將房產幾乎售盡。

3.託管後的現金流

部分企業的現金流流入和流出表現失衡。主要表現包括融資和經營成本增加，但經營活動和投資活動的收入減少。這些公司全面的財務資訊仍有待于開啟司法執行時公開。
本報獲得的數十份銀行憑證和司法部門的檔顯示，在管理公司實體中，大部分企業的現金流流入和流出表現失衡。主要表現包括融資和經營成本增加，但經營活動和投資活動的收入減少。
但這些公司全面的財務資訊仍有待于開啟司法執行時公開。這種“失衡”狀況，也將影響後續執行對資產價值的判定。

彭治民的兩家公司即顯現上述特點。近期市政府會議中幾方發言中的資訊顯示，在彭的公司被託管後，此間企業帳面留存的現金未用於項目建設，而是先歸還了近6億銀行貸款。在2011年5月，重慶國投分兩批向銀行購買了慶隆和眾誠另外近9億元的信貸資產，在國土局備案的土地抵押資訊也進行了變更。此後不久，重慶渝富（和下屬子公司）開始託管彭的企業。
債權轉移的結果是，彭的企業在沒用大額經營收入情況下，需要通過借款向重慶國投歸還債務和利息。股東們認為，這些借款利率高於銀行貸款，這種處理方式不符合地產企業的一般做法。
而接近重慶國投方面的人士則認為，先用現金歸還銀行貸款，是因為託管公司難以主持地產日常開發，為了日後司法執行時資產關係更明晰。
李俊案雖未進入“託管模式”，但在涉案股東一審判決前，公司帳戶中的大量資金仍多次劃轉到沙坪壩區國庫。

幾份銀行憑證顯示，在案發時公司帳戶曾有2億左右現金，主要是農業銀行的短期貸款。這些資金不僅被凍結，且在2011年6月被劃轉到沙坪壩區財政局帳戶。此後該區又分14次原額退還了這些資金。其間據該公司財務計算，這些資金需要支付的貸款利息和活期存款利息，總計超過970萬元。此外，該公司還有超過7000萬的資金被以追繳和凍結的名義陸續劃入財政帳戶。
其間，專案組控制著俊峰置業的公章和帳戶。而2012年2月的相關案件判決書和執行裁定中，未明確涉及該公司需要承擔的財產刑。由於大量資金在審理前被劃走，公司難以繼續履行建設和銷售合同，經營性的現金流入幾乎停止。至今年9月末專案組將公司公章交還俊峰置業管理層，公司股東委託李俊前妻羅琮（在案發時與李辦理離婚）代管公司。

但在10月11日，沙坪壩區法院再次下達對公司帳戶約2651萬資金的凍結令。這份凍結令以俊峰集團（與俊峰置業分別由不同自然人股東持股）股東李修武（李俊胞兄）一案名義發出。此後李俊家屬方面向重慶高級人民法院提交異議。

家屬代理人說，高院相關負責人此後批復望沙區法院“十日內依法妥處”，此後該帳戶予以解凍。本報記者向高院宣傳部門確認是否有高級法官作出這一批復，相關人士稱需要時間向領導層核實。
俊峰置業一位業務高管說，在近兩年的日常經營中，公司每簽訂一項合同，均需要先向市公安局申請批准，再到專案組加蓋公章。李俊的地產專案後來陷入對施工方和購房者的雙重違約中，違約金總額超過6000萬元。

陳明亮的項目被託管後，現金流收入也與預想不符。這個建築面積約16.2萬平方米的商業地產項目，案發時已經接近開盤。陳家屬的委託人說，當時的評估價值約為10多億元，希望將開盤底價設定在7900元/平方米。而今年3月後從該案聯合工作小組等管道獲知，大酒店專案幾近完成銷售，平均銷售價低於當初預想的底價。同時還發生了大量的成本，再除去應繳稅費後，剩餘的利潤已經不到2億。

其家屬方面向司法部門提供的一份材料自稱，有內部工作人員發現該專案託管期間有成本虛增和核算問題，並稱已有託管方員工因此受到有關部門調查。

向交旅集團高層和該項目合作方尋求當時的託管協定，均沒有獲得回復。
彭治民的兩家公司即顯現上述特點。近期市政府會議中幾方發言中的資訊顯示，在彭的公司被託管後，此間企業帳面留存的現金未用於項目建設，而是先歸還了近6億銀行貸款。在2011年5月，重慶國投分兩批向銀行購買了慶隆和眾誠另外近9億元的信貸資產，在國土局備案的土地抵押資訊也進行了變更。此後不久，重慶渝富（和下屬子公司）開始託管彭的企業。

