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你走遠些
以下這段話,記在我的筆記本上好多年了,沒有記下是誰說的,好像是印度一位宗教大師吧,它一直是我的座右銘:
「如果一個人想讓別人接受他的想法,他就不配稱為大師;如果一個人要你相信他,他就不值得你信任;如果一個人說他掌握了真理,他就是準備說謊;想勸說他人改信自己宗教的人,他就是還沒有了解宗教的真諦。」
這段話,可以思考發揮的地方很多,這裏只談其中一句:「如果一個人要你相信他,他就不值得你信任。」因為值得信任的人,他的話語同行為已有說服力,他也沒有騙人的往績,他不需對人說:「信我啦,不會騙你的。」若他這麼說,其實就表示他的過往行為和承諾,有過壞記錄,表示他擔心他的話語及行為,得不到信任。又或者,他這樣說正意味他還準備繼續騙人。
「信」是中國古代的宇宙觀。《管子》說:「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一年春夏秋冬必然依序而來,是確定可信的四時規律。《呂氏春秋》說:「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如果上天的運行沒有可信的四季,就沒辦法成歲了;如果大地的運行,沒有可信的時節,草木也不會長大。
先秦思想把人間之信歸源於自然之信,也就是說,人間的法律、政策,應該像一年四季周而復始一樣讓人可預期,具穩定性和可信性。《道德經》從宇宙觀聯繫到執政觀,指國政若「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信不足」是指政權缺乏誠信,「有不信」指百姓不再相信政權。甚至,因政權不可信,連百姓也不可信了。一個失去互信的社會,是社會的崩壞。根本原因,是從政權「信不足」開始的。
想到這些,是因為張曉明離任前,引用習近平訪港時的話,寄語港人要「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實際上,自己、香港、國家是不同的概念,相信自己不等於相信香港,相信香港也不等於相信國家。聯想到上引的話:「如果一個人要你相信他,他就不值得你相信。」國家是不是值得相信呢?幾十年大陸政策反反覆覆且不說,當年如何拼命推銷《中英聯合聲明》,現在又說它不具現實意義;當年信誓旦旦說回歸10年後香港的政制完全是香港人自己的事,如今又多番釋法,說中央有全面管治權。香港是不是值得相信?倘若香港是指聽命於強權的港共政權,就不值得相信;但倘若是指香港人固有價值主導的香港,那就不是張曉明的香港。自己是不是值得相信?也必須是不受強權操控的、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自己,才值得相信。
香港問題的糾結在於張曉明引述一首歌的歌詞:「我一直在你身旁,從未走遠。」
與香港人的核心價值南轅北轍的強權,能不能不在我們身旁,走遠些呢?
李怡
評:港人送瘟神,請過主
總辭「委任議員」已經是政治自殺身亡P107/立法會9 月選舉 高鐵通車 P94/從選舉特首看泛民窩囊相P48
Re: 第五屆特首林鄭月娥開局 P54/從選舉特首看泛民窩囊相P48
鄭松泰侮辱國旗區旗罪成罰款5000元 官:倒插行為破壞尊嚴構成「玷污」
2017/9/29
立法會議員、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去年在立法會議事廳內,兩度把建制派議員桌上國旗和區旗展示品「倒插」,他否認侮辱國旗區旗兩罪,案件今日裁決。
裁判官鄭念慈認為,控罪中「玷污」的詞義不限於實體接觸式的侮辱行為,而鄭倒插國旗,在正常合理人士眼中,其行為已破壞了國旗區旗的尊嚴,構成「玷污」的控罪元素,裁定他兩罪罪成,罰款5000元。
對辯方早前審訊期間,曾爭議建制派議員所展示的物品是否國旗及區旗,鄭念慈引述有關法例指出,雖然該等旗幟複製本不合規格,但其相似程度足以使人相信,它們就是國旗及區旗,故應被視為是國旗及區旗。
辯方又爭辯,控罪中「玷污」的定義應以狹義理解,即若有人弄污或損壞旗幟,導致其實質狀態改變,才可構成玷污。鄭官並不同意該觀點,他指「玷污」根據字典釋義,有「聲譽、名節及名聲受損」的意思,即不限於實質改變其物理狀態,如踐踏國旗亦可達致侮辱的效果。鄭官又指出,有關法例原意是保護國旗、區旗的尊嚴,免該等旗幟遭受蓄意侮辱,所以法庭不可狹義地理解法例,才可令法例產生應有效力,及達致立法目的。
鄭官認為,被告鄭松泰把國旗及區旗倒插在議事廳桌上杯座內,正常及合理的人,必然認同鄭是以侮辱的方式展示國旗及區旗。鄭松泰在過程中是否小心翼翼地倒插旗幟,或者他是否出於其他目的才作出如此行為,均不是本案要考慮的因素,故此裁定鄭兩罪罪成。
辯方大律師求情指,鄭當時看見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席意圖促成流會,立法會未能發揮其應有功能,才會以倒插國旗區旗的方式阻止流會,鄭並非故意玷污旗幟。辯方認為相比其他案例,鄭侮辱國旗區旗的程度屬最低,以有條件釋放的方式處理本案,已經足以反映事件嚴重性。
鄭官同意鄭倒插國旗區旗,侮辱程度屬最輕微,而且他並非早有預謀犯案,但是考慮到案發地點是立法會,及鄭倒插多支不屬於他的國旗區旗,且過程中不斷干犯有關法例,決定判鄭罰款5000元。鄭在離開法院前已繳清所有罰款。
被告鄭松泰在開庭前表現平靜,聽到裁決後神情亦沒有變化。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今日亦有到場旁聽,但直至開庭前未見與鄭松泰有任何交流
2017/9/29
立法會議員、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去年在立法會議事廳內,兩度把建制派議員桌上國旗和區旗展示品「倒插」,他否認侮辱國旗區旗兩罪,案件今日裁決。
裁判官鄭念慈認為,控罪中「玷污」的詞義不限於實體接觸式的侮辱行為,而鄭倒插國旗,在正常合理人士眼中,其行為已破壞了國旗區旗的尊嚴,構成「玷污」的控罪元素,裁定他兩罪罪成,罰款5000元。
對辯方早前審訊期間,曾爭議建制派議員所展示的物品是否國旗及區旗,鄭念慈引述有關法例指出,雖然該等旗幟複製本不合規格,但其相似程度足以使人相信,它們就是國旗及區旗,故應被視為是國旗及區旗。
辯方又爭辯,控罪中「玷污」的定義應以狹義理解,即若有人弄污或損壞旗幟,導致其實質狀態改變,才可構成玷污。鄭官並不同意該觀點,他指「玷污」根據字典釋義,有「聲譽、名節及名聲受損」的意思,即不限於實質改變其物理狀態,如踐踏國旗亦可達致侮辱的效果。鄭官又指出,有關法例原意是保護國旗、區旗的尊嚴,免該等旗幟遭受蓄意侮辱,所以法庭不可狹義地理解法例,才可令法例產生應有效力,及達致立法目的。
鄭官認為,被告鄭松泰把國旗及區旗倒插在議事廳桌上杯座內,正常及合理的人,必然認同鄭是以侮辱的方式展示國旗及區旗。鄭松泰在過程中是否小心翼翼地倒插旗幟,或者他是否出於其他目的才作出如此行為,均不是本案要考慮的因素,故此裁定鄭兩罪罪成。
辯方大律師求情指,鄭當時看見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席意圖促成流會,立法會未能發揮其應有功能,才會以倒插國旗區旗的方式阻止流會,鄭並非故意玷污旗幟。辯方認為相比其他案例,鄭侮辱國旗區旗的程度屬最低,以有條件釋放的方式處理本案,已經足以反映事件嚴重性。
鄭官同意鄭倒插國旗區旗,侮辱程度屬最輕微,而且他並非早有預謀犯案,但是考慮到案發地點是立法會,及鄭倒插多支不屬於他的國旗區旗,且過程中不斷干犯有關法例,決定判鄭罰款5000元。鄭在離開法院前已繳清所有罰款。
被告鄭松泰在開庭前表現平靜,聽到裁決後神情亦沒有變化。熱血公民副主席鄭錦滿今日亦有到場旁聽,但直至開庭前未見與鄭松泰有任何交流
Re: 第五屆特首林鄭月娥開局 P54/從選舉特首看泛民窩囊相P48
鄭松泰侮辱國旗區旗罪成
官:倒插行為破壞尊嚴構成「玷污」
鄭念慈指出,雖然該等旗幟複製本不合規格,但其相似程度足以使人相信,它們就是國旗及區旗,故應被視為是國旗及區旗
原審法官忽略或不重視一個關鍵法律觀點。控方起訴的是侮辱國旗區旗罪,事實上這不是真的國旗區旗,而只係類似或十分類似該旗圖案,或只能說是該旗圖案的印刷品或模型。而建制派把該印刷品作為裝飾物擺放在立法會卓上,把該印刷品當為飾物,故建制派本身也沒有把它當為真國旗般尊重,因為真正國旗區旗是不可能作為裝飾品。更重要的是原審法官也只能說相信是國旗區旗,也即承認它們不真正國區旗。
