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死結 絕難解開
北京目前挑選第四屆香江特首，壓力比以往大得多。因為回歸十四年，董建華、曾蔭權兩位三屆特首給後繼者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尤其是曾蔭權○五年接手後，幾年來的無能管治，荒誕施政，白白浪費了「撥亂反正」、「振衰除弊」的寶貴時機，把爛攤子搞得更爛、更亂，香港下滑得更快，矛盾更多更深更尖銳，現在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面對這樣的爛攤子，甚麼人當特首能夠打理？這個何人堪當重任的壓力全落在北京身上。
環顧香江官場政壇，無論是朝廷刻意培養多年的，還是自己「跳出來」的，無論是自家營壘的，還是反對派陣營的，無論是民望低的，還是高一些的，就那麼幾個人，掂來掂去，朝廷恐怕無一滿意者。這些「疑似特首」人選，摒除政治考慮，僅以才具、能力而論，也無「合格」者。總之，朝廷選人向來要講「德才兼備」，然今天選特首，是德也不行，才也不夠，選無可選也，最終結果，恐怕只能「求其」算數，「德才」兼失也。
朝廷選董建華當首位特首時最「輕鬆」，因為「事非經過不知難」，那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還沒有「實踐」，皆紙上談兵。香港人當中有沒有真能幹好特首的人才，朝廷更是不知道，以為像董建華這樣「家世華貴」、人脈很廣的「商界大人物」一定能當好特首，游刃有餘。
朝廷選曾蔭權當第二位特首時，心情已變，頗不輕鬆了，但仍然不清楚選甚麼樣的人能夠幹好。在選人範圍很窄、形格勢禁之下，對曾蔭權先是「試着用」，後發現很不理想，卻又只好「湊合着用」，因為朝廷還是手中無人，且不想再折騰了。然而，朝廷和香港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在「湊合用」及「人事苟安」中，眼巴巴看着香港一步步更爛更亂。
這個趨勢能否由第四屆特首扭轉，首先取決於北京選人。對此，北京當然知道，只是這個「人才死結」絕難解開。
柳扶風
香港必須要改變
香港被規劃
香港被規劃
2011年03月22日
經過十四年「高度自治」後，香港終於被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涵蓋範圍，我們可從中央這個部署看到甚麼端倪呢？
競爭力被削弱
中國的相對經濟實力在環球金融危機中不斷提升，中央的自信也同時增強。藉着這個契機，大陸推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幫助處於經濟低迷的台灣。隨着兩岸關係改善，雙方開始建立互信，直接處理雙邊事務。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示範點的需要正在減退，而最可惜的是香港一早就放棄了作為兩岸中介人的角色。
經過三任政府、兩位行政長官，中央對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看得清清楚楚。董建華還可算有心無力，而走馬上任的曾蔭權卻是徹徹底底的無心無力，只是一直靠攏商界製造經濟泡沫。縱使中央不斷放話要特區政府解決深層次矛盾，曾班子總是置若罔聞。而最致命的，是香港缺乏一個長遠發展計劃。香港的政治制度使其失去政黨政治可帶來的政策理念和連貫性。儘管中央政策組，儼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應發揮研究和制訂香港長遠發展政策以供政府參考的角色，可惜中策組卻選擇了一條唯命是從、幫助政府製造輿論的道路。
眼見港府施政雜亂無章，香港的競爭力一天一天被削弱，中央政府終於按捺不住，把香港歸納入國家規劃。這事情是好是壞仍有待觀察，但我們已經失去了選擇自己長遠發展的話事權。
朝陽
2011年03月22日
經過十四年「高度自治」後，香港終於被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涵蓋範圍，我們可從中央這個部署看到甚麼端倪呢？
競爭力被削弱
中國的相對經濟實力在環球金融危機中不斷提升，中央的自信也同時增強。藉着這個契機，大陸推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幫助處於經濟低迷的台灣。隨着兩岸關係改善，雙方開始建立互信，直接處理雙邊事務。香港作為一國兩制示範點的需要正在減退，而最可惜的是香港一早就放棄了作為兩岸中介人的角色。
經過三任政府、兩位行政長官，中央對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看得清清楚楚。董建華還可算有心無力，而走馬上任的曾蔭權卻是徹徹底底的無心無力，只是一直靠攏商界製造經濟泡沫。縱使中央不斷放話要特區政府解決深層次矛盾，曾班子總是置若罔聞。而最致命的，是香港缺乏一個長遠發展計劃。香港的政治制度使其失去政黨政治可帶來的政策理念和連貫性。儘管中央政策組，儼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應發揮研究和制訂香港長遠發展政策以供政府參考的角色，可惜中策組卻選擇了一條唯命是從、幫助政府製造輿論的道路。
眼見港府施政雜亂無章，香港的競爭力一天一天被削弱，中央政府終於按捺不住，把香港歸納入國家規劃。這事情是好是壞仍有待觀察，但我們已經失去了選擇自己長遠發展的話事權。
朝陽
振英〈政治領袖〉堪玩味 范太稱未得中央信任／文﹕李先知
振英〈政治領袖〉堪玩味 范太稱未得中央信任／文﹕李先知
日本一場地震，令香港政圈變得沉寂過來。雖然至今距離特首選舉不足一年，理應風聲四起，但至今有關「跑馬仔」的消息，仍是少之又少。不過，在這場風雨前的平靜，仍有一絲絲的漣漪，筆者日前到梁振英的個人網站一看，發現他發表了一篇題為〈政治領袖〉的文章，細嚼下有不少可堪玩味之處。
梁振英的文章，雖然只是他兩年前寫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文章節錄，但他解釋是「有感於近日世局」，決定與大家重溫一番，文中最精警的，有以下兩個段落。
「政治形勢變幻叵測，沒有政治人物可以為改革的成果寫保單，但稱職的領導人要有敢想的擔當，要有敢於承擔個人政治風險的勇氣。」「勇於承擔，迎難而上，這就是政治家的風範。不論有沒有選票箱的授權，當了領導的就要在最大程度上做好領導角色。尸位素餐，只為光宗耀祖，做官不做事，不如不做。」
不難發現，梁振英要說的，明顯是衝他的對手而來，可見他在這場選舉中，雖然一直被形容處於落後階段，但看來仍未有放棄。而且政治變幻叵測，誰可預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正如一年前傳出來是「黑馬」人選的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浮浮沉沉一輪後，今年兩會時再次成為眾人談論的焦點。
一名資深建制派人士形容，這場跑馬仔賽事，「向來都是有3隻馬在跑」，而第三隻毫無驚喜的，正是范太。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坊間一般分析都指香港一旦出亂子，就愈對梁振英這個「鷹派人物」有利，但該資深人士卻認為，其實最大得益者是范太。
「北京經研判後如果覺得香港太亂，要大刀闊斧改革，那麼真命天子就是范太，因為她與泛民有偈傾，推動政策時相對順暢；相反，如果香港安安定定，那上場的就是好好先生唐英年了！」
那麼在北京眼中，現時香港有幾亂呢？該建制派以風球打比喻﹕「現時是3號風球，但到了選舉就是8號，尤其區議會選舉政治化後，泛民隨時贏多幾席，變成7：3（泛民得票七成，建制派三成）！」
范太這個名字再被放上，但據她身邊人透露，范太從來無向中央爭取選特首，其一原因是年紀確實太大，即使只做一屆，退任時也年屆70歲；另一原因則有點耐人尋味，就是范太自問「未得中央信任」。身邊人透露，范太曾經說過做特首有兩大條件，一是得港人信任，這項她自問可以達標，另一項則是獲中央信任，但貴為人大常委的她，卻曾向友人透露﹕「中央信不信我，我不敢講！」范太這個說法到底是「太謙虛」，還是另有盤算？
筆者向了解北京政情人士打聽，探討特首「跑馬仔」是否唐梁之爭、范太是否黑馬，得到的信息是，北京高度關注也充分了解近月來香港的政治變化，包括申亞遭否決、擴建堆填區遭否決、交通津貼方案被迫一再修訂、預算案要大幅修改等等，這一連串事件，反映的是行政主導難以貫徹的問題，下一屆特首面對的將會是更政治化的局面，如果要維持有效管治，必須具備駕馭複雜政治局面、處理政治危機的能力，這一點可以說是首要的條件，其次是熟悉施政、能有效落實政策的行政管理能力，再其次是團結隊伍、團結公眾的親和能力。從這三大條件來看，特首人選並不局限於唐、梁或范，現階段不能排除還有其他合適人選。消息人士透風謂，到今年中局面相信便會較為明朗。
日本一場地震，令香港政圈變得沉寂過來。雖然至今距離特首選舉不足一年，理應風聲四起，但至今有關「跑馬仔」的消息，仍是少之又少。不過，在這場風雨前的平靜，仍有一絲絲的漣漪，筆者日前到梁振英的個人網站一看，發現他發表了一篇題為〈政治領袖〉的文章，細嚼下有不少可堪玩味之處。
