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明：對港政策一脈相承 (14:39)
新任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表示，他不認為中央對港政策存在收緊與不收緊的問題，中央對港政策是一脈相承。
張曉明會見記者時被問及中央對港政策是否已收緊，他回應稱，他不認為中央對港政策存在收緊與不收緊的問題。
他指出，中共總書記在去年底會見特首梁振英時曾指出，中共十八大對港政策與中央政府對港政策是一脈相承的，需全面及準確理解及執行政策，切實落實及維護基本法的權威，這是對這個問題最好的回答。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未見政協先訪房 被指洗親權貴形象
張曉明京官來港當中聯辦主任後，未正式會見港區人代及政協，前日先到深水探訪房戶。據了解，張在北京看文件時常看到「房」一詞，但並沒有見過，所以去實地考察。有建制派人士分析，中聯辦以往予人較親商界權貴，形象較負面，探訪房戶可能是「形象工程」，想改善中聯辦形象，提醒張曉明要小心適得其反，否則會被指過度介入本港事務。
據了解，張曉明在地區組織安排下，前日與數名隨行人員乘地鐵到大南街及基隆街，探訪了一戶一家四口的新移民家庭，以及一名獨居長者。張曉明昨日說，親身感受到了香港公共交通服務的便捷，感覺到香港城市管理的現代化高水平。探望房戶後，他表示從居民身上感受了對改善生活環境的熱切期盼。
文件常見「房」 未曾親睹
總理溫家寶上月底會見訪京述職的梁振英，曾囑咐港府要處理好民生問題，包括房屋、貧富懸殊、人口老化及環保。
知情人士透露，張探望房戶，主要是因為張在港澳辦工作時常看到官方文件提及「房」二字，但內地並無「房」這概念，所以想親身了解什麼是房，張今後還會去一些因中港融合而產生問題的地方考察。
劉銳紹﹕未必關係深層矛盾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相信，張曉明可能是想了解民情，未必與溫家寶早前提及的深層次矛盾有關，因中央最擔心的只是香港政治問題，較少關注民生事務。他認為張曉明難單憑其「親民」舉措，消除港人對政治及人權收窄的擔心。
張曉明京官來港當中聯辦主任後，未正式會見港區人代及政協，前日先到深水探訪房戶。據了解，張在北京看文件時常看到「房」一詞，但並沒有見過，所以去實地考察。有建制派人士分析，中聯辦以往予人較親商界權貴，形象較負面，探訪房戶可能是「形象工程」，想改善中聯辦形象，提醒張曉明要小心適得其反，否則會被指過度介入本港事務。
據了解，張曉明在地區組織安排下，前日與數名隨行人員乘地鐵到大南街及基隆街，探訪了一戶一家四口的新移民家庭，以及一名獨居長者。張曉明昨日說，親身感受到了香港公共交通服務的便捷，感覺到香港城市管理的現代化高水平。探望房戶後，他表示從居民身上感受了對改善生活環境的熱切期盼。
文件常見「房」 未曾親睹
總理溫家寶上月底會見訪京述職的梁振英，曾囑咐港府要處理好民生問題，包括房屋、貧富懸殊、人口老化及環保。
知情人士透露，張探望房戶，主要是因為張在港澳辦工作時常看到官方文件提及「房」二字，但內地並無「房」這概念，所以想親身了解什麼是房，張今後還會去一些因中港融合而產生問題的地方考察。
劉銳紹﹕未必關係深層矛盾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相信，張曉明可能是想了解民情，未必與溫家寶早前提及的深層次矛盾有關，因中央最擔心的只是香港政治問題，較少關注民生事務。他認為張曉明難單憑其「親民」舉措，消除港人對政治及人權收窄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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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反對派？ 「看雙方意願」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說，自己是與人為善，來港交朋友；被問到會否與反對派接觸，他說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同什麼人接觸，這要看雙方的意願。2010年曾到中聯辦談政改方案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說不抗拒與中聯辦人員對話，但表示日前已「去過中聯辦」聲援《南方周末》編採人員，但未見有中聯辦人員理會。
劉慧卿﹕黨內未討論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指出，黨內未有討論會否再與中聯辦官員會面的問題，但表示就算民主黨願見面，中央官員「唔係你約佢就見你」。她說，若雙方會面，會談及政改，但不會忽略法治等問題。
劉慧卿認為，中央若希望一國兩制能成功，中聯辦官員應自我約束，不應該參與太多地區活動，特別是當活動主禮嘉賓，那好像把特區政府官員「掃埋一邊」。
梁家傑﹕唔好淨係講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指出，泛民早前舉行「一國控制vs.一國兩制」研討會，亦有去信邀請張曉明出席，但張最終沒有來，他呼籲對方「唔好淨係講」。
他認為政改是香港內部事務，雖然歡迎張曉明多了解香港人想法，但認為政黨的對口單位應該是特首梁振英。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昨日說，自己是與人為善，來港交朋友；被問到會否與反對派接觸，他說什麼時候，什麼場合，同什麼人接觸，這要看雙方的意願。2010年曾到中聯辦談政改方案的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說不抗拒與中聯辦人員對話，但表示日前已「去過中聯辦」聲援《南方周末》編採人員，但未見有中聯辦人員理會。
劉慧卿﹕黨內未討論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指出，黨內未有討論會否再與中聯辦官員會面的問題，但表示就算民主黨願見面，中央官員「唔係你約佢就見你」。她說，若雙方會面，會談及政改，但不會忽略法治等問題。
劉慧卿認為，中央若希望一國兩制能成功，中聯辦官員應自我約束，不應該參與太多地區活動，特別是當活動主禮嘉賓，那好像把特區政府官員「掃埋一邊」。
梁家傑﹕唔好淨係講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指出，泛民早前舉行「一國控制vs.一國兩制」研討會，亦有去信邀請張曉明出席，但張最終沒有來，他呼籲對方「唔好淨係講」。
他認為政改是香港內部事務，雖然歡迎張曉明多了解香港人想法，但認為政黨的對口單位應該是特首梁振英。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矮化特區官員損政府權威的活動
中聯辦官員須警惕