債權轉移的結果是，彭的企業在沒用大額經營收入情況下，需要通過借款向重慶國投歸還債務和利息。股東們認為，這些借款利率高於銀行貸款，這種處理方式不符合地產企業的一般做法。
而接近重慶國投方面的人士則認為，先用現金歸還銀行貸款，是因為託管公司難以主持地產日常開發，為了日後司法執行時資產關係更明晰。
李俊案雖未進入“託管模式”，但在涉案股東一審判決前，公司帳戶中的大量資金仍多次劃轉到沙坪壩區國庫。

幾份銀行憑證顯示，在案發時公司帳戶曾有2億左右現金，主要是農業銀行的短期貸款。這些資金不僅被凍結，且在2011年6月被劃轉到沙坪壩區財政局帳戶。此後該區又分14次原額退還了這些資金。其間據該公司財務計算，這些資金需要支付的貸款利息和活期存款利息，總計超過970萬元。此外，該公司還有超過7000萬的資金被以追繳和凍結的名義陸續劃入財政帳戶。

其間，專案組控制著俊峰置業的公章和帳戶。而2012年2月的相關案件判決書和執行裁定中，未明確涉及該公司需要承擔的財產刑。由於大量資金在審理前被劃走，公司難以繼續履行建設和銷售合同，經營性的現金流入幾乎停止。至今年9月末專案組將公司公章交還俊峰置業管理層，公司股東委託李俊前妻羅琮（在案發時與李辦理離婚）代管公司。
但在10月11日，沙坪壩區法院再次下達對公司帳戶約2651萬資金的凍結令。這份凍結令以俊峰集團（與俊峰置業分別由不同自然人股東持股）股東李修武（李俊胞兄）一案名義發出。此後李俊家屬方面向重慶高級人民法院提交異議。

家屬代理人說，高院相關負責人此後批復望沙區法院“十日內依法妥處”，此後該帳戶予以解凍。本報記者向高院宣傳部門確認是否有高級法官作出這一批復，相關人士稱需要時間向領導層核實。
俊峰置業一位業務高管說，在近兩年的日常經營中，公司每簽訂一項合同，均需要先向市公安局申請批准，再到專案組加蓋公章。李俊的地產專案後來陷入對施工方和購房者的雙重違約中，違約金總額超過6000萬元。

陳明亮的項目被託管後，現金流收入也與預想不符。這個建築面積約16.2萬平方米的商業地產項目，案發時已經接近開盤。陳家屬的委託人說，當時的評估價值約為10多億元，希望將開盤底價設定在7900元/平方米。而今年3月後從該案聯合工作小組等管道獲知，大酒店專案幾近完成銷售，平均銷售價低於當初預想的底價。同時還發生了大量的成本，再除去應繳稅費後，剩餘的利潤已經不到2億。

其家屬方面向司法部門提供的一份材料自稱，有內部工作人員發現該專案託管期間有成本虛增和核算問題，並稱已有託管方員工因此受到有關部門調查。

王立軍大陣仗打黑似閱兵

內地傳媒再揭前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在任期間的劣行，指他早年曾出動包括裝甲車及火箭炮等重武器，清剿黑惡勢力，大搞閱兵；更多次借打黑，侵吞民企資產，嚴刑逼供。報道又指王立軍善於利用媒體，製造輿論上位；更大搞非法監控及竊聽，以及擅改中央領導的新聞稿件等。

報道指出，王立軍在○九年初進行「緝槍治暴」的一次行動中，以旅遊名義申請運兵專列，出動裝甲車等作戰車輛，車隊綿延五、六公里，手持衝鋒槍、火箭炮等各種輕重武器的特警和武警數目多達上千人。

大搞非法監控 又操控媒體
行動後王又讓裝甲車和警車等在他面前整齊開過，陣仗如同檢閱部隊。

報道引述消息指，王立軍任重慶市公安局長期間，又大搞非法監控及竊聽，聲稱能在十二分半鐘內，將全國人口查找一遍；只要上網、打電話或使用銀行卡，警方都能知道，並找出位置。

報道又指出他善於利用媒體，更加擅自將中央領導發言的官方新聞稿件中，領導讚揚打黑的五十字，擴充至三百多字。

立軍打黑鯨吞民企資產 借展覽與中央領導捆綁
2012年12月17日

2008年6月，王立軍曾在錦州市公安局《員警文化沙龍》上發表《我心永駐》一文。這是他離開錦州的謝幕詞。在這篇臨行自白中，王稱：讓我從渤海之濱，去感受巴山夜雨。
在重慶，王立軍的開幕式是低調的夏季治安綜治行動。這個行動雖不如打黑一樣為外界熟知，卻頗得原重慶市委主要領導讚賞。

