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調管治團隊要愛國 「中央有責監督公職人員效忠」
特區政府換屆在即，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昨在發言中特別對管治團隊提出要求。他強調，管治班子必須由愛國者組成，而中央對公職人員是否效忠國家亦有監督責任。他同時要求，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必須帶頭學習基本法，並以此作為政府任用、評價公職人員的重要標準。
促部門省市自治區學基本法
張德江昨在發言中多次提出對特區政府公職人員要求，包括管治團隊「必須由尊重中華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不損害香港繁榮穩定的愛國者組成」。同時間，他指出，中央對特區政府公職人員是否擁護基本法、效忠國家及特別行政區，都負有監督責任。
談及未來加強基本法宣傳教育時，張德江表示，中央政府各部門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香港行政、立法以及司法機關，都要帶頭認真學習並嚴格遵守基本法。他認為，學習掌握基本法的水準亦是香港政府任用以及評價公職人員的重要標準，希望藉此努力提升管治團隊的國家觀、大局觀和法治觀。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感到中央對公務員要求收緊，質疑張德江所言有權監督公職人員是否僅限問責官員，還是全港公務員，若包括後者，此要求便是超越基本法所規定。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鄧小平當年已提過「愛國者治港」原則，張德江今次只是引用其說話，原則上沒有不同。對於會否影響有民主派背景的人士加入新一屆政府，他說，中央對愛國愛港的定義較寬鬆，愛國者可有不同政治立場，但需要維護國家和香港利益。他又說，相信日後中央高官會愈來愈多引用鄧小平說話，以示對港政策從一而終，並以此作理據反擊那些批評一國兩制走樣的人。
公民黨陳淑莊認為，愛國與否有不同的演繹，重要的是唯才是用，不希望政府任命官員時只問愛國，而不理能力。
張德江提佔中 梁振英即改坐姿
昨日的「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會上，內地出席者包括黨政軍代表及學者。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中央統戰部長孫春蘭入場時與前排所有出席嘉賓握手。張德江發表講話時，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現出認真記錄，特首梁振英更特意側身聽取講話。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范徐麗泰及全國政協委員譚耀宗等港方代表會前與場內熟人寒暄合照，梁愛詩與范太全程交流不斷。張德江早上9時帶笑現身，從會場左側與第一排與會人員依次握手。主席台上，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等，董建華和梁振英分別坐兩邊最側。
張德江講話提到佔中，梁振英即一改坐姿，身形側向張，表現出認真聽取講話內容，董建華則表現輕鬆。
梁振英發言期間 李源潮走出會場
值得一提的是，座談會前段梁振英發言時，李源潮突然起身，並示意坐在台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機關黨組副書記信春鷹一同走出會場，大約半個多小時後，信春鷹重回會場，李源潮直至座談會結束也未再露面。
與會者不乏黨政軍代表，除了港人熟悉的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前主任喬曉陽，還有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陳世炬、中組部副部長齊玉、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交通部部長李小鵬、廣東省長馬興瑞；軍方代表有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乙曉光、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秦生祥。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確實已走到盡頭(二) P7/回復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P9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確實已走到盡頭(二) P7/回復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P9
一國兩制與管理型政府的極限
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從一個殖民地的行政型政府（administrative state）成功轉型為管理型政府（managerial state），並且長年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在「政府效率」方面名列前茅，可見特區政府作為一個管理型政府，其表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大家自然會冒出一個問號：既然政府效率這麼高，那為何香港發展近年來卻一直停滯不前呢？筆者希望從一國兩制的實際實踐和實况的角度，嘗試探討此問題。
管理型政府的局限
比起管理型政府，將「managerial state」翻譯為「經理型政府」可能更為貼切。顧名思義，「管理型政府」意味着這類型的政府，本質上只能充當「經理」角色和履行「經理」的功能。因此不難想像，今時今日管理型政府在香港須至少面對兩種與其性質不合的「任務」，導致屢屢出現力有未逮甚至有心無力的情况：其一是市民政治，其二是低增長時代的分配問題。
對於目前正在形成的新型具民粹性、數碼化和民智已開的市民政治，且不說特區政府的「經理們」一定應付不了，就連西方的成熟政黨也難以招架，顯然這中間存在着嚴重的「代差」問題。這對於仍相信「先經濟，後政治」的管理型政府來說，不是一時半刻可改變得了的。至於低增長時代的分配問題，正如經理通常擅長處理生產問題而非分配問題，香港的管理型政府也明顯不是為低增長時代的分配問題而設計。這兩種問題實質上揭示出香港的管理型政府所面對的範式（paradigmatic）問題的一面，亦即是管治模式跟不上時代需要。
然而，擺在政府面前的，遠不止這些範式問題，而是更嚴重的結構問題。這裏筆者將它們綜合為3個「C」：Communist state（共產國家）、cartel party（寡頭壟斷型政黨／卡特爾型政黨）及crony capitalism（裙帶資本主義）；再加上上述的citizen politics（市民政治），可簡稱為足以令管理型政府陷入四面楚歌的「4C」。
一國兩制中的各種異化
第一個「C」的Communist state（共產國家）實際上是指中國作為列寧主義國家（Leninist state）這一點。這裏不是說共產主義有什麼問題，而是國家作為列寧主義國家，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上須面對制度迥異的香港，因而特別容易出現事倍功半和格格不入的情况。這一點筆者深受柏拉圖的《高爾吉亞篇》（Gorgias）所啟發。
在《高爾吉亞篇》中，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認為專制君主（tyrant）是沒有實際權力的，其發想點是正如我們不會認為一個傻瓜認定自己做得最好的是最好的，而專制君主的情况其實也差不多：專制君主總是認為自己做的是對的和最好的；但正正由於他的身分與做事方法，使他對事情缺乏充分認識，從而令他所採取的措施永遠都不可能是最好或最恰當的，因而其權力是無法充分發揮的。當然這一點也可以延伸到香港的精英管治之上。但無論中央對港的認知出現誤差是否與其專制性有關，回歸以來多次讓人們感到中央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拿揑得不太準確，有時反而釀成了更大的問題。這些決策對於香港作為中央其下的一個管理型政府，幾乎是不可能不接受，更遑論有條件把它們修正過來。
第二個「C」的cartel party（寡頭壟斷型政黨／卡特爾型政黨），是指政黨的行徑愈來愈像卡特爾或寡頭壟斷，它們利用國家／政府的資源來限制政治競爭，繼而確保自己在選舉中獲勝，在香港實際上就是所謂的「保皇黨」。一般在西方的管理型政府，精英們都傾向以兩黨制來製造出政黨輪替的印象，至少令市民感到他們是有選擇的，以及其意志得以彰顯。可是在香港，就連這一道工夫也省掉，直接用層次更低的「保皇黨」保駕護航。這也是造成管理型政府無法得到認受性和市民尊重的主因之一。
第三個「C」的crony capitalism（裙帶資本主義），更傳神的可譯為「權貴資本主義」或「朋黨資本主義」。香港在2014年3月「忽然」得到英國《經濟學人》發布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中23個地方中的首位，令各界嘩然——香港富豪財富佔GDP（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接近80%，而排名第二的俄羅斯，則只有大約為20%，可見問題之嚴重。不過《經濟學人》在2016年的統計中卻很給面子，再沒有把香港列在排行榜中，而是包含在中國之內排名11。由此可見，相對在西方「後工業」社會中舊的資本階級被新的管理階級（行政人員、官僚、專業人士、知識分子等）所取代，香港社會依舊為資本階級所把持，管理型政府為利益集團所控制，令積壓已久的分配問題更難得到解決，市民的政治訴求無法得到滿足。這儼然是一個「鍍金時代」（gilded age）的景况，導致社會道德水平下降、市場經濟秩序混亂，社會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克服異化 重回一國兩制初心
