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陰權最後施政報告是一份「被告自辯書」
由於七年禍港殃民管治, 由於來自四面八方的指控, 再加上北大人斥責,曾陰權昨天站在新政府大樓新落成的立法會大樓, 表面上是宣讀他任期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而實際上他是站在被告位上為自己治港七年的失誤自辯。他把責任諉過于前特首董政府, 需然也承認自己也有管治失誤, 言詞避重就輕, 但表現出都是毫無誠意。
今早在電台問答節目上, 當被問居屋原意是帮助有需要的市民解决居住問題, 不是用公帑補貼去投資賺錢, 曾陰權問非所答, 講了一大堆話却與該問題無關的廢話。曾又説房屋政策不能朝令夕改, 但又説興建居屋會因市塲變化而改變甚至停建。如果真正不朝令夕政, 就應根據人口增長的實際情况制定長遠房屋政策, 不應讓市塲變化而變來變去。
看來, 曾陰權思維混亂,有點語無倫次地步了。原因是他手下為他撰寫的這份施政報吿, 他沒做好功課, 看清楚內容其中矛盾處, 不加理解照讀出來。
這份報告除了些小修小補, 派些糖外, 其它內容不需太認真, 因全屬老調重彈, 與他以前施政報告內容無大分別, 都是口號式或詞語上修飾, 噴噴口水, 無實質意義, 主要為他自己七年誤港管治自辯。若真有决心和誠意做好這份工, 上任後第一天就應努力, 不會等到七年後今時今日快將離任才去努力, 實在當香港市民都是弱智的。
曾陰權管治下受害人 ------- 一中產市民原告
13-10-2011
曾陰權最後施政報告是一份「被告自辯書」
特首應承擔的政治倫理責任
特首應承擔的政治倫理責任
2011年10月14日
特首曾蔭權的臨別秋波，不只有慷公帑之慨，推出被稱為「公眾六合彩」的新居屋政策，更有就政治倫理作出言傳身教，展示他作為政治家的「風範」。不過，令人疑惑的是，無論是施政報告中不着邊際的闡述，還是稱最大的政治倫理挑戰是普選，無論是公開譏諷行會成員政治抽水，還是在立法會指罵議員是爛仔、暗諷議員是「黑社會」，特首是否明白自己應承擔怎樣的政治倫理責任？
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思是說，以德治政，就像北方星辰，位居其所，而眾星拱衞。為政以德，是對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要求，適用於古代的仁政，也適用於曾蔭權連任特首後宣稱要「以民為本」的現代社會。但是，從報名參選時自稱是「政治家」，到打出「做好呢份工」的口號，曾蔭權何曾思考過特首的政治倫理是甚麼？
曾蔭權在其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拋出「政治倫理」的概念，強調從政者應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但其目的不是檢討自己應承擔的政治倫理責任，而是教訓那些不聽其旨意的政團「會窒礙社會進步」。且不說七年來曾蔭權是否窒礙香港的進步，僅僅是特區政府民望久沉不起、屢現管治危機，如果要從政治倫理的層面去尋找原因，特首可知自己要承擔怎樣的責任？一個視自己替北京打工的特首，一個視民意如浮雲的特首，有誰相信他能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己任？
政治倫理不只約束政治人物的利益取向、個人道德，也約束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倫理。現代社會擺脫了君臣關係，政府官員或議員盡忠的對象不是主政官員，但主政官員對他們豈能不以禮相待？今年 7月，曾蔭權在立法會批評公職人員藉評論政府施政有抽水之嫌，暗批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違反政治倫理。其實，他不透過行會機制處理有關問題，反而在公開場合作此批評，加上在唐英年、梁振英分別辭職備選時，發出厚唐薄梁的聲明，已做出違背政治倫理的不良示範。
政治倫理既然在曾蔭權的施政報告中有單列的標題，議員昨日就此提出質詢，就合乎情理，曾蔭權有責任作出回應。當然，他有權在覺得自己被冒犯時作出反擊，但別忘了《香港立法會議事規則》中對官員同樣也有約束：「凡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即屬不合乎規程。」市民不樂見台灣式的議會衝突在香港上演，但難道會樂見特首侮辱民選議員？難道會樂見特首當民選議員的質詢為耳邊風？
