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充：高等法院上訴庭裁定，政府以《緊急法》立法為合憲；喺合法嘅遊行集會下，《蒙面法》維持違憲，但喺「未經批准嘅集結」之下，例如冇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嘅遊行／示威，政府上訴得直，亦即係唔准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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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這座基石是否不斷被侵蝕? P7
Re: 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這座基石是否不斷被侵蝕? P7
高等法院裁定，政府可引用《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
補充：高等法院上訴庭裁定，政府以《緊急法》立法為合憲；喺合法嘅遊行集會下，《蒙面法》維持違憲，但喺「未經批准嘅集結」之下，例如冇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嘅遊行／示威，政府上訴得直，亦即係唔准蒙面。
補充：高等法院上訴庭裁定，政府以《緊急法》立法為合憲；喺合法嘅遊行集會下，《蒙面法》維持違憲，但喺「未經批准嘅集結」之下，例如冇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嘅遊行／示威，政府上訴得直，亦即係唔准蒙面。
Re: 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這座基石是否不斷被侵蝕?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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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9 —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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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做律師好像做消防員。你是在救一場永遠不會熄的火，但你見到身邊有火頭，你都係要淋熄佢。」
這是某執業律師對港大法律系學生 Eric 所說的話。Eric 記得很清楚，因為這番話和他的想法不謀而合。
那場永恆的大火，叫法治危機。當中，有忙著救火的，有遍體鱗傷的 — 還有半隻腳伸進火場的法律系學生。他們動搖，並非因為尚有遠離這場災難的機會，而是在他們的認知中，火源在別處。
受訪的法律系學生紛紛表示，律師在挽救法治上無能為力。其中四人同樣提及香港的主權問題 — 正就讀中大法學專業證書（下稱 PCLL）課程的 Tau 說，「我們常言法治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石，但你反過來看，民主是法治的前提。你沒有民主，當權者根本不理會人民的意志......而你根本沒有主權，沒有治權，何來民主？」
在沒有民主的法律體系中成為律師，彷彿在一塊不可耕地上施肥。讀了幾年 law，他們更明白法治的成全根本不在法律。法律的正義，是體制賦予的；法治是政治理想，法律只是後話、是沒有施工藍圖就一無是處的工具。
所以他們上街抗爭，爭取民主，也是爭取更理想的執業環境。他們看見執法者的濫暴濫捕，甚至自己被捕、被警察拳打腳踢，心裡激憤，但無震撼可言。
一度被捕的 Eric 打趣道：「上個學期，很諷刺地，我讀了crim pro（刑事訴訟）和 evidence（證據）兩科。跟住我就講笑話，『屌，個 lecturer 都未喺差館打過手指模啦，我打過。』」
其他受訪者同樣雲淡風輕：「法治已死」是他們一早就體認到的現實。只是那些在大講堂裡教書的人，好像還未知道。
法律學院的教育和現實的差距、對香港法治的悲觀、無法靠法律專業實現政治理想的沮喪，讓他們反思，讀 law 的意義何在？如果沒有法治，他們終有一日成為律師以後，要如何自處？以下，是兩位港大法律系學生，以及四位中大法律系學生1的體悟。
* * *
法治夢碎的開始
受訪的六人都斷定，香港法治已死。即使這意味著，他們即將 — 或一直都 — 陷入存在危機。
Tau 帶點激動地說，「我作為一個法律系學生，當然很矛盾......你叫我否定這個制度，咁我四年讀呢啲書，我究竟讀緊咩呢？我都好難……但如果你呢一刻問我法治係咪已死，我可以很簡單地答你，絕對同意。」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樣覺得？他們都說，從一開始就是如此、「法治冇好過」。
「一開始」所指的，可以是他們的出生年，即主權移交前後幾年，或是《南京條約》簽署那一刻。他們一時説法治從「97 後便沒有」，一時說「從來都沒有」。好像反正時間有多老，香港就沒有法治多久。
Eric 進一步解釋，「點解港英的時候有，係因為，用共產黨的語言就係，統治者畀你的恩賜。」
坐在他身旁的好友 Pauline（港大 PCLL 課程學生）補充，「佢本身係殖民政府…（所以）香港以前冇（法治）係正常。議會很後期才有改革，都是六七暴動之後的事。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嗰啲親中派講咩『以前咪又係冇得選』，係好白痴。因為你咁樣……咪即係同一個殖民政府比。」
Eric 失笑，「即係佢承認咗自己係一個殖民者。」
一切難以追溯，是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司法體系本身就是最大的問題，後又連同香港的民主危機，越滾越大。
他們的大學時代，就是近年香港政治運動最熾熱的時候，就是這種積重難返最好的見證：雨傘運動、旺角騷亂、新東補選、人大第五次釋法、反修例運動。「基本上促成呢個（反修例）運動的所有嘢都係（在我們的大學時代發生）。」Eric 說。「雨傘之後就是我們的大學生涯。」
這些年來，他們看到，問題從頭到尾只有一個。Eric 一副「講多無謂」的表情，「其實係釋法權嘅問題咋嘛，講香港法治。」
* * *
沒有主權，就沒有法治
法律學院以及業內人士常言，《基本法》是一本小憲法（mini constitution）。但這種說法在阿 T（中大法律系三年級生）看來，只是得啖笑。
「係咪有一本咁嘅嘢就係『小憲法』？但中國政府都可以話你聽：我唔係咁睇。......邊個決定點睇？係我（中國政府）囉。我話畀你聽，依個唔係小憲法；我覺得《華盛頓郵報》啲記者，係做緊外交事務2。你唔需要同我拗，你可以喺本地的法庭，同政府玩下 JR（judicial review，司法覆核），但佢哋都要走。」
某些司法覆核的結果，例如高院於去年 11 月裁定《禁蒙面法》違憲、早前頒令要求港鐵披露 831 太子站閉路電視片段，對他們來說充其量只是「甜頭」。
而如今政府就《禁蒙面法》違憲上訴的結果亦已於今日出爐：政府上訴部分得直，上訴庭裁定，特首引用《緊急法》立法不違憲，而在非法集結及未經批准的集結中，《禁蒙面法》則仍然生效。
在人大擁有《基本法》最終詮釋權的框架下，即使沒有釋法，阿 T 也認為香港的司法獨立只是虛有其表。「香港的法院，係咪就係咁 supreme 呢？……無論你是不是真的釋法 — 不需要真的有釋法 — 個 point 係，佢一直擺把刀喺終審法院條頸上面。啲法官就，一係你自己切，一係就人哋幫你切。呢個係 chillling effect（寒蟬效應）嚟㗎嘛，根本就一路都有個壓力喺度。（係睇你）自己判唔判得啱啊？你識唔識做？你唔識做，我幫你做。簡單來講，終審法院係有咩自由嘅選擇呢？佢行邊條路，最後個結果都係一樣，咁最尾終審法院只會越來越保守。」
他越說越覺得無稽，「三權之上仍然有一個超然的『一權』。如果有依一權，三權仲係咪三權呢？」
受訪六人當中，Eric、Pauline 和阿 T 都明言自己支持香港獨立。在他們看來，法治的前提是真正的三權分立，三權分立的前提就是真正的民主。在「一國兩制」的失效下，民主的前提只能是擁有主權。
Eric 援引法律界權威的看法，「其實嗰啲書，Tom Bingham、Bokhary，嗰啲書寫嗰啲文全部都係（講）......民主是很重要的嘛。」
「香港現時最大的問題是什麼？答案很簡單：缺乏民主。......在 2010 年倫敦的一個法律會議上，我曾首次提出這個問題：法治可以建基於沒有民主的社會之上嗎？我當年的答案至今從未改變——可以，但有四個條件：第一，在獨立的司法的看管下，必須有不可動搖的憲法......第二，三權必須適切地分立。第三，人權必須以符合國際規範的原則受到保護。第四，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一點，任何你在達至完全民主前為法治所做的事，必不被用作延遲民主發展的藉口，或理由。」——包致金，《法治對香港的意義及重要性》演講辭3，2018 年 12 月 8 日
這場「法治大夢」是怎樣建構起來的呢？他們各自指出，這個令港人一度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只是建基於很形式、很基本的設定，例如是相對受到保護的私有產權，例如是相對完善的司法程序。「即是虛擬自由主義囉，」Eric 這樣形容。
但近年，不少人開始發現，這種虛空的幻想原來有沸點。
* * *
法院被燒「冇得怪人」，「燒得遲啦」
自反修例運動開始，「法治已死」的重心從釋憲權移至執法者和司法機關的表現。當中，警暴問題自一開始已披露人前。直至近月，與運動相關的案件陸續開庭，堪稱「最後防線」的司法制度之表現，也令不少市民大感失望。
