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鐵川﹕中國依然謙虛謹慎、不驕不躁
最近，我在回答一位中學通識科老師的許多提問之後，他最後有點猶豫地問我「內地太強大了，會不會吃掉我們？」我花了一個小時向他闡述了如下觀點：十八大報告和習近平總書記已強調中央對香港的大政方針沒有絲毫改變，這個不改變是因為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而改革開放就是要打開大門搞建設、大膽借鑑資本主義社會的有益文明成果，香港是內地借鑑學習資本主義社會有益文明成果的一個「風水寶地」。
香港是內地借鑑學習的「風水寶地」
中國不是一個發達國家，而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中國既不會被「棒殺」所嚇倒，也不會被「捧殺」所迷惑。因此，最近習近平非常強調當代中國的最大國情、最大實際，就是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在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建設社會主義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需要上百年的時間。這一階段的主要矛盾不是階級鬥爭，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階段的根本任務不是搞階級鬥爭，而是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到2021年中共建黨100年時，建成惠及10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到2049年建國100年時，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基本實現現代化。不僅在經濟總量低時要立足初級階段，而且在經濟總量提高後仍然要牢記初級階段；不僅在謀劃長遠發展時要立足初級階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記初級階段。而立足初級階段，就要堅持對外開放，堅持對外開放就要借鑑資本主義發展的有益成果，保留香港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不僅是港人的需要，更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需要。
為什麼要強調中國最大的國情、最大的實際是中國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是因為：
中國生產力整體水準還不高
第一，中國生產力整體水準還不高。儘管在全球22類製造業中，中國製造業佔世界比重有7類為第一、15類為第三，但產業層次低下，製造業勞動生產率很低，僅相當於美國的4.38%、日本的4.37%、德國的5.56%。
在高精尖領域，我們的生產水準與能力遠遠滿足不了民眾的需求。從2001年到2011年，中國引進高技術產品從560億美元增加到4630億美元。主要發達國家的科技貢獻率現已達到80%，而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為51%，優質人才欠缺。據2010年度的中國《教育藍皮書》統計，美國人均公共教育經費為2684美元，而中國僅為42美元。此外，全球技術移民的40%和「明星科學家」的62%集中在美國，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最近在談到美國六大優勢之一廣納天下英才時說：「中國可以調動13億人口中的人才，而美國可以調集全世界70億人口中的人才。」
儘管我國GDP總量佔世界第二，但人均GDP水準在世界各國排名中仍然很靠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資料，2011年中國人均GDP排名世界第89位，美國和日本的人均GDP分別是中國的8.9倍和8.5倍。據某些科學家們對國家財富的量化統計，美國的總資本幾乎達到118萬億美元，而中國的總資本只有20萬億美元。
綜合實力與發達國家差距仍很大。在硬實力方面，2011年美國軍費開支達6139億美元，是中國軍費1064億美元的近6倍。有專家評估，中國與美國的總體軍事技術和軍事實力差距至少30年。在軟實力方面，美國憑藉先進的資訊技術，控制全球網路文化的主動權，互聯網已成為美國文化輸出和擴大軟實力影響的強大工具。
老百姓遠未到發達國家生活水準
第二，老百姓生活水準還遠遠沒有達到發達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水準。一是老百姓有錢不敢花。根據世界銀行2011年的統計，中國老百姓每掙100元只花約35元，而低收入國家平均花約80元，中等收入國家花約56元，高收入國家花約63元。
二是老百姓的生活品質還不高。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會根據健康、教育和收入水準3個指標形成一個人類發展指數，來綜合衡量各國老百姓的生活水準。該署發布的《2011年人類發展報告》顯示，在全世界參與排名的187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僅排在第101位，處於中低位置。農村地區目前還有1.3億貧困人口，城鎮地區還有2300萬人口在吃「低保」。
三是城鄉二元化的經濟社會結構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改變。據統計，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家庭的3倍以上，與國際上公認的1.5至1.7倍這一合理水準的差距明顯。此外，地區差異更是顯著。僅從人均收入來說，東部地區就相當於中西部地區的2倍以上。
四是2011年國家調高農村貧困線以後，農村扶貧人口規模超過了1億人。在社會保障方面，現有的各種社會保險還未實現人口全覆蓋。
五是雖然近年來我們生產的文化產品數量大、種類多，但是缺精品，符合老百姓口味的太少。在2011年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排行榜上，收入最高的前10部電影中，進口電影就佔了6部。
改革和發展任務還很重
第三，改革和發展任務還很重。一方面，一些老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成熟，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還不夠健全，還存在相當比例的文盲、半文盲人口，農業基礎薄弱等。另一方面，在改革過程中又出現了許多新問題，如產業結構亟須升級、環境污染加重等，這些問題集中於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大領域，對我們的國家建設提出了新挑戰。
上述事實足以表明中國的的確確還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即：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4項基本原則）」的基本路線也將一百年不動搖。而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借鑑人類一切文明發展成果、尤其是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些有益成果。香港處於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內地人不出國就能觀察到資本主義社會，就能借鑑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成果；香港也能借鑑內地的一些好經驗，大家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真是中華民族的一件幸事！因此，鄧小平先生早就富有遠見地指出要堅持「兩個不能變」：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不變，香港的資本主義也不變，沒有理由變。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香港糟亂 北京不滿
