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和平」如何「佔領」中環？
二○一一年初的阿拉伯之春，啟迪了美國的社運人士，他們在同年九月發起「佔領華爾街」運動，以掃除美國民主制度中的金權為主要訴求，結果未竟全功，但同年底他們提出「一起佔領（Occupy Together）」的口號，運動在全球遍地開花，至今未止。
佔領兩字 易生誤會
當時香港社運界亦有響應，引發了第一波的佔領中環運動，最後由滙豐總行的保安清場告終。年初由戴耀廷發起的佔領中環運動是第二波，訴求由經濟平等，轉移向改革香港的政制，而在一些具體操作及文宣修辭的細節，與原初佔領運動的差別頗大。
佔領運動是主張成員之間的完全平等關係，沒有領袖，頗具無政府主義色彩，現在的佔中運動，雖然「商討日」的安排亦有開放討論的形式，但「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及朱耀明，卻明顯在主導運動，特別是戴耀廷，不但親泛民的媒體長期追訪，他更有幾個文字輿論陣地，宣揚「佔中」。
根據「佔領華爾街」網站（http://occupywallst.org/），運動用上了「佔領」二字，有其深意，他們認為公共空間屬於普羅大眾，要由權貴財閥手上奪回來，有重申「主權在民」之意，但英語「佔領」一字譯回中文，卻有軍事佔領的意味，如不作詳細論述解說，易生誤會，亦易被建制人士醜化。
海外的佔領運動，修辭平實，現在戴耀廷主導的佔領中環，用詞卻日益濫情，用「愛與和平」去「佔領」，語意自相矛盾，這點已由倪匡指出，到了今年「七‧一」大遊行後的中環集會，戴耀廷更在台上聲言：「愛與和平的力量很大，大得連坦克車的裝甲也能穿透」，這已經是近乎義和團式的夢囈了！
「愛與和平」的字眼，以往亦常見諸於共產國家的文宣，例如蘇聯常以「愛好和平的國家」來形容盟邦，鎮壓匈牙利革命及布拉格之春，宣傳機器也常出現「愛與和平」，中共近年的「和諧社會」口號也是其變種，因此抗爭者使用這類字眼必須十分小心。
持久抗爭 才是正路
戴耀廷所指「愛與和平的力量」，是誇張的比喻，指的是以道德去感動當權者，可是人們若以殘酷的政治現實檢視，不論是《零八憲章》的溫和主張，其倡議者劉曉波的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又或者是西藏至今超過百人的僧侶自焚，都沒有感動中共當權者；如果想模仿印度獨立運動，試圖感動宗主國的民眾，大陸民眾並沒有英國民眾的資訊自由，又長期受極端民族主義荼毒，對香港懷有忌恨，想感動他們，恐怕是徒勞無功；若感動的對象是西方民間社會及媒體，一如南非的反種族隔離抗爭，但當今天西藏的自焚潮也未能感動他們，那香港人又憑甚麼可以感動西方社會呢？
反為原初啟迪佔領運動的阿拉伯之春，大量民眾上街持久抗爭，引起全球媒體注意，最後達到目的，才是現在香港「佔中」運動該走之路。
中共當然打擊「佔中」，所以張曉明在立法會放狠話，但同時又說想「交新朋友」，加上陳健民早前說：「若中央接受（普選聯）其中一個方案或接納其主要精神，便應該不會發生佔中」，雙方達成妥協機會不是沒有，佔中亦將因此而化解於無形；中共忌憚佔中，不是忌憚其普選訴求，而是忌憚群眾運動一經啟動，將有其生命力，最後令阿拉伯之春來到香港！
黃毓民
2017年是港人選特首 不再是北京選特首 / 政府處理示威能力和警方執法不專業P45/「反佔中和佔中」都是受害者？P30
Re: 2017年是港人選特首 不再是北京選特首
區家麟﹕ 祖國衰，香港一定衰？
「中國興，香港才能興；祖國衰，香港一定衰。」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對香港年輕學生說的話，從歷史經驗看，站不住腳。
興有時、衰有時，過去一世紀，祖國最「衰」的年代，論生靈塗炭，60年代初大饑荒，亡靈3800萬，新華社前高級記者楊繼繩窮一生之力考證，寫《墓碑》指饑荒屬百分百人禍，源自大躍進的盲動與領導層的冷漠；論民族浩劫，文革十年，殘害道德人倫、摧文化承傳。那些年，哀慟淒愴，禍起蕭牆自作孽，無疑是民族最衰時。
香港之興，又是何時？特區政府抬出「家是香港」運動，念念不忘，主題曲也硬要插入幾句《獅子山下》歌詞；李源潮勉勵來自香港之青少年，也不忘引述《獅子山下》的一句：「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從歷史經驗看，站不住腳
不朽名句從何寫起？數以百萬計大陸移民，五、六十年代爭相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江人口基本盤、廉價勞動力；小學教科書有云：經濟起飛，始自輕工業與紡織業。紡織製衣業的大量人才與資本機械從何而來？當年絕大部分上海企業家見勢色不對，轉移陣地到香港，注入經濟起飛原動力。當然，國學大師錢穆也來了、一代宗師葉問也來了，他們也許還在深水桂林街相遇過。
那些年，祖國之衰，造就香港之興，舉國人才與錢財，集中香江彈丸之地。但一切不是必然，他們選擇香港，皆因在巨人之下，香港這塊異地有自由、有法治，於強權腳底，可喘息一會。
當年周恩來為香港訂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皆因清楚明白，香港之「異」有其大用。50年代韓戰禁運，香港成為走私基地突破國際封鎖；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香港成為全國人才資金避難所，悄悄孕育財富與經驗；改革開放之初，香港以百倍回饋，憑其資金、人才、管理、技術、運輸、與國際接軌之優勢，成為改革啟動力。香港與內地，是命運共同體，沒有誰欠了誰。
祖國大興，香港優勢自然遜色。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曾有短暫紙醉金迷之興旺日子，當年很多文人商家已不放香港於眼內；今天中國躍居世界第二經濟體，香港於各個城市排行榜逐步退縮，內地人也開始瞧不起香港格局太小。
歷史事實擺在眼前，無論國家順逆興衰，香港之價值，體現於以其獨有之長補神州之短；保持差異，才能於關鍵時刻發光發熱，是香港百年來的宿命。
今天之當政者，每每強調一國，事事趨向同質，從歷史經驗看並無好處，「一國」是不須爭辯的事實，「兩制」才是重點所在，珍惜香港制度之差異，堅守自由、法治與開放社會，才叫愛國愛港；香港如一絲微塵，左右不了國家大局，但微小的力量，奮起捍衛既有的制度優勢，卻是綽綽有餘。
「中國興，香港才能興；祖國衰，香港一定衰。」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對香港年輕學生說的話，從歷史經驗看，站不住腳。
興有時、衰有時，過去一世紀，祖國最「衰」的年代，論生靈塗炭，60年代初大饑荒，亡靈3800萬，新華社前高級記者楊繼繩窮一生之力考證，寫《墓碑》指饑荒屬百分百人禍，源自大躍進的盲動與領導層的冷漠；論民族浩劫，文革十年，殘害道德人倫、摧文化承傳。那些年，哀慟淒愴，禍起蕭牆自作孽，無疑是民族最衰時。
香港之興，又是何時？特區政府抬出「家是香港」運動，念念不忘，主題曲也硬要插入幾句《獅子山下》歌詞；李源潮勉勵來自香港之青少年，也不忘引述《獅子山下》的一句：「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從歷史經驗看，站不住腳
不朽名句從何寫起？數以百萬計大陸移民，五、六十年代爭相逃難到香港，成為香江人口基本盤、廉價勞動力；小學教科書有云：經濟起飛，始自輕工業與紡織業。紡織製衣業的大量人才與資本機械從何而來？當年絕大部分上海企業家見勢色不對，轉移陣地到香港，注入經濟起飛原動力。當然，國學大師錢穆也來了、一代宗師葉問也來了，他們也許還在深水桂林街相遇過。
那些年，祖國之衰，造就香港之興，舉國人才與錢財，集中香江彈丸之地。但一切不是必然，他們選擇香港，皆因在巨人之下，香港這塊異地有自由、有法治，於強權腳底，可喘息一會。
當年周恩來為香港訂下「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皆因清楚明白，香港之「異」有其大用。50年代韓戰禁運，香港成為走私基地突破國際封鎖；三反五反大躍進文革，香港成為全國人才資金避難所，悄悄孕育財富與經驗；改革開放之初，香港以百倍回饋，憑其資金、人才、管理、技術、運輸、與國際接軌之優勢，成為改革啟動力。香港與內地，是命運共同體，沒有誰欠了誰。