2008年11月1日，原重慶市委主要領導數次找重慶市局班子談話。在場記者回憶，市委領導指著王，對時任市局局長、黨委書記劉光磊稱：要多給年輕人壓壓擔子。
當月，王立軍還在市局開展忠誠宗旨教育，摘錄了市委主要領導關於公安工作的重要論述，讓民警學習。

在這些鋪墊後，王立軍在一個涉及軍地合作的案子中，打響了他的重慶第一槍。此案也讓他履渝後首次在央視《法治線上》和《天網》兩檔節目中亮相。
2008年8月12日，王立軍責令成立“緝槍治暴”專案組。為保密，“8•12”成為此次行動代號。參與行動的許令(化名)稱，渝湘黔邊界槍患曾一度猖獗，經中央政法委牽頭三地警方治理，情況大為好轉，但王上任後，聲稱槍患上升3倍多，並派刑偵人員前去渝湘黔邊界的重慶秀山摸排。

許稱，由於摸排不理想，王提出“打擊技師就是打擊造槍窩點”。於是，刑偵人員選好造槍點，提供設備和資金，邀技師重操舊業，並經專案組佈局，於2009年1月9日淩晨對秀山“地下兵工廠”進行集中清剿。

一張大幕徐徐拉開。許透露，警方本想申請運兵專列，未獲通過，遂以旅遊名義申請到了專列。2009年1月7日，裝甲車及其他作戰車輛先行，車隊綿延五六公里。次日，千余名手持衝鋒槍、火箭筒等各種輕重武器的特警、刑警和武警乘坐專列，到達指定位置。
許回憶，行動場面壯觀，“炸藥轟隆隆響”。三號制槍點在溶洞，隨訪記者回憶，王立軍一度準備用火箭炮炸毀溶洞，因在場的公安部刑偵局領導不同意，此舉遂作罷。
許令介紹，之所以安排在溶洞，也是為了讓衝突更具戲劇化。

行動收工，王立軍出現在秀山花燈廣場，裝甲車、警車整齊開過，陣仗如同檢閱部隊。圍觀的一位當地老者對許令稱：一輩子就看到兩次解放軍進城，一回是解放，一回是這次。
2009年1月，重慶警方通報稱，在5個月的緝槍專項行動中，繳獲仿製式手槍183支。

重慶打黑第一槍
秀山緝槍後，2009年2月，王立軍接替劉光磊，成為重慶市局黨委書記。現在看來，這是此後三年重慶打黑的起點。
這也是王立軍仕途最為順遂的時期。2009年3月19日，重慶某駐渝部隊哨兵遭歹徒持槍襲擊身亡。案發後，王立軍任專案組總指揮。一周後，他兼任重慶市局局長。
儘管“3•19案”在其任職三年期間並未破獲(案犯周克華於2012年8月14日在重慶被擊斃，當時王已被免職)，此案仍成為王立軍對重慶警情基本面摸排的重要契機。
案發一月餘，4月27日，王立軍在治安整治動員會上透露，以“3•19案”為契機，警方完善了情報資訊，把全市883萬重點人口和27萬不放心人員全都梳理了一遍，“這在全國是沒有過的”。

此案還促成了“警務資訊化”。當年5月，在視察網監總隊電子證據中心時，王透露，重慶市委開全國先河，把移動、金融幾十個部門的資料都整合給公安。他要求，對於被鎖定人員，要“法律事權不商量”，意即可上情報手段。他以竊聽為例，稱竊聽就應列為秘密證據。
在“3•19案”完成摸排後，借“6•3案”，王立軍打響了打黑第一槍。2009年6月3日，重慶江北愛丁堡社區發生槍案，警方為此成立了“6•3”專案組。王未能預料的是，“6•3案”也為後來的李莊案預埋了伏筆，令他遭遇了打黑以來的最大阻力。

在當年的打黑除惡專項鬥爭會上，王稱，“6•3案”前，98%的幹警不知要打黑，“6•3案”後，警方第一時間捕捉戰機，技偵、網監各警種即時介入，“沒一個專案組的基地是3天建立起來的，最快的一天一宿，武警要多少給多少”。

對於打黑對象，王立軍也胸有成竹。2011年9月，在會見《求是》雜誌編委鄭某時，王不無自得地稱，部署打黑時，他一張紙也沒有，就說出400多個黑惡團夥成員的名單，“不到一星期就抓了800多”。