中央新港澳工作班子逐漸成形，北京亦重新盯緊香港局勢。據聞一月中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履新未夠一個月即赴京「述職」，匯報了香港最新情況
消息輾轉南傳，指「今上」習近平親自聽了匯報，席間對香港的局勢「聽得很不耐煩」，覺得香港亂糟糟的。尤其對有感立法會拉布胡鬧、港府施政步履蹣跚，更是聽得眉頭緊鎖，覺得香港吵吵鬧鬧，蹉跎歲月，甚麼也做不成。
推算張曉明上京的日子，時值泛民揚言以十萬計項修訂阻撓建制派「反拉布」議案，可見張曉明第一時間向朝廷匯報了最新戰況，甚至進行了「剪布」大戰的成敗推演。
習近平已當上中共大當家，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職務將交另一政治局常委張德江，這次仍親自聽取匯報，可見朝廷對香港問題的關注有增無減。事實上，根據另一渠道消息，在張曉明上京後，中共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中首次討論了香港事務，張曉明風塵僕僕上京，應該就是要為該次峰層會議提供最新「內參」材料。中共最高權力核心開會，外界無法知其內容，但從習近平的臉容看來，中央最高層對香港問題觀感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香港失控，就是北京過去港澳政策失調的結果，誤把「五十年不變」變成「五十年不管」，導致反中亂港勢力坐大，港英餘孽當權，局勢尾大不掉，知錯難返。梁振英政府登場半年，形勢沒有好轉，反而更加失控，朝廷對港政策會有何調整？
有左派人士指，「十八大」距今已近三個月，北京未有新治港精神南下，估計與峰層人事交替甫定，新一批準港澳工作主管尚未完全就位有關。當三月北京人大、政協「兩會」過後，一切人事擺位各就各位後，相信就會有新政策方針南發，甚至馬上有新舉措。
王俞
中央新港澳工作班子逐漸成形，北京亦重新盯緊香港局勢。據聞一月中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履新未夠一個月即赴京「述職」，匯報了香港最新情況
消息輾轉南傳，指「今上」習近平親自聽了匯報，席間對香港的局勢「聽得很不耐煩」，覺得香港亂糟糟的。尤其對有感立法會拉布胡鬧、港府施政步履蹣跚，更是聽得眉頭緊鎖，覺得香港吵吵鬧鬧，蹉跎歲月，甚麼也做不成。
推算張曉明上京的日子，時值泛民揚言以十萬計項修訂阻撓建制派「反拉布」議案，可見張曉明第一時間向朝廷匯報了最新戰況，甚至進行了「剪布」大戰的成敗推演。
習近平已當上中共大當家，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職務將交另一政治局常委張德江，這次仍親自聽取匯報，可見朝廷對香港問題的關注有增無減。事實上，根據另一渠道消息，在張曉明上京後，中共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中首次討論了香港事務，張曉明風塵僕僕上京，應該就是要為該次峰層會議提供最新「內參」材料。中共最高權力核心開會，外界無法知其內容，但從習近平的臉容看來，中央最高層對香港問題觀感如何，就不言而喻了。
香港失控，就是北京過去港澳政策失調的結果，誤把「五十年不變」變成「五十年不管」，導致反中亂港勢力坐大，港英餘孽當權，局勢尾大不掉，知錯難返。梁振英政府登場半年，形勢沒有好轉，反而更加失控，朝廷對港政策會有何調整？
有左派人士指，「十八大」距今已近三個月，北京未有新治港精神南下，估計與峰層人事交替甫定，新一批準港澳工作主管尚未完全就位有關。當三月北京人大、政協「兩會」過後，一切人事擺位各就各位後，相信就會有新政策方針南發，甚至馬上有新舉措。
王俞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郝鐵川﹕水大不能漫過堤，有病不能亂投醫
回顧人類歷史的長河，我們不難發現，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都不是直線式上升，而是時而有低潮、時而有高潮，波浪式地向前奔騰。在低潮的時候，人類不要悲觀失望；在高潮的時候，人類不要驕狂自大。
當下的香港社會大概處於波浪式前進中的低潮。原因大概主要是：經濟方面，多年來的經濟轉型尚未完成，受此影響，滿足年輕人新的就業機會還不夠多，中產人士的收入增長比較緩慢，社會基層的生活水平提高乏力；政治方面，「雙普選」日益臨近，世界其他地方普選過渡期出現過的社會過度政治化的問題也開始在港泛起。
走出低潮，邁向高潮，是所有港人的心願。因此香港各界紛紛為此把脈診斷，開出各種藥方。但有一種「藥方」是，美化港英時期的殖民統治，呼喊違背「一國」原則的香港「自治」或「獨立」。這一「藥方」完全不符合香港主流民意，是一劑「毒藥」。近日中文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在《明報月刊》撰文對此評論道：「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並不贊成遊行的口號，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看到有年輕人參與其中，過去多年教師職業操守孕育的愛護學生的責任感，促使我想和年輕人平心靜氣地聊一聊。
香港目前並非一塌糊塗
劉兆佳教授在《回顧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中認為，「雖然不少港人和內地同胞對特區的管治頗有微言，但外國人包括西方人卻一般認為特區管治情其實不差。對外國人而言，香港無論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權保障、法治水平和廉潔政府各方面都令人豔羨。對那些在回歸前不看好香港前景甚至認為『香港已死』的外國人來說，香港在回歸後的情，更是意料之外。隨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和國家對香港的大力支持，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前景更是一致看好。」
劉教授此言非虛，孟樓先生曾撰文列舉回歸以來香港在歷年世界權威機構發布的排名或者評比情，加以論證：
（1）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自1979年起每年發布一份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香港的競爭力從2001年到2012年總體上升，僅2003年因「非典」而有所影響，去年是第11名，今年則是第9名，在亞洲超過日本而僅次於新加坡。
（2）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自1989年起發表《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香港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在2005年以後一直穩居前三，前年與美國並列第一，去年獨佔鰲頭。
（3）世界銀行（World Bank）自1996年起每年公布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從話語權與問責、政局穩定與杜絕暴力、政府效率、監管質量、法治、腐敗控制等6個方面對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施政進行評分，香港多年來穩居前10位。
（4）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990年開始在《人類發展報告》中使用由「預期壽命指數」、「教育成績指數」和「實際人均境內生產總值指數」三大指標複合而成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簡稱HDI）衡量各個國家人類發展水平。香港一直都被列入高度發達地區，排名呈上升趨勢。
殖民時代並非美好時光
