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已死？】五問五答 6 個「法庭直播師」的自白
2020/5/19 —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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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於多名聲援者的遮陣護送下離開法庭
按：近日，示威相關的案件繼續進入提堂及審訊階段，法庭表現持續受到關注。其中，法官郭偉健讚賞「連儂隧道」斬人案中的犯人能於事後「關心受害人」乃「表現出高尚的情操」的發言最受爭議。梁天琦、盧建民、黃家駒三人案的刑期上訴亦於近日被駁回，上訴庭在判詞中強調社會安寧與秩序為法治重要元素，又強調在涉及暴動罪的案件中，犯案者的個人理念並非求情理由，令社會上有關法治的討論繼續發酵。
《立場記者》聯絡 Telegram 頻道「法庭文字直播台」的「直播師」，嘗試了解他們最近對法治、法庭角色等議題的看法。尊重受訪者意願，記者未能與受訪者面對面交談，但接獲詳盡的文字回覆。以下為回覆原文，經編輯在盡量不影響文意下刪改，綜合大概六位直播員的感受與看法。
據受訪者解釋，「法庭文字直播台」的工作屬義務性質，直播員主要是學生。該頻道旨在盡可能涵蓋所有被檢控示威者的案件，希望其他支持和參與反修例運動的人士不會忘記因運動而被捕者，目前亦正招募更多的直播員，以應付疫情好轉後可預視的更多審訊。
另見《立場》專題「診斷法治」第 10 篇：法庭公眾席那些事：暴動案脫罪者、師奶旁聽師、實習法庭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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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覺得香港法治死咗未？
答：不少手足也會話「法治已死」，就此作定論前，應先定義何謂「法治」，最多人引用的莫過於 Lord Bingham 在《The Rule of Law》所述有關他對於法治的看法：
1. 法律必須盡可能易明、清楚及可以預測
2. 法律權益以及法律責任的問題，應該由運用法律而非行使酌情權處理
3. 法律在人人面前皆平等
4. 公職人員行使公權力時，必須真誠、公平地依照法律賦予權力的目的，合理而且不越權
5. 法律必須對基本人權有足夠的保障
6. 國家必須為當事人無法自行調解的糾紛提供解決辦法
7. 國家提供的裁決程序應當公正
8. 國家除遵守本國法規以外，亦須遵從國際法規
法治是民主社會的基石，法治是用來抗衡極權政府的制度，因為法治社會講求是法律凌駕一切政府官員以及個體，一個沒有法治的社會是政府權力凌駕一切，公眾自然寄予司法能夠抗衡極權政府。
Lord Bingham 提到法治是講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沒有一個人可以超越法律。既然犯法就是犯法，檢控權又在律政司手上，執法機關以及檢控機關在維繫法治方面便責無旁貸。他可以檢控示威人士，卻沒有檢控違法使用暴力的警員，這才是赤祼祼的破壞法治。
Lord Bingham 同樣提到公職人員行使公權力時，必須合理且不越權（ultra vires），可以眼見警方不斷以不同罪名濫捕濫告，用不合符比例的武力對付示威者，假借公權力阻撓記者直播以及拘捕記者。
Lord Bingham 提到法治需要保障基本人權，可是無論我們耳聞或是目睹執法機構未有保障被捕人士最基本的人權，但警員為求取證不惜阻撓被捕人士尋求律師陪伴的權利，是不尊重法治所賦予的被捕後基本人權。
正如上訴庭所言法治是很多層面，但不應只限於守法這個層面，難怪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人提及「法治已死」，證明公眾對於司法系統的失望，正如戴耀庭教授所講，法律講求的是否公義，如果律政司選擇性檢控，我們還有法治可言嗎？我們剩下的只是殘缺的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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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平時旁聽有冇聽過令人覺得好憤怒、令大家質疑法庭無公義嘅嘢？
