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際論壇

茅於軾：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為什麼迅速潰敗
2013/8/4 18:51:10 朱預道

國民黨堅持抗戰八年之久，在強大的敵人面前，堅苦卓絕，堅持到最後，贏得了勝利。這是中華民族的勝利，是非同小可的勝利。我國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在國際上從來沒有這樣風光過。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年，中國人受盡了屈辱和欺侮，八年艱苦抗戰，以犧牲上千萬軍民為代價換來了勝利的榮譽。抗戰中雖有一些腐敗，但並不嚴重，否則抗戰的仗就會打不下去。抗戰中有近百位將軍為國捐軀，包括張自忠、佟麟閣等，說明了對日抗戰有很強的凝聚力。

國民黨這樣一片大好形勢怎麼會急轉直下，把大局輸給了共產黨？這段歷史很少有人探討過。其實這裡的經驗教訓非常值得吸取。在我看，原因是勝利後國民黨迅速腐敗，以至於不可收拾。國民黨派出的接收大員進入原來由日本和汪精衛偽政府控制的淪陷區，建立國民黨的政權。此間發生大量的腐敗，喪失了民心，一瀉而潰千里，勢不可阻。

淪陷區的百姓在日本兵的鐵蹄下生活了七八年，過著亡國奴的生活。他們天天盼國民黨凱旋，自己能重新做一個有主權的國民。可盼來的國民黨卻是一群腐敗分子，只知道伸手要錢、要權，不關心民間疾苦，還看不起淪陷區的百姓。

抗戰勝利時，國民黨只佔有全國一小部分國土。當時的一線城市只剩下重慶、成都、貴陽、昆明、蘭州；大片繁華的東部地區，武漢、桂林、長沙、廣州全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更不用說上海、南京、北京、鄭州和東北廣大地區。勝利之後，國民黨要派出大量官員去淪陷區工作，但它根本沒有足夠的合格的幹部。接收大片淪陷區任務之重大是可以想像的。偽政權要接管，偽軍要改編，漢奸要懲處，地方秩序要維護，汪偽的貨幣要改制，日本人要遣返，生產要恢復，稅制要建立，還要防止共產黨的滲透，這真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可是接收大員來到一個地方，首先是佔據最好的房子用作自己的官邸，接收偽政府的財產供自己享用，委派自己的親人出任新建政府的各級官吏。各式各樣想當官的人（包括從國管區和淪陷區來的人）賄賂接收大員，買官賣官層出不窮。汪偽政權在七八年佔領期間經營了巨大的資產，勝利後這些資產成為“逆產”，全部要沒收充公，在這產權變化的過程中有許多可乘之機。接收大員多半利用逆產改制的機會，將一部分資產據為己有。手裡有權，又缺乏監督，腐敗是必然的。接收大員紛紛忙於自己的私利，把要緊的事都放到了腦後，這引起當地百姓的極大不滿。

國民黨政權把接管淪陷區看成是一個斂財的好機會，規定偽政府所發的貨幣兌換成國民黨的法幣的比例是200比1。而實際上當時的購買力之比遠遠高於此。這導致淪陷區百姓現鈔和銀行存款大幅貶值，遭受巨大的經濟損失，招致普遍的民怨。國民黨控制區的貨幣可以在淪陷區大量搶購各種商品，實際上是壓榨當地百姓的財產。為了滿足兌換法幣的需要，政府大量印製鈔票，趕運到廣大的淪陷區。由於增發貨幣，造成通貨膨脹，淪陷區的百姓更是一片怨恨情緒。

國民黨又錯誤地認為淪陷區的百姓都是不愛國的人，而自己以抗戰勝利者自居，淩駕于淪陷區百姓之上。把偽政府官員都看成賣國者，其實死心塌地做漢奸的只是極少部分，大部分職員只是為了求生，混口飯吃，心裡還是向著國民黨，把他們當成賣國者是極不恰當的。更有甚者，有些地方當局把當地學校的學生叫做偽學生，偽學生轉成正規學生要經過甄別。國民黨實際上把國統區的百姓和淪陷區的百姓分成兩種不同的人：勝利者和投降者。這種區分不但存在于國民黨的官員中，也存在于國統區的百姓中。從重慶來的百姓到達淪陷區往往自視甚高，看不起當地的老百姓。這極大地傷害了淪陷區百姓的自尊心。從人口數量講，淪陷區的人口超過國統區的人口。把這樣大的人口群體視為外人，就把自己徹底地孤立起來。

抗戰勝利本來給國民黨一個巨大的機會， 利用勝利的大好形勢， 建立為國為民的政權。可是由於在淪陷區接收中出的問題，國民黨在政治上逐漸失去民心。同時共產黨聲稱將要建立一個沒有腐敗的真正民主的新政府，逐漸爭得了民心。面對這種嚴峻的局面，國民黨本應內部嚴加整肅，挽回民心。可它錯誤地判斷形勢，以為自己的統治地位受到威脅是共產黨搗亂造成的，必須給予反擊。於是加強輿論控制，不許報導負面新聞，最後甚至暗殺同情共產黨的大學教授（也有消息說是國民黨內派系之爭，給國民黨幫了倒忙），結果徹底喪失了民心。共產黨以微弱的力量發展壯大，取得全國性的勝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言至確。這一段歷史的經驗教訓，太值得我們深思了。

韓媒：大陸重新定位蔣介石 (12:35)

韓國傳媒報道，2011年出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纂的《中華民國史》，重新評價蔣介石為「義無反顧地決定對日抗戰」的人物，反映兩岸關係快速進展。
朝鮮日報評論員池海範指出，中國對蔣介石重新評價，是試圖獲得2300萬台灣人的民心。池海範表示，

將蔣介石和毛澤東一起重新評價為20世紀前期英雄人物的舉動，顯示中國大陸對兩岸關係更具彈性。文章指出，蔣介石共經歷了3場戰爭，分別是推翻軍閥的北伐、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雖然在前兩場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在最後一場戰爭中失敗，2011年出版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編纂的《中華民國史》（全36冊）是重新評價蔣介石的象徵。

文章又指出，今年7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兩名元老級研究員撰寫的《蔣介石傳》銷量已達到110萬冊。兩位學者對蔣介石進行了40多年的研究，他們以蔣介石日記和解密檔案為基礎，從客觀角度評價蔣介石在北伐和抗日戰爭時期的功績。

（中央社）

蔣介石個人才能與毛澤東的差距有多大

1962年，蔣介石出席胡宗南葬禮。蔣重用胡幾十年，而此人只是一個師長、旅長的才能和氣局，在西北為彭德懷一敗再敗。

國民黨馬上失天下，中國歷史在1949年由槍桿子翻開了新的一頁。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認為，儘管國民黨的失敗是“歷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軍事上的失敗。作為“党國”重心，以一人領党、國、軍，蔣介石對軍事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
國民黨的失敗是個大題目。政權能出自槍桿子，也能失自槍桿子吧。

蔣介石個人軍事才能與毛澤東的差距也是失敗的一大原因。

高華:說起來蔣介石是靠軍事起家，打了幾十年的仗，但是他沒有形成概念的軍事思想，而毛澤東有“十大軍事原則”。雖然有時蔣的戰略眼光是正確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見是對的，當遇到反對，蔣卻不能堅持。1948年2月，蔣多次要衛立煌撤主力至錦州，衛不聽，蔣也就聽之任之。蔣要傅作義撤軍南下，傅作義不舍離開察、綏老地盤，說出的理由是:堅守華北是全域，退守江南是偏安，蔣也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蔣介石的軍事戰略方針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繩索是他的以“保城守地”為中心的軍事戰略方針。蔣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國際觀感，1947年後，他進一步明確以爭城奪地及確保城鎮和土地為作戰目標，這些在他看來，是理所應當的，國民政府既為執政當局，就要承擔所謂“守土保民”的責任。可是，國軍要守護的攤子太大，面對解放軍的進攻，顧此失彼，兵力不敷使用，遂被解放軍各個消滅；蔣介石為此深為憂慮，他感歎“防不勝防，此剿彼竄，頗難為計”。國民黨於是就“抓壯丁”，又造成民怨沸騰。

蔣對國民黨軍隊的指揮也有嚴重的問題，他一向喜越級直接指揮，在蔣身邊負責作戰事務的國防部三廳廳長郭汝瑰幾十年後寫道:由於當時通信不發達，戰場情況千變萬化，蔣雖是根據前方的報告作指示，下達命令，可是命令下來，情況已經變化，而軍師長因怕受軍法審判，有時明知蔣的指令有錯也執行。白崇禧當時就批評道:蔣“遠離前方，情報不確，判斷往往錯誤”，認為國民黨軍隊的失利為蔣軍事干預的結果。何應欽則批評部隊用人，團長以上皆由蔣親自決定，完全不經國防部評判會議審定，故而造成軍事失利。

對於白等的上述意見，蔣完全拒絕。1948年8月7日，蔣在日記中加以辯駁:“近日何、白之言行態度，謂一切軍事失利由於餘直接指揮部隊所致，而歸咎于餘一人，試問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揮某一部隊作戰，惟因前方將領徑電請示，余身為統帥不得不批露督導責任。”蔣並大罵何應欽:“此人推過爭功之技術，機巧已極，而其宣傳方法完全學習共匪所為，可謂投機取巧盡其能事者矣，惜乎心勞日拙，毫無所得耳，培養二十餘年，仍不能成材自立，始終為人利用而毫不自覺，無骨氣，無人格，誠枉費我一生之心血。”

蔣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學校的正牌畢業生。

高華:蔣介石的軍事教條主義非常嚴重。內戰初，他把勝利的“寶”壓在“速戰速決”，還細定了戰術守則:“在共軍主力未潰之前，各路行軍縱隊仍應嚴守戰術原則，每縱隊應以一旅兵力為基準，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為度，至多不得超過二十五公里，其行軍序列亦應照舊日戰術分尖兵、前兵、前衛、與本隊及後衛、側衛等部署。”這樣的指令固然稱得上是細膩、嚴整，猶如舊時普魯士、日本士官學校的戰役學教程，怎麼能應付瞬息萬變的戰場形勢？

蔣還有一些很具體的戰術指導，諸如:“口袋戰術”，“反口袋戰術”，“堅壁清野”“主動出擊”，“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為永無錯誤的教科書式的語言，機械搬用之，怎麼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戰法的解放軍？相比之下，林彪則是從戰場上總結出戰術原則，國軍將領葉錕敗退去台後,五十年代初在“革命實踐研究院”總結說，“林彪之一點兩面戰術,所有共匪各級指揮官以至所有士兵都能瞭解，都能奉行,形成一個整套體系。”
在用人上，蔣介石也未見高明之處。