培僑教育機構董事會主席吳康民先生曾撰文認為，戰後的港英統治，以六七暴動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先是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任總督，20多年間沿用的仍然是統治老殖民地的手法：葛量洪大搞官商勾結，斬獲甚豐，離任時要用貨船載「行李」；柏立基是反共老手，在星馬英殖民地當總督時期，鎮壓馬共絕不手軟，來港後用同樣手法壓制香港左派愛國力量；戴麟趾繼承之，終於壓出一個六七年的「反英抗暴」來。群眾不滿港英的老殖民統治的情緒未能平息。英國當局發覺管治香港，不能用老皇曆了。於是以後3屆港督，便派出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外交能手擔任，他們以重視居民福利，建公屋居屋，發展工業，增進就業，普及教育，興建學校等方式，為英國政府創造中英談判的空間和利益。而彭定康前來，主要便是為回歸後沒有英國人的英國潛勢力作部署了。
港英時期的不民主、不自由、受歧視，是生活在港英統治時期絕大多數人的親身感受。丘成桐先生在《我們豈能自甘人後》一文中說：「香港回歸前幾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民主的口號，一面強迫中文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1980年，我親眼看麥理浩嚴辭拒絕中大校長代表大學學生和教授的反對聲音，到1988年，在港督衛奕信手上英國政府終於完成大學四改三，整個過程中，學生和教授始終是反對的。我當時只能嘆息英國人的蠻橫，卻無可奈何。其實更早以前，在60年代，父親剛去世，我們家極為貧苦，母親帶我到政府機關要求幫忙，殖民地官員的傲慢態度實在使人難受。當時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啟超翻譯拜倫的一首詩：『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
前立法局議員杜葉錫恩在《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一書中提到，1951年她到香港後之所見，是貪污腐敗和賄賂無處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政治機關﹑員警機關與黑社會共生，其權力反而成為殖民地香港巨大貪瀆結構的保護體。即便是在廉署成立之後，由於其沒有起訴權和審判權，不免有為德不卒之處，使殖民地高層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的「治外法權」，得以秘密辭官，帶貪瀆積累的巨額財富「退休」回到歐洲。她還指出，要是說這裏沒有種族歧視，那是很荒謬的。
殖民統治並非眼香港福祉
須知道，每位港督上任時，其誓辭之中從來都沒有對本港利益的承諾。即便是在被捧為「黃金歲月」的「麥理浩時代」，其統治背後的政治目的也並非是香港社會的福祉和香港市民的利益。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先生、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先生分別從英國解密檔案出發，對此問題有非常明確的論證和清醒的認識。
呂大樂先生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一書中寫道：「剛好跟很多坊間流傳的說法相反，麥理浩時代及其管治的最大特點，不是不談政治，只重視行政管理，而是有十分清楚的政治目的。基於他的外交政治的考慮，他將香港社會經濟發展聯繫到一個有目標、方向及中、長期考慮的框架。」而麥理浩的主要目標就是設法阻擋中國收回香港。他曾經在外交通訊中寫道：「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素質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準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它的主權之下繼續給予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所以，呂大樂先生得出如下結論：麥理浩推行種種社會政策及改革，背後是為了日後與中國商討香港前途做準備。
無獨有偶，李彭廣先生在《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一書中也認為：「英國政府和麥理浩的策略，又或是麥理浩在香港進行的改革和龐大建設工程，都是為英國政府創造與中國政府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這種政治盤算在麥理浩撰寫的《香港候任總督的指引》中清晰可見。
由以上諸位學者賢達所述可知，美化港英殖民統治實在是背離了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在殖民時代的經歷和感受，缺乏歷史檔案和文獻紀錄的根據。
《經濟日報》今年1月4日報道，丘成桐教授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在近日媒體的宣傳下，香港可謂士氣消磨，長此以往恐淪為二流城市」。科學家的話，值得我們青年朋友思考。
作者是樹仁大學客座教授
回顧人類歷史的長河，我們不難發現，任何一個地方的發展，都不是直線式上升，而是時而有低潮、時而有高潮，波浪式地向前奔騰。在低潮的時候，人類不要悲觀失望；在高潮的時候，人類不要驕狂自大。
當下的香港社會大概處於波浪式前進中的低潮。原因大概主要是：經濟方面，多年來的經濟轉型尚未完成，受此影響，滿足年輕人新的就業機會還不夠多，中產人士的收入增長比較緩慢，社會基層的生活水平提高乏力；政治方面，「雙普選」日益臨近，世界其他地方普選過渡期出現過的社會過度政治化的問題也開始在港泛起。
走出低潮，邁向高潮，是所有港人的心願。因此香港各界紛紛為此把脈診斷，開出各種藥方。但有一種「藥方」是，美化港英時期的殖民統治，呼喊違背「一國」原則的香港「自治」或「獨立」。這一「藥方」完全不符合香港主流民意，是一劑「毒藥」。近日中文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哈佛大學終身教授、著名數學家丘成桐在《明報月刊》撰文對此評論道：「我發覺我在港的很多朋友並不贊成遊行的口號，我也覺得奇怪，難道中央參與香港的事務比當年殖民政府還要多嗎？竟然有一小撮人要升起港英旗，忘記我們祖宗曾受英國凌辱，也忘記了先烈們為國家流的血。」看到有年輕人參與其中，過去多年教師職業操守孕育的愛護學生的責任感，促使我想和年輕人平心靜氣地聊一聊。
香港目前並非一塌糊塗
劉兆佳教授在《回顧十五年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中認為，「雖然不少港人和內地同胞對特區的管治頗有微言，但外國人包括西方人卻一般認為特區管治情其實不差。對外國人而言，香港無論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人權保障、法治水平和廉潔政府各方面都令人豔羨。對那些在回歸前不看好香港前景甚至認為『香港已死』的外國人來說，香港在回歸後的情，更是意料之外。隨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和國家對香港的大力支持，國際社會對香港的前景更是一致看好。」
劉教授此言非虛，孟樓先生曾撰文列舉回歸以來香港在歷年世界權威機構發布的排名或者評比情，加以論證：
（1）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自1979年起每年發布一份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香港的競爭力從2001年到2012年總體上升，僅2003年因「非典」而有所影響，去年是第11名，今年則是第9名，在亞洲超過日本而僅次於新加坡。
（2）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自1989年起發表《世界競爭力年報》（World Competitiveness Yearbook），香港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在2005年以後一直穩居前三，前年與美國並列第一，去年獨佔鰲頭。
（3）世界銀行（World Bank）自1996年起每年公布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從話語權與問責、政局穩定與杜絕暴力、政府效率、監管質量、法治、腐敗控制等6個方面對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政府施政進行評分，香港多年來穩居前10位。
