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社會無法實現
共產主義社會能實現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那就是首先看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提出共產主義學說的立論根據是什麼，這些根據是不是實事，站不站的住腳，能不能成立，其次是看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符不符合規律，經不經得起邏輯的推敲。下麵，就讓我們看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論述吧。
我們已經看到，至今的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的對立之上的。但是，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勉強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農奴曾經在農奴制度下掙扎到公社成員的地位，小資產者曾經在封建專制制度的束縛下掙扎到資產者的地位。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再不能做社會的統治階級了，再不能把自己階級的生存條件當作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於社會了。資產階級不能統治下去了，因為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它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說，它的生存不再同社會相容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84頁）
第十二個問題：工業革命進一步產生了什麼結果？
答：大工業創造了像蒸汽機和其他機器那樣的手段，使工業生產在短時間內用不多的費用便能無限地增加起來。由於生產變得這樣容易，這種大工業必然產生的自由競爭很快就達到十分劇烈的程度。大批資本家投身於工業，生產很快就超過了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到來了。工廠只好關門，廠主破產，工人挨餓。到處出現了極度貧困的現象。過了一段時間，過剩的產品賣光了，工廠重新開工，工資提高，生意也漸漸地比以往更好起來。但這是不會長久的，因為很快又會生產出過多的商品，新的危機又會到來，這種新危機的過程和前次危機完全相同。因此，從本世紀初以來，工業經常在繁榮時期和危機時期之間波動。這樣的危機幾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發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給工人帶來極度的貧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熱情，給整個現存制度造成極大的危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84頁）
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84頁）
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73頁）
十年來的工業和商業的歷史，只不過是現代生產力反抗現代生產關係、反抗作為資產階級及其統治的存在條件的所有制關係的歷史。只要指出在週期性的重複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製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在危機期間，發生一種在過去一切時代看來都好像是荒唐現象的社會瘟疫，即生產過剩的瘟疫。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社會上文明過度，生活資料太多，工業和商業太發達。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係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係的阻礙；而它一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什麼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77--278頁）
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41頁）
十九個問題：這種革命能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發生？
答：不能。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緊地聯繫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家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這些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當前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裏，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41頁）
結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國是逐漸打碎的，在法國是一下子打碎的，在德國還沒有完全打碎。但是，正像工廠手工業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曾經同封建的生產秩序發生衝突一樣，大工業現在已經同代替封建生產秩序的資產階級生產秩序相衝突了。被這種秩序、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隘範圍所束縛的大工業，一方面使全體廣大人民群眾越來越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生產出越來越多的沒有銷路的產品。生產過剩和大眾的貧困，兩者互為因果，這就是大工業所陷入的荒謬的矛盾，這個矛盾必然要求通過改變生產方式來使生產力擺脫桎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四卷第250--251頁）
-------最後，分工立即給我們提供了第一個例證，說明只要人們還處在自然形成的社會中，就是說，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間還有分裂，也就是說，只要分工還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自然形成的，那麼人本身的活動對人來說就成為一種異己的、同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壓迫著人，而不是人駕馭著這種力量。原來，當分工一出現之後，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範圍，這個範圍是強加於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範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裏，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產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並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歷史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約的不同個人的共同活動產生了一種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生產力。因為共同活動本身不是自願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這種社會力量在這些個人看來就不是他們自身的聯合力量，而是某種異己的、在他們之外的強制力量。關於這種力量的起源和發展趨向，他們一點也不了解；因而他們不再能駕馭這種力量，相反地，這種力量現在卻經歷著一系列獨特的、不僅不依賴於人們的意志和行為反而支配著人們的意志和行為的發展階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85-86頁）
其實，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84頁）
第二十個問題：最終廢除私有制將產生什麼結果？
階級的存在是由分工引起的，現在這種分工將完全消失，因為要把工業和農業生產提高到上面說過的水準，單靠機械和化學的輔助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相應地發展使用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當上個世紀的農民和工廠手工業工人被捲入大工業的時候，他們改變了自己的整個生活方式而成為完全不同的人，同樣，由整個社會共同經營生產和由此而引起的生產的新發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並將創造出這種人來，共同經營生產不能由現在這種人來進行，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只隸屬於某一個生產部門，受它束縛，聽它剝削，在這裏，每一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才能的一方面而偏廢了其他各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的某一個部門或者某一個部門的一部分。就是現在的工業也越來越不能使用這樣的人了。由整個社會共同地和有計畫地來經營的工業，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發展、能夠通曉整個生產系統的人。因此，現在已被機器破壞了的分工，即把一個人變成農民、把另一個人變成鞋匠、把第三個人變成工廠工人、把第四個人變成交易所投機者，將完全消失。教育將使年輕人能夠很快熟悉整個生產系統，將使他們能夠根據社會需要或者他們自己的愛好，輪流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教育將使他們擺脫現在這種分工給每個人造成的片面性。這樣一來，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將使自己的成員能夠全面發揮他們的得到全面發展的才能。於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也必然消滅。因此，根據共產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一方面不容許階級繼續存在，另一方面這個社會的建立本身為消滅階級差別提供了手段。（《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一卷第242--243頁）