在董建華任特首期間，中聯辦自我克制，不插手香港內部事務，港人對中央和中聯辦恪守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給予高度評價；但是在曾蔭權任特首的7年，中聯辦涉及香港內部事務的手愈伸愈長，介入立法會選舉和涉及一些人事安排等，愈做愈肆無忌憚，近年中聯辦成為港人遊行示威熱門地點，就是反映許多人對中聯辦干政的不滿。
昨日，張曉明描述中聯辦的工作，包括「繼續致力於全面、客觀、準確地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情，認真地執行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繼續堅定地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施政，在特區政府有需要的時候，會積極提供協助，繼續廣泛地聯繫香港各界人士，多交朋友、廣交朋友、深交朋友，交知心朋友」。從字面上，這些說法，與他在〈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一文中提及的3個權力，調門顯得較低；那3個權力，即是要行使好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權力、落實好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的監督權，對此，許多人解讀是要加強對香港的控制。
張曉明的「軟話」，在有更多事實證明之前，無法解讀為中聯辦不再干政，事實上，他雖然說西環不治港，但是說西環要盡職，做好該做的事情，加上特區政府有需要的時候，中聯辦會積極提供協助。而他說了這麼多，港人最想聽到的「中聯辦不會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卻未宣之於口。港人對中聯辦干政的疑慮，顯然未能消除。
近年，關於中聯辦與特區政府的關係，還有一個觀察點，就是中聯辦官員和特區官員一同出席活動時，特區官員有意或無意之間被擠壓的情。以張曉明昨日出席的活動為例，由「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主辦，主禮嘉賓是張曉明，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以嘉賓身分出席，以曾德成的級數，由張曉明領風騷，可以理解，不過，主辦當局印發的活動資料，在出席嘉賓排名，排序是王志民（中聯辦副主任）、曾德成、陳林（中聯辦辦公廳主任）、楊立門（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其後是其他嘉賓。
從排序看來，這個活動無疑以中聯辦官員為主，特區政府官員為副。張曉明的排名高過曾德成，不會引來異議，但是王志民排在曾德成之前，陳林排在楊立門前面，使得特區政府官員在這場活動成為配角，甚至布景板。以往，類似場合以特區官員為主，近年，中聯辦官員凌駕特區官員的情，頗為常見，情或許只是主辦當局刻意逢迎，與中聯辦官員無關，但是吹捧中聯辦官員，矮化特區官員，恰恰反映香港愈來愈多人認為中聯辦才是「主事人」。至於中聯辦為何予人這種認知，是港人憑空想像出來？抑或中聯辦打造出來的形象？這些問題都值得中聯辦、特區政府，以及主辦單位注意。我們認為，屬於香港內部事務的活動，應該以特區政府官員為重為先，切忌予人喧賓奪主的印象；對那些刻意逢迎中聯辦的主辦單位，中聯辦亦應知所警惕。
中聯辦官員愈強勢，特區官員就愈顯得矮化，對特區政府和官員的權威構成衝擊；另外，在同一場合，中聯辦官員與特區官員的關係，宛如內地官場的黨委與政府官員的關係，例如十‧一南丫島海難，前任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第一時間到醫院視察，並對傳媒發表談話，而特首梁振英則在旁邊聆聽，這「經典」一幕，惹來中聯辦干政的質疑。所以，要體現港人治港，中聯辦官員必須自我克制，應時刻警惕搶去特區官員的風頭。這樣並非面子問題，而是港人治港的表徵。另外，當然是中聯辦要讓那些「擦鞋仔」港人知道，吹捧中聯辦和官員不會得到好處，香港由特區政府當家作主，是利益的分配者。要做到這樣，前提是中聯辦必須克制，不沾手香港內部事務。
訪房探民隱有助了解港情
但要小心政治意涵
張曉明透露上任之後，為真正融入香港社會，搭過地鐵，感受到交香港通便捷、現代化城市管理的高水平，又到過深水，探訪基層居民及房居民，感受到那份自強不息的精神和對改善生活環境的熱切期盼。就中聯辦主任這個職位，張曉明是外派幹部，他走出辦公室，到社會上做實地調查，探尋民隱，更深入認識和了解香港，增加對香港的感性認知，對於他在香港的工作有幫助；不過，張曉明的房之行，使人聯想起當年許家屯的九龍城寨之行。
約30年前，許家屯來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當時正值中英會談，中英雙方明裏、暗裏都在角力和鬥爭。許家屯到任未幾，就微服到九龍城寨走了一趟。九龍城寨在香港問題中有特殊地位，在3條不平等條約中，它未割讓給英國，許家屯走訪城寨，「行使主權」政治意涵甚為明顯，反映了當時中英的鬥爭。內地官場，官員的行誼，都被認為有政治意涵，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首次離京南巡廣東，走21年前鄧小平南巡的足，被認為他會堅持開放改革。張曉明走訪房居民，除了要親自了解房情，感受居民處境外，會否有什麼政治意涵，只能靜待事態發展了。相信很多人都會關心：張曉明看過房了，他會否有跟進舉措？
我們指出政治意涵這一點，旨在說明香港事務只要涉及中聯辦官員，就會變得特別敏感，因為房是內部事務，中聯辦主任去探訪後，會否「指示」特首和政府如何解決房問題？港人這種心態，實際上是在留意中聯辦有沒有干預內部事務。張曉明或許會認為這是杞人憂天，不過，這是過去數年港人切身感受的心理反彈。
在昨日的論壇中，張曉明以「視線」和「眼光」訓勉香港年輕人，表示眼睛看到的地方稱之為「視線」，只決定現在，而眼睛看不到的地方，稱之為眼光，則決定未來，他相信本港年輕人都是有眼光之人云云，期望他們看到國家的發展和自己的前途。張曉明這個視線、眼光理論，有啟發性，放諸香港事務，「視線」若解讀為加強介入處理香港眼前的問題，則「眼光」就是當年鄧小平制定對港特殊方針政策的大戰略和大智慧。鄧小平對港政策的精髓是不干預，期望張曉明以「眼光」的高度，執行對港方針政策。
中聯辦官員須警惕
在董建華任特首期間，中聯辦自我克制，不插手香港內部事務，港人對中央和中聯辦恪守特區政府高度自治，給予高度評價；但是在曾蔭權任特首的7年，中聯辦涉及香港內部事務的手愈伸愈長，介入立法會選舉和涉及一些人事安排等，愈做愈肆無忌憚，近年中聯辦成為港人遊行示威熱門地點，就是反映許多人對中聯辦干政的不滿。