“6•3案”後，2009年6月25日，重慶警方通報，數十個黑惡團夥的首犯陳明亮、陳坤志、龔剛模、嶽村已經落網。他們皆為民企老闆。正如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童之偉在其《重慶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研究報告》中指出，重慶打黑幾乎所有的重頭戲都是針對民營企業家和民營企業。

2009年7月14日，原重慶市人大代表、渝強運輸公司老總黎強被刑拘。黎強被抓5天后，王立軍在第二批次打黑除惡鬥爭會上透露，在計程車罷運期間，黎竟然向政法系統的一個“一把手”叫板，稱要在兩會上聯名人大代表罷免對方，導致該幹部拍案而起，稱要在兩會開幕前將黎抓進監獄。
“我向市委領導彙報時說，他要敢向我叫板，我就會告訴他，我可以將你擊斃。”王稱：“大家能想像，黑惡勢力倡狂到了什麼程度？”
王強調，打黑是市委主要領導的要求。2010年6月，在會見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牧時，王立軍稱：打黑關鍵要看執政黨的決心。
黎強被抓次日，到渝僅一年的王立軍接替劉光磊，兼任武警重慶總隊第一政委、第一書記。這是繼秀山緝槍案後升任市局黨委書記、“3•19”案後擔任局長之後，王立軍在重慶的第三次升遷。

091專案組
如果說“6•3案”打響了重慶打黑第一槍，091專案組則幫助王立軍完成了內部整肅的第一槍。
091專案組由原重慶市局副局長郭維國牽頭。作為王立軍的嫡系部隊，091專案組參辦了包括文強案、李莊案在內的所有打黑要案。該專案組得名於 “2009年打黑第一號重要案件”，成員包括原禁毒總隊隊長王智、萬州民警熊峰等人。市局民警楊渝透露，熊峰因手段殘酷，在內部有“萬州熊”之稱。
2009年8月7日，在重慶江北機場，數百警員包圍飛機，原重慶市司法局局長文強在王立軍的親自帶隊下，被帶上警用防暴車。

2天后，王立軍召開警方警示、督辦會議。他在會上宣佈，打黑除惡取得了決定性突破，除鏟了文強、黎強等“五強”外，還有公、檢、法、司參與的“司法打撈隊”，及9名律師。王透露，市政法系統一有級別的幹部還為落網的律師鳴冤叫屈，自己托市委一領導帶話給該幹部，讓其好自為之，“現在這人閉嘴了”。
在打黑中，擅長數字管理的王立軍，將案件分為A、B、C類。 A類為市局參辦案件，B、C類為區分局、基層派出所參辦案件。部署打黑僅2月餘，2009年8月，王立軍在國慶60周年安保工作會上透露，目前除16個重點專案外，其餘ABC類案件已達270多個。
在辦案透明度極低的情況下，律師依法為其當事人進行的辯護，被王立軍視為打黑絆腳石。2009年12月，北京律師、“6•3”案首犯龔剛模的辯護人李莊成為王立軍決心清理的第一塊絆腳石。

據案卷，2009年12月10日，091專案組民警熊峰等人從龔剛模處獲得突破，龔反映了李莊教他編造刑訊逼供的情節。
隨著李莊案庭審的推進，“鐵山坪”基地浮出水面。這是重慶24個打黑基地中的標誌地點。“6•3”案的所有涉事物件在此接受訊問。龔剛模稱自己在鐵山坪“被吊了8天8夜，大小便失禁”；其侄龔鵬稱，專案組用窗簾把攝像頭罩住，把他吊在窗戶的防護欄上打；“6•3”案的第二被告、已被執行死刑的樊奇杭在其生前偷錄的一份視頻中稱，他不堪折磨，曾兩次撞牆自殺，咬下舌尖自殘。

2010年2月9日，李莊偽證罪二審宣判，獲刑一年半。李在陳述中留下了“被逼認罪緩刑”的藏頭詩迷局。該月月末，重慶召開表彰大會，慶祝“打黑除惡”階段鬥爭取得全面勝利，李莊案公訴人么甯獲“重慶人民衛士”稱號。熊峰被記一等功，從郊縣提拔為沙坪壩區刑警支隊常務副支隊長。
在內部會議上，王立軍稱，幹警為了工作違紀，市局一定力保，有些同志打人，“確實打得很重，確實構成傷害了，我說那是刑訊，不是逼供。檢察院捕了，那也要未罪不訴”。
在楊渝看來，熊峰的上升路徑只是過去三年重慶警界的一個縮影，“刑訊逼供、私設監獄之所以氾濫，是因為王立軍把惡魔從瓶子裡放出來，對他們封官許願，讓他們盡情釋放人性的惡。”