香港立法會議事廳不是「黑社會的地方」，也不應是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人大、政協會議時的一言堂。特首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是要接受議員質詢，不是接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歌功頌德，何況如今不少代表、委員到北京出席人大、政協「兩會」時，也膽敢在分組會議上炮轟官員及當局的政策。要現任特首重視自己的政治倫理責任，現在看來是徒勞的，惟有寄望於下屆特首，寄望其能堅守為政以德的倫理，寄望其能尊重民意、尊重民選議員。
(李平)
2011年10月14日
特首曾蔭權的臨別秋波，不只有慷公帑之慨，推出被稱為「公眾六合彩」的新居屋政策，更有就政治倫理作出言傳身教，展示他作為政治家的「風範」。不過，令人疑惑的是，無論是施政報告中不着邊際的闡述，還是稱最大的政治倫理挑戰是普選，無論是公開譏諷行會成員政治抽水，還是在立法會指罵議員是爛仔、暗諷議員是「黑社會」，特首是否明白自己應承擔怎樣的政治倫理責任？
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意思是說，以德治政，就像北方星辰，位居其所，而眾星拱衞。為政以德，是對政治人物最基本的要求，適用於古代的仁政，也適用於曾蔭權連任特首後宣稱要「以民為本」的現代社會。但是，從報名參選時自稱是「政治家」，到打出「做好呢份工」的口號，曾蔭權何曾思考過特首的政治倫理是甚麼？
曾蔭權在其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拋出「政治倫理」的概念，強調從政者應以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但其目的不是檢討自己應承擔的政治倫理責任，而是教訓那些不聽其旨意的政團「會窒礙社會進步」。且不說七年來曾蔭權是否窒礙香港的進步，僅僅是特區政府民望久沉不起、屢現管治危機，如果要從政治倫理的層面去尋找原因，特首可知自己要承擔怎樣的責任？一個視自己替北京打工的特首，一個視民意如浮雲的特首，有誰相信他能以社會整體利益為己任？
政治倫理不只約束政治人物的利益取向、個人道德，也約束政治人物之間的關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倫理。現代社會擺脫了君臣關係，政府官員或議員盡忠的對象不是主政官員，但主政官員對他們豈能不以禮相待？今年 7月，曾蔭權在立法會批評公職人員藉評論政府施政有抽水之嫌，暗批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違反政治倫理。其實，他不透過行會機制處理有關問題，反而在公開場合作此批評，加上在唐英年、梁振英分別辭職備選時，發出厚唐薄梁的聲明，已做出違背政治倫理的不良示範。
政治倫理既然在曾蔭權的施政報告中有單列的標題，議員昨日就此提出質詢，就合乎情理，曾蔭權有責任作出回應。當然，他有權在覺得自己被冒犯時作出反擊，但別忘了《香港立法會議事規則》中對官員同樣也有約束：「凡對立法會議員使用冒犯性及侮辱性言詞，即屬不合乎規程。」市民不樂見台灣式的議會衝突在香港上演，但難道會樂見特首侮辱民選議員？難道會樂見特首當民選議員的質詢為耳邊風？
香港立法會議事廳不是「黑社會的地方」，也不應是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人大、政協會議時的一言堂。特首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是要接受議員質詢，不是接受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歌功頌德，何況如今不少代表、委員到北京出席人大、政協「兩會」時，也膽敢在分組會議上炮轟官員及當局的政策。要現任特首重視自己的政治倫理責任，現在看來是徒勞的，惟有寄望於下屆特首，寄望其能堅守為政以德的倫理，寄望其能尊重民意、尊重民選議員。
(李平)
政府應解決住屋問題 不應打本幫人炒樓
﹕政府應解決住屋問題 不應打本幫人炒樓
曾特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終於在房屋政策上出招，推出新居屋計劃。筆者是80後會計師，收入已經超過居屋申請要求，除非政府放寬居屋入息要求，否則此政策與我並沒有太大關係，但當我看完新居屋政策內容之後，身為局外人的我亦不禁大感不滿。
只有炒家才會左手來右手去
政府提出新居屋業主出售居屋時，物業升值部分不需補回地價，此建議嚴重違背公平原則。居屋的優惠來自政府補貼，政府補貼來自納稅人，所以每間居屋的價值裏面有一部分是屬於社會的。居屋的目的是拿社會資源來解決有需要市民的住屋問題，當業主出售居屋時，可以理解為這位居屋業主已經可以自行解決住屋問題，不再屬於有需要市民，政府就沒有義務或責任再拿社會資源幫助他。因此業主出售居屋時獲得的利潤，就應該按照買樓當時獲得的津貼比例補回地價，將價值還給社會。這樣做才能體驗公平的原則，而政府因補地價而收到的資源，亦可以拿來資助下一批有需要的居屋業主，令更多人受惠。加上，現時香港已經有大約30萬居屋業主，他們出售居屋時都需要按市值補回地價，現在新居屋業主反而享有多一層優惠，此政策對於舊居屋業主也不公平。