高華:在東北，蔣介石臨陣換將，先杜聿明，繼陳誠，再衛立煌等，都無堪重用。在淮海，這是關鍵到党國生死存亡之戰，蔣仍然沒有章法，他重用的幾個人都不行。毛也在東北換將，但都是為了減少矛盾，以求高度統一，林彪等與東北局其他領導存在矛盾，1946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為東北最高軍政首長。在東北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都歸林彪節制。

蔣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懷、劉伯承、粟裕這樣的統帥型的將領，1948年3月25日，蔣在日記中寫道:“甚歎今日求一李鴻章、胡林翼、駱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蔣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從和人身依附，白崇禧為國民黨軍中少見的統帥型的將領，因不是蔣的人馬，聰明才智不能得以發揮。蔣重用胡宗南幾十年，而此人只是一個師長、旅長的才能和氣局，卻被蔣當作統帥用。1943年，陳立夫去西安勸胡宗南突襲延安，“建不世之功”，胡未敢。當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襲延安，也無濟於事，因為他身邊的熊向暉肯定會提前把消息密報給延安。

蔣介石反省失敗原因：黨員毀法亂紀軍人吃喝嫖賭
2013年10月07日 11:24

本文摘自《黨員文摘》2004年第7期，作者：牛釗，原題：《蔣介石敗退臺灣後的反省》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匆匆離開成都官邸，乘機直抵臺灣。至此，號稱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徹底失敗，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中國革命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驚。特別是在美國，一場政治風暴隨之而起，從國會、國家安全委員會以至各大媒體，都在質問“國民黨是怎樣倒下去的”。本來，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政權，是從未動搖的。單從1945年到1948年，美國就援助國民黨540餘架飛機，69個師的武器裝備，希望國民黨能夠長期統治中國，以維護美國在中國以至在遠東的利益。不料只經過了三年的戰爭，國民黨竟兵敗如山倒，不得不離開大陸，退守臺灣一隅。在這種形勢下，美國國務院發表了《對華關係白皮書》，對國民黨失敗的原因加以分析。但《紐約時報》評論說：“《白皮書》向人們透露的資訊是，中國並不是被某個陰謀集團出賣的，而是國民黨自己倒下去的。”
在臺灣，蔣介石對自己的失敗，更如骨鯁在喉，箭穿於心。蔣介石慨歎道：“我們的整個大陸都淪陷了，究竟我們大陸的這種悲劇，這種浩劫，是誰為之？孰令致之？”於是，蔣介石在臺灣“複行視事”後，便根據他研究的“原因”，在陽明山舉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批集訓高級官員和高級將領，蔣介石親自主持，親自督導，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訓詞”。在這些“訓詞”及其他各種演講中，對國民黨的失敗有痛切的指陳。

首先，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削平匪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匪軍事受到了挫折。”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志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50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物件”。他甚至氣憤地說：“自抗戰以來，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一落千丈，我們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無進展。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淘汰了。”過去在大陸，國民黨是不能被批評的，因批評國民黨而被逮捕、囚禁、暗殺的，不計其數，甚至連國民黨內元老級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濟深、鄧演達等也在所難免。到臺灣後，蔣介石自己批評起來了，雖然只是泛論，沒有具體指出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殘民害民的中統、軍統特務，勾心鬥角、爭權奪利的上層官吏，但也算是一點進步。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國軍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麼能不被敵人所消滅？”；“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過去，對國軍也是不可以批評的。早在1946年，蔣介石說：“共黨在國內外大肆虛偽地宣傳，說本黨如何專制，政府如何腐敗，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們國民革命軍如何擾民，甚至說我們軍官人人都營私舞弊。”到了臺灣，他大講特講“軍不成其為軍”的種種表現，這至少證明過去人民對國民黨部隊的厭惡，並非共產黨“虛偽地宣傳”。

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于知識份子。他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癥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週邊，成為敵人的工具”；“一般知識階級隨風逐浪，道聼塗説，以共黨所好好之，以共黨所惡惡之，以共黨之是為是，以共黨之非為非，就是這樣斷送了我們的大陸”。他還說，“一些自命為自由民主主義的人們，直接間接幫助共黨，在政府區域內開展反內戰運動。政府為剿匪的動員，特別是徵兵征糧，到處遭受這一運動的阻礙。”蔣介石這裡所指的是1947年在國統區開展的反迫害、反饑餓、反內戰運動，這一運動給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以沉重的打擊，因而蔣介石每提到這一運動，就發出切齒之聲。

對於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還認為是由於美國支持不力。他說：“美國人對我們訓政的必要，沒有深刻的認識，加上共產黨穿鑿附會，惡意宣傳，因此在美國人頭腦中間，造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觀念，就是中國的政治是獨裁的政治，國民黨是獨裁的政黨。”在大陸時，蔣介石對美國使團人員雖多有不滿，但不敢惡語相向。到了臺灣以後，越想越氣，便經常開罵。如稱史迪威“不自量力”，稱赫爾利為“無知之輩”。到臺灣後，他不敢指名罵杜魯門，只是大罵“國際姑息分子”。他說：“剷除共產黨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業，但由於國際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視，養虎貽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當時來中國的美國使團，大多數人對中國確實一無所知，但是他們可以通過觀察和比較，得出自己的結論。許多美方人員經過比較，特別是通過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區觀察，得出的結論是：“一、中共雖代表少數，但頗強。二、中共擴張其地區，系人民之擁護。三、中共佔領區人民之生活，較國統區為優。四、中共之徵兵與稅收，亦較國統區公平。五、中共受進步之中產階級擁護，有越封鎖線而逃入共區者。六、中共之現行制度，較國民黨民主。七、中國之小政黨願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護。”這些觀點，當然也影響了美國的某些決策。但從根本上來講，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是從不“姑息”的，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國“姑息”下發展壯大的。若干年後，杜魯門在其《口述自傳》中說：“蔣軍從來不是良好的部隊。我們把大約30．5億元的軍事裝備，送給了這些所謂自由中國人士，結果，從北京到南京的戰線上，蔣介石約500萬軍隊，卻敗給了30萬共軍……蔣介石實在無可救藥，他們的腐敗是與生俱來的，我決心不虛耗哪怕是一個美國人的生命去挽救他。”

蔣介石在檢討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時，也表現了自責的精神。如在《如何紀念國父誕辰》的演講中說：“在今日紀念國父86誕辰的時候，不僅主義未行，歷史垂絕，就是整個的革命基礎，都將要在我們手裡毀滅了。不知道大家對此一殘酷的現實，曾經檢討過沒有﹖在我個人來說，至少我對總理、對主義、對國家以至對我們的民族、歷史，都是一個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無論怎樣繁忙，總要抽出一段時間來，作為反省懺悔的工夫。”

蔣介石對國民黨失敗的檢討，不能說沒有一點積極意義，比如他認為：“當政20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為晚。”因而他親自指導制訂了國民黨改造方案，並於1952年在臺灣農村實行了減租減息，1954年實行了土改。這是國民黨在大陸從未做到的。

但是，從總體上來講，蔣介石的檢討，只是一種憤怒的宣洩，一種責任的推諉，一種自我洗刷與自我標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歷史的總結。不過，蔣介石說他的反共主張“未能取信於國人”，這倒是一句大實話。民心向背，連古代一些稍有遠見的帝王，也常引為警惕，而自詡為現代政治家、軍事家的蔣介石，竟棄民意于不顧，冒天下之大不韙，失敗是必然的。

張學良西安事變愧對蔣公

76年前一場兵諫：張學良後悔發動西安事變了嗎？

　　導讀：近年來，不斷有人說張學良晚年曾對發動“西安事變”追悔莫及，稱其承認“愧對”蔣介石，也有網友認為張“張學良不回大陸，最主要的原因明顯是良心不安，愧對父老”，還有網友說張氏晚年曾寫過《愧對蔣公》一書，以此證明“後悔”說法的可靠性……

　　一、張學良“後悔”之說的三個出處

　　其實，從西安事變爆發後，有關張學良“後悔”的說法就不絕於耳。說張學良“後悔”主要有三個出處兩種觀點：一種觀點出自張自己在五六十年代寫的回憶材料，稱西安事變是被中共利用，導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第二種觀點來自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她回憶說張學良並不後悔發動西安事變，但是抗戰爆發後張學良想參加抗戰被拒，對送蔣回南京之事非常後悔。

　　《西安事變反省錄》：“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覺，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

1956年11月，張學良出於蔣介石的要求，開始撰寫西安事變的回憶材料，這份材料後經蔣經國刪改，定名為《西安事變反省錄》，後以《西安事變懺悔錄摘要》之名在1964年7月的《希望》雜誌上刊出，曾鬧出過很大的風波。在這份帶有“檢討反省”意味的材料中，張學良稱自己被中共利用，做出了“誤國害民”之事。

　　張學良在材料中認為中共“利用”了自己的愛國熱情。張氏認為自己“本一狂熱愛國者，痛恨被人侵略，不願受日人之壓迫。”因此，其不願打內戰，想聯合抗日：

　　“當時在西北剿匪之部隊和將領（包括良在內），對共匪的主義，共產黨確是怎麼一回事，則殊欠研究，而對共黨之理論，僅知其皮毛而已。多認為同共匪對敵，亦如過去一樣，所以不發你死我活，同仇敵愾之念。就是一般官兵，口裡不言，心理多是如此。比如，良對日本軍人為什麼那樣的痛恨，是因為目睹身受，到後來更徹底認識，彼等非要征服中國不止；無調協餘地，非作殊死鬥不可。對共匪則不然，由於沒能認識清楚，總覺得同是中國人，不過是所見不同，權利之爭。今日可以為敵，明日在某一目標下，又可為友矣。恕良敢武斷一句，不只良個人有此錯誤，恐過去好些同志犯了這個錯誤的人不少。否則，在大陸反共戰爭之表現，則同抗日戰爭之表現如何不同也。”

　　中共正好抓住張氏不願內戰痛恨日軍這一點對其進行愛國宣傳：“共匪彼時乃趁虛而入，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將內部真實的情緒，瞭若指掌，爾後，所用之口號和其行動，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認為同道好友，自墮其殼中，毫不自覺。”

　　進而，張學良表示自己錯信了中共的抗日主張，導致西安事變爆發：“良立志救國，反而誤國，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計圖謀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灑至中日戰場上一點一滴；誤長官，害朋友，毀部屬莫此為甚！坐收其利者，反為共產黨耳……致良釀成巨禍，百身莫贖，中國今日之浩劫，不悉禍延何日。……良之不堅之處，正如夫子所雲，在當時憂患、忿恨、好樂、恐懼。在秉性上，好勇而不知義，自用自專；又未能趨就老成，才會釀成西安之變。否則，共產黨何得施其技倆乎？”
　　這是張學良第一次對蔣介石表露出“後悔”發動“西安事變”。