（4）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990年開始在《人類發展報告》中使用由「預期壽命指數」、「教育成績指數」和「實際人均境內生產總值指數」三大指標複合而成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簡稱HDI）衡量各個國家人類發展水平。香港一直都被列入高度發達地區，排名呈上升趨勢。
殖民時代並非美好時光
培僑教育機構董事會主席吳康民先生曾撰文認為，戰後的港英統治，以六七暴動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先是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任總督，20多年間沿用的仍然是統治老殖民地的手法：葛量洪大搞官商勾結，斬獲甚豐，離任時要用貨船載「行李」；柏立基是反共老手，在星馬英殖民地當總督時期，鎮壓馬共絕不手軟，來港後用同樣手法壓制香港左派愛國力量；戴麟趾繼承之，終於壓出一個六七年的「反英抗暴」來。群眾不滿港英的老殖民統治的情緒未能平息。英國當局發覺管治香港，不能用老皇曆了。於是以後3屆港督，便派出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外交能手擔任，他們以重視居民福利，建公屋居屋，發展工業，增進就業，普及教育，興建學校等方式，為英國政府創造中英談判的空間和利益。而彭定康前來，主要便是為回歸後沒有英國人的英國潛勢力作部署了。
港英時期的不民主、不自由、受歧視，是生活在港英統治時期絕大多數人的親身感受。丘成桐先生在《我們豈能自甘人後》一文中說：「香港回歸前幾年，香港殖民政府一面喊民主的口號，一面強迫中文大學從四年制改為三年制。1980年，我親眼看麥理浩嚴辭拒絕中大校長代表大學學生和教授的反對聲音，到1988年，在港督衛奕信手上英國政府終於完成大學四改三，整個過程中，學生和教授始終是反對的。我當時只能嘆息英國人的蠻橫，卻無可奈何。其實更早以前，在60年代，父親剛去世，我們家極為貧苦，母親帶我到政府機關要求幫忙，殖民地官員的傲慢態度實在使人難受。當時最使我想念的是梁啟超翻譯拜倫的一首詩：『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
前立法局議員杜葉錫恩在《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一書中提到，1951年她到香港後之所見，是貪污腐敗和賄賂無處不在，像病毒一般蔓延，政治機關﹑員警機關與黑社會共生，其權力反而成為殖民地香港巨大貪瀆結構的保護體。即便是在廉署成立之後，由於其沒有起訴權和審判權，不免有為德不卒之處，使殖民地高層貪官享受殖民政策下的「治外法權」，得以秘密辭官，帶貪瀆積累的巨額財富「退休」回到歐洲。她還指出，要是說這裏沒有種族歧視，那是很荒謬的。
殖民統治並非眼香港福祉
須知道，每位港督上任時，其誓辭之中從來都沒有對本港利益的承諾。即便是在被捧為「黃金歲月」的「麥理浩時代」，其統治背後的政治目的也並非是香港社會的福祉和香港市民的利益。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先生、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李彭廣先生分別從英國解密檔案出發，對此問題有非常明確的論證和清醒的認識。
呂大樂先生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一書中寫道：「剛好跟很多坊間流傳的說法相反，麥理浩時代及其管治的最大特點，不是不談政治，只重視行政管理，而是有十分清楚的政治目的。基於他的外交政治的考慮，他將香港社會經濟發展聯繫到一個有目標、方向及中、長期考慮的框架。」而麥理浩的主要目標就是設法阻擋中國收回香港。他曾經在外交通訊中寫道：「我認為我們應該盡一切方法打造香港為一個達國際地位、具備高素質的教育、科技與文化，以及有高水準的工業、商業、財經設備的模範城市，以至在它身上中國既能得益，但又因為考慮對這些實質利益的需要和本身國內條件之不同，而不願意把香港收回。這可幫助爭取額外的時間，令中國的情逐步演進，甚至影響中國政府令它考慮或者日後在它的主權之下繼續給予香港的一個特殊地位，而這樣在一定程度上可保障市民的生活方式和英國與其他國家在這殖民地的利益。」所以，呂大樂先生得出如下結論：麥理浩推行種種社會政策及改革，背後是為了日後與中國商討香港前途做準備。
無獨有偶，李彭廣先生在《管治香港——英國解密檔案的啟示》一書中也認為：「英國政府和麥理浩的策略，又或是麥理浩在香港進行的改革和龐大建設工程，都是為英國政府創造與中國政府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這種政治盤算在麥理浩撰寫的《香港候任總督的指引》中清晰可見。
由以上諸位學者賢達所述可知，美化港英殖民統治實在是背離了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在殖民時代的經歷和感受，缺乏歷史檔案和文獻紀錄的根據。
《經濟日報》今年1月4日報道，丘成桐教授在接受專訪時表示「在近日媒體的宣傳下，香港可謂士氣消磨，長此以往恐淪為二流城市」。科學家的話，值得我們青年朋友思考。
作者是樹仁大學客座教授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吳康民﹕中央將加強對香港的調控
——兼論張曉明為什麼只是中央候補委員
中共「十八大」以後，中央派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易人。原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升任駐港中聯辦主任，官升半級，成為正部級官員。
回歸15年來，中央派駐香港中聯辦主任有3人，分別是姜恩柱、高祀仁和彭清華。他們是中共中央第十五屆、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央委員，而且應該是因應他們的職務而當選的。
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早已定為中央正部級單位，因此其主管在黨內地位一般該是中央委員這一級別。這一次，派出的主任既是國務院港澳辦的副手，又是中央候補委員。難免令人有此疑問，香港的中聯辦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是否降了一級？
強化對港工作領導
當然，公開的說法肯定是否定的，一切不變！正部級還是正部級，都是直屬中央，沒有任何改變。
但我卻有一個想法，這是中央強化對香港工作領導的象。去年以來，香港的政治生態有重大變化，本土的反對勢力增加，對中央依照《基本法》執行「一國」權力有抗拒情緒。在去年的特首選舉中，利益集團和港英餘孽不滿中央的取向，因而和泛民等反對派聯成一線，阻撓新政府的依法施政。加上傳媒的話語權一向不在建制派手裏，他們更抓住一些個別事件，誇大其詞，干預新特首的施政。
梁振英的班底和智囊，由於先天不足，舉步維艱。半年多以來，更加未能施展拳腳，連「適度有為」也沒有做到。
反對派口口聲聲譴責「西環治港」，可能引起中央的顧忌。所以張曉明下車伊始，便向記者表示﹕「西環不治港，西環要盡職」。也就是說，香港仍是要維持「高度自治」，但北京根據《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代表中央駐港機構，一定要依法把這些權力掌握好。
美英勢力加強活動
近年來，美國積極部署進入亞太地區圍堵中國，並且由日本這個爛頭蟀當先鋒，把釣魚島事件弄到「戰爭邊緣」。這種玩火行為，作為祖國前沿的香港在中央外交、國防戰略部署中，是一個前哨站。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是美英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中央對香港的關注，顯然不僅在於本地的政治事件，而是聯繫到美英在港的政治部署和戰略企圖。「23條」立法，主要便是針對外國勢力進駐香港採取的防範性措施。但自從2003年立法失敗，擱置10年，仍未有重啟立法象。中央對香港有一條最重要的底線，就是不容許外國勢力利用作為反華基地。
但從年來香港政治生態看來，英國人利用其多年統治所形成或潛在的人事脈絡，佈置若干線索，蠢蠢欲動，並與美國情報部門聯成一線，其能量不可低估。中央在香港既然要管外交和國防，自然對這些外國勢力的種種行徑，賦以特別關注。
