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柱銘是否漢奸説起
中策組為什麼有此一問? 我們同意官方智囊中央政策組的民意調查確實有點弱智。
先要弄清楚 [漢奸李柱銘] 這個駡名的出處。早在香港回歸前, 李柱銘因要控告東方日報而雙方交惡在前, 之後東方
日報針對性罵李是[漢奸]罵了十多年 , 這是私人恩怨引發了一場駡戰, 否則不會死咬住李多年不放。市民不會跟隨東
方罵李是漢奸, 卻認為東方利用本身是媒體之便公器私用,心胸也太狹隘了, 反會影響該報形象。
東方是根據李柱銘在《 華 爾 街 日 報 》撰文 ，呼籲美國總統布殊藉北京主辦奧運會 ，向中國政府施壓 ， 以改
善中國的民主人權 。 指控李挾洋自重 、企圖利用外國力量干預中國內政的漢奸行為，又狠批他是吳三桂 、汪 精衛
。本来撰文表達個人意見, 是平常不過,東方借題發揮把李[塑造成]漢奸是上綱上線。區區一篇文章李不會有這麼大影響
力使布殊會聽從。 東方這一鬧, 小題大做, 反而為李大事宣傳。再看內容也不是十悪不赦,李遠遠無此能耐能與吳三
桂、汪精衛相提並論。
日本侵華時期, 凢替日本人辦事的人都被駡是漢奸, 例如替日本人做翻譯就是典型漢奸。
英國用炮艦威壓清朝簽定不平等條約,搶佔香港, 也是侵略者。我們看看有多少中國人在香港替英國人辦事, 特別是殖
民地的公務員、警察等。曾陰權身為特首仍擁有英國殖民地頒發KBE，JP爵士名銜,曾陰權沒有放棄表示仍効忠英國。
他們是漢奸嗎? 時代不同了, 沒有人會罵他們是漢奸。
前陣子,國內很多人説幸好吳三桂當年帶清兵入關, 才能使中國版圖包括了蒙古一大片土地。當年掌權的皇帝説他是漢
奸,現在角度看來他是中國大功臣。功過不是掌權者説了算,還是由歷史後人去定。
再説汪靖衛, 國民黨説他是大漢奸,以往亦有很多歷史學家為他翻案。
一説汪靖衛只是與蔣介石政見不同。汪認為當年我軍與日軍軍事實力懸殊,同日軍惡戰,中國人必傷亡慘重,為避免生靈
塗炭, 暫時與日軍合作,再等時機。汪洞悉日本野心,其策略是穩住日本,讓日本不需派遣太多兵力留駐在中國。結果日本
自以為有能力實踐其野心計劃,與蘇聯、東南亜國家、美國等開戰,最后導致全盤慘敗。據傳,汪是在日本被注射毒針亡。
另一説汪是"和平救國"、"曲線救國"。蔣與汪擬定策略,汪表面做漢奸與日合作,一個唱黑臉一個唱白臉。汪的夫人陳碧君
曾撰書説汪當時曾對夫人説:我不去做漢奸誰去做漢奸? 大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概。汪夫人還説汪在16歲時己經具愛
國情操,有一项刺杀摄政王的“革命志士”行为。並隨時準備慷概赴義, 這種不貪生怕死之人,又怎會真去做漢奸呢?