如果把該圖案作為飾物如頭髮夾或袖口紐,把該等飾物倒轉了,是否也構成罪行?同樣如果把相信是某人外型的模型或相片倒轉或甚至向該模型像拳擊也不會構成毆打某人罪。
正如原審法官承認它們不是真正國旗和區旗,侮辱國旗和區旗罪不應成立。
論壇評論員
1 10 2017
官:倒插行為破壞尊嚴構成「玷污」
鄭念慈指出,雖然該等旗幟複製本不合規格,但其相似程度足以使人相信,它們就是國旗及區旗,故應被視為是國旗及區旗
原審法官忽略或不重視一個關鍵法律觀點。控方起訴的是侮辱國旗區旗罪,事實上這不是真的國旗區旗,而只係類似或十分類似該旗圖案,或只能說是該旗圖案的印刷品或模型。而建制派把該印刷品作為裝飾物擺放在立法會卓上,把該印刷品當為飾物,故建制派本身也沒有把它當為真國旗般尊重,因為真正國旗區旗是不可能作為裝飾品。更重要的是原審法官也只能說相信是國旗區旗,也即承認它們不真正國區旗。
如果把該圖案作為飾物如頭髮夾或袖口紐,把該等飾物倒轉了,是否也構成罪行?同樣如果把相信是某人外型的模型或相片倒轉或甚至向該模型像拳擊也不會構成毆打某人罪。
正如原審法官承認它們不是真正國旗和區旗,侮辱國旗和區旗罪不應成立。
論壇評論員
1 10 2017
Re: 第五屆特首林鄭月娥開局 P54/從選舉特首看泛民窩囊相P48
建制阻拉布 兩路收緊財會程序 泛民批永久削議會權力 盼政府會面表態
2017/10/10
立法會明日正式復會,建制派昨日正式出手,循兩途徑收緊財委會及轄下工務和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一邊廂由剛連任財委會主席的陳健波推出「主席指示」,另一邊廂由另外37名建制派議員聯手建議修改3個委員會的5項程序,限制議員提臨時動議及發言時間。民主派形容「現時是幾條火線一齊燒埋身」,批評建制派趁民主派人數少、處於弱勢,踐踏議會尊嚴,永久削弱議會權力。泛民向政務司長張建宗提出會面,冀政府對修改會議程序表態。
建制派除了在財委會出手,亦有意趁有6名議員被撤銷資格、泛民人數減少之際,醞釀修改立法會大會的《議事規則》,阻議員在大會拉布。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稱,建制派議員多年來都有定時討論修改議事規則,指可交由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對此暫無補充。
陳健波「主席指示」 議員可全日被逐
過往財務委員會及轄下兩小組是議員主要拉布場地,而財委會修改程序,只需議員大多數支持便成事,而陳健波則提出11月召開特別財委會討論。
莫乃光質疑誠意 未答應晤陳
建制派兵分兩路削減議員的權力。首先,陳健波提出67頁的「主席指示」,明確列明主席「剪布」可運用的權力。「指示」列出縮短表決鐘辯論時間由3分鐘減至1分鐘,及將同日的財委會會議視為單一會議。陳解釋要限制因行為不檢而被逐離會議室的議員全日不能回席。他昨重申,法律意見認為這是屬於主席權力,不需經過投票或議事規則委員會處理。他指該「指示」的草稿已傳予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本周五將與泛民會面諮詢意見,如下周二得不到泛民回應就會推出,冀盡快於下周五會議實行。對於此舉會否破壞與泛民關係,他說「關係從來不是我想破壞」,已做好本分,對他人反應表示無可奈何。
不過,莫乃光稱未答應與陳會面,指《施政報告》本周三發表,有很多事待處理,未必能與陳會面。他批評陳未取得共識都要執意實行「指示」,反問「見面的意義?是否有誠意呢?」他強調「指示」要經議事規則委員會處理,又擔心收緊議會權力的做法陸續有來,惟民主派未商討下一步行動。
梁繼昌:咁多委員會咪有不同規則
身為議事規則委員會副主席的會計界梁繼昌稱,昨已去信議事規則委員會要求討論,強調財委會可自行決定議事規則及程序,但前提是議事規則中沒有提及和不可與議事規則相違背,反問:「如每個委員會主席都可以畀指示,立法會咁多個委員會咪有不同的行事規則?」
37建制議員5修訂 限提臨時動議
另一方面,建制派議員聯合提出5項修訂建議阻拉布。「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昨即致函陳健波,聯同另外36名建制派議員建議修改財委會及轄下工務小組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希望財委會按過去慣例,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一同處理。李慧琼表明,因為近年有議用濫用規則拉布,負責任的議員都會審慎提出「應改則改」,不會因擔心民主派作出拉布、不合作運動而不提出修改,強調是與時並進、「應改則改」。
被問到會否約見廖長江溝通,希望對方收回修改建議,莫乃光形容對方是「大石砸死蟹」、突襲,認為難以改變對方,「寫到咁實,仲去傾可以改善啲咩呢?」
評: 襯你病 取你命! 政府DQ六名議員,現在不出手就奇怪。往下發展,就知道政府DQ議員是否早已計劃好的陰謀詭計。我們是否對政府存在幻想? 觀其行便可印證。
2017/10/10
立法會明日正式復會,建制派昨日正式出手,循兩途徑收緊財委會及轄下工務和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一邊廂由剛連任財委會主席的陳健波推出「主席指示」,另一邊廂由另外37名建制派議員聯手建議修改3個委員會的5項程序,限制議員提臨時動議及發言時間。民主派形容「現時是幾條火線一齊燒埋身」,批評建制派趁民主派人數少、處於弱勢,踐踏議會尊嚴,永久削弱議會權力。泛民向政務司長張建宗提出會面,冀政府對修改會議程序表態。
建制派除了在財委會出手,亦有意趁有6名議員被撤銷資格、泛民人數減少之際,醞釀修改立法會大會的《議事規則》,阻議員在大會拉布。民建聯主席李慧琼稱,建制派議員多年來都有定時討論修改議事規則,指可交由議事規則委員會討論,對此暫無補充。
陳健波「主席指示」 議員可全日被逐
過往財務委員會及轄下兩小組是議員主要拉布場地,而財委會修改程序,只需議員大多數支持便成事,而陳健波則提出11月召開特別財委會討論。
莫乃光質疑誠意 未答應晤陳
建制派兵分兩路削減議員的權力。首先,陳健波提出67頁的「主席指示」,明確列明主席「剪布」可運用的權力。「指示」列出縮短表決鐘辯論時間由3分鐘減至1分鐘,及將同日的財委會會議視為單一會議。陳解釋要限制因行為不檢而被逐離會議室的議員全日不能回席。他昨重申,法律意見認為這是屬於主席權力,不需經過投票或議事規則委員會處理。他指該「指示」的草稿已傳予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莫乃光,本周五將與泛民會面諮詢意見,如下周二得不到泛民回應就會推出,冀盡快於下周五會議實行。對於此舉會否破壞與泛民關係,他說「關係從來不是我想破壞」,已做好本分,對他人反應表示無可奈何。
不過,莫乃光稱未答應與陳會面,指《施政報告》本周三發表,有很多事待處理,未必能與陳會面。他批評陳未取得共識都要執意實行「指示」,反問「見面的意義?是否有誠意呢?」他強調「指示」要經議事規則委員會處理,又擔心收緊議會權力的做法陸續有來,惟民主派未商討下一步行動。
梁繼昌:咁多委員會咪有不同規則
身為議事規則委員會副主席的會計界梁繼昌稱,昨已去信議事規則委員會要求討論,強調財委會可自行決定議事規則及程序,但前提是議事規則中沒有提及和不可與議事規則相違背,反問:「如每個委員會主席都可以畀指示,立法會咁多個委員會咪有不同的行事規則?」
37建制議員5修訂 限提臨時動議
另一方面,建制派議員聯合提出5項修訂建議阻拉布。「建制派班長」廖長江昨即致函陳健波,聯同另外36名建制派議員建議修改財委會及轄下工務小組及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程序,希望財委會按過去慣例,召開特別會議討論一同處理。李慧琼表明,因為近年有議用濫用規則拉布,負責任的議員都會審慎提出「應改則改」,不會因擔心民主派作出拉布、不合作運動而不提出修改,強調是與時並進、「應改則改」。
被問到會否約見廖長江溝通,希望對方收回修改建議,莫乃光形容對方是「大石砸死蟹」、突襲,認為難以改變對方,「寫到咁實,仲去傾可以改善啲咩呢?」