加強對港工作領導
面對本港及國際活動嚴峻形勢，中央必定要加強對香港工作的領導，權力相對集中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及其執行單位的港澳辦。因此，香港中聯辦的職責可能有所減弱。按照已故周恩來總理的遺訓「外交無小事」，也許當前的香港也無小事，必須加強請示報告。如果涉及國際勢力的活動，涉及外交和國防層面的問題，恐怕要報港澳領導小組，由他們討論決定。
當然，並不是中央對張曉明不夠信任。他應該是一位熟悉以往香港情，更加上是對《基本法》有精湛研究的年輕學者，能力不可低估。但他的前輩都認為「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他面對空前複雜的香港新形勢，自不能掉以輕心，更多的請示報告在所難免。特別要認真分析來自四面八方的真真假假的情報，各類頭面人物的言論和反映，以及他們和北京的人脈關係。這類分析，當然要和國家對國際的宏觀分析相結合。
不許香港成為國際反華跳板
中央對香港有一條底線，就是絕對不能成為美英勢力包圍進攻中國的跳板。美英勢力利用香港愈猖狂，北京關注香港這個關口將愈加嚴厲。
2017年的特首普選，反對勢力將以此作為控制香港的一個突破口，這幾年的議會鬥爭和選舉鬥爭將更為嚴酷。北京的態度肯定是絕對不能失控，不能有一位反對派的頭面人物擔任普選特首。因為《基本法》規定香港行政長官應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如果選出一位北京不能接受的人物擔任特首，中央肯定將不予任命（《基本法45條》）。
為避免這種情出現，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委員會篩選是必要的。
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對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的爭議是無可避免的，這兩年的政制爭拗將達到新的高潮。如此複雜的局勢，中央不能不強化對香港工作的領導，加重了北京的職責，相對來說，便減弱了香港中聯辦的決策權
——兼論張曉明為什麼只是中央候補委員
中共「十八大」以後，中央派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易人。原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升任駐港中聯辦主任，官升半級，成為正部級官員。
回歸15年來，中央派駐香港中聯辦主任有3人，分別是姜恩柱、高祀仁和彭清華。他們是中共中央第十五屆、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央委員，而且應該是因應他們的職務而當選的。
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早已定為中央正部級單位，因此其主管在黨內地位一般該是中央委員這一級別。這一次，派出的主任既是國務院港澳辦的副手，又是中央候補委員。難免令人有此疑問，香港的中聯辦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是否降了一級？
強化對港工作領導
當然，公開的說法肯定是否定的，一切不變！正部級還是正部級，都是直屬中央，沒有任何改變。
但我卻有一個想法，這是中央強化對香港工作領導的象。去年以來，香港的政治生態有重大變化，本土的反對勢力增加，對中央依照《基本法》執行「一國」權力有抗拒情緒。在去年的特首選舉中，利益集團和港英餘孽不滿中央的取向，因而和泛民等反對派聯成一線，阻撓新政府的依法施政。加上傳媒的話語權一向不在建制派手裏，他們更抓住一些個別事件，誇大其詞，干預新特首的施政。
梁振英的班底和智囊，由於先天不足，舉步維艱。半年多以來，更加未能施展拳腳，連「適度有為」也沒有做到。
反對派口口聲聲譴責「西環治港」，可能引起中央的顧忌。所以張曉明下車伊始，便向記者表示﹕「西環不治港，西環要盡職」。也就是說，香港仍是要維持「高度自治」，但北京根據《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代表中央駐港機構，一定要依法把這些權力掌握好。
美英勢力加強活動
近年來，美國積極部署進入亞太地區圍堵中國，並且由日本這個爛頭蟀當先鋒，把釣魚島事件弄到「戰爭邊緣」。這種玩火行為，作為祖國前沿的香港在中央外交、國防戰略部署中，是一個前哨站。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是美英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中央對香港的關注，顯然不僅在於本地的政治事件，而是聯繫到美英在港的政治部署和戰略企圖。「23條」立法，主要便是針對外國勢力進駐香港採取的防範性措施。但自從2003年立法失敗，擱置10年，仍未有重啟立法象。中央對香港有一條最重要的底線，就是不容許外國勢力利用作為反華基地。
但從年來香港政治生態看來，英國人利用其多年統治所形成或潛在的人事脈絡，佈置若干線索，蠢蠢欲動，並與美國情報部門聯成一線，其能量不可低估。中央在香港既然要管外交和國防，自然對這些外國勢力的種種行徑，賦以特別關注。
加強對港工作領導
面對本港及國際活動嚴峻形勢，中央必定要加強對香港工作的領導，權力相對集中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及其執行單位的港澳辦。因此，香港中聯辦的職責可能有所減弱。按照已故周恩來總理的遺訓「外交無小事」，也許當前的香港也無小事，必須加強請示報告。如果涉及國際勢力的活動，涉及外交和國防層面的問題，恐怕要報港澳領導小組，由他們討論決定。
當然，並不是中央對張曉明不夠信任。他應該是一位熟悉以往香港情，更加上是對《基本法》有精湛研究的年輕學者，能力不可低估。但他的前輩都認為「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他面對空前複雜的香港新形勢，自不能掉以輕心，更多的請示報告在所難免。特別要認真分析來自四面八方的真真假假的情報，各類頭面人物的言論和反映，以及他們和北京的人脈關係。這類分析，當然要和國家對國際的宏觀分析相結合。
不許香港成為國際反華跳板
中央對香港有一條底線，就是絕對不能成為美英勢力包圍進攻中國的跳板。美英勢力利用香港愈猖狂，北京關注香港這個關口將愈加嚴厲。
2017年的特首普選，反對勢力將以此作為控制香港的一個突破口，這幾年的議會鬥爭和選舉鬥爭將更為嚴酷。北京的態度肯定是絕對不能失控，不能有一位反對派的頭面人物擔任普選特首。因為《基本法》規定香港行政長官應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如果選出一位北京不能接受的人物擔任特首，中央肯定將不予任命（《基本法45條》）。
為避免這種情出現，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委員會篩選是必要的。
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對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的爭議是無可避免的，這兩年的政制爭拗將達到新的高潮。如此複雜的局勢，中央不能不強化對香港工作的領導，加重了北京的職責，相對來說，便減弱了香港中聯辦的決策權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張德江反駁港策收緊論 田北辰﹕俞硬張軟或為「補鑊」
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前日會見港澳政協時，嚴厲批評香港有人搞顛覆及離心離德後，另一常委張德江昨日見港區人代時態度截然不同，用了近25分鐘讚賞香港對國家貢獻，並指香港地位並無城市能取代。他反駁近日有關中央會收緊對香港控制的言論，反問「為什麼要收緊？」，指兩地雖有矛盾，例如奶粉及雙非問題，但相信問題可以解決。
俞批有人搞顛覆 張讚港有貢獻
會面參與者之一的港區人代田北辰，聽到張德江的言論表示鼓舞，但不知道俞正聲是否有與張德江「夾定」，態度一硬一軟；又或是俞正聲的言論在港引起太大反響，因此張德江昨以讚賞說話來「補鑊」。