昨日，張曉明描述中聯辦的工作，包括「繼續致力於全面、客觀、準確地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情，認真地執行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繼續堅定地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施政，在特區政府有需要的時候，會積極提供協助，繼續廣泛地聯繫香港各界人士，多交朋友、廣交朋友、深交朋友，交知心朋友」。從字面上，這些說法，與他在〈豐富『一國兩制』實踐〉一文中提及的3個權力，調門顯得較低；那3個權力，即是要行使好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權力、落實好中央對主要官員的任命權、落實好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特別行政區的監督權，對此，許多人解讀是要加強對香港的控制。
張曉明的「軟話」，在有更多事實證明之前，無法解讀為中聯辦不再干政，事實上，他雖然說西環不治港，但是說西環要盡職，做好該做的事情，加上特區政府有需要的時候，中聯辦會積極提供協助。而他說了這麼多，港人最想聽到的「中聯辦不會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卻未宣之於口。港人對中聯辦干政的疑慮，顯然未能消除。
近年，關於中聯辦與特區政府的關係，還有一個觀察點，就是中聯辦官員和特區官員一同出席活動時，特區官員有意或無意之間被擠壓的情。以張曉明昨日出席的活動為例，由「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動委員會」主辦，主禮嘉賓是張曉明，民政事務局長曾德成以嘉賓身分出席，以曾德成的級數，由張曉明領風騷，可以理解，不過，主辦當局印發的活動資料，在出席嘉賓排名，排序是王志民（中聯辦副主任）、曾德成、陳林（中聯辦辦公廳主任）、楊立門（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其後是其他嘉賓。
從排序看來，這個活動無疑以中聯辦官員為主，特區政府官員為副。張曉明的排名高過曾德成，不會引來異議，但是王志民排在曾德成之前，陳林排在楊立門前面，使得特區政府官員在這場活動成為配角，甚至布景板。以往，類似場合以特區官員為主，近年，中聯辦官員凌駕特區官員的情，頗為常見，情或許只是主辦當局刻意逢迎，與中聯辦官員無關，但是吹捧中聯辦官員，矮化特區官員，恰恰反映香港愈來愈多人認為中聯辦才是「主事人」。至於中聯辦為何予人這種認知，是港人憑空想像出來？抑或中聯辦打造出來的形象？這些問題都值得中聯辦、特區政府，以及主辦單位注意。我們認為，屬於香港內部事務的活動，應該以特區政府官員為重為先，切忌予人喧賓奪主的印象；對那些刻意逢迎中聯辦的主辦單位，中聯辦亦應知所警惕。
中聯辦官員愈強勢，特區官員就愈顯得矮化，對特區政府和官員的權威構成衝擊；另外，在同一場合，中聯辦官員與特區官員的關係，宛如內地官場的黨委與政府官員的關係，例如十‧一南丫島海難，前任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第一時間到醫院視察，並對傳媒發表談話，而特首梁振英則在旁邊聆聽，這「經典」一幕，惹來中聯辦干政的質疑。所以，要體現港人治港，中聯辦官員必須自我克制，應時刻警惕搶去特區官員的風頭。這樣並非面子問題，而是港人治港的表徵。另外，當然是中聯辦要讓那些「擦鞋仔」港人知道，吹捧中聯辦和官員不會得到好處，香港由特區政府當家作主，是利益的分配者。要做到這樣，前提是中聯辦必須克制，不沾手香港內部事務。
訪房探民隱有助了解港情
但要小心政治意涵
張曉明透露上任之後，為真正融入香港社會，搭過地鐵，感受到交香港通便捷、現代化城市管理的高水平，又到過深水，探訪基層居民及房居民，感受到那份自強不息的精神和對改善生活環境的熱切期盼。就中聯辦主任這個職位，張曉明是外派幹部，他走出辦公室，到社會上做實地調查，探尋民隱，更深入認識和了解香港，增加對香港的感性認知，對於他在香港的工作有幫助；不過，張曉明的房之行，使人聯想起當年許家屯的九龍城寨之行。
約30年前，許家屯來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當時正值中英會談，中英雙方明裏、暗裏都在角力和鬥爭。許家屯到任未幾，就微服到九龍城寨走了一趟。九龍城寨在香港問題中有特殊地位，在3條不平等條約中，它未割讓給英國，許家屯走訪城寨，「行使主權」政治意涵甚為明顯，反映了當時中英的鬥爭。內地官場，官員的行誼，都被認為有政治意涵，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首次離京南巡廣東，走21年前鄧小平南巡的足，被認為他會堅持開放改革。張曉明走訪房居民，除了要親自了解房情，感受居民處境外，會否有什麼政治意涵，只能靜待事態發展了。相信很多人都會關心：張曉明看過房了，他會否有跟進舉措？
我們指出政治意涵這一點，旨在說明香港事務只要涉及中聯辦官員，就會變得特別敏感，因為房是內部事務，中聯辦主任去探訪後，會否「指示」特首和政府如何解決房問題？港人這種心態，實際上是在留意中聯辦有沒有干預內部事務。張曉明或許會認為這是杞人憂天，不過，這是過去數年港人切身感受的心理反彈。
在昨日的論壇中，張曉明以「視線」和「眼光」訓勉香港年輕人，表示眼睛看到的地方稱之為「視線」，只決定現在，而眼睛看不到的地方，稱之為眼光，則決定未來，他相信本港年輕人都是有眼光之人云云，期望他們看到國家的發展和自己的前途。張曉明這個視線、眼光理論，有啟發性，放諸香港事務，「視線」若解讀為加強介入處理香港眼前的問題，則「眼光」就是當年鄧小平制定對港特殊方針政策的大戰略和大智慧。鄧小平對港政策的精髓是不干預，期望張曉明以「眼光」的高度，執行對港方針政策。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程翔﹕中央防止中聯辦坐大
——對中聯辦人事變動的蠡測
中聯辦最近出現的人事調動，反映了兩個可能的動向，頗值得關心香港局勢的人士玩味。
首先，這個機構似乎是降了級；其次，它的前任領導人似乎是降了職。
「機構降級、主要負責人降職」
先說第一點。自從1983年許家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聯辦的前身，下同。當時俗稱「大分社」，以別於真正從事新聞業務的「小分社」）社長以來，這個中共在港最高代表機構就一直由中共中央委員級別的官員出任。許家屯以後的周南（14屆）、姜恩柱（15屆）、高祀仁（16屆）、彭清華（17屆）都是中央委員。可是最近中共派遣張曉明先生來港出任此職，他只有中央候補委員身分，這是30年來的第一次，這意味中聯辦降了半級。將來張曉明先生會否晉升為中央委員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在他未晉升之前（未來5年），中聯辦將不再能夠與港澳辦「平起平坐」，這是可以肯定的。