“大情報”
對重慶而言，打黑完全成為其進行社會管理的杠杆和抓手，並直接依靠員警部門的擴張來達到目的。
除打黑辦案外，王立軍還有個外界看不到的武器，那就是“大情報”。2009年12月14日， 李莊歸案2天后，王視察情報資訊中心，感謝他們在李莊案中的辛勤努力，並希望他們“真正成為一支武裝到牙齒的戰鬥團隊”。

在當月的情報資訊中心啟動儀式上，王立軍表達了自己在“大情報”上的野心：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這次要用科技革命，能夠向它衝擊的要毫不客氣！
2010年1月，在情報中心組建座談會上，王介紹，情報中心可在12分半鐘內將全國人口查一遍，可通過13個點，對人進行立體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記上網、打電話、買機票或刷卡消費，警方都能知道，還能對重點人口進行GPS定位，監控其行動軌跡。他稱，除數位化保障外，勤務也會跟進，市府主要領導已經同意，今年我們招警1.08萬人。
2010年3月16日，在“大情報”專題講座上，王要求，從社保到銀行，除軍事、戰爭外的一切資訊，都要視為自己的資源。他羡慕其他地方的進度“有的已經一刀切到網通和移動的中心平臺上”，並稱大情報應對的是虛擬社會和虛擬群體。在他看來，“大情報”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國難動民心，需要解放軍；政府一告急，馬上公安局。”

2010年5月14日，在為重慶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做報告時，王透露了“大情報”建設的奇跡：春節前5天，4000多名有劣跡的人員進入了重慶，6小時內被鎖定，3400多人被警方點對點地見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時內離開了重慶。

在王主政期間，技偵總隊隊長這一要害職位，由其門生、東北籍幹部王鵬飛擔任。在王立軍鐵嶺公安局長任內，王鵬飛被提拔為鐵嶺公安局副局長，主管技偵和刑偵。王立軍2003年調往錦州市後，王鵬飛調盤錦市擔任公安局副局長。2010年末，王鵬飛由盤錦調入重慶公安隊伍，任渝北區公安分局局長、渝北區副區長等職，同時兼任重慶市局技偵總隊隊長。

2011年10月26日，王立軍向北郵校長方濱興透露，重慶警界刑偵、技偵、網監一次性各發3.5億元設備，“現在我們每天要查87000人，還有技偵、網監的秘密介入，現在我們打掉了5000多人，主城刑拘以上的就達到這麼多”。
2011年12月，王立軍向黑龍江省綏化市公安局長盛威介紹，重慶市局共發了27億的設備，都是德國和以色列的，“哪個省能比？”

“鯊魚吞小魚”
在重慶，王立軍持續地強調打黑，並將之打造成當地最重要施政標誌之一。通過打黑，王立軍不僅實現了仕途的上升，也實現了個人權威。打黑辦案以及情報系統的組合運用，成為其威懾民營企業家、公民乃至整個社會的主要手段。

在打黑除惡全面推進3月後，2009月9月，王立軍宣導的“重慶人民警察英烈救助基金”正式成立，重慶名營企業家共認捐7000余萬。
2010年9月，在會見“世界名博沙龍主席”一清時，王立軍稱，劫富濟貧是世界通用，他以普京為榜樣稱：“十個人，普京出手把兩個富的全幹掉，兩個一般富的一看，為了保全自己，也會把自己的東西貢獻出來，剩下的六個窮人會說，幹得好”。王稱，這就是民情，如果黃光裕在重慶，不會發展到今天。
在華東政法大學童之偉教授看來，重慶打黑是實施了劍指民營經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打黑除惡初期涉案企業家，都家破人亡：龔剛模被判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陳明亮被判處死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嶽村被判處死刑，並處罰金人民幣1.5億元……

2010年6月，在打黑除惡一年之際，重慶希爾頓老總彭治民因涉黑被091專案組帶走，彭原為重慶市渝中區人大代表，身家數十億。
在當期重慶市局下屬的《員警文化沙龍》雜誌上，發表《希爾頓擦槍走火》一文。 該文稱，彭“公然誹謗打黑除惡成果”， 於是被重拳喝止。
當年7月，在接受打黑創作組採訪時，王立軍提到，像彭治民這樣的人，共產黨早就在他褲腰鏈上掛了定時炸彈。他還為民營企業家擬了一副對聯，上聯是“暴力色彩，罪惡累累，原罪運行”，下聯是“黨政勾結，司法保護，刑經並行”，橫批“好自為之”。

