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眾所周知, 鄧小平當年在香港實施「一國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政策是要保持香港資本主義生活方式50年不變。其目的很清晰, 就是要讓香港市民保持這個當時被譽為「天堂」級的生活水平不變、保持香港國際地位、保持香港獨特優勢、社會繼續繁榮發展等。可惜事與願違, 十五年來前後两位特首均無能力演繹好一國两制, 一蟹不如一蟹, 香港昔日光輝不再, 正是「無可奈何花落去」。
香港無能力高度自治
由於两位特首無能力使香港經濟可持續發展, 香港大多數市民生活水平無法保持不變, 且每况愈下, 民怨沸騰。從董建華時期已開始要求北京介入以便打救香港。一國两制其中還有一重要任務是垂範台灣, 關乎國家统一大業,所以香港一國两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在這前題下, 北京對香港幾乎有求必應, 繼不斷開放國內城市來香港「自由行」及CEPA後, 李克强去年更向香港送来大禮。正如温家寶常常掛在嘴邊: 「總之, 任何事祇要對香港有好處、有利的中央都樂意做。」
香港失敗原因
(1)前後两位特首的管治無能要負大部份責任, 特別是曾陰權對香港禍害最大, 影響深遠。(2)立法會沒有發揮有效監督政府施政功能, 建制派祇扮演保皇黨角色。(3)一小撮反中亂港政棍損壞香港利益。(4) 泛民從來都沒有真正為民眾服務和對香港民主進程做過任何實質有用的事。(5)既得利益集團失去制衡並過分貪婪地爭奪利益。
香港還能憑藉甚麼?
國內己經不需要香港這個「國際窗橱」, 不再需要香港作為發揮國際城市橋樑, 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及其規模己超越香港, 貨櫃碼頭吞吐量被國內貨櫃碼頭趕上了, 昔日作為台灣中轉站角色因為两岸直航又失去了, 就連深圳經貿很快又會超越香港。香港還剩下甚麼價值? 在現時實際環境下, 如香港人還不思進取, 看來祇得加快與國內融合, 變成為國內一個普通特區城市。
真正捍衛一國兩制
真正捍衛一國兩制關鍵是(1)能够普選特首,普選立法局議員。(2)堅持香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立制度不變。
香港人應要警醒, 不要再被一小撮只圖私利政棍所蒙蔽, 發展民主才能改變社會不公義、財閥壟斷、地產霸權。香港本來是一個國際商業城市,管它什麼「共青團」還是「中聯辦衝擊一國两制」, 只要依法辦事,依法治港,能改善香港經濟, 有利700萬市民福祉, 社會和諧, 人人安居樂業等才是一國兩制目的, 才是真正捍衛一國兩制, 否則亦只淪為虛擬口號。
太平山髙憎
25-04-2012
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Re: 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中央為梁振英上任「清場」
2012年04月27日
廉政公署今次調查唐英年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令人聯想到包括特首曾蔭權在內的多名前高官及富豪，先後被揭貪腐行為而遭受調查，背後必定有中央「發功」，相信除了為梁振英先行「清場」，穩固管治權威外，也借此打擊香港嚴重官商勾結問題。
今次梁振英能夠順利當選特首，全因背後得到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副主席習近平的支持，而胡錦濤作為中共團派代表，一向十分重視官員廉潔，對官商勾結情況極之不滿。
胡、習要求打擊官商勾結
而曾蔭權治下的特區政府，官商勾結情況嚴重，引發香港深層次矛盾，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地郭氏兄弟被揭涉嫌貪污，正好顯示問題嚴重性，令中央要決心整頓。
事實上早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梁振英見面時，就提出「為政者要清廉」的要求，所以早前政界有傳聞指出，梁上任後首要任務，就是要執行胡、習的最高指示，重建公務員隊伍廉潔，打擊香港官、商之間的利益輸送問題，所以不少政界人士相信，廉署打「大老虎」行動，必定陸續有來。
2012年04月27日
廉政公署今次調查唐英年涉嫌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令人聯想到包括特首曾蔭權在內的多名前高官及富豪，先後被揭貪腐行為而遭受調查，背後必定有中央「發功」，相信除了為梁振英先行「清場」，穩固管治權威外，也借此打擊香港嚴重官商勾結問題。
今次梁振英能夠順利當選特首，全因背後得到國家主席胡錦濤、以及副主席習近平的支持，而胡錦濤作為中共團派代表，一向十分重視官員廉潔，對官商勾結情況極之不滿。
胡、習要求打擊官商勾結
而曾蔭權治下的特區政府，官商勾結情況嚴重，引發香港深層次矛盾，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與新地郭氏兄弟被揭涉嫌貪污，正好顯示問題嚴重性，令中央要決心整頓。
事實上早前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與梁振英見面時，就提出「為政者要清廉」的要求，所以早前政界有傳聞指出，梁上任後首要任務，就是要執行胡、習的最高指示，重建公務員隊伍廉潔，打擊香港官、商之間的利益輸送問題，所以不少政界人士相信，廉署打「大老虎」行動，必定陸續有來。
Re: 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阮紀宏 ﹕老百姓不會破壞一國兩制
候任特首梁振英聘請一個有共青團背景的港大碩士生任小職員，竟引起軒然大波，不知何時開始香港人變成驚弓之鳥，遇到來自競爭對手的些許非主流的出現，馬上變得風聲鶴唳，生怕香港隨時變天，不知道唯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中共自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之後，已經非意識形態化，其下屬單位共青團的變化來得更早，早已經成為類似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之類的制服組織，而且是只邀請學業與品格優秀的學生參加，沒有老師的推薦，學生想參加也困難。
