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十五年來,香港政績交了白卷外更不斷沉淪。香港確實需要某些程度轉變,中央是時候認真檢討,究竟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那一環節出了問題。梁愛詩、胡漢清近日言論、中聯辦貌似干政、國内官方包括,驻港官員對香港指指點點評論文章、遏制港獨等等,這些前所未有的動作不會是無的放矢。到目前為止,雖然基本上均屬「蜻蜓點水」形式,只引起一陣陣漣漪效應, 在社會上還沒有引起太大衝擊。回歸後,中央要求官員不得對香港事務幹預有嚴格限制和規定,而香港連串發生這些現象足以顯示出中央對香港高度自治政策開始失去耐性。
問題主要在管治水平
中聯辦諸公在不諳資本主義管治模式或一知半解情況下物色及遴選特首人選,然後再向中央推薦審批。現時這種模式及選舉制度無法產生真才實料的治港人才。第一屆的蕫建華眼高手低、老實好好先生治港、第二屆曾陰權夜郎自大,貪腐治港。這一屆梁振英用商業直角思維拍板治港。根據四個月的表現,看來也不是「熟手技工」,估計也無法將這輛拋錨「香港列車」修好,重上軌道穩妥及暢順地向前邁進。
建制派議員角色重新定位
中央應認識到建制派議員過去扮演的角色不但對香港經濟能持續發展起不了作用,相反,淪為特首錯誤施政導致禍港「幫兇」。經過兩屆特首施政禍港教訓, 建制派議員不應再盲目為特首施政保駕護航,不要再當「西南二伯父」。建制派議員角色應重新定位, 回復原本正職, 真真正正發揮監察特首施政功能。特首施政如有偏差,應予以糾正,該修正的修正、該贊成的贊成、該反對的反對,甚至必要時運用議員權力迫使特首從善如流,這才是真正的幫助特首。香港自我完善總比由中央出手幹預好得多,是最有力的捍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今後建制派議員角色應為: 只會為香港繁榮穩定及只會為全香港市民福祉保駕護航。
中央不會對香港政策有大動作的改變
十八大完滿閉幕,根據習近平當選後發言, 相信中央隨著國內外變化而順應形勢對香港政策有所微調也是正常及必要的,但可以肯定中央不會對香港政策有大動作的改變。因為中央要對香港政策有大動作的改變, 前提必須符合兩個先決條件: 一是國內已經實行政治改革。二是台灣問題已經解決。
山人
16-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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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中國政治改革的四個層次
2012年11月16日
11月8日，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重點提到“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隨之引來各種針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解讀。
傳媒界和學術界一談到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滿肚子牢騷。部分原因是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理解得過於籠統模糊。為了對中國的政治前景增加一些現實感，有必要先把“政治改革”概念搞清楚，然後再來分析和比較中國的政治變化在哪個層次上是退步了還是進步了。不然越說越悲觀，只能跳樓作罷。
討論中國的政治改革，至少要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治理想，這是最高層次；第二個層次是政治制度；第三個層次是行政(administrative)體制；第四個層次是政治技巧。
過去的 35 年裡，中國政治改革的四個層面情況非常不一致。從1977年到1989年夏，中國的領導階層在政治理想這一層面上有過顯著的文明開化，努力與世界主流拉近。但是自1989年夏秋直到目前的 23 年裡，中國領導層在政治理想層面上都沒有什麼重要的進步。這並不是說中共黨員里沒有人嚮往更高的政治文明，這樣的人不少，但不能成為主導。
政治改革的第二個層次事關政治制度的進步，核心內容是自下而上的政策輸入（即普通公民有改變基本政策的常規渠道）和自下而上的權力制約（即普通公民有裁決政府大的人事安排及主要官員行為的實際力量）。中國自1989夏秋以後，在這個層次上也沒有什麼重要的進步，雖然也提出過幾個模模糊糊的“施政為民”之類的口號。
政治改革的第三個層面是行政體制調整和施政改革，這方面倒是有不可忽視的變化，一些環節的進步也是顯著的。比如，出於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需要，中國過去那些年裡增加了“市政府”的權力和責任，最近以來又在試行“強縣”的改革，因為很多地方的縣政府的資源和權力太少，而責任太大，不得不把過去從縣級政府手裡拿走的實權歸還一部分。
再比如在幹部任命的問題上，以前並無所謂的信息公開。過去這些年來，在全國的很多地方任命官員之前都要公告，並聽取基層的反饋意見。反饋未必都見效，但說明在程序上有所進步。還有，過去十幾年來，發生了越來越多的“民告官”案例，雖然民勝者還是少數，但從維護公民個人權益角度看，這畢竟是進步。最近，有些省市也在推動政府信息公開，隨着微博等社交媒體的發展，公民的知情權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動，不斷有大學生、律師、普通老百姓、NGO 組織，要求地方政府公開它們的預算、花費、官員收入等等。提出這類要求的人，大部分沒有被和諧掉，儘管披露的信息可信度還不高。
又比如，眼下人們關注的政府系統內部職權的重新劃分、政府各級機構的重新設置，即所謂的“大部委制”架構。如果施行，則會帶來行政成本和效率的顯著變化。總之，1989年夏秋以來，中共官方所說的“政治改革”其實指的是行政體制調整改革。雖然它們多半是局部的修修補補，不全面不完整，更非逐漸深入、指向要害部位，但總體來講，還算是有所進步的。
第四個層次在1989年夏秋以來發生的變化最多，也最容易叫老百姓反感乃至怒火噴發，這個層次就是政治技巧。比如，某個官員和他所負責的部門犯了嚴重過失，引起極大民憤。於是上級黨政部門就宣布解除該官員的職務，公眾乃至境內外媒體都會為此舉歡呼。其實，在這一層面上，如果執行到位、堅持到底，便會觸及行政體制深層的改革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革。但是經過多年的觀察人們發現，對這些官員的處罰大部分都停留在政治技巧的層次上。中共不希望看到，公眾對個別官員和他所負責的部門的不滿立刻演變為對執政黨的不滿，所以“殺雞儆猴”，以暫時平息公眾的怒火。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受處罰的官員被發現易地做官了，或者換了一個部門做官。對這樣的忽悠，老百姓非常不滿。
再比如，一些地方發生群體性事件，老百姓與負責維穩的警察部隊及其附屬隊伍發生衝突，導致平民傷亡。官方很快宣布：傷害百姓的都不是公安系統的幹警，而是編製外的城管人員，他們是“有關部門未經上級批准擅自僱傭的，現在已經被辭退”；這些人對老百姓使用暴力、強拆人家的房子，都跟當地政府沒關係。大家細想想，到底是誰僱傭了這些編外人員，又給了他們實際的執法權？當然是地方政府和警察系統的主要負責人。地方政府把公眾最痛恨的任務交給了這些代理人，一旦發生群體性事件，政府就拿這些編外人員做擋箭牌。顯然，這種做法是在政治技巧上的“推陳出新”。
中國 23 年來在政治技巧這個層面發生的變化最多，對公民個人的財產權、基本人權的影響也最大。發生在這個層面上的很多變化都是出於搞“政治裝飾”，目的是平息民憤，而結果往往是導致更深層的社會不穩。
中國政治改革的四個層面相輔相成，越高層面的改革越是直接影響改革的結果。由於1989年夏秋以來，中國領導層不願意在第一和第二層面上實行改革，就只能在第三和第四層面上做些行政調整變動、政治技巧翻新。最高領導層這樣做，主要是為著緩解最具爆炸性的官民矛盾。回顧 23 年來的中國國內局勢並將其與前蘇聯及周邊國家相比，中共領導層確實達到了一個大目標，那就是防止了政權的喪失——即政治革命的發生。與此同時，他們卻日益面對着另外一種局勢——大面積的政治潰敗(political decay)的發生。這是他們越來越焦慮的大問題，也是普通民眾越來越難以忍受的現狀。