而到了共產主義社會階段，同樣要以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和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為前提：“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5-306頁）
我們從上面論述中可以得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立論根據是大工業（大生產力）。馬克思主義認為大工業的發展必然會造成愈來愈多的人陷入貧困的無產階級並使這種貧困愈來愈嚴重，同時還存在著無法避免的愈來愈嚴重的社經濟危機。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立論根據是不是實事，站不站的住腳呢？近一百五十多年來大工業發展的實事表明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立論根據無法成立，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並沒有使愈來愈多的人陷入貧困的無產階級並使這種貧困愈來愈嚴重，相反，它已經使無產階級上升為有產階級從而基本上消滅了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無產階級都消失了，又何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共產主義社會呢？
我們從上面論述中可以得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要消滅社會分工，人人隨心所欲，想幹什麼就幹什麼。社會分工能消滅嗎？我們知道，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前提是要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的，而自然律告訴我們，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來自專業化即更廣泛採用科學技術和更細緻的分工。如果消滅了分工，人人隨心所欲，想幹什麼就幹什麼，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又從何而來呢？只有白癡才會相信前天心血來潮昨天才當醫生的人會有高明的醫術，並讓他為自己的大腦開刀。看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就是這種白癡。再則，分工就是組織，組織就是社會。這也就是說社會是分工的組織總體，消滅了分工就等於消滅了社會。
眾所周知，共產主義實行的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能實現嗎？先來看看“各盡所能”。人們為什麼要盡所能去進行勞動生產？這是因為生活利益的需要，是生活利益需要驅動人們去進行勞動生產的。自然律決定了人要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就必須進行勞動生產。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勞動生產不是一種利己而是一種逆己。人們從事這種逆已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更大的利己。人之所以比動物高明，是因為人可以通過無限環節的逆已來實現更大的利己，而動物則不能。勞動生產對人的利己本性而言是一種逆已。從人的本性來講，是不願意進行這些工作的，如人們之所以千方百計進行技術改造減少勞動量、勞動時間和勞動強度就是出於本性的例證。在共產主義社會，人們的生活需要都已獲得的滿足，即失去了進行勞動生產的動力，那麼誰還會去從事逆已的“各盡所能”呢？再來看看“按需分配”。人的需要是沒有止境的，而人需要的條件則是有限的，這是客觀規律在人類社會的體現。人們為了自已的需要而努力奮鬥的歷史過程就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需要是推動社會進步發展變化的原始動力。如果人類的需要能滿足，能實現“按需分配”，那麼就意味著社會發展走到盡頭終止了，這顯然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的。“按需分配”根本不能實現，一個姑娘很漂亮，十個男子想娶她為妻，這十個男子能按需分配嗎；運動員都想拿金牌，能按需分配嗎；大家都想住靠近海邊的別墅，能按需分配嗎；一種新的生活用品剛被發明出來，生產的數量還不能滿足大家的需要而大家都需要時，能按需分配嗎？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推論共產主義的立論根據不能成立，其所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違背客觀規律，經不起邏輯的推敲，因此結論只能是：不能實現。
发表于：2015-10-12 12:12:16
作者:吴大江
共產主義社會無法實現
Re: 共產主義社會無法實現
吳康民：世界有真正社會主義國家嗎？
當前，世界上有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
這事兒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也沒有人能提出有力的論據，只有懸疑好了。
30多年前，我曾造訪北歐的幾個資本主義國家：挪威、瑞典、丹麥和芬蘭。並同時到達當年還沒有變色的蘇聯。兩相對比，覺得北歐諸國，更像實行社會主義，而蘇聯呢，卻是一個貧窮、冷酷的國度。
北歐幾個小國，豐衣足食，社會福利良好。特別是芬蘭，不少家庭住宅都建在小河旁邊，後門河畔更是繫上小遊艇，前門停着小汽車。這不是富貴人家獨有，一片住宅區，都是如此。旅遊車遊覽市區，見到的民宅大同小異，絕對沒有見過什麼貧民窟或者一如香港的徙置區和木屋區那般簡陋的民居。
北歐與蘇聯有對比
跨過一段短短的海路，就到了當年蘇聯的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在火車站，卻見到一排排的老婦，手中捧着一些舊的家庭用品在叫賣。她們穿著並不怎麼樣，有的年紀也太大了，站在街頭，風吹日曬。就是要把一點家當脫手，以補家用的不足。
這和我們只從書報中了解的社會主義偉大國家差得太遠了。這就是列寧創建的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嗎？這就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制度的蘇聯嗎？心裏不禁浮上了許多疑問。
我們住進了莫斯科的Cosmos大酒店，據說是世界最大的酒店，有2000多個房間。但管理和設備卻差勁得很，房間設備簡陋，電燈失明，洗手間骯髒兼缺乏維修，餐廳進餐要排隊。食物單調，還要配給而不能添食。這使我們大失所望，特別是剛遊覽過北歐諸小國，各方面有了對比，對這個世界最早、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懷疑。
最特別的是在酒店中的只限遊客購物的商店，盧布標價，卻只收美金，並不作找贖。
兩次訪俄印象不佳
當然，對於這個在西方輿論中稱為鐵幕的國家，我們在香港這個資訊開放的社會中，也略知一二。但是還相信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不如宣傳中的差勁，也不至於如此落後。這次親眼目睹，打破了我們對於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十分美好社會的憧憬。
15年後，再次踏上蘇聯國土，但蘇聯已經解體了。這一次是從海參崴入境的，但是印象更糟。其髒、亂、落後，比上一次的感覺更甚。本來去遊風景秀麗的貝爾加湖，但因許多旅遊的環節都遠不如人意，遊興自然打了很大的折扣。
今天俄羅斯的領導已經由強人普京執掌了，社會主義的招牌更是打得稀巴爛。但是國勢的強盛並不說明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雖然最近我沒有到訪。
鄧小平倡「不爭論」
中國聲稱仍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社會主義，究竟是指政權的制度，還是人民的福利待遇，更是不是各類企業維持公有制基礎，誰也說不清楚。
鄧小平常常說「不爭論」。又說「不管白貓黑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他也從來不和人家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他是實幹派，改革開放，就是在不爭論的基礎上開展的。如果一切都要問個姓資姓社，那是會耽誤了時間，錯失了機會的。
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嗎？我不敢說也沒有評定的能力，只能用鄧小平的「不爭論」來做擋箭牌了。
當前，世界上有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共產黨？
這事兒沒有人能說得清楚，也沒有人能提出有力的論據，只有懸疑好了。
30多年前，我曾造訪北歐的幾個資本主義國家：挪威、瑞典、丹麥和芬蘭。並同時到達當年還沒有變色的蘇聯。兩相對比，覺得北歐諸國，更像實行社會主義，而蘇聯呢，卻是一個貧窮、冷酷的國度。
北歐幾個小國，豐衣足食，社會福利良好。特別是芬蘭，不少家庭住宅都建在小河旁邊，後門河畔更是繫上小遊艇，前門停着小汽車。這不是富貴人家獨有，一片住宅區，都是如此。旅遊車遊覽市區，見到的民宅大同小異，絕對沒有見過什麼貧民窟或者一如香港的徙置區和木屋區那般簡陋的民居。