中央滿以為掌握了上述的「3C」與特區政府便可安枕無憂，殊不知這是一種飲鳩止渴的做法：「3C」正是造成香港局勢混亂與一國兩制異化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令政府無法有效施政的障礙；再加上管理型政府本就難以招架的市民政治（citizen politics），特區政府實質上已陷入了「4C」環伺的局面，需要一次範式轉移才有望擺脫這困局。
故此，中央好應該成為實行範式轉移的策源點。除了繼續加深對香港的了解之外，亦應積極打破《高爾吉亞篇》中專制君主「種瓜得豆」的怪圈，適當地放權給特區政府，促成它向「後管理型政府」（post-managerial state）進化，使之能更有效掌握社會脈絡與動態。如此一來，政府必將更有效面對公眾及市民政治，減少對卡特爾型政黨（「保皇黨」）的依賴，繼而帶動「保皇黨」的轉型和改革。這樣才能為遏止裙帶資本主義創造條件，彌補之前所造成的破壞及後遺症，為香港迎來一個新的進步時代。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袁彌昌
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從一個殖民地的行政型政府（administrative state）成功轉型為管理型政府（managerial state），並且長年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發表的《世界競爭力年報》中，在「政府效率」方面名列前茅，可見特區政府作為一個管理型政府，其表現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大家自然會冒出一個問號：既然政府效率這麼高，那為何香港發展近年來卻一直停滯不前呢？筆者希望從一國兩制的實際實踐和實况的角度，嘗試探討此問題。
管理型政府的局限
比起管理型政府，將「managerial state」翻譯為「經理型政府」可能更為貼切。顧名思義，「管理型政府」意味着這類型的政府，本質上只能充當「經理」角色和履行「經理」的功能。因此不難想像，今時今日管理型政府在香港須至少面對兩種與其性質不合的「任務」，導致屢屢出現力有未逮甚至有心無力的情况：其一是市民政治，其二是低增長時代的分配問題。
對於目前正在形成的新型具民粹性、數碼化和民智已開的市民政治，且不說特區政府的「經理們」一定應付不了，就連西方的成熟政黨也難以招架，顯然這中間存在着嚴重的「代差」問題。這對於仍相信「先經濟，後政治」的管理型政府來說，不是一時半刻可改變得了的。至於低增長時代的分配問題，正如經理通常擅長處理生產問題而非分配問題，香港的管理型政府也明顯不是為低增長時代的分配問題而設計。這兩種問題實質上揭示出香港的管理型政府所面對的範式（paradigmatic）問題的一面，亦即是管治模式跟不上時代需要。
然而，擺在政府面前的，遠不止這些範式問題，而是更嚴重的結構問題。這裏筆者將它們綜合為3個「C」：Communist state（共產國家）、cartel party（寡頭壟斷型政黨／卡特爾型政黨）及crony capitalism（裙帶資本主義）；再加上上述的citizen politics（市民政治），可簡稱為足以令管理型政府陷入四面楚歌的「4C」。
一國兩制中的各種異化
第一個「C」的Communist state（共產國家）實際上是指中國作為列寧主義國家（Leninist state）這一點。這裏不是說共產主義有什麼問題，而是國家作為列寧主義國家，在一國兩制的實踐上須面對制度迥異的香港，因而特別容易出現事倍功半和格格不入的情况。這一點筆者深受柏拉圖的《高爾吉亞篇》（Gorgias）所啟發。
在《高爾吉亞篇》中，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認為專制君主（tyrant）是沒有實際權力的，其發想點是正如我們不會認為一個傻瓜認定自己做得最好的是最好的，而專制君主的情况其實也差不多：專制君主總是認為自己做的是對的和最好的；但正正由於他的身分與做事方法，使他對事情缺乏充分認識，從而令他所採取的措施永遠都不可能是最好或最恰當的，因而其權力是無法充分發揮的。當然這一點也可以延伸到香港的精英管治之上。但無論中央對港的認知出現誤差是否與其專制性有關，回歸以來多次讓人們感到中央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拿揑得不太準確，有時反而釀成了更大的問題。這些決策對於香港作為中央其下的一個管理型政府，幾乎是不可能不接受，更遑論有條件把它們修正過來。
第二個「C」的cartel party（寡頭壟斷型政黨／卡特爾型政黨），是指政黨的行徑愈來愈像卡特爾或寡頭壟斷，它們利用國家／政府的資源來限制政治競爭，繼而確保自己在選舉中獲勝，在香港實際上就是所謂的「保皇黨」。一般在西方的管理型政府，精英們都傾向以兩黨制來製造出政黨輪替的印象，至少令市民感到他們是有選擇的，以及其意志得以彰顯。可是在香港，就連這一道工夫也省掉，直接用層次更低的「保皇黨」保駕護航。這也是造成管理型政府無法得到認受性和市民尊重的主因之一。
第三個「C」的crony capitalism（裙帶資本主義），更傳神的可譯為「權貴資本主義」或「朋黨資本主義」。香港在2014年3月「忽然」得到英國《經濟學人》發布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排行榜中23個地方中的首位，令各界嘩然——香港富豪財富佔GDP（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接近80%，而排名第二的俄羅斯，則只有大約為20%，可見問題之嚴重。不過《經濟學人》在2016年的統計中卻很給面子，再沒有把香港列在排行榜中，而是包含在中國之內排名11。由此可見，相對在西方「後工業」社會中舊的資本階級被新的管理階級（行政人員、官僚、專業人士、知識分子等）所取代，香港社會依舊為資本階級所把持，管理型政府為利益集團所控制，令積壓已久的分配問題更難得到解決，市民的政治訴求無法得到滿足。這儼然是一個「鍍金時代」（gilded age）的景况，導致社會道德水平下降、市場經濟秩序混亂，社會發展陷入惡性循環。
克服異化 重回一國兩制初心
中央滿以為掌握了上述的「3C」與特區政府便可安枕無憂，殊不知這是一種飲鳩止渴的做法：「3C」正是造成香港局勢混亂與一國兩制異化的最主要原因，也是令政府無法有效施政的障礙；再加上管理型政府本就難以招架的市民政治（citizen politics），特區政府實質上已陷入了「4C」環伺的局面，需要一次範式轉移才有望擺脫這困局。
故此，中央好應該成為實行範式轉移的策源點。除了繼續加深對香港的了解之外，亦應積極打破《高爾吉亞篇》中專制君主「種瓜得豆」的怪圈，適當地放權給特區政府，促成它向「後管理型政府」（post-managerial state）進化，使之能更有效掌握社會脈絡與動態。如此一來，政府必將更有效面對公眾及市民政治，減少對卡特爾型政黨（「保皇黨」）的依賴，繼而帶動「保皇黨」的轉型和改革。這樣才能為遏止裙帶資本主義創造條件，彌補之前所造成的破壞及後遺症，為香港迎來一個新的進步時代。
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
袁彌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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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滿張德江言論
六四事件28周年前夕，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上周六開腔，指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而是以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其言論惹本港各界批評違反一國兩制，昨亦有參與六四遊行的學生，直言言論只會激發年輕一代「要激進啲、暴力抗爭」。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指，《基本法》訂明的政治體制不是三權分立，也不是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而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昨不少遊行人士均炮轟其言論激發中港矛盾，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批評，張的說法公然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望港人站出來，以免一國兩制走樣、變形；從事運輸業的黃生更自製橫額，批評張的言論打壓香港民主發展、「講嚟呃香港人」；28年來堅持參與六四遊行的王生直言，「香港點會唔係三權分立，根本冇可能」，形容內地踐踏三權分立等同「搞我屋企，肯定同佢搏過」。
憂港步向獨裁