所以，中國需要在更高層面的政治改革，而非局限於行政體制和政治技巧方面的改革，更非局部的修修補補，否則，中國難以避免大面積的政治潰敗，中國社會也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機。
丁學良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
2012年11月16日
11月8日，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重點提到“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隨之引來各種針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解讀。
傳媒界和學術界一談到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滿肚子牢騷。部分原因是很多人把政治改革理解得過於籠統模糊。為了對中國的政治前景增加一些現實感，有必要先把“政治改革”概念搞清楚，然後再來分析和比較中國的政治變化在哪個層次上是退步了還是進步了。不然越說越悲觀，只能跳樓作罷。
討論中國的政治改革，至少要分為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治理想，這是最高層次；第二個層次是政治制度；第三個層次是行政(administrative)體制；第四個層次是政治技巧。
過去的 35 年裡，中國政治改革的四個層面情況非常不一致。從1977年到1989年夏，中國的領導階層在政治理想這一層面上有過顯著的文明開化，努力與世界主流拉近。但是自1989年夏秋直到目前的 23 年裡，中國領導層在政治理想層面上都沒有什麼重要的進步。這並不是說中共黨員里沒有人嚮往更高的政治文明，這樣的人不少，但不能成為主導。
政治改革的第二個層次事關政治制度的進步，核心內容是自下而上的政策輸入（即普通公民有改變基本政策的常規渠道）和自下而上的權力制約（即普通公民有裁決政府大的人事安排及主要官員行為的實際力量）。中國自1989夏秋以後，在這個層次上也沒有什麼重要的進步，雖然也提出過幾個模模糊糊的“施政為民”之類的口號。
政治改革的第三個層面是行政體制調整和施政改革，這方面倒是有不可忽視的變化，一些環節的進步也是顯著的。比如，出於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需要，中國過去那些年裡增加了“市政府”的權力和責任，最近以來又在試行“強縣”的改革，因為很多地方的縣政府的資源和權力太少，而責任太大，不得不把過去從縣級政府手裡拿走的實權歸還一部分。
再比如在幹部任命的問題上，以前並無所謂的信息公開。過去這些年來，在全國的很多地方任命官員之前都要公告，並聽取基層的反饋意見。反饋未必都見效，但說明在程序上有所進步。還有，過去十幾年來，發生了越來越多的“民告官”案例，雖然民勝者還是少數，但從維護公民個人權益角度看，這畢竟是進步。最近，有些省市也在推動政府信息公開，隨着微博等社交媒體的發展，公民的知情權和政府的信息披露有了一定程度的推動，不斷有大學生、律師、普通老百姓、NGO 組織，要求地方政府公開它們的預算、花費、官員收入等等。提出這類要求的人，大部分沒有被和諧掉，儘管披露的信息可信度還不高。
又比如，眼下人們關注的政府系統內部職權的重新劃分、政府各級機構的重新設置，即所謂的“大部委制”架構。如果施行，則會帶來行政成本和效率的顯著變化。總之，1989年夏秋以來，中共官方所說的“政治改革”其實指的是行政體制調整改革。雖然它們多半是局部的修修補補，不全面不完整，更非逐漸深入、指向要害部位，但總體來講，還算是有所進步的。
第四個層次在1989年夏秋以來發生的變化最多，也最容易叫老百姓反感乃至怒火噴發，這個層次就是政治技巧。比如，某個官員和他所負責的部門犯了嚴重過失，引起極大民憤。於是上級黨政部門就宣布解除該官員的職務，公眾乃至境內外媒體都會為此舉歡呼。其實，在這一層面上，如果執行到位、堅持到底，便會觸及行政體制深層的改革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革。但是經過多年的觀察人們發現，對這些官員的處罰大部分都停留在政治技巧的層次上。中共不希望看到，公眾對個別官員和他所負責的部門的不滿立刻演變為對執政黨的不滿，所以“殺雞儆猴”，以暫時平息公眾的怒火。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受處罰的官員被發現易地做官了，或者換了一個部門做官。對這樣的忽悠，老百姓非常不滿。
再比如，一些地方發生群體性事件，老百姓與負責維穩的警察部隊及其附屬隊伍發生衝突，導致平民傷亡。官方很快宣布：傷害百姓的都不是公安系統的幹警，而是編製外的城管人員，他們是“有關部門未經上級批准擅自僱傭的，現在已經被辭退”；這些人對老百姓使用暴力、強拆人家的房子，都跟當地政府沒關係。大家細想想，到底是誰僱傭了這些編外人員，又給了他們實際的執法權？當然是地方政府和警察系統的主要負責人。地方政府把公眾最痛恨的任務交給了這些代理人，一旦發生群體性事件，政府就拿這些編外人員做擋箭牌。顯然，這種做法是在政治技巧上的“推陳出新”。
中國 23 年來在政治技巧這個層面發生的變化最多，對公民個人的財產權、基本人權的影響也最大。發生在這個層面上的很多變化都是出於搞“政治裝飾”，目的是平息民憤，而結果往往是導致更深層的社會不穩。
中國政治改革的四個層面相輔相成，越高層面的改革越是直接影響改革的結果。由於1989年夏秋以來，中國領導層不願意在第一和第二層面上實行改革，就只能在第三和第四層面上做些行政調整變動、政治技巧翻新。最高領導層這樣做，主要是為著緩解最具爆炸性的官民矛盾。回顧 23 年來的中國國內局勢並將其與前蘇聯及周邊國家相比，中共領導層確實達到了一個大目標，那就是防止了政權的喪失——即政治革命的發生。與此同時，他們卻日益面對着另外一種局勢——大面積的政治潰敗(political decay)的發生。這是他們越來越焦慮的大問題，也是普通民眾越來越難以忍受的現狀。
所以，中國需要在更高層面的政治改革，而非局限於行政體制和政治技巧方面的改革，更非局部的修修補補，否則，中國難以避免大面積的政治潰敗，中國社會也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機。
丁學良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新中央軍委主席的難題：軍隊腐敗
北京——中國新領導層即將接掌軍隊之時，出自知情人士的一條針對軍隊腐敗的批評開始流傳，其中警告說，貪污和大範圍的濫用權力對中國造成的安全威脅跟美國一樣大。
作為《為什麼解放軍能贏》一書的作者，劉明福大校的聲音並不孤單。
十八大結束後，空姐們在人民大會堂外面敬禮。
今年早些時候，一名位高權重的軍隊首長發表了一次情緒激動的演講，將腐敗稱為“生死存亡的鬥爭”。而幾天之後，根據媒體的廣泛報道，總後勤部副部長、知名將軍谷俊山因涉嫌腐敗而被捕，現在正在等待審判。據報道，這名將軍通過非法的土地交易賺取了巨額利潤，還把原本應分給退休幹部的400多棟住宅送給了朋友。
劉源上將在演講中說，這些過分腐敗的行為，與藏在深處的整體腐敗比起來，或許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劉源上將是新任黨領導人習近平的朋友。
習近平擁有軍事血統，他的父親是一名游擊隊領導人，曾協助毛澤東在1949年掌權。對他來說，正在快速實現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將成為他在國內站穩腳跟、對國外施加影響的根基。
但是，人民解放軍內部的嚴重貪污和無恥牟利行為給這名新領袖出了一道難題。正如劉明福大校和其他一些人所警告的那樣，這個問題可能會削弱共產黨的地位。
作為這個國家十年一度的權力交接的一部分，習近平預計會同時就任12人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北京時間周四上午中共已宣布習近平將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編注）。即將離任的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預計會打破先例，不會像之前的領導人那樣，在退休後的一段時間之內繼續保留掌握軍權的機構的最高職位。
近期發生的與日本和東南亞鄰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增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激起了民眾對強大軍事力量的渴望。如果習近平想要着手揭露公共資金的浪費問題，上述情況可能會給他帶來政治風險。