再說第二點。中聯辦的兩位正副主任彭清華和李剛分別「平調」到廣西和澳門。表面上看，他們的職務沒有變（分別是廣西區委書記和澳門中聯辦副主任），沒有降級，但實際上是降了級，因為香港地位的重要性，遠非廣西、澳門所可比擬。從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平調」到一個比較不那麼重要的地方，從官場邏輯看，這已經是降職。再加上他們離港倉卒，沒有給予大陸官場最起碼的送別待遇，足見貶職的可能性很大。
為什麼會出現「機構降級、主要負責人降職」這兩個變化？筆者願意提供一些個人的臆測以供讀者參考。上面兩點變化，是基於對事實的分析，那麼下面的推測，則純粹是筆者主觀良好願望下所作的判斷。
中央擔心中聯辦漸次坐大
有違「一國兩制」原則
筆者認為，中央是擔心中聯辦漸次坐大，有違「一國兩制」的原則，因而作出這個調整。
早在回歸前，中央就意識到香港回歸後，如果在特區政府旁邊還存在一個「新華社」的話，就很容易形成兩個權力中心，從而破壞「一國兩制」。所以在1996年左右就曾經派人來港研究撤銷新華社的可能性。據了解，當時香港新華社向中央官員力陳其繼續存在的必要性，並籲請負責調研的人「手下留情」，總算說服了中央保留新華社。但是中央在同意繼續保留新華社的同時，也規定了將來的新華社（即回歸後的中聯辦）不得與香港特區政府有直接的橫向聯繫，以免發生干擾特區政府的事宜。所以回歸後的中聯辦有人戲稱，跑馬地（當時新華社的所在地）與中環（特區政府的所在地）的地理距離只有幾公里，可是兩者之間的政治距離卻有幾千公里（因為兩者有事商量都必須透過北京進行）。中央除了規定中聯辦不得與特區有直接聯繫外，還規定大陸在港一切政治組織如人大、政協等，都不在港設機構，為的就是防止產生第二個權力中心，而港區的人大、政協每年到北京開會時，也不議論香港事務。從這一點看，中央當時對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是很大的，考慮得也很周全。
2003年50萬人示威後，中央改變了對港政策，當時派來香港做調研的人員，都認為中央需要主導香港發展，否則香港局勢會有失控之虞。2009年7月，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在網路雜誌《Hong Kong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名為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一個新政策的故事）的英文文章，直截了當的承認，中央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開始，就已放棄了對香港的不干預的政策，轉為參與和介入。
這就給中聯辦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逐步介入香港的政治運作。從那時起中聯辦就活躍於香港政壇，無論是發動意識形態的爭論（如2004至05年間發動對什麼是「愛國」、誰是「愛國者」的辯論），或直接指揮各級選舉，中聯辦的手都伸得很長、毫不忌諱。2008年中聯辦研究部負責人曹二寶正式提出要在港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2009年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提出與港府達成「十點共識」允許政協在港就港事發表意見。這些都顯示中聯辦逐步坐大到要參與香港管治的企圖心。
對中央政策產生嚴重干擾
最能說明中聯辦坐大的，是今年3月26日，梁振英當選特首翌日，即前往中聯辦「謝票」，一留90多分鐘，比他會見特首曾蔭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時間加起來還要多一倍，即時令到全港輿論嘩然。
中聯辦的坐大，除了構成第二權力中心，威脅香港特區的自治度外，實際上還對中央政策產生嚴重的干擾。就以這次特首選舉為例，中央本來並不屬意梁振英（這是政界人所共知的事，例如在選舉前，梁振英曾經多次求見時任港澳辦主任的廖暉不果，也曾跑到紐約想與參加聯合國會議的溫家寶總理在紐約「不期而會」，也被告知「無法安排」），但是中聯辦卻力薦他。例如，經常反映中聯辦觀點的周八駿先生在他的專欄裏就吹噓梁振英是特首的「不二之選」，這就有誤導中央之嫌。事實上在特首選舉過程中，中聯辦更赤膊上陣，為抬舉梁振英不惜粗暴橫蠻地干預香港的政治運作，例如主張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曹二寶就儼然以太上皇身分訓斥特首辦主任梁卓偉沒有盡力阻止立法會對梁振英「西九申報利益事件」的調查。正是中聯辦這種干擾，使中央目前在梁振英問題上陷入一個兩難的處境：換馬，損了中央的面子，不換馬，則今後因誠信問題而備受市民質疑的梁振英實在無從施政。這些都是中聯辦坐大惹的禍。
假如這個臆測不錯，那麼中央對中聯辦採取「機構降級、主要負責人降職」的處理，就值得我們肯定。
——對中聯辦人事變動的蠡測
中聯辦最近出現的人事調動，反映了兩個可能的動向，頗值得關心香港局勢的人士玩味。
首先，這個機構似乎是降了級；其次，它的前任領導人似乎是降了職。
「機構降級、主要負責人降職」
先說第一點。自從1983年許家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聯辦的前身，下同。當時俗稱「大分社」，以別於真正從事新聞業務的「小分社」）社長以來，這個中共在港最高代表機構就一直由中共中央委員級別的官員出任。許家屯以後的周南（14屆）、姜恩柱（15屆）、高祀仁（16屆）、彭清華（17屆）都是中央委員。可是最近中共派遣張曉明先生來港出任此職，他只有中央候補委員身分，這是30年來的第一次，這意味中聯辦降了半級。將來張曉明先生會否晉升為中央委員我們不得而知，但肯定在他未晉升之前（未來5年），中聯辦將不再能夠與港澳辦「平起平坐」，這是可以肯定的。
再說第二點。中聯辦的兩位正副主任彭清華和李剛分別「平調」到廣西和澳門。表面上看，他們的職務沒有變（分別是廣西區委書記和澳門中聯辦副主任），沒有降級，但實際上是降了級，因為香港地位的重要性，遠非廣西、澳門所可比擬。從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平調」到一個比較不那麼重要的地方，從官場邏輯看，這已經是降職。再加上他們離港倉卒，沒有給予大陸官場最起碼的送別待遇，足見貶職的可能性很大。
為什麼會出現「機構降級、主要負責人降職」這兩個變化？筆者願意提供一些個人的臆測以供讀者參考。上面兩點變化，是基於對事實的分析，那麼下面的推測，則純粹是筆者主觀良好願望下所作的判斷。
中央擔心中聯辦漸次坐大
有違「一國兩制」原則
筆者認為，中央是擔心中聯辦漸次坐大，有違「一國兩制」的原則，因而作出這個調整。