浸大學生張同學亦指反感，「香港一直都係三權分立，唔係行政主導」，又稱其說法令人憂慮香港會步向獨裁。他認為，傘運後已有不少年輕人認為需改變爭取民主方式，稱張德江言論只會更激發年輕一代，令社會運動出現「要激進啲、暴力抗爭」現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亦現身遊行，他認為中央越發表得多對香港主權的言論，只會引來港人越多反抗。
六四事件28周年前夕，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上周六開腔，指香港不實行三權分立，而是以特首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其言論惹本港各界批評違反一國兩制，昨亦有參與六四遊行的學生，直言言論只會激發年輕一代「要激進啲、暴力抗爭」。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指，《基本法》訂明的政治體制不是三權分立，也不是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而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昨不少遊行人士均炮轟其言論激發中港矛盾，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批評，張的說法公然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望港人站出來，以免一國兩制走樣、變形；從事運輸業的黃生更自製橫額，批評張的言論打壓香港民主發展、「講嚟呃香港人」；28年來堅持參與六四遊行的王生直言，「香港點會唔係三權分立，根本冇可能」，形容內地踐踏三權分立等同「搞我屋企，肯定同佢搏過」。
憂港步向獨裁
浸大學生張同學亦指反感，「香港一直都係三權分立，唔係行政主導」，又稱其說法令人憂慮香港會步向獨裁。他認為，傘運後已有不少年輕人認為需改變爭取民主方式，稱張德江言論只會更激發年輕一代，令社會運動出現「要激進啲、暴力抗爭」現象。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亦現身遊行，他認為中央越發表得多對香港主權的言論，只會引來港人越多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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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要打倒鄧小平遺訓？
1990年2月當《基本法》正式定稿時，中共元老、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特地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全體草委向他們講話。講話只有100字左右，但從鄧小平親自現身肯定《基本法》草擬完成可見他對這部小憲法的重視。在短短的講話中，鄧小平盛讚《基本法》是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認為它不但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基礎，對第三世界及全人類的未來都有意義。
鄧小平提到的歷史及國際意義顯然有多重意思。其一，《基本法》是中國透過嚴謹程序及詳細法律處理歷史遺留的問題的創舉，解決了棘手的主權轉移問題；其二，鄧小平期待國際社會未來也能參考有關做法，以和平、有序、互諒互讓方式解決紛爭。
可惜才不過四分一世紀，鄧小平的徒子徒孫（第五代領導）已忘記了老祖宗的遺訓，忘記了《基本法》的初心，對《基本法》來個「二次創作」，把沒有的內容及意思強加進去，並想透過竄改法律原意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收窄兩制的空間，破壞香港原有的制度及優勢，完全是數典忘祖。
上周六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的發言就是典型例子。根據他的說法，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共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而不是分權，不容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權力。張德江又強調香港不是三權分立，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他還說，要將學習掌握《基本法》的水平，作為特區評價和任用公職人員的重要標準；又指北京對香港法律有甚麼備案審查權。
「備案審查權」恐變黨大於法
張德江這些說法明顯背離《基本法》的初心及構想，跟以法律、確當程序處理一國兩制問題（包括磨合問題）的原則背道而馳。先看甚麼法律備案審查權。這個概念或說法在《基本法》諮詢及草擬過程中從未提出過，甚至當年最左、最強硬的中港草委也沒敢說要審查香港本地通過的法律。而《基本法》提到的只是違憲審查權，即通過的法律有沒有違反《基本法》，是一種法律的審查而不是政治上的審查。要是北京有甚麼備案審查權，意味她可隨時按政治需要、目的審查及推翻香港法律，那香港的法治還有甚麼保障，《基本法》賦予香港的立法權豈不是有名無實！
至於說中央與香港是授權關係而非分權關係本來不算錯，但授權的意義及基礎跟張德江說的不一樣。首先，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有兩個基礎，其一是中英聯合聲明，其二是《基本法》，兩者同樣重要，不能偏廢。可以說，香港現行的制度包括香港得到的授權既來自中英簽署及由聯合國確認的國際條約，也來自《基本法》，不能片面強調北京這個授權來源而無視國際條約對香港制度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基本法》對香港的授權有清楚的界定及50年時效，不能隨便改變，更不能隨北京的政治風向、需要而改動，不然就完全否定了法治的精神及《基本法》原意，令香港陷入「黨大定法大」的死胡同，甚至變成黨大於法，無法無天。試想想，要是《基本法》隨時按北京意旨改動意思，那《基本法》根本沒有甚麼歷史、國際意義，變成一個欺騙港人及國際社會的假局。這不是把老祖宗鄧小平的遺訓丟到九霄外嗎？
無視高度自治權利 賊喊捉賊
至於說香港拿高度自治對抗中央更是「賊喊捉賊」。香港市民近年不斷強調捍衞高度自治及香港原有制度資產絕不是因為對抗或挑戰中央，而是因為北京以西環之手不斷蠶食香港自治範圍的權力，不斷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既包辦選舉又變身第二管治團隊，連政府議案、法例也由西環負責拉票，官員、建制派議員則經常被傳召到西環聽訓，接受中聯辦官員的指示。正是在北京不斷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下，港人才奮起反抗，以行動、言論捍衞《基本法》賦予的權利。這怎麼能算錯呢？
張德江及北京若真的希望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不走樣變形，他該好好來個自我檢討，反省為何他的港澳領導小組視《基本法》及高度自治如無物，而不是對受害人二度加害！
盧峯
1990年2月當《基本法》正式定稿時，中共元老、一國兩制總設計師鄧小平特地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全體草委向他們講話。講話只有100字左右，但從鄧小平親自現身肯定《基本法》草擬完成可見他對這部小憲法的重視。在短短的講話中，鄧小平盛讚《基本法》是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認為它不但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基礎，對第三世界及全人類的未來都有意義。
鄧小平提到的歷史及國際意義顯然有多重意思。其一，《基本法》是中國透過嚴謹程序及詳細法律處理歷史遺留的問題的創舉，解決了棘手的主權轉移問題；其二，鄧小平期待國際社會未來也能參考有關做法，以和平、有序、互諒互讓方式解決紛爭。
可惜才不過四分一世紀，鄧小平的徒子徒孫（第五代領導）已忘記了老祖宗的遺訓，忘記了《基本法》的初心，對《基本法》來個「二次創作」，把沒有的內容及意思強加進去，並想透過竄改法律原意加強對香港的控制，收窄兩制的空間，破壞香港原有的制度及優勢，完全是數典忘祖。
上周六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的發言就是典型例子。根據他的說法，北京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共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而不是分權，不容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權力。張德江又強調香港不是三權分立，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他還說，要將學習掌握《基本法》的水平，作為特區評價和任用公職人員的重要標準；又指北京對香港法律有甚麼備案審查權。
「備案審查權」恐變黨大於法
張德江這些說法明顯背離《基本法》的初心及構想，跟以法律、確當程序處理一國兩制問題（包括磨合問題）的原則背道而馳。先看甚麼法律備案審查權。這個概念或說法在《基本法》諮詢及草擬過程中從未提出過，甚至當年最左、最強硬的中港草委也沒敢說要審查香港本地通過的法律。而《基本法》提到的只是違憲審查權，即通過的法律有沒有違反《基本法》，是一種法律的審查而不是政治上的審查。要是北京有甚麼備案審查權，意味她可隨時按政治需要、目的審查及推翻香港法律，那香港的法治還有甚麼保障，《基本法》賦予香港的立法權豈不是有名無實！