北歐與蘇聯有對比
跨過一段短短的海路，就到了當年蘇聯的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在火車站，卻見到一排排的老婦，手中捧着一些舊的家庭用品在叫賣。她們穿著並不怎麼樣，有的年紀也太大了，站在街頭，風吹日曬。就是要把一點家當脫手，以補家用的不足。
這和我們只從書報中了解的社會主義偉大國家差得太遠了。這就是列寧創建的第一個蘇維埃社會主義國家嗎？這就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制度的蘇聯嗎？心裏不禁浮上了許多疑問。
我們住進了莫斯科的Cosmos大酒店，據說是世界最大的酒店，有2000多個房間。但管理和設備卻差勁得很，房間設備簡陋，電燈失明，洗手間骯髒兼缺乏維修，餐廳進餐要排隊。食物單調，還要配給而不能添食。這使我們大失所望，特別是剛遊覽過北歐諸小國，各方面有了對比，對這個世界最早、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產生懷疑。
最特別的是在酒店中的只限遊客購物的商店，盧布標價，卻只收美金，並不作找贖。
兩次訪俄印象不佳
當然，對於這個在西方輿論中稱為鐵幕的國家，我們在香港這個資訊開放的社會中，也略知一二。但是還相信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不如宣傳中的差勁，也不至於如此落後。這次親眼目睹，打破了我們對於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十分美好社會的憧憬。
15年後，再次踏上蘇聯國土，但蘇聯已經解體了。這一次是從海參崴入境的，但是印象更糟。其髒、亂、落後，比上一次的感覺更甚。本來去遊風景秀麗的貝爾加湖，但因許多旅遊的環節都遠不如人意，遊興自然打了很大的折扣。
今天俄羅斯的領導已經由強人普京執掌了，社會主義的招牌更是打得稀巴爛。但是國勢的強盛並不說明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雖然最近我沒有到訪。
鄧小平倡「不爭論」
中國聲稱仍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社會主義，究竟是指政權的制度，還是人民的福利待遇，更是不是各類企業維持公有制基礎，誰也說不清楚。
鄧小平常常說「不爭論」。又說「不管白貓黑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他也從來不和人家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他是實幹派，改革開放，就是在不爭論的基礎上開展的。如果一切都要問個姓資姓社，那是會耽誤了時間，錯失了機會的。
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嗎？我不敢說也沒有評定的能力，只能用鄧小平的「不爭論」來做擋箭牌了。
Re: 共產主義社會無法實現
胡錫進視頻解讀“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
胡錫進（資料圖）
原標題：胡錫進現身微視頻 解讀環球時報社評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今天在微視頻上現身，解讀環球時報社評“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這是環球時報首次推出文字版與微視頻結合的時政評論，在全國新聞界的時政評論領域，這也很可能是第一例。
胡錫進既是環球時報總編輯，也是環球時報社評和署名“單仁平”時政評論的主筆。環球時報將社評同時微視頻化，意在解讀撰寫社評的目的，展示背景，實現與受眾的更直接溝通，把單向傳播的社評變成與讀者互動的新聞產品。
上述視頻將在《環球時報》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環球網等多媒體平臺上同步推出，歡迎廣大讀者和受眾積極參與互動，精彩點評。對大家提出的寶貴意見、包括批評，環球時報必將採取開放、謙虛的態度。
社評：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
“共產主義”近來成了輿論場的熱詞。一些報章響應黨的正式論述，發表了關於為共產主義長遠目標奮鬥的文章。網上有些大V則對“共產主義的說教”冷嘲熱諷，有的甚至宣稱自己被共產主義口號“騙了十幾年”。這樣的爭論在中國社會泛起，並不在意料之外。
改革開放以來，共產主義不再是中國報章和人們口中的熱門口號。中共強調國家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路線，為實現社會進步開展了腳踏實地的工作。但党的長遠目標沒有變，中國實際上進入用積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成果向長遠發展目標慢慢靠近的可持續模式。
共產主義不再是口頭禪，但它作為高遠追求，仍在社會的前方。我們低頭拉車，但也要抬頭看路，鞏固全社會的政治信念，否則社會就缺少凝聚力，也會迷路。實際上中國的民生越做越好，但恰恰是思想上比較亂，西方的那套要改變中國方向的激進主張回流進我們的社會，被一些人指稱為中國應有的國家理想。
客觀說，這是社會不同選擇和不同道路的根本探討，這種探討正逐漸積累深遠的影響。
中國沒有經歷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階段，資本主義的表像因此對一些人有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資本主義不是人類社會的終結階段，馬克思早就論述了共產主義的遠景，這代表了人類的長遠追求和胸懷。儘管蘇聯式社會主義運動在創造成就的同時也曾出現偏差，但如果人類因蘇聯和東歐的挫折就此放棄追求，相信資本主義就是歷史的終結，那將是莫大悲哀。
當年在中國跌到穀底、試盡各種出路而不成的情況下，人們受到共產主義理想的召喚。這一理想先是鼓舞了無數中華兒女拋頭顱、灑熱血，建立了新中國。然後它又作為社會理想經受了考驗。中國人民在西方列強面前站起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都是中國勇敢面對複雜實踐的收穫。
因此可以毫無愧色地說，共產主義帶給中國社會的正面精神力量事實上遠大於我們對它不成熟認識導致的那些後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共產主義學說，近一個世紀後回首，它沒有辜負我們這個民族。
共產主義當然不是應當無限消費的口號，我們有很多現實而迫切的任務，然而完成這些任務與實現共產主義長遠目標的辯證關係卻是牢固的。我們不能只談共產主義理想而漠視當前的尖銳問題，也不能因為買到了假貨或是遇到個腐敗的壞領導，就認定共產主義理想是“扯淡”。
中國需要弘揚共產主義理想，並且不斷根據社會的實際情況開展工作，以普通民眾能夠理解的方式談論全人類的這一美好願景。不能不說，在西方政治觀念的滲透有所擴散的時候，堅持在中國社會這樣做並收穫實效，是一項長期的挑戰。如果各級思想政治工作者以為只要他們呼喊了共產主義口號，就完成了他們的使命，那將是極大的誤解。
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社會，肯定更有凝聚力，也更加積極向上。然而讓這一遠大理想真正紮根于社會，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一大堅實條件，又是不那麼容易的事。對此我們要有客觀、求是的認識。
社會名人以國家的現實問題為噱頭攻擊共產主義理想，是非常無聊的行為。中國要解決問題，致力於實現階段性目標，但與此同時，這個國家決不可成為面對大歷史的精神流浪兒。共產主義是中國社會的集體信念，信念的含義就是它不會因為一時的困難和挫折動搖。而已經度過了最困難時期的中國，尤其應在基礎信念上堅定不移。腳踏實地就是向理想的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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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錫進（資料圖）
原標題：胡錫進現身微視頻 解讀環球時報社評
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今天在微視頻上現身，解讀環球時報社評“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這是環球時報首次推出文字版與微視頻結合的時政評論，在全國新聞界的時政評論領域，這也很可能是第一例。
胡錫進既是環球時報總編輯，也是環球時報社評和署名“單仁平”時政評論的主筆。環球時報將社評同時微視頻化，意在解讀撰寫社評的目的，展示背景，實現與受眾的更直接溝通，把單向傳播的社評變成與讀者互動的新聞產品。
上述視頻將在《環球時報》官方微博、微信公眾號、環球網等多媒體平臺上同步推出，歡迎廣大讀者和受眾積極參與互動，精彩點評。對大家提出的寶貴意見、包括批評，環球時報必將採取開放、謙虛的態度。
社評：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
“共產主義”近來成了輿論場的熱詞。一些報章響應黨的正式論述，發表了關於為共產主義長遠目標奮鬥的文章。網上有些大V則對“共產主義的說教”冷嘲熱諷，有的甚至宣稱自己被共產主義口號“騙了十幾年”。這樣的爭論在中國社會泛起，並不在意料之外。
改革開放以來，共產主義不再是中國報章和人們口中的熱門口號。中共強調國家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國家路線，為實現社會進步開展了腳踏實地的工作。但党的長遠目標沒有變，中國實際上進入用積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成果向長遠發展目標慢慢靠近的可持續模式。
共產主義不再是口頭禪，但它作為高遠追求，仍在社會的前方。我們低頭拉車，但也要抬頭看路，鞏固全社會的政治信念，否則社會就缺少凝聚力，也會迷路。實際上中國的民生越做越好，但恰恰是思想上比較亂，西方的那套要改變中國方向的激進主張回流進我們的社會，被一些人指稱為中國應有的國家理想。
客觀說，這是社會不同選擇和不同道路的根本探討，這種探討正逐漸積累深遠的影響。
中國沒有經歷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階段，資本主義的表像因此對一些人有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資本主義不是人類社會的終結階段，馬克思早就論述了共產主義的遠景，這代表了人類的長遠追求和胸懷。儘管蘇聯式社會主義運動在創造成就的同時也曾出現偏差，但如果人類因蘇聯和東歐的挫折就此放棄追求，相信資本主義就是歷史的終結，那將是莫大悲哀。