祖國大興，香港優勢自然遜色。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曾有短暫紙醉金迷之興旺日子，當年很多文人商家已不放香港於眼內；今天中國躍居世界第二經濟體，香港於各個城市排行榜逐步退縮，內地人也開始瞧不起香港格局太小。
歷史事實擺在眼前，無論國家順逆興衰，香港之價值，體現於以其獨有之長補神州之短；保持差異，才能於關鍵時刻發光發熱，是香港百年來的宿命。
今天之當政者，每每強調一國，事事趨向同質，從歷史經驗看並無好處，「一國」是不須爭辯的事實，「兩制」才是重點所在，珍惜香港制度之差異，堅守自由、法治與開放社會，才叫愛國愛港；香港如一絲微塵，左右不了國家大局，但微小的力量，奮起捍衛既有的制度優勢，卻是綽綽有餘。
Re: 2017年是港人選特首 不再是北京選特首
馬英九：樂見香港朝向普選
台灣總統馬英九前天表示，樂見香港有普選。又說不排除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會面，假如國家有這個需求，且獲得人民支持，當然願意會晤，但有些條件需要雙方共同創造。
中央社引述前天馬英九在台北的總統府接受彭博通訊社專訪時表示，「我們知道香港在移交給中國大陸後，一直試圖舉行普選。我們知道中國大陸也作出了承諾，我們當然樂見香港朝這個方向改變。」
是否晤習由民意決定
馬英九說，他如與習近平會晤，一定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正式身分。雖然他不排除在2016年卸任前會晤習近平的可能，但他說，目前條件尚未成熟。
馬英九認為，大陸是否移除瞄準台灣的導彈，在軍事方面的意義不大，「移開了隨時可以回來，它（導彈）是活動的」。他說，最重要的前提還是國家有需要、人民願意支持，且在有尊嚴的情下，雙方才有可能會面。
台灣總統馬英九前天表示，樂見香港有普選。又說不排除與大陸領導人習近平會面，假如國家有這個需求，且獲得人民支持，當然願意會晤，但有些條件需要雙方共同創造。
中央社引述前天馬英九在台北的總統府接受彭博通訊社專訪時表示，「我們知道香港在移交給中國大陸後，一直試圖舉行普選。我們知道中國大陸也作出了承諾，我們當然樂見香港朝這個方向改變。」
是否晤習由民意決定
馬英九說，他如與習近平會晤，一定是以中華民國總統的正式身分。雖然他不排除在2016年卸任前會晤習近平的可能，但他說，目前條件尚未成熟。
馬英九認為，大陸是否移除瞄準台灣的導彈，在軍事方面的意義不大，「移開了隨時可以回來，它（導彈）是活動的」。他說，最重要的前提還是國家有需要、人民願意支持，且在有尊嚴的情下，雙方才有可能會面。
Re: 2017年是港人選特首 不再是北京選特首
裝模作樣 整色整水
面對政改諮詢，反對派擺出了兩個戰場：一是成立「真普選聯盟」，在立法會內「堅守陣地」，否決「假普選」方案通過；二是組織動員「佔領中環」，在立法會外形成強大政治壓力，用反對派的「真普選」方案對攻政府的「假普選」方案，逼北京和政府讓步。
反對派清楚，在立法會內「爭取真普選」他們是少數派，只能狙擊政府方案通過；若有了「佔中」行動，他們在社會上就有機會成為「凝聚主流民意」的「多數派」，在立法會內「力量倍增」，不但能狙擊政府方案，而且可以用自己的方案「威逼」朝廷。
朝廷和香江府衙也清楚，這場政改博弈，反對派在立法會內的力量是基本不變的，他們只有微弱的「否決權」。反對派的「變量」在於社會上發動「佔中」。「佔中」若成功，若能動員數以萬計的人參加並堅持下去，其「變量」就能大大支撐原本微弱的反對派「否決權」被北京和香江府衙「分化瓦解」，想「撬票」就沒那麼容易。
經過幾個月的「革命大批判」和高壓政策，對打擊「佔中」效果不彰後，朝廷和香江府衙明白這場博弈還是「宜疏不宜堵」，於是有朝廷駐港大臣赴立法會飯局，有梁特首宴請「泛民和學者」，聽取他們對政改諮詢的意見。據稱酒酣耳熱之際，有人提出應在政改諮詢展開之前先成立一個類似起草《基本法》的諮詢平台，收集意見，政府再提出政改方案。政府對此很感興趣，認為這表明政府已經開始了政改諮詢之前期工作。
二十多年前，梁振英就是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謀上個差事而發迹的。上述建議可謂投其所好，不過用處不大，只能裝模作樣、整色整水罷了。
說到底，反對派的底牌和「佔中」不會因為有了個諮詢平台而改變。
柳扶風
面對政改諮詢，反對派擺出了兩個戰場：一是成立「真普選聯盟」，在立法會內「堅守陣地」，否決「假普選」方案通過；二是組織動員「佔領中環」，在立法會外形成強大政治壓力，用反對派的「真普選」方案對攻政府的「假普選」方案，逼北京和政府讓步。
反對派清楚，在立法會內「爭取真普選」他們是少數派，只能狙擊政府方案通過；若有了「佔中」行動，他們在社會上就有機會成為「凝聚主流民意」的「多數派」，在立法會內「力量倍增」，不但能狙擊政府方案，而且可以用自己的方案「威逼」朝廷。
朝廷和香江府衙也清楚，這場政改博弈，反對派在立法會內的力量是基本不變的，他們只有微弱的「否決權」。反對派的「變量」在於社會上發動「佔中」。「佔中」若成功，若能動員數以萬計的人參加並堅持下去，其「變量」就能大大支撐原本微弱的反對派「否決權」被北京和香江府衙「分化瓦解」，想「撬票」就沒那麼容易。
經過幾個月的「革命大批判」和高壓政策，對打擊「佔中」效果不彰後，朝廷和香江府衙明白這場博弈還是「宜疏不宜堵」，於是有朝廷駐港大臣赴立法會飯局，有梁特首宴請「泛民和學者」，聽取他們對政改諮詢的意見。據稱酒酣耳熱之際，有人提出應在政改諮詢展開之前先成立一個類似起草《基本法》的諮詢平台，收集意見，政府再提出政改方案。政府對此很感興趣，認為這表明政府已經開始了政改諮詢之前期工作。
二十多年前，梁振英就是在《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謀上個差事而發迹的。上述建議可謂投其所好，不過用處不大，只能裝模作樣、整色整水罷了。
說到底，反對派的底牌和「佔中」不會因為有了個諮詢平台而改變。
柳扶風
Re: 2017年是港人選特首 不再是北京選特首
告別政制爭議釜底抽薪之法
——搭建政制安排平台 為雙普選7年立法
”只要中央與港人坦誠商討，仿效當年基本法一樣，找到中央與港人都接受的處理辦法，以一個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治體制，告別無止境爭拗內耗，埋首發展經濟，中央毋須再擔心香港在沉淪的軌道上繼續滑下去。我們認為：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制訂7年立法，就可以達至這個目標。”
特首梁振英與26名政界人士及學者，上周四在禮賓府飯敘3小時，主要談政改問題，據知席間不少意見認為政府應仿效當年起草《基本法》，有一個平台供各方、社會及市民參與討論和提出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會後轉述了這個意見，但是梁振接納與否，未見披露。中央承諾讓香港實施雙普選，而在一國兩制之下，落實雙普選既要滿足港人的訴求，也要顧全國家和中央對港的權力，所以，香港政制發展至最後階段，實際上涉及中央與香港在憲制上的安排，箇中一定有矛盾，需要探討、商討與調和。搭建一個政制安排平台，讓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凝聚最大共識，我們認為是讓香港告別政制爭議的恰當機制。
政制討論應走出渾沌
「平台」可對焦構建共識
2010年7月，立法會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之後，本報曾經發表社評，建議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研議10年立法，爭取一次過徹底解決政制問題。這篇社評的緣起，與2010年民主黨與中聯辦官員磋商政改方案有關，民主黨提出10年立法以徹底解決政制問題，據知參與磋商的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並未拒絕，表示會研究考慮，只是後來沒了下文。當時，本報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政制安排協調會的概念，仿效基本法起草時的做法，處理好長期困擾香港的政制問題。