梁振英的文章，雖然只是他兩年前寫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文章節錄，但他解釋是「有感於近日世局」，決定與大家重溫一番，文中最精警的，有以下兩個段落。
「政治形勢變幻叵測，沒有政治人物可以為改革的成果寫保單，但稱職的領導人要有敢想的擔當，要有敢於承擔個人政治風險的勇氣。」「勇於承擔，迎難而上，這就是政治家的風範。不論有沒有選票箱的授權，當了領導的就要在最大程度上做好領導角色。尸位素餐，只為光宗耀祖，做官不做事，不如不做。」
不難發現，梁振英要說的，明顯是衝他的對手而來，可見他在這場選舉中，雖然一直被形容處於落後階段，但看來仍未有放棄。而且政治變幻叵測，誰可預知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正如一年前傳出來是「黑馬」人選的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浮浮沉沉一輪後，今年兩會時再次成為眾人談論的焦點。
一名資深建制派人士形容，這場跑馬仔賽事，「向來都是有3隻馬在跑」，而第三隻毫無驚喜的，正是范太。不過令人意外的是，坊間一般分析都指香港一旦出亂子，就愈對梁振英這個「鷹派人物」有利，但該資深人士卻認為，其實最大得益者是范太。
「北京經研判後如果覺得香港太亂，要大刀闊斧改革，那麼真命天子就是范太，因為她與泛民有偈傾，推動政策時相對順暢；相反，如果香港安安定定，那上場的就是好好先生唐英年了！」
那麼在北京眼中，現時香港有幾亂呢？該建制派以風球打比喻﹕「現時是3號風球，但到了選舉就是8號，尤其區議會選舉政治化後，泛民隨時贏多幾席，變成7：3（泛民得票七成，建制派三成）！」
范太這個名字再被放上，但據她身邊人透露，范太從來無向中央爭取選特首，其一原因是年紀確實太大，即使只做一屆，退任時也年屆70歲；另一原因則有點耐人尋味，就是范太自問「未得中央信任」。身邊人透露，范太曾經說過做特首有兩大條件，一是得港人信任，這項她自問可以達標，另一項則是獲中央信任，但貴為人大常委的她，卻曾向友人透露﹕「中央信不信我，我不敢講！」范太這個說法到底是「太謙虛」，還是另有盤算？
筆者向了解北京政情人士打聽，探討特首「跑馬仔」是否唐梁之爭、范太是否黑馬，得到的信息是，北京高度關注也充分了解近月來香港的政治變化，包括申亞遭否決、擴建堆填區遭否決、交通津貼方案被迫一再修訂、預算案要大幅修改等等，這一連串事件，反映的是行政主導難以貫徹的問題，下一屆特首面對的將會是更政治化的局面，如果要維持有效管治，必須具備駕馭複雜政治局面、處理政治危機的能力，這一點可以說是首要的條件，其次是熟悉施政、能有效落實政策的行政管理能力，再其次是團結隊伍、團結公眾的親和能力。從這三大條件來看，特首人選並不局限於唐、梁或范，現階段不能排除還有其他合適人選。消息人士透風謂，到今年中局面相信便會較為明朗。
自己挑擔 舉步維艱
自己挑擔 舉步維艱
九七回歸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對北京和港人都是一個全新課題，誰都沒有實踐經驗，甚至連「參照系」也沒有，然而，大家都講得天花龍鳳，北京信心滿滿，港人自命不凡，都以為英國人走後，「香港明天會更好」。
北京信心滿滿，是太高估香港人之故。在中共的「思想觀念」和「唯物史觀」指導下，是要永遠相信人民群眾的。毛皇帝說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因此要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有了這樣的固有觀念和思想方法，北京就充分相信港人可以治理好香港，英國人能做到的，中國香港人也一定能做到，而且會做得更好。
港人自命不凡，認為可以管治好香港，是因港人根本對管治無知。因為無知，所以膽大、盲目、自命不凡。事實上，在英國人統治下，港人從不知管治為何物，不知政治為何物，不知決策為何物。英國人為統治香港建立了一整套非常精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架構，這是一部嚴謹的機器，英國人「吸納」和利用一部分港人參與，他們只是「齒輪」和「螺絲釘」，只有工具功能。然而，這些香港人「身臨其境」久了，就產生某種幻覺，以為自己是這部機器的指揮系統和發動機。而且俗話說，看人挑擔不吃力，「身臨其境」的港人，看到英倫和港督手揮目送作出決策似乎十分瀟灑，咱家有何不行？這是典型的事非經過不知難也。
如今，十四年過去，總結經驗教訓，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北京和港人都對在「一國兩制」架構下搞好「港人治港」看得太易。不過，北京還是要在表面上「信心滿滿」，還是要在一切公開場合大事讚揚「港人治港」如何成功，特區政府如何成績大大。倒是香港人不敢再自命不凡了，知道管治香港殊非簡單，看人挑擔不吃力，自己一挑擔，舉步維艱也。
柳扶風
九七回歸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對北京和港人都是一個全新課題，誰都沒有實踐經驗，甚至連「參照系」也沒有，然而，大家都講得天花龍鳳，北京信心滿滿，港人自命不凡，都以為英國人走後，「香港明天會更好」。
北京信心滿滿，是太高估香港人之故。在中共的「思想觀念」和「唯物史觀」指導下，是要永遠相信人民群眾的。毛皇帝說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因此要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放手發動群眾。有了這樣的固有觀念和思想方法，北京就充分相信港人可以治理好香港，英國人能做到的，中國香港人也一定能做到，而且會做得更好。
港人自命不凡，認為可以管治好香港，是因港人根本對管治無知。因為無知，所以膽大、盲目、自命不凡。事實上，在英國人統治下，港人從不知管治為何物，不知政治為何物，不知決策為何物。英國人為統治香港建立了一整套非常精密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架構，這是一部嚴謹的機器，英國人「吸納」和利用一部分港人參與，他們只是「齒輪」和「螺絲釘」，只有工具功能。然而，這些香港人「身臨其境」久了，就產生某種幻覺，以為自己是這部機器的指揮系統和發動機。而且俗話說，看人挑擔不吃力，「身臨其境」的港人，看到英倫和港督手揮目送作出決策似乎十分瀟灑，咱家有何不行？這是典型的事非經過不知難也。
如今，十四年過去，總結經驗教訓，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條，就是北京和港人都對在「一國兩制」架構下搞好「港人治港」看得太易。不過，北京還是要在表面上「信心滿滿」，還是要在一切公開場合大事讚揚「港人治港」如何成功，特區政府如何成績大大。倒是香港人不敢再自命不凡了，知道管治香港殊非簡單，看人挑擔不吃力，自己一挑擔，舉步維艱也。
柳扶風
經濟不添動力 競爭力勢落後 社會百病叢生
經濟不添動力 競爭力勢落後 社會百病叢生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2011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以下簡稱報告），香港的綜合競爭力在全國地級以上294個城市中，排名仍然第一；不過，與其他內地城市的差距持續縮窄，而綜合增長指數排名288位（即是倒數第7名），反映香港整體停滯不前。香港競爭力前景不容樂觀，是政府無所作為，坐吃老本的結果。我們認為，香港一定要在經濟發展添加動力，否則競爭力優勢會加速消失，社會深層次矛盾加劇，不安定因素浮現，衝擊社會穩定。還有不足14個月任期的曾蔭權政府，「看守政府」心態濃烈，難寄厚望，我們希望中央政府藉運作下一任行政長官選舉，給香港注入新動力，擺脫死氣沉沉的局面。
香港情中央焦慮
特區政府無所作為
2006年，中國社科院首次把香港納入這項持續研究計劃，6年來，香港的競爭力都排名第一，雖然如此，年前報告已指出，中國城市整體競爭力上升，香港未能跟上整體步伐。去年，報告提出警示，認為香港面臨3大挑戰：（1）技術創新不足、人才嚴重流失；（2）面臨內地和國際城市挑戰；（3）全球產業升級較快，香港產業升級相對緩慢，競爭優勢下降。今年報告認為，香港經濟轉型緩慢，不重視創新科技，影響香港的發展；經濟轉型緩慢，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科學競爭力及基建等發展緩慢，削弱優勢等，同時，專家亦認為港府的規劃能力不足。