當年在中國跌到穀底、試盡各種出路而不成的情況下，人們受到共產主義理想的召喚。這一理想先是鼓舞了無數中華兒女拋頭顱、灑熱血，建立了新中國。然後它又作為社會理想經受了考驗。中國人民在西方列強面前站起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都是中國勇敢面對複雜實踐的收穫。
因此可以毫無愧色地說，共產主義帶給中國社會的正面精神力量事實上遠大於我們對它不成熟認識導致的那些後果。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共產主義學說，近一個世紀後回首，它沒有辜負我們這個民族。
共產主義當然不是應當無限消費的口號，我們有很多現實而迫切的任務，然而完成這些任務與實現共產主義長遠目標的辯證關係卻是牢固的。我們不能只談共產主義理想而漠視當前的尖銳問題，也不能因為買到了假貨或是遇到個腐敗的壞領導，就認定共產主義理想是“扯淡”。
中國需要弘揚共產主義理想，並且不斷根據社會的實際情況開展工作，以普通民眾能夠理解的方式談論全人類的這一美好願景。不能不說，在西方政治觀念的滲透有所擴散的時候，堅持在中國社會這樣做並收穫實效，是一項長期的挑戰。如果各級思想政治工作者以為只要他們呼喊了共產主義口號，就完成了他們的使命，那將是極大的誤解。
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國社會，肯定更有凝聚力，也更加積極向上。然而讓這一遠大理想真正紮根于社會，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一大堅實條件，又是不那麼容易的事。對此我們要有客觀、求是的認識。
社會名人以國家的現實問題為噱頭攻擊共產主義理想，是非常無聊的行為。中國要解決問題，致力於實現階段性目標，但與此同時，這個國家決不可成為面對大歷史的精神流浪兒。共產主義是中國社會的集體信念，信念的含義就是它不會因為一時的困難和挫折動搖。而已經度過了最困難時期的中國，尤其應在基礎信念上堅定不移。腳踏實地就是向理想的邁進。
Re: 共產主義社會無法實現
蘇聯人丟失信仰的三個原因
徐賁
前蘇聯的政權崩潰是從信仰的丟失、頹敗和瓦解開始的。造成信仰破敗的主要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這個信仰體系與現實的脫離和它本身內部的矛盾和乖訛。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訛，並不意味著它就此會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實上，在強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誕已經暴露無遺，人們還是會認真地互相欺騙、假裝相信它依然是未來的希望。然而，大多數人能感覺到那種空洞和荒誕，足以讓這個信仰在他們眼裡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神話的“笑話”。笑話的實質是“乖訛”(incongruity)，康得為乖訛的矛盾本質提供了清楚的說明——“在所有引人發笑的事情裡，一定有荒誕的東西（也就是說，人們無法對它得到滿意的理解）”。蘇聯人無法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對灌輸於他們的信仰得到滿意的理解，他們懷疑這個信仰的真實性和正當性也就不可避免。
一 領袖的罪行
蘇聯人對信仰發生動搖，可以追溯到蘇共20大赫魯雪夫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報告披露史達林統治的殘暴和黑暗秘密，對後代蘇聯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蘇聯人（蘇聯的“60後”）和東歐人有著長久的“喚醒”效應。正如一位過來人所說的，“猶如頭部被榔頭猛擊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詩人和作家帕維爾•科胡特（PavelKohout﹐“77憲章”發起者之一）曾經是一位堅定的史達林主義共產黨員，他28歲時知道了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覺得“再也沒有安全感，整個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領袖，這簡直是一場空前的災難，讓許多人陷入了極度的精神恐慌，齊澤克(SlavojŽižek)對此寫道，赫魯雪夫的講話“搖動了絕對權威的領導教條，程度達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們都陷入了暫時性崩潰。有十幾名忠誠的史達林追隨者因赫魯雪夫的講話而變得失常，甚至需要醫療救護。其中，波蘭共產黨的強硬派總書記貝魯特（BoleslawBierut）便因心臟病發作而猝死；史達林主義的模範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數天后開槍自殺”。
這是最初發生在蘇聯的意識形態幻滅，也是蘇聯人對馬克思主義三重信仰危機中的第一重。這三重危機會同時存在，它們各自的影響範圍和程度會隨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形成不同時代或不同階段的信仰危機特徵。
第一重信仰危機主要是由領袖人物的錯誤、失敗和暴行造成的幻滅感，領袖人物的專制暴虐、濫殺無辜、出爾反爾、陰險毒辣、淫亂、迫害狂、言而無信會讓人們普遍感覺到錯愕、驚慌和恐懼，也使他們陷入一種被出賣和背叛的痛苦絕望之中。以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統治的領導人（如史達林和貝利亞），他們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敗壞使得馬克思主義事業失去了民心，毀掉了它的正當性。赫魯雪夫對秘密報告破壞共產主義信仰的後果顯然估計不足。戈巴契夫在回憶錄裡記敘，匈牙利黨的首腦馬加什•拉科西（MátyásRákosi）聽說了赫魯雪夫的報告後，對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說：“你們不能這麼做，不能這麼著急。你們黨代會裡發生的是一場災難。我不知道它會在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裡帶來什麼”。拉科西預感到的就是一場信仰危機的災難。一旦領袖的醜事被披露，便猶如精靈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關進瓶子裡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響”。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再史達林化”也終究不可能消除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長久影響。雖然赫魯雪夫後來試圖用允諾20年實現共產主義來補救共產主義信仰所受到的損害，但始終無效，蘇聯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停滯、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過程，意識形態越來越喪失民心，再也難以起死回生，而整個官僚體制也因為喪失信仰而陷入了金錢崇拜和擁權自肥的腐敗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滅很難長久地停留在只是對少數領袖或領導人的失望層次上，因為它遲早會引起人們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在蘇聯體制中會湧現這麼多，這麼自私貪婪、窮凶極惡、寡廉鮮恥的虐待狂人物，不是個別，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素以正直、清廉著稱的捷爾任斯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的創始人）就似乎已經察覺到，蘇聯秘密員警“契卡”是一個需要惡棍也生產惡棍的體制。捷爾任斯基說，為契卡工作的只有兩種人，“聖人和惡棍，不過現在聖人已經離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惡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敗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傢夥……不管一個人看上去多麼正直，心地如何純淨……只要在契卡工作，就會現出原形”。
前蘇聯將軍，曾在葉利欽總統任期內擔任俄國總統特別助理的迪米特裡•沃克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說，193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員警（NKVD）軍官裡只有兩種類型的人，“冷酷無情的犬儒和喪失了良心的虐待狂”。前蘇聯間諜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憶道，他負責招募新手時，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維爾•蘇朵普拉托夫（PavelSudoplatov）給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運或天性受過傷的人——那些性格醜陋、有自卑情結、嗜權、有影響欲但又屢遭挫折和不順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雖不至於受凍餓之苦，但卻因貧困而感到羞辱的人……這樣的人會因為從屬於一個影響大、有權力的組織而獲得優越感……他們會在一生中第一次嘗到自己很重要的甜頭，因而死心塌地地與權力結為一體”。不僅是間諜或員警，其他人員的提拔也是一樣，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烈日涅娃（LubaBrezhneva）寫道，“官方不斷強調要粉碎‘人民的敵人’，喚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為青年人的楷模，他們不僅經濟上有好處，還能得到升遷。”