一名港人舉家（均在港出生）遷至內地，兩名孩子入讀本地學校，大兒子初中二的時候被老師邀請參加共青團，其父問他：共青團的全稱是什？答：不知道；全稱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入團誓詞是：勤奮學習，積極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其父續問：你準備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嗎？兒無語，遂定放棄入團。及後，小兒子到了初中二，又被邀請入團，其父以同樣問題相問，兒子說，我不管那多，好學生都入團，我不入，豈不說明我不是好學生。入團後沒有任何組織生活，之後轉讀國際學校，連他自己都忘了參加過這個組織。
製造無名的恐懼
港人怕陳冉，是怕她的共青團背景，即使她在香港大學讀本科和碩士也值得怕？港人的孩子即使在內地讀過書並加入過共青團，也不值得怕嗎？我們究竟搞清楚我們的恐懼來自哪裏沒有？
如果說害怕北京有意識、有部署的派人來香港接管，或者成立第二管治梯隊，先要找出證據，而不是看到風就怕雨，自己為自己製造無名的恐懼。
候任特首梁振英聘請一個有共青團背景的港大碩士生任小職員，竟引起軒然大波，不知何時開始香港人變成驚弓之鳥，遇到來自競爭對手的些許非主流的出現，馬上變得風聲鶴唳，生怕香港隨時變天，不知道唯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中共自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之後，已經非意識形態化，其下屬單位共青團的變化來得更早，早已經成為類似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之類的制服組織，而且是只邀請學業與品格優秀的學生參加，沒有老師的推薦，學生想參加也困難。
一名港人舉家（均在港出生）遷至內地，兩名孩子入讀本地學校，大兒子初中二的時候被老師邀請參加共青團，其父問他：共青團的全稱是什？答：不知道；全稱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入團誓詞是：勤奮學習，積極工作，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其父續問：你準備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嗎？兒無語，遂定放棄入團。及後，小兒子到了初中二，又被邀請入團，其父以同樣問題相問，兒子說，我不管那多，好學生都入團，我不入，豈不說明我不是好學生。入團後沒有任何組織生活，之後轉讀國際學校，連他自己都忘了參加過這個組織。
製造無名的恐懼
港人怕陳冉，是怕她的共青團背景，即使她在香港大學讀本科和碩士也值得怕？港人的孩子即使在內地讀過書並加入過共青團，也不值得怕嗎？我們究竟搞清楚我們的恐懼來自哪裏沒有？
如果說害怕北京有意識、有部署的派人來香港接管，或者成立第二管治梯隊，先要找出證據，而不是看到風就怕雨，自己為自己製造無名的恐懼。
Re: 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楊力宇：鄧小平承諾多未兌現
楊力宇教授是鄧小平一國兩制政策的第一個傳信人。二十年過去，香港回歸，鄧對台灣和香港的一國兩制承諾，究竟兌現多少？楊教授的觀察值得世人重視。楊教授正在撰寫他的回憶錄。
一九八三年夏，筆者應北京中國社科院之邀，赴大陸与社科院的台灣專家就兩岸問題進行學術交流。一周的交流結束后，中共領袖鄧小平約見，針對台、港問題，發表重要談話。談話的重點為台灣問題，但也涉及香港問題。
在談話中，鄧小平宣示中共的台、港政策，并作了重要承諾。今年為此談話的二十周年，海內外人士應檢視鄧的承諾是否已兌現。
鄧小平与我的八三談話: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后，華國鋒掌控中共的党政軍大權，但不久鄧小平复出，迅速成為中共的強人，主導北京的內外政策。在鄧小平領導下，北京開始改變其對台政策，并展開与英國的談判，計划于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
一九七九年，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九點談話，改變過去的武力解放台灣的說法，提出「和平統一」新政策，并要求兩岸開放三通。此后葉的談話被定名為「葉九條」。
「葉九條」發表后，台灣在蔣經國領導下，仍然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談判、不妥協），兩岸的交流因而并無任何進展。中英有關香港問題的談判亦是困難重重，并不順利。
因此，鄧小平對筆者發表重要談話，提出新政策及重要承諾，希望在台、港問題取得重大進展。
鄧小平對台灣的承諾
在談話開始時，我即強力批評中共對台政策的兩大主軸：對台的武力威脅及在國際上孤立台灣。我坦率地指出，北京一方面在國際上打擊台北并堅持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卻要求台灣展開兩岸的三通，台灣因而決不可能作出積極的響應，抵制是必然的，北京必須在武力及外交兩大問題上展現善意。
在聆听我的冗長分析后，鄧小平立即作出響應。針對中共對台用武的問題，鄧小平強調，如北京放棄對台用武的可能性，中國將永遠不可能統一；而中共的武力并非針對台灣人民，而是針對台灣的分裂勢力及外國對台的野心，特別是美國的「兩個中國」政策。
至于台灣的國際參与，鄧小平提出一個新的政策：台灣可以保留其在亞洲開發銀行（亞銀）的席位。自北京于一九七二年進入聯合國后，中共即在國際上運用其影響力，迫使台灣喪失其在所有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中的席位。至一九八三年即与我談話時，台北在國際官方組織中的席位只剩下亞銀。鄧小平對台灣在亞銀席位的承諾為一重大轉變。時至今日，亞銀及世界貿易組織仍是台灣在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中僅存的席位（台北另在亞太經合會議中具有官方代表）。
當筆者進一步要求鄧小平同意台灣重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財經組織時，鄧小平并未作出正面響應，但卻似乎暗示，亞銀應是一個起點，未來仍有其它可能性。
當有關亞銀問題的談話告一段落時，鄧小平立即展開中共對台新政策的全面陳述：
統一后北京不指派官員接收、接管、干預或監督台灣的「內政」，不過問台灣政府的人事。鄧小平作出了具體的承諾：「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我不管你，你不管我，各搞各。」因此，台灣可保持其經社制度，生活方式及党政軍和特工組織。兩岸在「一國兩制」下和平共存；他說，大陸「絕不損害台灣的一草一木」。