評: 襯你病 取你命! 政府DQ六名議員,現在不出手就奇怪。往下發展,就知道政府DQ議員是否早已計劃好的陰謀詭計。我們是否對政府存在幻想? 觀其行便可印證。
Re: 第五屆特首林鄭月娥開局 P54/從選舉特首看泛民窩囊相P48
施政報告提低津兩級制利得稅 料重點房屋 改組中策組 林鄭助青年三業三政
2017/10/11
特首林鄭月娥今早會公布任內首份《施政報告》,預料土地房屋、創科和社福等政策將是重點;林太昨亦預告報告還會觸及3個範疇,包括中央政策組改組、全面檢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以及兩級制利得稅等。林太施政其中一重點是提倡青年「三業三政」,讓青年參與政府政策,中策組會全職聘用二三十名青年專業人士,加入政府做顧問。
稱積極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報告成果先談中央領導人訪港,之後提及政府管治,報告形容政府積極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包括林鄭月娥將每月出席多一至兩次立法會會議,回答議員提問。其後提及林太和各司局長上任後多次落區、訪問內地和海外,亦多次會見傳媒。她並臚列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發展策略推進工作。
陳方安生:信林太有決心改變香港
她接着盤點民生項目,包括落實36億元教育撥款;又提及新蒲崗綠置居項目「景泰苑」買家陸續入伙,但此項目是由前特首梁振英公布並落實。報告亦提到個別較小型項目或措施,包括推展小巴低地台試驗計劃。
另外,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昨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希望林太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除重視民生問題,亦就重啟政改提供清晰答案,因政府若不正視政改議題,管治只會面對困難。對於林太上任後表現,陳太認為林太有提及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和與不同界別溝通,現時林太只上任3個月,「大家要給些時間她」,她相信對方有決心改變香港。
林太59.6分上任次高 袁國強民望淨值新低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昨發表特首和各司局長最新民望。民研計劃於今月3日至4日以電話隨機訪問1005名市民,林鄭月娥最新評分為59.6分,較兩星期前升3.2分,為上任以來第二高;其支持率淨值(支持率減反對率)為10個百分點,升3個百分點。
三司長評分方面,政務司長張建宗(53.9分)、財政司長陳茂波(40.6分)及律政司長袁國強(43.4分)的評分較上月初一致下跌,跌1.5分至3分。袁國強支持率為29%、反對率39%,民望淨值為負9個百分比,是他自2012年出任司長以來的新低
2017/10/11
特首林鄭月娥今早會公布任內首份《施政報告》,預料土地房屋、創科和社福等政策將是重點;林太昨亦預告報告還會觸及3個範疇,包括中央政策組改組、全面檢視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以及兩級制利得稅等。林太施政其中一重點是提倡青年「三業三政」,讓青年參與政府政策,中策組會全職聘用二三十名青年專業人士,加入政府做顧問。
稱積極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報告成果先談中央領導人訪港,之後提及政府管治,報告形容政府積極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包括林鄭月娥將每月出席多一至兩次立法會會議,回答議員提問。其後提及林太和各司局長上任後多次落區、訪問內地和海外,亦多次會見傳媒。她並臚列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發展策略推進工作。
陳方安生:信林太有決心改變香港
她接着盤點民生項目,包括落實36億元教育撥款;又提及新蒲崗綠置居項目「景泰苑」買家陸續入伙,但此項目是由前特首梁振英公布並落實。報告亦提到個別較小型項目或措施,包括推展小巴低地台試驗計劃。
另外,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昨出席一個活動後表示,希望林太在第一份施政報告中除重視民生問題,亦就重啟政改提供清晰答案,因政府若不正視政改議題,管治只會面對困難。對於林太上任後表現,陳太認為林太有提及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和與不同界別溝通,現時林太只上任3個月,「大家要給些時間她」,她相信對方有決心改變香港。
林太59.6分上任次高 袁國強民望淨值新低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昨發表特首和各司局長最新民望。民研計劃於今月3日至4日以電話隨機訪問1005名市民,林鄭月娥最新評分為59.6分,較兩星期前升3.2分,為上任以來第二高;其支持率淨值(支持率減反對率)為10個百分點,升3個百分點。
三司長評分方面,政務司長張建宗(53.9分)、財政司長陳茂波(40.6分)及律政司長袁國強(43.4分)的評分較上月初一致下跌,跌1.5分至3分。袁國強支持率為29%、反對率39%,民望淨值為負9個百分比,是他自2012年出任司長以來的新低
Re: 第五屆特首林鄭月娥開局 P54/從選舉特首看泛民窩囊相P48
英維權領袖被拒入境香港 外相關注 林鄭:堅守一國兩制 外交部:入境屬中國內政
羅杰斯返抵倫敦後即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回應被港府拒絕入境事件。(電視截圖)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杰斯(Benedict Rogers)周三(11日)來港被拒入境,他昨接受本報訪問時否認行程中會探望在囚社運者,並稱已向入境處提及自己沒有公開活動,但仍被拒絕入境;稍後會向英國議會和外交部反映事件。英國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發聲明表示「非常關切」事件,又要求中國及香港政府交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表示事涉外交,強調特區政府堅守一國兩制,但不公開討論事件。中國外交部則表示入境香港事務屬中國內政,已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
羅杰斯否認擬探在囚社運領袖
已返英的羅杰斯昨接受電話訪問表示,中國駐英大使館在他來港前,曾派「第三者」與他接觸,他向該人表明只以個人身分來港,沒有公開活動,事前估計能入境。
羅杰斯前日從泰國抵港後,被入境處職員拒絕入境。他表示︰「我向入境處職員重申以私人身分來港見見舊朋友、認識新朋友,入境處職員表示理解,但仍要請我離港。」對於被指有計劃去本港監獄探訪黃之鋒、羅冠聰等在囚社運領袖,羅杰斯說來港前已被泛民朋友告知沒機會探監,原因是黃、羅等人只列家人朋友在探訪名冊,未能將羅杰斯加入。香港眾志發言人昨表示,由於較遲知道羅杰斯訪港,時間緊迫下未能安排探監。
倫敦設組織關注香港 稱無關行程
1997至2002年居港的羅杰斯強調,來港是「見不同範疇的人」,他表示本月底在倫敦協助成立一個關注香港事務的組織,但強調是次訪港行程與組織無關(見另稿)。月初訪英時曾與羅杰斯會面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得悉羅杰斯行程中會和該黨成員會面,對其被拒入境表示失望。同樣於訪英時跟羅杰斯會面的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則說,事前不知道對方來港;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則稱羅杰斯抵港前有聯絡他,亦可能會和對方會面,陳批評入境處拒絕對方入境「衰過澳門」,認為有損香港一國兩制形象。