在十八大的開幕講話中，胡錦濤表示，中國將致力於成為一個“海洋強國”。這是講話中為數不多的涉及外交的言論之一，意味着中國政府將會維持軍事支出的兩位數增長。
但是，現代化和更高的預算帶來了更多的腐敗，這一問題在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之中普遍存在。
中國分析人士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中，這是陸軍第一次被迫放棄在軍事委員會中的主導地位。
他們說，中國前空軍司令員許其亮將被任命為副主席，這讓空軍在重大決策中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陸軍將領、前濟南軍區司令員范長龍也將成為副主席。
中國分析人士表示，這兩個人將負責中國軍隊的日常事務。
中國國防大學前教授劉明福大校在他的書中寫道，解放軍已經有幾十年不曾經歷考驗，並且已經變得自命不凡。“作為一支30年未參戰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最大危險和頭號敵人是腐敗。”他寫道。
劉明福大校因2010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夢》而成名，這本書充斥着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論述中國應該建設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快速取代美國全球“第一”的地位。
在他的新書中，大校拿1894年的情況來做對比，當時的中國軍隊擁有來自歐洲的昂貴船艦，但卻還是很快就被飛速現代化的日本打敗。歷史學家經常把這次敗仗歸咎於腐敗。
屬於貴族階層太子黨的另一名退休官員說，腐敗現象貫穿整個軍隊，新一屆軍事委員會卻多半不會發起持續的反腐運動。
“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是不會出現的，”這名退休軍官在接受採訪時說。“你不能做得太過，否則黨的形象就太黑了，領導人不喜歡這樣。”
的確，研究中國軍事的美國分析家詹姆斯·馬爾韋農(James Mulvenon)最近為《中國領導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撰文稱，谷俊山中將被捕一事多半只是針對軍內重要將領進行的又一次零星打擊，並不是全面的整肅行動。
“在谷俊山被捕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有五年多沒有發生備受矚目的腐敗案件了，這說明的更多是反腐執法所受的政治約束，而不是人民解放軍真實的腐敗程度，” 馬爾韋農寫道。
新一屆軍事委員會陣容表明，對腐敗問題太過直言有害於仕途升遷。
劉源上將未能在軍委會贏得一席，儘管此前曾有支持者透露他有望進入軍委。一些分析人士推測，身為中國前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上將可能在反腐敗講話中走得太遠，引起了太多人的不滿，甚至連他和習近平之間的情誼也不足以保證他的席位。
專門研究中國軍隊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說，中國軍隊也面臨著組織方式過時的問題，這會阻礙其戰鬥能力。
這名西方外交官說，中國軍隊最顯著的缺點之一就是，他們未能像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那樣發展出一套可以帶來聯合指揮方法的體系，因此無法確保戰鬥中的總體協調，也不能減少海軍、空軍和陸軍之間的競爭。
他說，中國軍方官員曾討論在軍委會設立聯合司令員職位，下設四名指揮官——聯合司令員類似於美國國防部的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
但在成立新一屆軍委會之時，關於聯合司令員的提議顯然是遭到了否決。
“為什麼呢？”這名外交官問道。“因為聯合司令部首腦的權力將會比常委更大。”常委會是中國的核心決策機構，由擔任黨總書記的習近平領導。
北京——中國新領導層即將接掌軍隊之時，出自知情人士的一條針對軍隊腐敗的批評開始流傳，其中警告說，貪污和大範圍的濫用權力對中國造成的安全威脅跟美國一樣大。
作為《為什麼解放軍能贏》一書的作者，劉明福大校的聲音並不孤單。
十八大結束後，空姐們在人民大會堂外面敬禮。
今年早些時候，一名位高權重的軍隊首長發表了一次情緒激動的演講，將腐敗稱為“生死存亡的鬥爭”。而幾天之後，根據媒體的廣泛報道，總後勤部副部長、知名將軍谷俊山因涉嫌腐敗而被捕，現在正在等待審判。據報道，這名將軍通過非法的土地交易賺取了巨額利潤，還把原本應分給退休幹部的400多棟住宅送給了朋友。
劉源上將在演講中說，這些過分腐敗的行為，與藏在深處的整體腐敗比起來，或許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劉源上將是新任黨領導人習近平的朋友。
習近平擁有軍事血統，他的父親是一名游擊隊領導人，曾協助毛澤東在1949年掌權。對他來說，正在快速實現現代化的中國軍隊將成為他在國內站穩腳跟、對國外施加影響的根基。
但是，人民解放軍內部的嚴重貪污和無恥牟利行為給這名新領袖出了一道難題。正如劉明福大校和其他一些人所警告的那樣，這個問題可能會削弱共產黨的地位。
作為這個國家十年一度的權力交接的一部分，習近平預計會同時就任12人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北京時間周四上午中共已宣布習近平將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編注）。即將離任的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預計會打破先例，不會像之前的領導人那樣，在退休後的一段時間之內繼續保留掌握軍權的機構的最高職位。
近期發生的與日本和東南亞鄰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增強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也激起了民眾對強大軍事力量的渴望。如果習近平想要着手揭露公共資金的浪費問題，上述情況可能會給他帶來政治風險。
在十八大的開幕講話中，胡錦濤表示，中國將致力於成為一個“海洋強國”。這是講話中為數不多的涉及外交的言論之一，意味着中國政府將會維持軍事支出的兩位數增長。
但是，現代化和更高的預算帶來了更多的腐敗，這一問題在中國的執政黨和政府之中普遍存在。
中國分析人士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中，這是陸軍第一次被迫放棄在軍事委員會中的主導地位。
他們說，中國前空軍司令員許其亮將被任命為副主席，這讓空軍在重大決策中擁有了更大的話語權。陸軍將領、前濟南軍區司令員范長龍也將成為副主席。
中國分析人士表示，這兩個人將負責中國軍隊的日常事務。
中國國防大學前教授劉明福大校在他的書中寫道，解放軍已經有幾十年不曾經歷考驗，並且已經變得自命不凡。“作為一支30年未參戰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最大危險和頭號敵人是腐敗。”他寫道。
劉明福大校因2010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夢》而成名，這本書充斥着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論述中國應該建設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快速取代美國全球“第一”的地位。
在他的新書中，大校拿1894年的情況來做對比，當時的中國軍隊擁有來自歐洲的昂貴船艦，但卻還是很快就被飛速現代化的日本打敗。歷史學家經常把這次敗仗歸咎於腐敗。
屬於貴族階層太子黨的另一名退休官員說，腐敗現象貫穿整個軍隊，新一屆軍事委員會卻多半不會發起持續的反腐運動。
“大規模的反腐運動是不會出現的，”這名退休軍官在接受採訪時說。“你不能做得太過，否則黨的形象就太黑了，領導人不喜歡這樣。”
的確，研究中國軍事的美國分析家詹姆斯·馬爾韋農(James Mulvenon)最近為《中國領導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撰文稱，谷俊山中將被捕一事多半只是針對軍內重要將領進行的又一次零星打擊，並不是全面的整肅行動。