統一后台灣將享有獨立的立法權，并基本上可維持現有的法律。
統一后台灣將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及司法机构。
統一后台灣將可保有外事權，并可維持獨立的經貿及其它非政治性的對外關系，甚至可与外國政府簽訂某些協議。鄧小平因而同意台北保留其在亞銀的官方席位。
統一后台灣可使用其特有的旗幟及「中國台灣」或「中國台北」的稱號。
統一后台灣可保留其武裝力量。中共軍方絕不調動台灣的軍隊，人民解放軍也不進駐台灣。
鄧小平上述六大承諾被甚多人士解讀為﹁鄧六點」。一直是中共的統一方案之基礎。
檢視鄧小平的對台承諾
「鄧六點」所說的各項承諾雖然是指統一后的安排，但在統一前中共并未采取具體行動來爭取台灣邁向統一之途。中共在統一前對台的表現可綜述如下：
一、在六項承諾中，外事權最為具體，并包括統一前的安排。鄧雖同意台灣保留其亞銀席位，但在一九八三年后北京一直在國際上打壓台北，也未同意台灣維持其在其它國際財經机构中的席位。
二、在武力問題上，從一九八三年以至于今，中共無數次以武力威脅台灣，甚至進行飛彈演習以恫嚇台北。
三、至于統一后中共不派官員及軍隊進駐台灣及台灣可保留其立法權及司法權，均取決于台灣政府是否承認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換言之，台北必須放棄其主權才能獲得上述條款。
從一九八三年以迄于今，中共的所作所為似乎并不符合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承諾：「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各搞各。」中共在統一前的對台灣的威嚇、打壓及孤立政策与鄧小平的善意承諾顯然是背道而馳。
鄧小平對香港的承諾
在對我的談話中，鄧小平對香港回歸后的承諾并不如他對台灣的承諾之具體，但卻也相當全面：
香港回歸后可保留其經社制度。
香港未來可保留其獨立的立法權。
中央不派員接管香港的政府机构，并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香港可維持其獨立的對外經貿關系。
香港將具有獨立的司法權及終審權。
但鄧小平并未表示北京不派軍隊進駐香港，因維護香港的防務應是北京中央政府的職責。除此以外，鄧表示香港回歸后一切不變。
為展現中共對香港回歸后一切不變的承諾，鄧小平特別強調：「馬照跑，舞照跳」，他似乎暗示，除北京駐軍外，香港的一切，不論是好的或是坏的，絕不改變。
檢視鄧小平對港的承諾
鄧小平于一九九七年病逝不久，香港即正式回歸中國，迄今已有六年多，各方應可檢視鄧小平當年對港的承諾：
最近半年來中共迫使港府積極推動「二十三條」立法，顯然違返鄧對香港有關獨立的立法權之承諾。
「二十三條」的目的是箝制香港的言論自由及天賦人權，違反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承諾。
表面上香港實行「港人治港」，但港府听命于北京中央，故其實是「台面上是港人治港，台面下是京人治港」，違反鄧的「港人治港」承諾。
綜上所述，鄧小平對港的承諾并未真正落實。小平先生如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然而鄧小平的另一承諾并無任何問題。今日香港人士的确繼續享受「馬照跑，舞照跳」權利，回歸后全然沒有改變．
台灣与香港
在談話時，鄧小平与我雖有不同的看法，亦有針鋒相對之時，但大體上鄧小平耐心聆听我的分析及不同意見。他雖知台港問題之嚴重性及复雜性，但卻展現中共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的信心。
然而在鄧的談話二十年后，香港雖已回歸中國，但台港的真正問題并未獲得解決，中共實有檢討的必要。
「統戰」是中共的三大法寶之一，但北京如欲以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為例。對台進行統戰，必將徹底失敗。目睹今日香港的情勢及中共對台的強硬政策，台灣民眾對統一及「一國兩制」的抗拒必然愈益強烈与二十年前相較，今日兩岸統一的前景似乎更為黯淡。
（楊力宇：美國西東大學退休教授/）
楊力宇教授是鄧小平一國兩制政策的第一個傳信人。二十年過去，香港回歸，鄧對台灣和香港的一國兩制承諾，究竟兌現多少？楊教授的觀察值得世人重視。楊教授正在撰寫他的回憶錄。
一九八三年夏，筆者應北京中國社科院之邀，赴大陸与社科院的台灣專家就兩岸問題進行學術交流。一周的交流結束后，中共領袖鄧小平約見，針對台、港問題，發表重要談話。談話的重點為台灣問題，但也涉及香港問題。
在談話中，鄧小平宣示中共的台、港政策，并作了重要承諾。今年為此談話的二十周年，海內外人士應檢視鄧的承諾是否已兌現。
鄧小平与我的八三談話: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逝世后，華國鋒掌控中共的党政軍大權，但不久鄧小平复出，迅速成為中共的強人，主導北京的內外政策。在鄧小平領導下，北京開始改變其對台政策，并展開与英國的談判，計划于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
一九七九年，人大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九點談話，改變過去的武力解放台灣的說法，提出「和平統一」新政策，并要求兩岸開放三通。此后葉的談話被定名為「葉九條」。
「葉九條」發表后，台灣在蔣經國領導下，仍然堅持「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談判、不妥協），兩岸的交流因而并無任何進展。中英有關香港問題的談判亦是困難重重，并不順利。
因此，鄧小平對筆者發表重要談話，提出新政策及重要承諾，希望在台、港問題取得重大進展。
鄧小平對台灣的承諾
在談話開始時，我即強力批評中共對台政策的兩大主軸：對台的武力威脅及在國際上孤立台灣。我坦率地指出，北京一方面在國際上打擊台北并堅持不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卻要求台灣展開兩岸的三通，台灣因而決不可能作出積極的響應，抵制是必然的，北京必須在武力及外交兩大問題上展現善意。
在聆听我的冗長分析后，鄧小平立即作出響應。針對中共對台用武的問題，鄧小平強調，如北京放棄對台用武的可能性，中國將永遠不可能統一；而中共的武力并非針對台灣人民，而是針對台灣的分裂勢力及外國對台的野心，特別是美國的「兩個中國」政策。