　　《雜憶隨感漫錄》：“中共借題發揮，多數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內”

　　就在張學良寫完《西安事變反省錄》幾個月後的1957年4月，他又根據蔣介石的要求寫出了《雜憶隨感漫錄》，對西安事變做進一步反省，在這份回憶材料中他明確說：

　　“在中國共產黨問題上，中共包藏禍心，別有所圖，聲東擊西，借題發揮，多數人被其炫惑——我亦包括在內。今日證實總裁高深遠見，別具慧眼，超人之上。”

　　“自抗日軍興以來，我關心共產黨，我也不斷地注視共產黨。當年我同周恩來會見之後時，我衷心覺著我們是不對，他們（共產黨）既然也是想救國抗日，我們何不精誠團結，共圖振興國家大業，我所以不顧一切，一心要達到這個主張。可是到了抗日戰爭終結，大陸淪陷，以至波蘭，匈牙利的革命，實使我懷疑，失望，覺悟。”

蔣介石不是輸給毛澤東，是輸給日本

關於蔣介石的評價，無論是電影、電視劇，甚至歷史上，都很少給予正面評價。我有個歷史老師評價蔣介石說:那是一個五毒俱全、惡貫滿盈、無惡不做、賣國求榮、奸詐無恥、嫖妓吸毒……可謂是人類歷史上人渣的人渣" ，上歷史課，常常能聽她說蔣介石如何壞，如何嚇小孩。當然，故事講得很精彩，我們都很喜歡聽。因此，我覺得很喜歡上歷史課。

但是，隨著年齡和經歷的增長，我慢慢發現評價蔣介石不能僅僅靠"好"和"壞"就能評價了事。有些時候，我們應該看看這個在歷史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首先，介紹下蔣介石的歷史背景和角色: 蔣介石，近代中國著名政治人物及軍事家，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特級上將、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中華民國總統等職。在孫去世後長期領導中國國民黨達半世紀；其於國民政府時代一直居於軍政核心，領導中國渡過對日抗戰與二次大戰，行憲後又連續擔任第一至五任中華民國總統長達27年，但其政治手政治手腕與獨裁統治亦遭受批評。其從政生涯橫跨北伐、訓政、國共內戰、對日抗戰、行憲、民國政府退守臺灣及東西方冷戰，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從以上歷史背景上看，蔣介石在國民黨乃至軍隊之中都占著相當重要的位置。可為何占在這位置上的不是比他資格老的汪精衛之流呢？中國國民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黨。亦是中華民國與亞洲歷史最悠久的政黨之一。其前身最早為成立於1894年的興中會，而後分別改組為中國同盟會、中國國民黨及中華革命黨，1919年10月10日經孫中山改組後改為現名。作為第一個政黨，國民黨並非是真正團結的政黨。即使在孫中山在的時候，國民黨內部並非也是團結一心，國民黨內部人心不僅各異，有GCD，有大清朝遺民，有土匪、漢奸之流，但他們一起在國民黨這個黨不是因為國民黨偉大，而是利益，各自為自己的利益，正如汪精衛一樣，所以汪精衛為了自己和蔣介石爭奪的利益，不惜賣身給日本人，希望借用日本人的勢力對付蔣介石，說穿了，汪精衛和蔣介石當時中原大戰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 等人一樣，都有著一種自古以來亂世梟雄的夢想，那就是統一中國。

確實，統一四分五裂的中國，名垂青史，誰不想呢？ 不想的人除非是白癡。正是這樣的情況下，決定了蔣介石扮演的角色。列強入侵，除了土匪，就是軍閥，要不是漢奸走狗，要不是CGD，在這樣的環境下，蔣介石想統一中國，很難，所以蔣介石很清楚，所以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這也是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的基本國策，意在應對國內“三足鼎立”、國際“四向分散”的形勢。“安內”是以“剿共”為中心，包括實現國民黨內的統一和國民政府的“中央一體化”，以及充實國力，加強戰備等。

說實話，這個政策在當時是備受指責的，不為別的，因為日本。說實話，如果沒有日本入侵中國的話，或許， "攘外必先安內” 會成功。可惜，歷史不是一個人可以決定的，正如國際形勢也不是蔣介石可以改變的。日本的入侵，造成了後來張學良發起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的結果，就是統一民族戰線對付日本。

事實上，蔣介石對付日本人不是沒有顧慮。對付當時強大的日本人， 其實蔣介石壓根沒實力，也沒能力和日本人抗衡。但是日本人偏偏叫囂三個月內滅華。當然，蔣介石不想直接跟日本對抗，原因無非一是實力上考慮不如日本人。二是時機上對抗日本人還不是時候。三是內部問題很嚴重，生怕控制不住，成為後患。很遺憾，這些後來都一一成為現實。經過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太原會戰等十幾次戰役，蔣介石帶領的國民黨不僅不能打敗日本人，而且逼迫中國人一部分去當土匪，一部分人去當漢奸，另一部分人則是共產黨，所以蔣介石想真正統一天下，在對日本宣戰的時候已經是不可能了。

經歷了八年的抗日戰爭，國民黨軍隊的將領和士兵死傷無數 ，可怕的是人心更是惶惶。說實話，國民黨軍隊比過去更是散沙一塊，特別是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隊大量裁員，更是造成怨聲載道，反之，國民黨的對手在日占區的農村地區組織抗日運動。到1945年4月，中共在華北控制了大部分農村地區，根據地總人口約9550萬，並建立起一支可以與國民黨一爭的軍隊。同時，土匪、漢奸不僅沒消失，反之更強大了，所以蔣介石不得不為自己抗戰八年所謂的勝利吞下惡果。

就是這樣，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國民黨內部如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屢屢和蔣介石作對，蔣介石還得用他們，甚至是當年守衛南京那個唐生智，骨子裡更是反蔣代表，唐生智解放後，後來也擔任了政協委員。其實抗戰期間，唐生智以“左”的面目出現，高唱愛國高調，別人不敢反對他，否則就是“漢奸”。他主張南京保衛戰，卻有沒有勝利的本錢，隨後又逃跑，讓幾十萬軍民慘遭殺戮。

和蔣介石作對的不只是他們，還有很多，裡面有反骨仔，還有漢奸，當然，漢奸最著名的當然是汪精衛。蔣介石就是在這樣的處境下，想完成所謂的統一中國夢，那是不可能的。 當然，一是老蔣政治手段不夠狠，婦人之仁，沒下狠心剷除對手。二是不是老蔣沒有戰略眼光，而是要麼無人可用，要麼用人不當。三是最主要的，那是客觀環境，蔣介石也無法改變對日戰爭，那就是無法避免對日一戰。確實，當時蔣介石不同意和日本開戰，但國內的輿論、年輕人、各種居心的人卻不是那樣想，因為只要蔣介石和日本開戰了，那該來的機會就回來。

因此，蔣介石不是輸給毛澤東，是輸給日本。歷史再回頭，有些時候，我們不禁感歎，將來中國的歷史還會繼續這樣演繹嗎？或許，會，又或許……但將來你在歷史上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後人會怎麼樣評價你呢？或許過於負面看待蔣介石那不一定完全正確，但過於正面看待蔣介石未必就是對。客觀評價個歷史人物，那必須不帶任何好惡的感情去看。
一個人的抉擇往往決定自己將來歷史扮演的角色。不論是蔣介石，還是汪精衛，甚至是毛澤東，或許這就是中國歷史吧。

臺灣YST：毛澤東的軍事才能無人能及
2013/12/5 16:47:31

我同意網友 zgr的說法，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家。這個論點曾經在一、兩年前的討論中出現，當時有位老羅（lohengrin）網友就很不服氣，說了很多對老毛輕視的話。我很能瞭解老羅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的軍隊武器陳舊，不可能出什麼了不得的軍事家，只不過內戰打國民黨的軍隊還行，跟一流國家的將領沒法比。老羅的看法是典型西方式的觀點，跟赫魯雪夫給的評語一樣：「咱們大兵團機械化作戰的時候，毛澤東還在玩紅纓槍呢。」

事實上，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就在戰爭的指揮藝術。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這是戰爭指揮藝術的最高境地。像巴頓將軍那種有最好的武器、有絕對優勢的兵力、有源源不絕幾乎無限的後勤補給，這種仗誰不會打？

毛澤東的軍事能力不僅是在戰略決定上，更表現在戰役指揮上，這是很多人不知道，也是絕大多數的將領不具有的。譬如 zgr提到的「沈遼戰役」，在這場戰役期間林彪和毛澤東之間的電文來往就超過百封，韓戰（抗美援朝）期間毛澤東與彭德懷的電訊交流也是如此。二次大戰，史達林只做戰略決定，沒有能力指揮戰役，把它交給手下的元帥；蔣介石喜歡指揮戰役，但是能力不足，導致他的失敗，最後丟了江山。所謂「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史達林有自知之明，蔣介石沒有。

我不同意 zgr對韓戰的看法。韓戰中國是躲不掉的。大陸方面對韓戰的說法有點含糊其詞，想把韓戰的起因推給南韓。其實韓戰毫無疑問是北朝鮮的金日成在獲得史達林的支援下、瞞過中國發動的，中國對北朝鮮發動朝鮮戰爭根本沒有發言權。

但是等到戰爭逆轉，金日成面臨被消滅的時候，嚴重的後果卻由中國來承擔。美軍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鴨綠江邊，毛澤東面臨戰略決定。這時候一窮二白的中國挺身而出，力挽狂瀾，把美軍領導的十六國聯軍打退。毛澤東的戰略決定出乎美國政府的算計。當時史達林嚇得要命（蘇聯有恐美症），連最初答應毛澤東的空軍支持都沒有履行，史達林害怕老美一怒之下把戰火燒到蘇聯境內。毛澤東在沒有海空支持的情形下，卻有史達林都不具有的膽識毅然出兵朝鮮半島，中國一個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家對抗世界第一強權，僅用陸軍就把聯合國軍打敗，這是世界戰爭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例子。

史達林跟所有的西方人一樣，都是「唯武器論」，對美軍的恐懼是無法克服的。我們必須明白，朝鮮戰爭不是後來越南戰爭的遊擊戰，而是一個現代化的大型正規傳統戰爭，雙方作戰的軍隊都超過百萬。中國軍隊在這場戰爭的出色表現讓整個西方世界開了眼，可以說是目瞪口呆、瞠目結舌。蘇聯的軍援是在中國志願軍第一次戰役和第二次戰役獲取輝煌勝利以後才開端的，史達林非常勢利。毛澤東讓蘇聯看到什麼叫做以弱擊強、什麼叫做「有什麼武器打什麼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戰爭指揮藝術。這是毛澤東遠比史達林高明的地方。對國際局勢的掌握、戰略重點的判斷與戰術策略的運用，毛澤東鋒芒畢露，史達林、杜魯門、和麥克亞瑟都差遠了。