“在谷俊山被捕之前，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有五年多沒有發生備受矚目的腐敗案件了，這說明的更多是反腐執法所受的政治約束，而不是人民解放軍真實的腐敗程度，” 馬爾韋農寫道。
新一屆軍事委員會陣容表明，對腐敗問題太過直言有害於仕途升遷。
劉源上將未能在軍委會贏得一席，儘管此前曾有支持者透露他有望進入軍委。一些分析人士推測，身為中國前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上將可能在反腐敗講話中走得太遠，引起了太多人的不滿，甚至連他和習近平之間的情誼也不足以保證他的席位。
專門研究中國軍隊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說，中國軍隊也面臨著組織方式過時的問題，這會阻礙其戰鬥能力。
這名西方外交官說，中國軍隊最顯著的缺點之一就是，他們未能像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那樣發展出一套可以帶來聯合指揮方法的體系，因此無法確保戰鬥中的總體協調，也不能減少海軍、空軍和陸軍之間的競爭。
他說，中國軍方官員曾討論在軍委會設立聯合司令員職位，下設四名指揮官——聯合司令員類似於美國國防部的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
但在成立新一屆軍委會之時，關於聯合司令員的提議顯然是遭到了否決。
“為什麼呢？”這名外交官問道。“因為聯合司令部首腦的權力將會比常委更大。”常委會是中國的核心決策機構，由擔任黨總書記的習近平領導。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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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合照暗示地產黨抬頭
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常委由與香港商界關係密切的江澤民派系控制，而長實集團主席李嘉誠與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更加是相識十多年好友，關係非比尋常。多名立法會議員擔心江系主導政治局，會令中央對港政策再傾向大商家，甚至形容是「地產黨再度抬頭」，但有特首梁振英支持者認為可能性不大，也不信梁會因此受壓。
記者：呂浩然 莫劍弦
中共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曝光後，政商界對江系人馬佔政治局常委大多數感到意外，「大家都估唔到團派會輸到咁，唔明白點解胡錦濤幾個親信都入唔到常（政治局常委）」。
中央新班子挺梁不變
有熟悉內地親北京商界人士更指出，日前中新社發出一張李嘉誠與習近平在90年代拍攝的黑白照片，做法十分不尋常，「呢類相一定要經官方審核，唔係隨便可以發，每一張相都有政治含意，回歸之後已經好少見有領導同一個香港富商嘅合照，中央唔想令人覺對某個商界人士有特別對待」。該商界人士認為，有關照片是想刻意凸顯李與習的關係。
由於李嘉誠及大部份傳統商界人士對梁振英做特首有保留，今次江系人馬回朝，令人關注梁振英的地位會否動搖。
有支持梁振英的商界人士認為，中央新班子不大可能改變挺梁的方針，「梁振英上任係中央集體決定，唔係咁易變」，亦不信梁會因此受壓，改變某些不利地產商的政策。
他估計年底梁振英上京述職，習近平會再給予梁新的工作指示、以及再支持梁施政。
不過，泛民主派議員擔心江系人馬重新掌權後，官商勾結、地產霸權等問題又會再激化，公民黨陳家洛直言：「每一次領導層換屆，都係一個派系對另一個派系嘅重新洗牌，權力角力會令到呢啲利益有再分配嘅情況，我擔心官商勾結會揮之不去。」工黨何秀蘭更形容今次是「地產黨再度抬頭」。
建制派亦憂霸權再現
連建制派議員、工聯會黃國健也同意，外界擔心新領導層會令地產霸權再現，並非毫無道理，因為江澤民年代時，中央對港政策傾向資本家，「以為只要穩住啲大資本家、大財團，香港就會穩定」，但他相信中央不會再任由財團過份坐大，「個社會貧富差距越嚟越惡劣嘅話，其實個社會一樣唔穩定」。
商界出身的自由黨田北俊則表示，難以評論習近平與本港商界的關係，又強調中央對港政策是既定的，即使領導層換人亦不會有變，江系人馬回朝也絕不等於唐營大勝。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胡溫十年 特首三位
過去十年，「胡溫體制」決定了三位香港特首命運：一是董建華，二是曾蔭權，三是梁振英。董建華是江老爺子欽定的第一位香港特首，幹滿五年後，又因為江老爺子一句話，在「全無爭議」下續任第二屆特首。然而，誰也沒想到，江老爺子在十六大召開之後交出了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沒多久，董建華就「忽然腳痛」被胡溫換了下來。
就權力運用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動作，董建華成為第一個胡溫「立威」而被「拿下」的封疆大吏。不過，比較「好辦」的是，董建華並不是中共幹部，香港又是「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故董特首因為胡溫對他的工作不滿意而「請他辭職」，之後還可升他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讓江老爺子面子上不那麼難堪，不會引起「黨內鬥爭」和政治風波。
胡溫執政之前沒有香港工作經驗，對香港不甚了解，他們換掉董建華、扶上曾蔭權，主要依靠○三年開始主管港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曾慶紅，以及港澳工作的「老人」廖暉提供人選意見。其實，那時並無合適成熟人選，中央為了換一換「商人治港」的思路，碰一碰「公務員治港」的運氣，就決定了「一直走某人路子」的曾蔭權接替老董。這個決定和當年決定董建華當特首一樣，都是「看着差不多，就是他了」的產物，相當輕率和不負責任。
結果，此舉不能不受到「上天」的懲罰。曾蔭權比董建華還糟糕，為禍香江，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更烈。胡溫對此發現已晚，又死要面子、優柔寡斷，不過，臨別時總算有些「覺悟」，沒有讓屬於曾蔭權利益集團的唐英年當上第四屆特首，在最後關頭力挺梁振英。然而，梁振英究竟行不行，胡溫其實也沒底。
柳扶風
過去十年，「胡溫體制」決定了三位香港特首命運：一是董建華，二是曾蔭權，三是梁振英。董建華是江老爺子欽定的第一位香港特首，幹滿五年後，又因為江老爺子一句話，在「全無爭議」下續任第二屆特首。然而，誰也沒想到，江老爺子在十六大召開之後交出了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沒多久，董建華就「忽然腳痛」被胡溫換了下來。
就權力運用而言，這是一個很大的動作，董建華成為第一個胡溫「立威」而被「拿下」的封疆大吏。不過，比較「好辦」的是，董建華並不是中共幹部，香港又是「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故董特首因為胡溫對他的工作不滿意而「請他辭職」，之後還可升他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讓江老爺子面子上不那麼難堪，不會引起「黨內鬥爭」和政治風波。
胡溫執政之前沒有香港工作經驗，對香港不甚了解，他們換掉董建華、扶上曾蔭權，主要依靠○三年開始主管港澳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曾慶紅，以及港澳工作的「老人」廖暉提供人選意見。其實，那時並無合適成熟人選，中央為了換一換「商人治港」的思路，碰一碰「公務員治港」的運氣，就決定了「一直走某人路子」的曾蔭權接替老董。這個決定和當年決定董建華當特首一樣，都是「看着差不多，就是他了」的產物，相當輕率和不負責任。
結果，此舉不能不受到「上天」的懲罰。曾蔭權比董建華還糟糕，為禍香江，破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更烈。胡溫對此發現已晚，又死要面子、優柔寡斷，不過，臨別時總算有些「覺悟」，沒有讓屬於曾蔭權利益集團的唐英年當上第四屆特首，在最後關頭力挺梁振英。然而，梁振英究竟行不行，胡溫其實也沒底。