至于台灣的國際參与，鄧小平提出一個新的政策：台灣可以保留其在亞洲開發銀行（亞銀）的席位。自北京于一九七二年進入聯合國后，中共即在國際上運用其影響力，迫使台灣喪失其在所有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中的席位。至一九八三年即与我談話時，台北在國際官方組織中的席位只剩下亞銀。鄧小平對台灣在亞銀席位的承諾為一重大轉變。時至今日，亞銀及世界貿易組織仍是台灣在政府間的國際組織中僅存的席位（台北另在亞太經合會議中具有官方代表）。
當筆者進一步要求鄧小平同意台灣重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等國際財經組織時，鄧小平并未作出正面響應，但卻似乎暗示，亞銀應是一個起點，未來仍有其它可能性。
當有關亞銀問題的談話告一段落時，鄧小平立即展開中共對台新政策的全面陳述：
統一后北京不指派官員接收、接管、干預或監督台灣的「內政」，不過問台灣政府的人事。鄧小平作出了具體的承諾：「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我不管你，你不管我，各搞各。」因此，台灣可保持其經社制度，生活方式及党政軍和特工組織。兩岸在「一國兩制」下和平共存；他說，大陸「絕不損害台灣的一草一木」。
統一后台灣將享有獨立的立法權，并基本上可維持現有的法律。
統一后台灣將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及司法机构。
統一后台灣將可保有外事權，并可維持獨立的經貿及其它非政治性的對外關系，甚至可与外國政府簽訂某些協議。鄧小平因而同意台北保留其在亞銀的官方席位。
統一后台灣可使用其特有的旗幟及「中國台灣」或「中國台北」的稱號。
統一后台灣可保留其武裝力量。中共軍方絕不調動台灣的軍隊，人民解放軍也不進駐台灣。
鄧小平上述六大承諾被甚多人士解讀為﹁鄧六點」。一直是中共的統一方案之基礎。
檢視鄧小平的對台承諾
「鄧六點」所說的各項承諾雖然是指統一后的安排，但在統一前中共并未采取具體行動來爭取台灣邁向統一之途。中共在統一前對台的表現可綜述如下：
一、在六項承諾中，外事權最為具體，并包括統一前的安排。鄧雖同意台灣保留其亞銀席位，但在一九八三年后北京一直在國際上打壓台北，也未同意台灣維持其在其它國際財經机构中的席位。
二、在武力問題上，從一九八三年以至于今，中共無數次以武力威脅台灣，甚至進行飛彈演習以恫嚇台北。
三、至于統一后中共不派官員及軍隊進駐台灣及台灣可保留其立法權及司法權，均取決于台灣政府是否承認台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換言之，台北必須放棄其主權才能獲得上述條款。
從一九八三年以迄于今，中共的所作所為似乎并不符合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的承諾：「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各搞各。」中共在統一前的對台灣的威嚇、打壓及孤立政策与鄧小平的善意承諾顯然是背道而馳。
鄧小平對香港的承諾
在對我的談話中，鄧小平對香港回歸后的承諾并不如他對台灣的承諾之具體，但卻也相當全面：
香港回歸后可保留其經社制度。
香港未來可保留其獨立的立法權。
中央不派員接管香港的政府机构，并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香港可維持其獨立的對外經貿關系。
香港將具有獨立的司法權及終審權。
但鄧小平并未表示北京不派軍隊進駐香港，因維護香港的防務應是北京中央政府的職責。除此以外，鄧表示香港回歸后一切不變。
為展現中共對香港回歸后一切不變的承諾，鄧小平特別強調：「馬照跑，舞照跳」，他似乎暗示，除北京駐軍外，香港的一切，不論是好的或是坏的，絕不改變。
檢視鄧小平對港的承諾
鄧小平于一九九七年病逝不久，香港即正式回歸中國，迄今已有六年多，各方應可檢視鄧小平當年對港的承諾：
最近半年來中共迫使港府積極推動「二十三條」立法，顯然違返鄧對香港有關獨立的立法權之承諾。
「二十三條」的目的是箝制香港的言論自由及天賦人權，違反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承諾。
表面上香港實行「港人治港」，但港府听命于北京中央，故其實是「台面上是港人治港，台面下是京人治港」，違反鄧的「港人治港」承諾。
綜上所述，鄧小平對港的承諾并未真正落實。小平先生如地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
然而鄧小平的另一承諾并無任何問題。今日香港人士的确繼續享受「馬照跑，舞照跳」權利，回歸后全然沒有改變．
台灣与香港
在談話時，鄧小平与我雖有不同的看法，亦有針鋒相對之時，但大體上鄧小平耐心聆听我的分析及不同意見。他雖知台港問題之嚴重性及复雜性，但卻展現中共有能力處理這些問題的信心。
然而在鄧的談話二十年后，香港雖已回歸中國，但台港的真正問題并未獲得解決，中共實有檢討的必要。
「統戰」是中共的三大法寶之一，但北京如欲以香港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為例。對台進行統戰，必將徹底失敗。目睹今日香港的情勢及中共對台的強硬政策，台灣民眾對統一及「一國兩制」的抗拒必然愈益強烈与二十年前相較，今日兩岸統一的前景似乎更為黯淡。
（楊力宇：美國西東大學退休教授/）
Re: 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周浩鼎﹕懷平常心看陳冉
陳冉被候任特首辦聘用引起公眾熱烈討論，由於她仍未在港住滿7年，並非香港永久居民，也曾經是共青團的成員，有輿論認為政府聘用她有違一國兩制原則云云。其實如此說法未免有點誇大其詞，杯弓蛇影。先說陳冉的內地居民身分，她受聘的職位（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並非公務員職位，而只是政府合約制的僱員，並未有需要符合永久 居民的條件。事實上，政府用合約形式也聘用了不少外籍人士，現在有人認為政府不應批准聘用內地居民，這樣就顯得有欠公允了，為什麼外籍人士可以擔任政府職位，反而內地居民卻被排除在外呢？無論政府或是私營機構，用人唯才是最重要的標準。陳冉幾年前已被梁振英聘用，現在她已非常熟悉梁振英的工作，而候任特首辦因只有約兩個月壽命，進行公開招聘已牽涉幾個月時間，由於時間不容許，選擇現有下屬繼續工作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不需要從頭學起，時間無多，爭分奪秒協助完成新舊特首交接工作才是重點。
用人唯才是最重要標準
再說陳冉的共青團身分，報載原來她已有長達好幾年沒交組織費用，現也不再是共青團成員，是否要因為她曾經加入共青團，而儘管她已退出組織，依然排除她在政府招聘行列以外呢？事實上，內地有許多尖子、優才都可能曾經加入共青團（因為在內地實在是頗普遍），如果我們單以她曾加入共青團便把她排除在招聘行列外，日後，許多內地專才都可能失去在港工作資格，這樣未必是好事。看陳冉的聘任，懷平常心便夠了。