入境處不評論
入境處昨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重申處理每宗入境個案時會依據法律和政策,考慮訪客實際情况後決定。林鄭月娥昨早出席電台節目時解釋事件涉及外交,根據基本法屬中央事務,故不能透露詳情;下午出席立法會再被議員質詢事件時,她強調特區政府堅守一國兩制、捍衛法治,堅持不公開討論個別個案,但沒回應事件是否屬「外交事件」。
英國外交部接受查詢時回覆,外相約翰遜於當地周三發表聲明對事件表示關注,而英國政府緊急要求香港當局及中方解釋。約翰遜亦說高度自治是香港核心價值,應受到充分尊重。中國外交部昨在北京舉行例會,發言人華春瑩被問到事件時表示,中央政府負責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會依法處置有關問題:「允許誰入境,不允許誰入境,是中國的主權。」她又稱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機構和個人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立場堅定不移。前港督彭定康昨接受英國《衛報》訪問稱,事件「令人不安及難以解釋(disturbing and inexplicable)」。
評:林鄭:堅守一國兩制 外交部:入境屬中國內政
現在的問題是羅杰斯入境一國兩制 的香港,是香港事務,不是入境國內。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杰斯(Benedict Rogers)周三(11日)來港被拒入境,他昨接受本報訪問時否認行程中會探望在囚社運者,並稱已向入境處提及自己沒有公開活動,但仍被拒絕入境;稍後會向英國議會和外交部反映事件。英國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發聲明表示「非常關切」事件,又要求中國及香港政府交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表示事涉外交,強調特區政府堅守一國兩制,但不公開討論事件。中國外交部則表示入境香港事務屬中國內政,已向英方提出嚴正交涉。
羅杰斯否認擬探在囚社運領袖
已返英的羅杰斯昨接受電話訪問表示,中國駐英大使館在他來港前,曾派「第三者」與他接觸,他向該人表明只以個人身分來港,沒有公開活動,事前估計能入境。
羅杰斯前日從泰國抵港後,被入境處職員拒絕入境。他表示︰「我向入境處職員重申以私人身分來港見見舊朋友、認識新朋友,入境處職員表示理解,但仍要請我離港。」對於被指有計劃去本港監獄探訪黃之鋒、羅冠聰等在囚社運領袖,羅杰斯說來港前已被泛民朋友告知沒機會探監,原因是黃、羅等人只列家人朋友在探訪名冊,未能將羅杰斯加入。香港眾志發言人昨表示,由於較遲知道羅杰斯訪港,時間緊迫下未能安排探監。
倫敦設組織關注香港 稱無關行程
1997至2002年居港的羅杰斯強調,來港是「見不同範疇的人」,他表示本月底在倫敦協助成立一個關注香港事務的組織,但強調是次訪港行程與組織無關(見另稿)。月初訪英時曾與羅杰斯會面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得悉羅杰斯行程中會和該黨成員會面,對其被拒入境表示失望。同樣於訪英時跟羅杰斯會面的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則說,事前不知道對方來港;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則稱羅杰斯抵港前有聯絡他,亦可能會和對方會面,陳批評入境處拒絕對方入境「衰過澳門」,認為有損香港一國兩制形象。
入境處不評論
入境處昨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重申處理每宗入境個案時會依據法律和政策,考慮訪客實際情况後決定。林鄭月娥昨早出席電台節目時解釋事件涉及外交,根據基本法屬中央事務,故不能透露詳情;下午出席立法會再被議員質詢事件時,她強調特區政府堅守一國兩制、捍衛法治,堅持不公開討論個別個案,但沒回應事件是否屬「外交事件」。
英國外交部接受查詢時回覆,外相約翰遜於當地周三發表聲明對事件表示關注,而英國政府緊急要求香港當局及中方解釋。約翰遜亦說高度自治是香港核心價值,應受到充分尊重。中國外交部昨在北京舉行例會,發言人華春瑩被問到事件時表示,中央政府負責與香港有關的外交事務,會依法處置有關問題:「允許誰入境,不允許誰入境,是中國的主權。」她又稱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機構和個人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立場堅定不移。前港督彭定康昨接受英國《衛報》訪問稱,事件「令人不安及難以解釋(disturbing and inexplicable)」。
評:林鄭:堅守一國兩制 外交部:入境屬中國內政
現在的問題是羅杰斯入境一國兩制 的香港,是香港事務,不是入境國內。
Re: 第五屆特首林鄭月娥開局 P54/從選舉特首看泛民窩囊相P48
犧牲入境權司法權豈能得尊重
民心,追求的不只是經濟增長和個人物質生活的富足,更有個人的民主、自由權利,更有社會的公平、正義。林鄭也懂得說:「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就要千方百計去滿足市民的訴求。」然而,其施政報告只求滿足市民對經濟、民生的訴求,完全忽視市民的政治權利、政治訴求,不只把施政報告降級為財政報告,也讓香港的地位降至與內地省市等量齊觀。
香港如果失去政治上的自治特色和權利、失去民主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還有特區的地位和價值嗎?一國兩制還能不走樣變形嗎?出入境事務本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但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Benedict Rogers入境香港被拒,林鄭就以事涉外交、「外交是中央事務」為由,把出入境管理權貢獻出去,猶如在高鐵一地兩檢問題上,以主動割地方式去貢獻特區的司法管轄權。
林鄭用以衡量重啟政改氣氛的標準,是她能「平靜進入立法會,得到立法會議員,整體立法會議員最基本的尊重」。顯而易見的是,林鄭如果能維護香港的自治地位、如果能為香港爭取真普選,豈會得不到立法會尊重?如果她不惜自我削權、降低香港自治地位,不惜犧牲香港出入境管制權、司法權以獻媚中共,又豈能得到立法會尊重?
李平
民心,追求的不只是經濟增長和個人物質生活的富足,更有個人的民主、自由權利,更有社會的公平、正義。林鄭也懂得說:「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就要千方百計去滿足市民的訴求。」然而,其施政報告只求滿足市民對經濟、民生的訴求,完全忽視市民的政治權利、政治訴求,不只把施政報告降級為財政報告,也讓香港的地位降至與內地省市等量齊觀。
香港如果失去政治上的自治特色和權利、失去民主自由法治的核心價值,還有特區的地位和價值嗎?一國兩制還能不走樣變形嗎?出入境事務本屬於香港自治範圍,但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Benedict Rogers入境香港被拒,林鄭就以事涉外交、「外交是中央事務」為由,把出入境管理權貢獻出去,猶如在高鐵一地兩檢問題上,以主動割地方式去貢獻特區的司法管轄權。
林鄭用以衡量重啟政改氣氛的標準,是她能「平靜進入立法會,得到立法會議員,整體立法會議員最基本的尊重」。顯而易見的是,林鄭如果能維護香港的自治地位、如果能為香港爭取真普選,豈會得不到立法會尊重?如果她不惜自我削權、降低香港自治地位,不惜犧牲香港出入境管制權、司法權以獻媚中共,又豈能得到立法會尊重?