二 高尚的理想與陰暗的現實
史達林秘密員警的恐怖統治使得無數蘇聯人，包括蘇維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為血腥鎮壓的對象和受害者。苦難是最好的清醒劑，也是最好的現實教育。高尚的信仰理想與陰暗的生活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越來越多的人對蘇聯制度的道義性和正當性產生疑問。在蘇聯進行殘酷統治的是一個暴力的制度，它是一部由那些特別暴戾、殘忍、冷酷的人開動和維護的鬥爭絞肉機。那些特別崇尚暴力的人們一旦開創、建立和維持了一個他們想要的制度，這個制度便會自動挑選那些與其一致，會不擇手段保證它不斷維持統治的幫兇和投效者。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續機制。
開創者與繼承者的傳承關係是在制度的同質延續中建立的，民眾對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會成為對這個制度的失望。美國歷史學家艾米•奈特（AmyKnight）在《貝利亞：史達林的第一副手》一書裡指出，史達林時期的秘密員警首腦貝利亞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為貝利亞是蘇聯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瞭解史達林時期蘇聯制度的本質了”。捷克作家和學者彼得•哈盧比（Peter Hruby）說，“每個國家的人口中都存在少量會成為罪犯的人。在極權專制國家，這樣的人機會最好。他們不僅有機會得意發達，而且有機會為服務於偉大事業感到自豪。”惡棍貝利亞官運亨通是因為有史達林賞識他，史達林這樣的領袖才需要貝利亞這樣的副手。艾米•奈特對此寫道：“史達林和他的副手們做決定都很少或根本不考慮蘇聯人民。讓這些統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們都極端鄙視個體的人，都毫不心軟地殘害人民”。一個制度與它的領導人和主要運作者的素質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體現在這些人身上的邪惡和腐敗一定會對這個體制的可信度和道德形象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
造成馬克思主義第二重信仰危機的是高尚理想與陰暗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視為理論與實踐的極大脫節。蘇聯史專家保羅•霍蘭德(PaulHollander)指出，“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是社會正義、造就群體意識、建立公民與領導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把群眾當作能夠做抉擇的負責成年人。”但是，蘇聯社會裡充滿了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迫害政治異己的暴行，毫無正義可言。人們生活在害怕被出賣和背叛的恐懼之中，彼此或與領導之間充滿了猜疑和敵意，難有信任。政府更是對民眾頤指氣使，把他們當不懂事的兒童或弱智來對待。強權統治“背棄了所有那些馬克思主義的道義理想，而代之以一個無處不在的、無以復加的謊言體制”。
波蘭詩人亞歷山大•瓦特(AlexanderWat)曾是一位共產黨員知識份子,他之所以對共產主義幻滅，就是因為痛恨共產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個謊言，他說，“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饑餓，如果這些不是被謊稱為自由、正義、幸福生活，會更加容易忍受一些。”壞事本來就夠壞了，把壞事謊稱為好事，那就更壞了，更讓人懷疑和不相信謊言的宣傳。蘇聯哲學家和心理學家伊高•康恩（IgorKon）也指出，共產主義理想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嚴重不符是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他寫道：“造成蘇聯帝國崩潰的原因包括蘇聯人的心理危機。這種危機從1970年代就已經纏上了蘇聯社會，1980年代終於將它拖跨。冷漠、犬儒主義、酗酒……都是蘇聯崩潰的（民心）因素……戈巴契夫的改革無法兌現承諾，因為它的設計師低估了蘇聯社會憤怒的程度，自從蘇聯的意識形態神話破產後，這種憤怒便已經在人民中間蔓延開來。”
三 信仰與偽信仰
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第三重信仰危機是因為人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本身有缺陷，並無法通過它自身來克服。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Djilas） 指出，共產主義失敗是“自我毀滅”的結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毀的。他寫道，“共產主義觀念本身就包含了它後來崩潰的種子。這個結果早已在共產主義觀念裡等著發生了……共產主義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別人殺死的。它自己慢慢爛掉了……讓人們看清不過是一個徹底平庸、極端簡單化的理想……這樣的理想也許能激勵我們去犧牲，有高尚的行為，但也是靈魂的鴉片，令人神智不清……隨著這個理想所助長的醜惡現實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們面前，它也就乾枯死亡了。”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史達林主義實踐不是矛盾衝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產主義信仰被蘇聯人拋棄，要為之擔負責任的不僅僅是史達林或貝利亞的個人暴行，甚至也不是史達林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而是共產主義本身。用彼得•哈盧比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之間最重要的一個紐帶便是二者都“信奉無情殘害的階級鬥爭”。霍蘭德對階級鬥爭有類似的看法：“相信無處不在、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讓（馬克思主義者）喪失了對道義的敏感，也為在無須運用暴力的社會體制中大肆濫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一位名叫弗拉迪米爾•法克斯（Vladimir Farkas）的前匈牙利秘密員警高級領導反思道，蘇聯共產主義比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更邪乎，因為“它欺騙地利用了人類最高尚的理想，而納粹則畢竟還未如此”。英國作家、政治評論員大衛•普賴斯-鐘斯（DavidPryce-Jones）認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一個比得上蘇聯，“其他國家沒有像蘇聯這麼自我傷害的，殺了這麼多自己國家的人民”。蘇聯當然並非是唯一如此的國家，其他國家也發生過以共產主義的名義來推行的迫害和殺戮，它的物件不僅是“敵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戰友，甚至連領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喬治•奧威爾在討論亞瑟•凱斯特勒（Arthur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時認為，曾經是共產黨員的凱斯特勒對“革命”就經受了這樣的幻滅，“革命本身就是個腐敗的過程。……不光‘權力導致腐敗’，獲得權力的方式也導致腐敗。因此，一切通過暴力手段改造社會的努力，到頭來都會導致（大清洗）的審訊室；列寧導致史達林，而且假如列寧活著，他也會跟史達林一樣”。
波蘭哲學家和思想史家萊謝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指出，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一旦人們看清了這一點，便不可能再把它當作對現實生活有指導意義的信仰。他寫道，“馬克思似乎在想像，只要消滅了資本家，全世界就會變成一個雅典市集(Athenianagora)。只要取消機器和土地的私有制，人類就不再會自私自利，就會從此和諧地共同生活。”霍蘭德則指出，一個政權靠著烏托邦式的理想來支撐，並以它的名義實行高度集權，這樣的制度要比既無須烏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權的體制不穩定得多，它需要不斷用暴力維持穩定，越使用暴力，實際上越不穩定。蘇聯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穩定，道理即在於此。這是蘇聯制度的一個致命內傷，它的不穩定因素是內在的，而不是由外來威脅所造成的。
以為政府權力可以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們的信仰，全都管制起來，這本身就是一種烏托邦的觀念。波蘭裔美國籍學者理查•派普斯(RichardPipes)認為，這種讓人厭惡的管制方式最終成為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原因。他指出，這種管制式統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規範起來，營造一個取消道德選擇和差別的社會環境，代之以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徹底和諧”。這樣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是本來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也都成為具有政治含義的反抗。蘇聯政治笑話許多都不是針對政府、政黨、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對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謔戲回應，正因為這些事情都是被意識形態的政治權威所管制的，所以對它們的謔戲也就成為對這一權威的冒犯和不敬，成為政治性的笑話，其中也包括那個他們裝作相信但實際上已經不相信的信仰。他們不會去攻擊那個信仰，而是會拿它當一個僅供消遣逗樂的笑話。