陳冉被候任特首辦聘用引起公眾熱烈討論，由於她仍未在港住滿7年，並非香港永久居民，也曾經是共青團的成員，有輿論認為政府聘用她有違一國兩制原則云云。其實如此說法未免有點誇大其詞，杯弓蛇影。先說陳冉的內地居民身分，她受聘的職位（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並非公務員職位，而只是政府合約制的僱員，並未有需要符合永久 居民的條件。事實上，政府用合約形式也聘用了不少外籍人士，現在有人認為政府不應批准聘用內地居民，這樣就顯得有欠公允了，為什麼外籍人士可以擔任政府職位，反而內地居民卻被排除在外呢？無論政府或是私營機構，用人唯才是最重要的標準。陳冉幾年前已被梁振英聘用，現在她已非常熟悉梁振英的工作，而候任特首辦因只有約兩個月壽命，進行公開招聘已牽涉幾個月時間，由於時間不容許，選擇現有下屬繼續工作是可以理解的，至少不需要從頭學起，時間無多，爭分奪秒協助完成新舊特首交接工作才是重點。
用人唯才是最重要標準
再說陳冉的共青團身分，報載原來她已有長達好幾年沒交組織費用，現也不再是共青團成員，是否要因為她曾經加入共青團，而儘管她已退出組織，依然排除她在政府招聘行列以外呢？事實上，內地有許多尖子、優才都可能曾經加入共青團（因為在內地實在是頗普遍），如果我們單以她曾加入共青團便把她排除在招聘行列外，日後，許多內地專才都可能失去在港工作資格，這樣未必是好事。看陳冉的聘任，懷平常心便夠了。
Re: 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梁振英擔心本港蹉跎歲月 (13:38)
候任特首梁振英今日二度會見記者，提出對立法會流會的關注，他表示，如政府改組未能通過，本港只有繼續蹉跎歲月。
梁振英下午表示，今屆立法會只有2個月任期，尚有20條法例草案待通過，其中一條是關於新政府改組，而這是根據他政綱所提出建議所作出的修訂，包括設立2名副司長，這次重組十分重要。
他指出，如立法會繼續有議員打「拉布」，令改組政府高層架構草案未能通過，本港只有繼續蹉跎歲月。
他指出，本港的經濟發展、民生及房屋問題，繼續被拖延，而本港的經濟發展已大幅落後於鄰近城市，這是社會及立法會需要正視。
候任特首梁振英今日二度會見記者，提出對立法會流會的關注，他表示，如政府改組未能通過，本港只有繼續蹉跎歲月。
梁振英下午表示，今屆立法會只有2個月任期，尚有20條法例草案待通過，其中一條是關於新政府改組，而這是根據他政綱所提出建議所作出的修訂，包括設立2名副司長，這次重組十分重要。
他指出，如立法會繼續有議員打「拉布」，令改組政府高層架構草案未能通過，本港只有繼續蹉跎歲月。
他指出，本港的經濟發展、民生及房屋問題，繼續被拖延，而本港的經濟發展已大幅落後於鄰近城市，這是社會及立法會需要正視。
Re: 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黃偉豪﹕從毛澤東董建華 到梁振英
——富有中國革命特色的香港管治
由被認為有濃厚左派背景的梁振英當選特首後，很多人均憂慮中央及它在香港的代表，即西環的中聯辦對香港管治的干預已愈來愈深和明目張膽，使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個中央對港人許下的承諾，蕩然無存。
在這個被「一國兩制」可能快將成為「一國一制」的陰霾籠罩的一刻，無論從實際的政治分析或學術研究角度出發，均有急切必要去思考一些重要問題，就是在「一國兩制」不斷被削弱下，香港的管治會變成怎樣？中央會怎樣管治香港？
從鄧小平當初構思「一國兩制」這個概念時的想法出發，「一國兩制」的作用就恍如一道防波堤，安全地分隔開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套截然不同的制度，使到在「河水不犯井水」的情下，香港可以不需要受內地干預而繼續在九七後積極地發揮自己的長處和優勢。因此，在「一國兩制」再不能發揮其應有作用下，結果就有如洪水決堤，香港這個小井會被內地的巨流所淹沒和同質化。香港的管治模式，將會和國內的一套愈來愈相似。
《毛澤東的無形的手》
因此，要了解香港，便要先了解中國，而在了解當代中國的管治模式上，在中國研究的學術界裏，近年有了突破的進展，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由Heilmann和Perry合編及著有、哈佛大學2011年出版，名為《毛澤東的無形的手：中國適應性管治的政治基礎》一書〔1〕。
在Heilmann和Perry兩位已從事中國研究多年的資深學者眼中，中國的個案是社會科學中的黑天鵝（black swan），即此一新鮮、獨特、前所未見而又難以解釋的現象。中國發展弔詭的地方，是若把它當作社會主義或共產國家看待，它卻沒有和蘇聯及東歐前共產國家般倒台或瓦解，另一方面，若把它當作一般西方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國家作研究，它又是一個不能被現有理論合理解釋的例外和特殊個案，因為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我們看不見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以至是民間社會的發展上，中國有同步和相應的改善。
游擊隊的政策風格
要解答中國發展的弔詭和矛盾之謎，書中最核心及最有突破性的論點是，影響中國管治最深遠的，並非其實體的政治制度，或是社會主義或市場經濟等簡單、外來和典型的傳統意識形態，而是源自毛澤東在革命期間所建立的一套思想和管治理論。其目的在於在一個瞬息萬變的外在環境下，仍能不斷地自我更生，有效地打擊敵人，從而取得最後勝利，兩位作者因而稱之為游擊隊的政策風格（guerilla policy style）。
作者選取《毛澤東的無形的手》這一個書名，是正正要清楚指出，雖然中國的革命已結束多時，共產黨亦早已成功得到權力及建國多年，而毛澤東本人亦已離世30多年，但原來源自他的政治及革命思想，仍然像一對無形的手，時刻和重大地影響中國的管治模式和各方面的重要發展。
推而廣之，在「一國兩制」不再有效運作下，毛澤東革命思想的無形之手將會伸延至香港。事實上，自回歸以來，這方面的發展已有一定的象。即使在董建華年代是「商人治港」，但左派已在香港管治上有相當大影響力。在此亦不得不提及2002年董建華完成第一個任期後，劉兆佳便編寫了《董建華的首個任期》一書〔2〕！當中一眾學者所分析和觀察到的管治問題和現象，均和Heilmann和Perry所提出的毛澤東的無形之手的政策風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比董建華，梁振英的紅色背景更濃厚，因此，了解毛澤東的無形之手，對了解梁振英的管治思維和模式，應該有相當大的預言能力。毛澤東、董建華和梁振英，在管治理念上，可以是一脈相承。
