丟棄最後一塊遮羞布
2011年05月25日
為了堵塞「五區辭職，變相公投」的「漏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日前宣佈，今後分區直選和超級區議會的立法會議員辭職，不會再進行補選，而是由獲得最大餘數得票的另一隊落選人補上。
這個可能是世界上最荒謬的建議，但意圖和動機太明顯，太功能性，太為單一的政治目的服務，以至不擇手段，邏輯混亂，理念模糊，漏洞百出，連最後一塊遮羞布都不要了。
如果這個辦法只應用於分區直選議員，邏輯上還可以勉強說得過去，但卻偏偏並不如此。由區議員提名，全港單一選區選舉產生的超級議席，雖然屬於功能組別，但為怕即使他們只有其中一人辭職，再補選的話，更容易有「變相公投」的效果，因此「不再補選」的限制，就一定要擴及屬於功能組別的超級區議員。
其他功能組別議員，不少是在無對手下自動當選，有人辭職，如何找落選者補上？更多是只有幾百公司團體票支持就登上立法會寶座，即使辭職再選，也絕不會有公投效果，因此新的限制，不需要把他們包括在內。
特首選舉，無論是小圈子還是將來經篩選提名後的一人一票，當然不可能由落選者補上，第一是《基本法》規定必須補選，第二如果萬一曾蔭權腳痛要下台，由落選的梁家傑補上，豈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兼激死阿爺？此辦法當然萬萬不能應用於特首選舉。
提出「補上」代替「補選」的最大理據，是有人辭職「玩嘢」。但回歸後，立法會議員因犯法、因逝世而要補選，已經不只一起，難道他們也是「玩嘢」嗎？
政府發出的文件也提出一些外國例子，例如德國、波蘭和芬蘭，國會議員辭職後不再補選，而由落選者補上，但這個落選者，不是毫無關係的競爭對手，而是來自同一個政黨。
議員辭職不用補選，由相同政黨的落選者補上，理念是非常清楚的：尊重人民的選擇。但林瑞麟局長建議的辦法就顯得狗屁不通了。例如新界東的選民選出了長毛梁國雄進入立法會，若長毛辭職，卻由在同區競逐的田北俊補上。梁國雄是左派，傾向社會主義，為工人階級爭取權益，田北俊是右派，自由資本主義，為老闆階層說話，如此南轅北轍的政治主張和階級立場，在新的措施下，竟然可以互相替代，可見，這種制度，不但把選民當猴子來耍，簡直是把選民的意願活生生在光天化日下強姦了。
官員舉出外國的例子又不採用，是如何自圓其說的呢？無非又是一些老掉牙的說法：港人投票不一定是投給政黨而是知名度高的候選人，議員辭職了選票也隨他離去而流失，最後總有一句「香港政黨制度尚在演變中」，即是還不成熟。好了，即是說，不論人家怎樣做，對建制有利就跟從，對保皇不利的就不符合港情，要另搞一套。
面對這個剝奪港人補投票權的建議，我們應該乖乖就範，還是抗爭到底？
吳志森
立法會議員辭職，不會再進行補選
沈旭暉﹕假如「落敗遞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
沈旭暉﹕假如「落敗遞補制」出現在國際社會
筆者對香港政治沒有研究，這裏只是拋磚引玉地談談國際政治通識題：假如某國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當選人在任內因為種種原因喪失議席，議席以往由補選填補、或由同一名單中人填補，現在卻變成讓落敗名單的最高得票者（或最大餘額者）補上，會產生什麼後果﹖按字面演繹，這方案有以下變種：
案例一﹕
A國有政治暴力傳統，以往議員被暗殺後，選民多選擇他／她的家族成員來替補，是為寡婦政治。新制不但沒有了這選擇空間，而且選民心裏明白自動填補的落敗候選人，很可能就是議員被殺的幕後黑手。從此選民對選舉暴力態度更犬儒，暗殺之風大起，有能者逐漸發現新遊戲規則，也就是情願高票敗選、再勒索當選人，比當議員更實際，造就了獨一無二的「後補議員治國制」。
案例二﹕
B國存在不少激進小黨，例如主張分離主義的、恐怖主義的、宗教極端主義的，它們支持者極少，在正常情下不可能當選，但選民有時會通過投票給它們宣示對現狀的不滿。設想選區甲有兩個席位，兩大黨各得票49%，恐怖政黨得票2%，但大黨當選議員忽然病逝，僅得2%民意支持的狂人就會進入議會，因為只有他有上次選舉的「餘額」。這政黨取代了獲49%認受的主流政黨，忽然得到在全國舞台表演的機會，整國文化開始被扭轉。
案例三﹕
C國議員海外訪問期間集體遇上瘟疫，大半議員病倒，失去議事能力。正常情下，他們會辭職養病，但在新制度下，他們的位置很可能被對手填補，朝野比例就會顛倒過來，現政府就會倒台。因此病重議員被所屬政黨勒令不得辭職，但他們真的病重，議會不夠法定人數開會，國家出現「瘟疫政治危機」，全國陷入癱瘓。
案例四﹕
D國某大黨主張墨家式苦行走入群眾，選民對它的候選人都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們就是犧牲了，也有繼任人弘揚同一理念，而根據慣例，這黨的最受歡迎明星都不會參選。在新制下，這政黨所有當選議員在選舉翌日集體探訪礦場，不幸全數意外身亡，剎那間它的民望大升，假如舉行補選，勢必得回所有議席。但政府堅持新制，擔心補選變成對這政黨的信任公投，結果這大黨的所有授權只被行使了一天，就消失無蹤﹔本來不存在的革命之火，卻無緣無故出現了。