另外，政府有感舊居屋流轉度較低，希望新政策可以提高流轉度，此思維完全違背居屋政策目的。居屋政策的目的是希望解決有需要市民的住屋問題、讓更多人能夠安居，試問一個安居的人又豈會頻密地出售自己居住的房子？我相信只有炒家，才會左手來右手去，頻密轉手獲利。新居屋政策到底是想為香港人解決住屋問題，還是為香港人提供炒樓機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真正有需要的反得不到資助
最後，此政策會造什麼結果？每年5000個居屋單位，引來數以十幾萬人申請，猶如免費歡樂大抽獎，無論有沒有需要，只要符合資格，都會參加，因而中籤機會將會大幅攤薄，令到真正有需要的市民，反而得不到及時的資助，可能因此需要多等5年、10年，甚至更多。
香港人不需要政府用社會資源為我們每年創造5000個幸運兒，香港人需要的是政府實實在在地為我們解決社會上的問題。希望政府可以多聽、多想、多討論，做好每一個政策。
翁健﹕
作者是80後會計師
曾特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終於在房屋政策上出招，推出新居屋計劃。筆者是80後會計師，收入已經超過居屋申請要求，除非政府放寬居屋入息要求，否則此政策與我並沒有太大關係，但當我看完新居屋政策內容之後，身為局外人的我亦不禁大感不滿。
只有炒家才會左手來右手去
政府提出新居屋業主出售居屋時，物業升值部分不需補回地價，此建議嚴重違背公平原則。居屋的優惠來自政府補貼，政府補貼來自納稅人，所以每間居屋的價值裏面有一部分是屬於社會的。居屋的目的是拿社會資源來解決有需要市民的住屋問題，當業主出售居屋時，可以理解為這位居屋業主已經可以自行解決住屋問題，不再屬於有需要市民，政府就沒有義務或責任再拿社會資源幫助他。因此業主出售居屋時獲得的利潤，就應該按照買樓當時獲得的津貼比例補回地價，將價值還給社會。這樣做才能體驗公平的原則，而政府因補地價而收到的資源，亦可以拿來資助下一批有需要的居屋業主，令更多人受惠。加上，現時香港已經有大約30萬居屋業主，他們出售居屋時都需要按市值補回地價，現在新居屋業主反而享有多一層優惠，此政策對於舊居屋業主也不公平。
另外，政府有感舊居屋流轉度較低，希望新政策可以提高流轉度，此思維完全違背居屋政策目的。居屋政策的目的是希望解決有需要市民的住屋問題、讓更多人能夠安居，試問一個安居的人又豈會頻密地出售自己居住的房子？我相信只有炒家，才會左手來右手去，頻密轉手獲利。新居屋政策到底是想為香港人解決住屋問題，還是為香港人提供炒樓機會？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真正有需要的反得不到資助
最後，此政策會造什麼結果？每年5000個居屋單位，引來數以十幾萬人申請，猶如免費歡樂大抽獎，無論有沒有需要，只要符合資格，都會參加，因而中籤機會將會大幅攤薄，令到真正有需要的市民，反而得不到及時的資助，可能因此需要多等5年、10年，甚至更多。
香港人不需要政府用社會資源為我們每年創造5000個幸運兒，香港人需要的是政府實實在在地為我們解決社會上的問題。希望政府可以多聽、多想、多討論，做好每一個政策。
翁健﹕
作者是80後會計師
高官臥聽蕭蕭竹 懶理民間疾苦聲
高官臥聽蕭蕭竹 懶理民間疾苦聲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但究竟嚴重到甚麼程度呢？有調查機構推算，本港現時有超過一百萬人入不敷支，實在令人咋舌。正如學者所說，貧窮人口不斷增加，不僅影響社會的穩定，亦影響政府的認受性，當局再不好好檢討扶貧政策，合理分配公共資源，民怨終有爆煲的一天。
中大亞太研究所聯同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調查發現，近一成半受訪者表示自己入不敷支，當中近三成四家庭月入低於一萬元；另有七成六受訪者直指，目前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較今年三月的同類調查上升兩個百分點；更有近四成半人認為貧富懸殊問題已達到不可接受的地步，近六成人覺得政府偏幫有錢人，有官商勾結之嫌。
調查正好說明，港府扶貧不力，資源分配不均，導致民怨高漲，仇富情緒蔓延，當局若繼續坐視不理，社會只會愈來愈分化，情況堪憂。事實上，香港是富裕社會，卻有逾百萬人收入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所需，證明在職貧窮情況相當普遍，這既是莫大的諷刺，也是莫大的悲哀。