徐賁
前蘇聯的政權崩潰是從信仰的丟失、頹敗和瓦解開始的。造成信仰破敗的主要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這個信仰體系與現實的脫離和它本身內部的矛盾和乖訛。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訛，並不意味著它就此會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實上，在強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誕已經暴露無遺，人們還是會認真地互相欺騙、假裝相信它依然是未來的希望。然而，大多數人能感覺到那種空洞和荒誕，足以讓這個信仰在他們眼裡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神話的“笑話”。笑話的實質是“乖訛”(incongruity)，康得為乖訛的矛盾本質提供了清楚的說明——“在所有引人發笑的事情裡，一定有荒誕的東西（也就是說，人們無法對它得到滿意的理解）”。蘇聯人無法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對灌輸於他們的信仰得到滿意的理解，他們懷疑這個信仰的真實性和正當性也就不可避免。
一 領袖的罪行
蘇聯人對信仰發生動搖，可以追溯到蘇共20大赫魯雪夫反史達林的秘密報告。報告披露史達林統治的殘暴和黑暗秘密，對後代蘇聯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蘇聯人（蘇聯的“60後”）和東歐人有著長久的“喚醒”效應。正如一位過來人所說的，“猶如頭部被榔頭猛擊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詩人和作家帕維爾•科胡特（PavelKohout﹐“77憲章”發起者之一）曾經是一位堅定的史達林主義共產黨員，他28歲時知道了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覺得“再也沒有安全感，整個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領袖，這簡直是一場空前的災難，讓許多人陷入了極度的精神恐慌，齊澤克(SlavojŽižek)對此寫道，赫魯雪夫的講話“搖動了絕對權威的領導教條，程度達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們都陷入了暫時性崩潰。有十幾名忠誠的史達林追隨者因赫魯雪夫的講話而變得失常，甚至需要醫療救護。其中，波蘭共產黨的強硬派總書記貝魯特（BoleslawBierut）便因心臟病發作而猝死；史達林主義的模範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數天后開槍自殺”。
這是最初發生在蘇聯的意識形態幻滅，也是蘇聯人對馬克思主義三重信仰危機中的第一重。這三重危機會同時存在，它們各自的影響範圍和程度會隨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形成不同時代或不同階段的信仰危機特徵。
第一重信仰危機主要是由領袖人物的錯誤、失敗和暴行造成的幻滅感，領袖人物的專制暴虐、濫殺無辜、出爾反爾、陰險毒辣、淫亂、迫害狂、言而無信會讓人們普遍感覺到錯愕、驚慌和恐懼，也使他們陷入一種被出賣和背叛的痛苦絕望之中。以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統治的領導人（如史達林和貝利亞），他們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敗壞使得馬克思主義事業失去了民心，毀掉了它的正當性。赫魯雪夫對秘密報告破壞共產主義信仰的後果顯然估計不足。戈巴契夫在回憶錄裡記敘，匈牙利黨的首腦馬加什•拉科西（MátyásRákosi）聽說了赫魯雪夫的報告後，對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說：“你們不能這麼做，不能這麼著急。你們黨代會裡發生的是一場災難。我不知道它會在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裡帶來什麼”。拉科西預感到的就是一場信仰危機的災難。一旦領袖的醜事被披露，便猶如精靈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關進瓶子裡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響”。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再史達林化”也終究不可能消除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長久影響。雖然赫魯雪夫後來試圖用允諾20年實現共產主義來補救共產主義信仰所受到的損害，但始終無效，蘇聯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停滯、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過程，意識形態越來越喪失民心，再也難以起死回生，而整個官僚體制也因為喪失信仰而陷入了金錢崇拜和擁權自肥的腐敗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滅很難長久地停留在只是對少數領袖或領導人的失望層次上，因為它遲早會引起人們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在蘇聯體制中會湧現這麼多，這麼自私貪婪、窮凶極惡、寡廉鮮恥的虐待狂人物，不是個別，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素以正直、清廉著稱的捷爾任斯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的創始人）就似乎已經察覺到，蘇聯秘密員警“契卡”是一個需要惡棍也生產惡棍的體制。捷爾任斯基說，為契卡工作的只有兩種人，“聖人和惡棍，不過現在聖人已經離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惡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敗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傢夥……不管一個人看上去多麼正直，心地如何純淨……只要在契卡工作，就會現出原形”。
前蘇聯將軍，曾在葉利欽總統任期內擔任俄國總統特別助理的迪米特裡•沃克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說，193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員警（NKVD）軍官裡只有兩種類型的人，“冷酷無情的犬儒和喪失了良心的虐待狂”。前蘇聯間諜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憶道，他負責招募新手時，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維爾•蘇朵普拉托夫（PavelSudoplatov）給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運或天性受過傷的人——那些性格醜陋、有自卑情結、嗜權、有影響欲但又屢遭挫折和不順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雖不至於受凍餓之苦，但卻因貧困而感到羞辱的人……這樣的人會因為從屬於一個影響大、有權力的組織而獲得優越感……他們會在一生中第一次嘗到自己很重要的甜頭，因而死心塌地地與權力結為一體”。不僅是間諜或員警，其他人員的提拔也是一樣，勃烈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勃烈日涅娃（LubaBrezhneva）寫道，“官方不斷強調要粉碎‘人民的敵人’，喚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為青年人的楷模，他們不僅經濟上有好處，還能得到升遷。”
二 高尚的理想與陰暗的現實
史達林秘密員警的恐怖統治使得無數蘇聯人，包括蘇維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為血腥鎮壓的對象和受害者。苦難是最好的清醒劑，也是最好的現實教育。高尚的信仰理想與陰暗的生活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越來越多的人對蘇聯制度的道義性和正當性產生疑問。在蘇聯進行殘酷統治的是一個暴力的制度，它是一部由那些特別暴戾、殘忍、冷酷的人開動和維護的鬥爭絞肉機。那些特別崇尚暴力的人們一旦開創、建立和維持了一個他們想要的制度，這個制度便會自動挑選那些與其一致，會不擇手段保證它不斷維持統治的幫兇和投效者。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續機制。
開創者與繼承者的傳承關係是在制度的同質延續中建立的，民眾對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會成為對這個制度的失望。美國歷史學家艾米•奈特（AmyKnight）在《貝利亞：史達林的第一副手》一書裡指出，史達林時期的秘密員警首腦貝利亞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為貝利亞是蘇聯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瞭解史達林時期蘇聯制度的本質了”。捷克作家和學者彼得•哈盧比（Peter Hruby）說，“每個國家的人口中都存在少量會成為罪犯的人。在極權專制國家，這樣的人機會最好。他們不僅有機會得意發達，而且有機會為服務於偉大事業感到自豪。”惡棍貝利亞官運亨通是因為有史達林賞識他，史達林這樣的領袖才需要貝利亞這樣的副手。艾米•奈特對此寫道：“史達林和他的副手們做決定都很少或根本不考慮蘇聯人民。讓這些統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們都極端鄙視個體的人，都毫不心軟地殘害人民”。一個制度與它的領導人和主要運作者的素質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體現在這些人身上的邪惡和腐敗一定會對這個體制的可信度和道德形象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