至於說中央與香港是授權關係而非分權關係本來不算錯，但授權的意義及基礎跟張德江說的不一樣。首先，解決香港前途問題有兩個基礎，其一是中英聯合聲明，其二是《基本法》，兩者同樣重要，不能偏廢。可以說，香港現行的制度包括香港得到的授權既來自中英簽署及由聯合國確認的國際條約，也來自《基本法》，不能片面強調北京這個授權來源而無視國際條約對香港制度的保障。
更重要的是，《基本法》對香港的授權有清楚的界定及50年時效，不能隨便改變，更不能隨北京的政治風向、需要而改動，不然就完全否定了法治的精神及《基本法》原意，令香港陷入「黨大定法大」的死胡同，甚至變成黨大於法，無法無天。試想想，要是《基本法》隨時按北京意旨改動意思，那《基本法》根本沒有甚麼歷史、國際意義，變成一個欺騙港人及國際社會的假局。這不是把老祖宗鄧小平的遺訓丟到九霄外嗎？
無視高度自治權利 賊喊捉賊
至於說香港拿高度自治對抗中央更是「賊喊捉賊」。香港市民近年不斷強調捍衞高度自治及香港原有制度資產絕不是因為對抗或挑戰中央，而是因為北京以西環之手不斷蠶食香港自治範圍的權力，不斷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既包辦選舉又變身第二管治團隊，連政府議案、法例也由西環負責拉票，官員、建制派議員則經常被傳召到西環聽訓，接受中聯辦官員的指示。正是在北京不斷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下，港人才奮起反抗，以行動、言論捍衞《基本法》賦予的權利。這怎麼能算錯呢？
張德江及北京若真的希望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不走樣變形，他該好好來個自我檢討，反省為何他的港澳領導小組視《基本法》及高度自治如無物，而不是對受害人二度加害！
盧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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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江Bull Shit
（資深對沖基金經理 錢志健）
「大粒墨」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對香港事務不時語出驚人，但在內地這些陳腔濫調其實見怪不怪。回歸20年，穆迪剛下調對香港信用評級至Aa2，新聞自由指數跌至73位，京官要一國壓倒兩制，高水準的投資者還會首選香港作落腳點？友人說，「大粒墨」以往拜江、現投習，只是大打手一個，不值一提。但是，講了100次的歪理很多時會令人更「入耳」，香港人難以認同但要小心分辨，必須強調自己的想法和理念。張德江否定三權分立，《基本法》定義由你扭曲演繹，佢有佢講，繼續bull shit。
「大粒墨」講到中央發出的「指領權」反映出在中國的一黨專政下，一眾「治港者」繼續把《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重新演繹及把保障香港人相信的核心價值矮化，「大粒墨」所說的特首為核心行政主導和全面管治權，就衍生出direct reporting line下「奴才極品」的特首梁振英。《成報》大罵張德江為張妖，插手特首選舉力撐林鄭。張德江就是濫用權力的表表者，中央干預特區的獨立性，香港更見悲哀。
串流娛樂公司Netflix日前在全球發放了新的紀錄片：Joshua: Teenage vs Superpower。我在家中收看，某些情節筆者熱淚盈眶。故事的主角是少年至剛成年的黃之鋒，120萬港人也參與其中，講及香港人對爭取真普選的堅持。
政治冷感的香港人，特別是金融人，在整場運動中也算走到很前。回頭再看整個雨傘運動，120萬香港人踏足三個佔領區表達對民主的訴求向強權暴政說不，世界驚嘆。我們對爭取真普選依然有夢，也是為真理而戰。香港進入很壞很艱難的時代：因為普選也有真假之分，如果我們不能明辨真偽，拆解當中的荒謬，在2047倒數前的日子，我們將會更難捱。
2015年政改否決，卻無法阻止中央繼續干預香港。其他代言人更指鹿為馬，認為香港從沒有「三權分立」，視《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如無物。梁振英更聲稱特首地位是來自中央的授權，其地位確實超然於三權之上，繼續bull shit。香港一向珍視的各種寶貴價值，已經悄悄消失，社會各種良好制度崩潰，走向大陸化。香港人對「領導人」有戒心，京人所講的「中國法治精神」、「有法必依」、「執法必嚴」衍生了一大堆的貪官，十官九貪；養了一大堆國家、縣級、鄉級的「土皇帝」，香港人點會認同內地這個不公義體制？
習近平主席七一到訪，距離這個歷史時刻只有30多天，習總又如何和港人可以有更大的「民間互動」與香港同胞一起商榷？胡錦濤五年前來港，記者發問被阻擋，是永無止境的disconnect。林鄭忙於埋班，那個慶祝回歸20周年的委員會、現屆及下屆特區政府，又如何拿出善意，令習近平了解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就是和內地不同？《試問誰還未覺醒》合唱團將會再次凝聚力量，為回歸20年發聲。希望習近平主席聽到我們香港人的心聲。
錢志健
資深對沖基金經理
（資深對沖基金經理 錢志健）
「大粒墨」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對香港事務不時語出驚人，但在內地這些陳腔濫調其實見怪不怪。回歸20年，穆迪剛下調對香港信用評級至Aa2，新聞自由指數跌至73位，京官要一國壓倒兩制，高水準的投資者還會首選香港作落腳點？友人說，「大粒墨」以往拜江、現投習，只是大打手一個，不值一提。但是，講了100次的歪理很多時會令人更「入耳」，香港人難以認同但要小心分辨，必須強調自己的想法和理念。張德江否定三權分立，《基本法》定義由你扭曲演繹，佢有佢講，繼續bull shit。
「大粒墨」講到中央發出的「指領權」反映出在中國的一黨專政下，一眾「治港者」繼續把《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重新演繹及把保障香港人相信的核心價值矮化，「大粒墨」所說的特首為核心行政主導和全面管治權，就衍生出direct reporting line下「奴才極品」的特首梁振英。《成報》大罵張德江為張妖，插手特首選舉力撐林鄭。張德江就是濫用權力的表表者，中央干預特區的獨立性，香港更見悲哀。
串流娛樂公司Netflix日前在全球發放了新的紀錄片：Joshua: Teenage vs Superpower。我在家中收看，某些情節筆者熱淚盈眶。故事的主角是少年至剛成年的黃之鋒，120萬港人也參與其中，講及香港人對爭取真普選的堅持。
政治冷感的香港人，特別是金融人，在整場運動中也算走到很前。回頭再看整個雨傘運動，120萬香港人踏足三個佔領區表達對民主的訴求向強權暴政說不，世界驚嘆。我們對爭取真普選依然有夢，也是為真理而戰。香港進入很壞很艱難的時代：因為普選也有真假之分，如果我們不能明辨真偽，拆解當中的荒謬，在2047倒數前的日子，我們將會更難捱。
2015年政改否決，卻無法阻止中央繼續干預香港。其他代言人更指鹿為馬，認為香港從沒有「三權分立」，視《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如無物。梁振英更聲稱特首地位是來自中央的授權，其地位確實超然於三權之上，繼續bull shit。香港一向珍視的各種寶貴價值，已經悄悄消失，社會各種良好制度崩潰，走向大陸化。香港人對「領導人」有戒心，京人所講的「中國法治精神」、「有法必依」、「執法必嚴」衍生了一大堆的貪官，十官九貪；養了一大堆國家、縣級、鄉級的「土皇帝」，香港人點會認同內地這個不公義體制？
習近平主席七一到訪，距離這個歷史時刻只有30多天，習總又如何和港人可以有更大的「民間互動」與香港同胞一起商榷？胡錦濤五年前來港，記者發問被阻擋，是永無止境的disconnect。林鄭忙於埋班，那個慶祝回歸20周年的委員會、現屆及下屆特區政府，又如何拿出善意，令習近平了解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就是和內地不同？《試問誰還未覺醒》合唱團將會再次凝聚力量，為回歸20年發聲。希望習近平主席聽到我們香港人的心聲。
錢志健
資深對沖基金經理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確實已走到盡頭(二) P7/回復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P9
港人不需要太介意張德江言論
上述報道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的言論，語出驚人。已經有很多傳媒評論指出他的言論是違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為何他在稍稍沉寂的香港政情下拋出這樣敏感言論？筆者認為有下列目標。一是轉移港人視線為梁振英UGL事件解困。二是挑起港人反中央情緒，刺激部分較激進港人採取些較為激烈回應，牽動一些風浪。三是因為習近平即將來港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如果目的是要洗太平地，但效果恰恰是相反，反會在習近平來港時製造混亂。
。