而在中央政府層面，自從2005年以來，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見到曾蔭權都有所提示，最新一次是今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舉行的中外記者會，溫家寶不厭其煩地提出香港要注意3件事情，包括（1）要有長遠科學的發展規劃，（2）重視和解決深層次矛盾，（3）改善民生，重視教育、科技，以增強發展的後勁，重視發展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業和旅遊服務，發展小型科技創新企業，以增加就業等。當時，溫家寶說到「我曾經講過」和提示之具體，有人解讀為顯示他對香港情，焦急之情，溢於言表。
舉世國家、社會，經濟趑趄不前，矛盾必大，社會不穩定，近期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和革命和動亂，此乃根本原因。香港這幾年土地政策失誤，導致樓市泡沫，深層次矛盾加劇，市民怨懟日亟，而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管治失效，已是不爭事實。曾蔭權政府是否重視社會不穩定因素正在增加，外間不得而知，但是市民看到政府的管治意志有消沉之勢，例如原商務及發展局長劉吳惠蘭辭職已經一個月，曾蔭權仍未提出接替人選，連管治班子也不完整，一派看守政府的無為心態，可見一斑，更遑論政府認真體待溫總對香港的殷殷期盼了。
今年是全國「十二五」規劃開局年，香港首次獲納入為國家整體規劃，明確了香港的角色和定位，成為全國一盤棋的一部分。在新格局之下，國家整體發展向前走之際，若香港停滯不前，則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助力角色，會否變成阻力，值得關注和警惕。例如，港珠澳大橋本港負責路段的環境評估，因為政府做得不夠周密，被司法覆核推翻，大橋工程進度勢被拖延，就是一例。本港政治體制決定政府能量有限，施政受到掣肘，香港納入全國規劃之後，政府能否推動香港與國家發展同步並進，是往後的考驗。
寄望下屆政府
以新思維治港
香港首要在經濟發展添加動力，若無新增長點，香港的繁榮穩定能否持續，是一大疑問。例如，近日稅務局公布2010/11年度稅收創新高，主要由於炒樓、炒股及賭博的稅項大增，這種「靠炒賭破紀錄」的稅收模式，屬於不穩定和投機性收入，難以持續。同樣地，經濟增長主要押注的金融業和旅遊業，也受經濟周期影響，所以，香港需要開拓經濟新增長點，才可以打造穩定的繁榮局面。
曾蔭權政府多年來未推動香港經濟變革，今時今日，他們更不可能展示大有為魄力，只能寄望下任特首率領新一屆特區政府，以新思維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和發展，逐步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就此，我們認為未來約1年時間，要注意和處理好3方面情。
首先，基於特首人選，中央有決定性影響力，在決定祝福哪一位出任特首時，中央必須明確知道其施政意向，並衡量其能力，香港不能再出現一位只做門面工夫，實際施政則虛與委蛇、虛應故事，只求胡混過關的特首。
其次，特首候選人必須向市民宣示他當選後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綱領，就一些具體事項，例如會否復建居屋等，作明確宣示，變相以立此存照方式，讓市民監察。
第三，雖然市民無緣參與決定特首人選，但是整體社會應該透過informed debate，就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方向，達致一些基本共識，然後在明年7月1日之後，由新一屆政府推動落實。在2017年特首以普選方式產生之前，讓市民有某一程度參與，影響選舉結果，對於日後特首的施政，相信會有所幫助。
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的「2011年《城市競爭力藍皮書》」（以下簡稱報告），香港的綜合競爭力在全國地級以上294個城市中，排名仍然第一；不過，與其他內地城市的差距持續縮窄，而綜合增長指數排名288位（即是倒數第7名），反映香港整體停滯不前。香港競爭力前景不容樂觀，是政府無所作為，坐吃老本的結果。我們認為，香港一定要在經濟發展添加動力，否則競爭力優勢會加速消失，社會深層次矛盾加劇，不安定因素浮現，衝擊社會穩定。還有不足14個月任期的曾蔭權政府，「看守政府」心態濃烈，難寄厚望，我們希望中央政府藉運作下一任行政長官選舉，給香港注入新動力，擺脫死氣沉沉的局面。
香港情中央焦慮
特區政府無所作為
2006年，中國社科院首次把香港納入這項持續研究計劃，6年來，香港的競爭力都排名第一，雖然如此，年前報告已指出，中國城市整體競爭力上升，香港未能跟上整體步伐。去年，報告提出警示，認為香港面臨3大挑戰：（1）技術創新不足、人才嚴重流失；（2）面臨內地和國際城市挑戰；（3）全球產業升級較快，香港產業升級相對緩慢，競爭優勢下降。今年報告認為，香港經濟轉型緩慢，不重視創新科技，影響香港的發展；經濟轉型緩慢，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科學競爭力及基建等發展緩慢，削弱優勢等，同時，專家亦認為港府的規劃能力不足。
而在中央政府層面，自從2005年以來，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理溫家寶見到曾蔭權都有所提示，最新一次是今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閉幕後舉行的中外記者會，溫家寶不厭其煩地提出香港要注意3件事情，包括（1）要有長遠科學的發展規劃，（2）重視和解決深層次矛盾，（3）改善民生，重視教育、科技，以增強發展的後勁，重視發展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業和旅遊服務，發展小型科技創新企業，以增加就業等。當時，溫家寶說到「我曾經講過」和提示之具體，有人解讀為顯示他對香港情，焦急之情，溢於言表。
舉世國家、社會，經濟趑趄不前，矛盾必大，社會不穩定，近期中東和北非一些國家和革命和動亂，此乃根本原因。香港這幾年土地政策失誤，導致樓市泡沫，深層次矛盾加劇，市民怨懟日亟，而政府施政舉步維艱，管治失效，已是不爭事實。曾蔭權政府是否重視社會不穩定因素正在增加，外間不得而知，但是市民看到政府的管治意志有消沉之勢，例如原商務及發展局長劉吳惠蘭辭職已經一個月，曾蔭權仍未提出接替人選，連管治班子也不完整，一派看守政府的無為心態，可見一斑，更遑論政府認真體待溫總對香港的殷殷期盼了。
今年是全國「十二五」規劃開局年，香港首次獲納入為國家整體規劃，明確了香港的角色和定位，成為全國一盤棋的一部分。在新格局之下，國家整體發展向前走之際，若香港停滯不前，則香港在國家發展的助力角色，會否變成阻力，值得關注和警惕。例如，港珠澳大橋本港負責路段的環境評估，因為政府做得不夠周密，被司法覆核推翻，大橋工程進度勢被拖延，就是一例。本港政治體制決定政府能量有限，施政受到掣肘，香港納入全國規劃之後，政府能否推動香港與國家發展同步並進，是往後的考驗。
寄望下屆政府
以新思維治港
香港首要在經濟發展添加動力，若無新增長點，香港的繁榮穩定能否持續，是一大疑問。例如，近日稅務局公布2010/11年度稅收創新高，主要由於炒樓、炒股及賭博的稅項大增，這種「靠炒賭破紀錄」的稅收模式，屬於不穩定和投機性收入，難以持續。同樣地，經濟增長主要押注的金融業和旅遊業，也受經濟周期影響，所以，香港需要開拓經濟新增長點，才可以打造穩定的繁榮局面。
曾蔭權政府多年來未推動香港經濟變革，今時今日，他們更不可能展示大有為魄力，只能寄望下任特首率領新一屆特區政府，以新思維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和發展，逐步解決社會深層次矛盾。就此，我們認為未來約1年時間，要注意和處理好3方面情。
首先，基於特首人選，中央有決定性影響力，在決定祝福哪一位出任特首時，中央必須明確知道其施政意向，並衡量其能力，香港不能再出現一位只做門面工夫，實際施政則虛與委蛇、虛應故事，只求胡混過關的特首。
其次，特首候選人必須向市民宣示他當選後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綱領，就一些具體事項，例如會否復建居屋等，作明確宣示，變相以立此存照方式，讓市民監察。
第三，雖然市民無緣參與決定特首人選，但是整體社會應該透過informed debate，就香港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方向，達致一些基本共識，然後在明年7月1日之後，由新一屆政府推動落實。在2017年特首以普選方式產生之前，讓市民有某一程度參與，影響選舉結果，對於日後特首的施政，相信會有所幫助。
上海深圳從後趕上
上海深圳從後趕上
地價不斷上升，助長炒風，削弱香港的競爭力，殆無疑問。今年度政府主動推出多幅地拍賣，均以高價成交，而且後市可能進一步升溫，證明所謂壓抑樓價的措施，效果不彰，看守政府可能無力扭轉頹局。