四大方面
綜合來說，根據Heilmann和Perry的分析，游擊隊的政策風格可以分成四大方面：
‧首先，在政治與行政層面上，是要強調制度的可塑性（plasticity），輕視官僚的制度、程序和法規，不信任公務員等規範性的制度。官僚只是淪為執行的工具，甚至在某些情下，可以被視作改革的阻力，需要發動群眾和輿論來把它打擊和整治。這一原則的好處是政治領袖可以在不被制衡下，盡快推行自己的改革目標，但壞處自然是缺乏政治問責和制衡，造成貪污濫權。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董建華或是梁振英，均大力支持問責制，削弱公務員對自己的政策阻力，梁在陳冉的招聘上亦不尊重既有制度，而他亦曾指出公務員「習非成是」。以上的一切是毛澤東的無形的手，還是只是一場巧合？
‧在法律層面上，毛澤東的無形的手自然視法律為工具和手段，而不認同西方法治的觀念。
‧在社會層面上，一方面喜愛走入群眾，聽取意見，但另一方面卻刻意製造社會分化和矛盾，甚至不時拉一派來打另一派，目的不外乎在了解群眾、建立統治合法性的同時，不容許公民社會的發展，使到在社會上不會有強大動員能力和足以挑戰自己管治的組織出現。
‧最後，在經濟層面上，是愛以實驗和試點方式推行政策，及定立數字化的「硬目標」，八萬五的建屋目標及雙非孕婦的零配額均可能是適用例子。
有些意見可能認為，香港的管治和中國變得愈來愈相似，未必是壞事，因為君不見中國已變得愈來愈強大，但這其實是一個錯誤和十分危險的說法。首先，中國和香港的背景和情完全不同，應用於中國並不等於適用於香港。前者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香港已是成熟的後工業化經濟，有活躍的公民社會、很強的法治和對民主的信念。強行在香港推行毛澤東的無形的手，必定會破壞香港不少的優勢和價值。
要使香港成功
並非要中國和香港相同
而且，正如我們在學習投資的時候經常會聽到的一句忠告，「過往的表現未必能夠反映將來的表現」，《毛澤東的無形的手》的兩位編者兼作者在書中再三強調，在中國內部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加的情下，所謂的游擊隊政策風格是否可以再繼續有效推動中國發展，是一個疑問。不少分析均相信，萬一中國經濟表現放緩，便會對現有的管治模式構成重大壓力，甚至推至崩潰邊緣。而在全球經濟不斷放慢的不景氣下，這一天可能距離現在已不太遠了！
因此，要使香港繼續成功，要訣並非要中國和香港變得相同，而是了解兩者的不同。
參考資料
1. Heilmann, Sebastia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2011)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Lau, Siu-Kai, ed. (2002) The First Tung Chee-Hwa Administratio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富有中國革命特色的香港管治
由被認為有濃厚左派背景的梁振英當選特首後，很多人均憂慮中央及它在香港的代表，即西環的中聯辦對香港管治的干預已愈來愈深和明目張膽，使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個中央對港人許下的承諾，蕩然無存。
在這個被「一國兩制」可能快將成為「一國一制」的陰霾籠罩的一刻，無論從實際的政治分析或學術研究角度出發，均有急切必要去思考一些重要問題，就是在「一國兩制」不斷被削弱下，香港的管治會變成怎樣？中央會怎樣管治香港？
從鄧小平當初構思「一國兩制」這個概念時的想法出發，「一國兩制」的作用就恍如一道防波堤，安全地分隔開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套截然不同的制度，使到在「河水不犯井水」的情下，香港可以不需要受內地干預而繼續在九七後積極地發揮自己的長處和優勢。因此，在「一國兩制」再不能發揮其應有作用下，結果就有如洪水決堤，香港這個小井會被內地的巨流所淹沒和同質化。香港的管治模式，將會和國內的一套愈來愈相似。
《毛澤東的無形的手》
因此，要了解香港，便要先了解中國，而在了解當代中國的管治模式上，在中國研究的學術界裏，近年有了突破的進展，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由Heilmann和Perry合編及著有、哈佛大學2011年出版，名為《毛澤東的無形的手：中國適應性管治的政治基礎》一書〔1〕。
在Heilmann和Perry兩位已從事中國研究多年的資深學者眼中，中國的個案是社會科學中的黑天鵝（black swan），即此一新鮮、獨特、前所未見而又難以解釋的現象。中國發展弔詭的地方，是若把它當作社會主義或共產國家看待，它卻沒有和蘇聯及東歐前共產國家般倒台或瓦解，另一方面，若把它當作一般西方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國家作研究，它又是一個不能被現有理論合理解釋的例外和特殊個案，因為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我們看不見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以至是民間社會的發展上，中國有同步和相應的改善。
游擊隊的政策風格
要解答中國發展的弔詭和矛盾之謎，書中最核心及最有突破性的論點是，影響中國管治最深遠的，並非其實體的政治制度，或是社會主義或市場經濟等簡單、外來和典型的傳統意識形態，而是源自毛澤東在革命期間所建立的一套思想和管治理論。其目的在於在一個瞬息萬變的外在環境下，仍能不斷地自我更生，有效地打擊敵人，從而取得最後勝利，兩位作者因而稱之為游擊隊的政策風格（guerilla policy style）。
作者選取《毛澤東的無形的手》這一個書名，是正正要清楚指出，雖然中國的革命已結束多時，共產黨亦早已成功得到權力及建國多年，而毛澤東本人亦已離世30多年，但原來源自他的政治及革命思想，仍然像一對無形的手，時刻和重大地影響中國的管治模式和各方面的重要發展。