李平
Re: 第五屆特首林鄭月娥開局 P54/從選舉特首看泛民窩囊相P48
我被拒入境是香港的悲哀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
20年前,我剛畢業便飛到香港開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時值香港主權移交幾個月,我在香港過了快樂的五年,從1997年起當記者,直至2002年。我從來沒想過,20年之後,我會被拒入境香港。
過去三年,我越來越關注香港的自由、法治被侵蝕,以及「一國兩制」面臨威脅的情況。正因如此,我也越來越多機會參與為香港發聲。我很榮幸曾在倫敦接待過黃之鋒、羅冠聰與陳方安生,又與李柱銘緊密合作。他們都是英雄,也是我的朋友。我想這是合適時機再訪香港,只是簡單地見見人、多聽多了解現況。過去15年我曾多次到香港,但近幾年則沒有回來。
此行原本希望與人們私下見面。我已謹慎地查詢過,有否可能探望正在監獄服刑的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可惜約在一星期前我發現這是不可能的事。很不幸,即使只是查詢,亦已引起中國當局的注意。
上星期五已經初露端倪,我接到一通來自英國國會議員的電話。我跟他頗熟悉,也非常尊敬他。他告訴我他接到了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電話,對方對我此行冀探望三名學生領袖的行徑表達關注,更表明此舉會「嚴重威脅中英關係」。我請他向中國大使館重申,我不會嘗試到訪任何監獄。
我選擇妥協,即使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做得過火,但我亦只希望為事情降溫,我自願向中國當局保證,不會在香港有任何公開活動或接受媒體訪問。我更提出在回程後與中國大使會面,進行建設性的討論,聽取他們的看法。不過這些提議換來的只有拒絕,還有更進一步的威脅,告誡我將會被拒絕入境香港。
看來還有另一因素。我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這是公餘的義務職務,我亦在保守黨候選人名單之列。似乎中國當局誤會了我的境況,一開始認為我是國會議員、政黨高層或是政府官員,由此引伸出我今次香港之行,是代表政黨。這是可以諒解的,因為他們或許不理解英國政黨乃是由個人、獨立思想組成的,而且義務黨員與正式黨員亦有區別,代表黨行事與私下行事亦不相同。我試圖通過第三方向大使館保證,我絕對不會代表黨,更不會代表政府,強調此行純屬私人性質,以普通公民身份,私下與新知舊友在香港見面。
不幸的是,這也無法滿足中國當局。
與他人商量過後,我認為如果我陷入來自大使館經第三方傳達非正式的文字訊息的壓力,我就會一如平日批評他人一樣做同一件事:向中國叩頭。我的良心不允許我這麼做。如果我在第一道關卡就退縮,還怎麼面對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李柱銘、陳方安生等人呢?所以我決定按原定行程嘗試入境,當作測試。或許他們只是在虛張聲勢說不讓我入境,希望我息事寧人而作罷。又或許他們是認真的,他們就要公開、正式拒絕我入境,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被侵蝕的另一事例。
很遺憾,後一種情況最終發生了。抵港之後我步向關口,向入境處人員出示護照。入境處人員將我的名字輸入電腦,顯然電腦說了「不可以」。她(入境處人員)向上級請示,並帶我到櫃枱後的房間叫我等候。過了不久,一個穿着便服的官員和我見面,我向她保證今次行程屬私人性質,私下見見朋友,又提到我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五年。她查看我的酒店預訂,我還在想或許她們會放行。但是,一會兒後她正式告知我被拒絕入境,將把我送上返回曼谷的航班,亦即今次航程的出發地。
我必須強調,我對拒絕我入境、一直「看顧」我的入境處人員絕無責怪之意。他們只是執行他們的職務,而且他們盡可能友善和禮貌地待我,他們給我水,又向我微笑。的確,我的印象是他們並不想這樣做(拒絕我入境),他們只是在執行上頭的指示,他們控制不了。
我在等待上機時,轉向身旁的入境處人員微笑,感謝他對我照顧有加。我問:「一國兩制是否已死?一國一制,對吧?」他眼泛淚光,懇切地說:「先生,我只是在履行職務,我不能評論。謝謝你的合作。」我向他說我知道,我不會怪他。
稍後,我們在上機前握了手,我對他說:「對香港來說,這是非常悲哀的一天。對我來說也悲哀,我無法探望在香港的朋友,但對香港而言特別悲哀,拒絕一個沒有犯罪的公民入境。」他點頭,再次眼泛淚光,「我明白。這很悲哀。」我臨上機前向他說最後一句話:
「希望事情會變得更好。」
「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港人治港」。但很明顯,今次拒絕我入境的決定並非來自香港,而是來自中國當局。「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法治,惟即使何俊仁律師坐列車趕來機場,希望看看有甚麼能幫得上忙,最終也未能成事,因為在那之前我已被帶上飛機。「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表達自由、結社自由,這是香港的基本權利,惟儘管我保證不會參與任何公開活動,只有私人性質會面,但我自己的表達自由,以及我希望能會面的人的表達和結社自由,都已經被剝奪了。
我倒沒關係,香港才是重點。從今次嚴峻的、個人的、悲痛的親身經歷可知,即使「一國兩制」仍然未死去,亦已行將消亡殆盡,而且正在加快。世界各國必須醒覺,尤其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方的英國。我對中英關係不會構成任何威脅,但我相信中國當局的舉動,尤其是在香港的行徑,反而會(構成威脅)。
(編者註: Benedict Rogers周三入境香港被拒後,以英文撰述經過及感受。此中文版為本報所譯,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文如下。)
Twenty years ago, as a fresh graduate, I flew to Hong Kong just a few months after the handover, to begin my first job. I spent five very happy years working as a journalist in Hong Kong, from1997-2002. I never expected that twenty years later, I would be refused entry to Hong Kong.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freedom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threats to“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a result, I have been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advocacy for Hong Kong.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hosting, in London, Joshua Wong, Nathan Law and Anson Chan, and of working closely with Martin Lee– all heroes and friends of mine. I decided it was time for me visit Hong Kong again, simply to meet people and to listen and learn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 had visited Hong Kong several times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but had not been back for a few years.
My intention was to meet people privately. I had made discrete enquiries about whether or not it would be possible or desirable to visit Joshua Wong, Nathan Law or Alex Chow in prison, but I had realized a week or more ago that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Unfortunately, even enquir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first indication I had that there was a problem came last Friday, when I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from a British Member of Parliament whom I know well and respect greatly. He informed me he had received calls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 expressing concern that an attempt to visit these three student leaders would pose“a grave threat to Sino-British relations”. I asked him to reassure the Chinese Embassy that I would not be attempting to visit any prisons.
I took a further step– a compromise, some might say one too big, but one intended to de-escalate the situation– by voluntarily assuring them that I would not undertake any public engagements or media interviews while in Hong Kong. I also offered to meet the embassy upon my return, for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and to hear their perspectives. These offers were rebuffed and I received further, increasingly threatening messages from the embassy, culminating in a message warning me that I would be denied entry.