王稱，如果這些民營企業家，包括黨政官員，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我們還是寬以為懷，否則他們會在深水區爆炸。”
在打黑中，為最大限度地尋找權力運行空間，王立軍有一套自由裁量的哲學。他指向的對象，一類為其下屬，對方是否會成為黑社會保護傘，取決其“忠誠”。另一類為民營企業家、後又擴展至黨政官員、社會各界，即對方是否會落馬，取決於其是否“聽話”。

在重慶打黑中，一批民營企業家的資產被變相收歸國有，既壯大國有企業，又補助地方財政。2011年，希爾頓老總彭治民被判處無期徒刑，並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俊峰集團總裁李俊被通緝逃亡海外，親屬多人被抓或被通緝逃亡。

這個模式，被王立軍稱為“鯊魚吞小魚”。在陪同客人參觀打黑展時，王稱：只要是黑社會，馬上叫銀行把它吞進去，或是政府一次性拿過來。
這種明火執仗，還體現重慶民警留學基金的成立上。2011年5月18日，王立軍指示刑警總隊長李陽，“找些企業家，讓他們拿點，給我們支付留學經費。”當年7月19日，王接見了重慶13名民營企業家。當天，老闆們一共認捐留學基金3000萬。

在其主政後期，隨著權力的膨脹，王立軍的自由裁量哲學也越發精進。2011年12月1日，王立軍向某銀行重慶市分行行長表明自己如何愛護金融系統，稱有些涉案金額達到七八百萬，“我們全輕輕放下了。”

王稱，自由裁量權在其手中，他以希爾頓為例，稱“他說1000萬，我們說只值200萬，簽個字就可以拿進來。跑的時候歸他，劃跑道的時候歸我們。”

“褲腰上的定時炸彈”
童之偉在其報告中指出，在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下，公民基本權利中因此而受損最嚴重之一即為言論自由。
2009年9月，重慶男子彭洪因在論壇中轉發打黑漫畫《保護傘》，處以勞教二年。當地青年任建宇、黃成城、田宏鴛等，也都僅因評點時政便蒙冤勞教。2011年1月，重慶市民龔漢周因轉發“交巡警平臺寒天裸拷酒醉男子”一帖，被以“攻擊政府職能部門”為由，勞教一年半。

2011年4月22日，李莊漏罪案撤訴。李莊獲得自由之際，涪陵區林業局幹部方洪卻因此案受牽連。方洪(網名方竹筍)因發表諷刺李莊案的“一坨屎”的打油詩微博，被勞教一年。
令重慶司法形象受到負面影響的李莊案第二季，成為王立軍在渝第四次升遷的契機。 2011年5月17日，王立軍全票當選為重慶市副市長。對李莊案上的敗績，王立軍並不心甘。2011年6月25日，王立軍會見北郵校長方濱興，副局長郭維國作陪。

“防火牆之父”方濱興介紹了演講時遭鞋襲後自己的應對。方的辦法，為郭、王提供了靈感。郭維國稱，像楊金柱、陳有西這樣的人，就是要揭他的家庭住址。陳有西為李莊第一季的辯護律師，楊金柱為湖南律師，李莊案第二季時曾赴渝聲援。
王則希望方能在重慶網監種試驗田，“我們現在有五百多人的隊伍，天天在做”。
4個月後的10月26日，王立軍再次會見方濱興。說到網上對重慶不利的言論，王稱，無論實名還是匿名，“我們不客氣”。
民警孫淩透露，王甚至建立了黑名單，“飛機一落地，記者和律師全在掌控中。他要審查你的背景，監控你發表的文章。”
在打黑型社會管理方式下，除極少數權力人士外，每個公民的人身權利和自由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脅。

在重慶市局2011年第14次擴大會議上，王立軍提及原重慶移動董事長沈長富因受賄罪被刑拘一事，稱以前員警上移動公司要資料，居然被拒，“公安局的小號平臺，也給我們亂切 ，說了還不聽，所以郭維國把沈長富刑拘是對的”。王還提到：打黑期間，有的銀行行長不給我們提供單子，當作妨礙公務，立即拿下。
在王立軍時期，公安獨大，王甚至能決定判決結果。2011年1月，針對《王天倫涉黑團夥“漏網之魚”王東明受審》的報導，王批示：“要處極刑，否則，向社會怎麼交待？而且如不判死刑，那將是後患無窮！”四個月後，王東明一審被判死刑。