推而廣之，在「一國兩制」不再有效運作下，毛澤東革命思想的無形之手將會伸延至香港。事實上，自回歸以來，這方面的發展已有一定的象。即使在董建華年代是「商人治港」，但左派已在香港管治上有相當大影響力。在此亦不得不提及2002年董建華完成第一個任期後，劉兆佳便編寫了《董建華的首個任期》一書〔2〕！當中一眾學者所分析和觀察到的管治問題和現象，均和Heilmann和Perry所提出的毛澤東的無形之手的政策風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比董建華，梁振英的紅色背景更濃厚，因此，了解毛澤東的無形之手，對了解梁振英的管治思維和模式，應該有相當大的預言能力。毛澤東、董建華和梁振英，在管治理念上，可以是一脈相承。
四大方面
綜合來說，根據Heilmann和Perry的分析，游擊隊的政策風格可以分成四大方面：
‧首先，在政治與行政層面上，是要強調制度的可塑性（plasticity），輕視官僚的制度、程序和法規，不信任公務員等規範性的制度。官僚只是淪為執行的工具，甚至在某些情下，可以被視作改革的阻力，需要發動群眾和輿論來把它打擊和整治。這一原則的好處是政治領袖可以在不被制衡下，盡快推行自己的改革目標，但壞處自然是缺乏政治問責和制衡，造成貪污濫權。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董建華或是梁振英，均大力支持問責制，削弱公務員對自己的政策阻力，梁在陳冉的招聘上亦不尊重既有制度，而他亦曾指出公務員「習非成是」。以上的一切是毛澤東的無形的手，還是只是一場巧合？
‧在法律層面上，毛澤東的無形的手自然視法律為工具和手段，而不認同西方法治的觀念。
‧在社會層面上，一方面喜愛走入群眾，聽取意見，但另一方面卻刻意製造社會分化和矛盾，甚至不時拉一派來打另一派，目的不外乎在了解群眾、建立統治合法性的同時，不容許公民社會的發展，使到在社會上不會有強大動員能力和足以挑戰自己管治的組織出現。
‧最後，在經濟層面上，是愛以實驗和試點方式推行政策，及定立數字化的「硬目標」，八萬五的建屋目標及雙非孕婦的零配額均可能是適用例子。
有些意見可能認為，香港的管治和中國變得愈來愈相似，未必是壞事，因為君不見中國已變得愈來愈強大，但這其實是一個錯誤和十分危險的說法。首先，中國和香港的背景和情完全不同，應用於中國並不等於適用於香港。前者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香港已是成熟的後工業化經濟，有活躍的公民社會、很強的法治和對民主的信念。強行在香港推行毛澤東的無形的手，必定會破壞香港不少的優勢和價值。
要使香港成功
並非要中國和香港相同
而且，正如我們在學習投資的時候經常會聽到的一句忠告，「過往的表現未必能夠反映將來的表現」，《毛澤東的無形的手》的兩位編者兼作者在書中再三強調，在中國內部不穩定因素不斷增加的情下，所謂的游擊隊政策風格是否可以再繼續有效推動中國發展，是一個疑問。不少分析均相信，萬一中國經濟表現放緩，便會對現有的管治模式構成重大壓力，甚至推至崩潰邊緣。而在全球經濟不斷放慢的不景氣下，這一天可能距離現在已不太遠了！
因此，要使香港繼續成功，要訣並非要中國和香港變得相同，而是了解兩者的不同。
參考資料
1. Heilmann, Sebastia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2011) Mao's Invisible Hand: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Adap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 Lau, Siu-Kai, ed. (2002) The First Tung Chee-Hwa Administratio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Re: 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容不得異見 香港瀕臨15年巨變
離香港回歸15周年還有一個多月，離候任特首梁振英就職還有一個多月，但梁振英已左右開弓，既打立法會，又打傳媒，展現的不只是行事風格的霸道、野蠻，而是與共產黨一脈相承的容不得異見的價值觀和政治理念。中共承諾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50年不變，在香港回歸15年前夕已有更多實質性的變化，在「紅心」港人治下，一國兩制還能維持多久？
中共元老鄧小平生前不只一次闡釋50年不變的承諾：「我們這一代不會變，下一代不會變。到了50年以後，大陸發展起來了，那時還會小裏小氣地處理這些問題嗎？所以不要擔心變，變不了。」遺憾的是，鄧小平作出承諾時考慮的因素已出現變化，中共領導人履行承諾的方式也在變化。
鄧小平於1997年2月病逝，未能見證香港回歸，中共的領導核心則已更換了兩代，今年還會再換一代，已超出鄧小平所指的兩代。同中英談判年代相比，中國的確發展起來了，但只局限於經濟層面，鄧小平1987年所說的再過半個世紀大陸也可以普選、期望中的中港政治良性互動並未出現。反而，中共高層因權鬥惡化，加上官場貪腐、社會矛盾激化，失去了鄧小平那一代人的自信心，在處理香港問題時越來越小裏小氣，並集中表現為梁振英當選前後容不得不同政見、容不得發出異議聲音的政治人物和傳媒。
對於3月的特首選舉，北京樂見建制派出現競爭，唐英年及梁振英原本的確是北京都接受的人選，但唐英年踢爆梁振英提議出動防暴隊鎮壓示威，立即為北京所不能容，終究被北京和西環中聯辦出手打殘。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原本享有一定的民望，也得到泛民議員的尊重，但他上周粗暴地終止反替補惡法辯論，完全不理會法律顧問應先聽取議員意見的建議，作出有違其政治智慧和經驗的決定，自毀形象，所為何來？北京容不得議員反對替補惡法應是根源所在。
梁振英當選後的連串政治決定，從一刀切叫停私家醫院接收雙非孕婦，到聘用非香港永久居民陳冉為候任特首辦項目主任，視相關法律及行政程序為無物。外界批評其作風霸道，並未看到其實這是他小裏小氣的表現。一個真正有胸襟、有抱負的政治人物，豈會肆意破壞有效運行的法律和行政程序？
在政府架構重組和重要人事委任問題上，梁振英更是容不得議員質疑，容不得傳媒披露內幕。這種視議會為橡皮圖章、視傳媒為宣傳工具的理念，豈不正是師承中共？可怕的是，在其淫威之下，竟有傳媒主動呼應，認為議員應讓梁振英兌現其重組政府架構的競選承諾，等他就職後再履行監督責任。問題是，梁振英是經由小圈子選舉當選特首，當初接受其競選承諾的並不是全港市民。如今，立法會、傳媒正正有責任質詢這些政治決定。
尤應關注的是，激進民主派的議會抗爭被封殺，傳媒的獨立監察被封殺，勢必激化市民走上街頭抗爭。當年聲言要出動防暴隊鎮壓示威的梁振英，上台後會如何收緊市民的示威權？俄羅斯總統普京近日把對示威者的罰款提高了180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下月來港時，示威者將面對何種「英式」狼招？這將再次測試香港15年巨變的程度。