社科院《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批評香港過分依賴金融與地產，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導致土地及房地產價格急速上升，一枝獨秀，使城市的生產力成本過高，也造成貧富懸殊嚴重，不易解決，大財團壟斷的局面也難以打破，長遠不利提升競爭力。
相比之下，內地大城市如上海及深圳等正快速從後趕上，與香港的距離逐步拉近。以上海為例，○九年的ＧＤＰ已超過香港，是內地最具綜合競爭力的城市，專家估計倘若香港繼續牛步前行，五至六年內，上海就有機會取代「香港第一」的地位。
再以港人熟悉的深圳為例，其發展步伐也相當驚人，去年是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胡錦濤親臨深圳，肯定其改革開放的成績表非常亮麗。在很多經濟領域，深圳以香港為師，卻發展得比香港好且快。
雖在政府效率、法治環境、民生保障、社會管理和文化影響力等方面，深圳仍落後於香港，但深圳積極改革，說改就改，相信五至七年內，在上述範圍，會有長足的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打算在二○一五年實現ＧＤＰ總量達到一點五萬億美元的目標，將進一步拉近與香港的距離。藍皮書建議香港應加快與內地融合的速度，尤其是借助珠三角的發展動力。
期望下屆政府改弦更張，以新思維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
宋立功
地價不斷上升，助長炒風，削弱香港的競爭力，殆無疑問。今年度政府主動推出多幅地拍賣，均以高價成交，而且後市可能進一步升溫，證明所謂壓抑樓價的措施，效果不彰，看守政府可能無力扭轉頹局。
社科院《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批評香港過分依賴金融與地產，缺乏新的經濟增長點，導致土地及房地產價格急速上升，一枝獨秀，使城市的生產力成本過高，也造成貧富懸殊嚴重，不易解決，大財團壟斷的局面也難以打破，長遠不利提升競爭力。
相比之下，內地大城市如上海及深圳等正快速從後趕上，與香港的距離逐步拉近。以上海為例，○九年的ＧＤＰ已超過香港，是內地最具綜合競爭力的城市，專家估計倘若香港繼續牛步前行，五至六年內，上海就有機會取代「香港第一」的地位。
再以港人熟悉的深圳為例，其發展步伐也相當驚人，去年是深圳特區成立三十周年，胡錦濤親臨深圳，肯定其改革開放的成績表非常亮麗。在很多經濟領域，深圳以香港為師，卻發展得比香港好且快。
雖在政府效率、法治環境、民生保障、社會管理和文化影響力等方面，深圳仍落後於香港，但深圳積極改革，說改就改，相信五至七年內，在上述範圍，會有長足的進步。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打算在二○一五年實現ＧＤＰ總量達到一點五萬億美元的目標，將進一步拉近與香港的距離。藍皮書建議香港應加快與內地融合的速度，尤其是借助珠三角的發展動力。
期望下屆政府改弦更張，以新思維推動香港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
宋立功
競爭力江河日下 啃老本終有盡時
競爭力江河日下 啃老本終有盡時
前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說過，這年頭香港的喜事不多，高錕獲諾貝爾獎是喜事，本港健兒在東亞運動會上狂收金牌是喜事，在○九年的最後日子裏，香港又蟬聯「中國最具綜合競爭力城市」的桂冠，這也算得上是一件喜事。
自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發布有關排行榜以來，香港是年年高踞榜首，令港人有「受寵若驚」的感覺，今年緊隨香港之後的分別是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城市。研究會負責人指出，本港在經濟實力、城市安全度、生活品質及社會福利方面的評分都很高，在金融、物流及旅遊等方面亦佔優，內地城市要超越本港的整體競爭力，非短期內可以達到。
對於整天擔憂「上海威脅論」的港人而言，這份排行榜似乎是一劑定心丸。不過，若仔細分析有關排行榜的內容，非但令人難以高興，反而更添憂愁。因為本港發展動力不足，經濟實力與上海的距離愈來愈小，早有專家指出，如果今年香港經濟負增長，而上海保持百分之九的增長率，那麼今年上海的ＧＤＰ將首次超越香港。
誠然，上海人口是香港的三倍，香港人均ＧＤＰ仍然佔有較大的優勢。不過，鮮為人知的內蒙古城市鄂爾多斯，今年的人均ＧＤＰ已超越香港。港人決不能坐井觀天，更不能只盯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如鄂爾多斯一類的小城市，因發展後勁凌厲，將來都可能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
就城市安全度、生活品質等方面而言，香港相對內地城市的優勢同樣在不斷收縮。近來本港頻頻爆發高空擲物事件，令香港淪為恐怖之城，市民出入無不心驚肉跳，而警方遲遲未能破案，勢必增長狂徒的氣燄。本港的空氣污染問題亦持續惡化，空氣污染指數長期居高不下，早前澳洲政府更針對香港發出旅遊忠告。再加上百物騰貴，人均居住面積狹小，就業壓力大，在香港生活愈來愈困難。上述研究會同日公布中國十大「美滿度」城市排行榜，香港僅排名第七。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城市成長競爭力方面，香港的排名逐年下跌，由二○○六年的第四位，跌至去年的第七位，今年又大幅滑落至第十一位，眼看着青島、大連、重慶等二線城市後來居上，越過了香港。成長競爭力代表可持續發展的潛力，代表一個城市的未來，由於香港在這方面的排名江河日下，足證香港老態龍鍾，欠缺活力，遲早被追趕者超越。
香港競爭力由盛而衰，令人唏噓。香港的輝煌停留在二十世紀，踏入二十一世紀後，便日益走下坡，無可挽回地衰落了。雖然說，興衰起落是歷史發展的規律，香港不可能永遠排第一，但不可否認的是，港府不思進取，懦弱無能，施政亂象不斷，加速了香港的衰落。再加上反對派搞搞震，造成本港政治紛爭及社會內耗不斷，嚴重損耗香港持續發展更新的能力，這就是國家領導人訓示曾蔭權所一再提到的「深層次問題」。深層次問題不解決，香港的明天必然是黯淡的。
香港的危機日甚一日，我們可以看到，四大傳統支柱產業已搖搖欲墜，所謂六大優勢產業更加虛無縹緲，遠水難解近渴，港府勉強拼湊的「十全武功」，只不過是「十大皆空」。缺少實體產業支撐的香港經濟，猶如建立在沙丘之上。
可以說，香港能撐至今日，仍然還有些風光，靠的是前輩打下的基業。然而，老本總是有限的，總有一天被啃盡喝光。「強弩之末，勢不能穿縞素」，香港的整體競爭力排在中國城市首位的時間，已經屈指可數。
前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說過，這年頭香港的喜事不多，高錕獲諾貝爾獎是喜事，本港健兒在東亞運動會上狂收金牌是喜事，在○九年的最後日子裏，香港又蟬聯「中國最具綜合競爭力城市」的桂冠，這也算得上是一件喜事。
自中國城市競爭力研究會發布有關排行榜以來，香港是年年高踞榜首，令港人有「受寵若驚」的感覺，今年緊隨香港之後的分別是上海、北京、深圳、廣州等城市。研究會負責人指出，本港在經濟實力、城市安全度、生活品質及社會福利方面的評分都很高，在金融、物流及旅遊等方面亦佔優，內地城市要超越本港的整體競爭力，非短期內可以達到。
對於整天擔憂「上海威脅論」的港人而言，這份排行榜似乎是一劑定心丸。不過，若仔細分析有關排行榜的內容，非但令人難以高興，反而更添憂愁。因為本港發展動力不足，經濟實力與上海的距離愈來愈小，早有專家指出，如果今年香港經濟負增長，而上海保持百分之九的增長率，那麼今年上海的ＧＤＰ將首次超越香港。
誠然，上海人口是香港的三倍，香港人均ＧＤＰ仍然佔有較大的優勢。不過，鮮為人知的內蒙古城市鄂爾多斯，今年的人均ＧＤＰ已超越香港。港人決不能坐井觀天，更不能只盯着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如鄂爾多斯一類的小城市，因發展後勁凌厲，將來都可能成為香港的競爭對手。
就城市安全度、生活品質等方面而言，香港相對內地城市的優勢同樣在不斷收縮。近來本港頻頻爆發高空擲物事件，令香港淪為恐怖之城，市民出入無不心驚肉跳，而警方遲遲未能破案，勢必增長狂徒的氣燄。本港的空氣污染問題亦持續惡化，空氣污染指數長期居高不下，早前澳洲政府更針對香港發出旅遊忠告。再加上百物騰貴，人均居住面積狹小，就業壓力大，在香港生活愈來愈困難。上述研究會同日公布中國十大「美滿度」城市排行榜，香港僅排名第七。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城市成長競爭力方面，香港的排名逐年下跌，由二○○六年的第四位，跌至去年的第七位，今年又大幅滑落至第十一位，眼看着青島、大連、重慶等二線城市後來居上，越過了香港。成長競爭力代表可持續發展的潛力，代表一個城市的未來，由於香港在這方面的排名江河日下，足證香港老態龍鍾，欠缺活力，遲早被追趕者超越。