造成馬克思主義第二重信仰危機的是高尚理想與陰暗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視為理論與實踐的極大脫節。蘇聯史專家保羅•霍蘭德(PaulHollander)指出，“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是社會正義、造就群體意識、建立公民與領導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把群眾當作能夠做抉擇的負責成年人。”但是，蘇聯社會裡充滿了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迫害政治異己的暴行，毫無正義可言。人們生活在害怕被出賣和背叛的恐懼之中，彼此或與領導之間充滿了猜疑和敵意，難有信任。政府更是對民眾頤指氣使，把他們當不懂事的兒童或弱智來對待。強權統治“背棄了所有那些馬克思主義的道義理想，而代之以一個無處不在的、無以復加的謊言體制”。
波蘭詩人亞歷山大•瓦特(AlexanderWat)曾是一位共產黨員知識份子,他之所以對共產主義幻滅，就是因為痛恨共產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個謊言，他說，“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饑餓，如果這些不是被謊稱為自由、正義、幸福生活，會更加容易忍受一些。”壞事本來就夠壞了，把壞事謊稱為好事，那就更壞了，更讓人懷疑和不相信謊言的宣傳。蘇聯哲學家和心理學家伊高•康恩（IgorKon）也指出，共產主義理想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嚴重不符是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他寫道：“造成蘇聯帝國崩潰的原因包括蘇聯人的心理危機。這種危機從1970年代就已經纏上了蘇聯社會，1980年代終於將它拖跨。冷漠、犬儒主義、酗酒……都是蘇聯崩潰的（民心）因素……戈巴契夫的改革無法兌現承諾，因為它的設計師低估了蘇聯社會憤怒的程度，自從蘇聯的意識形態神話破產後，這種憤怒便已經在人民中間蔓延開來。”
三 信仰與偽信仰
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第三重信仰危機是因為人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本身有缺陷，並無法通過它自身來克服。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Djilas） 指出，共產主義失敗是“自我毀滅”的結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毀的。他寫道，“共產主義觀念本身就包含了它後來崩潰的種子。這個結果早已在共產主義觀念裡等著發生了……共產主義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別人殺死的。它自己慢慢爛掉了……讓人們看清不過是一個徹底平庸、極端簡單化的理想……這樣的理想也許能激勵我們去犧牲，有高尚的行為，但也是靈魂的鴉片，令人神智不清……隨著這個理想所助長的醜惡現實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們面前，它也就乾枯死亡了。”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史達林主義實踐不是矛盾衝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產主義信仰被蘇聯人拋棄，要為之擔負責任的不僅僅是史達林或貝利亞的個人暴行，甚至也不是史達林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而是共產主義本身。用彼得•哈盧比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與史達林主義之間最重要的一個紐帶便是二者都“信奉無情殘害的階級鬥爭”。霍蘭德對階級鬥爭有類似的看法：“相信無處不在、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讓（馬克思主義者）喪失了對道義的敏感，也為在無須運用暴力的社會體制中大肆濫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一位名叫弗拉迪米爾•法克斯（Vladimir Farkas）的前匈牙利秘密員警高級領導反思道，蘇聯共產主義比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更邪乎，因為“它欺騙地利用了人類最高尚的理想，而納粹則畢竟還未如此”。英國作家、政治評論員大衛•普賴斯-鐘斯（DavidPryce-Jones）認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一個比得上蘇聯，“其他國家沒有像蘇聯這麼自我傷害的，殺了這麼多自己國家的人民”。蘇聯當然並非是唯一如此的國家，其他國家也發生過以共產主義的名義來推行的迫害和殺戮，它的物件不僅是“敵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戰友，甚至連領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喬治•奧威爾在討論亞瑟•凱斯特勒（Arthur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時認為，曾經是共產黨員的凱斯特勒對“革命”就經受了這樣的幻滅，“革命本身就是個腐敗的過程。……不光‘權力導致腐敗’，獲得權力的方式也導致腐敗。因此，一切通過暴力手段改造社會的努力，到頭來都會導致（大清洗）的審訊室；列寧導致史達林，而且假如列寧活著，他也會跟史達林一樣”。
波蘭哲學家和思想史家萊謝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指出，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一旦人們看清了這一點，便不可能再把它當作對現實生活有指導意義的信仰。他寫道，“馬克思似乎在想像，只要消滅了資本家，全世界就會變成一個雅典市集(Athenianagora)。只要取消機器和土地的私有制，人類就不再會自私自利，就會從此和諧地共同生活。”霍蘭德則指出，一個政權靠著烏托邦式的理想來支撐，並以它的名義實行高度集權，這樣的制度要比既無須烏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權的體制不穩定得多，它需要不斷用暴力維持穩定，越使用暴力，實際上越不穩定。蘇聯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穩定，道理即在於此。這是蘇聯制度的一個致命內傷，它的不穩定因素是內在的，而不是由外來威脅所造成的。
以為政府權力可以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們的信仰，全都管制起來，這本身就是一種烏托邦的觀念。波蘭裔美國籍學者理查•派普斯(RichardPipes)認為，這種讓人厭惡的管制方式最終成為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原因。他指出，這種管制式統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規範起來，營造一個取消道德選擇和差別的社會環境，代之以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徹底和諧”。這樣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是本來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也都成為具有政治含義的反抗。蘇聯政治笑話許多都不是針對政府、政黨、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對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謔戲回應，正因為這些事情都是被意識形態的政治權威所管制的，所以對它們的謔戲也就成為對這一權威的冒犯和不敬，成為政治性的笑話，其中也包括那個他們裝作相信但實際上已經不相信的信仰。他們不會去攻擊那個信仰，而是會拿它當一個僅供消遣逗樂的笑話。
Re: 共產主義社會無法實現
周舵：合法性：王岐山想說什麼？
9月9日，王岐山會見了一批外國客人，他們是60多位國（境）外前政要及知名學者，這些重量級人物剛剛參加了一個會議，「2015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王岐山在會上講了話，提到了一個政治學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執政黨的「合法性」問題；有國內輿論認為，「這是中共最高層領導第一次論述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問題，可以說是在話語體系上的一個重大突破」。
王岐山是一位太極高手，說話雲山霧罩，把真實信息罩在官話的雲霧裏，讓人摸不着頭腦。中國官場的規矩是「見光死」，說真話政治風險巨大，王岐山不可能把真實想法全都說出來。但他想說的話其實很清晰：中共必須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必須考慮重建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什麼是「合法性」？
王岐山的原話是：「執政黨的使命決定了必須從嚴治黨，執政黨對人民的承諾就是它的使命。要兌現承諾，執政黨必須對自身嚴格要求。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辦好中國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執政黨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就要確立核心價值觀，堅守在行動上。」
這和政治學上的合法性概念既有交集，又有不同。