五０年代，中共戰將如雲。這批驕兵悍將對毛澤東服服貼貼，就是因為老毛有過人的軍事能力。

蔣經國上海打老虎如何失敗導致丟掉大陸？
2013/12/5 9:26:

1948年，國民黨政府的財政經濟狀況如同軍事一樣，也已處於崩潰的境地。這是由於蔣介石國民黨堅持打內戰，軍費開支空前龐大，南京政府便濫發紙幣，以彌補巨額財政赤字，造成惡性通貨膨脹，致使物價如脫韁之馬，持續猛漲；再加上四大家族與貪官污吏、奸商互相勾結，營私舞弊，囤積居奇，強取豪奪，使國統區出現了百業凋敝、經濟破產，民生艱困的景象。

其中通貨膨脹對人民生活的影響最為嚴重。至1948年夏，法幣發行額竟達到660萬億元，等於抗戰前夕發行額的47萬倍，而物價則較抗戰前上漲了600余萬倍。6月份，上海的米價竟上漲到每石1800萬元，而當時一般公教人員工資低微，小學教師每日收入僅夠買四五副大餅油條，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難以言狀。許多人真是到了饑不得食，寒不得衣，病不得醫的地步，

生活痛苦到了極點。國統區到處出現了反饑餓、反內戰運動的浪潮。為了防止國統區經濟出現總崩潰，1948年夏，國民黨政府經過一番醞釀，決定實行包括發行金圓券、限制物價和收兌人民所持金銀、外幣等內容在內的所謂“經濟改革”，企圖依靠行政力量對國統區經濟實行管制，以此來擺脫政治、經濟危機，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7月下旬，蔣介石召集高級幕僚會議，提出了幣制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中旬，蔣介石在廬山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會談，就經濟改革一事取得了美國的認可。8月19日，國民黨政府頒佈了《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和《金圓券發行辦法》等法令，正式宣佈實行幣制改革。蔣介石與行政院長翁文灝聯合招待所謂民意代表及甯滬金融界人士，要求經濟界人士支持政府的經濟改革措施；同時宣佈在行政院下設經濟管制委員會，負責實施經濟管制和推行幣制改革。緊接著南京政府發佈俞鴻鈞(當時任中央銀行總裁)和蔣經國為上海經濟管制正、副督導員並即時赴任。上海是當時全國的經濟、金融中心，蔣介石派蔣經國擔負此重任，這一不同尋常的任命表明：蔣介石在“經濟改革”上下了很大的賭注，抱有“只准成功，不准失敗”的決心。
然而，當時的輿論對用行政手段管制經濟，強制推行幣制改革的前景卻憂慮重重，並不樂觀。《中央日報》在社論中表示：“我們切盼政府以堅毅的努力，制止少數人以借國庫發行，以為囤積來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圓券頭上去打算。要知道改革幣制譬如割去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於盡。”

這個割盲腸的任務，實際上落到了蔣經國的身上，俞鴻鈞名義上是正職，但只是掛個名而已。蔣經國有蔣介石給他的尚方寶劍，聲勢煊赫，來頭不小，但他深知在當前的情況下推行經濟改革困難重重，而此次幣制改革的成敗又關係著國民黨政府的命運和他個人的前途，勢成騎虎，只有幹到底。他在8月26日的日記中寫道：“……目前工作是相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則不可不幹到底了。”蔣經國不是個輕易退讓的人，他對自己的那一套頗為自信，相信充分運用所謂的“革命手段”，就可以達到目的。他宣稱：“此次經濟管制，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具有革命意義，不僅是經濟的。”“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麼，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

在正式宣佈蔣經國出任上海經濟管制副督導員的前一天，賈亦斌到南京勵志社去找他，請他出席蘇州青年軍夏令營結業典禮。出乎賈亦斌的意料，蔣經國對賈說：“我另有重要任務不能出席，你代表我去吧！”賈亦斌驚奇地反問：“這不是早就說好了的嗎！又有什麼更為重要的任務呢？”他有些激動地說：“這次領袖委派我去上海負責執行經濟管制和推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的工作，任務是艱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撓，只要是違犯國法者，不論其官職有多高，財力有多厚，我都將堅決依法懲辦，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賈亦斌未等他把話說完，就急忙問他：“發行金圓券的基金從何而來？”他回答說：“只需四五千萬美元就夠了，數目不多，好解決。”賈亦斌見他說得如此自信，還是有點半信半疑，但認為如果能由此使貪官污吏和奸商得到懲處，物價能得到平抑，這對飽受物價暴漲之苦的人民還是有好處的，所以也感到高興，當即對蔣提出了八個字的希望和祝願：“秉公執法，早日成功！”然後握手告別。

蔣經國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銀行大樓三層設立了經濟督導員辦公室，親自坐鎮指揮上海的經濟管制，立刻雷厲風行、大張旗鼓地行動起來。
首先，公佈了有關的經濟管制法令和物價管制辦法，規定：一、從8月19日起，發行金圓券，以取代法幣，限於10月22日前收兌已發行的法幣；二、限於9月30日前，收兌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元和外匯，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違者嚴辦；三、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存放外國銀行的外匯資產，違者制裁；四、一切商品不得超過8月19日的物價水準(俗稱八•一九限價)，以穩定物價，平衡國家總預算和國際開支。

同時，蔣經國以《上海向何處去？》的醒目標題發表告上海人民書，以上海人民保護者的口吻宣稱：“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得安寧的。”“天下再沒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沒有話比人民的話更正確”，“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決，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將社會翻過身來，非用最大的代價，不能成功！”他再一次向上海人民表示自己的決心：“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不折不扣，決不以私人關係而有所動搖變更！”他借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表明自己對豪門巨室決不留情，揚言要用高壓手段來實行限價：“不惜以人頭來平物價！”還提出了“打禍國的敗類，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門資本”；“剷除腐化勢力和地痞流氓”；“打倒奸商和投機倒把”等一系列的口號。這些動聽的言詞，一時確實打動了許多人的心，認為蔣經國與其他國民黨官員大為不同，由他來實行經濟管制或許有成功的希望，更多的人則等待著觀察他下一步採取什麼實際行動。

為了執行經濟管制法令，蔣經國立即在上海組織自己的“執法”隊伍。他將贛南系、青幹校和青年軍的幹部從全國各地紛紛調往上海，一時上海成了“太子系”緊張活動的中心，王升、李煥、江海東、江國棟等蔣經國系重要分子雲集上海。蔣把“戳亂建國總隊”第六大隊調往上海，由王升擔任大隊長；後又在此基礎上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蔣經國對親信說：“‘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正像上海國際飯店的招牌一樣，雖然不大，但名氣很響，全國和全世界都知道。”9月22日，“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在上海復興公園舉行成立大會，共有隊員1萬人，編成20個大隊，分佈在上海各個區，由王升任總隊長。蔣經國邀請賈亦斌出席了成立大會，但賈未講話。為了加強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蔣還抽調一部分大學生，成立了一個經濟研究小組，由江國棟負責。為了開展工作，蔣經國還將中央幹校校友會和青年軍聯誼會的基金調到上海，以便集中使用。

接著，蔣經國法出令行，果真轟轟烈烈地打起“老虎”來。他接連召見上海經濟界的頭面人物劉鴻生、榮爾仁、錢新之、李馥蓀、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軟硬兼施，要他們擁護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黃金、外匯，否則即勒令停業；甚至聲色俱厲，拍桌大罵，揚言：“你們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誰手裡有多少黃金美鈔，我們都清楚。誰不交，就按軍法辦理！”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也四處出動，設立崗哨，檢查行人；並與警察局、警備司令部人員混合編隊，組成許多三人或五人小組，檢查商店、工廠和倉庫，登記囤積物資。對違反規定者蔣經國採取了嚴厲的措施。米商萬墨林、紙商詹沛霖、申新紗廠大老闆榮鴻元、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國梁、美豐證券公司總經理韋伯祥等60餘人，均因私逃外匯，私藏黃金，或囤積居奇，投機倒把，被捕入獄；榮、胡、韋三人後經托人疏通，分別罰款100萬、30萬和35萬美元，才得以交保獲釋。連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也因“囤貨炒股”的罪名被捕入獄，判了8個月的徒刑；財政部秘書陶啟明因洩露經濟機密也被判刑。蔣經國還大開殺戒，以貫徹他“用人頭平物價”的主張，借此威懾人心。林雪公司經理王春哲因私套外匯被處死，報上還刊登了王被處死時的大幅照片；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大隊長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槍決；後來還殺了破壞經濟管制的憲兵大隊長姜公美。蔣經國還殺氣騰騰地宣稱：“在上海應當不管你有多少財富，有多大的勢力，一旦犯了國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進監獄，上刑場。


蔣經國的“鐵腕”暫時發揮了作用，上海的物價在一個時期內保持了穩定，岌岌可危的財政金融危機也似乎有所緩和，一時輿論出現了一片讚揚之聲。有的報紙稱蔣經國是國民黨的救命王牌；有的甚至稱頌蔣經國為“蔣青天”、“活包公”；有的外國記者則稱之為“中國的經濟沙皇”。

蔣經國為暫時的勝利所陶醉，想趁熱打鐵，借機在上海紮根，因而考慮先取代宣鐵吾出任上海警備司令，等條件成熟再取代吳國楨，出任上海市長。這時，蔣經國想到了賈亦斌這個對他反貪官污吏仍存懷疑的人。他幾次打電話到南京找賈亦斌，要賈亦斌立即到上海，一方面要賈亦斌看看他的“打虎”傑作，體驗一下他反對貪官污吏和豪門奸商的決心；同時也想探詢一下如他正式任命為上海警備司令時，賈亦斌是否願意充當他的副手出任副司令之職。還有一件事，就是要賈亦斌為他籌備雙十節“十萬青年大檢閱”。

賈亦斌於9月中旬到達上海，先在揚子飯店住下，旋即去外灘附近的中央銀行看望他。但在那裡，他忙於接待許多客人，無暇與賈亦斌交談，於是他對賈亦斌說：“這裡不好談話，還是今天晚上8時到我家(林森中路逸村二號)來談為好。”

