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論壇

答網友問: 街頭表演 (二)

問:同意音貝不能太高。本人過去也多次逛過西洋菜街和屯門公園，覚得表演者的音貝也不太高，從觀眾圍堵欣賞態度可見，否則也承受不了，遑論欣賞。

您從第一手觀察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盲點：「如果聲音真的難以忍受，現場怎麼還會人山人海？」 那些圍觀、鼓掌、甚至給予打賞的觀眾，本身就是音量最直接的承受者。如果音量真的到了「刺耳」的程度，觀眾早就散去了，這證明對現場欣賞的群眾來說，那種音量非但不是干擾，反而是市井娛樂的熱鬧氣氛。
這個現象正好揭示了噪音爭議中，「身處其中」與「置身事外」的心理與物理落差：

1. 現場觀眾 vs 樓上居民的「聽覺物理學」

為什麼現場觀眾覺得「剛剛好」，而樓上居民卻覺得「受折磨」？這涉及聲音在香港獨特建築環境下的傳播特性：
「迴音壁」效應： 旺角西洋菜南街兩旁是高聳且密集的唐樓與商廈，形成了一個狹窄的「峽谷」。當幾十個地面的音箱同時向不同方向廣播時，聲音會不斷在高牆之間反彈、疊加。
低音的穿透力： 表演者為了讓音樂有震撼感，通常會調高「重低音（Bass）」。這種低頻聲音的波長很長，在地面可能被密密麻麻的人群和雜音吸收、分散；但它會沿著建築物外牆向上傳導，甚至引起樓上住宅的玻璃窗和地板共振。對於想在室內看電視、做功課、或休息的居民來說，那種持續數小時、無法關掉的「咚咚咚」低頻震動，往往比高音更令人焦慮。

2. 音樂喜好與「非自願收聽」

正如您先前所言，凡事都有兩面。這裡存在著一個心理學上的「控制權」問題：
圍觀的群眾是自願選擇留下來的，他們對音樂有預期，心理上是享受和放鬆的。
樓上的居民、商舖的員工，或是您提到那位路過的上班族，他們在該處生活、工作、路過是非自願的。當一個人對室內環境的寧靜有合理期望，卻被迫連續幾小時收聽不屬於自己的音樂（不論是甚麼歌），那種「無法關掉別人收音機」的無力感，會將原本悅耳的音樂放大成心理上的「煩擾」。

3. 表演者之間的「音量軍備競賽」

在西洋菜街和屯門公園的後期，確實有部分表演者非常自律。但由於缺乏官方規管，場地演變成了「無政府狀態」：
Ａ團體原本音量適中，但隔壁來了個Ｂ團體，Ｂ的音箱比較大。
Ａ的觀眾聽不清楚，Ａ唯有把自己的音量也調大。
這種「音量軍備競賽」一旦在公共空間失控，即使九成表演者都想自律，也會被少數一、兩個開到極大聲的團體拉入漩渦，最終導致整個場地被投訴、被取締。
您所體驗到的「人山人海與欣賞態度」，真實反映了這類草根街頭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和群眾基礎。這證明市民對低門檻、接地氣的娛樂有極大需求。
可惜的是，當時的管理部門沒有選擇用科學方法（例如：在現場設立分貝監測屏、限制每個團體的音箱瓦數、拉開表演者之間的距離）來保護這種自律與欣賞的氛圍，而是因為少數失控的個案和積累的民怨，直接抹殺了整個平台。這種管治手段，確實讓香港失去了一個原本可以好好引導、甚至昇華的本土旅遊與文化亮點。

問:同意這是管理水平和學問方面的范疇。一刀切去處理，誰都識做。但要有效管理，恰到好處，就要動腦筋和看真功夫了。監管分貝過高也不難，超過就票控。

您說得太對了，這正是「管治能力」與「官僚思維」的試金石。您提到的「超過分貝就票控」，在技術上、法律上完全可行，外國許多先進城市也早就這樣做。
要做到「恰到好處」的管理，確實需要動腦筋和真功夫，而不是貪方便用「一刀切」的方式來掩蓋管理上的懶惰：

1. 「超過分貝就票控」在技術上完全可行

正如您所說，監管分貝在今天科技發達的社會一點都不難：
設立客觀標準： 效法環保署規管建築噪音或工商業噪音的方法，明文規定在表演者前方（例如 3 米或 5 米處）不得超過 75 或 80 分貝，或在最近的民居外牆不得高於背景噪音某個水平。
科技輔助執法： 執法人員（不論是康文署職員、警方還是環保署）只需配備經校準的合資格分貝計，現場量度，超標就即時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類似違例泊車告票）。
引入現場監測屏： 甚至可以在表演區安裝政府的「分貝顯示屏」，讓表演者和公眾隨時看到當前的音量。超標時屏幕閃爍警告，若不即時調低才進行票控。這樣既有彈性，又有客觀標準，誰都無話可說。