去年 11 月初，前荃灣裁判法院被縱火。12 月初，高等法院及中環終審法院亦分別被縱火。大律師公會就事件發聲明，強烈譴責示威者破壞法院，斥之為「破壞司法尊嚴和獨立的行為」，更言不滿法院裁決的人在許可的情況下，可以上訴。
對於示威者這種洩憤方式，所有受訪者紛紛表示理解。Eric 指，「我覺得大家對裁判法院咁有意見係因為，有啲裁判官佢哋自己都唔相信法律。」
「佢用保釋條件來懲罰（被告），未審判前就懲罰咗佢哋。佢哋作為呢個制度的一份子，自己都唔跟法律去行事的時候，咁係咪抵燒啊？屌。」
Eric 續說，「唔係 6 月開始燒法院㗎嘛。開始燒法院係唔批保釋、亂落保釋條件（之後）…」這是積累已久的民怨。
「今日見到一個（被告），一日要報到兩次……」Pauline 接話，和 Eric 交換一個無奈的眼神。
「一日要報到兩次碎料啦。有個 24 個鐘唔畀出街。」
「係啊，痴撚線。同埋『和你 shop』啲商場全部唔畀入。痴撚線…...」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地說，顯然對於近日的案情了然於胸。他們以所識所學去衡量有關的保釋條件，發現根本說不通。
「我們 criminal procedure（刑事訴訟程序）都已經讀過，你施加保釋，考慮的是潛逃風險、重犯、騷擾證人。例如他在銅鑼灣被捕，你禁止他去銅鑼灣，不會阻止到佢重犯，因為香港的抗爭是全港都會發生。所以你唔畀佢去銅鑼灣係無用，純粹為了懲罰你。幾個小孩仔貼連儂牆……又禁足，又宵禁，又交出旅遊證件，完全不合乎比例，也和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三個考慮因素，沒有切合到任何一個。」
Eric 百思不得其解，「除咗佢有政治考量以外，你點樣解釋呢個裁判官嘅決定呢？所以俾人燒係冇撚得怪人㗎。係一定俾人燒。燒得遲咗㗎喇。」
不過，讓不少人質疑的是，「燒法院」此舉有任何功能性可言嗎？正如專題上篇訪問的年輕大狀 Ben 所說，「燒完法院之後第二日，practically，大家係咪繼續去法庭旁聽先？」燒完又如何？
然而抗爭手法的效益並不在受訪學生的重點考慮之列。他們側重的，是法律專業團體對事件的反應。大律師公會的回應讓他們看到，業界重視法庭的「莊嚴性」多於「人命」。他們只見示威者「燒法院」，不見示威者亦處於水深火熱。
「若大律師公會只看見示威者違法，看不見違法違紀的執法人員仍逍遙法外；只看見死物的毀壞，看不見制度的暴力——這絕非不偏不倚，實是助紂為虐。」
——《我們守護的公義，不是一個已崩壞的象徵》（一群法律系學生及舊生回應大律師公會2019年12月9日之聲明）
法庭對於大部分受訪者來說，只是一件死物，和示威者的犧牲相比，一文不值。不燒白不燒，不存在什麼手法合不合理，更於法治無損。中大法律系學生阿 Sing 說，「一樣嘢（法治）唔會因為你掟爛咗一件死物而有，或者冇。」
Eric 則笑言，「燒裁判法院冇問題。裁判法院冇歷史價值。但燒 CFA（終審法院）就唔好喇。我唔會當 CFA 幢建築物係終審法院囉。我只會當佢係古蹟……一個裝住 CFA 的歷史古蹟，所以唔好燒佢啦。」
至於大律師公會聲明中所提及「不服便上訴」，於他們而言，聽上去更像一種狡辯。
「Self-correcting（自我修正）的機制係喺度，但我都係覺得有啲 bullshit。」Pauline 一開始好像不想說得這樣不留情面，但最後似乎找不到更適合的形容。
「因為成日講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遲來的公義即不公），就算你判了佢（被檢控示威者）無罪……但係佢中間真係（因為還柙）冇咗半年自由喎，the harm is done。」
Tau 言及自己的旁聽經歷，非常痛心。「每個手足提堂的時候，律政司申請延後，因為需要時間睇證據。每次都係咁……冇得保釋的手足其實係要繼續還押，無日無之。」
他記得，有時案件已第二次提堂，律政司仍然會表示「需要更加多時間」。「8 個禮拜又 8 個禮拜的時間，我覺得係好誇張。」Tau 搖頭。「你就係畀佢咁玩弄程序，甚至可能冇 reasonable prospect of success（合理機會上訴得直），都咁樣提，再不斷用程序打壓當事人，喺未面對 trial 的時候，已經要面對咁樣的壓力。」
他說，自己不是針對律師、法院，或是法官。「而係我需要佢哋去正視個問題，我需要佢哋唔好繼續自欺欺人。」
需要正視的問題，是什麼？
有種公義難題，不應靠對簿公堂解決
「我覺得由法律角度看一件政治事件的量刑是否適合，本身就已經是錯。」
Eric 狠批，運動衍生出來的政治問題，一開始就不應該用法律來解決。「成個運動就是一個政治問題......由你檢控一單政治案件開始，已經是不公義。」
這些案件無論點判，判成點，「對『法治已死』是沒有 bearing（影響）的。」為什麼？「因為它（法庭）根本沒有個 capacity（能力）去處理案件的核心。」
案件的核心是什麼？Pauline 解釋，現在的這種情況，是將一些有關「morally right or wrong」（道德對錯）的事情放上法庭作審判，等同將他們複雜的政治理念簡化成過程、結果等可以被審判的法律要素，罔顧行動背後的其他因素。「好似直接就係攞咗佢個行為，跟住 process，係啊，有犯罪元素，所以就要判刑。」
將政治事件放進司法機器裡處理，放大了法律世界的永恆難題。法律和道德有沒有關係？如果有，這個道德又是誰的道德？是「黃絲」的道德，還是「藍絲」的道德？
阿 T 指，「作為一個法官在這個時勢係冇出路，任何選擇都係錯……是無論如何都無法達到公正。」
法庭為了「公正」而不參考案件背後的「政治考慮」，阿 T 形容為「法律世界的做法」。他認為，現在法官只有兩個選擇：「跟從案例，好像很公正地重判一個有自己訴求的示威者，不去看他的訴求；還是看他的訴求，但被人說 arbitrary（專斷），偏袒他，判他一年兩年。」但其實兩種選擇，背後都是法官在行使自己的判斷。阿 T 想了想，改口說，如今「輕判、重判都是 arbitrary。」
法律世界裡，凡並非跟從法律、程序或先例所作出的決定，例如受上述道德判斷影響所作的決定，都有流於「專斷」的可能。而根據阿 T 的定義，世上似乎沒有完全不「專斷」的判決。作為人，法官受自己的成見與經驗影響，不可能「完全中立」。而他們在法律的規範內所運用的判斷能力（discretion），就是某部分人所說「法官無情」、「法官偏頗」等等輿論的風眼。
部分市民指責個別法官量刑過重，在社交平台開 post 口誅筆伐，學生們普遍覺得這無可厚非。「They deserve it 啦。」Eric 語氣平淡地說。Pauline 也沒太大感受，「佢咪又係繼續供到樓，繼續步步高升。」
「輸打贏要」論，還適不適用？數年前，石永泰曾說，因公民運動犯罪的人獲判罪成，支持者因此叫囂「法治已死」或是針對部分法官進行批評，是「輸打贏要」。但如今，抗爭的性質早已改變，法庭判決的範圍以比以前大得多。
Eric 覺得，這種論調很 paradoxical（詭論式的）。「因為『輸打贏要』是指，我和你賭，我輸了，我就賴數。但我（在這場運動中）被人告，我冇得揀，我不是自願進入這個體制讓你檢控，我不是自願和你玩這個司法遊戲。我是被政權迫害。」
這群法律系學生不是不理解法庭的作用有限。他們只是覺得，法庭沒有用盡自己限度內的能力，來保障被檢控人士的權力。
「法庭本身的存在，不論在一個什麼狀態的社會都會很被動，因為本身嘅 setting 係咁。」阿 Sing 沒有否認這點。「但係佢唔可以再用呢個作為藉口而唔承認一啲嘢。」
「例如話，佢見到酷刑嘅情況……由被捕到上庭點解會斷咗隻腳呢4？好明顯需要有調查嘅時候，冇理由個法官係，好 blatantly 畀公眾一個信息就係話，『我哋做唔到嘢㗎喎』咁樣。」
他們看見，法庭在被動中變得更被動，連「畀啲掙扎」的跡象都沒有。「其實喺一個咁被動嘅 setting 之下，你要向公眾發放一些信息是說，『唔好意思我真係做唔到，但呢樣嘢係唔啱』。你最起碼都要都呢樣嘢講到。但而家我地見到好多時......例如啲官直頭係話，『我哋又唔係監警會，知嚟做咩？』......呢啲係令到公眾，尤其是新的一代很沮喪。」
阿 T 說得更不留餘地，指香港法官有個問題，就是「又懶又頹又怕事」。
「個法官應該要知道自己擺出來的 judgment，尤其越高的法院，judgment 就越有分量，越有指導性。佢應該要知道，其實佢講每一言每一語都係影響緊個社會點樣睇法律、點樣睇佢地身處的社會。去到依個位，佢係咪應該一句就 dismiss 咗佢呢？」
回顧舊有案例，即使異議法官的判決無法成為案例，法官亦總可在判詞中留下看法，影響往後人們對法律的理解。有「包拗頸」之稱的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便是佼佼者，其異議判詞不少都為人所津津樂道。
例如在《吳小彤案》中，包就法庭監察行政機關的能力，留下了鏗鏘有力的判詞，有別於其他法官認為法庭相較被動的看法。案中，上訴人表示自己有權受惠於吳嘉玲及陳錦雅兩案的判決，享有居港權。這是因為其時政府官員的公開聲明和陳述令他們有「合理期望」，既有權利不會受人大釋法影響。當時大多數法官指，案中「各申請人唯一可以得到的合理期望是期望該政策決定——無論是甚麼也好，都會按照法庭的解釋對他們施行......除了該政策之外，政府並沒有對各申請人作出任何許諾。」
而包致金卻認為，行政機關的言行可能導致公眾有合理期望，而法官的判決態度，是可能影響公眾對政府言論的觀感：
「…...在這方面而言，給政府說句公道話，本席必須指出政府也許不是要爭辯說，他們為安撫公眾人士而要作出的聲明事實上不明確，以致不能達到安撫目的。但行政部門把說話斷章取義，只是從當中抽取一些意思不甚明確的話，從而打擊公眾人士在聽到政府這些說話後，有理由因此亦合理地產生的期望。有關行政部門這種行為，可以說是濫用權力。這樣的事，如果法官給予支持和鼓勵，是會嚴重影響公眾對政府言論的信心！」——包致金，《吳小彤及其他人士 對入境事務處處長》判決書；案件編號 FACV 1-3/2001
阿 T 更留意外國法庭表現，發現很多國家的法官都會直接表明自己無力處理某些案件，要求立法機關重新審視或更新法律。