3年過去了，沒有機制處理政改事宜，雙普選又走到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特區政府何時開始正式諮詢，仍然諱莫如深，而中央官員，例如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則先後就特首普選拋出一些說法，包括所謂篩選機制等，使港人對會否有真普選存在疑慮；在此情下，「佔領中環」持續升溫，一場中央與港人對壘的局面隱忍待發，這完全是政改討論處於渾沌狀態，說紛紜的結果。禮賓府那一頓飯，期望是事態的轉捩點，日後將發展至有組織、對焦的討論，就政制安排建構社會共識。這樣的話，搭建平台之議就值得憧憬。
譚志源轉述平台的建議時，並未透露政府取態，民主黨的張文光對平台的組成和職能，未交代具體構思，反而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說，她心目中的平台，是顧問性質，向特首負責，由委員組成，舉辦公開活動蒐集意見，然後整理歸納，制訂報告等。從出席飯敘一些人說及此事的片言隻語，使人得出一個印象，就是他們把平台視作今次政改五部曲的前期諮詢。
政府遲遲不展開諮詢，而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和2017年特首普選辦法是大題目，緊迫感而形成的民情躁動，已經在社會氛圍顯露出來，基於諮詢無期，現在以平台開展沒有諮詢文件的諮詢，或許稍有幫助，但是平台的職能僅為彌補諮詢時間不足，意義不大。我們認為平台的目標，應該是徹底解決香港的政制問題，而非一時的權宜之計，而平台的職能與運作，可以仿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為未來7年香港政制安排制訂方案，所以，這個平台稱為「政制安排協調會」，是恰當的稱謂。
普選安排涉憲制範疇
需有機制與中央磋商
政制安排涉及3點，一是滿足港人的訴求，二是切合香港實際需要，三是顧全中央的顧慮和權力體現。
（1）港人期望雙普選都是真普選，協調會處理雙普選，例如立法會的普選，應該從2016年的選舉安排開始部署，使功能組別的選舉到2020年仍然符合普及而平等原則，若今次只處理2016年的選舉安排，不理會到2020年的預期發展，則日後又起爭議，對港人和香港都是折磨。若其間有協調會運作，就可以顧及這種聯繫，消除無謂的爭拗。
（2）香港政治體制畸形，導致政府管治失效，16年來香港管治每愈下，已經充分說明這一點。所以，香港政制必須動大手術，例如是否改變比例代表制，改善立法會政黨、政團細碎分立，使政府政策難以取得大多數支持的局面；又例如特首和政府在立法會沒有穩定支持，推動政策寸步難行，實行政黨政治是解決管治困局的良方。諸如此類政制問題，需要大量研議工作，若等到政改年才提出來，屆時沒有足夠時間討論，僅處理眼前選舉辦法的政改，香港只會繼續內耗蹉跎下去，若有協調會的常設機制，可以長年研議，制訂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制安排。
（3）至於中央的顧慮和權力體現，張曉明上月首次到訪立法會，主動談到政制問題，他當時就香港的普選制度提出3個「必須」，其中一個必須是「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權力得到保障」。國家主權、國家安全、中央政府依法享有權力，相信港人基本上無異議，但是與特首普選結合一起討論，則選舉安排怎樣才符合國家和中央權力的體現，而又不損及普選需要普及而平等原則，就需要港人與中央探討磋商。此事的性質與當年制訂基本法須平衡中央與特區的利益，如出一轍，涉及憲制安排，由協調會來處理是恰當的機制。
政制安排對香港至關重要，回歸16年的發展，反映香港需要的政治體制已非當年所能想像；中央怕香港走歪路，可以理解，但是這個擔心不應成為窒礙中央兌現承諾，給予香港雙普選的理由和藉口；只要中央與港人坦誠商討，仿效當年基本法一樣，找到中央與港人都接受的處理辦法，則顧慮就可以消解，香港也可以解除束縛，以一個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治體制，告別無止境爭拗內耗，埋首發展經濟，中央毋須再擔心香港在沉淪的軌道上繼續滑下去。我們認為：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制訂7年立法，就可以達至這個目標。
——搭建政制安排平台 為雙普選7年立法
”只要中央與港人坦誠商討，仿效當年基本法一樣，找到中央與港人都接受的處理辦法，以一個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治體制，告別無止境爭拗內耗，埋首發展經濟，中央毋須再擔心香港在沉淪的軌道上繼續滑下去。我們認為：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制訂7年立法，就可以達至這個目標。”
特首梁振英與26名政界人士及學者，上周四在禮賓府飯敘3小時，主要談政改問題，據知席間不少意見認為政府應仿效當年起草《基本法》，有一個平台供各方、社會及市民參與討論和提出意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譚志源會後轉述了這個意見，但是梁振接納與否，未見披露。中央承諾讓香港實施雙普選，而在一國兩制之下，落實雙普選既要滿足港人的訴求，也要顧全國家和中央對港的權力，所以，香港政制發展至最後階段，實際上涉及中央與香港在憲制上的安排，箇中一定有矛盾，需要探討、商討與調和。搭建一個政制安排平台，讓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凝聚最大共識，我們認為是讓香港告別政制爭議的恰當機制。
政制討論應走出渾沌
「平台」可對焦構建共識
2010年7月，立法會通過2012年政改方案之後，本報曾經發表社評，建議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研議10年立法，爭取一次過徹底解決政制問題。這篇社評的緣起，與2010年民主黨與中聯辦官員磋商政改方案有關，民主黨提出10年立法以徹底解決政制問題，據知參與磋商的中聯辦副主任李剛並未拒絕，表示會研究考慮，只是後來沒了下文。當時，本報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政制安排協調會的概念，仿效基本法起草時的做法，處理好長期困擾香港的政制問題。
3年過去了，沒有機制處理政改事宜，雙普選又走到臨門一腳的關鍵時刻，特區政府何時開始正式諮詢，仍然諱莫如深，而中央官員，例如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等，則先後就特首普選拋出一些說法，包括所謂篩選機制等，使港人對會否有真普選存在疑慮；在此情下，「佔領中環」持續升溫，一場中央與港人對壘的局面隱忍待發，這完全是政改討論處於渾沌狀態，說紛紜的結果。禮賓府那一頓飯，期望是事態的轉捩點，日後將發展至有組織、對焦的討論，就政制安排建構社會共識。這樣的話，搭建平台之議就值得憧憬。
譚志源轉述平台的建議時，並未透露政府取態，民主黨的張文光對平台的組成和職能，未交代具體構思，反而港區人大代表劉佩瓊說，她心目中的平台，是顧問性質，向特首負責，由委員組成，舉辦公開活動蒐集意見，然後整理歸納，制訂報告等。從出席飯敘一些人說及此事的片言隻語，使人得出一個印象，就是他們把平台視作今次政改五部曲的前期諮詢。
政府遲遲不展開諮詢，而2016年立法會選舉辦法和2017年特首普選辦法是大題目，緊迫感而形成的民情躁動，已經在社會氛圍顯露出來，基於諮詢無期，現在以平台開展沒有諮詢文件的諮詢，或許稍有幫助，但是平台的職能僅為彌補諮詢時間不足，意義不大。我們認為平台的目標，應該是徹底解決香港的政制問題，而非一時的權宜之計，而平台的職能與運作，可以仿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為未來7年香港政制安排制訂方案，所以，這個平台稱為「政制安排協調會」，是恰當的稱謂。