近來國內逐漸也把中國近代歷史真一面還原,其中歷史人物功過,還是由後人根據史實去評,切忌人云亦云,以訛傳訛。
香港政治顧問事務所
10-5-2011
由李柱銘是否漢奸説起
汪精卫(1883—1944年)
汪精卫(1883—1944年)也是国民党元老，资历和胡汉民、廖仲恺相当。1905年参加成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为会章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后，主持最初设的三部(执行、评议、司法)之一的评议部，任评议长。《民报》创刊后，汪精卫和陈天华、章炳麟、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为主要撰稿人，与改良派进行论战，鼓吹革命和共和。汪精卫的笔才、口才和组织才能都有超人之处。1906年在日本法政大学毕业以后，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越南河内等地，秘密设立同盟会分会一百多处。曾在新加坡出版《中兴日报》，他与胡汉民也是主要撰稿人。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后，准备再发动革命起义，为了筹集经费，汪精卫在南洋各地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孙中山对他的工作成绩很满意。固然，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是那时的潮流所向，海内外华人一致赞成，因而南洋华侨仗义疏财；汪精卫联络组织、宣传鼓动之功，亦不可忽视。胡汉民有一段记录当时工作情况的文字：
先生(按：孙中山)乃使同志刊行“中兴报”，以与保皇机关报之‘南洋总汇报，对垒，革命保皇之论战，几若在日本之所为。然敌人较梁启超脆弱已甚，余与精卫只以余事应之，惟行文须至浅显，俾一般华侨认识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敌，则急由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数续，不能终篇，托他故去。保皇军既墨，华侨乃渐趋于革命旗帜下。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去精卫者。
得到胡汉民的赞誉，说明汪精卫的演说天才实在令人无法挑剔。汪精卫充满革命激情的慷慨陈词，吸引着听众，每场演讲，听众争先到场，他尚未登台，全场即无虚席。他登上讲台，满堂鸦雀无声，每讲到精彩之处，便掌声如雷而起，听众之热情亦随之被唤起。宣传鼓动才干，为革命之所需，汪精卫亦因之博得喝彩。
汪精卫还有一项刺杀摄政王的“英雄”行为。暗杀，并非孙中山的号召。然而，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竟大兴暗杀之风。清政府官员，上自摄政王，下至地方文官武将，遇刺事件迭起。那些行刺的革命志士，不成功而成仁者颇不鲜见。清朝的贪官污吏实在是不杀不解心头之恨。可是，即使把他们杀尽，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不根除掉，岂不如割韭菜，去一茬又生一茬?何况，那封建官僚群，搜刮民脂民膏，喂养着一大批卫士，戒备森严，完成一桩暗杀，极其艰难；用革命者生命作赌注，实在得不偿失。而那些暗杀者，当他们决心去做暗杀活动时，竟满怀壮志，大义凛然，其精神又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当汪精卫“决心与虏酋拼命”时，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纷纷劝阻，均无效。汪精卫对劝阻同志的回答慷慨激昂，催人泪下。他在致南洋同志书中说：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愿诸同志协力，巩固现在之基础，努力将来之进行，则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晨旭日之必东升。那时，“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胡汉民劝汪精卫不要因暗杀之举而牺牲人才，伤党的元气。汪精卫不这样想，而认为“凡为党死，死得其正”，回信说，求人才为了用，比如做饭，薪尽饭熟，“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乎?”他说革命党人用途有二：一为薪，二为釜，薪投于火，化为灰烬，而釜受煎熬，二者成饭以供众生之饱食。他临入京行刺前，破指血书给胡汉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很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1909年冬，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等入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今太平桥)组织秘密机关，并设守真照相馆打掩护，第二年开业。初拟炸庆亲王奕劻，但庆王侍从如云，戒备森严，不得下手。载洵、载涛从欧洲考察军事回来，汪精卫等携铁壶盛炸药到车站，准备炸这两位皇叔。但下车的人流中载红顶花翎的人很多，汪精卫以辨别不清攻击对象为由，炸药未出手。又探悉摄政王载沣每天上朝必经鼓楼大街，打算隐蔽楼前短墙内，掷铁罐炸死摄政王一行。因鼓楼大街修马路，摄政王改变行走路线，事不果。最后选定摄政王府附近、什刹海旁边的银锭桥。此外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非常幽僻，为摄政王出入必经之地。桥北有阴沟，计划把装有炸药的铁罐置于桥下，人藏于阴沟，伺摄政王过桥时，以电气发火引爆轰炸。黄、喻负责埋药，汪引放电机。1910年2月21日夜，黄、喻到桥下挖坑，次日夜将铁罐埋在坑中。因电线长度不够。第三天添沟，夜12时再去敷设，被人发现，未及完成即离去。清廷根据铁罐线索侦察到守真照相馆，先后逮捕黄、汪及罗世勋三人，汪、黄被判永远监禁，罗监禁十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开放党禁，赦免不同政见者，汪精卫与黄复生、罗世勋同被释放。刺杀摄政王这件事，汪精卫没为革命立下功绩，却也是一笔资本。