2. 精細化管理的「真功夫」應該怎麼做？

除了控製分貝，一個有遠見、有智慧的政府，應該建立一套引導而非壓制的機制：
時段與空間分流： 容許在特定時段（例如星期五晚、六、日）開放，並在晚上 10 點前全面停止，平衡居民休息的權利。
發牌與「扣分制」： 仿效西方或新加坡，推行街頭藝人登記發牌。不收牌費，但表演者必須遵守守則（包括音箱限制、不能收打賞/只能收自願打賞等）。如果被票控超標噪音、或引發混亂，就實行扣分制，扣滿分就吊銷牌照。
分區管理： 將全港公共空間分類。遠離民居的海濱長廊或西九，容許較大音量；接近唐樓唐宇的市區公園，則規定只能進行無擴音器的輕音樂或不插電表演。

3. 一刀切是「最容易卻最差」的選擇

「一刀切」去處理，誰都會做。這反映了過去部分部門「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防禦性思維。因為「票控、量度、調解衝突」需要投入人力、制定新法例，還要承擔執法時的爭議；而直接「殺街」和「全面禁止公園打賞/大聲唱歌」，行政成本最低，官僚最省心，但代價卻是由整個社會的活力、旅遊業和基層市民的娛樂權利來承擔。
您所追求的「恰到好處」，是一個成熟、包容、有智慧的國際大都市應該具備的管理水平。用科學、客觀的指標（如分貝限制）來執法，讓想自娛或表演的人有規可循，讓想安靜的人得到保障，這才是真正考驗管治者智慧的「真功夫」。
如果政府未來在某個海濱長廊試行這種「超分貝即票控」的精細化發牌管理，您認為政府應該將「最高音量限制」訂在甚麼水平（例如相當於普通交談聲的 65 分貝，還是熱鬧餐廳內的 80 分貝），才能既讓觀眾聽得過癮，又不會變成噪音？

答網友問: 街頭表演 (三)

問：這是族群的民族性和文化俢養問題。這個上班族"大爺"因為一分鐘的路過，卻要求一大群自娛者消失。這種人都是目中無人，一切都是自我中心的心態。這麼多人都欣賞的音樂，不相信會令這位"大爺"－分鐘都無法忍受，或感到極其痛苦。為了自己的－分鐘清靜舒服，卻容不下－大群人的幾小時所舒服和歡樂，這不是專橫跋扈？在－個演唱會裡，歌手唱到其中－首歌你不愛聽，你會否站起來投訴抗議，要求停止並轉唱另一首歌來滿足自己？還是忍耐讓歌手唱完這首歌？這是犧牲小我成全大我的修養。也是每個人民主選擇和娛樂自由的體驗。

答：您用演唱會的例子來比喻，非常生動地說明了「相互包容」與「同理心」在公共空間中的重要性。在一個多元社會裡，每個人都有些時候需要「犠牲小我、成全大我」，去成就他人的快樂。
從您的角度來看，那位「大爺」為了一分鐘的路過而投訴，是極端的自我中心與專橫，缺乏了對基層大眾自娛自由的尊重；而對於這類衝突，社會學和公共政策研究者往往會從以下幾個切入點，去探討為何在「民族性與文化修養」的層面上，這類矛盾會變得如此尖銳：

1. 演唱會與公共公園的本質區別

您提到的演唱會例子很發人深省，但也有學者指出，這兩者在「預期心態」上存在根本的分別：
演唱會是「自願買票」的空間： 入場的人明知會聽到甚麼歌、有多大聲，因此「忍耐不喜歡的歌」是契約的一部分。
公園是「非自願、無選擇」的公共資源： 對於路過或休閒的市民來說，公園不屬於任何特定的表演團體。當公眾空間被某一種聲音長時間（幾小時）且高分貝地「完全佔據」時，其他不想聽的人在物理上就失去了使用該空間的自由。這在部分人眼中，也會被解讀為另一種形式的「佔據與自我中心」。

2. 「一分鐘」背後的公共政策盲點：累積效應

您提到路過頂多一分鐘，但從管理和執法的角度來看，往往卡在「累積效應」和「個案普遍化」的難題上：
不是只有一個路人： 公園每天可能有成千上萬的路人經過。如果每個人都覺得「我只路過一分鐘，算了吧」，那公共空間的噪音問題就會無限放大。
投訴人的背後代表： 很多時候，出面投訴的「那一個人」可能不單代表自己那一分鐘，而是背後長期受影響、但不敢發聲的周邊居民或商戶的集體民怨代表。