普選安排涉憲制範疇
需有機制與中央磋商
政制安排涉及3點，一是滿足港人的訴求，二是切合香港實際需要，三是顧全中央的顧慮和權力體現。
（1）港人期望雙普選都是真普選，協調會處理雙普選，例如立法會的普選，應該從2016年的選舉安排開始部署，使功能組別的選舉到2020年仍然符合普及而平等原則，若今次只處理2016年的選舉安排，不理會到2020年的預期發展，則日後又起爭議，對港人和香港都是折磨。若其間有協調會運作，就可以顧及這種聯繫，消除無謂的爭拗。
（2）香港政治體制畸形，導致政府管治失效，16年來香港管治每愈下，已經充分說明這一點。所以，香港政制必須動大手術，例如是否改變比例代表制，改善立法會政黨、政團細碎分立，使政府政策難以取得大多數支持的局面；又例如特首和政府在立法會沒有穩定支持，推動政策寸步難行，實行政黨政治是解決管治困局的良方。諸如此類政制問題，需要大量研議工作，若等到政改年才提出來，屆時沒有足夠時間討論，僅處理眼前選舉辦法的政改，香港只會繼續內耗蹉跎下去，若有協調會的常設機制，可以長年研議，制訂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制安排。
（3）至於中央的顧慮和權力體現，張曉明上月首次到訪立法會，主動談到政制問題，他當時就香港的普選制度提出3個「必須」，其中一個必須是「確保國家主權、安全和中央政府依法享有的權力得到保障」。國家主權、國家安全、中央政府依法享有權力，相信港人基本上無異議，但是與特首普選結合一起討論，則選舉安排怎樣才符合國家和中央權力的體現，而又不損及普選需要普及而平等原則，就需要港人與中央探討磋商。此事的性質與當年制訂基本法須平衡中央與特區的利益，如出一轍，涉及憲制安排，由協調會來處理是恰當的機制。
政制安排對香港至關重要，回歸16年的發展，反映香港需要的政治體制已非當年所能想像；中央怕香港走歪路，可以理解，但是這個擔心不應成為窒礙中央兌現承諾，給予香港雙普選的理由和藉口；只要中央與港人坦誠商討，仿效當年基本法一樣，找到中央與港人都接受的處理辦法，則顧慮就可以消解，香港也可以解除束縛，以一個符合香港實際需要的政治體制，告別無止境爭拗內耗，埋首發展經濟，中央毋須再擔心香港在沉淪的軌道上繼續滑下去。我們認為：成立政制安排協調會，制訂7年立法，就可以達至這個目標。
Re: 2017年是港人選特首 不再是北京選特首
2017年能讓民主派「入閘」嗎？
如果香港在2017年有一人一票的行政長官普選，一定是一位親建制派和另一位親民主派候選人的對壘。如果一定要把親民主派的候選人篩選掉，這個方案肯定在立法會通不過，特首普選便就此泡湯。
證諸全世界的領導人普選，大都是在朝派和在野派的競逐。實行兩黨制的國家，競選政綱也大同小異，但也有在朝在野之別。選民喜歡政黨輪替，「換一個來看看」，是民主選舉中的選民的普遍心態。
因此，香港如果實行普選，拒絕民主派中人參選，是行不通的。要就是維持選舉方式的現狀，要就是大膽地讓建制派認可的候選人與民主派候選人一較高低。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中央傾向於要篩選
當前，中央的態度似乎是傾向於篩選，把被認為不「愛國愛港」的候選人篩掉。但因為在立法會中建制派的票數不足三分之二，篩掉民主派候選人的辦法又肯定會被否決掉。結果就是「原地踏步」。這便會造成一個政治危機，社會上進一步動盪不安，肯定比現在還亂。選出的新特首比目前更加「舉步維艱」。
如果開放呢，第一，不一定是親民主派的候選人當選。如果建制派推出的候選人頗孚眾望，能爭取建制派以至中間選民的擁護，而又有一定的施政經驗，他（或她）的勝算應該頗高。第二，民主派推出的候選人，也會是一位較溫和的、能力較強的候選人，絕不會推出一位喊打喊殺、只能舉牌抗議的人物。
但是，有風險。群眾總有一種逆反心理。正像奧巴馬競選美國總統時提出的競選口號﹕「CHANGE」一樣。由於共和黨的小布殊太差勁，所以民主黨的「換人」的口號有市場。
即使民主派人物上台
即使選上了一位民主派的人上台。第一，他能肆意妄為嗎？他不戰戰兢兢，能站得住腳嗎？當反對派的時候，批評容易嘩眾取寵；當自己執政時，方知道當權之難。建制派變成反對派，他們會放過你嗎？第二，他必須向中央述職，香港許多事情都必須得到中央的支持、協助、解決。大家知道，香港與大陸一水之隔，什麼東西都要靠大陸。如果和大陸對幹，肯定香港人民受災受難，他的施政更是寸步難行。
因此，一位溫和的民主派人物上台，他也許又會馴化成建制派，因為形勢使然。香港不是一個獨立政治實體，更不是獨立國，《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更不能任由特首自把自為的。如果他因此敢於裏通外國，更是滔天大罪，中央和港人不會放過他。
中央一貫有新思維
目前的問題是，中央會接受這個有風險的選舉方案嗎？按過去中央在政治問題上的思路，是把保險系數打得很高的。這就叫「萬無一失」，「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證之於第三屆香港特首選舉，曾蔭權對梁家傑。我曾認為，即使一人一票，曾蔭權也會取得絕對優勢，並曾著文表達這個意見（見2007年3月30日本報，並收入拙著《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天地圖書）。但事後卻有某些官方人士對此見解頗有微言。
但事情已經過去6年。還有4年，才是普選的時候。當年中央大膽起用港英舊臣曾蔭權當第一把手，的確頗有新思維的味道。去年中央敢於放棄培養多年的唐英年，中途轉，也需要有很大的魄力。今天，面對新的形勢，面對香港如此複雜的政治生態，以中央在經濟實力的強大和國際地位日隆的時候，應該有魄力來應付當前香港複雜的政治形勢，更加需要有新思維來安排2017年的普選。
吳康民﹕
如果香港在2017年有一人一票的行政長官普選，一定是一位親建制派和另一位親民主派候選人的對壘。如果一定要把親民主派的候選人篩選掉，這個方案肯定在立法會通不過，特首普選便就此泡湯。
證諸全世界的領導人普選，大都是在朝派和在野派的競逐。實行兩黨制的國家，競選政綱也大同小異，但也有在朝在野之別。選民喜歡政黨輪替，「換一個來看看」，是民主選舉中的選民的普遍心態。
因此，香港如果實行普選，拒絕民主派中人參選，是行不通的。要就是維持選舉方式的現狀，要就是大膽地讓建制派認可的候選人與民主派候選人一較高低。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中央傾向於要篩選
當前，中央的態度似乎是傾向於篩選，把被認為不「愛國愛港」的候選人篩掉。但因為在立法會中建制派的票數不足三分之二，篩掉民主派候選人的辦法又肯定會被否決掉。結果就是「原地踏步」。這便會造成一個政治危機，社會上進一步動盪不安，肯定比現在還亂。選出的新特首比目前更加「舉步維艱」。
如果開放呢，第一，不一定是親民主派的候選人當選。如果建制派推出的候選人頗孚眾望，能爭取建制派以至中間選民的擁護，而又有一定的施政經驗，他（或她）的勝算應該頗高。第二，民主派推出的候選人，也會是一位較溫和的、能力較強的候選人，絕不會推出一位喊打喊殺、只能舉牌抗議的人物。
但是，有風險。群眾總有一種逆反心理。正像奧巴馬競選美國總統時提出的競選口號﹕「CHANGE」一樣。由於共和黨的小布殊太差勁，所以民主黨的「換人」的口號有市場。
即使民主派人物上台
即使選上了一位民主派的人上台。第一，他能肆意妄為嗎？他不戰戰兢兢，能站得住腳嗎？當反對派的時候，批評容易嘩眾取寵；當自己執政時，方知道當權之難。建制派變成反對派，他們會放過你嗎？第二，他必須向中央述職，香港許多事情都必須得到中央的支持、協助、解決。大家知道，香港與大陸一水之隔，什麼東西都要靠大陸。如果和大陸對幹，肯定香港人民受災受難，他的施政更是寸步難行。
因此，一位溫和的民主派人物上台，他也許又會馴化成建制派，因為形勢使然。香港不是一個獨立政治實體，更不是獨立國，《基本法》的有關規定，更不能任由特首自把自為的。如果他因此敢於裏通外國，更是滔天大罪，中央和港人不會放過他。
中央一貫有新思維