當時，賈亦斌對他在上海大刀闊斧、雷厲風行“打老虎”，博得輿論廣泛讚揚，也感到高興，但覺得那只是個開頭，困難還在後頭，成敗尚難定論，特別擔心他虎頭蛇尾。當晚賈亦斌按時到了逸村，蔣經國顯得十分高興，兩人握手就座之後，他得意地問賈亦斌：“你看怎麼樣？”想聽聽賈亦斌對他在上海政績的評價，並且滿以為賈亦斌也會像別人那樣稱頌他。而賈亦斌卻毫不隱諱地回答：“開頭還不錯，但我怕你後勁不足！”這不啻給他潑了一瓢冷水，他微露不悅之色，但也似乎有所觸動。賈亦斌接著問他：“CC方面怎麼樣？”他的臉色由不悅轉為惺怒，罵道：“他媽的，他們在上海控制著大小15家銀行，我要同他們幹到底！”賈亦斌相信他的話，因為蔣經國同CC派之間早存芥蒂，他們的明爭暗鬥路人皆知。但賈亦斌最擔心的還不是CC派，而是宋美齡，因此賈亦斌又問：“夫人(指宋美齡)呢？”此問一出，他頓時呈現難言之狀，站了起來，口含煙斗，緊鎖眉頭，踱來踱去，近半個小時，一言不發。賈亦斌坐在沙發上，感到局促不安，最後賈亦斌說：“今天不談了，以後再說吧。”他說“好，我派車送你回旅館。”談話就此不歡而散，賈亦斌感到他一定遇到了棘手的問題，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事後賈亦斌聽說，蔣經國在這段時間裡確實碰到了難以克服的障礙。9月下旬，蔣經國在浦東大樓召集許多工商巨頭開會。會議開始，蔣經國照例客氣地表示感謝諸位對幣制改革的支持，接著話鋒一轉，帶著威脅的口吻說：“有少數不明大義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韙，投機倒把，囤積居奇，操縱物價，興風作浪，危害國計民生。本人此次秉公執法，誰若囤積物資逾期不報，一經查出，全部沒收，並予法辦！”他的話音剛落，老奸巨猾的杜月笙卻不緊不慢地說道：“犬子維屏違法亂紀，是我管教不嚴，無論蔣先生怎樣懲辦他，是他咎由自取。不過一一我有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揚子公司囤積的東西，在上海首屈一指，遠遠超過其他各家。希望蔣先生一視同仁，把揚子公司囤積的物資同樣予以查封，這樣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此時滿座的目光都對著蔣經國，看他如何反應。杜的這番話反守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蔣的預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隨即表示：“揚子公司如有違法行為，我也一定繩之以法！”

蔣經國話雖然這麼說，但回到辦公室之後卻感到事情棘手萬分。因為揚子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是孔令侃，他是前行政院院長和中國的大財閥孔祥熙之子，其姨母則正是“第一夫人”宋美齡。宋美齡沒有生兒育女，故對孔令侃視如己出，倍加寵愛，精心培植，孔、宋兩家早已聯為一體，密不可分，大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勢。而且揚子公司還在紐約、倫敦等地設有分公司，與美、英、法等國各大財團及國民黨政府許多機構都有密切關係。因此，孔令侃自認為靠山硬，誰也奈何他不得。蔣經國固然來頭大，但又能把他怎麼樣？所以他沒有把“太子”放在眼裡。明明有令規定：午夜12時以後實行宵禁，不准行人通行，孔令侃偏在這時開車闖關，揚長而去；明明規定禁止囤積居奇，揚子公司偏偏乘機大搞囤積物資。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長王升和其手下人為此向蔣告狀，蔣經國為之勃然大怒，但也不敢輕易在“太歲”頭上動土。但如今杜月笙在會上這麼一逼，他無法回避，不得不表態。揚子公司違法亂紀的事實路人皆知，整個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動作。事情到這一地步，蔣經國只好橫下一條心，向孔令侃開刀，於是命令經濟員警大隊長程義寬搜查並查封了揚子公司，但遲遲不對孔令侃本人採取進一步的行動，表明他手下留情，仍留有餘地和後路。

查封揚子公司成為一時的重大新聞，引起輿論的普遍關注。10月3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各家報刊爭相報導“揚子公司案”消息，有的表示歡欣鼓舞，呼籲“清算豪門”；有的則因處理此案拖泥帶水，缺乏前一階段的雷厲風行作風，表示不滿，指責是“只拍蒼蠅，不打老虎”。各種議論都有。
賈亦斌看到這種情況，預感到自己所言蔣經國“後勁不足”可能不幸而言中，因而很著急。於是在一次會見時，賈亦斌問他：“孔令侃案辦不辦？”他像沒有聽見一樣，不予置答。此時蔣經國用行政手段勉強維持的上海經濟秩序已出現崩潰之兆。物價開始飛漲，物資缺乏，生產停頓，到處出現搶購風，老百姓怨聲載道。賈亦斌陪同他到申新九廠瞭解生產和原料供應情況及工人的情緒，看到沿途市面上出現了一片搶購風潮，賈亦斌與他的心情都很沉重。賈亦斌又追問他：“孔令侃案你準備辦不辦？”他卻王顧左右而言他，說：“塔斯社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上海‘打老虎’，說用政治手段去解決經濟問題是危險的。”接下去就不再說什麼。

回到旅館之後，賈亦斌反復琢磨他這句話的含義。覺得他是借此向賈亦斌暗示：他要後退了。對此賈亦斌想了很多很多。本來賈亦斌對實行經濟管制能否奏效，並不抱有多大的希望，但認為在當時打擊豪門、嚴懲貪官污吏和奸商，平抑暴漲的物價，對老百姓也不失為有利的一著。特別是當遇上真正囤積居奇、橫行不法的“豪門資本”，全國人民拭目以待之時，賈亦斌認為絕不能退縮，應當大義滅親，依法嚴懲。否則，無以向人民和歷史交代。如果口號喊得震天響，一遇見真正的“老虎”就偃旗息鼓，那上海“打老虎”不成了一場具有諷刺意義的騙局了嗎？對於國民黨，賈亦斌早就失去了希望，但對於蔣經國，賈亦斌還抱有一線希望，認為他是一個有抱負有能力的領導，幾年來他對賈亦斌恩遇甚深，無論以公以私，無論作為部下和朋友，在此關鍵時刻，賈亦斌都有責任有義務向他進言，提醒、勸告他：堅持原則，不要猶豫不決，消極退縮。為此，賈亦斌主動到逸村二號去見他，開門見山地向他提出：“你對孔令侃一案究竟辦不辦？如果不辦，那豈不真像報紙上所說‘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了嗎？”他本來情緒就不好，見賈亦斌又提起這個他最不願意談的話題，頓時發火了，他本來就沙啞的喉嚨放得特別大，以訓斥的語氣嚷道：“孔令侃又沒有犯法，你叫我怎麼辦？”賈亦斌見他不僅不承認自己軟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實，反而竟然以孔令侃無罪的口實為孔洗刷，為自己辯護，一種從未有過的失望和憤怒驅使賈亦斌拍案而起，一掌擊在桌上，大聲說：“孔令侃沒有犯法，誰犯法？……你這個話不僅騙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騙不了我！”這就是江南所著《蔣經國傳》中說到的“為了‘揚子案’，經國的愛將賈亦斌曾和他拍過桌子”的一幕。爾後，他終於平靜下來，歎了一口氣，又無可奈何地說：“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盡孝不能盡忠，忠孝不能兩全啊！”他以個人須盡孝來為不能為國盡忠辯護，明顯是把個人和家族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賈亦斌根本不能接受，於是便進一步對他說：“你有對你父親盡孝的問題，而我只有對國家民族盡忠的問題。如不處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服國人，又何能救國家？”說罷賈亦斌便拂袖而去。回到飯店，賈亦斌連夜給他寫了一封長達14頁的長信，再次予以敦勸，結果自然仍是失望。


事後賈亦斌才得知揚子公司一案的內幕。原來開始時，蔣經國也想對孔令侃案進行處理，但受到了宋美齡的干預。揚子公司被查封後，孔令侃發現來勢太大，便到南京向姨媽求救。宋美齡專程到滬，乘中秋節日把蔣經國、孔令侃約到永嘉路孔宅面談，企圖緩和兩人的關係。宋美齡勸說道：“你們是表兄弟，我們一家人有話好說。”蔣經國對孔令侃說：“希望你顧全大局！”孔大吼一聲說：“什麼？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還要我顧全大局？”最後兩人大吵起來，蔣臨走時說：“我蔣某一定依法辦事！”孔令侃回答說：“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牆！假如你要搞我的揚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來，向新聞界公佈我們兩家包括宋家在美國的財產，大家同歸於盡！”宋美齡一聽，頓時臉色發白，手腳發抖，見他們不聽勸告，各走極端，只好連忙打急電給在北平的蔣介石，說上海出了大問題，要他火速乘飛機南下。當時，北平形勢緊張，蔣介石正在北平主持軍事會議和親自督戰，聞訊後立刻要傅作義代為主持，自己即乘飛機赴上海。傅作義對此極為不滿，對人說“蔣先生不愛江山愛美人”！

蔣介石一到上海飛機場，宋美齡即帶孔令侃首先登機，搶先向他告了蔣經國的狀。然後由警備司令宣鐵吾、市長吳國楨及蔣經國等陪同蔣氏夫婦到達天平路蔣宅，大家正準備坐下向蔣彙報情況並聆聽指示，宋美齡卻宣佈：“總統長途南下，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說。”蔣經國及文武官員只得悻悻告退。經宋美齡向蔣介石多方說明原委，說兩家屬于姻親，有共同利害，家醜不可外揚等等，得到蔣的首肯。第二天蔣介石召蔣經國進見，痛駡一頓，訓斥道：“你在上海怎麼搞的？都搞到自己家裡來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揚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談不到半小時，蔣經國就垂頭喪氣地出來了。接著，蔣介石又召見上海文武官員，親自為揚子案開脫說：“人人都有親戚，總不能叫親戚丟臉，誰又能真正鐵面無私呢？我看這個案子打消了吧！”大家一聽此言，只得唯唯諾諾而退。
在這一幕之後，上海警察局發言人也出面為孔令侃開脫，對外宣佈：“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曾經積極報導“揚子案”的上海《大眾夜報》、《正言報》卻很快被勒令停刊了。揚子公司一案風波就此平息，不了了之。