案例五﹕
E國有強烈利益輸送文化，在舊制度，買賣雙方只能在當選人之間討價還價，但在新制度，還價的空間被無限擴大，因為議員依然可以通過辭職，讓同一陣營、排另外名單的新人接班﹔不同陣營的議員，也可以用備用議席來討價。例如當辭職替補不用再經民意重新授權，政黨就可以通過讓自己人辭職、加冕對方一個新議員，來換取一條法案通過、或僭建樓十間，餘此類推。結果新制度比舊制度更鼓勵議員不斷辭職，而最終留在議會的，可以全是只有數百票的「補上補議員」，是為密室政治的佳音。
案例六﹕
F國政府有委任議員加入內閣的習慣，以往議員接受委任，議席不是進行補選，就是由所屬政黨填補，因此議員和政黨一般表示歡迎。在新制度下，議員進入行政機關，卻要自動把席位讓給競爭對手，等同弱化了同一政黨對立法機關的控制，這是自毀的行為。自此政府不會讓旋轉門對自己人轉動，反而要很給力的委任敵人進內閣當擺設，以強化自己的議會實力。
以上案例都是有所本的，使用「落敗遞補制」的其他可能情還有不少，每一個都有違一般人的普通常識，每一項都是民主社會與威權社會都不會出現的奇聞，可見這模式創意無限，等閒之輩是想不出來的。它的發明者必會在國際政治教科書佔一席位，屆時亞洲國際都會出品的「香港模式」就會流芳百世，香港學者也得沾光被當作它的代言人，真是教人想起也興奮啊﹗
筆者對香港政治沒有研究，這裏只是拋磚引玉地談談國際政治通識題：假如某國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當選人在任內因為種種原因喪失議席，議席以往由補選填補、或由同一名單中人填補，現在卻變成讓落敗名單的最高得票者（或最大餘額者）補上，會產生什麼後果﹖按字面演繹，這方案有以下變種：
案例一﹕
A國有政治暴力傳統，以往議員被暗殺後，選民多選擇他／她的家族成員來替補，是為寡婦政治。新制不但沒有了這選擇空間，而且選民心裏明白自動填補的落敗候選人，很可能就是議員被殺的幕後黑手。從此選民對選舉暴力態度更犬儒，暗殺之風大起，有能者逐漸發現新遊戲規則，也就是情願高票敗選、再勒索當選人，比當議員更實際，造就了獨一無二的「後補議員治國制」。
案例二﹕
B國存在不少激進小黨，例如主張分離主義的、恐怖主義的、宗教極端主義的，它們支持者極少，在正常情下不可能當選，但選民有時會通過投票給它們宣示對現狀的不滿。設想選區甲有兩個席位，兩大黨各得票49%，恐怖政黨得票2%，但大黨當選議員忽然病逝，僅得2%民意支持的狂人就會進入議會，因為只有他有上次選舉的「餘額」。這政黨取代了獲49%認受的主流政黨，忽然得到在全國舞台表演的機會，整國文化開始被扭轉。
案例三﹕
C國議員海外訪問期間集體遇上瘟疫，大半議員病倒，失去議事能力。正常情下，他們會辭職養病，但在新制度下，他們的位置很可能被對手填補，朝野比例就會顛倒過來，現政府就會倒台。因此病重議員被所屬政黨勒令不得辭職，但他們真的病重，議會不夠法定人數開會，國家出現「瘟疫政治危機」，全國陷入癱瘓。
案例四﹕
D國某大黨主張墨家式苦行走入群眾，選民對它的候選人都不太了解，只知道他們就是犧牲了，也有繼任人弘揚同一理念，而根據慣例，這黨的最受歡迎明星都不會參選。在新制下，這政黨所有當選議員在選舉翌日集體探訪礦場，不幸全數意外身亡，剎那間它的民望大升，假如舉行補選，勢必得回所有議席。但政府堅持新制，擔心補選變成對這政黨的信任公投，結果這大黨的所有授權只被行使了一天，就消失無蹤﹔本來不存在的革命之火，卻無緣無故出現了。
案例五﹕
E國有強烈利益輸送文化，在舊制度，買賣雙方只能在當選人之間討價還價，但在新制度，還價的空間被無限擴大，因為議員依然可以通過辭職，讓同一陣營、排另外名單的新人接班﹔不同陣營的議員，也可以用備用議席來討價。例如當辭職替補不用再經民意重新授權，政黨就可以通過讓自己人辭職、加冕對方一個新議員，來換取一條法案通過、或僭建樓十間，餘此類推。結果新制度比舊制度更鼓勵議員不斷辭職，而最終留在議會的，可以全是只有數百票的「補上補議員」，是為密室政治的佳音。
案例六﹕
F國政府有委任議員加入內閣的習慣，以往議員接受委任，議席不是進行補選，就是由所屬政黨填補，因此議員和政黨一般表示歡迎。在新制度下，議員進入行政機關，卻要自動把席位讓給競爭對手，等同弱化了同一政黨對立法機關的控制，這是自毀的行為。自此政府不會讓旋轉門對自己人轉動，反而要很給力的委任敵人進內閣當擺設，以強化自己的議會實力。
以上案例都是有所本的，使用「落敗遞補制」的其他可能情還有不少，每一個都有違一般人的普通常識，每一項都是民主社會與威權社會都不會出現的奇聞，可見這模式創意無限，等閒之輩是想不出來的。它的發明者必會在國際政治教科書佔一席位，屆時亞洲國際都會出品的「香港模式」就會流芳百世，香港學者也得沾光被當作它的代言人，真是教人想起也興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