目前的問題是，中央會接受這個有風險的選舉方案嗎？按過去中央在政治問題上的思路，是把保險系數打得很高的。這就叫「萬無一失」，「把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證之於第三屆香港特首選舉，曾蔭權對梁家傑。我曾認為，即使一人一票，曾蔭權也會取得絕對優勢，並曾著文表達這個意見（見2007年3月30日本報，並收入拙著《誰是2012年行政長官》，天地圖書）。但事後卻有某些官方人士對此見解頗有微言。
但事情已經過去6年。還有4年，才是普選的時候。當年中央大膽起用港英舊臣曾蔭權當第一把手，的確頗有新思維的味道。去年中央敢於放棄培養多年的唐英年，中途轉，也需要有很大的魄力。今天，面對新的形勢，面對香港如此複雜的政治生態，以中央在經濟實力的強大和國際地位日隆的時候，應該有魄力來應付當前香港複雜的政治形勢，更加需要有新思維來安排2017年的普選。
吳康民﹕
Re: 2017年是港人選特首 不再是北京選特首
- 40多名來自不同界人士發起「幫幫香港出聲行動」，希望號召十萬人參加，避免佔中行動影響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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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名來自不同界人士發起「幫幫香港出聲行動」，希望號召十萬人參加，避免佔中行動影響本港。
該行動的發起人包括傳媒人周融、嶺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濼生及中大客座教授鄭赤琰等人。他們表示，要爭取沉默大多數起來發聲，保護自己利益，避免佔中影響到香港的安全及穩定。
發起人表示，他們認為本港已到危急關頭，需要沉默大多數發聲，如不立刻制止，在動亂發生後，本港的經濟及民將受到最大傷害，這將由港人承擔。
他們表示，暫時沒有實質行動，但願意與佔中支持者公開辯論。
Re: 2017年是港人選特首 不再是北京選特首
方志恒﹕為普選創造共識
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的回憶錄，記載了這一個故事：
1985年4月，全國人大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草委」），負責起草《基本法》。「基草委」由59人組成，其中36人為國內委員，另外23人為香港委員。
當時香港社會人心不穩、移民成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能否取得港人認同，將是影響平穩過渡的關鍵因素。許家屯認為，「基草委」的香港委員數目僅有23人，必須想法子讓更多港人參與起草工作，以助穩定社會人心。許家屯於是跑到港澳辦，與主任姬鵬飛進行商討，提出仿效港英政府通過幾百個諮詢組織實行「精英民主」的做法，成立一個起草《基本法》的諮詢委員會。
新華社隨即進行籌備工作，許家屯提出委員名單必須包攬香港社會各界精英，人數需要盡量多一點，以涵蓋「上、中、下；左、中、右；中國、外國；男、女、老、少」。經過一番醞釀協商，由多達180人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基諮委」），最終在1985年12月正式宣布成立。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歷時超過4年，其間北京透過「基諮委」這個平台，多次進行大型的社會諮詢，被視為《基本法》起草工作能夠順利完成的重要關鍵。
歷史真的會重複發生嗎？
政治環境已變不可能時光倒流
30年後的今天，香港處於民主過渡的關鍵時期，能否順利實現2017特首普選，將決定未來香港是亂是治。近期，有政壇人士遂提出仿效1980年代「基諮委」的方式，成立跨黨派的「政制委員會」，提供一個平台讓各方對話及凝聚共識。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更加不可能時光倒流。成立高層次的專責委員會主導政改討論，固然有利於推動各方對話尋求共識，同時有助營造寬鬆的政治氣氛，形成中間溫和力量；但如果醞釀中的「政制委員會」，只是簡單照搬1980年代「基諮委」的組成及運作方式，則恐怕作用有限甚至勞而無功。
因為1980年代的「基諮委」，完全是上世紀「精英政治」年代的產物。像「基諮委」這種諮詢委員會，之所以能夠在1980年代發揮作用，全因為被吸納的政治精英（Co-opted elites）當時有足夠能量左右大局，從而令委員會內形成的政治共識，能夠在社會上獲得廣泛接受。
但30年後的今天，公民社會崛起、網絡社運盛行，在當今這個沒有共同領袖、崇尚直接行動、誰也不能代表誰的「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再搞「基諮委」這類標榜「精英政治」的諮詢組織，還能夠發揮多大作用？即使仿效「基諮委」大舉吸納資本家、專業人士進入「政制委員會」，以現時工商界精英公眾形象之低落、與公民社會之嚴重脫節，他們又有何能力影響民意走向？立法會各黨派固然有通過政改方案的憲制責任，但從高鐵之爭到反國教運動，政黨（包括民主派政黨）一次又一次落後於民間社會運動，即使政府將各大政黨領袖都吸納入「政制委員會」，難道就足以擺平日益躁動的公民社會？特區政府有數以百計大大小小的諮詢委員會，現時都無法再發揮吸納民意、整合共識的作用，如果「政制委員會」只是換湯不換藥地搞「閉門商討」，我們又怎能夠期望這個委員會能夠突破政改困局？
政制委員會作為公眾參與平台
要為普選創造共識，特區政府的確需要成立高層次的專責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不宜照搬1980年代「基諮委」的「精英政治」模式，而應該成為一個平台促成「公眾參與」（Civic engagement）（附圖）：
‧被委任入「政制委員會」的政治領袖，固然必須具備足夠的代表性及公信力，但他們的角色不可能、事實上亦沒有能力，去代替民眾決定政改方案，而是負責引導討論及協助民眾形成共識。
‧「政制委員會」要成為公眾參與平台，應配合整個「政改五部曲」的憲制程序，特別是在第一及第三部曲前發揮推動討論、整合民意的功能，包括透過各種公眾參與渠道例如「商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網上聯署平台」（E-petition）、「居民大會」（Town hall meetings）、「全港性民調」（Territory-wide survey），逐步推動社會就政制原則、以至具體政改方案形成共識。
‧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政制委員會」主導政改諮詢，可解決現時特區政府民望低落、不被社會信任、寸步難行的困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可擔任「政制委員會」的秘書長，負責領導由專業公務員組成的秘書處，以支援「政制委員會」的各項工作。「政制委員會」在每一個階段完成公眾參與工作後，即撰寫公開的民意報告呈交特首考慮，特區政府就可以有更穩固的政治基礎，推進「政改五部曲」下的憲制工作。
北京與特區政府應以新思維，為普選創造共識。
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的回憶錄，記載了這一個故事：
1985年4月，全國人大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基草委」），負責起草《基本法》。「基草委」由59人組成，其中36人為國內委員，另外23人為香港委員。
當時香港社會人心不穩、移民成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能否取得港人認同，將是影響平穩過渡的關鍵因素。許家屯認為，「基草委」的香港委員數目僅有23人，必須想法子讓更多港人參與起草工作，以助穩定社會人心。許家屯於是跑到港澳辦，與主任姬鵬飛進行商討，提出仿效港英政府通過幾百個諮詢組織實行「精英民主」的做法，成立一個起草《基本法》的諮詢委員會。