上海經濟管制雖然已是強弩之末，但蔣經國為了給自己壯大聲勢和炫耀力量，又準備於10月10日在上海舉行雙十節10萬青年大檢閱，他要賈亦斌負責籌備。賈亦斌將當時駐守蘇州的青年軍203師和駐守上海郊區的青年軍209師調來上海，加上杭州、嘉興兩所青年中學的學生和“戡建隊”、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以及各大專院校青年軍復員學生，約7、8萬人，對外號稱10萬。檢閱儀式在上海虹口體育場舉行，由陸軍副總司令關麟徵陪同蔣介石進行檢閱。10月10日清晨，蔣經國要賈亦斌驅車前往東平路蔣宅迎接蔣介石。等賈亦斌趕到東平路，才得知蔣介石已乘飛機前往虹口。賈亦斌萬萬沒有料到：近在咫尺的虹口體育場，蔣介石還要坐飛機去！事後聽說這是軍務局長俞濟時臨時出的一著妙計：先從東平路驅車到虹橋機場，坐飛機到大場機場，再坐汽車到虹口體育場，這樣可以繞過上海鬧市區，以避免遭憤怒的群眾攔阻包圍。如此草木皆兵，賈亦斌聽了只覺得啼笑皆非。當天的大會主席是蔣經國，儘管內心空虛，他還是裝出充滿信心的樣子，態度慷慨激昂。隊伍經蔣介石檢閱後，舉行了遊行示威，由精兵作先導，接著是摩托部隊、炮兵和荷槍實彈的步兵，後面是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和各界人士。遊行隊伍出虹口公園後，沿四川路、外自渡橋、外灘、南京路行進，一路有氣無力地呼喊口號，最後到跑馬廳(現人民廣場)宣佈解散。明眼人都能看出：這次檢閱純粹是虛張聲勢，它預示上海的這場鬧劇就要落幕了。

曾經轟動一時的上海經濟管制只維持了70天。被人為控制的物價又開始以更驚人的速度扶搖直上，金圓券價值一落千丈，很快變成了廢紙，到處是瘋狂的人群和搶購狂潮，許多人被擠死、踩死，情況混亂到了極點，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10月31日，南京政府行政院被迫宣佈將限價改為抑價，行政院長翁文灝、財政部長王雲五相繼辭職，國民黨的經濟管制政策宣告徹底破產。

隨著經濟管制政策的失敗，蔣經國在上海的使命也宣告結束。結束那天，賈亦斌陪同他乘車前往上海廣播電臺發表廣播講話，他以沙啞、悲哀的聲音宣讀了《告別上海市父老兄弟姐妹書》，向上海市民致以深切的歉意，並向大家告別。宣讀完畢，蔣經國黯然淚下。在返回的途中，他沉默良久，最後對賈亦斌說：“上海經管失敗比濟南失守的後果更為嚴重。”蔣經國離滬前召集親信開會，情緒低沉地說：“現在我們失敗了，今後我們究竟到哪裡去工作，做什麼工作，現在都不知道，以後再說。你們自己要守紀律，多保重。”並指示王升將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組織保存，活動停止”。11月6日，蔣經國悄然離滬，返回杭州寓所，旋又轉赴南京。上海“打老虎”的鬧劇至此結束。


上海經濟管制的失敗對蔣經國的打擊相當大，他對國民黨政權和自己的前途感到一片茫然，悲觀消極，情緒極度低落。回南京後，每日借酒澆愁，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賈亦斌曾到勵志社去看他，他一邊喝酒，一邊燒檔檔案，甚至連印好的請柬也付之一炬。賈亦斌問他：“你燒請柬幹什麼？”他回答說：“亡國了，還請什麼客？”絕望情緒溢於言表。賈亦斌感到他的無力和可憐，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

上海“打老虎”給賈亦斌以深刻的教訓，賈亦斌對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腐朽黑暗內幕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國民黨政權由他們掌握，只有走向滅亡。賈亦斌曾寄希望于蔣經國，希望他能有所作為，但事實證明：他也不能擺脫其父親和家族的決定性影響，最後終於同他父親合流，賈亦斌對蔣經國所抱的幻想最終破滅了。在賈亦斌的面前擺著兩條道路：或者隨波逐流，跟著蔣經國，作蔣家王朝的殉葬品；或者毅然決然，棄暗投明。賈亦斌陷入了痛苦的抉擇。賈亦斌從小讀孔孟之書，儒家忠孝節義的思想對賈亦斌影響甚深。想到蔣經國對賈亦斌的知遇之恩，一旦要棄他而去，心中確實不忍，又擔心被人指責為“忘恩負義”，為此一再躊躇不決。經過反復的思想鬥爭，賈亦斌終於認識到：忠於個人是小忠，忠於國家民族乃是大忠，如因小忠而棄大忠，就是無原則的“愚忠”，兩者不能俱全之際，只能犧牲前者，而選擇後者。國民黨執政20多年，腐敗無能，弄到天怒人怨，為民所棄，已是不爭的事實。民心所向即是個人選擇的最好指南。賈亦斌不願意執迷不悟，為這個腐朽的政權去殉葬，決心同蔣家王朝決裂，同蔣經國分道揚鑣，去尋找新的道路。

與汪精衛相比，張學良比漢奸還漢奸
作者:yimams

在民國的歷史上，張作霖、張學良父子可謂是風雲人物。前者，從一個“窮棒子”出身，到嘯聚山林的土匪，到稱霸一方的“東北王”，再入關與直魯皖諸系軍閥合縱連橫，逐鹿中原，有問鼎天下之志，其膽識豪氣勇悍，非常人所能及！後者，先是宣佈東北易幟，後是丟棄東北，繼而西安事變，終而軟禁半生，以百余歲之長壽，引後人千年之感歎……

一、張作霖一死，張學良便濫殺名將自毀長城

許多歷史的真相，總是當時糊塗，事後清晰，久後模糊，再次清晰，已是數十、數百年後，留待有心人濾去黃沙始得金。
人們常說，“虎父無犬子”，但事實往往是：虎父出犬子！

張作霖沒有多少文化，滿身的江湖本領，張學良不置身其中是學不到的，而且，“少帥”流連于北平的酒場舞會中，正“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當行”，於溫柔鄉中樂不思東北，兼之“少帥”是個吸毒鬼，每日“鴉片搶在手、快活似神仙”，欲這樣的人抗日愛國，不亦難乎？！

張作霖雖然派兵進入蘇俄大使館和總領事館，搜出多名蘇俄間諜和幾卡車的民國軍事機密，以叛國罪和間諜罪判處李大釗等死刑，但在民族氣節上，卻是鐵了心，對蘇俄毛子毫不退讓，對日本人的手段也是軟硬不吃。

日本軍部曾經研判：若與張作霖的剽悍善戰之東北軍開戰，以張作霖的智謀軍術，日軍沒有必勝速勝之把握，而一旦戰事膠著，東北軍得到全國支持，則日軍就可能“偷雞不成蝕把米”，因此也一直想解決張作霖，但是，最終，由更恨張作霖的蘇俄，派出紅色特工炸死張作霖，並嫁禍日本軍方，而該紅色特工，由此而成為蘇俄“國家英雄”，被史達林召見授勳！（見《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托托著，2008年，遠方出版社）

蘇俄，何其毒也！

張學良一接班，便殺掉了虎父手下的幾個虎將，以鞏固權力。無恥暴君昏君上臺，總要先殺幾個先王忠臣以“樹威”，但那是江山穩固之際，張學良此際面對日本關東軍（駐朝鮮）的隨時入侵，面對蘇俄長期虎視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殺楊宇霆常蔭槐鄭謙等老臣，不僅失掉了自己最重要的軍政支撐，更令東北軍將士寒心。

須知，楊宇霆出身日本士官軍校，雄才偉略，愛國之心強烈，不僅是張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長期擔任東北軍軍師（總參議），在東北軍政各界威望最高，為張作霖打江山乃至入關執政立下汗馬功勞，更是張作霖被炸死後迅速穩定局勢，扶持張學良繼位、並促成南北統一東北易幟的最關鍵人物，而楊事後為免張學良忌恨，已經辭去一切職務，清廉自守！

而常蔭槐，被東北人看做是“最能幹的人才”，作為黑龍江省長、交通總長，常蔭槐主持修造了打通、奉海、北寧鐵路，維護了東北的路權，瓦解了蘇俄中東日本滿鐵的壟斷，更設立10萬山林員警，配置進口武器，遏制了蘇俄日本的侵略滲透！

在被殺害當天，楊宇霆常蔭槐是找張學良彙報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收回路權、維護民族利益！兩人均是東北乃至整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大功臣，最為日本和蘇俄忌恨！張學良卻無恥地將他們殺害！

在被命令捏造楊常罪狀時，帥府秘書長鄭謙憤怒質問張學良：“咋幹這種事呢？！”張學良無言以對，三天后又把鄭謙秘密殺害……“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張學良如此自毀長城，東北不待日本蘇俄侵略，已不可守！張作霖雖然出身土匪，但歸順朝廷後尚無濫殺惡行，對兄弟同甘共苦，張學良如此大逆不道，張作霖在天有靈，必當痛心！

張學良上臺時，關內的國民革命軍已掃平中原，定都南京，張學良既無對抗中央之能力，又無對抗蘇日之意志，為保存實力，按照楊宇霆等老臣的意見，由楊宇霆與國民政府達成協議，宣佈“東北易幟”、“服從中央”，使北伐軍師出無名，也順應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張學良借此將自己的外患壓力踢給中央（後來蔣介石就成了張學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蘇日要侵佔東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慮國際外交軍事全域，有所顧忌。

但事實上，民國時期的軍閥派系，沒有哪個能真正服從中央調度指揮的，北洋政府時期如此，國民政府時期也不例外。
盤踞廣西一隅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蔣介石的“中央”內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況擁兵自重的新“東北王”張學良與剛剛組建內憂外患的南京國民政府呢？

二、日軍入侵，張學良多次拒絕抗日失地資敵
軍閥對中央的態度，一是拼命“索取”，從官職到地盤到金錢到軍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絕縮編拒絕改組拒絕作戰拒絕支援；三是拼命“欺騙”，以少報多冒領軍餉，以多報少力圖擴張，口號動聽拒絕實行，爭功踴躍遇過推諉。

凡是屬於上述三種情形者，都是軍閥民賊，張學良便是這樣一個新軍閥。

張學良一“易幟”，蔣介石便授以全國級軍事重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全國海陸空副總司令，地位僅次於蔣，蔣介石還與之結拜兄弟，待之非薄，此其時也，張用了第一種態度——“索取”；

然而，“九一八”事變一爆發，時在北平溫柔鄉里度春宵、銷金窩裡吞大煙的張學良便急令東北軍撤退入關，讓日本人大喜過望，不費吹灰之力得此物資雄厚之沃土，以東北軍遺留之大批軍事物資（進口步槍12萬支、機槍4000挺、大炮3000門、坦克26輛、飛機260架、兵工廠一座、彈藥被服糧草均堆積如山），屠殺我百姓，並激起其更大野心，以東北為跳板和滅華基地，將中華民族迅猛推至國亡族滅之邊緣……

此後，日軍萬余人進攻易守難攻的熱河省，張學良帶兵30萬，居然不讓中央軍隊和宋哲元等部隊前來熱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讓日本人幾乎兵不血刃佔領熱河，其中，日軍僅派128人，就奪取東北軍上萬人把守的熱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九一八不抵抗的恥辱！
故賊勢益張賊膽益壯，日本軍少壯派認為中國軍隊完全不堪一擊，狂言：“三個月可滅中國”！如果不是在隨後入侵上海的戰爭中，國軍拼死抵抗三個月，讓日本軍方四易其帥，改變看法，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大戲就早就上演了。