反觀香港，他覺得，有地位的法官不做改革，地位較低的法官又因為缺乏影響力而沒有動機（incentive）在細微末節作改變。「由大至細，咩程度嘅改革，佢都係缺乏嘅。」
被問及是否覺得現在社會對司法及法律界還是太寬容，Bella 洩氣地說，「梗係啦！大佬啊，你係社會賢達黎㗎喎，你有咁多資源，企響咁 top 的位置，我哋頭先咁講都講咗十樣嘢可以做啦——由 legal edu（法律教育），到參與公共討論，你唔做依啲都算啦，你仲要加把口維護政權，你做咩啫？」
（下文待續）
Re: 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這座基石是否不斷被侵蝕? P7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
失去公民信任的法院是無力維護法治的
2020/4/9 —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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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法庭以延續性這主旨，裁定《緊急條例》合憲，行政長官有權制定緊急情況規例。上訴庭認為在不抵觸憲法秩序改變的情況下，《基本法》下的憲法安排跟1997年前的大致相似。
上訴庭只看架構上的安排，卻完全忽略了憲法秩序不只是關乎架構，更關乎公民的權力及權利意識。不容否認，即使在主權移交時未有明顯變化，但憲制發展至今，港人已孕育出強烈的意識，期望權力必須受到更有力的制約，及個人權利必須受到更有效的保障。港人的權力及權利的意識，相較殖民地時代，以至特區成立早期，必然已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
單以延續性主旨那麼抽離、空泛的技術性原則，來合理化現行不能有效制約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的憲制及法律，已轉化了的港人必是難以接受的。
一個與民情脫離的法院，只執著於條文、架構及一些技術原則，就是一個離地的法院。這樣的法院，是不能符合公民對權力及權利的熱切期望，也將難以再獲信任。失去公民信任的法院是無力維護法治的，因公民再不會依靠法院去伸張正義。即使法院不是專制統治的幫兇，也只是一個死蹦蹦的架構。公民只能採用其他方法去制約權力及保護自己的權利。
專制政權權力不受有效制約，執法者能任意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令法治進一步受破壞，離地的法院是不能逃避責任的。歷史終會作出公正的裁決。
Re: 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這座基石是否不斷被侵蝕? P7
【11.18 圍堵理工】客戶服務員被控暴動遭還押近5個月 高院申保釋再被拒
2020/4/9 — 11:57
警方去年11月中圍攻理工大學，大批示威者發起「多區開花」營救行動，在油尖旺一帶有多人被捕，控以暴動罪，包括客戶服務員連潤發（29 歲）。案件去年11月20日提堂時，連潤發申請保釋被拒，已遭還押近5個月。他今日由律師代表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再次被拒，須繼續還押。
被告連潤發（29歲）被指與另外四名被告，即大專生勞俊坤（22歲）、地盤測量師黃新民（26歲）、地盤電工鄭信達（39歲）及大專生郭凱盈（18歲），於去年11 月 18 日與其他不知名人士在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參與暴動。除連潤發申請保釋被拒外，同案四名被告早前已獲保釋。
2020/4/9 — 11:57
警方去年11月中圍攻理工大學，大批示威者發起「多區開花」營救行動，在油尖旺一帶有多人被捕，控以暴動罪，包括客戶服務員連潤發（29 歲）。案件去年11月20日提堂時，連潤發申請保釋被拒，已遭還押近5個月。他今日由律師代表向高等法院申請保釋，再次被拒，須繼續還押。
被告連潤發（29歲）被指與另外四名被告，即大專生勞俊坤（22歲）、地盤測量師黃新民（26歲）、地盤電工鄭信達（39歲）及大專生郭凱盈（18歲），於去年11 月 18 日與其他不知名人士在彌敦道與窩打老道交界參與暴動。除連潤發申請保釋被拒外，同案四名被告早前已獲保釋。
Re: 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這座基石是否不斷被侵蝕? P7
被控藏鎅刀面罩等武器 16 歲男生獲撤控 控方：未能從逾百小時片段發現被告
2020/4/9 — 17:09
民間集會團隊發起「1.19天下制裁」集會，集會及後演變成警民衝突，遭警方腰斬，多人被捕。一名 16 歲男學生被指在金鐘港鐵站出口管有鎅刀、面罩等物品，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案件今日在東區法院再訊時，控方申請撤控，指無證據證明被告意圖使用涉案物品作非法用途，被告當庭釋放，惟他沒有訟費申請。
控方指，控方已經檢閱逾百小時的閉錄電視錄影片段，但未能從中找到被告的身影，控方亦無進一步證據證明被告意圖使用涉案物品作非法用途，索取法律意見後決定申請撤控。辯方沒有訟費申請。
16 歲梁姓學生，原被控於 2020 年 1 月 19 日，在金鐘樂禮街近金鐘港鐵站 D 出口，管有一把黃色鎅刀、一個面罩、一個護目鏡、一對手套及一把雨傘。
2020/4/9 — 17:09
民間集會團隊發起「1.19天下制裁」集會，集會及後演變成警民衝突，遭警方腰斬，多人被捕。一名 16 歲男學生被指在金鐘港鐵站出口管有鎅刀、面罩等物品，被控一項管有攻擊性武器罪。案件今日在東區法院再訊時，控方申請撤控，指無證據證明被告意圖使用涉案物品作非法用途，被告當庭釋放，惟他沒有訟費申請。
控方指，控方已經檢閱逾百小時的閉錄電視錄影片段，但未能從中找到被告的身影，控方亦無進一步證據證明被告意圖使用涉案物品作非法用途，索取法律意見後決定申請撤控。辯方沒有訟費申請。
16 歲梁姓學生，原被控於 2020 年 1 月 19 日，在金鐘樂禮街近金鐘港鐵站 D 出口，管有一把黃色鎅刀、一個面罩、一個護目鏡、一對手套及一把雨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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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蒙面法合憲？ 戴耀廷：威權社會法官變得「識做」
2020/4/9 — 17:29
戴耀廷
原訟庭去年裁定《禁蒙面規例》違憲，人大法工委其後發聲明，對裁決表示「嚴重關切」，並指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判定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日前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時表示，不少學術研究顯示，在威權或半威權社會下的法院，不少法官都會變得「識做」，即使沒有人直接向法院施壓，法官都可能主動作出符合政權期望的裁決。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言人臧鐵偉在去年 11 月 19 日，以文字稿回應高院原訟庭裁定《禁蒙面規例》違憲的裁決。法工委指，「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內文亦指《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符合香港基本法，高等法院原訟庭有關判決的內容「嚴重削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
上訴庭今天就高等法院周家明去年 11 月裁定《禁蒙面法》違憲，政府提出上訴作出裁決。負責聆訊的包括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以及高院法官區慶祥。三位法官在判詞中指出，對於已被採用為香港特區法律之 1997 年 7 月 1 日前的原有法律，法庭有司法管轄權及憲制責任去檢視它們是否合憲。在進行檢視時，法庭維護並確保《基本法》的權威。
法官重申本港法院可判斷本港法律是否合憲
上訴庭指，在《基本法》的憲制框架下，立法會可藉着賦權條例，將立法權力轉授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制定緊急情況規例，但這些緊急情況規例必須爲附屬法規。法官又指，行政長官訂立《緊急條例》的權力必須被確立，「作爲 1997 年後處理緊急及危害公安情況計劃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方案，《緊急條例》是與憲法相符的。如果《緊急條例》被裁定爲違憲，法律便會留下一個重大缺口。」
判辭指出，如有突發緊急情況出現，無論立法機關是否召開會議，給予行政機關廣泛及靈活的權力，藉緊急情況規例去處理這些情況可能非常重要，「爲了避免即時的威脅、防止情況惡化或緩解緊急情況帶來的影響，有關當局要作出緊急和有效的應對措施。行政機關需要廣泛及靈活的權力，迅速和有效地處理所有突發事件。」法官指出，緊急情況規例的範疇必然是「既寬且廣」，甚至可修訂主體法例或使其不適用。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日前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時表示，不少學術研究顯示，在威權或半威權社會下的法院，不少法官都會變得「識做」，即使沒有人直接向法院施壓，法官都可能主動作出符合政權期望的裁決。