新華社隨即進行籌備工作，許家屯提出委員名單必須包攬香港社會各界精英，人數需要盡量多一點，以涵蓋「上、中、下；左、中、右；中國、外國；男、女、老、少」。經過一番醞釀協商，由多達180人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基諮委」），最終在1985年12月正式宣布成立。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歷時超過4年，其間北京透過「基諮委」這個平台，多次進行大型的社會諮詢，被視為《基本法》起草工作能夠順利完成的重要關鍵。
歷史真的會重複發生嗎？
政治環境已變不可能時光倒流
30年後的今天，香港處於民主過渡的關鍵時期，能否順利實現2017特首普選，將決定未來香港是亂是治。近期，有政壇人士遂提出仿效1980年代「基諮委」的方式，成立跨黨派的「政制委員會」，提供一個平台讓各方對話及凝聚共識。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更加不可能時光倒流。成立高層次的專責委員會主導政改討論，固然有利於推動各方對話尋求共識，同時有助營造寬鬆的政治氣氛，形成中間溫和力量；但如果醞釀中的「政制委員會」，只是簡單照搬1980年代「基諮委」的組成及運作方式，則恐怕作用有限甚至勞而無功。
因為1980年代的「基諮委」，完全是上世紀「精英政治」年代的產物。像「基諮委」這種諮詢委員會，之所以能夠在1980年代發揮作用，全因為被吸納的政治精英（Co-opted elites）當時有足夠能量左右大局，從而令委員會內形成的政治共識，能夠在社會上獲得廣泛接受。
但30年後的今天，公民社會崛起、網絡社運盛行，在當今這個沒有共同領袖、崇尚直接行動、誰也不能代表誰的「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再搞「基諮委」這類標榜「精英政治」的諮詢組織，還能夠發揮多大作用？即使仿效「基諮委」大舉吸納資本家、專業人士進入「政制委員會」，以現時工商界精英公眾形象之低落、與公民社會之嚴重脫節，他們又有何能力影響民意走向？立法會各黨派固然有通過政改方案的憲制責任，但從高鐵之爭到反國教運動，政黨（包括民主派政黨）一次又一次落後於民間社會運動，即使政府將各大政黨領袖都吸納入「政制委員會」，難道就足以擺平日益躁動的公民社會？特區政府有數以百計大大小小的諮詢委員會，現時都無法再發揮吸納民意、整合共識的作用，如果「政制委員會」只是換湯不換藥地搞「閉門商討」，我們又怎能夠期望這個委員會能夠突破政改困局？
政制委員會作為公眾參與平台
要為普選創造共識，特區政府的確需要成立高層次的專責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不宜照搬1980年代「基諮委」的「精英政治」模式，而應該成為一個平台促成「公眾參與」（Civic engagement）（附圖）：
‧被委任入「政制委員會」的政治領袖，固然必須具備足夠的代表性及公信力，但他們的角色不可能、事實上亦沒有能力，去代替民眾決定政改方案，而是負責引導討論及協助民眾形成共識。
‧「政制委員會」要成為公眾參與平台，應配合整個「政改五部曲」的憲制程序，特別是在第一及第三部曲前發揮推動討論、整合民意的功能，包括透過各種公眾參與渠道例如「商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ing）、「網上聯署平台」（E-petition）、「居民大會」（Town hall meetings）、「全港性民調」（Territory-wide survey），逐步推動社會就政制原則、以至具體政改方案形成共識。
‧由具廣泛代表性的「政制委員會」主導政改諮詢，可解決現時特區政府民望低落、不被社會信任、寸步難行的困局。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可擔任「政制委員會」的秘書長，負責領導由專業公務員組成的秘書處，以支援「政制委員會」的各項工作。「政制委員會」在每一個階段完成公眾參與工作後，即撰寫公開的民意報告呈交特首考慮，特區政府就可以有更穩固的政治基礎，推進「政改五部曲」下的憲制工作。
北京與特區政府應以新思維，為普選創造共識。
Re: 2017年是港人選特首 不再是北京選特首
外交部促美總領事勿插手港務
劉銳紹﹕中國強硬不智 入美國圈套
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A. Hart）上任近一個月，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表簡短新聞稿，指特派員宋哲前日與夏千福會面，宋哲在會面中提醒對方，政制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務，堅持反對外國政府和官員干涉。夏千福上任後除與新民黨會見，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亦證實曾與夏千福見面，當中有討論政改。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宋哲強硬的態度不智，是中了美國圈套。
美：晤各界正常外交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發言人說，夏千福上任至今，與政府、商界、政界、學術界、文化界等人士會面，是正常外交做法，指會見對建立關係、意見交流等有重要作用。他強調美國對港長期政策沒改變，支持一國兩制落實及政制向前至落實符合《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及港人意願的普選。
前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不時開腔評論本港政改問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亦多番批評美國不應干預本港事務。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新聞稿指出，宋哲在會晤夏千福時，除介紹香港回歸以來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情，亦闡明中方立場。他強調政制問題是本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和官員不應干涉，「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無視《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
宋哲希望美國駐港機構和人員尊重一國兩制，「不以任何藉口從事與身分不符的活動」、不做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和中美關係大局的事。
曾與夏千福談及政改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若要說一個國家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不單止要看他見什麼人，還要看整體活動。至於夏千福是否積極、活躍、有議程，她說相信外交部更清楚，大家亦可以看見，不難下評論。她重申自己跟夏千福見面只是禮節性，亦相信自己只是「好多人其中之一位」。
立會見劉慧卿 曾談政改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認為，中央一直憂心外國勢力干擾特區事務，但國際社會亦有權表達意見。在政制問題上，特區政府亦確認了聯合國的有關公約，她認為中央「無權、無理由唔畀人講」。她透露自己曾於本月13日與夏千福在立法會內見面，其間亦曾討論政改問題。她認為與外國領事交流並無問題，「我成日都見唔同國家領事啦！」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認為，宋哲態度強硬是反映中央一貫對外國介入本港事務的立場，但指嚴辭厲色表達立場並無必要及多餘，因外國官員發聲不等於干預。他強調爭取民主是靠港人本身而非靠美國，中央毋須太擔心。