李平
Re: 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梁振英：不大量供地壓樓價 (14:21)
候任特首梁振英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稱，他不會用大量增加土地供應的方式來壓低房價。
梁振英表示，在內地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不斷升溫之際，他將尋求通過香港經濟多元化來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使香港能夠更好地與新加坡等地區經濟體展開競爭。
梁振英稱，香港一直受惠於中央政府的促增長政策，但香港經濟因為某些原因一直增長緩慢。
他指出，過去20年香港經濟年均增速為3.95%，按地區標準衡量實在太低，相比之下，新加坡同一時期的年均經濟增速為6.6%。
梁振英表示，他的職責之一是促進香港經濟更好地增長並推動各個行業更均衡地發展。但他不願給出任何增長目標。
梁振英指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未來幾年的規劃包括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
他表示，香港可以借鑒倫敦的經驗拓展自己的航運中心地位。香港已經是全球吞吐量最大的集裝箱港口之一，但梁振英認為，香港只是從一個層面利用了這一優勢。
梁振英表示，香港應該從傳統港口業務向海事服務方面轉型。
他指出，香港可以利用其在金融服務方面的專業優勢發展海事保險和船運融資業務，這在倫敦已經取得了成功，香港可藉此滿足內地日益擴張的市場需求。
梁振英還表示，內地正在迅速成長為一個海事和造船大國，在提供這方面的保險和其他金融服務方面，香港在內地具有首屈一指的地位。
在談到房價問題時，梁振英稱，他不會用大量增加土地供應的方式來壓低房價。不過他也重申，目前的供應量不夠充分，他會想辦法增加土地供給。
（華爾街日報）
候任特首梁振英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稱，他不會用大量增加土地供應的方式來壓低房價。
梁振英表示，在內地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不斷升溫之際，他將尋求通過香港經濟多元化來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使香港能夠更好地與新加坡等地區經濟體展開競爭。
梁振英稱，香港一直受惠於中央政府的促增長政策，但香港經濟因為某些原因一直增長緩慢。
他指出，過去20年香港經濟年均增速為3.95%，按地區標準衡量實在太低，相比之下，新加坡同一時期的年均經濟增速為6.6%。
梁振英表示，他的職責之一是促進香港經濟更好地增長並推動各個行業更均衡地發展。但他不願給出任何增長目標。
梁振英指出，中央政府對香港未來幾年的規劃包括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地位。
他表示，香港可以借鑒倫敦的經驗拓展自己的航運中心地位。香港已經是全球吞吐量最大的集裝箱港口之一，但梁振英認為，香港只是從一個層面利用了這一優勢。
梁振英表示，香港應該從傳統港口業務向海事服務方面轉型。
他指出，香港可以利用其在金融服務方面的專業優勢發展海事保險和船運融資業務，這在倫敦已經取得了成功，香港可藉此滿足內地日益擴張的市場需求。
梁振英還表示，內地正在迅速成長為一個海事和造船大國，在提供這方面的保險和其他金融服務方面，香港在內地具有首屈一指的地位。
在談到房價問題時，梁振英稱，他不會用大量增加土地供應的方式來壓低房價。不過他也重申，目前的供應量不夠充分，他會想辦法增加土地供給。
（華爾街日報）
Re: 香港人自已損害一國兩制
周浩鼎﹕ 東方之珠
有天下午我聽到羅大佑的一首老歌。《東方之珠》。這首歌面世的時候，我也許還沒出世，或是牙牙學語的孩童時期，現時聽到這首老歌，描述香港，縱使時代不同，感覺還是分外親切。這首歌大概在提醒我們流中華民族的血，也許身處香港一個華洋共處的社會，對於中國人身分，大家還是沒有放下。
回歸前，筆者還在英國念寄宿學校，常碰到英國人家長問香港回歸祖國後，會否失去繁榮，我說絕對不會，因為有什麼比自己能認祖歸宗更好？何中國國力漸強，香港有國家做後盾，經濟發展將會繼續。人們總喜歡將回歸後跟港英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相比較，但其實在殖民地時代，統治階層對被統治的人民產生一種 「爾皆二等」 的看法。洋人瞧不起當時的華人，我相信這種感覺並不好受。透過回歸，透過落實一國兩制，中國向全世界展示了一次「我辦得到」的能耐，沒有英國殖民地管治，香港依然繼續繁榮穩定。在英國時，我有位英國監護人，他一家待我甚好，假日時也與他們住在一起，他經常提醒我，殖民管治終究會造成一種身分不平等，香港回歸中國，你們大家皆是中國人，再沒有二等公民的不平等看法，這是最好不過的。
其實落實一國兩制並不容易，當中需要港人能夠與中央政府保持互相體諒的精神，理解中國國情，如果各走極端，或只顧自己的立場處理事情，不顧全大局，最後只會造成不斷內耗。回歸祖國，是一件值得中國人高興的事，就讓我們把這件事情做好、做妥。
有天下午我聽到羅大佑的一首老歌。《東方之珠》。這首歌面世的時候，我也許還沒出世，或是牙牙學語的孩童時期，現時聽到這首老歌，描述香港，縱使時代不同，感覺還是分外親切。這首歌大概在提醒我們流中華民族的血，也許身處香港一個華洋共處的社會，對於中國人身分，大家還是沒有放下。
回歸前，筆者還在英國念寄宿學校，常碰到英國人家長問香港回歸祖國後，會否失去繁榮，我說絕對不會，因為有什麼比自己能認祖歸宗更好？何中國國力漸強，香港有國家做後盾，經濟發展將會繼續。人們總喜歡將回歸後跟港英殖民地時代的香港相比較，但其實在殖民地時代，統治階層對被統治的人民產生一種 「爾皆二等」 的看法。洋人瞧不起當時的華人，我相信這種感覺並不好受。透過回歸，透過落實一國兩制，中國向全世界展示了一次「我辦得到」的能耐，沒有英國殖民地管治，香港依然繼續繁榮穩定。在英國時，我有位英國監護人，他一家待我甚好，假日時也與他們住在一起，他經常提醒我，殖民管治終究會造成一種身分不平等，香港回歸中國，你們大家皆是中國人，再沒有二等公民的不平等看法，這是最好不過的。
其實落實一國兩制並不容易，當中需要港人能夠與中央政府保持互相體諒的精神，理解中國國情，如果各走極端，或只顧自己的立場處理事情，不顧全大局，最後只會造成不斷內耗。回歸祖國，是一件值得中國人高興的事，就讓我們把這件事情做好、做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