即便是重慶市政府主要領導，對王立軍也頗為忌憚。2010年1月4日，在統籌城鄉戶籍制度工作會上，王稱，市府主要領導向他承諾“立軍，你們什麼時候要我開會，我就什麼時候開，你要我們開多少會，我認為都不過分，要哪些部門參加，任何部門不得講價。”
2012年5月，在公安平聯辦工程會議上，一市府主要領導笑稱，昔日區縣的領導看見王畢恭畢敬，看到他卻嬉皮笑臉，“我知道，他在你們褲腰上都掛了炸彈”。

打黑展的功能
在多個場合，王立軍都會提到，“熙來書記不是講了嘛，一旦中央領導來了，一旦專家學者來了，得擠幹壓盡。”
楊渝透露，過去三年，凡來渝視察的中央領導，都要到市局參觀打黑展覽，節假日期間，來參觀的退休老領導尤其多。市局宣傳處還得將此作為政治任務，要寫稿。
楊介紹，打黑展最初的解說詞是由政治處民警寫成，不過，每當有官員來參觀，王立軍都會隨口發揮，形成新版本，“領導來了他表現欲望特別強，他喜歡戲劇化的東西、高潮迭起。”

楊舉例稱，截至2011年，按內部統計，參觀打黑展的省部級幹部共有463名，在王的口中，這個資料達到了600多名。當解說組組長對此表示疑惑後，王怒稱“跟我作對，就是跟市委市政府作對”。有關領導私下做組長的工作，稱王也是副部級幹部，“這兩年，他來回100多次總有吧，加起來不就600多了麼？”
在孫淩看來，王立軍的行事近乎瘋狂。孫稱，2010年12月，一中央領導到重慶市局參觀。有個場景是該領導順著王所指，看打黑展資料，後王授意把照片上的背景抹掉，剩下就是領導順著他所指，看向遠方。

警令部民警蔣山(化名)回憶，一退休的中宣部領導參觀過打黑展後，王立軍要求在稿中加入該領導贊成打黑的內容，並稱這是領導對他的耳語。類似的還有一退休的原中紀委領導，王要求將“退休老領導的話發揮一下”，最後稿中加入了該領導在任時的講話。

蔣山介紹，後來來渝的不少領導，參觀打黑展時都咬緊牙關，既沒表情、也不說話，稿子裡只好增加領導的肢體語言，如凝神貫注、頻頻點頭等。
“王立軍要出險棋、險招，不走中庸之道。他喜歡綁架別人，自己想說的話要通過別人的口說出來。”蔣稱。
2010年11月，某中央領導在渝考察。新華社關於此事的統發稿全文共1600餘字，關於其肯定打黑的內容共50餘字，《重慶日報》上關於該領導此行的稿子達3700餘字，其中肯定打黑的內容有300餘字。

蔣山稱，這次王立軍照例要求市局寫稿，但特別報導小組以該級別領導的稿子只有新華社總社可寫，他們以沒資格、怕犯錯誤為由拒寫，惹得王大怒，“公安內網上的新聞，跟新華社有什麼關係？！”
最終，這條新聞，市局特別報導小組寫了6000餘字。蔣稱，平常的稿子，王都親自批示，但此稿呈給王后，他沒簽字，後經一副局長拍板，稿子才得以上網。在事後的總結會上，王卻責駡相關人是“勝在起點，敗在終點”。

“我們揣測，王對新聞報導的規定肯定有耳聞，所以他不簽字，一旦追究起來也能規避。另一方面，他又拿這個來捆綁幹部，收放自如。”蔣稱。
蔣山感慨：但是王立軍沒想到，有一天他會被更粗的繩索捆死。

2009年12月，得知王立軍欲對自己動手的風聲後，李莊從重慶跑到了成都。2012年2月6日，陷入困境中的王立軍選擇了跟李莊同樣的走避路線，他逃離重慶，潛入了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在2012年9月24日的成都中院庭審現場。王立軍被判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罪和受賄罪四罪並罰，領刑十五年。王當庭表示不上訴。
這是“打黑英雄”王立軍最後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文革離我們有多遠
歐陽斌 2012年12月28日

2012年3月的全國兩會記者會上，在提及王立軍出走美國領事館一事時，中國總理溫家寶主動將話題引向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提到了中共對文革進行了全面否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最後一個問答中，他更明確地提出：“文革的錯誤和封建的影響，並沒有完全清除。”而在他這番強硬表態的第二天，薄熙來便被解除了重慶領導職務。

在彼時，能將薄熙來治下的重慶與文化大革命相關聯在一起的，從外界來看，更多是“唱紅”等一套底層動員的作法以及意識形態的操弄。這些都是所謂“重慶模式”外在的策略和取向。至於其內在運行機制，則一直僅僅存在於坊間巷談之中。也曾有言論認為，所謂“重慶模式”不過是薄為了博上位的政治運作，身為政客，加之其家庭在文革間的遭遇，其本人未必對文革真心誠意。