答：直播員們對法庭最感憤怒的大約有2點 :
1. 法庭輕易地拒絕保釋
我們直播得愈多，愈發覺不同的官對是否准予保釋的準則可以各有不同。以襲警罪為例，在不同法庭可以是還押、可以是准予保釋，法庭可以輕易一句 — 被告面對的指控性質嚴重，一經定罪被告面對的刑期，法庭有相當理由相信被告不按照法庭的指定歸押，會令人質疑有多少官只是口頭上還是謹記著被告是假設應給予保釋。
2. 法庭對被告投訴警暴的回應
抗爭至今，相信警員對待示威者的手段有目共睹,可以是即場被捕時頭破血流,有被捕前安然無恙卻後來要入院留醫。 有時要等待被告人出院方能展開聆訊,在庭上投訴警員以暴力及恐嚇方式迫供也累見不鮮。 直播員們會納悶為甚麼一直秉行公義的法庭對這些控訴無動於衷，甚至有裁判官直言:「我知黎做乜」。或許針對警方或控方獲取證據的方式而作出紀律處分，並不是刑事法官的職能，而法庭亦一再強調在民事法律中自有補救非法取得的證據，或是有關紀律部門自會處理該等違規取證 R v Sang [1980] 。話雖如此，就算不是刑事法庭的職能，法庭也該存有一點同理心去聆聽被告人曾經遭受的警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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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大家對法庭可以達到公義有冇信心？
綜合直播員們的觀點，期望借司法機構去達到公義是不切實際，司法制度自身根本不能夠單獨達致公義。「法」這個概念亦係牽涉立法、執法以及司法，不能只靠單一機構去彰顯公義，試問執法、檢控機構選擇性檢控，當中是否還有公義可言，但我們總奢望法庭是讓們尋找公義的地方。
上訴庭在梁天琦的判詞罕有地討論了「法治」：法律必須確保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寧受到保障，不會被暴力衝擊，否則法治便會受損，可見香港法庭對法治的看法側重於law and order。
每個人演繹「公義」方法有不同，所以在法庭達到公義只適用於大部分人認同的事情上面。例如，殺人放火販毒。法官也是人，也會有情緒以及個人意見，法官會因個人立場而偏袒某一邊，而法官在開始偏袒一方開始，公義就已經消失，好媲郭偉健法官高度讚揚傷人案被告的情操，因此政治問題需要政治解決。另外，因為立場不同，對甚麼是公義的看法亦有所不同。當一方被重判，相同立場的人會覺得不公義，反之亦然。因此當社會出現重大分歧，法庭的角色十分有限。
殷海光曾說：「如果法律不是依據一人之意志與好惡來而定的，而是依據眾人之意志與好惡來定的，則服從此法律之人便是自由人」 誠然，對於現時的法律，都過於落後，甚至不為大眾所接受，法律是大眾都認可遵守的一套規範，可惜的是立法機關並不能反映民意去修改法例，法庭在此並不能僭越立法會的角色
我相很多人也會將公義寄予司法覆核上，是唯一讓我們合法挑戰威權政府的政策，但無疑宣誓案、上訴庭對市政條例 104A 及禁蒙面法的裁決都偏襯政府，這讓我們對於唯一抗衡極權政府，爭取公義的手段都漸漸失去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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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如果無信心、點樣說服自己繼續去旁聽、繼續做文字直播？ 會唔會覺得好無力？
答：對法庭是否有信心跟是否繼續直播沒有直接關係，我個人認為去做文字直播主要為了：1） 親身聲援被告手足 2）讓未能親身到場的手足及時了解被告手足的情況。至於法治是否已死並不是這問題重心，重點在於在殘缺的法治下，如何親眼去盯緊法庭，去繼續撐手足撐到底，我們無法代替手足面對司法程序，但我們願意陪伴他們一起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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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如果我哋已經對法治死心、以後何去何從？
或許我們必須跳脫現有的框架，法庭本身是力求維護公共秩序的地方，「法治已死」表達是對三權合作的不滿，愈多人明白體制之內難以有改變，只有建立一套不受共產黨控制的制度，三權才會正式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