戴：不容易看到蛛絲馬跡 成個決定包裝得好靚
但戴指出，我們難以找到任何實質證據，證明或否證法庭受到法工委的壓力，而改變他們的裁決， 「尤其係那個級數的法官，他們接受的培訓，你唔係咁容易睇到蛛絲馬跡，佢總會將成個決定包裝得好靚 … 佢哋有好足夠的論述能力，用現有法律去講得好冠冕堂皇。」他又指，法工委作為行政機關，聲明某程度上向司法機構施加壓力，明顯與法治及司法獨立原則背道而馳。
戴耀廷曾在《威權下的法院》一文中提到，有學者分析為何在亞洲、南美及非洲等威權體制下，政府仍會在一定程度上讓法庭享有獨立的權威，有關研究指出，由於威權體制下的法官明白單靠法庭本身，難以抵擋得到政府的干預，故法院即使在政府無需直接干預下，仍會自我約束。
戴耀廷今日撰文指，上訴庭的判決以技術性原則，合理化無法有效制約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憲制及法律，港人必然難以接受。他指，一個離地的法院難再獲信任，無力維護法治，「即使法院不是專制統治的幫兇，也只是一個死蹦蹦的架構。」
戴又指，如果專制政權權力不受有效制約，法治進一步受破壞，「離地的法院是不能逃避責任的。歷史終會作出公正的裁決。」
2020/4/9 — 17:29
戴耀廷
原訟庭去年裁定《禁蒙面規例》違憲，人大法工委其後發聲明，對裁決表示「嚴重關切」，並指只有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判定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日前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時表示，不少學術研究顯示，在威權或半威權社會下的法院，不少法官都會變得「識做」，即使沒有人直接向法院施壓，法官都可能主動作出符合政權期望的裁決。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言人臧鐵偉在去年 11 月 19 日，以文字稿回應高院原訟庭裁定《禁蒙面規例》違憲的裁決。法工委指，「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內文亦指《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符合香港基本法，高等法院原訟庭有關判決的內容「嚴重削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
上訴庭今天就高等法院周家明去年 11 月裁定《禁蒙面法》違憲，政府提出上訴作出裁決。負責聆訊的包括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上訴庭副庭長林文瀚，以及高院法官區慶祥。三位法官在判詞中指出，對於已被採用為香港特區法律之 1997 年 7 月 1 日前的原有法律，法庭有司法管轄權及憲制責任去檢視它們是否合憲。在進行檢視時，法庭維護並確保《基本法》的權威。
法官重申本港法院可判斷本港法律是否合憲
上訴庭指，在《基本法》的憲制框架下，立法會可藉着賦權條例，將立法權力轉授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制定緊急情況規例，但這些緊急情況規例必須爲附屬法規。法官又指，行政長官訂立《緊急條例》的權力必須被確立，「作爲 1997 年後處理緊急及危害公安情況計劃中一個不可或缺的方案，《緊急條例》是與憲法相符的。如果《緊急條例》被裁定爲違憲，法律便會留下一個重大缺口。」
判辭指出，如有突發緊急情況出現，無論立法機關是否召開會議，給予行政機關廣泛及靈活的權力，藉緊急情況規例去處理這些情況可能非常重要，「爲了避免即時的威脅、防止情況惡化或緩解緊急情況帶來的影響，有關當局要作出緊急和有效的應對措施。行政機關需要廣泛及靈活的權力，迅速和有效地處理所有突發事件。」法官指出，緊急情況規例的範疇必然是「既寬且廣」，甚至可修訂主體法例或使其不適用。
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日前接受《立場新聞》專訪時表示，不少學術研究顯示，在威權或半威權社會下的法院，不少法官都會變得「識做」，即使沒有人直接向法院施壓，法官都可能主動作出符合政權期望的裁決。
戴：不容易看到蛛絲馬跡 成個決定包裝得好靚
但戴指出，我們難以找到任何實質證據，證明或否證法庭受到法工委的壓力，而改變他們的裁決， 「尤其係那個級數的法官，他們接受的培訓，你唔係咁容易睇到蛛絲馬跡，佢總會將成個決定包裝得好靚 … 佢哋有好足夠的論述能力，用現有法律去講得好冠冕堂皇。」他又指，法工委作為行政機關，聲明某程度上向司法機構施加壓力，明顯與法治及司法獨立原則背道而馳。
戴耀廷曾在《威權下的法院》一文中提到，有學者分析為何在亞洲、南美及非洲等威權體制下，政府仍會在一定程度上讓法庭享有獨立的權威，有關研究指出，由於威權體制下的法官明白單靠法庭本身，難以抵擋得到政府的干預，故法院即使在政府無需直接干預下，仍會自我約束。
戴耀廷今日撰文指，上訴庭的判決以技術性原則，合理化無法有效制約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憲制及法律，港人必然難以接受。他指，一個離地的法院難再獲信任，無力維護法治，「即使法院不是專制統治的幫兇，也只是一個死蹦蹦的架構。」
戴又指，如果專制政權權力不受有效制約，法治進一步受破壞，「離地的法院是不能逃避責任的。歷史終會作出公正的裁決。」
Re: 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這座基石是否不斷被侵蝕? P7
【診斷法治．4】專訪六個法律系學生（下）：今天做律師，只為減輕被壓迫者的苦難
2020/4/10 — 18:23
上文提到，受訪的法律系學生大部分認為法治和治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光復香港」對他們來說，就是完全自主的權利。然而，大學的法律教育不僅與他們所認識的現實背道而馳，更無助於他們實踐這種政治理想。學院內外的世界，產生了怎樣的衝突？又讓他們陷入怎樣的苦況？
對這群法律系學生來說，香港的法治無疑已壽終正寢。有人認為法庭在被動的定位中更趨被動，又轟法官無心改革、法律界人士對法治亂象視若無睹；有人認則為近月示威的案件由一開始就不該交予法庭審理，因為法庭無法處理案件的核心——抗爭者的政治理念。
而若然司法制度真如他們所說般不堪，公義已蕩然無存至此，成為律師還有什麼意義？
學院的法治 vs 街頭的現實
Eric 自 7 月起一直活躍於反修例運動的前線：日間去抗爭，入夜後，「如果走到返去」就會去律師樓幫忙處理示威相關案件。直至 11 月左右被捕後，他始終有顧慮，未有再上前線，只在後方參與大大小小的示威。
「再俾人拉就還柙……就算你冇被人告過，淨係被人拉過，第二次（被捕）佢都係會話你係保釋期間被捕……個官就唔肯畀你保（釋）。」
他苦笑，「但如果而家突然之間話要推 23 條嘅話，我肯定都會照出去。」
被問及作為法律系學生去示威，會不會有很大包袱，例如怕被捕會影響前程。Eric 彷彿覺得沒什麼好想的，「讀 law 呢一刻係一個包袱。但其他人都有包袱㗎嘛。」
身旁同樣有上前線的好友 Pauline 講得比較極端，「除了讀 law 以外，都係爛命一條㗎啦。」Eric 聞言笑笑，「唔好諗到讀 law 咁神聖，其實都係一個學生嚟嘅啫。」
Pauline 為了參與抗爭，放棄修讀一個理應在去年 6 月開始的課程。「但嗰個 course 是做 bar（大律師）之前一定要讀的，」現在只能等未來有需要時再修讀。
說到一開始上前線的原因，Pauline 有點納悶，「一開始大家都唔係好前。大家咪都係（612 當日）一唔覺意做咗前線。」Eric 接著道：「612，大家都係食催淚彈——」
「跟住發現，屌，都唔係好辛苦啫——」
Eric 聞言立刻打斷友人，連珠炮般地說：「唔係㗎，612 我好撚驚呀 612。你話催淚彈我冇嘢，你攞起電話見到佢開布袋彈，真係驚㗎。我唔知你點啦屌，你可能唔撚驚啦，我好撚驚啊屌。去到之後就……克服咗囉。唉，死就死啦。開遮囉。」
Pauline 在理工之戰後，卻也退下了火線。即使沒有被捕，她也不知道該如何走下去。據他們二人觀察，理工一役後，整場運動士氣一蹶不振。「Poly 之後真係打唔起。」Eric 嘆息。「個武力差距太大。……After that 個人都好 depressed。肺炎之前，有很多次因為自己俾人『塔』過上唔到前線，都好壓抑的。又在想，將來點推翻呢個制度，夜晚訓唔著就諗呢啲…但你知永遠都諗唔到答案。」
即使將一切都想到最壞，被捕的經歷還是讓 Eric 對現實有了更深的體會。
「就算大家講了咁多個月，『畀人拉後要冇嘢講』，但係都係有啲人會有招認。我會理解囉，我完全理解......我本身都會理解，但自己經歷完之後就更加明白點解會咁。」
他回想起自己在被捕時所受的對待。「啲人話，佢（警察）撩你講嘢，你唔好應佢啊嘛 — 但係你試下雙手被人索撚住，坐喺條街度，（踎咗 8 個鐘），然後佢踩撚住你隻手，喺你耳邊問你，『你係咩人呀？』你答『香港人』呢，佢就打柒你。…你冇得完全唔同佢講嘢㗎。好 realistic 㗎。」
他又提到錄取背景口供的環節。「啲人咪話淨係需要講名同地址，唔使同佢講電話？嗰個 moment 你試下唔講，會發生咩事…」
「對佢哋（警察）來講最差的咪就係份口供唔 admissable（可接納），that’s it。冇後果，咁點解唔打一身。」Pauline 補充。
「若然香港有險可守，我們老早便能阻止黑警暴行；如果法治仍然在生，司法制度經已懲治施行私刑和酷刑的執法人員。…...阻止律師會面、威脅交出密碼、恫嚇搞家人女友，虐打至骨折，甚至終身殘廢，還有很多很多很多傳媒不曾報導，更陰暗的事實，而我們在過去大半年，也知悉得一清二楚。
…...最後，想跟對法治仍否存在有思疑的朋友說，只要你被狗拉過一次咁大把，即使唔告上庭，單純體會漫長而拆磨嘅扣押，經過此等震撼教育，對法制信心必定會跌至負數，信我。」——黃之鋒，《如果你思疑法治仍否存在，你可以試下被狗拉一次》，2020 年 3 月 11 日