梁家傑：爭民主非靠美國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美國一向希望佔據民主、自由等道德高地，以此來挑動北京神經，可說是「無本生意」，但中央高調警誡美國做法是不智，因以「強硬教仔」的方式，只會令原本可爭取支持的港人變成敵人，特別是中央以強硬態度應對民主問題，港人未必接受，他相信熟悉中國事務的夏千福，日後會用不同方法繼續插手本港事務，若中央不改變對美策略，只會繼續被美國「抽水」。
劉銳紹﹕中國強硬不智 入美國圈套
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A. Hart）上任近一個月，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發表簡短新聞稿，指特派員宋哲前日與夏千福會面，宋哲在會面中提醒對方，政制發展問題是香港內部事務，堅持反對外國政府和官員干涉。夏千福上任後除與新民黨會見，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亦證實曾與夏千福見面，當中有討論政改。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宋哲強硬的態度不智，是中了美國圈套。
美：晤各界正常外交
美國駐港總領事館發言人說，夏千福上任至今，與政府、商界、政界、學術界、文化界等人士會面，是正常外交做法，指會見對建立關係、意見交流等有重要作用。他強調美國對港長期政策沒改變，支持一國兩制落實及政制向前至落實符合《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及港人意願的普選。
前任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不時開腔評論本港政改問題，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亦多番批評美國不應干預本港事務。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新聞稿指出，宋哲在會晤夏千福時，除介紹香港回歸以來成功落實一國兩制的情，亦闡明中方立場。他強調政制問題是本港內部事務，外國政府和官員不應干涉，「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無視《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插手和干預香港事務」。
宋哲希望美國駐港機構和人員尊重一國兩制，「不以任何藉口從事與身分不符的活動」、不做損害香港繁榮穩定和中美關係大局的事。
曾與夏千福談及政改的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若要說一個國家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不單止要看他見什麼人，還要看整體活動。至於夏千福是否積極、活躍、有議程，她說相信外交部更清楚，大家亦可以看見，不難下評論。她重申自己跟夏千福見面只是禮節性，亦相信自己只是「好多人其中之一位」。
立會見劉慧卿 曾談政改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認為，中央一直憂心外國勢力干擾特區事務，但國際社會亦有權表達意見。在政制問題上，特區政府亦確認了聯合國的有關公約，她認為中央「無權、無理由唔畀人講」。她透露自己曾於本月13日與夏千福在立法會內見面，其間亦曾討論政改問題。她認為與外國領事交流並無問題，「我成日都見唔同國家領事啦！」
公民黨黨魁梁家傑認為，宋哲態度強硬是反映中央一貫對外國介入本港事務的立場，但指嚴辭厲色表達立場並無必要及多餘，因外國官員發聲不等於干預。他強調爭取民主是靠港人本身而非靠美國，中央毋須太擔心。
梁家傑：爭民主非靠美國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美國一向希望佔據民主、自由等道德高地，以此來挑動北京神經，可說是「無本生意」，但中央高調警誡美國做法是不智，因以「強硬教仔」的方式，只會令原本可爭取支持的港人變成敵人，特別是中央以強硬態度應對民主問題，港人未必接受，他相信熟悉中國事務的夏千福，日後會用不同方法繼續插手本港事務，若中央不改變對美策略，只會繼續被美國「抽水」。
Re: 2017年是港人選特首 不再是北京選特首
葉健民﹕誰在真正搞亂香港？
「幫港出聲」行動以大量人力物力攻擊「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周融更把雙方論爭定位為正邪之戰，將戴耀廷等人的主張描繪成禍港猛獸，更揚言如果佔中成功，他便會選擇移民，意志之堅定用詞之狠勁，令人側目。周先生是走是留，不知有多少人在意，有沒有人會因為他的可能離去而扼腕慨嘆忐忑不安，我也沒有興趣知道。對於佔中的手法、效果和代價，社會上確實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平心靜氣辯論。「幫港出聲」諸君的行動，是否如有評論認為是建制「打手」所為，大家自行判斷。但觀乎他們的言行態度，也至少反映出這群建制精英的種種局限。
建制精英的局限
周融、雷鼎鳴等人一直以來都是政府公職委任名單中的常客，近年政府的各式委員會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熱心公共事務，願意花盡心思為政府出謀獻策，固然是值得尊重。他們與建制長期互動，態度上對決策者的處境較為體諒，自是意料之中。問題是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以專業精英為核心的諮詢政治，早已不能滿足眼前公共決策的政治需要。在講求參與、崇尚平權的今天，政府需要的不單是專業意見、客觀分析，更要掌握社會脈搏民情喜惡，但有不少常被政府垂青委以公職的社會精英，卻依然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對社會需要的掌握、對所謂公共利益的理解，比任何建制外的判斷都更準確。在他們眼中，社會上其他的不同聲音大多理據欠奉無理取鬧，而這些並不反映大多數人意見，兼且無建設性的噪音，只是因反對派和媒體刻意挑撥故作事端，才能激起漣漪，受人注意。他們也許永遠都不會明白，公共決策從來都不應由專業官僚和業界精英所壟斷。因為政策所謂好壞不應只是在於是否合乎科學原則、經濟效益又或者既定程序，受眾對此的喜惡才是關鍵。今天的香港，民眾對參與的渴求與日俱增，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諮詢架構早已成為「雞肋」，身處其中的人理應知所進退，不要活在雲端，還抱高高在上自以為是的心態去俯視建制外的民怨。
傳統建制精英的傲慢，也令他們無法認識到本地社會運動的轉變。近年社運已由建制和議會內的爭取與直接行動的雙翼齊飛，漸漸轉變為街頭政治為主導的形態，這自然是多年建制內爭取策略成效不彰，和對現有制度徹底不信任所致。愈來愈多人相信，繼續在現有權力框架下爭取，只會浪費時間虛耗青春，要改變社會爭取公義，便應首先搶回主動權改變遊戲規則，要以自己的一套方法去抗爭，走上街頭才是正道。街頭政治的邏輯，就是要正面挑戰權威，以突出社會矛盾和制度的不公不義。過程中出現的衝突場面不單是在所難免，甚至是必要手段。「佔中」行動的快速發酵，原因不單在於發起人的道德感召和個人形象，而是正正反映出社會上挑戰現有秩序、躁動求變的強烈聲音愈來愈被認同。
為何對暴力行徑置若罔聞