It appears there was another factor too. I serve as Deputy Chai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 voluntary role in my spare time, and I am 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s Candidates List. It appear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isunderstood my status and thought at first that I w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or a senior party or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that my visit to Hong Kong would be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on behalf of the party. I suppose one could forgive them for that mistake, because in China a party member is a party member come what may. They perhaps don't understand that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are made up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t minds– and furthermore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voluntary party member and a party official, and a difference between someone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party and someone acting in a private, personal capacity. Nevertheless I sought to reassure the embassy, via a third party, that I was absolutely not representing the party, and certainly not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my visit was a purely personal, private visit to meet old friends and new acquaintances in Hong Kong, as a private citizen.
Unfortunately, that did not satisfy either.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s, I took the view that if I were to cave in to pressure from the embassy, sent through unofficial text messages via a third party, I would be doing exactly what I have criticized others of doing: kowtowing to China. My conscience would not allow me to do that. How could I look my friends Joshua Wong, Nathan Law, Alex Chow, Martin Lee, Anson Chan and others in the eye if I caved at the first hurdle? I decided therefore that I had to put it to the test by going as planned to Hong Kong. Perhaps they were bluffing, threatening to deny me entry in the hope that I would go away quietly. Or, if they were serious, then they would have to refuse me entry formally and publicly, exposing to the world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eros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Very regrettably, the latter course was what occurred. I landed in Hong Kong, proceeded to immigration, and when my turn came I presented my passport and arrival card as normal. The immigration officer put my name into the computer, and evidently the computer said no. She called other officers over, they took me to a private room behind the counters, and I was asked to wait. After a little while a plain clothes official conducted an interview with me. I assured her that my visit was a private, personal visit to meet friends, and that I had lived in Hong Kong for five years. She took details of my hotel booking, and I thought perhaps they were about to allow me in. A little later, however, she informed me that the decision had been made to deny me entry, and put me back on the flight to Bangkok, which was where I had flown from.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se that I do not in any way blame the immigr
ation officers who“looked after” me during this time. They were just doing their job and,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y treated me as kindly and courteously as possible. Their manner was polite and friendly, they offered me water, they smiled. Indeed, I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really did not want to be doing this, but that they were operating according to orders from above, beyond their control.
As I waited to board I turned gently to the officer standing with me. I smiled, and I thanked him for looking after me well.“I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ead now?”, I asked.“One country, one system, right?” He looked with a hint of tears in his eyes, pleadingly.“Sir please, I am just doing my job. I cannot comment.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I reassured him that I knew he was only doing his job, and that I did not blame him.
A little later, as we shook hand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plane, I said to him:“This is a very sad day for Hong Kong. It’s sad for me, that I am unable to visit my friends in Hong Kong, but it’s particularly sad for Hong Kong, that a private citizen who has committed no crime is refused entry.” He nodded, again with a hint of tears.“I understand. It is sad,” he said. My final word to him was this:“I hope things will change for the bett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Yet it is overwhelmingly clear that the decision to deny me entry to Hong Kong was not taken in Hong Kong, but by the Chinese regime.“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 the rule of law, yet a solicitor, Albert Ho, who very kindly took the train out to the airport in order to meet me and see if he could assist, was denied access to me because I was put back on the plane before he could reach me.“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 basic rights in Hong Ko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yet despite assurances from me that I would not engage in any public events, and would simply be having private meetings, my ow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of those I had hoped to meet has been curtailed.
This is not about me. It is about Hong Kong. And it is clear from this very stark, personal, first-hand and painful experience that if“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not yet completely dead, it is dying rapidly, being decapitated limb by limb with accelerating speed.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it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must wake up to this. I am no threat to Sino-British relations. But I believe the conduct of the Chinese regime, particularly in Hong Kong, is.
Benedict Rogers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Benedict Rogers)
20年前,我剛畢業便飛到香港開始我的第一份工作。時值香港主權移交幾個月,我在香港過了快樂的五年,從1997年起當記者,直至2002年。我從來沒想過,20年之後,我會被拒入境香港。
過去三年,我越來越關注香港的自由、法治被侵蝕,以及「一國兩制」面臨威脅的情況。正因如此,我也越來越多機會參與為香港發聲。我很榮幸曾在倫敦接待過黃之鋒、羅冠聰與陳方安生,又與李柱銘緊密合作。他們都是英雄,也是我的朋友。我想這是合適時機再訪香港,只是簡單地見見人、多聽多了解現況。過去15年我曾多次到香港,但近幾年則沒有回來。
此行原本希望與人們私下見面。我已謹慎地查詢過,有否可能探望正在監獄服刑的黃之鋒、羅冠聰與周永康,可惜約在一星期前我發現這是不可能的事。很不幸,即使只是查詢,亦已引起中國當局的注意。
上星期五已經初露端倪,我接到一通來自英國國會議員的電話。我跟他頗熟悉,也非常尊敬他。他告訴我他接到了中國駐倫敦大使館的電話,對方對我此行冀探望三名學生領袖的行徑表達關注,更表明此舉會「嚴重威脅中英關係」。我請他向中國大使館重申,我不會嘗試到訪任何監獄。
我選擇妥協,即使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是做得過火,但我亦只希望為事情降溫,我自願向中國當局保證,不會在香港有任何公開活動或接受媒體訪問。我更提出在回程後與中國大使會面,進行建設性的討論,聽取他們的看法。不過這些提議換來的只有拒絕,還有更進一步的威脅,告誡我將會被拒絕入境香港。
看來還有另一因素。我是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這是公餘的義務職務,我亦在保守黨候選人名單之列。似乎中國當局誤會了我的境況,一開始認為我是國會議員、政黨高層或是政府官員,由此引伸出我今次香港之行,是代表政黨。這是可以諒解的,因為他們或許不理解英國政黨乃是由個人、獨立思想組成的,而且義務黨員與正式黨員亦有區別,代表黨行事與私下行事亦不相同。我試圖通過第三方向大使館保證,我絕對不會代表黨,更不會代表政府,強調此行純屬私人性質,以普通公民身份,私下與新知舊友在香港見面。
不幸的是,這也無法滿足中國當局。
與他人商量過後,我認為如果我陷入來自大使館經第三方傳達非正式的文字訊息的壓力,我就會一如平日批評他人一樣做同一件事:向中國叩頭。我的良心不允許我這麼做。如果我在第一道關卡就退縮,還怎麼面對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李柱銘、陳方安生等人呢?所以我決定按原定行程嘗試入境,當作測試。或許他們只是在虛張聲勢說不讓我入境,希望我息事寧人而作罷。又或許他們是認真的,他們就要公開、正式拒絕我入境,向世界展示「一國兩制」被侵蝕的另一事例。
很遺憾,後一種情況最終發生了。抵港之後我步向關口,向入境處人員出示護照。入境處人員將我的名字輸入電腦,顯然電腦說了「不可以」。她(入境處人員)向上級請示,並帶我到櫃枱後的房間叫我等候。過了不久,一個穿着便服的官員和我見面,我向她保證今次行程屬私人性質,私下見見朋友,又提到我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五年。她查看我的酒店預訂,我還在想或許她們會放行。但是,一會兒後她正式告知我被拒絕入境,將把我送上返回曼谷的航班,亦即今次航程的出發地。
我必須強調,我對拒絕我入境、一直「看顧」我的入境處人員絕無責怪之意。他們只是執行他們的職務,而且他們盡可能友善和禮貌地待我,他們給我水,又向我微笑。的確,我的印象是他們並不想這樣做(拒絕我入境),他們只是在執行上頭的指示,他們控制不了。
我在等待上機時,轉向身旁的入境處人員微笑,感謝他對我照顧有加。我問:「一國兩制是否已死?一國一制,對吧?」他眼泛淚光,懇切地說:「先生,我只是在履行職務,我不能評論。謝謝你的合作。」我向他說我知道,我不會怪他。
稍後,我們在上機前握了手,我對他說:「對香港來說,這是非常悲哀的一天。對我來說也悲哀,我無法探望在香港的朋友,但對香港而言特別悲哀,拒絕一個沒有犯罪的公民入境。」他點頭,再次眼泛淚光,「我明白。這很悲哀。」我臨上機前向他說最後一句話:
「希望事情會變得更好。」
「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港人治港」。但很明顯,今次拒絕我入境的決定並非來自香港,而是來自中國當局。「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法治,惟即使何俊仁律師坐列車趕來機場,希望看看有甚麼能幫得上忙,最終也未能成事,因為在那之前我已被帶上飛機。「一國兩制」的原意理應為表達自由、結社自由,這是香港的基本權利,惟儘管我保證不會參與任何公開活動,只有私人性質會面,但我自己的表達自由,以及我希望能會面的人的表達和結社自由,都已經被剝奪了。
我倒沒關係,香港才是重點。從今次嚴峻的、個人的、悲痛的親身經歷可知,即使「一國兩制」仍然未死去,亦已行將消亡殆盡,而且正在加快。世界各國必須醒覺,尤其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方的英國。我對中英關係不會構成任何威脅,但我相信中國當局的舉動,尤其是在香港的行徑,反而會(構成威脅)。
(編者註: Benedict Rogers周三入境香港被拒後,以英文撰述經過及感受。此中文版為本報所譯,標題為編者所加,原文如下。)
Twenty years ago, as a fresh graduate, I flew to Hong Kong just a few months after the handover, to begin my first job. I spent five very happy years working as a journalist in Hong Kong, from1997-2002. I never expected that twenty years later, I would be refused entry to Hong Kong.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the erosion of Hong Kong's freedom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threats to“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s a result, I have been increasingly engaged in advocacy for Hong Kong.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of hosting, in London, Joshua Wong, Nathan Law and Anson Chan, and of working closely with Martin Lee– all heroes and friends of mine. I decided it was time for me visit Hong Kong again, simply to meet people and to listen and learn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 had visited Hong Kong several times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but had not been back for a few years.