香港競爭力由盛而衰，令人唏噓。香港的輝煌停留在二十世紀，踏入二十一世紀後，便日益走下坡，無可挽回地衰落了。雖然說，興衰起落是歷史發展的規律，香港不可能永遠排第一，但不可否認的是，港府不思進取，懦弱無能，施政亂象不斷，加速了香港的衰落。再加上反對派搞搞震，造成本港政治紛爭及社會內耗不斷，嚴重損耗香港持續發展更新的能力，這就是國家領導人訓示曾蔭權所一再提到的「深層次問題」。深層次問題不解決，香港的明天必然是黯淡的。
香港的危機日甚一日，我們可以看到，四大傳統支柱產業已搖搖欲墜，所謂六大優勢產業更加虛無縹緲，遠水難解近渴，港府勉強拼湊的「十全武功」，只不過是「十大皆空」。缺少實體產業支撐的香港經濟，猶如建立在沙丘之上。
可以說，香港能撐至今日，仍然還有些風光，靠的是前輩打下的基業。然而，老本總是有限的，總有一天被啃盡喝光。「強弩之末，勢不能穿縞素」，香港的整體競爭力排在中國城市首位的時間，已經屈指可數。
沉舟側畔千帆過 香江斯人獨憔悴
沉舟側畔千帆過 香江斯人獨憔悴
多年前廣東省生產總值首次超越香港，港府不屑一顧，指廣東人口比香港多出很多倍，總產值超過香港並不稀奇。不過，如果有一日廣東人均生產總值也超過香港，港府又將如何解釋呢？
廣東省經濟全面超越香港的那一天，其實並不遙遠。智經研究中心發表報告指出，廣東將在國家「十二五」規劃期間實現經濟戰略轉型，推算廣州及深圳未來十年的人均產值將超過香港。這個推算是有根據的，香港回歸時，內地人均生產總值僅及香港約三十分之一，如今廣州和深圳人均產值已達到香港的一半，按此發展速度，深圳、廣州後來居上，也許還要不了十年時間。
研究報告警告，廣東經濟產業結構戰略轉型對香港帶來種種挑戰，香港產業必須作出調整才能適應形勢的轉變。事實上，過去三十年，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者，現時珠三角已積累一定資本，對香港投資的依賴程度不斷減低，加上廣東將經濟重心由出口導向轉移至開拓國內市場，令過往港粵之間「前店後廠」的外銷型產業鏈難以維繫，最終造成粵港產業「離心力」加劇、廣東先進產業「去香港化」、香港「缺位」高新產業合作、現代服務業合作「競爭化」、產品及服務市場「國內化」等五大危機。
香港愈來愈邊緣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港府驕傲自大，蹉跎歲月，以致香港原地踏步，經濟轉型一直停留在紙上談兵，既欠缺重型產業，也沒有相關管理經驗，連碩果僅存的四大經濟支柱也搖搖欲墜；而廣東近年重點擴大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等產業的發展規模，並加速發展電子資訊、生物、環保、新能源、海洋等高技術產業。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拿甚麼跟別人合作呢？憑甚麼分一杯羹呢？
金融海嘯後，港府曾煞有介事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無奈說多過做，至今並無寸進。就以近年內地孕婦湧港產子來說，本來是發展醫療產業的好機會，可惜本港病床、醫生、護士人手緊缺，配套跟不上，商機變成危機。所謂教育產業亦是如此，連學生住宿等最基本問題都解決不了，遑論發展亞洲教育樞紐。
港府胡混度日，一事無成，導致香港地位不斷衰落。回歸之初，人們愛將香港與新加坡相提並論，等到新加坡將香港遠遠拋在後面，香港只好轉而跟上海比較，如今上海大有後發先至之勢，香港只能再次降級跟廣州與深圳相比。十年之後，當廣州與深圳亦將香港拋在後面，香港又去跟誰比較呢？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內地城市卯足幹勁埋頭發展，香港卻陷在政治泥沼難以自拔，自甘墮落。香港的前途恐怕只有兩個，要麼變回以前的小漁村，要麼被廣東吞併，成為廣東轄下的一個城市。
多年前廣東省生產總值首次超越香港，港府不屑一顧，指廣東人口比香港多出很多倍，總產值超過香港並不稀奇。不過，如果有一日廣東人均生產總值也超過香港，港府又將如何解釋呢？
廣東省經濟全面超越香港的那一天，其實並不遙遠。智經研究中心發表報告指出，廣東將在國家「十二五」規劃期間實現經濟戰略轉型，推算廣州及深圳未來十年的人均產值將超過香港。這個推算是有根據的，香港回歸時，內地人均生產總值僅及香港約三十分之一，如今廣州和深圳人均產值已達到香港的一半，按此發展速度，深圳、廣州後來居上，也許還要不了十年時間。
研究報告警告，廣東經濟產業結構戰略轉型對香港帶來種種挑戰，香港產業必須作出調整才能適應形勢的轉變。事實上，過去三十年，香港一直是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者，現時珠三角已積累一定資本，對香港投資的依賴程度不斷減低，加上廣東將經濟重心由出口導向轉移至開拓國內市場，令過往港粵之間「前店後廠」的外銷型產業鏈難以維繫，最終造成粵港產業「離心力」加劇、廣東先進產業「去香港化」、香港「缺位」高新產業合作、現代服務業合作「競爭化」、產品及服務市場「國內化」等五大危機。
香港愈來愈邊緣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港府驕傲自大，蹉跎歲月，以致香港原地踏步，經濟轉型一直停留在紙上談兵，既欠缺重型產業，也沒有相關管理經驗，連碩果僅存的四大經濟支柱也搖搖欲墜；而廣東近年重點擴大鋼鐵、汽車、船舶、石化等產業的發展規模，並加速發展電子資訊、生物、環保、新能源、海洋等高技術產業。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拿甚麼跟別人合作呢？憑甚麼分一杯羹呢？
金融海嘯後，港府曾煞有介事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無奈說多過做，至今並無寸進。就以近年內地孕婦湧港產子來說，本來是發展醫療產業的好機會，可惜本港病床、醫生、護士人手緊缺，配套跟不上，商機變成危機。所謂教育產業亦是如此，連學生住宿等最基本問題都解決不了，遑論發展亞洲教育樞紐。
港府胡混度日，一事無成，導致香港地位不斷衰落。回歸之初，人們愛將香港與新加坡相提並論，等到新加坡將香港遠遠拋在後面，香港只好轉而跟上海比較，如今上海大有後發先至之勢，香港只能再次降級跟廣州與深圳相比。十年之後，當廣州與深圳亦將香港拋在後面，香港又去跟誰比較呢？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內地城市卯足幹勁埋頭發展，香港卻陷在政治泥沼難以自拔，自甘墮落。香港的前途恐怕只有兩個，要麼變回以前的小漁村，要麼被廣東吞併，成為廣東轄下的一個城市。
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八月飛霜 如何再造和平理性的土壤﹖
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1．費邊社會主義﹕六七暴動的最大影響並非讓港英強政勵治，卻是加速它柔化管治，工黨的麥理浩推行福利社會，歷史教授陳明銶稱之為「港版費邊福利主義」﹔港人貧富差距拉窄，開始信奉漸進改革。
2．本土鳥籠民主﹕港英的代議政制雖不完全，但通過香港節等本土運動，以及宣傳對共產政權的恐懼，把激烈行動與當時象徵落後的共產黨掛，港英不再成為社會不滿的對立面，反成了區內相對民主先進的政權。
3．行政吸納政治﹕港英把剛冒起的精英階層大舉吸納進建制，除了讓他們有參與權力的感覺，也製造了社會向上流動機制，通過塑造樣板「香港故事」，鞏固百姓對秩序的認同。
4．民間專業主義﹕港英賦予重視專業人士非政治化的身分，換取他們對制度背書，防範社會失序。港英並非不打壓異己，卻對異見專業人士籠絡，例如某紅色世家被安置於法律界顯赫位置，以示專業凌駕政治。
5．政府專業主義﹕公務員也被確立政治中立的身分，被相信凡事依循程序﹔警隊在六七後沒有擴權，反被大幅制衡，不再貪污，市民相信執法者是公事公辦的公僕，傾向服從權威。
6．教育上流假定﹕當時港人深信社會地位和教育掛，港大畢業精英控制香港的現狀被合理化，這批畢業生成了既得利益者，至今在強化這神話。至於你信不信，反正上一代信了。