他們親身體驗或目睹的不公義，和課堂上的知識產生了分歧。不過與其說是分歧，不如說是平行時空 — 那些教授所講授的案件處理方法，只在理想世界裡行得通。
「佢哋（教授）真係離地到一個位…佢哋預想唔到，原來而家啲警察係咁樣做嘅。」Bella 語透無奈，「佢成日都教我哋，你要教個 client 唔好講嘢啊，千祈唔好講，話『我冇嘢講』— 鬼唔知咩。但係你去到個倉嘅時候，個警察係咁打你（當事人），毆你（當事人）嘅時候，點算呢？佢哋好似係完全 tackle 唔到呢啲 scenario。」
在刑事法相關的課堂上，Bella 曾向教授求教：如今很多義務律師在警署外等候多時，甚至是通宵達旦，仍未能見被捕人士，「個警察會拖。咁你要點做？」教授只建議 Bella：「你要 jot 低。你要喺 notebook jot 低。」但在連投訴警員也困難重重的時代，寫在筆記本，又有什麼用？
對於課堂的不真實，同樣在中大修讀法律的阿 T 也有同感。
他留意到，在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等人因涉嫌「無牌管有爆炸品」被捕一案中，有警員曾利用其中一名被捕者身上的鑰匙搜查相關單位。根據《警察條例》第 50 條第 6 款1，警察的確有權取去拘捕現場人士身上物品，但條例中並無列明警員可以繼而使用該物品。阿 T 就此向教授求教，這種做法是否恰當，「佢（教授）就 er 咗一陣，講，呢啲情況唔係好 ethical 㗎喇，法官會 determine 到㗎喇，不過就大概冇乜問題嘅，如果啲證據有用嘅話。」
教授淡定的心態，讓阿 T 感到非常詫異。「原來我啲老師、法律界人士係咁樣諗。覺得抌入去（司法程序）就會自己 sort out 到㗎喇…好似一個微波爐咁，擺入去就會叮熟㗎喇，你唔使理佢點搞，啲官會搞得掂㗎啦。」
阿 T 發現，即使執業或教學多年的法律界人士，對這類刑事案件並無太大頭緒，很多時觀察還不比一個學生深入。
「警察係搵到晒你成個條例入面的漏洞。......呢啲嘢可能佢（法律系教授）一直都知道，但唔係好影響到佢生活。都係一路做下文件，都係有錢賺，對佢冇影響 — 警察打犯，對佢冇影響。」
阿 T 坦言，法律界人士這種「安於現狀」令他感到悲觀。「他們不是不知道有問題，而是會令自己相信（沒有問題）。要是他們不相信的話，我覺得他們會有 existential crisis（存在危機）。」
港大法律系大樓大堂連儂牆
港大法律系大樓大堂連儂牆
否定法治的意義
受訪的法律學生普遍認為，很多有威望的法律界人士沒有推翻自己的勇氣。
阿 T 這樣理解他們的部分心理：「如果我老師有一日發現，佢教嘅嘢全部都係 bullshit 來的時候，你作為一個教了那麼多年書的執業人士 — 我一個毅進仔，下下都可以 bypass 你條例，冇後果 — 覺得自己很 prestigious 的法律人士會有『吓，咁我咁多年做緊啲咩』嘅感覺。」
相較之下，他們這一代人要否定法治，很簡單。阿 Sing 形容，「既然我由一出世，個制度已經好似雪崩咁樣崩壞的時候，點解我仲要嘗試推返啲雪球上山呢？」
某些年輕律師認為，否定法治的意義不大；有人被捕，向義務律師求助，律師也不可能說一句「法治已死」完事。
但「法治已死」對部分受訪學生來說，不僅是一種無謂的叫囂，重點在於「承認」；承認「法治已死」是為了打破公眾的虛妄幻想，讓路給更大的想像。讓死水死透，是一種消極的積極。
Tau 認為，上一代有權勢、有聲望的法律界人士，即使是被普遍認為「立場偏黃」的吳靄儀大律師、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會長石永泰，都不願意面對「法治已死」的現實。
「我係好尊敬、好尊敬 Margaret（吳靄儀）……但係我覺得佢 somehow...…真係 very reluctant 去咁講（法治已死）……」Tau 艱難地開口，「佢 somehow 好似做咗一個幫兇咁。有少少咁嘅感覺。因為佢的定位，我覺得係抱殘守缺……但如果你發現有一個本質上的問題解決唔到的時候，你唔繼續否定佢，就會做咗呢個制度的幫兇，成為呢個制度裡面的產物。」
Tau 又指出，在公眾輿論的層面，法律專業人士的「抱殘守缺」更為示威者帶來了阻力。
「當他們（示威者）很努力地想向公眾證明，或者很想推翻這套制度的同時，你就話，呢套制度仲得嘅，仲有救……如果你唔願意承認這個制度的問題，就等於 turn a blind eye to those who are suffering（對受苦的人視若無睹）。」
「任何市民都有權說法治已死，唯獨是法律界人士無權這樣說，不是因為這會打破飯碗，而是因為法律界人士有責任維護法治，如果法治危殆，我們有責任發聲、抗拒、補救、力挽狂瀾；如果法治淪陷，我們有責任推動全民，光復法治。我們也是人，一怒之下也會喊出『法治已死』，但我們不可以做的是以『法治已死』為名而不盡我們作為法律專業者的職責，我們不能躲在『盡盡人事』而已的背後，就全面放棄積極為法治重新得到彰顯尋找道路。」——吳靄儀，明報專欄，2020 年 3 月 23 日
他說，這樣不是叫「兄弟爬山」。大家說完「各自努力」，然後去做一些背道而馳的事情，是為「行唔通」。
另一邊廂，Eric 和 Pauline 對專業法律人士的看法不置可否，也沒有上述受訪者那種積極否定法治的欲望。Eric 直言，「我覺得咁樣講（法治已死）好嘥氣，亦不需要特登去睇邊一個人點樣講。楊岳橋講『法治未死』不代表法治未死，戴耀廷講『法治已死』不代表法治今日先死。」
Pauline 比喻，「好似佢哋未宣布（武漢肺炎）大流行病毒的時候，你自己都知佢係㗎嘛。」Eric 不齒，「他們沒權去宣判。法治死不死，是一個公眾的想像。」
仲做律師，所為何事？
法治死不死，書還是要繼續讀。Eric 記得，自己寫過一篇論文，題目是怎樣調和（reconcile）人大釋法的問題。
他爛口依然：「咁點撚樣 reconcile 呢，就係鳩噏咩，人大 exercise power with self-restraint（自制地行使釋憲權）。屌，你都戇鳩，我寫出來都覺得戇鳩，但都係寫咗啦。」說到此，他忍俊不禁，「有篇 journal 仲話咩，香港法院去 interpret（詮釋）人大個 interpretation（解讀）。屌，我 quote 的時候都覺得戇鳩，但都係 quote 咗。好離地。」
讀 law 讀到頹，對他們來說已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他們一遍遍寫著連自己都不信的道理，未來還要在這個被自己貶得一文不值的制度下執業。事至如此，還有什麼意思？
Eric 卻說，自己還要讀 PCLL，希望有一天會成為大狀，因為「你對個 big picture 做唔到咩，但咁係咪就代表冇意義？我覺得唔係。」
總需要有人在事後做 damage control，亡羊補牢。
以前人們常說讀 law 是為了守護公義，他們這一代人卻經不起這種奢侈的幻想。「我不會覺得這個專業可以改變到這個制度。就算有一日畀我 silk 咗，做咗資深大律師，就算有這個身分，都不會改變到人大的釋法權。這個問題的核心你（律師）根本沒有能力解決。」Eric 說。
他明言，律師沒有能力捍衛法治。「你做到的一路只是去減輕個體的苦難。」
Eric 不喜歡談什麼高大空的理想，也不喜歡以太過感性的方法表達自己。但說到對被捕者的支援，他還是非常感觸。
他說，自己短短數年的法律學生生涯裡，學得最多嘢，是做實習生的時候。郭憬憲大律師的庭上英姿，讓他印象尤其深刻。
「佢將『屠龍小隊』case 個 D3（第三被告）保咗出嚟。當然個裁判官很 liberal，但佢都要試囉，佢真係好撚勁。」說著，眼中流露著崇拜之情。
他看到，即使在這個時代，律師也不至於束手無策。對於坊間一些指責律師通通都似馬伕 — 呃錢、只是維護制度的聲音，親眼目睹過律師如何「幫人」的 Eric ，心裡難免不忿。
「你講到好似佢有好大權喺手上但係又唔做嘢，導致今日呢個局面。我覺得唔係，今日呢個局面，是大家的共業。」
說到一半，他大感洩氣。「屌，你一碌鳩打一船人，話律師都係柒頭，好唔公平囉。......一個楊岳橋講嘅嘢，一個 David Tang 講嘅嘢，你就燒撚晒全部人。咁純粹就係因為佢哋好多嗲，所以你就淨係睇到佢地講嘅嘢，見唔到背後真係做緊嘢嘅人。你就話埋佢哋係馬伕。好多呢啲唔 fair 嘅 comment，令我有少少 frus（沮喪），唔知點改變佢哋嘅看法。」
依他觀察，社會上某些人對律師太苛刻。「我都唔會要求嗰啲人去上前線，佢哋有更加適合佢哋的事情去做。我點解上前線？就係因為我唔係（未係）律師啊嘛。我幫唔到佢哋（被捕示威者）啊嘛。」
「幫示威者」也是阿 T 讀 law 的原因。經歷過雨傘運動，他深明社會將需要更多思想上「走得更前」的律師。但法治的結構性問題，讓他越讀越灰心。律師這個選項逐漸淡出，反而是法哲理論方面的研究或是思考，讓他看見曙光。
「我以前會覺得戴（耀廷）教授......我會笑佢。我會覺得咁樣都叫人哋有險可守、公民抗命咁樣。」
但如今，他發現行得很前的意思，不只是在抗爭現場行得很前。
「我們都有責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我在這裹，是因我用了生命中很多的年月，直至此時此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那亦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可或缺的部份。我永不會放棄，也必會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法治能為公民抗命提供理據。公民抗命與法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公義。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確保這共同目標能達成，至少從長遠來說，公民抗命能創造一個氛圍，讓其他方法可被用來達成那目標。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演講——戴耀廷結案陳詞全文》