其實，張德江的言論早已說過多遍，毫無新意，因此也不會引起港人太大回響。但有一點很巧合的是，梁振英5年來在港挑起這麼多一系列事端，唯恐香港不亂的舉措，就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只是筆者推論，無意得罪任何人，純屬以事論事。如果推論正確，我們香港人錯怪梁振英了，因為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只是奉命行事。
張德江又表明日後會制訂和細化一些屬於中央的權力，包括對特區法律的備案審查權、政制發展決定權、中央對特首發出指令權，以及聽取特首述職和報告權等，以健全落實基本法操作機制。這些言論主要是講給後任特首林鄭月娥聽，特別是這句「中央對特首發出指令權」。林鄭多次強調，她會用事實證明她不是 CY 2.0 及多次強調香港要和諧，要著手修補社會撕裂。擺在林鄭面前的抉擇是，香港要繼續紛亂還是和諧穩定？
港人不需要太介意張德江言論，因為只是張德江在《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的言論，不要當真。以後也不要對某些官員言論有太大反應，他們有齋講的自由，港人有不聽的自由。而事實上，20年來港人已很成熟，不會再這麼容易衝動跌落陷阱。
如果張德江言論不是齋講，那就請展開修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程序。
山人
29-05-2017
上述報道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在《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的言論，語出驚人。已經有很多傳媒評論指出他的言論是違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為何他在稍稍沉寂的香港政情下拋出這樣敏感言論？筆者認為有下列目標。一是轉移港人視線為梁振英UGL事件解困。二是挑起港人反中央情緒，刺激部分較激進港人採取些較為激烈回應，牽動一些風浪。三是因為習近平即將來港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如果目的是要洗太平地，但效果恰恰是相反，反會在習近平來港時製造混亂。
。
其實，張德江的言論早已說過多遍，毫無新意，因此也不會引起港人太大回響。但有一點很巧合的是，梁振英5年來在港挑起這麼多一系列事端，唯恐香港不亂的舉措，就有異曲同工之妙。這只是筆者推論，無意得罪任何人，純屬以事論事。如果推論正確，我們香港人錯怪梁振英了，因為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只是奉命行事。
張德江又表明日後會制訂和細化一些屬於中央的權力，包括對特區法律的備案審查權、政制發展決定權、中央對特首發出指令權，以及聽取特首述職和報告權等，以健全落實基本法操作機制。這些言論主要是講給後任特首林鄭月娥聽，特別是這句「中央對特首發出指令權」。林鄭多次強調，她會用事實證明她不是 CY 2.0 及多次強調香港要和諧，要著手修補社會撕裂。擺在林鄭面前的抉擇是，香港要繼續紛亂還是和諧穩定？
港人不需要太介意張德江言論，因為只是張德江在《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的言論，不要當真。以後也不要對某些官員言論有太大反應，他們有齋講的自由，港人有不聽的自由。而事實上，20年來港人已很成熟，不會再這麼容易衝動跌落陷阱。
如果張德江言論不是齋講，那就請展開修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程序。
山人
29-05-2017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確實已走到盡頭(二) P7/回復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P9
人民日報：堅決與反《基本法》言行鬥爭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明言，港府須切實履行《基本法》關於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官媒《人民日報》海外版昨頭版刊登評論員文章，重申有關說法，強調「必須牢固樹立國家觀念」，又指要在香港社會開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教育，並「堅決同歪曲、挑戰甚至違反基本法的言行作鬥爭，樹立基本法不可動搖的權威」。
文章題為〈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強調一國兩制不僅要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亦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文章指出，香港應履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堅決遏制任何危害國家統一的行為和活動，並負起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責任，維護香港長治久安。
稱釋法如基本法 具同等效力
文章續指出，要在香港社會開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教育，「堅決同歪曲、挑戰甚至違反基本法的言行作鬥爭，樹立基本法不可動搖的權威」，又稱要繼續完善與實施基本法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用實用好基本法，為一國兩制保駕護航」。
對於人大釋法議題，文章形容在實施基本法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所作出的解釋「具有最終性」，與基本法具同等法律效力，「必須得到一體遵循」。
胡志偉憂細化制度 一國兩制易走樣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在港台節目中指出，張德江的言論令人覺得中央利用某些議題，製造受威脅的感覺。他擔憂若把制度細化和制定相關規則，中央便更容易運用這些權力，令一國兩制的實施「走樣和變形」。經民聯梁美芬指出，她感覺中央是擔心香港人討論高度自治「過晒火」，於是領導人便重申原本已列於基本法的內容。
短評：
如果白紙黒字，用法律語言冩出來的基本法作凖及具權威性，其內容誰都可以讀懂，各方都應遵守，況且香港是法治之區，法律精英多的是，一切依法行事。
人民日報稱，釋法如基本法 具同等效力。如釋法不按基本法的法律條文等同違法，這本基本法就被破壞，形同虛設，毫無權威可言。
如果白紙黒字的基本法條文不作凖，叫香港人依據什麼來遵守？如何叫香港人來理解和遵守在你腦海中的基本法？
已經頒布的基本法又有啥意義？
請你也把你腦海中的基本法也頒布出來。否則「堅決同歪曲、挑戰甚至違反基本法的言行作鬥爭，樹立基本法不可動搖的權威」這言論只是虛無飄渺的口號。
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日前明言，港府須切實履行《基本法》關於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官媒《人民日報》海外版昨頭版刊登評論員文章，重申有關說法，強調「必須牢固樹立國家觀念」，又指要在香港社會開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教育，並「堅決同歪曲、挑戰甚至違反基本法的言行作鬥爭，樹立基本法不可動搖的權威」。
文章題為〈牢牢把握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強調一國兩制不僅要保持香港繁榮穩定，亦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文章指出，香港應履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堅決遏制任何危害國家統一的行為和活動，並負起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責任，維護香港長治久安。
稱釋法如基本法 具同等效力
文章續指出，要在香港社會開展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教育，「堅決同歪曲、挑戰甚至違反基本法的言行作鬥爭，樹立基本法不可動搖的權威」，又稱要繼續完善與實施基本法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用實用好基本法，為一國兩制保駕護航」。
對於人大釋法議題，文章形容在實施基本法過程中，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所作出的解釋「具有最終性」，與基本法具同等法律效力，「必須得到一體遵循」。
胡志偉憂細化制度 一國兩制易走樣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在港台節目中指出，張德江的言論令人覺得中央利用某些議題，製造受威脅的感覺。他擔憂若把制度細化和制定相關規則，中央便更容易運用這些權力，令一國兩制的實施「走樣和變形」。經民聯梁美芬指出，她感覺中央是擔心香港人討論高度自治「過晒火」，於是領導人便重申原本已列於基本法的內容。
短評：
如果白紙黒字，用法律語言冩出來的基本法作凖及具權威性，其內容誰都可以讀懂，各方都應遵守，況且香港是法治之區，法律精英多的是，一切依法行事。
人民日報稱，釋法如基本法 具同等效力。如釋法不按基本法的法律條文等同違法，這本基本法就被破壞，形同虛設，毫無權威可言。