結果，香港催生了黃金一代，和平理性被建構為常態，從前的衝突便重構為古代歷史。根據童話故事，是咁的，香港人世世代代和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白花油王子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可惜，現實是殘酷的。數年間，一道黑影掠過，六大和平理性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卡住了」。與國際經驗相比，香港社會失去了這些支柱後的反應其實難算激進，而上述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1．今天香港福利或比昔日好，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超越0.5的國際警戒線（2006年達0.533），遠超1981年的0.451，與60年代大動盪前夕的0.49相若，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根據國際經驗，過了0.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而此等地區一變革即摧枯拉朽。國際學者對此多番警告，曾蔭權卻認為是堅尼系數計算方法有誤，「在加入醫療、房屋等福利政策後，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降至0.427」。正如唐英年說，「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2．今天香港的民主成分或比港英時多，但在全球化時代，香港已由鄰近相對民主的政體，淪為落在台灣、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之後﹔激進不再代表落後的赤化，卻重拾進步光環。正如唐英年說，「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且昔日政府解釋缺乏民主的論述，頂多是「時機未到」，今天愛國朋友卻說「西方民主已死」，令港人由和平理性地等待「早晚會有」，變成相信「不爭就沒有」。
3．在以往的行政吸納，精英被一網打盡，多少有體制內改革的空間。但在結社容易、壟斷愈難的當代社會，團體或個體的代表性大不如前，吸納失去原有功能，體內改革難行，政府卻把位置改當政治酬庸，連傳聖火也按親疏有別名額分派。社會開始深信要推動變革，唯有由外而內，正如不少公務員私下坦承，沒有被視為激進的保育運動，政府絕不會推進步發展觀。
4．政府近年不斷挑戰代表和平理性的專業底線，例如替補機制方案對mandate概念的扭曲是學界絕不同意的，對於「三權配合」，法律界絕不認同，高鐵細節被不少工程師視為誤導，以獨立成科方式推國民教育不被教師主流接受，以「官媒」代替採訪是記者眼中的天方夜譚。這些做法在專業界別內，已引起不尊重知識的強烈震動，這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而昔日港英就是政見不同，也不會對專業人士的和平理性身分質疑。但近年凡有不同聲音，都被貶作假專家、偽學者，為求短期政治效益，親政府輿論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以不堪一擊的邏輯鼓動民粹，來掩蓋理性聲音。正如唐英年說，「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藉口」，結果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同情抗爭，政府喪失了「講道理」的公信力，百姓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奏效。
5．社會抗拒激進，部分是基於對公務員、警員的尊重，這份尊重是基於其政治中立，若假設不存在，後果不堪設想。例如替補機制的強推完全不符公務員的程序主義，諮詢文件用詞帶價值判斷，已非政務官的規範。在港大風波，政府需回應的原來只屬技術性問題﹕為什麼要用這警力保護副總理，而年前保護胡錦濤、月前保護希拉里的警力明顯不及﹔假如是防範疑似疆獨恐襲，則何以在2008奧運時恐襲警告確鑿，安保卻又不及。警務處長支吾以對，卻長篇大論發表黑影論、粗口說，並非專業所為，反見此地無銀，正如學生對監考員「hi auntie」，不會被寫在監考報告內。這類事例看似瑣碎，但正如唐英年說，「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警務處長日前終承認前線警員「做多」，反映警隊已催生獨立意志和意識形態，公務員、警員容易偏離專業精神，甚或法律賦予的權力，這樣下去難言政治中立，被執法者亦難信服。
6．90年代馬卓安在英國推行教育普及化後，英國不能消化數目大增的大學生，是為倫敦騷亂的遠因，這改革也被帶來香港。現在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畢業生數量如昔日高中生，卻依然被賦予昔日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政府不正視期望落差，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私立大學，不但如唐英年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更不啻飲鴆止渴。筆者剛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西亞回來，那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從2005年開始，全國大學生失業率竟高於整體失業率，個別學科（像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失業率更高於40%，高學歷青年的絕望才是變天關鍵。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他們在最和平理性的環境長大，被告知唯有讀書高，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非上一代人能理解。
說好的土壤呢﹖
「和平理性是香港的傳統」，很好，但回到核心問題，正如唐英年說，「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那說好的土壤呢？內地同胞教導我們「從現象看本質」，這本質反映什麼，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 slip說得最專業﹕「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當理性年代的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逐漸淪為禮崩樂壞的total rubbish，抗爭若不重現70年代前的模式、或衍生出21世紀的新模式，反屬古今中外的特例，這恐怕不以我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和平理性必須結構性支撐，這些支柱代表香港的核心主價值，和平理性是主價值催生的副產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支柱的和平理性，只是維穩重於一切的威權主義﹔但就是威權政體，也不能保證和平理性。港英最威權之際，正是罷工、暴動之春﹔香港的和平理性傳統，卻建立在港英最懷柔之時。若只強調強硬執法，讓理性支柱斷裂，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激烈場面只會愈來愈多。社會賢達講求和平理性誠屬高風亮節，但只捍衛形式，未免本末倒置。讓和平理性重臨香港，必須重建上述支柱，否則這地方就算貌似和平理性，和平理性的人驀然回首，卻會發現八月飛霜，世界怪得誇張，欲求未滿，剩下砒霜，那已不再是我們的香港。
沈旭暉
唐英年司長說，「我們普遍接受的是和平理性的一套」，抽空而言，筆者十分認同。但這和平理性的傳統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才能捍衛﹖筆者不熟悉香港政治，在此先引述科大學者蘇耀昌對香港抗爭運動的分析﹕概括而言，我們經歷了三個模式，從20世紀20年代的罷工模式，到50、60年代的城市暴動模式，再過渡到80年代後的民主示威模式。前兩個模式均見流血，比今天任何抗爭激進得多。
和平理性是如何醞釀的
換言之，今天我們很珍惜的和平理性，並非香港與生俱來的，而是60年代後的特定環境醞釀的，筆者嘗試將之歸納為六點﹕
1．費邊社會主義﹕六七暴動的最大影響並非讓港英強政勵治，卻是加速它柔化管治，工黨的麥理浩推行福利社會，歷史教授陳明銶稱之為「港版費邊福利主義」﹔港人貧富差距拉窄，開始信奉漸進改革。
2．本土鳥籠民主﹕港英的代議政制雖不完全，但通過香港節等本土運動，以及宣傳對共產政權的恐懼，把激烈行動與當時象徵落後的共產黨掛，港英不再成為社會不滿的對立面，反成了區內相對民主先進的政權。
3．行政吸納政治﹕港英把剛冒起的精英階層大舉吸納進建制，除了讓他們有參與權力的感覺，也製造了社會向上流動機制，通過塑造樣板「香港故事」，鞏固百姓對秩序的認同。
4．民間專業主義﹕港英賦予重視專業人士非政治化的身分，換取他們對制度背書，防範社會失序。港英並非不打壓異己，卻對異見專業人士籠絡，例如某紅色世家被安置於法律界顯赫位置，以示專業凌駕政治。
5．政府專業主義﹕公務員也被確立政治中立的身分，被相信凡事依循程序﹔警隊在六七後沒有擴權，反被大幅制衡，不再貪污，市民相信執法者是公事公辦的公僕，傾向服從權威。