早在回歸前，中央就意識到香港回歸後，如果在特區政府旁邊還存在一個「新華社」的話，就很容易形成兩個權力中心，從而破壞「一國兩制」。所以在1996年左右就曾經派人來港研究撤銷新華社的可能性。據了解，當時香港新華社向中央官員力陳其繼續存在的必要性，並籲請負責調研的人「手下留情」，總算說服了中央保留新華社。但是中央在同意繼續保留新華社的同時，也規定了將來的新華社（即回歸後的中聯辦）不得與香港特區政府有直接的橫向聯繫，以免發生干擾特區政府的事宜。所以回歸後的中聯辦有人戲稱，跑馬地（當時新華社的所在地）與中環（特區政府的所在地）的地理距離只有幾公里，可是兩者之間的政治距離卻有幾千公里（因為兩者有事商量都必須透過北京進行）。中央除了規定中聯辦不得與特區有直接聯繫外，還規定大陸在港一切政治組織如人大、政協等，都不在港設機構，為的就是防止產生第二個權力中心，而港區的人大、政協每年到北京開會時，也不議論香港事務。從這一點看，中央當時對落實「一國兩制」的決心是很大的，考慮得也很周全。
2003年50萬人示威後，中央改變了對港政策，當時派來香港做調研的人員，都認為中央需要主導香港發展，否則香港局勢會有失控之虞。2009年7月，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程潔在網路雜誌《Hong Kong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名為The Story of A New Policy（一個新政策的故事）的英文文章，直截了當的承認，中央自2003年「七一」大遊行開始，就已放棄了對香港的不干預的政策，轉為參與和介入。
這就給中聯辦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逐步介入香港的政治運作。從那時起中聯辦就活躍於香港政壇，無論是發動意識形態的爭論（如2004至05年間發動對什麼是「愛國」、誰是「愛國者」的辯論），或直接指揮各級選舉，中聯辦的手都伸得很長、毫不忌諱。2008年中聯辦研究部負責人曹二寶正式提出要在港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2009年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提出與港府達成「十點共識」允許政協在港就港事發表意見。這些都顯示中聯辦逐步坐大到要參與香港管治的企圖心。
對中央政策產生嚴重干擾
最能說明中聯辦坐大的，是今年3月26日，梁振英當選特首翌日，即前往中聯辦「謝票」，一留90多分鐘，比他會見特首曾蔭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時間加起來還要多一倍，即時令到全港輿論嘩然。
中聯辦的坐大，除了構成第二權力中心，威脅香港特區的自治度外，實際上還對中央政策產生嚴重的干擾。就以這次特首選舉為例，中央本來並不屬意梁振英（這是政界人所共知的事，例如在選舉前，梁振英曾經多次求見時任港澳辦主任的廖暉不果，也曾跑到紐約想與參加聯合國會議的溫家寶總理在紐約「不期而會」，也被告知「無法安排」），但是中聯辦卻力薦他。例如，經常反映中聯辦觀點的周八駿先生在他的專欄裏就吹噓梁振英是特首的「不二之選」，這就有誤導中央之嫌。事實上在特首選舉過程中，中聯辦更赤膊上陣，為抬舉梁振英不惜粗暴橫蠻地干預香港的政治運作，例如主張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的曹二寶就儼然以太上皇身分訓斥特首辦主任梁卓偉沒有盡力阻止立法會對梁振英「西九申報利益事件」的調查。正是中聯辦這種干擾，使中央目前在梁振英問題上陷入一個兩難的處境：換馬，損了中央的面子，不換馬，則今後因誠信問題而備受市民質疑的梁振英實在無從施政。這些都是中聯辦坐大惹的禍。
假如這個臆測不錯，那麼中央對中聯辦採取「機構降級、主要負責人降職」的處理，就值得我們肯定。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 特首梁振英表示，明天發表的首份施政告會就施政交代目標、計劃和步驟，有信心解決深層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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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表示，明天發表的首份施政告會就施政交代目標、計劃和步驟，有信心解決深層次問題。
梁振英今早回到辦公室準備開行政會議之前，向傳媒說，明天的施政報告，既是年度的報告，也是未來5年的施政藍圖。
他說，過去的確積聚了不少深層次問題，他將會在施政報告中，交代解決問題的目標、計劃和步驟。
他坦言會有困難，但有信心，他的團隊齊心合作，可以為香港建設更好的未來。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經濟民生亂如麻 藍圖易畫難落實
特首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今日出爐，是龍是蛇，即將分曉。他強調施政報告是未來五年的施政藍圖，將交代政府工作目標、計劃及步驟。很明顯，梁振英希望社會聚焦於長遠，以及他為解決深層次問題作出的努力。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香港回歸以來，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整體競爭力每況愈下，深層次矛盾愈演愈烈，根源在於歷屆政府鼠目寸光，沒有願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尤其曾蔭權政府「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一味以小恩小惠、小打小鬧敷衍民意，以致貧窮、房屋、安老、教育、環保等問題不斷惡化，終成今日尾大不掉之局，為繼任者留下大量爛攤子，埋下大量地雷。
今次施政報告能否高屋建瓴，明確提出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研究全民退保制度、十五年免費教育等，既是各界關注的焦點，也是對新政府能否兌現「適度有為」承諾的檢驗。以全民退保為例，雖然茲事體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港府不能總是以社會無共識為藉口一直拖下去。隨着人口老化加快，安老問題迫在眉睫，這不僅關乎老人福利，而且關乎社會長治久安，早一日研究，早一日解決，關鍵在港府有沒有承擔。
當然，推出施政藍圖是一回事，能不能落實是另一回事。當年董建華初上任，也曾提出不少宏圖大計，結果如何呢？房屋「八萬五」不提起就不存在，鮮花港、中藥港淪為笑話，數碼港淪為地產項目，董建華被迫中途「腳痛」落台，落得個灰溜溜的下場。曾蔭權任內更是將黃金十年、香港新希望、十大基建、六大產業等吹得天花亂墜，可惜眼高手低，這些大計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好事多磨，至今沒有一件完全落實。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梁振英對此應該有切身體會。現屆政府上台半年推出不少施政大計，無不惹來風風雨雨，結果幾乎是推出一項，跪低一項，慘不忍睹。