My intention was to meet people privately. I had made discrete enquiries about whether or not it would be possible or desirable to visit Joshua Wong, Nathan Law or Alex Chow in prison, but I had realized a week or more ago that it would not be possible. Unfortunately, even enquiring about the possibility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first indication I had that there was a problem came last Friday, when I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from a British Member of Parliament whom I know well and respect greatly. He informed me he had received calls from the Chinese Embassy in London, expressing concern that an attempt to visit these three student leaders would pose“a grave threat to Sino-British relations”. I asked him to reassure the Chinese Embassy that I would not be attempting to visit any prisons.
I took a further step– a compromise, some might say one too big, but one intended to de-escalate the situation– by voluntarily assuring them that I would not undertake any public engagements or media interviews while in Hong Kong. I also offered to meet the embassy upon my return, for a constructive discussion and to hear their perspectives. These offers were rebuffed and I received further, increasingly threatening messages from the embassy, culminating in a message warning me that I would be denied entry.
It appears there was another factor too. I serve as Deputy Chai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 voluntary role in my spare time, and I am on the Conservative Party's Candidates List. It appear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isunderstood my status and thought at first that I w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or a senior party or government official, and that my visit to Hong Kong would be in an official capacity on behalf of the party. I suppose one could forgive them for that mistake, because in China a party member is a party member come what may. They perhaps don't understand that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are made up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t minds– and furthermore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a voluntary party member and a party official, and a difference between someone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party and someone acting in a private, personal capacity. Nevertheless I sought to reassure the embassy, via a third party, that I was absolutely not representing the party, and certainly not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my visit was a purely personal, private visit to meet old friends and new acquaintances in Hong Kong, as a private citizen.
Unfortunately, that did not satisfy either.
In consultation with others, I took the view that if I were to cave in to pressure from the embassy, sent through unofficial text messages via a third party, I would be doing exactly what I have criticized others of doing: kowtowing to China. My conscience would not allow me to do that. How could I look my friends Joshua Wong, Nathan Law, Alex Chow, Martin Lee, Anson Chan and others in the eye if I caved at the first hurdle? I decided therefore that I had to put it to the test by going as planned to Hong Kong. Perhaps they were bluffing, threatening to deny me entry in the hope that I would go away quietly. Or, if they were serious, then they would have to refuse me entry formally and publicly, exposing to the world yet another example of the erosion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Very regrettably, the latter course was what occurred. I landed in Hong Kong, proceeded to immigration, and when my turn came I presented my passport and arrival card as normal. The immigration officer put my name into the computer, and evidently the computer said no. She called other officers over, they took me to a private room behind the counters, and I was asked to wait. After a little while a plain clothes official conducted an interview with me. I assured her that my visit was a private, personal visit to meet friends, and that I had lived in Hong Kong for five years. She took details of my hotel booking, and I thought perhaps they were about to allow me in. A little later, however, she informed me that the decision had been made to deny me entry, and put me back on the flight to Bangkok, which was where I had flown from.
It is important to emphasise that I do not in any way blame the immigr
ation officers who“looked after” me during this time. They were just doing their job and,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y treated me as kindly and courteously as possible. Their manner was polite and friendly, they offered me water, they smiled. Indeed, I had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really did not want to be doing this, but that they were operating according to orders from above, beyond their control.
As I waited to board I turned gently to the officer standing with me. I smiled, and I thanked him for looking after me well.“I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dead now?”, I asked.“One country, one system, right?” He looked with a hint of tears in his eyes, pleadingly.“Sir please, I am just doing my job. I cannot comment.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 I reassured him that I knew he was only doing his job, and that I did not blame him.
A little later, as we shook hand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plane, I said to him:“This is a very sad day for Hong Kong. It’s sad for me, that I am unable to visit my friends in Hong Kong, but it’s particularly sad for Hong Kong, that a private citizen who has committed no crime is refused entry.” He nodded, again with a hint of tears.“I understand. It is sad,” he said. My final word to him was this:“I hope things will change for the bett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Yet it is overwhelmingly clear that the decision to deny me entry to Hong Kong was not taken in Hong Kong, but by the Chinese regime.“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 the rule of law, yet a solicitor, Albert Ho, who very kindly took the train out to the airport in order to meet me and see if he could assist, was denied access to me because I was put back on the plane before he could reach me.“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supposed to mean basic rights in Hong Ko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yet despite assurances from me that I would not engage in any public events, and would simply be having private meetings, my ow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of those I had hoped to meet has been curtailed.
This is not about me. It is about Hong Kong. And it is clear from this very stark, personal, first-hand and painful experience that if“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not yet completely dead, it is dying rapidly, being decapitated limb by limb with accelerating speed. The world, and especially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its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must wake up to this. I am no threat to Sino-British relations. But I believe the conduct of the Chinese regime, particularly in Hong Kong, is.
Benedict Rogers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
Re: 第五屆特首林鄭月娥開局 P54/從選舉特首看泛民窩囊相P48
林鄭﹕斬釘截鐵不考慮全民退保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未有提及全民退休保障,她昨出席就施政報告的電台聯播節目時,被問到會否重新考慮全民退休保障議題,她表示自己「斬釘截鐵」不會考慮。有學者表示,政府一直不願推出新稅種以應付推行全民退保的開支,相信林太在任期間都不會有全民退保。民間團體強調全民退保可防貧,不滿施政報告不提此議題。
稱盼做到無微不至
林鄭月娥表示,社會福利不止供求問題,亦是分配問題,應將有限的公共資源投放於最有需要的人,例如將推出的加強版長者生活津貼,又說如果不論貧富每人可得到3000多元津貼,恐怕並非應該採取的理財態度。
她否認今屆政府推行福利主義,反而聚焦於受惠人數不多的措施,例如罕見病患者等,望做到無微不至。她說上屆政府增加社會福利經常開支71%,才是福利主義,但表示此舉與她亦有關,因她當時任扶貧委員會主席,亦先後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
周永新:她觀念一定就不會變
對於林太斬釘截鐵不推行全民退保的說法,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表示不感到新奇,因為她由推出諮詢文件時已經是此態度。
周說政府拒絕增加新稅項以應付全民退保的財政負擔,估計林太在任期間政府也不會考慮全民退保,「(她)觀念一旦固定了,就不會改變」。周永新表示推出高額長生津可令更多長者受惠,也是可接受方案,下屆政府會否將此方案過渡到全民退保,就要視乎社會發展。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昨表明,政府提出各退休保障支柱的小修小補,不能取代全民退保的防貧功能;若政府繼續一意孤行反對,定必引發民間社會更大反彈,社會行動將陸續有來。
評:銅油酲始終是裝銅油 · 力有不逮的管治能力問題,能保持現狀已經算萬幸了,怎可能期望她能使香港進步?香港會更好?