孙中山临终时，表示担心，对汪精卫说：“我看你们真是危险的。我如果死了，敌人是一定便来软化你们。如果不被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害，就是一定要被人软化。”这，也许是指汪精卫们，也许是分析斗争形势。不论如何，他放心不下。如果是针对的汪精卫，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谋刺摄政王不成，入狱后，被袁世凯软化，在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中，以及袁世凯篡权后，他对革命是消极的，促退的，若即若离的，甚至曾帮袁世凯的忙，而拆孙中山的台。不过，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汪靖卫在党内的地位依然很高。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指定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为常务委员兼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兼实业部部长。7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成员之一。此时，汪精卫的言论行动很拥护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虽然没有胡汉民那种“代理”之重托，也处在孙中山左膀右臂地位。孙中山组织反直三角联盟时，派胡汉民联络段祺瑞，汪精卫联络张作霖。孙中山北上，随从任中文秘书。孙中山病重在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时委员分散各地，只汪精卫一人，乃加派于右任、吴敬恒、李煜瀛、陈友仁、李大钊五人为委员。中政会决定请孙中山立遗嘱，并决定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担任了这位伟人遗嘱的起草人和签字的主持者。这笔资本也不算小。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体制有所调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领导体制采取委员会制。同时保留总理制，因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与地位而定。孙中山逝世后，不再实行总理制，取单纯委员会合议制。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三人，二届增至九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互选产生，不设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初胡汉民，不久改汪精卫任。1925年7月1日，将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制，设主席一人，为汪精卫。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
孙中山去世时，胡汉民正代理大元帅和中政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从国民政府成立开始，情况发生变化，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任中政会主席。胡汉民仅是国民政府常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政会委员、军委会委员。廖仲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还是中政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蒋介石仍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这中间的变化是汪精卫地位突出，胡汉民地位下降。原因主要是国民党改组后，汪精卫对“三大政策”比较积极，威信提高，而胡汉民正好相反。
先生(按：孙中山)乃使同志刊行“中兴报”，以与保皇机关报之‘南洋总汇报，对垒，革命保皇之论战，几若在日本之所为。然敌人较梁启超脆弱已甚，余与精卫只以余事应之，惟行文须至浅显，俾一般华侨认识耳。保皇派在星洲不敌，则急由美洲请徐勤至。徐亦庸陋，非劲敌，稿数续，不能终篇，托他故去。保皇军既墨，华侨乃渐趋于革命旗帜下。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去精卫者。
得到胡汉民的赞誉，说明汪精卫的演说天才实在令人无法挑剔。汪精卫充满革命激情的慷慨陈词，吸引着听众，每场演讲，听众争先到场，他尚未登台，全场即无虚席。他登上讲台，满堂鸦雀无声，每讲到精彩之处，便掌声如雷而起，听众之热情亦随之被唤起。宣传鼓动才干，为革命之所需，汪精卫亦因之博得喝彩。