張德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分，昨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香港廳會見港區36名人代，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陪同出席。張德江入場後先逐一與人代握手，然後聽取7名人代發言，並拿起紙筆做筆記。首先發言的是范徐麗泰，她陳述個案，列舉內地的貪腐問題嚴重，要求中央正視。
范太其後表示，張德江最後總結發言，沒有談政改或擔任特首應有的條件，但有提及「奶粉限購」及「雙非子女」問題，惟蜻蜓點水，指兩地交往頻繁，出現小摩擦是正常，相信有措施可以解決，呼籲雙方包容。
讚港25分鐘 范太﹕多年最長篇幅
這次會面與前日俞正聲會見港澳政協不同，前日政協會面後大多噤聲，隻字不提俞的訓斥，但昨日港區人代會面後如同報喜，多人願意詳細說出張德江在會上對香港的讚美，並引述張的講話內容。范太說，這是多年來聽到中央領導對香港最長篇幅的讚美說話，顯示中央仍看重香港地位。
與會者指出，張德江會上提出3個意見。首先，他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又稱中央對港政策是一貫。他更主動提出，近期在香港有評論指中央會收緊對香港的政策，這種論點「不值得一提」，人代馬逢國說，張在會上反問，「為什麼要收緊？」
反問對港政策「為何要收緊？」
第二點，張德江重申胡錦濤在去年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時的講話，說一國兩制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好制度，因此「中央政府對港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也沒有必要變」。 不過，張也提到如何理解一國兩制問題，范太說，張提出香港有人認為中央只提一國、少談兩制，但張重申中央所談的一國兩制，從來是包含兩方面，「既講一國，也講兩制」。
張談的第三點，是呼籲港區人代團結社會各界，支持特首施政，「減少內耗」，以務實態度協助落實一國兩制。
范太表示，張德江在今屆人大料會出任人大委員長，以及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港澳小組。
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前日會見港澳政協時，嚴厲批評香港有人搞顛覆及離心離德後，另一常委張德江昨日見港區人代時態度截然不同，用了近25分鐘讚賞香港對國家貢獻，並指香港地位並無城市能取代。他反駁近日有關中央會收緊對香港控制的言論，反問「為什麼要收緊？」，指兩地雖有矛盾，例如奶粉及雙非問題，但相信問題可以解決。
俞批有人搞顛覆 張讚港有貢獻
會面參與者之一的港區人代田北辰，聽到張德江的言論表示鼓舞，但不知道俞正聲是否有與張德江「夾定」，態度一硬一軟；又或是俞正聲的言論在港引起太大反響，因此張德江昨以讚賞說話來「補鑊」。
張德江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分，昨晨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香港廳會見港區36名人代，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及基本法委員會主任喬曉陽陪同出席。張德江入場後先逐一與人代握手，然後聽取7名人代發言，並拿起紙筆做筆記。首先發言的是范徐麗泰，她陳述個案，列舉內地的貪腐問題嚴重，要求中央正視。
范太其後表示，張德江最後總結發言，沒有談政改或擔任特首應有的條件，但有提及「奶粉限購」及「雙非子女」問題，惟蜻蜓點水，指兩地交往頻繁，出現小摩擦是正常，相信有措施可以解決，呼籲雙方包容。
讚港25分鐘 范太﹕多年最長篇幅
這次會面與前日俞正聲會見港澳政協不同，前日政協會面後大多噤聲，隻字不提俞的訓斥，但昨日港區人代會面後如同報喜，多人願意詳細說出張德江在會上對香港的讚美，並引述張的講話內容。范太說，這是多年來聽到中央領導對香港最長篇幅的讚美說話，顯示中央仍看重香港地位。
與會者指出，張德江會上提出3個意見。首先，他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又稱中央對港政策是一貫。他更主動提出，近期在香港有評論指中央會收緊對香港的政策，這種論點「不值得一提」，人代馬逢國說，張在會上反問，「為什麼要收緊？」
反問對港政策「為何要收緊？」
第二點，張德江重申胡錦濤在去年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時的講話，說一國兩制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好制度，因此「中央政府對港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也沒有必要變」。 不過，張也提到如何理解一國兩制問題，范太說，張提出香港有人認為中央只提一國、少談兩制，但張重申中央所談的一國兩制，從來是包含兩方面，「既講一國，也講兩制」。
張談的第三點，是呼籲港區人代團結社會各界，支持特首施政，「減少內耗」，以務實態度協助落實一國兩制。
范太表示，張德江在今屆人大料會出任人大委員長，以及主管香港事務的中央港澳小組。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新港澳小組亮相 張德江接掌
今年兩會正值換屆，主理港澳事務的中央港澳協調小組有所變動，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接見港澳特首時，港澳小組成員齊現身，組長是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國務委員楊潔篪皆為副組長，組員有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港澳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白志健等。
副組長李源潮楊潔篪
上屆港澳協調小組組長是習近平，副組長包括前國務委員劉延東、港澳辦前主任廖暉等，今年中央領導換屆，領導港澳班子亦有變，但一直未正式公布成員。習近平昨會見港澳特首時，從出席官員及位置已顯示小組人選。
習近平任國家主席，張德江接任組長，原副組長劉延東任副總理，港澳工作由楊潔篪接替，另一前副組長廖暉則退休。劉延東昨與李克強在另一場合接見兩特首時，是以副總理身分出席。
劉銳紹﹕不感新氣象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稱，對小組新班子不感到新氣象，就算李源潮較寬鬆，王光亞為人靈活，若高層企硬，「下面無聲出」。他又稱「仲有（小組）人選未曝光」，預料北京對港會維持「經濟鬆、政治緊」，「更大的摩擦避免不了」。
張德江曾主管廣東多年，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稱，張現時換了身分職位，料對港政策上不會偏袒粵貶香港。他相信中央對港大政策已於十八大定調，大方向不會變，惟小組領導改組，執行對港政策時會否因人而異仍待觀察。
習和李昨都是一併接見港澳特首，以往慣例是分開接見兩特首，劉銳紹稱，中央近期崇尚精簡工作，一併接見符新政策。
今年兩會正值換屆，主理港澳事務的中央港澳協調小組有所變動，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接見港澳特首時，港澳小組成員齊現身，組長是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國務委員楊潔篪皆為副組長，組員有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港澳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和白志健等。
副組長李源潮楊潔篪
上屆港澳協調小組組長是習近平，副組長包括前國務委員劉延東、港澳辦前主任廖暉等，今年中央領導換屆，領導港澳班子亦有變，但一直未正式公布成員。習近平昨會見港澳特首時，從出席官員及位置已顯示小組人選。
習近平任國家主席，張德江接任組長，原副組長劉延東任副總理，港澳工作由楊潔篪接替，另一前副組長廖暉則退休。劉延東昨與李克強在另一場合接見兩特首時，是以副總理身分出席。