如果白紙黒字的基本法條文不作凖，叫香港人依據什麼來遵守？如何叫香港人來理解和遵守在你腦海中的基本法？
已經頒布的基本法又有啥意義？
請你也把你腦海中的基本法也頒布出來。否則「堅決同歪曲、挑戰甚至違反基本法的言行作鬥爭，樹立基本法不可動搖的權威」這言論只是虛無飄渺的口號。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確實已走到盡頭(二) P7/回復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P9
香港傳媒社評﹕中央強調全面管治 香港情勢未見好轉
主管香港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出席在北京召開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發表講話，重申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並再次提到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類似提法可追溯至10年前，惟事態發展顯示，這些年香港情况並未向中央期望的方向轉變，反而有愈趨激化之勢。從實踐看來，中央僅強調對香港的領導和從屬關係，卻對香港的政治體制不作相應合理調整，即使中央拉高姿態，就改善香港管治也於事無補。
應對少數分離思潮
收緊「兩制」空間
2007年，香港回歸10周年，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於中央與香港特區權力關係，提出以中央為主，「中央給多少、香港就有多少（權力）」的說法。2003年因為基本法23條立法，觸發50萬市民遊行反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出現困難，當日吳邦國提法主要針對本港有人提出所謂「剩餘權力」，當時無人將之解讀為應對分離思潮。近日張德江提出「授權與被授權論」，指出在港有人「鼓吹『固有權力』、『自主權力』，甚至宣揚什麼『本土自決』、『香港獨立』」，否認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要把香港從國家中分裂出去。可見10年前後，雖然中央都提到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惟性質已經不同，張德江的論述，顯示當前情勢更複雜而嚴峻。
至於全面管治權，首見於3年前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名義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根據張德江的說法，白皮書「起到了正本清源、激濁揚清的作用」。就事態而言，全面管治權可理解為隨着香港情勢而演變的概念。
吳邦國和張德江的提法即使背景迥異，都突顯中央地位和與香港之間的主從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須一再強調對港角色的舉措，折射中央角色對港管治的凌駕地位，過去10年在社會上並未獲得廣泛認同；特別是較年輕一代港人，除了不認同，更衍生抗拒，而泛民陣營政治能量則未見弱化。中央強調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3年以來，經歷了兩次選舉，泛民陣營取得不俗成績，特別是今年立法會選舉，泛民陣營議席增加了，其中有「本土、自決、港獨」傾向參選人的得票，據分析統計約佔26%，此一情勢，值得高度重視。
事態發展證明，香港政治情勢並未因為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出現符合中央期望的方向轉變，反而基於逆反心理，激化了政治情勢。張德江的講話應該是對港最新方針政策，有理由相信，中央對港管控將更加具體和實質，例如他在講話列出中央對港諸般權力，表示「要制定和細化有關規定，健全落實基本法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確保基本法得到全面準確貫徹執行」；不過根據10年實踐，只要仍然按「兩制」規定處理香港內部事務，即使更全面落實管治權，設若沒有相應政治制度調整，香港管治能否擺脫困局，政治情勢順轉，是一大疑問。
政治體制不調整
行政主導淪空談
以張德江提到的香港政治體制為例，他明確表示不是「三權分立」、也不是「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而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回歸20年，香港內耗空轉，蹉跎了發展，原因在於政治體制有根本缺陷，行政機關在立法會沒有確切有力支持，使行政主導徒具形式。實際情况是議會權力受限制，不能主導施政，行政機關則受制於立法會，施政處處受掣肘。這是香港管治現狀。空談行政主導意義沒有意義，怎樣的權力結構使立法會按行政機關的意願通過法案、取得撥款，才是落實行政主導之道。按目前和可預見的立法會權力結構，看不到張德江所說的行政主導會得到有力體現。
一國兩制是矛盾組合，需要一國與兩制嚴守分際，才會相安無事，若強調「一國」，客觀上會壓縮「兩制」空間；若「兩制」罔顧權限，對「一國」權威構成衝擊，也會遭到反彈。平情而論，近年中央一再重申國家的主導地位，是為了應對分離思潮，惟中央須注意正本清源的同時，會否衍生使香港難以承受的後遺症，需要設法避免。許多人早說過「港獨」沒有出路，並認為中央會收緊政策，加強對港管控，就事態發展看來，這個擔心不幸言中，香港整體正在為少數人的妄想而付出代價。香港情勢只能期望中央知所行止，不致為應對「港獨」而使香港跌落深淵。
主管香港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出席在北京召開紀念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發表講話，重申中央對港的全面管治權，並再次提到中央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類似提法可追溯至10年前，惟事態發展顯示，這些年香港情况並未向中央期望的方向轉變，反而有愈趨激化之勢。從實踐看來，中央僅強調對香港的領導和從屬關係，卻對香港的政治體制不作相應合理調整，即使中央拉高姿態，就改善香港管治也於事無補。
應對少數分離思潮
收緊「兩制」空間
2007年，香港回歸10周年，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於中央與香港特區權力關係，提出以中央為主，「中央給多少、香港就有多少（權力）」的說法。2003年因為基本法23條立法，觸發50萬市民遊行反對，特區政府的管治出現困難，當日吳邦國提法主要針對本港有人提出所謂「剩餘權力」，當時無人將之解讀為應對分離思潮。近日張德江提出「授權與被授權論」，指出在港有人「鼓吹『固有權力』、『自主權力』，甚至宣揚什麼『本土自決』、『香港獨立』」，否認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權，要把香港從國家中分裂出去。可見10年前後，雖然中央都提到與香港的權力關係，惟性質已經不同，張德江的論述，顯示當前情勢更複雜而嚴峻。
至於全面管治權，首見於3年前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名義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根據張德江的說法，白皮書「起到了正本清源、激濁揚清的作用」。就事態而言，全面管治權可理解為隨着香港情勢而演變的概念。
吳邦國和張德江的提法即使背景迥異，都突顯中央地位和與香港之間的主從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中央須一再強調對港角色的舉措，折射中央角色對港管治的凌駕地位，過去10年在社會上並未獲得廣泛認同；特別是較年輕一代港人，除了不認同，更衍生抗拒，而泛民陣營政治能量則未見弱化。中央強調對港擁有全面管治權3年以來，經歷了兩次選舉，泛民陣營取得不俗成績，特別是今年立法會選舉，泛民陣營議席增加了，其中有「本土、自決、港獨」傾向參選人的得票，據分析統計約佔26%，此一情勢，值得高度重視。
事態發展證明，香港政治情勢並未因為中央強調全面管治權，出現符合中央期望的方向轉變，反而基於逆反心理，激化了政治情勢。張德江的講話應該是對港最新方針政策，有理由相信，中央對港管控將更加具體和實質，例如他在講話列出中央對港諸般權力，表示「要制定和細化有關規定，健全落實基本法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和機制，確保基本法得到全面準確貫徹執行」；不過根據10年實踐，只要仍然按「兩制」規定處理香港內部事務，即使更全面落實管治權，設若沒有相應政治制度調整，香港管治能否擺脫困局，政治情勢順轉，是一大疑問。
政治體制不調整
行政主導淪空談
以張德江提到的香港政治體制為例，他明確表示不是「三權分立」、也不是「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而是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回歸20年，香港內耗空轉，蹉跎了發展，原因在於政治體制有根本缺陷，行政機關在立法會沒有確切有力支持，使行政主導徒具形式。實際情况是議會權力受限制，不能主導施政，行政機關則受制於立法會，施政處處受掣肘。這是香港管治現狀。空談行政主導意義沒有意義，怎樣的權力結構使立法會按行政機關的意願通過法案、取得撥款，才是落實行政主導之道。按目前和可預見的立法會權力結構，看不到張德江所說的行政主導會得到有力體現。