「佢（戴） inspire 我嘅其中一樣嘢係，雖然佢思想唔前衛，但係佢知行合一，就變相是站得在更加前的位置。」
一代人的傷痛
阿 T 強調，香港遲早會像台灣一樣，需要轉型正義。即使一日，所有被檢控的示威者被特赦，正義將仍舊缺席。因為阿 T 心裡的正義，是所有的傷害都能獲得彌補。
「個法庭要承認一件事就係，所有嘢都唔係佢嘅控制範圍之內。佢要查嘅嘢 — 律政司、警察有沒有偽造證據或文件，佢唔知，佢冇辦法查證到。呢啲受害人嘅情感損傷……個 procedure（程序）擠壓返佢哋轉頭的時候，個法庭又處唔處理到呢？
如果可以處理到，點解台灣去到今時今日都會有人喺度嘈緊二二八？點解今時今日《返校》有咁大迴響？個受傷係延禍到幾代人。」
說起轉型正義，阿 T 變得滔滔不絕。他特別講到，不少被還柙或是入獄的都是中學生，未必很清楚法治這些概念，「佢哋去為一啲心中面目模糊嘅嘢（被捕）。……三四十年後，係咪一件案件的輸贏、一個監警會的報告，就可以處理到一種社會的傷痛呢？」
「社會上是有一種撕裂，但唔係政府講嗰種撕裂，呢種撕裂係…一代人的徬徨和迷茫...（就算）我哋改革到個制度、甚至香港有主權，也只能 prevent 過去的事再發生。」
Eric 慨嘆，「我寧願大家（被判囚示威者）出返晒嚟，寧願咩都冇發生過。有時係咁諗。有時又覺得，歷史進程來的，冇辦法......。」
「記過就記過吧，如果一個人還要為他沒有犯過的錯去道歉，去討好別人的話，那這種人什麼事情做不出來？」「但我覺得這個世界上這種事情太多了。」「所以啦，讀那麼多書，就是要從中找出一個做人的道理，如果還不能勇敢地相信它，那做人有什麼意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2（1999）
被問及他們身邊的同學仔是不是也如此關心政事、思考法治，他們思來想去，好像數不出多少個。
「你話由 year 1 開始（關心政治），其實我都唔識㗎。（2016 年）中聯辦嗰次有邊個去啊？」Eric 轉頭看著 Pauline，眼梢有笑意。「Year 1 嗰次，反釋法遊行？」
Pauline 立刻意會過來，「咪又係嗰幾個。屌。」
「呢個唔關場運動事。本身好多學生都是想 grad 了以後做 i firm（國際律師行）。」
「很明顯是多了表態，例如 share 文宣，但係個行動有幾大步就真係…」
「對很多我認識的人來說，他們 pay lip service（只講不做）已經是一個突破。」
自嘲為「異類」的這幾個法律系學生雖對政治有想像，卻絕對不是浪漫派。四、五年的大學生涯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已足夠讓他們認清現實。他們知道，法律界還有可以讓他們容身的地方、還有令人嚮往的律師樓。但他們也知道，進入制度，就要接受它的規則。
希望成為大狀的 Eric 半講笑半認真地說，「如果佢（律政司）第時搵返我啲 Facebook posts 出來，（或者）我啲 Facebook friends 篤我灰的話，我就會寫封嘢入去 — 我唔撚支持香港獨立㗎。我真心悔改咁樣。」
像梁天琦所說的，爬都要爬，碌都要碌入去。
2020/4/10 — 18:23
上文提到，受訪的法律系學生大部分認為法治和治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光復香港」對他們來說，就是完全自主的權利。然而，大學的法律教育不僅與他們所認識的現實背道而馳，更無助於他們實踐這種政治理想。學院內外的世界，產生了怎樣的衝突？又讓他們陷入怎樣的苦況？
對這群法律系學生來說，香港的法治無疑已壽終正寢。有人認為法庭在被動的定位中更趨被動，又轟法官無心改革、法律界人士對法治亂象視若無睹；有人認則為近月示威的案件由一開始就不該交予法庭審理，因為法庭無法處理案件的核心——抗爭者的政治理念。
而若然司法制度真如他們所說般不堪，公義已蕩然無存至此，成為律師還有什麼意義？
學院的法治 vs 街頭的現實
Eric 自 7 月起一直活躍於反修例運動的前線：日間去抗爭，入夜後，「如果走到返去」就會去律師樓幫忙處理示威相關案件。直至 11 月左右被捕後，他始終有顧慮，未有再上前線，只在後方參與大大小小的示威。
「再俾人拉就還柙……就算你冇被人告過，淨係被人拉過，第二次（被捕）佢都係會話你係保釋期間被捕……個官就唔肯畀你保（釋）。」
他苦笑，「但如果而家突然之間話要推 23 條嘅話，我肯定都會照出去。」
被問及作為法律系學生去示威，會不會有很大包袱，例如怕被捕會影響前程。Eric 彷彿覺得沒什麼好想的，「讀 law 呢一刻係一個包袱。但其他人都有包袱㗎嘛。」
身旁同樣有上前線的好友 Pauline 講得比較極端，「除了讀 law 以外，都係爛命一條㗎啦。」Eric 聞言笑笑，「唔好諗到讀 law 咁神聖，其實都係一個學生嚟嘅啫。」
Pauline 為了參與抗爭，放棄修讀一個理應在去年 6 月開始的課程。「但嗰個 course 是做 bar（大律師）之前一定要讀的，」現在只能等未來有需要時再修讀。
說到一開始上前線的原因，Pauline 有點納悶，「一開始大家都唔係好前。大家咪都係（612 當日）一唔覺意做咗前線。」Eric 接著道：「612，大家都係食催淚彈——」
「跟住發現，屌，都唔係好辛苦啫——」
Eric 聞言立刻打斷友人，連珠炮般地說：「唔係㗎，612 我好撚驚呀 612。你話催淚彈我冇嘢，你攞起電話見到佢開布袋彈，真係驚㗎。我唔知你點啦屌，你可能唔撚驚啦，我好撚驚啊屌。去到之後就……克服咗囉。唉，死就死啦。開遮囉。」
Pauline 在理工之戰後，卻也退下了火線。即使沒有被捕，她也不知道該如何走下去。據他們二人觀察，理工一役後，整場運動士氣一蹶不振。「Poly 之後真係打唔起。」Eric 嘆息。「個武力差距太大。……After that 個人都好 depressed。肺炎之前，有很多次因為自己俾人『塔』過上唔到前線，都好壓抑的。又在想，將來點推翻呢個制度，夜晚訓唔著就諗呢啲…但你知永遠都諗唔到答案。」
即使將一切都想到最壞，被捕的經歷還是讓 Eric 對現實有了更深的體會。
「就算大家講了咁多個月，『畀人拉後要冇嘢講』，但係都係有啲人會有招認。我會理解囉，我完全理解......我本身都會理解，但自己經歷完之後就更加明白點解會咁。」
他回想起自己在被捕時所受的對待。「啲人話，佢（警察）撩你講嘢，你唔好應佢啊嘛 — 但係你試下雙手被人索撚住，坐喺條街度，（踎咗 8 個鐘），然後佢踩撚住你隻手，喺你耳邊問你，『你係咩人呀？』你答『香港人』呢，佢就打柒你。…你冇得完全唔同佢講嘢㗎。好 realistic 㗎。」
他又提到錄取背景口供的環節。「啲人咪話淨係需要講名同地址，唔使同佢講電話？嗰個 moment 你試下唔講，會發生咩事…」
「對佢哋（警察）來講最差的咪就係份口供唔 admissable（可接納），that’s it。冇後果，咁點解唔打一身。」Pauline 補充。
「若然香港有險可守，我們老早便能阻止黑警暴行；如果法治仍然在生，司法制度經已懲治施行私刑和酷刑的執法人員。…...阻止律師會面、威脅交出密碼、恫嚇搞家人女友，虐打至骨折，甚至終身殘廢，還有很多很多很多傳媒不曾報導，更陰暗的事實，而我們在過去大半年，也知悉得一清二楚。
…...最後，想跟對法治仍否存在有思疑的朋友說，只要你被狗拉過一次咁大把，即使唔告上庭，單純體會漫長而拆磨嘅扣押，經過此等震撼教育，對法制信心必定會跌至負數，信我。」——黃之鋒，《如果你思疑法治仍否存在，你可以試下被狗拉一次》，2020 年 3 月 11 日
他們親身體驗或目睹的不公義，和課堂上的知識產生了分歧。不過與其說是分歧，不如說是平行時空 — 那些教授所講授的案件處理方法，只在理想世界裡行得通。
「佢哋（教授）真係離地到一個位…佢哋預想唔到，原來而家啲警察係咁樣做嘅。」Bella 語透無奈，「佢成日都教我哋，你要教個 client 唔好講嘢啊，千祈唔好講，話『我冇嘢講』— 鬼唔知咩。但係你去到個倉嘅時候，個警察係咁打你（當事人），毆你（當事人）嘅時候，點算呢？佢哋好似係完全 tackle 唔到呢啲 scenario。」
在刑事法相關的課堂上，Bella 曾向教授求教：如今很多義務律師在警署外等候多時，甚至是通宵達旦，仍未能見被捕人士，「個警察會拖。咁你要點做？」教授只建議 Bella：「你要 jot 低。你要喺 notebook jot 低。」但在連投訴警員也困難重重的時代，寫在筆記本，又有什麼用？
對於課堂的不真實，同樣在中大修讀法律的阿 T 也有同感。
他留意到，在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等人因涉嫌「無牌管有爆炸品」被捕一案中，有警員曾利用其中一名被捕者身上的鑰匙搜查相關單位。根據《警察條例》第 50 條第 6 款1，警察的確有權取去拘捕現場人士身上物品，但條例中並無列明警員可以繼而使用該物品。阿 T 就此向教授求教，這種做法是否恰當，「佢（教授）就 er 咗一陣，講，呢啲情況唔係好 ethical 㗎喇，法官會 determine 到㗎喇，不過就大概冇乜問題嘅，如果啲證據有用嘅話。」
教授淡定的心態，讓阿 T 感到非常詫異。「原來我啲老師、法律界人士係咁樣諗。覺得抌入去（司法程序）就會自己 sort out 到㗎喇…好似一個微波爐咁，擺入去就會叮熟㗎喇，你唔使理佢點搞，啲官會搞得掂㗎啦。」
阿 T 發現，即使執業或教學多年的法律界人士，對這類刑事案件並無太大頭緒，很多時觀察還不比一個學生深入。
「警察係搵到晒你成個條例入面的漏洞。......呢啲嘢可能佢（法律系教授）一直都知道，但唔係好影響到佢生活。都係一路做下文件，都係有錢賺，對佢冇影響 — 警察打犯，對佢冇影響。」
阿 T 坦言，法律界人士這種「安於現狀」令他感到悲觀。「他們不是不知道有問題，而是會令自己相信（沒有問題）。要是他們不相信的話，我覺得他們會有 existential crisis（存在危機）。」
港大法律系大樓大堂連儂牆
港大法律系大樓大堂連儂牆
否定法治的意義
受訪的法律學生普遍認為，很多有威望的法律界人士沒有推翻自己的勇氣。