6．教育上流假定﹕當時港人深信社會地位和教育掛，港大畢業精英控制香港的現狀被合理化，這批畢業生成了既得利益者，至今在強化這神話。至於你信不信，反正上一代信了。
結果，香港催生了黃金一代，和平理性被建構為常態，從前的衝突便重構為古代歷史。根據童話故事，是咁的，香港人世世代代和白馬王子、白雪公主、白花油王子一起，快快樂樂地生活下去。
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可惜，現實是殘酷的。數年間，一道黑影掠過，六大和平理性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卡住了」。與國際經驗相比，香港社會失去了這些支柱後的反應其實難算激進，而上述支柱是這樣傾倒的﹕
1．今天香港福利或比昔日好，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超越0.5的國際警戒線（2006年達0.533），遠超1981年的0.451，與60年代大動盪前夕的0.49相若，排於發達經濟體的懸殊榜首。根據國際經驗，過了0.5而缺乏激進示威的多屬威權地區，而此等地區一變革即摧枯拉朽。國際學者對此多番警告，曾蔭權卻認為是堅尼系數計算方法有誤，「在加入醫療、房屋等福利政策後，香港的堅尼系數就會降至0.427」。正如唐英年說，「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
2．今天香港的民主成分或比港英時多，但在全球化時代，香港已由鄰近相對民主的政體，淪為落在台灣、越南、柬埔寨、菲律賓、新加坡之後﹔激進不再代表落後的赤化，卻重拾進步光環。正如唐英年說，「香港要走民主化的道路，就是不能關起門來當皇帝，自己說了算」。而且昔日政府解釋缺乏民主的論述，頂多是「時機未到」，今天愛國朋友卻說「西方民主已死」，令港人由和平理性地等待「早晚會有」，變成相信「不爭就沒有」。
3．在以往的行政吸納，精英被一網打盡，多少有體制內改革的空間。但在結社容易、壟斷愈難的當代社會，團體或個體的代表性大不如前，吸納失去原有功能，體內改革難行，政府卻把位置改當政治酬庸，連傳聖火也按親疏有別名額分派。社會開始深信要推動變革，唯有由外而內，正如不少公務員私下坦承，沒有被視為激進的保育運動，政府絕不會推進步發展觀。
4．政府近年不斷挑戰代表和平理性的專業底線，例如替補機制方案對mandate概念的扭曲是學界絕不同意的，對於「三權配合」，法律界絕不認同，高鐵細節被不少工程師視為誤導，以獨立成科方式推國民教育不被教師主流接受，以「官媒」代替採訪是記者眼中的天方夜譚。這些做法在專業界別內，已引起不尊重知識的強烈震動，這完全是基於專業判斷，而昔日港英就是政見不同，也不會對專業人士的和平理性身分質疑。但近年凡有不同聲音，都被貶作假專家、偽學者，為求短期政治效益，親政府輿論連專家學者的和平理性光環也要剝奪，以不堪一擊的邏輯鼓動民粹，來掩蓋理性聲音。正如唐英年說，「凡事都套用這個方程式，只會走向另一個極端，成為懶於理性思考的藉口」，結果愈來愈多和平理性的專業人士離棄政府、同情抗爭，政府喪失了「講道理」的公信力，百姓更難相信和平理性溝通奏效。
5．社會抗拒激進，部分是基於對公務員、警員的尊重，這份尊重是基於其政治中立，若假設不存在，後果不堪設想。例如替補機制的強推完全不符公務員的程序主義，諮詢文件用詞帶價值判斷，已非政務官的規範。在港大風波，政府需回應的原來只屬技術性問題﹕為什麼要用這警力保護副總理，而年前保護胡錦濤、月前保護希拉里的警力明顯不及﹔假如是防範疑似疆獨恐襲，則何以在2008奧運時恐襲警告確鑿，安保卻又不及。警務處長支吾以對，卻長篇大論發表黑影論、粗口說，並非專業所為，反見此地無銀，正如學生對監考員「hi auntie」，不會被寫在監考報告內。這類事例看似瑣碎，但正如唐英年說，「當底線不斷被衝擊、不斷倒退，我們就有可能走上一條不歸路」。警務處長日前終承認前線警員「做多」，反映警隊已催生獨立意志和意識形態，公務員、警員容易偏離專業精神，甚或法律賦予的權力，這樣下去難言政治中立，被執法者亦難信服。
6．90年代馬卓安在英國推行教育普及化後，英國不能消化數目大增的大學生，是為倫敦騷亂的遠因，這改革也被帶來香港。現在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畢業生數量如昔日高中生，卻依然被賦予昔日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政府不正視期望落差，反而進一步推動副學士、私立大學，不但如唐英年說「將複雜問題簡單化」，更不啻飲鴆止渴。筆者剛從爆發茉莉花革命的突尼西亞回來，那是非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但從2005年開始，全國大學生失業率竟高於整體失業率，個別學科（像社會科學）的研究生失業率更高於40%，高學歷青年的絕望才是變天關鍵。香港青年已不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有關，受高等教育的理想青年毫無發揮空間，他們在最和平理性的環境長大，被告知唯有讀書高，苦讀30年才發現社會容不下他們，那份信仰破滅產生的逆反，非上一代人能理解。
說好的土壤呢﹖
「和平理性是香港的傳統」，很好，但回到核心問題，正如唐英年說，「必須有社會的土壤，種子才能夠茁壯成長」，那說好的土壤呢？內地同胞教導我們「從現象看本質」，這本質反映什麼，劉兆佳教授的Freudian slip說得最專業﹕「香港很容易因為個別事件，就形成群眾性的不滿，也許已到了一個臨界點。」當理性年代的支柱及其代表的核心價值，逐漸淪為禮崩樂壞的total rubbish，抗爭若不重現70年代前的模式、或衍生出21世紀的新模式，反屬古今中外的特例，這恐怕不以我們主觀意志為轉移。和平理性必須結構性支撐，這些支柱代表香港的核心主價值，和平理性是主價值催生的副產品，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失去支柱的和平理性，只是維穩重於一切的威權主義﹔但就是威權政體，也不能保證和平理性。港英最威權之際，正是罷工、暴動之春﹔香港的和平理性傳統，卻建立在港英最懷柔之時。若只強調強硬執法，讓理性支柱斷裂，社會只會愈來愈撕裂，激烈場面只會愈來愈多。社會賢達講求和平理性誠屬高風亮節，但只捍衛形式，未免本末倒置。讓和平理性重臨香港，必須重建上述支柱，否則這地方就算貌似和平理性，和平理性的人驀然回首，卻會發現八月飛霜，世界怪得誇張，欲求未滿，剩下砒霜，那已不再是我們的香港。
沈旭暉
政務司長應否是「儲君」﹖
蔡子強﹕政務司長應否是「儲君」﹖
近日，本地愛國陣營大老吳康民，頻頻就下屆特區政府管治班子的具體人選發表偉論，指點江山。
「鐵三角」和「君臣配」論
起初，他提出所謂「鐵三角」論，那就是把三位疑似特首候選人，「組成一個『聯盟』，集體施政，取長補短，以便成為一個強勢政府」。至於具體人選安排，他建議由范徐麗泰擔任特首，唐英年續任政務司長，梁振英擔任財政司長，並補充：「唐唐有近10年司長經驗，與公務員隊伍磨合較佳，讓他再『屈就』一屆司長，做出成績，以便下一屆一人一票選舉時有利於競逐。」
後來，他又改口，提出所謂「君臣配」論，那就是當「選出一位不太強勢的特首，再給他配上一位較有能力的政務司長」。至於具體人選，他建議由曾鈺成出任政務司長，並稱讚他議政論政，成績斐然，而泛民主派也敬佩他，並說過支持他。
我無意參與這種指點江山、為個別具體人選搖旗吶喊、抬轎造勢，以至勸進的遊戲，但卻想指出吳康民在提出這些建議時，背後想法顯露出的一些盲點。
首先，應否為了安撫，而把選舉、競爭的主要對手，放在「number 2」這個位置上﹖
主要對手作為「number 2」﹖
讓我們看看過去40年，美國總統的「number 2」配搭：
2008年，奧巴馬副總統拍檔是拜登，黨內初選主要對手是希拉里；
2000年，小布殊副總統拍檔是切尼，初選主要對手是麥凱恩；
1992年，克林頓副總統拍檔是戈爾，初選主要對手是Jerry Brown；
1988年，老布殊副總統拍檔是奎爾（James Quale），初選主要對手是多爾（Bob Dole）；
1980年，列根副總統拍檔是老布殊，初選主要對手亦是老布殊；
1976年，卡達副總統拍檔是蒙代爾（Walter Mondale），初選主要對手是Jerry Brown；
1968年，尼克遜副總統拍檔是安格紐（Spiro Agnew），初選主要對手是列根。
從中可見，除了列根之外，7位總統當中的6位，都沒有這樣做。
理由很簡單，選舉中雙方已留下太多「牙齒印」，勉強把這樣的一個人留在臥榻之旁，不單是心病難解，甚至還會杯弓蛇影，擔心對方會否放「香蕉皮」給自己踩，好讓自己出事，好取而代之。所以與其同異夢，貌合神離，不如乾脆利落一點，始終勉強無幸福。
同異夢，貌合神離
吳康民說：「這三個人如果能夠衷誠合作，必能形成一個強勢政府，改變當前的頹勢」；
「唐、梁兩人，各抒所長，埋頭苦幹，幹出口碑，絕對有利於下一屆的競逐」；「三人同心，其利斷金」。
問題是，前提是「如果能夠衷誠合作」，但這個「如果」，恐怕機會渺茫。