其中房屋政策寸步難行最典型，儘管九成市民希望施政報告優先解決居住問題，港府亦重申加快房屋供應，奈何遭遇到「地從何來」的老問題。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受阻後，港府提出「寸土必爭」、「移山填海」，前者是在市區見縫插針，意義不大；後者涉及環保因素，幾乎沒有可行性，不能不令人對港府「大興木土」的雄心壯志大打折扣。還有，梁振英提出設立金融發展局，被批評走回獨沽金融業一味的老路，發展經濟「無料到」。
一言以蔽之，香港利益多元化，社會日益政治化，使政府施政難度大增，挑戰更多。尤其是港府民望低落，備受掣肘，再美麗的施政藍圖，再宏偉的工作目標，也必定會受到阻撓，要衝出重圍，恐怕說易行難。
特首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今日出爐，是龍是蛇，即將分曉。他強調施政報告是未來五年的施政藍圖，將交代政府工作目標、計劃及步驟。很明顯，梁振英希望社會聚焦於長遠，以及他為解決深層次問題作出的努力。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香港回歸以來，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整體競爭力每況愈下，深層次矛盾愈演愈烈，根源在於歷屆政府鼠目寸光，沒有願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尤其曾蔭權政府「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一味以小恩小惠、小打小鬧敷衍民意，以致貧窮、房屋、安老、教育、環保等問題不斷惡化，終成今日尾大不掉之局，為繼任者留下大量爛攤子，埋下大量地雷。
今次施政報告能否高屋建瓴，明確提出增加房屋及土地供應、研究全民退保制度、十五年免費教育等，既是各界關注的焦點，也是對新政府能否兌現「適度有為」承諾的檢驗。以全民退保為例，雖然茲事體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港府不能總是以社會無共識為藉口一直拖下去。隨着人口老化加快，安老問題迫在眉睫，這不僅關乎老人福利，而且關乎社會長治久安，早一日研究，早一日解決，關鍵在港府有沒有承擔。
當然，推出施政藍圖是一回事，能不能落實是另一回事。當年董建華初上任，也曾提出不少宏圖大計，結果如何呢？房屋「八萬五」不提起就不存在，鮮花港、中藥港淪為笑話，數碼港淪為地產項目，董建華被迫中途「腳痛」落台，落得個灰溜溜的下場。曾蔭權任內更是將黃金十年、香港新希望、十大基建、六大產業等吹得天花亂墜，可惜眼高手低，這些大計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好事多磨，至今沒有一件完全落實。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梁振英對此應該有切身體會。現屆政府上台半年推出不少施政大計，無不惹來風風雨雨，結果幾乎是推出一項，跪低一項，慘不忍睹。
其中房屋政策寸步難行最典型，儘管九成市民希望施政報告優先解決居住問題，港府亦重申加快房屋供應，奈何遭遇到「地從何來」的老問題。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受阻後，港府提出「寸土必爭」、「移山填海」，前者是在市區見縫插針，意義不大；後者涉及環保因素，幾乎沒有可行性，不能不令人對港府「大興木土」的雄心壯志大打折扣。還有，梁振英提出設立金融發展局，被批評走回獨沽金融業一味的老路，發展經濟「無料到」。
一言以蔽之，香港利益多元化，社會日益政治化，使政府施政難度大增，挑戰更多。尤其是港府民望低落，備受掣肘，再美麗的施政藍圖，再宏偉的工作目標，也必定會受到阻撓，要衝出重圍，恐怕說易行難。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西環治港乎？
中聯辦新主任張曉明上任後高調表示「西環不治港、但西環要盡職」，「一國兩制」之下，中聯辦不治港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如何「盡職」尚有無限的想像空間。
中央派港澳辦的副主任張曉明來港，意在其對香港事務熟悉，不必費時了解學習，可即刻進入狀況，然陷於中央是否干預香港的迷思。
張曉明一句「西環不治港」雖有助於樹立梁振英特首的威信，但並不能完全消除香港人的疑慮，港人期待中聯辦不僅做好中央賦予的職責，相對之也應如實反映港情，反映港人的愛國之心和對民生經濟的不滿之情，此當為中聯辦不可推卸的責任。
張曉明同時提出《基本法》二十三條的立法「不是一個提都不能提的禁區」，立法是特區政府的責任。○三年有五十萬人上街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今日社會氛圍並沒有多大改變，自由與法治是香港的核心價值，《南方周末》事件受到香港傳媒的大肆報道和知識分子的聲援，就是港人對失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及行動自由的憂慮。若強推二十三條立法且毫無妥協空間，恐將重挫現任特首威信，並造成港人再度走上街頭。
西環治港乎？這個問題在社會中盤旋蕩漾着，鄧小平當年設計「一國兩制」就是保證北京不會插手干預香港事務，現似乎走了調，讓許多人感嘆不是五十年不變嗎？怎麼才十五年就變了味？許多事情讓台灣人看在眼裏，最怕的就是台灣未來變成「特區」。
北京對香港不放心，現在見到遊行隊伍中有零星的米字旗就敏感地抨為港獨，反倒鼓舞了遊行的人士，以致近期的遊行行列中一片英旗飄揚。大禹治水是以疏導的方式獲得成功，順勢而為，若以圍堵的方式總有潰堤的一天。
江素惠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郭榮鏗﹕中央對港的權與限
2012年12月10日刊登了筆者題為〈人大常委有權監督香港立法會立法？〉的文章，指出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在行使對香港立法會通過的法律的「備案」權和「發回」權時有限制，不料隨即惹來一些內地官員、學者和評論員撰文反擊，指中央對香港的權力不單沒有限制，還旁徵博引，指中央對港其實有更多和更大的權力。
憲法的性質
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協約