此其時也，張用了第二種態度——“自保”；在全國國民一致怒駡張學良“不抵抗將軍”、“漢奸將軍”、“鴉片將軍”的怒潮中，他開始用第三種態度了——“欺騙”！張學良裝出委屈狀，透出風聲說：是“中央”電令他“絕對不抵抗”！而大量的史料都證實：“中央”的電令內容是——“節節抵抗”！況且，“中央”的電令是屢次下發，催促他“抵抗”，張學良拒絕執行！萬不得已，新改組上臺的行政院長汪精衛飛赴北平，親自施壓，督促他出兵關外抵抗日軍收復失地！

張學良說：“我去抵抗，受了損失誰來補償？！”

然後，張學良乘機對百廢待興的國民政府獅子大開口，索要天文數字的巨額軍火糧食，完全暴露了醜惡的軍閥嘴臉！
氣得汪精衛兩眼含淚，表示：“連你我都指揮不了，一槍不發喪失東三省，我怎樣向全國民眾交代？！”張學良無恥地說：“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衛要求張學良辭職謝罪，張學良拒絕！

汪精衛傷心至極，飛回南京後，立即宣佈引咎辭去行政院長之職，出國下野，以換取對張學良的懲處，共同謝罪國人！但蔣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張學良走投無路投靠日本人，於是在免去張學良軍職之後，又給了張學良一個華北軍政委員會副委員長的位置，以繼續“羈縻”！

其實，如果蔣介石此時能夠實行守土問責，逮捕法辦張學良，處以極刑，不僅可以嚴明軍紀國法，可以避免之後湯玉麟、韓複渠之類的大小軍閥避戰失地，更能喚起廣大國民抗日勇氣和決心，也斷不至於後來造成那麼多令人遺憾的災難！真是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啊！
1932年，民國最好的軍閥、以“四不”（不發財不納妾不做督軍不住租界）出名的吳佩孚，也專程趕到北平，責問張學良為何九一八不抵抗為何不出兵關外收復失地？張學良面對自己父親都極力敬仰的前輩，不敢耍個性，但也是顧左右而言他。

吳佩孚歎道：“國恨你不報，私仇你不報，真沒出息！忘記了自己的國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注：以“不發財不納妾不當督軍不住租界”聞名的“四不”將軍吳佩孚，與張作霖齊名，舉人出身，能文善武，曾經在直奉戰爭中大敗張作霖，是華中九省的“華中王”，在北伐中成為國民革命軍的最大勁敵，後赴海外考察，歸國擔任南京國民政府高級軍事顧問，堅決宣傳抗日，表示將以一生所學貢獻抗日戰場，引起日本軍方極大恐慌，多次派土肥原等特務酋目上門遊說恫嚇，欲拉其為漢奸、組織全國性傀儡政權，吳斷然表示“只有日本人全部撤兵”才能出山！並趁和日方協商“洽談”之際，收容組織了一批華北遊擊隊，與日軍發生“衝突”，日本華北軍“極為憤怒”，電告東京“吳絕不可用”，遂乘其到醫院看牙醫之際，割斷其喉嚨而死…...）

因為，對於富有實力的張大軍閥張少爺來說，他若抗日，誰阻止得了？！他若不抗日，誰又指揮得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便是九一八事變後，張大軍閥手下的黑龍江省黑河警備司令馬占山，曾多次向張學良請戰：“讓弟兄們教訓一下這些橫行東北的小鬼子！”
張不允，馬占山仍然喊出：“日軍欲占黑龍江，就讓它以血來換！”

馬占山領導幾百官兵組織了江橋血戰，堅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頭痛擊，後一直在東北遊擊抗戰，達14年之久，堅忍到了抗戰勝利！至今日本關東軍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見《我認識的鬼子兵》、《東條英機全傳》等書）

無獨有偶，還有堅守山海關對日反擊的東北軍何柱國獨立旅；還有蔣光鼐蔡廷鍇指揮的十九路軍反擊七萬日本海陸軍精銳，堅守數月，迫其四易主帥！還有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軍！

這也說明：只要真敢抗日，無人能夠阻止！一些小小的地方軍閥，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氣節，何以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們稱為“愛國將領”的張“東北王”，居然就一槍不發屁滾尿流地竄回關內？！

別說中央沒有“絕對不抵抗”的電文，即便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有血性的男子都不會把它當一回事！也許是當時縱情聲色酗酒吸毒的少帥毒癮大發作，什麼都不在乎了，管它什麼東北？！他們為討一時毒欲之滿足，連靈魂肉體父母妻女都可出賣，遑論其它？！
張學良幕僚王卓然回憶說：“張的毒癮很大，每日要打400多藥針，才能過癮。”而據醫生說，這400多針，若是給正常的人打上，每人一次打上10針，可以打死或重病40多人。

三，西安事變，張學良多方勾結想做西北王
1936年，張學良西安事變逮捕蔣介石，槍殺多名軍政人員，也絕對不是為了“抗日”！因為，早在1933年，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加入某黨後，就把張學良發展成了某党黨員，筵安給張學良的代號是——“李宜”！那麼，張學良加入某黨是為了信仰嗎？

也不是，張學良因為殺害楊宇霆常蔭槐鄭謙等名將忠臣，已經大大失去東北軍民的人心；又因為拒絕出兵抵抗，在國民政府軍政界聲名狼藉，為人不齒！再加上他的風流韻事與吸毒惡習，更讓人越來越厭惡他。

在這種情況下，挾蘇俄以自重，成了他的當頭大事！

1936年8月9日，中共最高領導人張聞天和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聯合致信給張學良，開頭便稱：“李宜同志……”而張學良的回電則是自稱“毅”。1936年8月15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電報說：“使我們特別感到不安的，是你們關於一切願意入黨的人，不論其社會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黨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鑽進黨內的決定，以及你們甚至打算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這段文字表明張學良入黨確有其事。

1980年代，中供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複曾就張學良是不是中供黨員的問題問過東北軍出身的呂正操上將，呂明確答覆說：“張漢公是中供黨員”。而張學良重獲自由後，面對記者的採訪，張學良脫口而出：“我就是共黨產呀！”

既然張學良自己都承認曾經是秘密黨員的“李宜同志”（張學良親弟弟張學思、秘書宋黎、秘書劉鼎、隨從栗又文、東北軍信使高福源以及東北軍王以哲、常恩多、萬毅、劉瀾波、康鴻泰等中高級軍官也都是秘密黨員），而楊虎城早在1926年就上交了加入某黨的申請並得到延安的批准（楊虎城最信任的智囊、西北軍政治處長申伯純以及西北軍堅決主張抓蔣的西安公安局長趙壽山也都是中供的秘密黨員，楊虎城身邊的張文彬居然是毛澤東的秘書，秘書王菊人、米暫沉、宋綺雲，世侄王炳南、連絡人葉劍英，甚至據說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都是中共黨員，十七路軍中中供黨員眾多，是中供號稱的“黨員最多的軍閥部隊”），那麼，這一場軍事政變，除去國共兩黨的政治恩怨，還有什麼抗日的成分？！

事實上，在軍變之前，張學良和周恩來在西安秘密會見了三次，1936年5月，延安提出了一個計畫：建立“西北軍政委員會”，然後依靠蘇俄，形成“西北割據”。同年9月22日，延安負責統戰工作的毛澤東與張學良秘密簽約。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張學良妄想著聯合楊虎城，與延安結盟，從而得到蘇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據為第一步，先做“西北王”，再進而控制全中國。

與此相對應的是，張學良楊虎城早就與廣西李宗仁白崇禧、廣東陳濟棠聯絡，和北平宋哲元、山東韓複渠、山西閻錫山聯絡，意圖共同反蔣。最終，與閻錫山達成秘密協定，兩廣也表示樂見其成。所以，張學良不僅不想剿滅延安共產黨的軍事割據，相反，還給延安提供了75萬銀元、大批武器彈藥以及各種情報和方便！

而蔣介石要張學良剿共，是以為張學良既然不願回東北抗日恢復失地，那就戴罪剿共吧，面對延安當時不過兩萬軍隊岌岌可危的情勢，這無疑是給張學良及東北軍立功露臉的機會，可以重新恢復昔日地位榮耀的第一步。

可以想見的是，如果那時蔣介石改派張靈甫孫立人陳明仁這樣的猛將，延安就大勢已去，只能按照一年前出逃中的預案，向內蒙古撤退，或者向新疆撤退，當然，目的是撤退到中蘇邊境，得到蘇俄的支持，不過，那樣是否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恐怕是渺無希望的。
1936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總指揮的蔣介石在張學良蓄謀已久的力邀下飛抵西安，決定在全面抗日前，徹底安定國內，一鼓作氣把延安剿滅！這個消息，對於同任副總指揮的張學良和楊虎城來說，既是個壞消息，也是個好消息！要麼就按照國民政府的決策，貫徹總指揮蔣介石的壓力，把延安剿滅，要麼就反叛，把蔣介石抓捕殺掉！早在張學良動手殺害楊宇霆常蔭槐將軍之前，東北名宿孫烈臣就曾預言：“將來殺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帥做得出來。”

一個紈絝子弟，沒有經過患難，懂什麼兄弟情誼師長之恩？面對蔣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結拜的情誼，張學良卻動了殺心。軍變中，張學良在臨潼竟然殺害了包括蔣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蔣孝先少將在內的全部67名警衛！楊虎城在西安殺害了孫中山生前助手、蔣介石的結義兄弟、國民政府中央委員邵元沖和中央憲兵團團長楊震亞等軍政要員，並殺害中央軍警數百人，搶劫銀行與百姓。而張學良指派於學忠，在甘肅蘭州，殺死幾百名國軍官兵，于學忠甚至親自槍斃了兩個中央軍團長！

這哪裡是準備逼蔣抗日的做法？！

1990年代，報刊上曾經公開揭露：西安事變時，“張學良決心殺蔣並已選定殺蔣人選”，而且，張學良要聯合楊虎城以及延安紅軍，組建“西北聯合軍團”，建立以張學良為首、以西安為“西京”的“西北聯合政府”，並非是為了抗日。西安事變當天，毛澤東給史達林的彙報電中稱：西安事變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定而發生的”