柳扶風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中央聲音響度上升
中央對港政策有所調整，是○三年大遊行之後，特別是警惕境外敵對勢力對本港政治的干預。十八大政治報告強調要「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又提到要「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十七大政治報告僅用「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五年後的十八大，則加入「防範」及「遏制」四個字，是更進一步的宣示，而且隱含要採取具體措施之意，可見中央擔心本港政局未來的變化，政治風險有所上升。
○三年七月後，中央不再講回歸初期江澤民的名句「河水不犯井水」，改以「不干預、有所為」為指導方針，結果深度介入特區的民主化進程，在時間表與路線圖的爭拗過程中，最後於○七年末由人大作出規定：最早可於一七及二○年推行特首普選及立法會全面普選。
一○年政改方案，民主黨冒極大政治風險，走入中聯辦與中央談判，幾經波折，最終達致共識，在今年立法會選舉中，引入五席所謂「超級區議員」，避免政改原地踏步。
在新的指導方針引領下，凡涉及政治體制的變革，中央要有最後話事權，已彰彰明甚。未來特首提名門檻及選舉方式，以至一六年政改的討論，中央均力求主導。
事實上，從○九年起，中央似有新一輪的政策調校，由「不干預、有所為」，改為向「適度介入、擴大影響」推進，要讓中央的聲音更加響亮，讓香港人聽得到，早前退休港澳辦高官狠批港獨，是最新的明證。
宋立功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中央3規範惹收緊疑慮 長文倡落實對港立法監督權
曾經參與起草國家主席胡錦濤早前發表的中共十八大報告的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一篇文章中詳述「豐富『一國兩制』實踐」，提到要將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範化」，完善特首向中央述職和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制度，落實好中央對主要官員任命權，並且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擔心，張的信息是中央欲收緊一國兩制，內地學者廉希聖稱這只是把實踐形成的做法轉成制度，張說的做法都有根據。
內地學者﹕把實踐轉成制度 有根據
胡錦濤發表中共十八大報告後，內地即出版《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書中撰寫題為〈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一文，闡述報告談及的一國兩制。在6000字文章內，除指出香港應適時就《基本法》23條立法，又不點名批評有人以普通法解釋法律由法院負責為由，「排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甚至危言聳聽地攻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指這是「無視基本法的規定、不尊重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的表現」。
「完善」官員述職任命制度報告重大事項
對於一國兩制的落實，張曉明說，在基本法實施過程中不斷遇到新情、新問題，他說要將「基本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力行使好，使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
張曉明提出3點要完善的規範內容，包括﹕
1.「要進一步完善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述職和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的制度，把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的關係落實好」；
2.「完善與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相關的制度，把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
3.「完善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報備審查制度，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
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擔心張曉明提出的3點，是中央想「收緊一國兩制」。他認為，張應要說出現時在落實一國兩制中出現什麼問題，並指部分安排如述職和特首任命等，「實際上已做了10多年」，他「看不到特首回內地述職，還有什麼可以完善」。
落實特首任命權 陳文敏憂為普選特首鋪路
至於「立法監督權」，陳文敏認為，香港立法機關所立的法例，大部分只與香港內部事務有關，看不到監督權有什麼完善的空間，他認為「監督權」在香港人聽來，「像內地法律術語，亦令人擔心中央欲收緊一國兩制」。
他表示，中央已承諾2017年可普選特首，稱實際只可透過提名門檻作為「迴轉」，但若將特首提名門檻定得太高，將引起各界反彈，擔心張曉明今次言論是為日後特首普選鋪路。他說，以往特首選舉的結果只會報請內地，而張的說法似是代表中央行使實際任命權，可能會否決特首選舉結果，「若是這樣，便會嚴重影響高度自治」。
馬嶽：立法監督權制度化 或干預高度自治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質疑張曉明提出的3點是否適合用法律形式規範，「特首何時述職，如何以明文規定？」至於張提出對立法機關的監督權，他認為現時本港法律交到人大常委會備案，常委會有權發還牴觸基本法或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法律，若張曉明指的是將這程序制度化而非改變做法，就不牽涉監督，否則便是干預本港的高度自治。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廉希聖對張曉明稱要完善對港澳立法報備審查、特首述職、官員任命等制度，認為這是因為基本法只定出原則，沒有明確規定細節，所以有關方面將實踐形成的做法轉化成制度，他相信張所說的做法，都有其根據。
曾經參與起草國家主席胡錦濤早前發表的中共十八大報告的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一篇文章中詳述「豐富『一國兩制』實踐」，提到要將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範化」，完善特首向中央述職和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制度，落實好中央對主要官員任命權，並且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擔心，張的信息是中央欲收緊一國兩制，內地學者廉希聖稱這只是把實踐形成的做法轉成制度，張說的做法都有根據。
內地學者﹕把實踐轉成制度 有根據
胡錦濤發表中共十八大報告後，內地即出版《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在書中撰寫題為〈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一文，闡述報告談及的一國兩制。在6000字文章內，除指出香港應適時就《基本法》23條立法，又不點名批評有人以普通法解釋法律由法院負責為由，「排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甚至危言聳聽地攻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指這是「無視基本法的規定、不尊重中央依法享有的權力的表現」。
「完善」官員述職任命制度報告重大事項