平心而論，有沒有戴耀廷等三子的出現，也可以斷言政改爭議必然會引發大型的街頭運動。事實上，在很多堅持重返街頭的理想主義者眼中，「佔中」所主張的處處自我設限，講求不反抗非暴力的行動綱領，是不必要地壓制了群眾的自發性，要求更激烈的抗爭形式。所以，「幫港出聲」的諸位「有心人」，假如你們真的如你們所言希望幫香港走出困局，要做的不是如何去把「佔中」行動的聲勢壓下去，而是要想想怎樣才能疏導其背後所代表的蠢蠢欲動、蓄勢待發的民怨怒火。全力打壓「佔中」，即使當事人真的動機良好全心為港，也是只看表面、迴避問題的下策。
當然沒有人希望香港大亂，大家也擔心街頭暴力會否大幅蔓延，但假如「幫港出聲」確有此憂慮，我真的不明白為何他們對已經出現的暴力行徑置若罔聞，視而不見？我所指的，是「愛」字頭和各式支持建制團體路人皆見的劣行。這批社會敗類，動輒對不同意見的人盡情辱罵、武力恐嚇，甚至拳打腳踢。日前特首落區場外的「金毛飛」，在鏡頭前眾目睽睽下對批評政府的人肆意毆打，完全無視法紀。這些行為，目前已發展到無處不在無日無之的地步，就連我們這些一介書生也不能倖免，在公開論壇後被這群人肆意粗言侮辱人身恐嚇，已成了慣例常規。當然必須承認，此等歪風亦非他們所創，「人」字頭等以真正民主派自居的團體，年前早已帶起這股瘋潮。對於這些行為，不管目標如何高尚，口號說得如何動聽，「民主」也好、「和諧」也好，以暴力恐嚇去威迫壓制不同觀點，恃強凌弱去恫嚇他人，只反映出當事人的理曲辭屈，無法以理服人，也絕對要受到譴責。擔心香港失控、暴力抬頭的「幫港出聲」諸君，又為何會對此視若無睹、無動於中呢？一邊廂還是書生論政，兼且處處為自己設限強調克制，但另一邊早已是張牙舞爪、拳打腳踢，誰是正在搗亂香港？哪一邊對香港的禍害更大？誰對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文明社會秩序傷害更深？「幫港出聲」的朋友，倘若你們真的擔心有人搞亂香港，便應言行一致挺身而出全面譴責那些罔顧法紀的、以支持建制為名的暴力團體，以正視聽。進一步而言，假如你們真是全心全意為香港，也請你們正視「佔中」行動背後所代表的民怨，不要停留在表象之上，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你們並不是沉默大多數的小市民，你們是少數有幸常在權貴左右、有機會向決策者進言獻計的少數精英，所以你們更應向當權者力陳民憤根源所在，以真正解決特區管治困局，這才是沉默大多數市民的期盼﹗
有機會向決策者進言的少數精英
眼前的香港，有太多人不辨善惡輕重不分，見小惡而口誅筆伐，必須置之死地而後快，但對大惡則視若無睹，這種行徑實際上是助紂為虐，壯大歪風。今天的時局，也有太多位高權重德高望重的人只懂唯上唯權，揣摩上意，對權貴刻意逢迎隱惡揚善，客觀上是置港人利益於不顧。這些行為，不管包裝得如何亮麗，才是香港亂局的真正根源。
「幫港出聲」行動以大量人力物力攻擊「佔領中環」行動，發起人周融更把雙方論爭定位為正邪之戰，將戴耀廷等人的主張描繪成禍港猛獸，更揚言如果佔中成功，他便會選擇移民，意志之堅定用詞之狠勁，令人側目。周先生是走是留，不知有多少人在意，有沒有人會因為他的可能離去而扼腕慨嘆忐忑不安，我也沒有興趣知道。對於佔中的手法、效果和代價，社會上確實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大家可以平心靜氣辯論。「幫港出聲」諸君的行動，是否如有評論認為是建制「打手」所為，大家自行判斷。但觀乎他們的言行態度，也至少反映出這群建制精英的種種局限。
建制精英的局限
周融、雷鼎鳴等人一直以來都是政府公職委任名單中的常客，近年政府的各式委員會都可以見到他們的身影。他們熱心公共事務，願意花盡心思為政府出謀獻策，固然是值得尊重。他們與建制長期互動，態度上對決策者的處境較為體諒，自是意料之中。問題是他們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以專業精英為核心的諮詢政治，早已不能滿足眼前公共決策的政治需要。在講求參與、崇尚平權的今天，政府需要的不單是專業意見、客觀分析，更要掌握社會脈搏民情喜惡，但有不少常被政府垂青委以公職的社會精英，卻依然自我感覺良好，認為自己對社會需要的掌握、對所謂公共利益的理解，比任何建制外的判斷都更準確。在他們眼中，社會上其他的不同聲音大多理據欠奉無理取鬧，而這些並不反映大多數人意見，兼且無建設性的噪音，只是因反對派和媒體刻意挑撥故作事端，才能激起漣漪，受人注意。他們也許永遠都不會明白，公共決策從來都不應由專業官僚和業界精英所壟斷。因為政策所謂好壞不應只是在於是否合乎科學原則、經濟效益又或者既定程序，受眾對此的喜惡才是關鍵。今天的香港，民眾對參與的渴求與日俱增，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諮詢架構早已成為「雞肋」，身處其中的人理應知所進退，不要活在雲端，還抱高高在上自以為是的心態去俯視建制外的民怨。
傳統建制精英的傲慢，也令他們無法認識到本地社會運動的轉變。近年社運已由建制和議會內的爭取與直接行動的雙翼齊飛，漸漸轉變為街頭政治為主導的形態，這自然是多年建制內爭取策略成效不彰，和對現有制度徹底不信任所致。愈來愈多人相信，繼續在現有權力框架下爭取，只會浪費時間虛耗青春，要改變社會爭取公義，便應首先搶回主動權改變遊戲規則，要以自己的一套方法去抗爭，走上街頭才是正道。街頭政治的邏輯，就是要正面挑戰權威，以突出社會矛盾和制度的不公不義。過程中出現的衝突場面不單是在所難免，甚至是必要手段。「佔中」行動的快速發酵，原因不單在於發起人的道德感召和個人形象，而是正正反映出社會上挑戰現有秩序、躁動求變的強烈聲音愈來愈被認同。
為何對暴力行徑置若罔聞
平心而論，有沒有戴耀廷等三子的出現，也可以斷言政改爭議必然會引發大型的街頭運動。事實上，在很多堅持重返街頭的理想主義者眼中，「佔中」所主張的處處自我設限，講求不反抗非暴力的行動綱領，是不必要地壓制了群眾的自發性，要求更激烈的抗爭形式。所以，「幫港出聲」的諸位「有心人」，假如你們真的如你們所言希望幫香港走出困局，要做的不是如何去把「佔中」行動的聲勢壓下去，而是要想想怎樣才能疏導其背後所代表的蠢蠢欲動、蓄勢待發的民怨怒火。全力打壓「佔中」，即使當事人真的動機良好全心為港，也是只看表面、迴避問題的下策。
當然沒有人希望香港大亂，大家也擔心街頭暴力會否大幅蔓延，但假如「幫港出聲」確有此憂慮，我真的不明白為何他們對已經出現的暴力行徑置若罔聞，視而不見？我所指的，是「愛」字頭和各式支持建制團體路人皆見的劣行。這批社會敗類，動輒對不同意見的人盡情辱罵、武力恐嚇，甚至拳打腳踢。日前特首落區場外的「金毛飛」，在鏡頭前眾目睽睽下對批評政府的人肆意毆打，完全無視法紀。這些行為，目前已發展到無處不在無日無之的地步，就連我們這些一介書生也不能倖免，在公開論壇後被這群人肆意粗言侮辱人身恐嚇，已成了慣例常規。當然必須承認，此等歪風亦非他們所創，「人」字頭等以真正民主派自居的團體，年前早已帶起這股瘋潮。對於這些行為，不管目標如何高尚，口號說得如何動聽，「民主」也好、「和諧」也好，以暴力恐嚇去威迫壓制不同觀點，恃強凌弱去恫嚇他人，只反映出當事人的理曲辭屈，無法以理服人，也絕對要受到譴責。擔心香港失控、暴力抬頭的「幫港出聲」諸君，又為何會對此視若無睹、無動於中呢？一邊廂還是書生論政，兼且處處為自己設限強調克制，但另一邊早已是張牙舞爪、拳打腳踢，誰是正在搗亂香港？哪一邊對香港的禍害更大？誰對我們一直引以為傲的文明社會秩序傷害更深？「幫港出聲」的朋友，倘若你們真的擔心有人搞亂香港，便應言行一致挺身而出全面譴責那些罔顧法紀的、以支持建制為名的暴力團體，以正視聽。進一步而言，假如你們真是全心全意為香港，也請你們正視「佔中」行動背後所代表的民怨，不要停留在表象之上，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你們並不是沉默大多數的小市民，你們是少數有幸常在權貴左右、有機會向決策者進言獻計的少數精英，所以你們更應向當權者力陳民憤根源所在，以真正解決特區管治困局，這才是沉默大多數市民的期盼﹗
有機會向決策者進言的少數精英
眼前的香港，有太多人不辨善惡輕重不分，見小惡而口誅筆伐，必須置之死地而後快，但對大惡則視若無睹，這種行徑實際上是助紂為虐，壯大歪風。今天的時局，也有太多位高權重德高望重的人只懂唯上唯權，揣摩上意，對權貴刻意逢迎隱惡揚善，客觀上是置港人利益於不顧。這些行為，不管包裝得如何亮麗，才是香港亂局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