3. 「民主選擇」與「少數權益」的法治博弈

您提到「這麼多人欣賞，這是民主選擇的體驗」，這觸及了民主制度中最核心的辯論：多數人的快樂，是否可以凌駕少數人的基本權利？
多數人的娛樂： 現場幾百人都在享受，這確實是民間自發、有著強大群眾基礎的民主娛樂表現。
少數人的免受干擾權： 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法律往往傾向保護弱勢或少數（例如哪怕只有一個人想安靜）。如果只要「人多、熱鬧」就可以合法化干擾，那麼住在景點附近的少數居民，其基本的生活作息權益就會被徹底剝奪。
這正是文化修養與管治智慧的最高境界：如何既有「成全大我」的包容，又有「尊重少數」的自律？
如果表演者在唱歌時能更有修養地自律調低音量，不把聲音傳到公園之外；同時路過的市民也能有多一點點人情味和包容心，明白基層市民娛樂空間的匱乏，那麼社會就不需要用冷冰冰、一刀切的法律來強制取締。香港今天走向如此對抗性的管治，某程度上也反映了城市在高度密集的壓力下，人與人之間的包容空間被逐漸壓縮的無奈。
您認為要重新建立這種「互相包容」的城市修養，是由政府重新帶頭舉辦一些有規範、高質素的地區街頭音樂會來引導公眾，還是應該交由民間表演者自己組織自律協會來管理音量，哪一個方向在香港會更切合實際？

問: 反觀西方國家，在機場、火車站、商場、路邊等放置鋼琴供人玩耍，很多路過的人停步欣賞，鼓掌。有路人加入高歌或臨時演奏小提琴。圍觀群眾他們都用欣賞藝術態度，表現對藝術的贊嘆，－種支持和鼓勵的掌聲。表現出社會的和諧、文化修養、接受、尊重別人的民族包容性。在屯門的香港人，表現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態度，反差實在太大。成龍曾説過："中國人是要管的"。現在屯門這類香港人曾經粗暴要管別人，到頭來又被人嚴密監管了。這些人現在還敢再遊行示威嗎？正是「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

您描繪的西方街頭鋼琴（例如著名的「Play Me, I'm Yours」全球街頭鋼琴計劃）和即興合奏的畫面，確實展現了公共藝術最美好、最和諧的一面。這種人與人之間跨越身份、自發流露的欣賞與默契，凝聚成了強大的社區凝聚力和文化包容性。
這種高雅、和諧的藝術互動，與當年屯門公園那種「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撕裂僵局，確實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反差。
從城市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這兩種公共空間的體驗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鴻溝，背後有著極其深層的社會原因與制度局限：

1. 街頭藝術與「噪音打賞」的本質差異

西方在火車站或商場放置的鋼琴，屬於「不插電（Acoustic）」的自然聲樂。
鋼琴、小提琴的音量有其物理極限，聲音悅耳且不具侵略性，它融入環境，成為城市的背景音樂。路過的人可以選擇停下欣賞，不想聽的人走遠幾步，聲音自然減弱。
相反，當年屯門公園和旺角的矛盾核心，並非普通的樂器演奏，而是高度商業化的「大功率擴音機（音箱）轟炸」與「金錢打賞」。多個團體為了爭奪觀眾和打賞，將音量開到震耳欲聾的重低音級別，這在物理上已經不是「藝術欣賞」，而是實質的「空間霸佔」，導致其他市民連最基本的散步、聊天權利都被完全剝奪。當「自娛」變成了「商業謀利」，性質就產生了根本的變化。

2. 「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對抗性管治的歷史循環

您引用的成語非常辛辣且深刻。屯門公園的演變，正是香港社會近年陷入對抗性、一刀切管治的一個典型縮影：
第一階段（民間對抗）： 由於政府早期不作為、管理墨守成規，導致居民的投訴長期被忽視。累積的民怨最終演變成激烈的群眾運動和遊行，居民用極、甚至粗暴的方式去要求「管」和「驅趕」這些歌舞團。
第二階段（一刀切監管）： 面對這種高度撕裂和激進的社區對抗，管理部門最終交出的答卷不是「精細化引導」，而是用最嚴厲的法例修訂——全面禁止打賞、只要有人感到煩擾即可檢控。
歷史的諷刺： 這種「嚴密監管」的網絡一旦織成，受影響的不再只是當初被投訴的「大媽」，所有普通市民、純粹想帶結他去公園彈唱的年輕人、甚至在街頭尋求娛樂自由的人，其空間也同步被極大地壓縮了。這正應了您所說的，當一個社會習慣了用「叫政府出來取締對方」的方式去解決內部矛盾，最終的代價就是每個人頭上都多了一把隨時落下的管治剃刀。

3. 文化修養與生存空間的焦慮

西方的包容性，除了民族性之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寬敞的物理空間和完善的發牌互信機制上。
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市民不論在蝸居還是在職場，長期處於高度壓迫的精神狀態。公共公園原本是基層市民唯一能夠喘息、尋求寧靜的「減壓閥」。當這個最後的寧靜空間也被高分貝的噪音塞滿時，市民的容忍臨界點會降得極低，從而爆發出極具攻擊性的集體防禦心理。
這場風波留給香港的，是一個沉重的教訓。當社會缺乏和諧溝通、缺乏精細管理的智慧，而只剩下「你死我活」的對抗時，最終雙方都輸掉了原本屬於大家的自由與空間。
您提到西方社會透過鋼琴展現了很高的文化修養。如果要在香港建立這種「尊重彼此、共享空間」的民族包容性，我們應該從學校教育和公民修養做起，還是必須由政府創造更多寬敞、遠離民居的文娛空間來緩解這種空間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