對於一國兩制的落實，張曉明說，在基本法實施過程中不斷遇到新情、新問題，他說要將「基本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力行使好，使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
張曉明提出3點要完善的規範內容，包括﹕
1.「要進一步完善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述職和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的制度，把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的關係落實好」；
2.「完善與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相關的制度，把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
3.「完善特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報備審查制度，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
港大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擔心張曉明提出的3點，是中央想「收緊一國兩制」。他認為，張應要說出現時在落實一國兩制中出現什麼問題，並指部分安排如述職和特首任命等，「實際上已做了10多年」，他「看不到特首回內地述職，還有什麼可以完善」。
落實特首任命權 陳文敏憂為普選特首鋪路
至於「立法監督權」，陳文敏認為，香港立法機關所立的法例，大部分只與香港內部事務有關，看不到監督權有什麼完善的空間，他認為「監督權」在香港人聽來，「像內地法律術語，亦令人擔心中央欲收緊一國兩制」。
他表示，中央已承諾2017年可普選特首，稱實際只可透過提名門檻作為「迴轉」，但若將特首提名門檻定得太高，將引起各界反彈，擔心張曉明今次言論是為日後特首普選鋪路。他說，以往特首選舉的結果只會報請內地，而張的說法似是代表中央行使實際任命權，可能會否決特首選舉結果，「若是這樣，便會嚴重影響高度自治」。
馬嶽：立法監督權制度化 或干預高度自治
中大政治及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質疑張曉明提出的3點是否適合用法律形式規範，「特首何時述職，如何以明文規定？」至於張提出對立法機關的監督權，他認為現時本港法律交到人大常委會備案，常委會有權發還牴觸基本法或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法律，若張曉明指的是將這程序制度化而非改變做法，就不牽涉監督，否則便是干預本港的高度自治。
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廉希聖對張曉明稱要完善對港澳立法報備審查、特首述職、官員任命等制度，認為這是因為基本法只定出原則，沒有明確規定細節，所以有關方面將實踐形成的做法轉化成制度，他相信張所說的做法，都有其根據。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泛民轟蠶食港高度自治
民主黨及公民黨俱表示，讀畢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的文章後，擔心中央收緊對香港的管治方針，逐步蠶食香港高度自治，擔心中央將推出《基本法》23條立法。
梁家傑﹕證明梁振英肩負政治任務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說，張曉明的文章與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改變香港法律制度的言論一脈相承，反映中央在十八大後全面收緊對港方針，「正有劇本、有計劃地逐步蠶食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說，張的言論證明梁振英的確肩負四大政治任務，包括就23條立法。而張提及要完善立法機關的報備審查制度，是中央要把人大常委凌駕香港立法機構之上。
民主黨認為張曉明的文章有意確立23條在港的必要，對此感到憤怒，亦對張表示要收窄立法機關的權力表示抗議和譴責。
民建聯﹕更具體解釋一國兩制
不過，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則認為，張曉明的言論是將堅持一國和尊重兩制作更具體解釋，「例如更好落實特首述職安排，因為現在只是口述，若規範化便更清晰」。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相信中央官員是看到一國兩制在落實上出現問題，「是否因為無制度，無成文，可能因此出問題呢？」他認為中央與香港要加強溝通以完善一國兩制。
民主黨及公民黨俱表示，讀畢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的文章後，擔心中央收緊對香港的管治方針，逐步蠶食香港高度自治，擔心中央將推出《基本法》23條立法。
梁家傑﹕證明梁振英肩負政治任務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說，張曉明的文章與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改變香港法律制度的言論一脈相承，反映中央在十八大後全面收緊對港方針，「正有劇本、有計劃地逐步蠶食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他說，張的言論證明梁振英的確肩負四大政治任務，包括就23條立法。而張提及要完善立法機關的報備審查制度，是中央要把人大常委凌駕香港立法機構之上。
民主黨認為張曉明的文章有意確立23條在港的必要，對此感到憤怒，亦對張表示要收窄立法機關的權力表示抗議和譴責。
民建聯﹕更具體解釋一國兩制
不過，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則認為，張曉明的言論是將堅持一國和尊重兩制作更具體解釋，「例如更好落實特首述職安排，因為現在只是口述，若規範化便更清晰」。工聯會榮譽會長鄭耀棠相信中央官員是看到一國兩制在落實上出現問題，「是否因為無制度，無成文，可能因此出問題呢？」他認為中央與香港要加強溝通以完善一國兩制。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中央加強管控，香港就會長治久安 ?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為《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撰寫的文章，題為〈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下稱〈張文〉），值得港人仔細閱讀，因為它揭示了中央強化在香港事務的角色和職能，這個方針政策將對香港的管治和情勢帶來深遠影響，高度自治危如累卵，會否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使人擔憂。近期，幾名前任官員（包括魯平、陳佐洱、梁愛詩）就香港事務的議論，使人嗅到中央調整對港方針政策，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張文〉證明港人政治觸覺敏銳而準確。過去，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大多墨原則性論述，〈張文〉就強化和體現中央權力，具體之處已涉及操作層面，特別是中央對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介入，乃過去所無。
特首要報告 旨在管控行政權？
〈張文〉指出，中央的權力並不限於外交權、防務權，批評「某些人以普通法制度下解釋法律由法院負責為由，排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甚至危言聳聽地攻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至今仍在宣稱特別行政區法院有權判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和決定違法」。這段文字，說明中央對本港法律界和其他人抗拒人大釋法，一直耿耿於懷，另外，這段文字與近期梁愛詩議論有關問題時，幾乎一致，雷同程度甚高，梁愛詩若堅持只是她的個人意見，很難使人信服。