劉銳紹﹕不感新氣象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稱，對小組新班子不感到新氣象，就算李源潮較寬鬆，王光亞為人靈活，若高層企硬，「下面無聲出」。他又稱「仲有（小組）人選未曝光」，預料北京對港會維持「經濟鬆、政治緊」，「更大的摩擦避免不了」。
張德江曾主管廣東多年，民建聯主席譚耀宗稱，張現時換了身分職位，料對港政策上不會偏袒粵貶香港。他相信中央對港大政策已於十八大定調，大方向不會變，惟小組領導改組，執行對港政策時會否因人而異仍待觀察。
習和李昨都是一併接見港澳特首，以往慣例是分開接見兩特首，劉銳紹稱，中央近期崇尚精簡工作，一併接見符新政策。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一以貫之 半真半假
由十八大報告導本強調一國開始，一直到北京「兩會」棒打港獨與龍獅旗；由京官放話為特首普選加設預選閘門開始，一直到朝廷喉舌報章發炮轟炸佔領中環，大家清楚見到，中央正迅速收緊對香港的盤控之手。然而，港澳工作大臣卻說，中央不存在收緊對港政策的問題，對這個不調協的現象，大家應該如何理解？
港澳工作大臣的原話是這樣的：「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是一以貫之，不存在收緊與否的問題。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即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堅持從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出發來觀察和思考問題，就可以消除疑慮，澄清誤解。」把這番話與朝廷對港工作交疊一起，大家只能歸納出一個結論，就是朝廷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不斷加強介入香港事務早已變成「一以貫之的方針政策」了，所以就算明明正在加強對香港的「宏觀調控」，也算不上收緊，只是把一貫政策執行好和落實好而已。未知港澳工作大臣是不是這個意思？
再按這思路探究下去，港澳工作大臣是否還想帶出一個訊息，就是北京近期對香港政改的連串攻勢其實是深謀遠慮的部署？是否表示朝廷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在特首普選加設篩選機制是一以貫之的方針政策，規定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是一以貫之的方針政策，甚至連未達到「兩個前提」就不能啟動政改諮詢亦是一以貫之的方針政策呢？
當然，若尋根究柢下去，朝廷在立法會、區議會及選委會選舉協助建制派當選，在特首選舉欽點「眾望所歸者」，也是一以貫之的對港方針政策了，更加不存在收緊與否的問題。
顯而易見，港澳工作大臣那番發言也是朝廷一以貫之的講話方式，一半是真一半是假，而真的都在後半部分。
王俞
由十八大報告導本強調一國開始，一直到北京「兩會」棒打港獨與龍獅旗；由京官放話為特首普選加設預選閘門開始，一直到朝廷喉舌報章發炮轟炸佔領中環，大家清楚見到，中央正迅速收緊對香港的盤控之手。然而，港澳工作大臣卻說，中央不存在收緊對港政策的問題，對這個不調協的現象，大家應該如何理解？
港澳工作大臣的原話是這樣的：「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是一以貫之，不存在收緊與否的問題。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即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堅持從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出發來觀察和思考問題，就可以消除疑慮，澄清誤解。」把這番話與朝廷對港工作交疊一起，大家只能歸納出一個結論，就是朝廷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不斷加強介入香港事務早已變成「一以貫之的方針政策」了，所以就算明明正在加強對香港的「宏觀調控」，也算不上收緊，只是把一貫政策執行好和落實好而已。未知港澳工作大臣是不是這個意思？
再按這思路探究下去，港澳工作大臣是否還想帶出一個訊息，就是北京近期對香港政改的連串攻勢其實是深謀遠慮的部署？是否表示朝廷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以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在特首普選加設篩選機制是一以貫之的方針政策，規定與中央對抗的人不能當特首是一以貫之的方針政策，甚至連未達到「兩個前提」就不能啟動政改諮詢亦是一以貫之的方針政策呢？
當然，若尋根究柢下去，朝廷在立法會、區議會及選委會選舉協助建制派當選，在特首選舉欽點「眾望所歸者」，也是一以貫之的對港方針政策了，更加不存在收緊與否的問題。
顯而易見，港澳工作大臣那番發言也是朝廷一以貫之的講話方式，一半是真一半是假，而真的都在後半部分。
王俞
Re: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無可奈何花落去 春山一路鳥空啼
「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繼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日前指香港優勢漸失，競爭力每況愈下，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昨日也發出同樣的警告，他指香港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競爭優勢開始弱化，情況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香港社會應高度警覺，認真思考。
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
聽鼓聽聲，聽鑼聽音，中央官員苦口婆心，對香港再三示警，而且層次愈來愈高，聲調愈來愈大，顯然不是無的放矢。張德江表面上說的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指的是政治和社會問題，尤其是「佔領中環」甚囂塵上、預算案拉布及碼頭工潮等泛政治化問題令中央憂心忡忡，不得不出聲示警，希望港人醒覺。其實，過去國家領導人也曾多次提醒香港存在深層次矛盾，要求港府正視，奈何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說完也就算了，港府固然沒有能力解決，中央也是束手無策。
三分人事七分天，雖然中央政府已看到香港問題所在，也很想解決問題，然而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如果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和魄力，一切恐怕只能流於空談。正如中醫治病一樣，只懂得望聞問切是不夠的，關鍵要懂得對症下藥。中央政府找到香港的病因，本來是值得讚許的，也是值得期待的，可惜對於香港人來說，這無異於遲來的春天，根本無法帶來生機和希望。實際上，香港病入膏肓，中央政府既沒有良方妙藥，也沒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單是示警又有甚麼用呢？
古人說，「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亂。」香港淪落到如此地步，與中央政府擇人不謹、用人不當是分不開的。回歸以來，香港經歷了三個特首，第一個特首董建華雖老實卻無能，被迫中途腳痛下台；第二個特首曾蔭權既貪腐又縮骨，無心政事，一味與富豪勾勾搭搭，大搞利益輸送，又任人唯親，不僅令香港廉潔形象受損，而且令貧富懸殊加劇，深層次矛盾惡化；而現任的梁振英政府雖想撥亂反正，可惜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民望低落，自顧不暇，上台以來香港的亂象沒有減少，反而更多。三個特首全是中央替香港人選擇的，如果說港府無能，難道中央就沒有責任嗎？