歷史，尤其是董建華班子的歷史告訴我們，如果內閣中「number 2」、「number 3」，甚至是「number n」，都朝思暮想有朝一日可以當特首，這個內閣只會出現明爭暗鬥、暗箭難防的局面。這種情在香港尤其嚴重，因為這些人都不是來自同一個政黨，更難要求他們抱「同坐一條船」的心態。
「儲君」論
如果出於「折衷主義」，把幾個競爭對手，勉強湊合在一個內閣中，那只會是一場政治傾軋，以至是一個夢魘的開始。
其實，北京似乎也有一種思維，就是以「儲君」的角度來看待政務司長，那就是把一個有機會栽培成特首的人選，放在這個「number 2」的位置，好細心觀察，正如前述吳康民的那種心態，看看這位「儲君」能否「做出成績」、「幹出口碑」。但結果，就是這種「plan B」、「standby」、「備用方案」的邏輯，而讓過去特首和政務司長處於一種微妙，以至對立和緊張的關係中，「衷誠合作」也因此無從談起。
其次，如果不應以「儲君」的角度來看待政務司長這個崗位，那麼他應否是對特首的一個補足，又如果是的話，那又應該是一種怎樣的補足﹖
近日我與某位疑似候選人的核心幕僚午飯，他便說出了一句：「如果CE（特首）是一個『think-er』，那麼CS（政務司長），又應該是一個『do-er』，還是『think-er』呢﹖」
我回答說：「最重要的，不是competitor。」
認識曾鈺成的人，都知道他才思敏銳，說話一矢中的，而且與人為善，人脈極廣，在愛國陣營內極孚人望，就是民主派，在離開鎂光燈後都對他敬重有加，與他鎂光燈前給人的印象可謂不盡相同。但問題是，是否這樣的一個人才，就可以勝任政務司長一職﹖究竟CE和CS應該有怎樣的分工﹖如果是要互相補足的話，那麼把兩個互相是對方「mirror image」的「叻人」簡單放在一起，是否就是一時之選呢﹖
CE和CS的互補
最近，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李淑儀退休，離別在即，她帶點幽默地引用英國描述官場百態的《Yes Minister》一劇裏的對白，來寫電郵向大家告別。讀政治學的人都知道，《Yes Minister》及《Yes Prime Minister》都是歷久不衰的真正經典，而內裏寫的，就是官僚、公務員如何可以扭盡六壬，來架空他們上面那些由選舉產生的政客上司，陽奉陰違。我常常向政政系的新生鄭重推介這兩套作品，說是畢業之前必讀。
《Yes Prime Minister》所講述官僚與政客的矛盾，不單發生在英國，其實舉世皆然。所以當年「董陳配」的所謂矛盾，只不過是愛國陣營少見多怪，在《Yes Prime Minister》這些書中早有提及，在各地政府亦時有發生，見怪不怪。
「宰相」vs.「儲君」
只有是公務員出身，才知道堆積如山的文件和檔案裏，字裏行間，哪些才是關鍵，哪些地方是瞞天過海；只有是公務員出身，才知道若要雷厲風行的推動一項政策，如何才能打通經脈和關節，不會如泥牛入海。所以，若然CE和CS同是官僚體制的局外人，還有誰可以駕馭公務員團隊，開得動這部機器﹖
所以，若然對特首的期許，是一個有願景、有遠見之政治家的話，那麼政務司長，就應該是一個實幹型，可以為他駕馭百官的「宰相」，而非一個「儲君」。
我相信，在今天的政治格局之下，如果CE和CS，同樣都不是來自公務員的話，那很大可能將是一個鬆懈廢弛、未必「議而不決」，但卻「決而不行」的政府。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
近日，本地愛國陣營大老吳康民，頻頻就下屆特區政府管治班子的具體人選發表偉論，指點江山。
「鐵三角」和「君臣配」論
起初，他提出所謂「鐵三角」論，那就是把三位疑似特首候選人，「組成一個『聯盟』，集體施政，取長補短，以便成為一個強勢政府」。至於具體人選安排，他建議由范徐麗泰擔任特首，唐英年續任政務司長，梁振英擔任財政司長，並補充：「唐唐有近10年司長經驗，與公務員隊伍磨合較佳，讓他再『屈就』一屆司長，做出成績，以便下一屆一人一票選舉時有利於競逐。」
後來，他又改口，提出所謂「君臣配」論，那就是當「選出一位不太強勢的特首，再給他配上一位較有能力的政務司長」。至於具體人選，他建議由曾鈺成出任政務司長，並稱讚他議政論政，成績斐然，而泛民主派也敬佩他，並說過支持他。
我無意參與這種指點江山、為個別具體人選搖旗吶喊、抬轎造勢，以至勸進的遊戲，但卻想指出吳康民在提出這些建議時，背後想法顯露出的一些盲點。
首先，應否為了安撫，而把選舉、競爭的主要對手，放在「number 2」這個位置上﹖
主要對手作為「number 2」﹖
讓我們看看過去40年，美國總統的「number 2」配搭：
2008年，奧巴馬副總統拍檔是拜登，黨內初選主要對手是希拉里；
2000年，小布殊副總統拍檔是切尼，初選主要對手是麥凱恩；
1992年，克林頓副總統拍檔是戈爾，初選主要對手是Jerry Brown；
1988年，老布殊副總統拍檔是奎爾（James Quale），初選主要對手是多爾（Bob Dole）；
1980年，列根副總統拍檔是老布殊，初選主要對手亦是老布殊；
1976年，卡達副總統拍檔是蒙代爾（Walter Mondale），初選主要對手是Jerry Brown；
1968年，尼克遜副總統拍檔是安格紐（Spiro Agnew），初選主要對手是列根。
從中可見，除了列根之外，7位總統當中的6位，都沒有這樣做。
理由很簡單，選舉中雙方已留下太多「牙齒印」，勉強把這樣的一個人留在臥榻之旁，不單是心病難解，甚至還會杯弓蛇影，擔心對方會否放「香蕉皮」給自己踩，好讓自己出事，好取而代之。所以與其同異夢，貌合神離，不如乾脆利落一點，始終勉強無幸福。
同異夢，貌合神離
吳康民說：「這三個人如果能夠衷誠合作，必能形成一個強勢政府，改變當前的頹勢」；
「唐、梁兩人，各抒所長，埋頭苦幹，幹出口碑，絕對有利於下一屆的競逐」；「三人同心，其利斷金」。
問題是，前提是「如果能夠衷誠合作」，但這個「如果」，恐怕機會渺茫。
歷史，尤其是董建華班子的歷史告訴我們，如果內閣中「number 2」、「number 3」，甚至是「number n」，都朝思暮想有朝一日可以當特首，這個內閣只會出現明爭暗鬥、暗箭難防的局面。這種情在香港尤其嚴重，因為這些人都不是來自同一個政黨，更難要求他們抱「同坐一條船」的心態。
「儲君」論
如果出於「折衷主義」，把幾個競爭對手，勉強湊合在一個內閣中，那只會是一場政治傾軋，以至是一個夢魘的開始。
其實，北京似乎也有一種思維，就是以「儲君」的角度來看待政務司長，那就是把一個有機會栽培成特首的人選，放在這個「number 2」的位置，好細心觀察，正如前述吳康民的那種心態，看看這位「儲君」能否「做出成績」、「幹出口碑」。但結果，就是這種「plan B」、「standby」、「備用方案」的邏輯，而讓過去特首和政務司長處於一種微妙，以至對立和緊張的關係中，「衷誠合作」也因此無從談起。
其次，如果不應以「儲君」的角度來看待政務司長這個崗位，那麼他應否是對特首的一個補足，又如果是的話，那又應該是一種怎樣的補足﹖
近日我與某位疑似候選人的核心幕僚午飯，他便說出了一句：「如果CE（特首）是一個『think-er』，那麼CS（政務司長），又應該是一個『do-er』，還是『think-er』呢﹖」
我回答說：「最重要的，不是competitor。」
認識曾鈺成的人，都知道他才思敏銳，說話一矢中的，而且與人為善，人脈極廣，在愛國陣營內極孚人望，就是民主派，在離開鎂光燈後都對他敬重有加，與他鎂光燈前給人的印象可謂不盡相同。但問題是，是否這樣的一個人才，就可以勝任政務司長一職﹖究竟CE和CS應該有怎樣的分工﹖如果是要互相補足的話，那麼把兩個互相是對方「mirror image」的「叻人」簡單放在一起，是否就是一時之選呢﹖
CE和CS的互補
最近，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李淑儀退休，離別在即，她帶點幽默地引用英國描述官場百態的《Yes Minister》一劇裏的對白，來寫電郵向大家告別。讀政治學的人都知道，《Yes Minister》及《Yes Prime Minister》都是歷久不衰的真正經典，而內裏寫的，就是官僚、公務員如何可以扭盡六壬，來架空他們上面那些由選舉產生的政客上司，陽奉陰違。我常常向政政系的新生鄭重推介這兩套作品，說是畢業之前必讀。
《Yes Prime Minister》所講述官僚與政客的矛盾，不單發生在英國，其實舉世皆然。所以當年「董陳配」的所謂矛盾，只不過是愛國陣營少見多怪，在《Yes Prime Minister》這些書中早有提及，在各地政府亦時有發生，見怪不怪。
「宰相」vs.「儲君」
只有是公務員出身，才知道堆積如山的文件和檔案裏，字裏行間，哪些才是關鍵，哪些地方是瞞天過海；只有是公務員出身，才知道若要雷厲風行的推動一項政策，如何才能打通經脈和關節，不會如泥牛入海。所以，若然CE和CS同是官僚體制的局外人，還有誰可以駕馭公務員團隊，開得動這部機器﹖
所以，若然對特首的期許，是一個有願景、有遠見之政治家的話，那麼政務司長，就應該是一個實幹型，可以為他駕馭百官的「宰相」，而非一個「儲君」。
我相信，在今天的政治格局之下，如果CE和CS，同樣都不是來自公務員的話，那很大可能將是一個鬆懈廢弛、未必「議而不決」，但卻「決而不行」的政府。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