〈張文〉除了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威性，就司法事務並未提到有新政策措施，不過，近日梁愛詩的「香港法制不能一成不變」的論調，北京清華大學學者程潔有關「法官由中國公民出任」和「基本法委員會蛻變為類如英國樞密院」的提議，她們放試探氣球，引導輿論之意甚為明顯，若說日後基本法規定的「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沒有事情發生，相信無人敢寫包單。
司法權與終審權之外，〈張文〉指出今後對港工作，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其中提到3個「完善和落實好」，涉及行政管理權和立法權。
（1）「完善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述職和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的制度，把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的關係落實好。」除非〈張文〉所謂「述職」與港人的認知不同，否則特首述職，一般理解是向領導人報告香港最新情，這個較易理解。但是特首向中央政府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就較難理解了。過去，未聞特首和中央有這層工作關係，而情怎樣才算重要、事項怎樣才算重大，由誰來判定重要和重大，使人有很大聯想空間。另外，更重要是特首的報告對象，是在北京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大員？港澳辦主任？抑或中聯辦主任？這個「完善和落實好」，若要求特首做到「朝請示、晚匯報」，那究竟是誰在具體主政香港？
〈張文〉提到的「報告」，使人聯想起南丫島海難當晚，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與特首梁振英同場出現，而且李剛接受記者訪問，透露中聯辦已經聯絡廣東方面的打撈船，來港協助救援。這一幕，李剛的高調備受議論，這個會否就是「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的體現？〈張文〉說「特首報告」要完善，而港人根本不知道「特首報告」已經落實，這是特首職能的重大改動，中央和梁振英都要向港人交代和解釋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2）「完善與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相關的制度，把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由今年特首選舉，中央對選舉結果影響力，已經毋庸置疑，〈張文〉所說的會否與2017年的特首普選有關，值得注意，若有關，大概關乎特首提名門檻的寬緊。至於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不知道過去發生過什麼問題，〈張文〉說要「落實好」，可以解讀為中央要收緊對主要官員人事的控制，讓屬意的人掌權。這樣的話，能否延攬能人幹才，是決定治港興衰的關鍵因素。
首提香港法律報備審查
人大監督權備而用之
（3）至於第3個「完善與落實好」，就是「完善對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報備審查制度，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這一點涉及香港享有的立法權，基本法第17條有關於〈張文〉提到的報備審查制度，不過，過去未見當局在對港具體工作中提及，而按基本法規定，香港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經基本法委員會審查後，若與中央的權力和中央與特區關係有牴觸，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有關法律會隨即失效。當局提出落實好對香港特區立法的監督權，意味什麼，現在無法想像，不過，監督特區立法的權力，由過去備而不用，到現在的備而用之，是實質改變，香港立法機關被置於中央的監察雷達之下，將會發生什麼事，值得密切關注。
斷錯症落錯藥 港繁榮穩定堪虞
綜合3個「完善和落實好」，實際上就是中央要加強角色職能，加大對香港的管轄力度。目前行政機關面對管治困難，立法會使政府難以施政，確屬事實，但是孰令致之？若全盤歸咎反對派搗亂，只是片面看待香港整體大局。香港局勢演變至此，最根本緣由是殖民地過渡到港人治港，港人的公民意識高漲，公民社會壯大，而畸形的政治體制未能梳理公民社會的訴求，形成朝野矛盾重重，內耗不止。香港問題的特定條件，例如港人拒共、抗共，若中央認為過去管得太寬鬆，導致現在的亂局，這是斷症錯誤；而認為收緊政策、對香港加強管轄，就可以收拾亂局，使香港長治久安，我們認為這是落錯藥。
若中央加強控制香港，必然與主流社會有牴觸和衝突，會遭到強烈反彈。回歸15年之後，換來中央在港加強、加大角色，擠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們不禁要問：目前中央治港的思維和舉措，若發生在回歸之前，香港會順利平穩回歸嗎？今時今日，中央改變對港方針政策，香港的繁榮穩定堪虞。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為《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撰寫的文章，題為〈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下稱〈張文〉），值得港人仔細閱讀，因為它揭示了中央強化在香港事務的角色和職能，這個方針政策將對香港的管治和情勢帶來深遠影響，高度自治危如累卵，會否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使人擔憂。近期，幾名前任官員（包括魯平、陳佐洱、梁愛詩）就香港事務的議論，使人嗅到中央調整對港方針政策，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張文〉證明港人政治觸覺敏銳而準確。過去，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大多墨原則性論述，〈張文〉就強化和體現中央權力，具體之處已涉及操作層面，特別是中央對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介入，乃過去所無。
特首要報告 旨在管控行政權？
〈張文〉指出，中央的權力並不限於外交權、防務權，批評「某些人以普通法制度下解釋法律由法院負責為由，排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甚至危言聳聽地攻擊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至今仍在宣稱特別行政區法院有權判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和決定違法」。這段文字，說明中央對本港法律界和其他人抗拒人大釋法，一直耿耿於懷，另外，這段文字與近期梁愛詩議論有關問題時，幾乎一致，雷同程度甚高，梁愛詩若堅持只是她的個人意見，很難使人信服。
〈張文〉除了重申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權威性，就司法事務並未提到有新政策措施，不過，近日梁愛詩的「香港法制不能一成不變」的論調，北京清華大學學者程潔有關「法官由中國公民出任」和「基本法委員會蛻變為類如英國樞密院」的提議，她們放試探氣球，引導輿論之意甚為明顯，若說日後基本法規定的「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沒有事情發生，相信無人敢寫包單。
司法權與終審權之外，〈張文〉指出今後對港工作，要「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其中提到3個「完善和落實好」，涉及行政管理權和立法權。