很多人不理解，為何港英時代被稱為「一流」的執政團隊，回歸後表現如此不濟？這其實不是能力不濟的問題，而是英國人留下的許多舊電池根本就是黃皮白心，他們身在漢營心在曹，從來不是真心擁護回歸，中央政府無視這種現實，竟將香港的治權全部交給他們，然後撒手不管，豈能不亂。我們曾作過一個比喻，香港好比一個牧場，舊牧羊人英國走了，中國政府這個新牧羊人名義上接管了牧場，但卻置之不理，將牧羊的責任交給英國人豢養的牧羊犬，坐視七百萬隻羊迷失方向，自生自滅。其實，新牧羊人不是沒有能力管好牧場，只是瞻前顧後，畏首畏尾，既怕被指干預香港事務，又怕被指破壞「一國兩制」，結果只能坐視香港不斷沉淪。說到底，中央政府「五十年不管」，才是造成今日香港問題尾大不掉的主要原因。
苦口婆心 空有好音
是非成敗轉頭空，香港過去的成功，恰如天邊的一顆流星，只留下剎那間的光輝，一去不復返。鄧小平說，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能做到。如今看來，這只是一廂情願而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人們想像中有相當大的距離，英國人能夠做到的事，中國人未必做得到。例如港英政府當年推出涉及二千多億港元的玫瑰園計劃，說做就做，特區政府做得到嗎？回歸後連興建一條港珠澳大橋也拖拖拉拉，足足拖了十幾年才動工，何況好像玫瑰園這麼龐大的基建計劃。
最諷刺的是，回歸前美國雜誌預言「香港之死」，引起很大爭議，該雜誌最後不得不公開道歉。如今連國家領導人也承認香港競爭優勢弱化、不進則退，莫非「香港之死」的預言將會成為事實？都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可惜如今的香港已進入漫漫長夜，既看不到夕陽，更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大家見到的是，一個商業城市逐漸變成一個政治城市，而且是躁動不安的政治城市，餘孽漢奸興風作浪、外部勢力無孔不入、利益集團明爭暗鬥、港獨病毒不斷蔓延、政客唯恐天下不亂、示威遊行無日無之……香港幾乎沒有片刻安寧，遑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中共第五代上台後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希望以「中國夢」來凝聚國人，中央領導人甚至以身作則，召回在外國讀書的子女，展示反貪防腐、撥亂反正的決心。實際上，這不僅是做給內地人看，也是做給香港人看，香港目前最需要的恰恰就是「實幹」兩個字，怕只怕說易行難，港府一味蹉跎歲月，連發展藍圖也欠奉，實幹云乎哉。最令人擔心的是，隨着二○一七年特首普選逐漸逼近，外部勢力蠢蠢欲動，牛鬼蛇神紛紛出洞，政治風暴一觸即發，中央究竟有甚麼對策呢？一旦佔領中環變成佔領整個香港，中央又將如何面對呢？
「無可奈何花落去，春山一路鳥空啼。」面對日益沉淪的香港，國家領導人的苦口婆心，恰如春山啼鳥，空有好音而已！
「一彈再三嘆，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繼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周波日前指香港優勢漸失，競爭力每況愈下，主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昨日也發出同樣的警告，他指香港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矛盾逐漸顯現，競爭優勢開始弱化，情況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香港社會應高度警覺，認真思考。
知之非艱 行之惟艱
聽鼓聽聲，聽鑼聽音，中央官員苦口婆心，對香港再三示警，而且層次愈來愈高，聲調愈來愈大，顯然不是無的放矢。張德江表面上說的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指的是政治和社會問題，尤其是「佔領中環」甚囂塵上、預算案拉布及碼頭工潮等泛政治化問題令中央憂心忡忡，不得不出聲示警，希望港人醒覺。其實，過去國家領導人也曾多次提醒香港存在深層次矛盾，要求港府正視，奈何言者諄諄，聽者藐藐，說完也就算了，港府固然沒有能力解決，中央也是束手無策。
三分人事七分天，雖然中央政府已看到香港問題所在，也很想解決問題，然而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如果沒有解決問題的辦法和魄力，一切恐怕只能流於空談。正如中醫治病一樣，只懂得望聞問切是不夠的，關鍵要懂得對症下藥。中央政府找到香港的病因，本來是值得讚許的，也是值得期待的，可惜對於香港人來說，這無異於遲來的春天，根本無法帶來生機和希望。實際上，香港病入膏肓，中央政府既沒有良方妙藥，也沒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單是示警又有甚麼用呢？
古人說，「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群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亂。」香港淪落到如此地步，與中央政府擇人不謹、用人不當是分不開的。回歸以來，香港經歷了三個特首，第一個特首董建華雖老實卻無能，被迫中途腳痛下台；第二個特首曾蔭權既貪腐又縮骨，無心政事，一味與富豪勾勾搭搭，大搞利益輸送，又任人唯親，不僅令香港廉潔形象受損，而且令貧富懸殊加劇，深層次矛盾惡化；而現任的梁振英政府雖想撥亂反正，可惜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民望低落，自顧不暇，上台以來香港的亂象沒有減少，反而更多。三個特首全是中央替香港人選擇的，如果說港府無能，難道中央就沒有責任嗎？
很多人不理解，為何港英時代被稱為「一流」的執政團隊，回歸後表現如此不濟？這其實不是能力不濟的問題，而是英國人留下的許多舊電池根本就是黃皮白心，他們身在漢營心在曹，從來不是真心擁護回歸，中央政府無視這種現實，竟將香港的治權全部交給他們，然後撒手不管，豈能不亂。我們曾作過一個比喻，香港好比一個牧場，舊牧羊人英國走了，中國政府這個新牧羊人名義上接管了牧場，但卻置之不理，將牧羊的責任交給英國人豢養的牧羊犬，坐視七百萬隻羊迷失方向，自生自滅。其實，新牧羊人不是沒有能力管好牧場，只是瞻前顧後，畏首畏尾，既怕被指干預香港事務，又怕被指破壞「一國兩制」，結果只能坐視香港不斷沉淪。說到底，中央政府「五十年不管」，才是造成今日香港問題尾大不掉的主要原因。
苦口婆心 空有好音
是非成敗轉頭空，香港過去的成功，恰如天邊的一顆流星，只留下剎那間的光輝，一去不復返。鄧小平說，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能做到。如今看來，這只是一廂情願而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人們想像中有相當大的距離，英國人能夠做到的事，中國人未必做得到。例如港英政府當年推出涉及二千多億港元的玫瑰園計劃，說做就做，特區政府做得到嗎？回歸後連興建一條港珠澳大橋也拖拖拉拉，足足拖了十幾年才動工，何況好像玫瑰園這麼龐大的基建計劃。
最諷刺的是，回歸前美國雜誌預言「香港之死」，引起很大爭議，該雜誌最後不得不公開道歉。如今連國家領導人也承認香港競爭優勢弱化、不進則退，莫非「香港之死」的預言將會成為事實？都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可惜如今的香港已進入漫漫長夜，既看不到夕陽，更看不到光明和希望。大家見到的是，一個商業城市逐漸變成一個政治城市，而且是躁動不安的政治城市，餘孽漢奸興風作浪、外部勢力無孔不入、利益集團明爭暗鬥、港獨病毒不斷蔓延、政客唯恐天下不亂、示威遊行無日無之……香港幾乎沒有片刻安寧，遑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中共第五代上台後強調「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希望以「中國夢」來凝聚國人，中央領導人甚至以身作則，召回在外國讀書的子女，展示反貪防腐、撥亂反正的決心。實際上，這不僅是做給內地人看，也是做給香港人看，香港目前最需要的恰恰就是「實幹」兩個字，怕只怕說易行難，港府一味蹉跎歲月，連發展藍圖也欠奉，實幹云乎哉。最令人擔心的是，隨着二○一七年特首普選逐漸逼近，外部勢力蠢蠢欲動，牛鬼蛇神紛紛出洞，政治風暴一觸即發，中央究竟有甚麼對策呢？一旦佔領中環變成佔領整個香港，中央又將如何面對呢？
「無可奈何花落去，春山一路鳥空啼。」面對日益沉淪的香港，國家領導人的苦口婆心，恰如春山啼鳥，空有好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