他們那近乎過敏的反應，實在令筆者感到疑惑和驚訝。其實任何一個有憲法的國家，都應當知道憲法的性質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協約，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限制政府的權力，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筆者且舉一個具體的例子，讓讀者更容易明白這個概念：言論自由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不須由任何人或機構——包括政府——賦予即可享有。因此憲法訂明人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其意義除了是人民的言論自由有法律的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一旦政府侵害人民的言論自由時，有法律限制甚至禁止其行為。
同理，中央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思去處理香港回歸問題，其後於1984年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承諾「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中英聯合聲明》第2段第2條），並於1990年頒布《基本法》，將「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這些重大的原則變成法律。
中央與特區之間的協約
若我們引伸上述憲法的性質去理解《基本法》，它就是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之間的協約，作用在於界定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之間的權力和限制，以落實「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香港特首的選任和罷免，正好用來說明《基本法》是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之間的協約的最佳例子。
先說選任特首的程序：根據《基本法》，特首的選任，必須先按照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由港方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並最終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舉選出，然後由中央行使第45條的權力任命當選人正式成為特首；至於罷免特首，其程序則是根據《基本法》第73(9)條，由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特首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然後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由此可見，不論是任命還是罷免特首，中央行使其權力前都必須先得到香港方面有關的權力機關同意或共識，不能脫離港方的權力而獨立存在或單方面啟動。
要成功落實「一國兩制」
全視乎中央能否自我約束
即使我們不把《基本法》當作憲法來看，以常識來推論，既然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政策和方針，是「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那麼《基本法》規定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權力須有限制，甚至中央政府應該自我約束，避免越權干預屬香港特區管理的事務，也是理所當然的。若非如此，《基本法》第22條就不須特別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反過來說，儘管香港特區的自治權是源於中央政府的授權，但如果因此解讀為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權力是無限制的，甚至說到中央政府可任意授權或任意收權，哪還有什麼「高度自治」可言？
其實，要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全然視乎中央政府能否自我約束。以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為例，《基本法》第158條雖然賦權人大常委會有釋法的權力，但行使前必須先符合兩個條件，包括：（一）案件須涉及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條款，及（二）應由香港終審法院向人大常委提出呈請。然而，回歸後4次「釋法」，其中3次人大常委均在上述兩個條件仍未滿足的情下便行使釋法權，嚴重破壞香港的法治制度及衝擊「一國兩制」。因此，除了香港的法律學者，不少內地法律學者亦認為人大常委過往行使釋法權時的做法不合時宜，並公開呼籲人大常委應自我約束，在未完全符合《基本法》第158條所定的條件的情下，不應釋法。
總體來說，《基本法》作為一部具憲法性質的法律，它清楚地劃分了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的權力和限制，因此中央對港的權力有所限制，實屬理所當然。過分強調中央政府的權力沒有限制，甚至認為它可隨意運用權力，只會導致違反《基本法》和破壞「一國兩制」的惡果。
2012年12月10日刊登了筆者題為〈人大常委有權監督香港立法會立法？〉的文章，指出根據《基本法》，人大常委在行使對香港立法會通過的法律的「備案」權和「發回」權時有限制，不料隨即惹來一些內地官員、學者和評論員撰文反擊，指中央對香港的權力不單沒有限制，還旁徵博引，指中央對港其實有更多和更大的權力。
憲法的性質
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協約
他們那近乎過敏的反應，實在令筆者感到疑惑和驚訝。其實任何一個有憲法的國家，都應當知道憲法的性質是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協約，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限制政府的權力，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筆者且舉一個具體的例子，讓讀者更容易明白這個概念：言論自由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不須由任何人或機構——包括政府——賦予即可享有。因此憲法訂明人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其意義除了是人民的言論自由有法律的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一旦政府侵害人民的言論自由時，有法律限制甚至禁止其行為。