（1）「完善行政長官向中央政府述職和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的制度，把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的關係落實好。」除非〈張文〉所謂「述職」與港人的認知不同，否則特首述職，一般理解是向領導人報告香港最新情，這個較易理解。但是特首向中央政府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就較難理解了。過去，未聞特首和中央有這層工作關係，而情怎樣才算重要、事項怎樣才算重大，由誰來判定重要和重大，使人有很大聯想空間。另外，更重要是特首的報告對象，是在北京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大員？港澳辦主任？抑或中聯辦主任？這個「完善和落實好」，若要求特首做到「朝請示、晚匯報」，那究竟是誰在具體主政香港？
〈張文〉提到的「報告」，使人聯想起南丫島海難當晚，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與特首梁振英同場出現，而且李剛接受記者訪問，透露中聯辦已經聯絡廣東方面的打撈船，來港協助救援。這一幕，李剛的高調備受議論，這個會否就是「報告重要情、重大事項」的體現？〈張文〉說「特首報告」要完善，而港人根本不知道「特首報告」已經落實，這是特首職能的重大改動，中央和梁振英都要向港人交代和解釋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2）「完善與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相關的制度，把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由今年特首選舉，中央對選舉結果影響力，已經毋庸置疑，〈張文〉所說的會否與2017年的特首普選有關，值得注意，若有關，大概關乎特首提名門檻的寬緊。至於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不知道過去發生過什麼問題，〈張文〉說要「落實好」，可以解讀為中央要收緊對主要官員人事的控制，讓屬意的人掌權。這樣的話，能否延攬能人幹才，是決定治港興衰的關鍵因素。
首提香港法律報備審查
人大監督權備而用之
（3）至於第3個「完善與落實好」，就是「完善對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的報備審查制度，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立法的監督權落實好」。這一點涉及香港享有的立法權，基本法第17條有關於〈張文〉提到的報備審查制度，不過，過去未見當局在對港具體工作中提及，而按基本法規定，香港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經基本法委員會審查後，若與中央的權力和中央與特區關係有牴觸，全國人大常委會可將有關法律發回，但不作修改，有關法律會隨即失效。當局提出落實好對香港特區立法的監督權，意味什麼，現在無法想像，不過，監督特區立法的權力，由過去備而不用，到現在的備而用之，是實質改變，香港立法機關被置於中央的監察雷達之下，將會發生什麼事，值得密切關注。
斷錯症落錯藥 港繁榮穩定堪虞
綜合3個「完善和落實好」，實際上就是中央要加強角色職能，加大對香港的管轄力度。目前行政機關面對管治困難，立法會使政府難以施政，確屬事實，但是孰令致之？若全盤歸咎反對派搗亂，只是片面看待香港整體大局。香港局勢演變至此，最根本緣由是殖民地過渡到港人治港，港人的公民意識高漲，公民社會壯大，而畸形的政治體制未能梳理公民社會的訴求，形成朝野矛盾重重，內耗不止。香港問題的特定條件，例如港人拒共、抗共，若中央認為過去管得太寬鬆，導致現在的亂局，這是斷症錯誤；而認為收緊政策、對香港加強管轄，就可以收拾亂局，使香港長治久安，我們認為這是落錯藥。
若中央加強控制香港，必然與主流社會有牴觸和衝突，會遭到強烈反彈。回歸15年之後，換來中央在港加強、加大角色，擠壓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們不禁要問：目前中央治港的思維和舉措，若發生在回歸之前，香港會順利平穩回歸嗎？今時今日，中央改變對港方針政策，香港的繁榮穩定堪虞。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法制化與規範化
中共十八大全面改組中央最高領導層，連帶「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也換班，香港社會關注中央對港政策是否有變，人事變動帶來政策改變，看來也難以避免，只是多少的問題。近日政圈熱議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的文章，其論點似有收緊香港高度自治空間之嫌。由於文章刊登在向全國發行的《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之中，影響面廣泛，加上身兼中央後補委員的張曉明，官方背景明顯，言論受到本港政界高度關注，勢所難免。
文章的焦點論述，可用一句說話概括：把「基本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力行使好，使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張曉明舉例指出，如特首向中央述職和報告香港的重要情況及重大事項制度；落實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人大常委對特區立法的監督權也要落實好等。
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處理外交、國防及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權在中央，屬於「一國」題中之義，○三年大遊行有人高喊「還政於民」的口號，令中央感到震驚，於是收緊特區政制發展的空間，把終極決定權收歸全國人大。
近期「去中國化」的呼聲有所上升，舉龍獅旗及主張「城邦論」，以至叫「大陸人滾回大陸」等現象，令中央感到憂慮，現職與退休高官紛紛抨擊有人搞港獨，認為中央應該加以約束這類出格的言論。由「不干預、有所為」，到「適度介入、擴大影響」，再提升至「法制化、規範化」，看來中央對港政策，有了新的發展。
宋立功
中共十八大全面改組中央最高領導層，連帶「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也換班，香港社會關注中央對港政策是否有變，人事變動帶來政策改變，看來也難以避免，只是多少的問題。近日政圈熱議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的文章，其論點似有收緊香港高度自治空間之嫌。由於文章刊登在向全國發行的《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之中，影響面廣泛，加上身兼中央後補委員的張曉明，官方背景明顯，言論受到本港政界高度關注，勢所難免。
文章的焦點論述，可用一句說話概括：把「基本法規定的屬於中央的權力行使好，使中央與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切實納入法制化、規範化軌道運行」。張曉明舉例指出，如特首向中央述職和報告香港的重要情況及重大事項制度；落實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人大常委對特區立法的監督權也要落實好等。
按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處理外交、國防及中央與香港特區的關係，權在中央，屬於「一國」題中之義，○三年大遊行有人高喊「還政於民」的口號，令中央感到震驚，於是收緊特區政制發展的空間，把終極決定權收歸全國人大。
近期「去中國化」的呼聲有所上升，舉龍獅旗及主張「城邦論」，以至叫「大陸人滾回大陸」等現象，令中央感到憂慮，現職與退休高官紛紛抨擊有人搞港獨，認為中央應該加以約束這類出格的言論。由「不干預、有所為」，到「適度介入、擴大影響」，再提升至「法制化、規範化」，看來中央對港政策，有了新的發展。
宋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