蘇俄永遠是世界上最無恥的國家之一（和過去的日本帝國並列），它考慮的永遠都是自己的利益。

張學良、楊虎城和延安建立“西北聯軍”和“西北聯合政府”，可以保存延安，可以幫助蘇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國的利益，國民政府仍然可以抵抗日軍，消耗日軍，使日軍不能北上，可是，一旦捉蔣殺蔣就完全不同了。中國一旦失去公認的領袖，必將四分五裂，無力抵抗日軍，不是迅速被擊敗，就是建立親日的政府。這樣日本必將開始已經準備了幾十年之久的征服蘇俄之旅，日本殘忍的731部隊的人體試驗，有相當分量的凍傷實驗，就是為進軍遠東做準備的。

然而，出乎張、楊以及延安意料的是，西安軍變之後，全國輿論一片譴責，民眾到處遊行抗議，張楊控制下的西安，市民學生幾萬人大遊行反對叛變，而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協，立即下令出兵！而最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蘇俄的堅決反對！

蘇俄擔心一旦中國分裂，日本侵略中國成功，幾百萬日軍必將撲向蘇俄遠東，到時候德日聯軍兵臨城下，莫斯科只能剩下眼淚！所以史達林立即親自擬電命令毛澤東——絕不容許殺蔣。並且，史達林明確指示到：應該首先瞭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蔣介石，必會引起內戰，而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史達林還說，“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

西安軍事暴亂僅僅一天后，12月14日，蘇共中央《真理報》發表社論，將“西安事變”直接定性為“叛變”，是“利用抗日運動進行投機”；蘇俄政府報《消息報》也稱：“張學良的叛變可能會瓦解中國抗日力量的統一，不僅給國民政府，而且給整個中國人民都帶來危險。”

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國際通訊》則直接著文斥責張學良為“叛徒”、“強盜”。張學良秘書、中共黨員宋黎曾經有這樣的回憶：塔斯社廣播了《真理報》、《消息報》的報導後，張學良手拿新聞記錄稿下樓，在樓梯口遇到宋黎，面對宋黎自言自語地說：“我救了共產黨，他們就這樣對待我？”他還兩次不滿地問秘書、中供黨員劉鼎：“蘇聯廣播為什麼罵我受日本人指使？”

周恩來12月17日到達西安後，張學良就立即詢問蘇聯對西安事變的態度，當周恩來說蘇聯大致不會援助張楊的時候，張學良很衝動，反應甚為憤慨，似乎覺得被人出賣了，他甚至產生了這樣的想法，即“以往中共老是吹噓蘇聯可以援助，現在他已成騎虎，中共竟臨陣抽腳，不兌現了”。

所以，張學良儘管用抗日的高帽子矇騙了很多世人，但面對全國的譴責、蘇俄的反對（延安當然也就不能堅持原先的提議），甚至因為殺人捉蔣，而造成的東北軍的軍心渙散，張學良不得不採取到南京請罪的方式，試圖避免追究，保存東北軍的勢力。

儘管張學良得到了蔣介石宋美齡的寬大，東北軍沒有被裁撤，然而，東北軍因西安事變而發生了裂變，駐洛陽的東北軍炮兵旅旅長黃永安以及駐保定的東北軍53軍軍長萬福麟在接到張學良軍變的命令時，都極為不滿，拒絕執行，直接向中央報告和投誠！

一個月後，東北軍總部發生二二事變：王以哲，這個曾經擔任張學良衛隊長、在東北幫助張學良殺害楊宇霆常蔭槐將軍的“審判員”、在西安直接與周恩來李克農秘密談判、在軍變前高級會議上附和張學良捉蔣的67軍軍長（中共秘密黨員），被叛變官兵直接殺掉！同時被殺的，還有西北剿總交通處長蔣斌中將、西北剿總參謀處長徐方少將、王以哲的副官宋學禮等。之後，張學良的東北軍，全部6個軍，紛紛主動向南京國民政府投誠，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從此，世上再無東北軍這個恥辱的名字！

楊虎城的西北軍也是一樣，由於對西安事變不滿，楊虎城最信任的部下馮欽哉帶一個師2萬人投靠中央，之後西安警戒旅又有兩個團投靠中央，楊虎城只剩下微不足道的孫蔚如的一個師——而孫蔚如在西安事變第二天，就向楊虎城提出“捉張學良送蔣介石”的主張。楊虎城不採納，西北軍也就此消失。

而當年積極支持搞西安事變的張學良頭號智囊、東北軍總參議（軍師）鮑文樾，抗戰剛剛開始，就可恥地直接投降日寇，擔任汪偽政府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代理軍政部長，河南省省長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漢奸之一。1945年鮑文樾因漢奸罪被捕，判處無期徒刑，服刑30餘年，在臺北出獄。

親自抓捕蔣介石的張學良警衛營營長孫銘久以及應德田、苗劍秋等號稱“東北軍最支持聯共抗日的人”，也是“對張學良最忠心的人”，還是張學良組織的所謂“抗日同志會”（其成員基本為中供黨員）的骨幹，卻是東北軍中第一批投靠日寇做漢奸的人，孫“因功”升任偽政權山東保安副司令，應擔任偽政權河南教育廳長，而苗這個寫過《抗日理論與實際》的人，直接移民日本！

而張學良的另一個弟弟張學銘，居然在日寇已經陷入必敗絕境的1943年，還投靠汪偽政權，做了一個小漢奸。

偽軍中最高層的孫良誠、吳化文、白鳳翔、李守信等，清一色的都是原軍閥西北軍和東北軍的將領，而這些人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敵，以孫良誠為例，他率兩個軍3萬多人成建制投靠日軍，換了一個偽第2方面軍總司令的頭銜。

蔣介石的中央軍，卻從無大規模的投敵的記錄，甚至沒有一個中高級軍官主動投敵，相反，有兩百多名將軍血灑抗日戰場。誰是真抗日犧牲一切？誰是假抗日政治投機？

四、與汪精衛相比，張學良比漢奸還漢奸

汪精衛遇到張學良耍橫，便悲觀流淚去職下野出國放洋，蔣介石遇到張學良耍橫，便一度變成階下囚，親信也被殺。
但蔣介石和汪精衛的不同，在於蔣介石不輕易悲觀，不論處境如何惡劣，他總是意志堅決，有頑強信心，特別是對於抗日前景，蔣介石堅信中國必勝，堅忍抵抗，力爭外援，守得雲開月兒明。

而汪精衛缺乏信心，懷疑中國能勝，他雖然宣講“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抗戰第一、勝利第一”，也明白“中國今日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窮凶極惡，無所不用其極，惟有抗日才能爭取國家民族的生存，惟有全國同胞一致的自動犧牲之精神，從事抗戰，才能爭取最後的勝利……我們誓必——繼續的將所有血汗都榨出來，以前的及現在的所有將士所有人民的血汗，合流一起成為江河，撲滅盡了侵略者的兇焰，洗滌盡了歷史上被侵略的恥辱！”

然而，汪精衛的心裡並沒有“必勝”的底！雖然他也知道“中途妥協，只有滅亡！中途妥協，除了屈服之外，還能得到什麼？絕對得不到和平！”他甚至也清楚，“三百年前，滿清以五百萬人之寡而宰割中國，其惟一秘訣，是以中國人的錢養中國人的兵，來殺中國的人！近來敵人每到一處，便急急忙忙組織傀儡政府，即是以此為藍本，我們不以十二分的努力，喚起民眾，則此種之浩劫，決無可逃！”然而，他心裡仍存幻想，對日本人的兇殘本性認知不深！

等到抗戰初期國軍敗退國土大半淪喪，汪精衛便徹底喪失必勝信心，響應短命的日本近衛首相號召，誤信日本“共存共榮”、“從支那撤軍”的謊言，打算“曲線救國”，留書蔣介石：“言戰易，言和難，君為之易，我為之難！”從重慶潛逃，上了賊船當漢奸。
但究其求和本意，仍不免存有一些愛國的美好幻想，只是實質上，淪為替日本人榨取物資麻痹國人的工具！

至於張學良，在愛國的意識上，連汪精衛都不如，至少汪精衛是抗戰中被打敗了打怕了才上當作漢奸，而張學良一槍不發拱手東北放棄熱河便成了漢奸！比任何漢奸對日本人的貢獻都大！！是真正的比漢奸還漢奸！！！

五、張學良自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崽賣爺田不心疼”！張作霖一生辛苦經營東北，出生入死，那裡資源廣闊、雄獅百萬，絕不會拱手相讓給日本人！而張學良長期廝混在北平，對東北那片白山黑水缺乏張作霖般的深情，又懼怕日本虎狼之師，一槍不發保存軍閥實力最符合他當時的個性，深得蜀漢後主劉阿斗的真傳！

劉禪面對鄧艾的五千奇兵，便攜帶成都的十萬兵士百萬百姓開城請降，弄了個“安樂公”幹幹，居然在曹魏“樂不思蜀”得以善終！
高喊“法西斯才能救中國”的張學良，面對入侵的日本法西斯區區兩萬關東軍，便將百萬將士數千萬百姓億萬軍火物資獻上，拱手入關；此後又一再拒絕中央嚴守錦州的命令，放日本軍隊入關，圍逼熱河；再讓日本人兵不血刃佔領熱河，兵臨北平……

之後張學良再以抗日為詞，發動軍事暴亂，捕殺中央軍政官兵，逼迫政府提前公開抗日戰略，導致日本軍方提前一兩年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中華民族蒙受了巨大的人財物力損失，苦難不可盡言！

張學良之罪，罪在不赦！

此等逆子奸臣，居然在臺灣、美國頤養天年，長壽百年有餘！嗚呼，上天如此不公，我豈能相信上帝？！張學良晚年獲得自由後，曾經多次自稱“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禍首）”，為此他在基督教中尋求靈魂的救贖，也一直拒絕回到中國，儘管他在大陸被吹頌成“偉大的愛國將領”。

據說1949年建國時，毛澤東曾經感慨地對周恩來等人說：“沒有張漢卿當年發動西安事變，我們哪有今日……”，周恩來介面道：“如果漢卿在，得給他一個副主席的位子。”毛澤東笑道：“你也太小氣了吧，給漢卿國家主席的位子，都不為過！”

而蔣經國回憶錄中，這樣記述八十年代的張學良——張學良喝酒喝醉了，抱著蔣經國大哭：“兄弟呀，老哥哥當年做錯了！做錯了！先總統殺了我都不為過呀！”曾經被國民黨抓起來長期坐牢的著名作家柏楊，也斷言：“將來無論是統是獨，張學良都不是英雄。”

事實如此，真相如此！百年疑案，徹底終結

共產黨為何能打敗蔣委員長的國民黨？

【毛主席的共產黨為何能打敗蔣委員長的國民黨？】原因是，共產黨說：可以給農民土地、給工人工廠、給知識份子自由和憲政，給國民法治和清廉的政府、給全民族獨立和富強；對蘇聯說，要建立蘇式共產主義政權；又對美國人說，要建立美式自由民主的國家。如此這般，擁有八百萬軍隊的國民黨就從大陸滾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