同理，中央政府在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思去處理香港回歸問題，其後於1984年與英國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承諾「除外交和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中英聯合聲明》第2段第2條），並於1990年頒布《基本法》，將「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這些重大的原則變成法律。
中央與特區之間的協約
若我們引伸上述憲法的性質去理解《基本法》，它就是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之間的協約，作用在於界定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之間的權力和限制，以落實「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香港特首的選任和罷免，正好用來說明《基本法》是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之間的協約的最佳例子。
先說選任特首的程序：根據《基本法》，特首的選任，必須先按照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由港方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並最終由香港市民一人一票選舉選出，然後由中央行使第45條的權力任命當選人正式成為特首；至於罷免特首，其程序則是根據《基本法》第73(9)條，由立法會全體議員的四分之一聯合動議，指控特首有嚴重違法或瀆職行為而不辭職，經立法會通過進行調查，然後委託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負責組成獨立的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並向立法會提出報告。如該調查委員會認為有足夠證據構成上述指控，立法會以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人民政府決定。由此可見，不論是任命還是罷免特首，中央行使其權力前都必須先得到香港方面有關的權力機關同意或共識，不能脫離港方的權力而獨立存在或單方面啟動。
要成功落實「一國兩制」
全視乎中央能否自我約束
即使我們不把《基本法》當作憲法來看，以常識來推論，既然中央政府對香港的基本政策和方針，是「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那麼《基本法》規定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權力須有限制，甚至中央政府應該自我約束，避免越權干預屬香港特區管理的事務，也是理所當然的。若非如此，《基本法》第22條就不須特別訂明「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反過來說，儘管香港特區的自治權是源於中央政府的授權，但如果因此解讀為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權力是無限制的，甚至說到中央政府可任意授權或任意收權，哪還有什麼「高度自治」可言？
其實，要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全然視乎中央政府能否自我約束。以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的權力為例，《基本法》第158條雖然賦權人大常委會有釋法的權力，但行使前必須先符合兩個條件，包括：（一）案件須涉及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的條款，及（二）應由香港終審法院向人大常委提出呈請。然而，回歸後4次「釋法」，其中3次人大常委均在上述兩個條件仍未滿足的情下便行使釋法權，嚴重破壞香港的法治制度及衝擊「一國兩制」。因此，除了香港的法律學者，不少內地法律學者亦認為人大常委過往行使釋法權時的做法不合時宜，並公開呼籲人大常委應自我約束，在未完全符合《基本法》第158條所定的條件的情下，不應釋法。
總體來說，《基本法》作為一部具憲法性質的法律，它清楚地劃分了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的權力和限制，因此中央對港的權力有所限制，實屬理所當然。過分強調中央政府的權力沒有限制，甚至認為它可隨意運用權力，只會導致違反《基本法》和破壞「一國兩制」的惡果。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立會否決施政報告致謝議案 (22:42)
特首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的立法會致謝議案，未能獲立法會通過。
立法會議員對施政報告，辯論了3日，在今晚就致謝動議表決時，未能通過直選的分組投票。在功能組別中，24票贊成，10票反對，而地區直選方面，有16票贊成，18票反對。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總結時稱，在行政長官發布《施政報告》之後，有一些議員批評報告內容空泛，缺乏具體措施，亦未能徹底解決深層次問題，又批評《施政報告》建議成立多個委員會是架疊屋，並有拖延時間之嫌。她不認同這些批評，她表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不能一步解決，但必須為解決問題邁出第一步。而在過去六個月，政府急民所急，不等《施政報告》，已推出多項重大政策。
特首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的立法會致謝議案，未能獲立法會通過。
立法會議員對施政報告，辯論了3日，在今晚就致謝動議表決時，未能通過直選的分組投票。在功能組別中，24票贊成，10票反對，而地區直選方面，有16票贊成，18票反對。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在總結時稱，在行政長官發布《施政報告》之後，有一些議員批評報告內容空泛，缺乏具體措施，亦未能徹底解決深層次問題，又批評《施政報告》建議成立多個委員會是架疊屋，並有拖延時間之嫌。她不認同這些批評，她表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不能一步解決，但必須為解決問題邁出第一步。而在過去六個月，政府急民所急，不等《施政報告》，已推出多項重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