一國兩制是矛盾組合，需要一國與兩制嚴守分際，才會相安無事，若強調「一國」，客觀上會壓縮「兩制」空間；若「兩制」罔顧權限，對「一國」權威構成衝擊，也會遭到反彈。平情而論，近年中央一再重申國家的主導地位，是為了應對分離思潮，惟中央須注意正本清源的同時，會否衍生使香港難以承受的後遺症，需要設法避免。許多人早說過「港獨」沒有出路，並認為中央會收緊政策，加強對港管控，就事態發展看來，這個擔心不幸言中，香港整體正在為少數人的妄想而付出代價。香港情勢只能期望中央知所行止，不致為應對「港獨」而使香港跌落深淵。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確實已走到盡頭(二) P7/回復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P9
林鄭，香港核心？中共傀儡？
上周六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是繼2015年在香港舉行的《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後，又一次徹底否定一國兩制、否定《基本法》的公開表演。特別是在特首權責問題上，中共官員一方面否定香港三權分立、鼓吹特首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否定特首管治權、鼓吹中央指令權，企圖把特首捧成超然於香港三權之上、只受中共權貴操控的傀儡。
企圖合法化向特首發指令
張德江在座談會上的講話，要害在於改變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對中央與特區權力關係的構思和條文，並提出中央要制訂和細化六種權力的有關規定，包括香港法律備案審查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
張德江承認，《基本法》起草時間長達四年零八個月，「各方面的利益得以兼顧，各方面的共識得以凝聚」。如今，中共領導人改變想法看法講法，只因中共權貴集團經過20多年鬥爭出現了變化，需要「兼顧」新權貴的利益，只因全國人大常委會迄今五次釋法、四次決定還未能滿足其利益所需，因此企圖修改《基本法》，企圖把向特首發出指令合法化，企圖把權貴利益的重新分配合法化。
張德江等中港官員所強調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說白了只是中共權貴集團的安全、利益的代名詞，完全不同於鄧小平時代構思一國兩制、起草《基本法》時，視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就是維護香港為中國繼續生金蛋的能力、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回歸20年，香港核心價值受蠶食日益嚴重，但民選議員、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的影響力猶存，中共權貴要控制香港、要瓜分香港的政經利益，就把突破口放在控制特首、把特首作為代言人，因此有2012年特首選舉的狼豬相爭，有2017年特首選舉的非梁振英2.0不任命。
為讓特首成為超級傀儡，張曉明2015年9月在《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上首次拋出了特首「核心論」，言下之意就是特首應像中共領導核心一樣，具有超然於三權之上、一錘定音的權力。他是這樣說的：「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區權力運行核心位置。」當時，輿論批評張曉明要把特首變皇帝，多視為其個人亂噏，未看到中共連串圖謀。筆者曾撰文指出：「更恐怖的是，他（張曉明）是宣旨而非亂噏，表明中共強勢操控特首選舉和特首、再透過特首強勢操控香港的意圖。」
雙重操控以防核心不聽話
不幸的是，中共權貴終於圖窮匕現。張德江明言，香港「要始終堅持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不是三權分立，也不是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他同時公然提出要制訂中央向特首發出指令權的細則，無異於公開表明中共權貴選擇的特首，就是他們的代言人、他們的傀儡。如此赤裸裸地竄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還要打着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幌子，實在是無恥之尤。
中共權貴要讓特首成為傀儡，不只在合法化方面做文章，也在架空其權力方面做手腳，因此強調對香港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命權、對香港公職人員是否效忠的監督權。就是說，中共權貴不只要操控特首選舉，確保選出其代言人、傀儡，同時也要操控對香港主要官員、公職人員的任命，透過雙重操控，以防特首變成核心後不聽話。
林鄭月娥籌組政府新班子遇到重重困難，不只是人才難覓、人才畏難，更不時有消息稱其心儀人選不為中央接納。因此，林鄭未來恐怕成不了香港核心，只會成為中共的傀儡。面對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聯手送出的大禮，她將甘之如飴，還是後悔參選當選？
上周六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是繼2015年在香港舉行的《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後，又一次徹底否定一國兩制、否定《基本法》的公開表演。特別是在特首權責問題上，中共官員一方面否定香港三權分立、鼓吹特首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否定特首管治權、鼓吹中央指令權，企圖把特首捧成超然於香港三權之上、只受中共權貴操控的傀儡。
企圖合法化向特首發指令
張德江在座談會上的講話，要害在於改變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對中央與特區權力關係的構思和條文，並提出中央要制訂和細化六種權力的有關規定，包括香港法律備案審查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
張德江承認，《基本法》起草時間長達四年零八個月，「各方面的利益得以兼顧，各方面的共識得以凝聚」。如今，中共領導人改變想法看法講法，只因中共權貴集團經過20多年鬥爭出現了變化，需要「兼顧」新權貴的利益，只因全國人大常委會迄今五次釋法、四次決定還未能滿足其利益所需，因此企圖修改《基本法》，企圖把向特首發出指令合法化，企圖把權貴利益的重新分配合法化。
張德江等中港官員所強調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說白了只是中共權貴集團的安全、利益的代名詞，完全不同於鄧小平時代構思一國兩制、起草《基本法》時，視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就是維護香港為中國繼續生金蛋的能力、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回歸20年，香港核心價值受蠶食日益嚴重，但民選議員、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的影響力猶存，中共權貴要控制香港、要瓜分香港的政經利益，就把突破口放在控制特首、把特首作為代言人，因此有2012年特首選舉的狼豬相爭，有2017年特首選舉的非梁振英2.0不任命。
為讓特首成為超級傀儡，張曉明2015年9月在《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上首次拋出了特首「核心論」，言下之意就是特首應像中共領導核心一樣，具有超然於三權之上、一錘定音的權力。他是這樣說的：「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區權力運行核心位置。」當時，輿論批評張曉明要把特首變皇帝，多視為其個人亂噏，未看到中共連串圖謀。筆者曾撰文指出：「更恐怖的是，他（張曉明）是宣旨而非亂噏，表明中共強勢操控特首選舉和特首、再透過特首強勢操控香港的意圖。」
雙重操控以防核心不聽話
不幸的是，中共權貴終於圖窮匕現。張德江明言，香港「要始終堅持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不是三權分立，也不是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他同時公然提出要制訂中央向特首發出指令權的細則，無異於公開表明中共權貴選擇的特首，就是他們的代言人、他們的傀儡。如此赤裸裸地竄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還要打着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幌子，實在是無恥之尤。
中共權貴要讓特首成為傀儡，不只在合法化方面做文章，也在架空其權力方面做手腳，因此強調對香港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命權、對香港公職人員是否效忠的監督權。就是說，中共權貴不只要操控特首選舉，確保選出其代言人、傀儡，同時也要操控對香港主要官員、公職人員的任命，透過雙重操控，以防特首變成核心後不聽話。