汪精卫还有一项刺杀摄政王的“英雄”行为。暗杀，并非孙中山的号召。然而，革命党人在一段时间竟大兴暗杀之风。清政府官员，上自摄政王，下至地方文官武将，遇刺事件迭起。那些行刺的革命志士，不成功而成仁者颇不鲜见。清朝的贪官污吏实在是不杀不解心头之恨。可是，即使把他们杀尽，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不根除掉，岂不如割韭菜，去一茬又生一茬?何况，那封建官僚群，搜刮民脂民膏，喂养着一大批卫士，戒备森严，完成一桩暗杀，极其艰难；用革命者生命作赌注，实在得不偿失。而那些暗杀者，当他们决心去做暗杀活动时，竟满怀壮志，大义凛然，其精神又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当汪精卫“决心与虏酋拼命”时，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纷纷劝阻，均无效。汪精卫对劝阻同志的回答慷慨激昂，催人泪下。他在致南洋同志书中说：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愿诸同志协力，巩固现在之基础，努力将来之进行，则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晨旭日之必东升。那时，“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胡汉民劝汪精卫不要因暗杀之举而牺牲人才，伤党的元气。汪精卫不这样想，而认为“凡为党死，死得其正”，回信说，求人才为了用，比如做饭，薪尽饭熟，“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乎?”他说革命党人用途有二：一为薪，二为釜，薪投于火，化为灰烬，而釜受煎熬，二者成饭以供众生之饱食。他临入京行刺前，破指血书给胡汉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很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1909年冬，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等入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今太平桥)组织秘密机关，并设守真照相馆打掩护，第二年开业。初拟炸庆亲王奕劻，但庆王侍从如云，戒备森严，不得下手。载洵、载涛从欧洲考察军事回来，汪精卫等携铁壶盛炸药到车站，准备炸这两位皇叔。但下车的人流中载红顶花翎的人很多，汪精卫以辨别不清攻击对象为由，炸药未出手。又探悉摄政王载沣每天上朝必经鼓楼大街，打算隐蔽楼前短墙内，掷铁罐炸死摄政王一行。因鼓楼大街修马路，摄政王改变行走路线，事不果。最后选定摄政王府附近、什刹海旁边的银锭桥。此外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非常幽僻，为摄政王出入必经之地。桥北有阴沟，计划把装有炸药的铁罐置于桥下，人藏于阴沟，伺摄政王过桥时，以电气发火引爆轰炸。黄、喻负责埋药，汪引放电机。1910年2月21日夜，黄、喻到桥下挖坑，次日夜将铁罐埋在坑中。因电线长度不够。第三天添沟，夜12时再去敷设，被人发现，未及完成即离去。清廷根据铁罐线索侦察到守真照相馆，先后逮捕黄、汪及罗世勋三人，汪、黄被判永远监禁，罗监禁十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开放党禁，赦免不同政见者，汪精卫与黄复生、罗世勋同被释放。刺杀摄政王这件事，汪精卫没为革命立下功绩，却也是一笔资本。
孙中山临终时，表示担心，对汪精卫说：“我看你们真是危险的。我如果死了，敌人是一定便来软化你们。如果不被软化，敌人一定是要加害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害，就是一定要被人软化。”这，也许是指汪精卫们，也许是分析斗争形势。不论如何，他放心不下。如果是针对的汪精卫，那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谋刺摄政王不成，入狱后，被袁世凯软化，在辛亥革命后南北议和中，以及袁世凯篡权后，他对革命是消极的，促退的，若即若离的，甚至曾帮袁世凯的忙，而拆孙中山的台。不过，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汪靖卫在党内的地位依然很高。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孙中山指定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为常务委员兼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兼实业部部长。7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为成员之一。此时，汪精卫的言论行动很拥护国民党改组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虽然没有胡汉民那种“代理”之重托，也处在孙中山左膀右臂地位。孙中山组织反直三角联盟时，派胡汉民联络段祺瑞，汪精卫联络张作霖。孙中山北上，随从任中文秘书。孙中山病重在京开政治委员会会议，时委员分散各地，只汪精卫一人，乃加派于右任、吴敬恒、李煜瀛、陈友仁、李大钊五人为委员。中政会决定请孙中山立遗嘱，并决定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担任了这位伟人遗嘱的起草人和签字的主持者。这笔资本也不算小。