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未有提及全民退休保障,她昨出席就施政報告的電台聯播節目時,被問到會否重新考慮全民退休保障議題,她表示自己「斬釘截鐵」不會考慮。有學者表示,政府一直不願推出新稅種以應付推行全民退保的開支,相信林太在任期間都不會有全民退保。民間團體強調全民退保可防貧,不滿施政報告不提此議題。
稱盼做到無微不至
林鄭月娥表示,社會福利不止供求問題,亦是分配問題,應將有限的公共資源投放於最有需要的人,例如將推出的加強版長者生活津貼,又說如果不論貧富每人可得到3000多元津貼,恐怕並非應該採取的理財態度。
她否認今屆政府推行福利主義,反而聚焦於受惠人數不多的措施,例如罕見病患者等,望做到無微不至。她說上屆政府增加社會福利經常開支71%,才是福利主義,但表示此舉與她亦有關,因她當時任扶貧委員會主席,亦先後推出長者生活津貼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等。
周永新:她觀念一定就不會變
對於林太斬釘截鐵不推行全民退保的說法,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榮休教授周永新表示不感到新奇,因為她由推出諮詢文件時已經是此態度。
周說政府拒絕增加新稅項以應付全民退保的財政負擔,估計林太在任期間政府也不會考慮全民退保,「(她)觀念一旦固定了,就不會改變」。周永新表示推出高額長生津可令更多長者受惠,也是可接受方案,下屆政府會否將此方案過渡到全民退保,就要視乎社會發展。
爭取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昨表明,政府提出各退休保障支柱的小修小補,不能取代全民退保的防貧功能;若政府繼續一意孤行反對,定必引發民間社會更大反彈,社會行動將陸續有來。
評:銅油酲始終是裝銅油 · 力有不逮的管治能力問題,能保持現狀已經算萬幸了,怎可能期望她能使香港進步?香港會更好?
Re: 第五屆特首林鄭月娥開局 P54/從選舉特首看泛民窩囊相P48
林鄭:入境事務無被中央接管 稱「被視為外交事務」即中央負責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Benedict Rogers)周三被拒入境香港,英國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要求中方和港府解釋。特首林鄭月娥昨在電台節目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個案,但指一旦情况被視為外交事務,就會由中央政府負責。被問到會否有可能拒絕前港督彭定康入境,林鄭稱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據了解,保安局長李家超昨天曾與英國駐港總領事賀恩德見面。
被問會否拒彭定康 稱不排除任何可能
羅哲斯曾在倫敦絕食聲援「雙學三子」,他在本月11日由曼谷坐飛機抵港,被拒絕入境。林鄭月娥昨日重申不會評論個別個案,而《基本法》內提及入境政策屬香港高度自治範圍之內,本港入境事務無被中央接管;不過,當事件被視為外交事務,就會由中央政府負責。被問到是否不能排除彭定康都有可能被拒入境,林太說每宗入境個案都不同,均會獨立處理,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李家超昨晤英領事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領事部主管陶栢堅昨日出席活動時說,英國政府正急切尋求港府解釋,他認為香港的高度自由和權利,對市民的生活方式十分重要,應受尊重,強調英國政府不會干預其他國家的出入境政策。據了解,保安局長李家超昨天曾與英國駐港總領事賀恩德見面;保安局接受查詢時則稱「保安局會不時與不同人士交流及會面」。
楊岳橋:拱手相讓入境事務說成外交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出入境事務屬香港內部事務,又指羅哲斯來港不是進行公職活動,與外交事務無關,負責任的政府應向市民交代何謂外交和內部事務。他說,特區政府不應將出入境事務拱手相讓,說成外交事務,否則會向國際社會傳遞非常錯誤的信息,令人懷疑是否要令外國人噤聲。
另外,內地《環球時報》昨刊出評論文章,指因羅哲斯到港前揚言要去探望「服刑的激進反對派」,雖然後來收回說法,但「已經自己給自己的護照上『蓋了黑戳』」,又指「還有可能來中國搗亂的人,就該不放他們進來」。
評:
中國大陸不能融入國際社會,難道一國兩制的香港也跟隨與國際社會切割?香港還是國際城市嗎?
為何懼怕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向國際社會發出強烈信息是,凡是與人權有關的中國是不會接受?
就算羅哲斯到港前揚言要去探望「服刑的激進反對派」又如何?三子又不是恐怖分子。
不要發展到國際社會也禁止中國或香港某些官員進入他們的國家。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Benedict Rogers)周三被拒入境香港,英國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要求中方和港府解釋。特首林鄭月娥昨在電台節目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個案,但指一旦情况被視為外交事務,就會由中央政府負責。被問到會否有可能拒絕前港督彭定康入境,林鄭稱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據了解,保安局長李家超昨天曾與英國駐港總領事賀恩德見面。
被問會否拒彭定康 稱不排除任何可能
羅哲斯曾在倫敦絕食聲援「雙學三子」,他在本月11日由曼谷坐飛機抵港,被拒絕入境。林鄭月娥昨日重申不會評論個別個案,而《基本法》內提及入境政策屬香港高度自治範圍之內,本港入境事務無被中央接管;不過,當事件被視為外交事務,就會由中央政府負責。被問到是否不能排除彭定康都有可能被拒入境,林太說每宗入境個案都不同,均會獨立處理,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李家超昨晤英領事
英國駐港總領事館領事部主管陶栢堅昨日出席活動時說,英國政府正急切尋求港府解釋,他認為香港的高度自由和權利,對市民的生活方式十分重要,應受尊重,強調英國政府不會干預其他國家的出入境政策。據了解,保安局長李家超昨天曾與英國駐港總領事賀恩德見面;保安局接受查詢時則稱「保安局會不時與不同人士交流及會面」。
楊岳橋:拱手相讓入境事務說成外交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表示,出入境事務屬香港內部事務,又指羅哲斯來港不是進行公職活動,與外交事務無關,負責任的政府應向市民交代何謂外交和內部事務。他說,特區政府不應將出入境事務拱手相讓,說成外交事務,否則會向國際社會傳遞非常錯誤的信息,令人懷疑是否要令外國人噤聲。
另外,內地《環球時報》昨刊出評論文章,指因羅哲斯到港前揚言要去探望「服刑的激進反對派」,雖然後來收回說法,但「已經自己給自己的護照上『蓋了黑戳』」,又指「還有可能來中國搗亂的人,就該不放他們進來」。
評:
中國大陸不能融入國際社會,難道一國兩制的香港也跟隨與國際社會切割?香港還是國際城市嗎?
為何懼怕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哲斯?向國際社會發出強烈信息是,凡是與人權有關的中國是不會接受?
就算羅哲斯到港前揚言要去探望「服刑的激進反對派」又如何?三子又不是恐怖分子。
不要發展到國際社會也禁止中國或香港某些官員進入他們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