林鄭月娥籌組政府新班子遇到重重困難，不只是人才難覓、人才畏難，更不時有消息稱其心儀人選不為中央接納。因此，林鄭未來恐怕成不了香港核心，只會成為中共的傀儡。面對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聯手送出的大禮，她將甘之如飴，還是後悔參選當選？
Re: 一國兩制是否已走到盡頭與國家安全/一國兩制確實已走到盡頭(二) P7/回復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P9
林鄭，香港核心？中共傀儡？
上周六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是繼2015年在香港舉行的《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後，又一次徹底否定一國兩制、否定《基本法》的公開表演。特別是在特首權責問題上，中共官員一方面否定香港三權分立、鼓吹特首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否定特首管治權、鼓吹中央指令權，企圖把特首捧成超然於香港三權之上、只受中共權貴操控的傀儡。
企圖合法化向特首發指令
張德江在座談會上的講話，要害在於改變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對中央與特區權力關係的構思和條文，並提出中央要制訂和細化六種權力的有關規定，包括香港法律備案審查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
張德江承認，《基本法》起草時間長達四年零八個月，「各方面的利益得以兼顧，各方面的共識得以凝聚」。如今，中共領導人改變想法看法講法，只因中共權貴集團經過20多年鬥爭出現了變化，需要「兼顧」新權貴的利益，只因全國人大常委會迄今五次釋法、四次決定還未能滿足其利益所需，因此企圖修改《基本法》，企圖把向特首發出指令合法化，企圖把權貴利益的重新分配合法化。
張德江等中港官員所強調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說白了只是中共權貴集團的安全、利益的代名詞，完全不同於鄧小平時代構思一國兩制、起草《基本法》時，視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就是維護香港為中國繼續生金蛋的能力、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回歸20年，香港核心價值受蠶食日益嚴重，但民選議員、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的影響力猶存，中共權貴要控制香港、要瓜分香港的政經利益，就把突破口放在控制特首、把特首作為代言人，因此有2012年特首選舉的狼豬相爭，有2017年特首選舉的非梁振英2.0不任命。
為讓特首成為超級傀儡，張曉明2015年9月在《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上首次拋出了特首「核心論」，言下之意就是特首應像中共領導核心一樣，具有超然於三權之上、一錘定音的權力。他是這樣說的：「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區權力運行核心位置。」當時，輿論批評張曉明要把特首變皇帝，多視為其個人亂噏，未看到中共連串圖謀。筆者曾撰文指出：「更恐怖的是，他（張曉明）是宣旨而非亂噏，表明中共強勢操控特首選舉和特首、再透過特首強勢操控香港的意圖。」
雙重操控以防核心不聽話
不幸的是，中共權貴終於圖窮匕現。張德江明言，香港「要始終堅持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不是三權分立，也不是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他同時公然提出要制訂中央向特首發出指令權的細則，無異於公開表明中共權貴選擇的特首，就是他們的代言人、他們的傀儡。如此赤裸裸地竄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還要打着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幌子，實在是無恥之尤。
中共權貴要讓特首成為傀儡，不只在合法化方面做文章，也在架空其權力方面做手腳，因此強調對香港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命權、對香港公職人員是否效忠的監督權。就是說，中共權貴不只要操控特首選舉，確保選出其代言人、傀儡，同時也要操控對香港主要官員、公職人員的任命，透過雙重操控，以防特首變成核心後不聽話。
林鄭月娥籌組政府新班子遇到重重困難，不只是人才難覓、人才畏難，更不時有消息稱其心儀人選不為中央接納。因此，林鄭未來恐怕成不了香港核心，只會成為中共的傀儡。面對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聯手送出的大禮，她將甘之如飴，還是後悔參選當選？
上周六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是繼2015年在香港舉行的《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後，又一次徹底否定一國兩制、否定《基本法》的公開表演。特別是在特首權責問題上，中共官員一方面否定香港三權分立、鼓吹特首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否定特首管治權、鼓吹中央指令權，企圖把特首捧成超然於香港三權之上、只受中共權貴操控的傀儡。
企圖合法化向特首發指令
張德江在座談會上的講話，要害在於改變了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對中央與特區權力關係的構思和條文，並提出中央要制訂和細化六種權力的有關規定，包括香港法律備案審查權、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任命權、《基本法》解釋權和修改權、香港政制發展問題決定權、中央政府向行政長官發出指令權及聽取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
張德江承認，《基本法》起草時間長達四年零八個月，「各方面的利益得以兼顧，各方面的共識得以凝聚」。如今，中共領導人改變想法看法講法，只因中共權貴集團經過20多年鬥爭出現了變化，需要「兼顧」新權貴的利益，只因全國人大常委會迄今五次釋法、四次決定還未能滿足其利益所需，因此企圖修改《基本法》，企圖把向特首發出指令合法化，企圖把權貴利益的重新分配合法化。
張德江等中港官員所強調的國家安全、國家利益，說白了只是中共權貴集團的安全、利益的代名詞，完全不同於鄧小平時代構思一國兩制、起草《基本法》時，視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就是維護香港為中國繼續生金蛋的能力、就是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回歸20年，香港核心價值受蠶食日益嚴重，但民選議員、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的影響力猶存，中共權貴要控制香港、要瓜分香港的政經利益，就把突破口放在控制特首、把特首作為代言人，因此有2012年特首選舉的狼豬相爭，有2017年特首選舉的非梁振英2.0不任命。
為讓特首成為超級傀儡，張曉明2015年9月在《基本法》頒佈25周年研討會上首次拋出了特首「核心論」，言下之意就是特首應像中共領導核心一樣，具有超然於三權之上、一錘定音的權力。他是這樣說的：「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處於特區權力運行核心位置。」當時，輿論批評張曉明要把特首變皇帝，多視為其個人亂噏，未看到中共連串圖謀。筆者曾撰文指出：「更恐怖的是，他（張曉明）是宣旨而非亂噏，表明中共強勢操控特首選舉和特首、再透過特首強勢操控香港的意圖。」
雙重操控以防核心不聽話
不幸的是，中共權貴終於圖窮匕現。張德江明言，香港「要始終堅持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體制」，不是三權分立，也不是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他同時公然提出要制訂中央向特首發出指令權的細則，無異於公開表明中共權貴選擇的特首，就是他們的代言人、他們的傀儡。如此赤裸裸地竄改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還要打着國家安全和利益的幌子，實在是無恥之尤。
中共權貴要讓特首成為傀儡，不只在合法化方面做文章，也在架空其權力方面做手腳，因此強調對香港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命權、對香港公職人員是否效忠的監督權。就是說，中共權貴不只要操控特首選舉，確保選出其代言人、傀儡，同時也要操控對香港主要官員、公職人員的任命，透過雙重操控，以防特首變成核心後不聽話。
林鄭月娥籌組政府新班子遇到重重困難，不只是人才難覓、人才畏難，更不時有消息稱其心儀人選不為中央接納。因此，林鄭未來恐怕成不了香港核心，只會成為中共的傀儡。面對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聯手送出的大禮，她將甘之如飴，還是後悔參選當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