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的领导体制有所调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中央领导体制采取委员会制。同时保留总理制，因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与地位而定。孙中山逝世后，不再实行总理制，取单纯委员会合议制。国民党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三人，二届增至九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互选产生，不设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初胡汉民，不久改汪精卫任。1925年7月1日，将大元帅府改组，成立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制，设主席一人，为汪精卫。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
孙中山去世时，胡汉民正代理大元帅和中政会主席、军委会主席。从国民政府成立开始，情况发生变化，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任中政会主席。胡汉民仅是国民政府常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政会委员、军委会委员。廖仲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还是中政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军委会委员。蒋介石仍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这中间的变化是汪精卫地位突出，胡汉民地位下降。原因主要是国民党改组后，汪精卫对“三大政策”比较积极，威信提高，而胡汉民正好相反。
李柱銘是否漢姦 中策組未作民調
李柱銘是否漢姦 中策組未作民調
2011年5月6日 04:39:05 大公報
【本報訊】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日前提及，中策組曾經做過有關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是否漢姦，以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是否忽然民主的意見調查。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對此予以否認。他表示，翻查以往民調紀錄，並無發現有關調查紀錄，對有關議員的講法「甚為費解」，不明白為何會有這樣的誤會，亦不揣測是否有人「講大話」。
劉兆佳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曾叫同事翻查過往問卷紀錄，但並無發現相關的問題。他指出，民意調查是為政府內部作施政參考，而非做研究去影響民意，因此甚少公佈結果，也無須對未發表的結果做出迴避，這種做法，在西方國家亦十分普遍。
劉兆佳説，設計問卷時主要依循幾大範疇，集中於香港人對政府施政表現看法、政策優先次序、對政治經濟社會形勢評估，以及與內地經濟合作關係等。由於政府政策要參考民意，設計問題時盡量包羅萬有，包括貧富懸殊、勞資關係等。被問到中策組的調查是否浪費公帑，他表示，調查既然對政府施政有參考作用，所以不存在浪費之説。
2011年5月6日 04:39:05 大公報
【本報訊】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日前提及，中策組曾經做過有關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是否漢姦，以及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是否忽然民主的意見調查。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對此予以否認。他表示，翻查以往民調紀錄，並無發現有關調查紀錄，對有關議員的講法「甚為費解」，不明白為何會有這樣的誤會，亦不揣測是否有人「講大話」。
劉兆佳昨日出席一個公開活動後表示，曾叫同事翻查過往問卷紀錄，但並無發現相關的問題。他指出，民意調查是為政府內部作施政參考，而非做研究去影響民意，因此甚少公佈結果，也無須對未發表的結果做出迴避，這種做法，在西方國家亦十分普遍。
劉兆佳説，設計問卷時主要依循幾大範疇，集中於香港人對政府施政表現看法、政策優先次序、對政治經濟社會形勢評估，以及與內地經濟合作關係等。由於政府政策要參考民意，設計問題時盡量包羅萬有，包括貧富懸殊、勞資關係等。被問到中策組的調查是否浪費公帑，他表示，調查既然對政府施政有參考作用，所以不存在浪費之説。
Re: 由李柱銘是否漢奸説起
吴祚来：
#言者无醉#你给别人戴上汉奸帽子，你有命名汉奸的特权啊？
当年海外有亲友的都被视为汉奸特务，而那些援朝的被俘将士，
一部分被劝降到台湾，一部分坚决回国的，居然也多被打成特务汉奸。
这样的语言游戏还是别玩了。骂人汉奸者，必是恶人，
因为文革中受害者都是这些恶意带帽子者给迫害的，我劝这些文革遗少们住
#言者无醉#你给别人戴上汉奸帽子，你有命名汉奸的特权啊？
当年海外有亲友的都被视为汉奸特务，而那些援朝的被俘将士，
一部分被劝降到台湾，一部分坚决回国的，居然也多被打成特务汉奸。
这样的语言游戏还是别玩了。骂人汉奸者，必是恶人，
因为文革中受害者都是这些恶意带帽子者给迫害的，我劝这些文革遗少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