但如今，《南都周刊》、《南方周末》等中國媒體關於王立軍的報道揭開了重重黑幕的一角，勾勒出“重慶模式”的內部輪廓，也為還原薄熙來的重慶補上了關鍵的一塊——無論是外在的具體政策，還是內部的運作手法，“重慶模式”都是薄王二人對毛澤東文革政治的認真挖掘和繼承。溫家寶將之與文革相關聯，倒也貼切。

從運行機制來看，文革是一場恐怖政治，而這種政治之所以恐怖就在於沒有任何規則可言，生殺予奪皆出於“朕躬”。而領袖的意志又往往飄忽不定，讓你無法預判，想守規矩都不知所措。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陳揚勇的《苦撐危局》中記錄了周恩來在1966年的一句話，“我們看不清不要緊，要緊跟毛主席，不要掉隊”，正是這種無奈的寫照。這種政治文化造就的生物鏈中，除了最頂端以外，所有人都活得心驚肉跳。文革中，薄熙來之母便是在紅衛兵的揪斗中慘死。在《南都周刊》的報道中，升斗小民，如因在天涯論壇轉發重慶打黑漫畫《保護傘》而被勞教兩年的彭洪、因2011年在微博轉發上百條所謂“負面信息”被勞教兩年（後撤銷）的大學生村官任建宇等，自然如蟻蠖；即使那些富甲一方的企業家們，如重慶希爾頓老闆彭治民，本身就是局中人的權貴們，如經營重慶幾十年、黑白通吃的文強，也都被輕易解決。據《南都周刊》報道，王立軍曾說：“如果不聽招呼，3000塊錢我也能逮捕他，如果能聽話，二三十萬咱們也能過去，還能提拔他。”這不過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蠻霸邏輯的現代演義。

然而，這種恐怖政治的弔詭之處在於，生物鏈頂端往往狹窄到只能容納一個權威，其餘任何人都只能是絕對的工具。擺不對位置，就會引火自焚。林副主席不甘於只當“槍”，最後只能客死他鄉。王副市長忍不了一個巴掌，最後選擇了神風特攻隊般的玉碎。

文革政治運行的另一個關鍵是理論。理論大旗能夠凝聚人心。揪出那些牛鬼蛇神，捍衛革命和偉大領袖，這對於當年的圍觀民眾來說，確實能夠熱血沸騰，鬥志昂揚。而在一個自古就是蛇龍混雜的渡口城市，祭出“打黑”自然能夠博得弱勢民眾的歡迎。而理論大旗的另一個好處在於簡化一切麻煩，一個“反黨反社會主義”便可以輕鬆鬥倒批臭任何人。文革中絕大多數政治犯，上至國家主席劉少奇，下至北大學生林昭，差不多都帶着一樣的“帽子”。“打黑”亦然，但凡被扣上了“帽子”，便好比犯了“原罪”，根本不需廢話，只要專政就好。

不過要舉理論大旗，不能只靠蠻力氣，還要有筆杆子，論證你就是站得高看得遠。智商優越性便變得極其重要。毛主席雖然認為“四個偉大”非常“討嫌”，但是“偉大導師”是可以留着的，而且文革中政治運動往往都從筆伐開始。王立軍也竭盡全力擺脫當年在東北手持衝鋒槍勇擒小賊的形象，不斷獲取各個大學機構的加持。而“打黑唱紅”更是被不斷升華。無論所謂“理論”多麼顯而易見的荒唐，都並不妨礙一群群鼓吹手們前赴後繼。文革中有“梁效”、“羅鼎思”、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等等，而現時的重慶不也上演了從喜劇大師到大德碩儒們頻頻參拜，如過江之鯽的盛況嗎？如今在網上仍不難找到著名學者、知名博主們對重慶模式的認真論證和禮讚。

更為相似的是，糾錯機制都毫無作用。文革狂飆突進整整十年，若不是偉大領袖西去，怎麼有結束的可能？同樣，如果沒有王立軍戲劇性的“叛逃”，沒有薄熙來在王案之後的誤算和昏招，更若沒有彼時權力安排的需要，“重慶模式”會因其自身的荒謬而結束或被結束嗎？薄熙來若不是在3月戲劇性地下課，而是坐在了11月的十八大主席台上，那時候還能僅僅說是“重慶模式”嗎？文革在當今中國幾乎就只是一個模糊的記憶，但文革的變種仍然在21世紀生生重現，且紅極一時。中國真的走出了“歷史的三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