阿 T 這樣理解他們的部分心理：「如果我老師有一日發現，佢教嘅嘢全部都係 bullshit 來的時候，你作為一個教了那麼多年書的執業人士 — 我一個毅進仔，下下都可以 bypass 你條例，冇後果 — 覺得自己很 prestigious 的法律人士會有『吓，咁我咁多年做緊啲咩』嘅感覺。」
相較之下，他們這一代人要否定法治，很簡單。阿 Sing 形容，「既然我由一出世，個制度已經好似雪崩咁樣崩壞的時候，點解我仲要嘗試推返啲雪球上山呢？」
某些年輕律師認為，否定法治的意義不大；有人被捕，向義務律師求助，律師也不可能說一句「法治已死」完事。
但「法治已死」對部分受訪學生來說，不僅是一種無謂的叫囂，重點在於「承認」；承認「法治已死」是為了打破公眾的虛妄幻想，讓路給更大的想像。讓死水死透，是一種消極的積極。
Tau 認為，上一代有權勢、有聲望的法律界人士，即使是被普遍認為「立場偏黃」的吳靄儀大律師、前大律師公會主席會長石永泰，都不願意面對「法治已死」的現實。
「我係好尊敬、好尊敬 Margaret（吳靄儀）……但係我覺得佢 somehow...…真係 very reluctant 去咁講（法治已死）……」Tau 艱難地開口，「佢 somehow 好似做咗一個幫兇咁。有少少咁嘅感覺。因為佢的定位，我覺得係抱殘守缺……但如果你發現有一個本質上的問題解決唔到的時候，你唔繼續否定佢，就會做咗呢個制度的幫兇，成為呢個制度裡面的產物。」
Tau 又指出，在公眾輿論的層面，法律專業人士的「抱殘守缺」更為示威者帶來了阻力。
「當他們（示威者）很努力地想向公眾證明，或者很想推翻這套制度的同時，你就話，呢套制度仲得嘅，仲有救……如果你唔願意承認這個制度的問題，就等於 turn a blind eye to those who are suffering（對受苦的人視若無睹）。」
「任何市民都有權說法治已死，唯獨是法律界人士無權這樣說，不是因為這會打破飯碗，而是因為法律界人士有責任維護法治，如果法治危殆，我們有責任發聲、抗拒、補救、力挽狂瀾；如果法治淪陷，我們有責任推動全民，光復法治。我們也是人，一怒之下也會喊出『法治已死』，但我們不可以做的是以『法治已死』為名而不盡我們作為法律專業者的職責，我們不能躲在『盡盡人事』而已的背後，就全面放棄積極為法治重新得到彰顯尋找道路。」——吳靄儀，明報專欄，2020 年 3 月 23 日
他說，這樣不是叫「兄弟爬山」。大家說完「各自努力」，然後去做一些背道而馳的事情，是為「行唔通」。
另一邊廂，Eric 和 Pauline 對專業法律人士的看法不置可否，也沒有上述受訪者那種積極否定法治的欲望。Eric 直言，「我覺得咁樣講（法治已死）好嘥氣，亦不需要特登去睇邊一個人點樣講。楊岳橋講『法治未死』不代表法治未死，戴耀廷講『法治已死』不代表法治今日先死。」
Pauline 比喻，「好似佢哋未宣布（武漢肺炎）大流行病毒的時候，你自己都知佢係㗎嘛。」Eric 不齒，「他們沒權去宣判。法治死不死，是一個公眾的想像。」
仲做律師，所為何事？
法治死不死，書還是要繼續讀。Eric 記得，自己寫過一篇論文，題目是怎樣調和（reconcile）人大釋法的問題。
他爛口依然：「咁點撚樣 reconcile 呢，就係鳩噏咩，人大 exercise power with self-restraint（自制地行使釋憲權）。屌，你都戇鳩，我寫出來都覺得戇鳩，但都係寫咗啦。」說到此，他忍俊不禁，「有篇 journal 仲話咩，香港法院去 interpret（詮釋）人大個 interpretation（解讀）。屌，我 quote 的時候都覺得戇鳩，但都係 quote 咗。好離地。」
讀 law 讀到頹，對他們來說已不是一天半天的事。他們一遍遍寫著連自己都不信的道理，未來還要在這個被自己貶得一文不值的制度下執業。事至如此，還有什麼意思？
Eric 卻說，自己還要讀 PCLL，希望有一天會成為大狀，因為「你對個 big picture 做唔到咩，但咁係咪就代表冇意義？我覺得唔係。」
總需要有人在事後做 damage control，亡羊補牢。
以前人們常說讀 law 是為了守護公義，他們這一代人卻經不起這種奢侈的幻想。「我不會覺得這個專業可以改變到這個制度。就算有一日畀我 silk 咗，做咗資深大律師，就算有這個身分，都不會改變到人大的釋法權。這個問題的核心你（律師）根本沒有能力解決。」Eric 說。
他明言，律師沒有能力捍衛法治。「你做到的一路只是去減輕個體的苦難。」
Eric 不喜歡談什麼高大空的理想，也不喜歡以太過感性的方法表達自己。但說到對被捕者的支援，他還是非常感觸。
他說，自己短短數年的法律學生生涯裡，學得最多嘢，是做實習生的時候。郭憬憲大律師的庭上英姿，讓他印象尤其深刻。
「佢將『屠龍小隊』case 個 D3（第三被告）保咗出嚟。當然個裁判官很 liberal，但佢都要試囉，佢真係好撚勁。」說著，眼中流露著崇拜之情。
他看到，即使在這個時代，律師也不至於束手無策。對於坊間一些指責律師通通都似馬伕 — 呃錢、只是維護制度的聲音，親眼目睹過律師如何「幫人」的 Eric ，心裡難免不忿。
「你講到好似佢有好大權喺手上但係又唔做嘢，導致今日呢個局面。我覺得唔係，今日呢個局面，是大家的共業。」
說到一半，他大感洩氣。「屌，你一碌鳩打一船人，話律師都係柒頭，好唔公平囉。......一個楊岳橋講嘅嘢，一個 David Tang 講嘅嘢，你就燒撚晒全部人。咁純粹就係因為佢哋好多嗲，所以你就淨係睇到佢地講嘅嘢，見唔到背後真係做緊嘢嘅人。你就話埋佢哋係馬伕。好多呢啲唔 fair 嘅 comment，令我有少少 frus（沮喪），唔知點改變佢哋嘅看法。」
依他觀察，社會上某些人對律師太苛刻。「我都唔會要求嗰啲人去上前線，佢哋有更加適合佢哋的事情去做。我點解上前線？就係因為我唔係（未係）律師啊嘛。我幫唔到佢哋（被捕示威者）啊嘛。」
「幫示威者」也是阿 T 讀 law 的原因。經歷過雨傘運動，他深明社會將需要更多思想上「走得更前」的律師。但法治的結構性問題，讓他越讀越灰心。律師這個選項逐漸淡出，反而是法哲理論方面的研究或是思考，讓他看見曙光。
「我以前會覺得戴（耀廷）教授......我會笑佢。我會覺得咁樣都叫人哋有險可守、公民抗命咁樣。」
但如今，他發現行得很前的意思，不只是在抗爭現場行得很前。
「我們都有責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我在這裹，是因我用了生命中很多的年月，直至此時此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那亦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可或缺的部份。我永不會放棄，也必會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法治能為公民抗命提供理據。公民抗命與法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公義。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確保這共同目標能達成，至少從長遠來說，公民抗命能創造一個氛圍，讓其他方法可被用來達成那目標。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戴耀廷，《公民抗命的演講——戴耀廷結案陳詞全文》
「佢（戴） inspire 我嘅其中一樣嘢係，雖然佢思想唔前衛，但係佢知行合一，就變相是站得在更加前的位置。」
一代人的傷痛
阿 T 強調，香港遲早會像台灣一樣，需要轉型正義。即使一日，所有被檢控的示威者被特赦，正義將仍舊缺席。因為阿 T 心裡的正義，是所有的傷害都能獲得彌補。
「個法庭要承認一件事就係，所有嘢都唔係佢嘅控制範圍之內。佢要查嘅嘢 — 律政司、警察有沒有偽造證據或文件，佢唔知，佢冇辦法查證到。呢啲受害人嘅情感損傷……個 procedure（程序）擠壓返佢哋轉頭的時候，個法庭又處唔處理到呢？
如果可以處理到，點解台灣去到今時今日都會有人喺度嘈緊二二八？點解今時今日《返校》有咁大迴響？個受傷係延禍到幾代人。」
說起轉型正義，阿 T 變得滔滔不絕。他特別講到，不少被還柙或是入獄的都是中學生，未必很清楚法治這些概念，「佢哋去為一啲心中面目模糊嘅嘢（被捕）。……三四十年後，係咪一件案件的輸贏、一個監警會的報告，就可以處理到一種社會的傷痛呢？」
「社會上是有一種撕裂，但唔係政府講嗰種撕裂，呢種撕裂係…一代人的徬徨和迷茫...（就算）我哋改革到個制度、甚至香港有主權，也只能 prevent 過去的事再發生。」
Eric 慨嘆，「我寧願大家（被判囚示威者）出返晒嚟，寧願咩都冇發生過。有時係咁諗。有時又覺得，歷史進程來的，冇辦法......。」
「記過就記過吧，如果一個人還要為他沒有犯過的錯去道歉，去討好別人的話，那這種人什麼事情做不出來？」「但我覺得這個世界上這種事情太多了。」「所以啦，讀那麼多書，就是要從中找出一個做人的道理，如果還不能勇敢地相信它，那做人有什麼意思？」——《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2（1999）
被問及他們身邊的同學仔是不是也如此關心政事、思考法治，他們思來想去，好像數不出多少個。
「你話由 year 1 開始（關心政治），其實我都唔識㗎。（2016 年）中聯辦嗰次有邊個去啊？」Eric 轉頭看著 Pauline，眼梢有笑意。「Year 1 嗰次，反釋法遊行？」
Pauline 立刻意會過來，「咪又係嗰幾個。屌。」
「呢個唔關場運動事。本身好多學生都是想 grad 了以後做 i firm（國際律師行）。」
「很明顯是多了表態，例如 share 文宣，但係個行動有幾大步就真係…」
「對很多我認識的人來說，他們 pay lip service（只講不做）已經是一個突破。」
自嘲為「異類」的這幾個法律系學生雖對政治有想像，卻絕對不是浪漫派。四、五年的大學生涯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已足夠讓他們認清現實。他們知道，法律界還有可以讓他們容身的地方、還有令人嚮往的律師樓。但他們也知道，進入制度，就要接受它的規則。