雖說貧富懸殊並不是香港獨有，而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但香港的情況特別嚴重，港府絕對難辭其咎。過去香港經濟起飛，造就不少令港人引以為傲的富豪傳奇，然而，隨着經濟環境轉變，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愈來愈少，他們對前途悲觀失望，自然怨聲載道。問題根源在於港府施政混亂，政策失誤，長期偏重金融業，導致百業凋敝，除了炒樓炒股，根本沒有其他出路；加上當局的政策過分向富有階層傾斜，各行各業都被大財團壟斷，結果造成兩極分化，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難怪不少基層市民認為有錢人是靠「不好的手段」致富，更有不少人贊成向高收入人士及高檔消費品徵收重稅。
悠悠萬事，民生為大，經濟民生問題引發民怨，成為暴力政治的溫床，這就是香港的現實。逾百萬人入不敷支，度日如年，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港府如何自吹自擂，如何粉飾太平，都無法改變社會矛盾日益惡化、民怨不斷升溫的事實。
可以見到，在一片仇富仇官情緒之下，年輕人愈來愈偏激，街頭暴力抗爭無日無之。中文大學去年的調查顯示，多達兩成六受訪者認同以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這是一個嚴重的警號，任其發展下去，香港勢必成為動亂之都，後果不堪設想。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香港深層次矛盾千頭萬緒，歸根究柢就是一個問題，貧富懸殊。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政府，應該認真聽取民意，了解民心，紓解民困，而不是得過且過，敷衍塞責。明年預算案會不會推出長遠的扶貧紓困措施，將是對夕陽政府的最後考驗。
香港貧富懸殊嚴重，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但究竟嚴重到甚麼程度呢？有調查機構推算，本港現時有超過一百萬人入不敷支，實在令人咋舌。正如學者所說，貧窮人口不斷增加，不僅影響社會的穩定，亦影響政府的認受性，當局再不好好檢討扶貧政策，合理分配公共資源，民怨終有爆煲的一天。
中大亞太研究所聯同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調查發現，近一成半受訪者表示自己入不敷支，當中近三成四家庭月入低於一萬元；另有七成六受訪者直指，目前貧富懸殊問題嚴重，較今年三月的同類調查上升兩個百分點；更有近四成半人認為貧富懸殊問題已達到不可接受的地步，近六成人覺得政府偏幫有錢人，有官商勾結之嫌。
調查正好說明，港府扶貧不力，資源分配不均，導致民怨高漲，仇富情緒蔓延，當局若繼續坐視不理，社會只會愈來愈分化，情況堪憂。事實上，香港是富裕社會，卻有逾百萬人收入不足以應付基本生活所需，證明在職貧窮情況相當普遍，這既是莫大的諷刺，也是莫大的悲哀。
雖說貧富懸殊並不是香港獨有，而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但香港的情況特別嚴重，港府絕對難辭其咎。過去香港經濟起飛，造就不少令港人引以為傲的富豪傳奇，然而，隨着經濟環境轉變，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愈來愈少，他們對前途悲觀失望，自然怨聲載道。問題根源在於港府施政混亂，政策失誤，長期偏重金融業，導致百業凋敝，除了炒樓炒股，根本沒有其他出路；加上當局的政策過分向富有階層傾斜，各行各業都被大財團壟斷，結果造成兩極分化，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難怪不少基層市民認為有錢人是靠「不好的手段」致富，更有不少人贊成向高收入人士及高檔消費品徵收重稅。
悠悠萬事，民生為大，經濟民生問題引發民怨，成為暴力政治的溫床，這就是香港的現實。逾百萬人入不敷支，度日如年，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港府如何自吹自擂，如何粉飾太平，都無法改變社會矛盾日益惡化、民怨不斷升溫的事實。
可以見到，在一片仇富仇官情緒之下，年輕人愈來愈偏激，街頭暴力抗爭無日無之。中文大學去年的調查顯示，多達兩成六受訪者認同以激烈手法要求政府回應訴求，這是一個嚴重的警號，任其發展下去，香港勢必成為動亂之都，後果不堪設想。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香港深層次矛盾千頭萬緒，歸根究柢就是一個問題，貧富懸殊。不患寡而患不均，一個真正負責任的政府，應該認真聽取民意，了解民心，紓解民困，而不是得過且過，敷衍塞責。明年預算案會不會推出長遠的扶貧紓困措施，將是對夕陽政府的最後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