希望成為大狀的 Eric 半講笑半認真地說，「如果佢（律政司）第時搵返我啲 Facebook posts 出來，（或者）我啲 Facebook friends 篤我灰的話，我就會寫封嘢入去 — 我唔撚支持香港獨立㗎。我真心悔改咁樣。」
像梁天琦所說的，爬都要爬，碌都要碌入去。
Re: 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這座基石是否不斷被侵蝕? P7
大律師公會促政府補助業界開支 駱應淦：大律師非個個不愁生計
2020/4/11 — 17:00
因應武漢肺炎疫情持續，本港司法機構自今年 1 月底停擺，僅處理緊急及重要案件。早前有報道指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去信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促請政府向大律師提供租金及員工薪金補助。公會前執委、資深大律師駱應淦昨日撰文指，外界有人痛罵戴啟思要求政府支援，形容大律師個個「腰纏萬貫」，駱應淦批評有關說法是「selected news（斷章取義的新聞）」，並指大律師不是個個大富大貴，不愁生計，就算是年資較長的大律師，也不是個個能夠對抗長達一季的停工，新入行的律師更不是「含金鎖匙出世」。
駱應淦在文中澄清，戴啟思並非邀請政府用「抗疫基金」資助大律師的收入，而是詢問政府會否考慮資助大律師的一部分租金和僱員開支，及容許大律師延遲繳交 2020-2021 年的稅款，信件沒有任何內容提到要「優先援助」大律師行業。駱應淦反問，大律師公會要照顧有需要、特別是初出道的會員，「這也是常識吧？」
駱應淦又反駁近日多宗針對公會或大律師行業的假新聞（fake news）或未經證實新聞（unverified news），例如有指戴啟思要求動用「緊急法」令法庭可以遙距重開，或有人聲稱大律師為被捕人士出庭一次收 $30, 000 等，駱指出，「我理解其實好多大律師都是義務代表反送中示威被捕人士，沒有從被告收過一分一毫」。
駱應淦反問，如果沒有法律行業的傳承，「何以保障一些人說 fake views，unverified views 及 selected views 的權利。没有法律界，何以保障我澄清這些 fake views，unverified views 及 selected views 的權利？」
2020/4/11 —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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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應淦在文中澄清，戴啟思並非邀請政府用「抗疫基金」資助大律師的收入，而是詢問政府會否考慮資助大律師的一部分租金和僱員開支，及容許大律師延遲繳交 2020-2021 年的稅款，信件沒有任何內容提到要「優先援助」大律師行業。駱應淦反問，大律師公會要照顧有需要、特別是初出道的會員，「這也是常識吧？」
駱應淦又反駁近日多宗針對公會或大律師行業的假新聞（fake news）或未經證實新聞（unverified news），例如有指戴啟思要求動用「緊急法」令法庭可以遙距重開，或有人聲稱大律師為被捕人士出庭一次收 $30, 000 等，駱指出，「我理解其實好多大律師都是義務代表反送中示威被捕人士，沒有從被告收過一分一毫」。
駱應淦反問，如果沒有法律行業的傳承，「何以保障一些人說 fake views，unverified views 及 selected views 的權利。没有法律界，何以保障我澄清這些 fake views，unverified views 及 selected views 的權利？」
Re: 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這座基石是否不斷被侵蝕? P7
【10.13十八區開花】16 歲男生帶四袋膠索帶 被控管有非法用途工具 押後至六月初續准保釋
2020/4/11 — 18:00
去年 10 月 13 日網民發起「十八區開花」，最終爆發警民衝突，兩名 16 歲學生分別被控涉嫌管有工具作非法用途，以及藏有攻擊性武器等，今天分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兩宗案件都押後到 6 月 5 日再訊，兩人都獲准保釋。
其中 16 歲學生翟景軒，被控當日在大埔超級城內管有 4 袋膠索帶，被警方拘捕，被控「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工具意圖使用」，案件今日在東區法院提訊，被告毋須答辯，裁判官按辯方要求把案件押後至 6 月 5 日於粉嶺法院再訊，期間被告繼續以 1000 元保釋。控方表示已準備好答辯，惟辯方指希望先提取檢控文件並向被告提供法律意見，裁判官最終批准將案件押後。
另一被告梁曉嵐，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等四項控罪。他被控在觀塘道一帶，管有雷射光裝置、雕刻刀，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證，並向警方訛稱電話不屬於自己，誤導警務人員。案件押後至 6 月 5 日，轉往觀塘法院提訊，被告以 3000 元保釋。
2020/4/11 —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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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6 歲學生翟景軒，被控當日在大埔超級城內管有 4 袋膠索帶，被警方拘捕，被控「管有適合作非法用途工具意圖使用」，案件今日在東區法院提訊，被告毋須答辯，裁判官按辯方要求把案件押後至 6 月 5 日於粉嶺法院再訊，期間被告繼續以 1000 元保釋。控方表示已準備好答辯，惟辯方指希望先提取檢控文件並向被告提供法律意見，裁判官最終批准將案件押後。
另一被告梁曉嵐，被控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等四項控罪。他被控在觀塘道一帶，管有雷射光裝置、雕刻刀，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證，並向警方訛稱電話不屬於自己，誤導警務人員。案件押後至 6 月 5 日，轉往觀塘法院提訊，被告以 3000 元保釋。
Re: 香港的法治核心價值這座基石是否不斷被侵蝕? P7
《路透社》：資深法官憂香港司法獨立正受北京攻擊
2020-04-14 HKT 19:58
謝天麗報道
《路透社》訪問了三名香港資深法官，他們認為香港的司法獨立正受到北京領導層的攻擊，認為這是自1997年回歸以來對法治的最大威脅。
他們表示，作為香港自由基石的司法獨立，正在為生存而戰。
有法官和律師說，有跡象表明北京正試圖限制香港法院，對核心憲法事務進行裁決的權力。接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人說，馬道立要應付法治是維護一黨統治工具的中共官員。
三名接受採訪的法官表示，擔心北京會在法官人選上作出干預。其中一人說，擔心北京失去耐性，嘗試找出收緊的方法。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官說，與資深內地法官交流時知道，他們一直想知道香港為何如此混亂，而且不愛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發言人說，北京中央政府一再明確表示，將繼續貫徹一國兩制原則，又補充說北京致力維護《基本法》。中國當局沒有回應路透社的提問。
評：中央政府逐個擊破，三權分立之行政和立法早已經淪陷，現在正在要搞垮司法獨立。黃臺之瓜 何堪再摘？
中央政府表裡不一，口是心非。
繼續貫徹一國兩制原則 = 繼續破壞一國兩制原則。
致力維護《基本法》= 致力違反和摧毀《基本法》
2020-04-14 HKT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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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訪問了三名香港資深法官，他們認為香港的司法獨立正受到北京領導層的攻擊，認為這是自1997年回歸以來對法治的最大威脅。
他們表示，作為香港自由基石的司法獨立，正在為生存而戰。
有法官和律師說，有跡象表明北京正試圖限制香港法院，對核心憲法事務進行裁決的權力。接近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的人說，馬道立要應付法治是維護一黨統治工具的中共官員。
三名接受採訪的法官表示，擔心北京會在法官人選上作出干預。其中一人說，擔心北京失去耐性，嘗試找出收緊的方法。
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法官說，與資深內地法官交流時知道，他們一直想知道香港為何如此混亂，而且不愛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發言人說，北京中央政府一再明確表示，將繼續貫徹一國兩制原則，又補充說北京致力維護《基本法》。中國當局沒有回應路透社的提問。
評：中央政府逐個擊破，三權分立之行政和立法早已經淪陷，現在正在要搞垮司法獨立。黃臺之瓜 何堪再摘？
中央政府表裡不一，口是心非。
繼續貫徹一國兩制原則 = 繼續破壞一國兩制原則。
致力維護《基本法》= 致力違反和摧毀《基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