政治學的「合法性」概念包括3層含義：一、政權的建立和施政得到人民的擁護或同意——王岐山所闡述的合法性就是這個意思；二、政權是依法建立和依法治理的，不是統治者依照自己的專斷意志而統治——現在把這稱之為「法制」即rule by law；三、依法治理的「法」不是指立法者所立的一切法律，它還必須符合正義原則並且有效約束政治權力，包括立法權，即一切政治權力是被「關在籠子裏」的——這就是法治rule of law。
這3層含義是層層遞進，不斷發展的。
一、「人民的擁護或同意」一語也有多重含義：首先，「人民」是指全體國民，還是指多數人？這個區別涉及共和／民主、自由民主／民粹民主、全體一致決策／多數決定、法治／階級統治等治理方式的根本分野。簡單說，「人民」包括全體國民的，是共和、自由民主、全體一致決策、法治；「人民」僅指多數人的，是民主（單純民主）、民粹民主、多數決定、階級統治。
其次，「擁護或同意」是一次性的（「源自歷史」的「人民的選擇」），還是需要按照合法程序一再加以確認？一次性獲得的是「革命合法性」，定期依照合法程序確認的是「民主合法性」。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已經談到了兩者的區別：「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這就意味着多年前中共領導層已經明確意識到從革命合法性向民主合法性轉型的必要。
二、「權力來源」和「如何治理」不是一回事，權力來自人民同意之後如何治理？是人治還是法制或法治？毛澤東時代雖然也制定了憲法，但那是「形式憲法」，徒有其名而已，實際上是以毛為首的幾位最高領導人制定政策，通過黨政官僚系統自上而下以命令方式強制執行，政治學上稱之為「寡頭制」；到文革時期則演變為毛一人的獨裁。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等「老革命」認識到沒有民主和法制不行，開始倡行法制（和少量黨內民主），大批法律陸續制定出來並付諸實施，中共進入了「依法治國」即rule by law的時代，執政黨用法律治理國家，但執政黨本身，特別是高層領導人所受的法律約束非常有限。
三、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法治」並入憲，這標誌着中共開始向rule of law轉型（習近平的經典表述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但直到十八屆四中全會才有了正式決議，隨後啟動了一些司法改革，但迄今依然進展緩慢。
推行法治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早在2002年的〈自由優先，民主居次〉一文中，我就明確主張民主化要分兩步走，先法治後民主，也就是先自由後民主、先憲政後民主，首先建立起穩固的人權保障制度，培育出比較成熟的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和公民社會，時機成熟後再逐步推行民主化，這是現代化最成功的「英美模式」昭示給我們的重要歷史經驗。這個主張現在可以說已經成為各界改革精英的共識，落入激進民粹民主陷阱的危險已經大為降低了。
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都沒有為推行法治做好準備，實行法治的起碼條件都不具備。這毫不奇怪——不這樣才奇怪，因為除去清末民初很短暫的一段時期，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法治的因素，連基本概念都沒有；1949年照搬蘇聯的斯大林模式乾脆就是法治的對立面，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更是法治之敵；因此，中國的法治不得不從創設最基礎的條件開始起步，其難度之大，恐怕全世界沒有一個政治家不會望而生畏。
目前中國的法治現狀很不樂觀，從上到下、自左而右、體制內外，遍佈着法治之敵——極左新毛要復辟文革，極右民粹民主派急於推行民主，極端民族主義者因為仇美反西方而根本拒斥法治憲政，「中國模式」的鼓吹者認為現狀已經完美無缺毋須改革……推進法治障礙重重。另一方面，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倒退，中國鬱積着嚴重的社會不滿、矛盾衝突和遍佈各領域的危機，改革快不得慢不得，快了要翻車，慢了會爆炸，進退失據。
哪怕是法治的初步成形，預計也需要至少20年的持續努力，急躁冒進只會壞事。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提出「要給執政黨機會和時間，不要把執政黨逼進牆角」，說得非常正確，卻遭到一片嘲諷和謾罵。本人更不必說了，我反覆強調的「漸進民主化」遭到的各種非議20餘年來從沒有斷過。這就表明，留給執政黨的時間真的不太多了！
國際社會開始對中國說不
10月6日，一條新聞攪動了中國人的神經：12個創始國部長在美國亞特蘭大正式簽署了TPP（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協議。這條消息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它甚至有可能根本逆轉中國面臨的整個國際形勢。
2009年奧巴馬上任後首次訪華滿懷善意，目的非常明確，要和中共商量中美共治（G2），不幸遭到拒絕。奧巴馬不死心，又派副總統拜登訪華，再談這個主題，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還專程陪了拜登多天。美國這樣紆尊降貴，表現出的誠意前所未有，也不知中共決策層哪根神經搭錯線，居然還是不為所動。於是，美國這屆政府的對華政策急劇轉向「亞太再平衡」，實際上就是要圍堵中國。敵意引發敵意，中共向俄羅斯和朝鮮有樣學樣，以強硬對強硬，劃設東海防空區、釣魚島巡航、南海造島、與俄羅斯親近、在各種國際事務上聯合專制國家與美國為難等等，以至於從今年開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紛紛得出結論：中美關係已經滑向危險的臨界點。
僅僅和美國的關係惡化也許還能對付，現在中共卻是要面對佔全球GDP 40%的發達國家為主的市場的排斥，這個市場的大幅萎縮，以及大量外資和內資的流出、企業的外遷，「一帶一路」所期望的貿易額從何而來？沒有足夠的貿易額，亞投行的投資如何回收？這不是要倒退回毛時代的「第三世界戰略」嗎？第三世界能給中國帶來多少利益？
局勢逆轉的根本原因非常清晰：發達國家把中國拉進WTO（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中國持續十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和助力國內「倒逼改革」的最大動力，滿以為中國可以從此遵行世界文明國家公認的遊戲規則（即「普世價值」），融入國際大家庭，結果大出國際社會意料，中國白吃白喝不算，還處處耍賴、鑽空子、破壞規則，一味損人利己。這也就罷了，由於經濟強大了，軍費立刻大漲，對外日益強硬，一股輕狂傲慢、目中無人的極端民族主義惡浪急劇膨脹，什麼「中國模式」，什麼「唱響中國」，什麼「中國第一」，一副掀桌子另擺宴席的架勢。發達國家和周邊國家開始猛醒：原來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價值觀、制度、社會道德模式、遊戲規則認同……全都是另一套所謂「中國特色」，全都和國際社會格格不入甚至根本敵對！不集體圍堵你，還等什麼？
關鍵是立刻行動 勿急躁冒進
禍兮福所倚，就像加入WTO倒逼改革令中國面目一新一樣，中共仍然有大好機會可加利用——儘管難度非同小可：盡快推進三中和四中全會決議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法治建設」，以加入TPP為目標，真正從「合法性基礎」——治國理念、意識形態到政治體制，進行洗心革面、傷筋動骨的改革。否則，不要說什麼「中國第一」了，經濟會被印度超越，政改會被越南蓋頂，世界市場的主體部分會被TPP協議國拒之門外，中國的「新常態」搞不好會變成「新噩夢」。
留給中國執政黨的時間真的不多了，想改也得改，不想改也得改，別無選擇。從王岐山的表態來看，中共領導層是有這個緊迫感的。但這顯然不夠，關鍵是立刻行動，同時還不能急躁冒進。
顧念前景，不由得脊樑骨冒冷氣！
9月9日，王岐山會見了一批外國客人，他們是60多位國（境）外前政要及知名學者，這些重量級人物剛剛參加了一個會議，「2015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王岐山在會上講了話，提到了一個政治學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執政黨的「合法性」問題；有國內輿論認為，「這是中共最高層領導第一次論述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問題，可以說是在話語體系上的一個重大突破」。
王岐山是一位太極高手，說話雲山霧罩，把真實信息罩在官話的雲霧裏，讓人摸不着頭腦。中國官場的規矩是「見光死」，說真話政治風險巨大，王岐山不可能把真實想法全都說出來。但他想說的話其實很清晰：中共必須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必須考慮重建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什麼是「合法性」？
王岐山的原話是：「執政黨的使命決定了必須從嚴治黨，執政黨對人民的承諾就是它的使命。要兌現承諾，執政黨必須對自身嚴格要求。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辦好中國的事情，就要看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執政黨代表人民、服務人民，就要確立核心價值觀，堅守在行動上。」
這和政治學上的合法性概念既有交集，又有不同。
政治學的「合法性」概念包括3層含義：一、政權的建立和施政得到人民的擁護或同意——王岐山所闡述的合法性就是這個意思；二、政權是依法建立和依法治理的，不是統治者依照自己的專斷意志而統治——現在把這稱之為「法制」即rule by law；三、依法治理的「法」不是指立法者所立的一切法律，它還必須符合正義原則並且有效約束政治權力，包括立法權，即一切政治權力是被「關在籠子裏」的——這就是法治rule of law。
這3層含義是層層遞進，不斷發展的。
一、「人民的擁護或同意」一語也有多重含義：首先，「人民」是指全體國民，還是指多數人？這個區別涉及共和／民主、自由民主／民粹民主、全體一致決策／多數決定、法治／階級統治等治理方式的根本分野。簡單說，「人民」包括全體國民的，是共和、自由民主、全體一致決策、法治；「人民」僅指多數人的，是民主（單純民主）、民粹民主、多數決定、階級統治。
其次，「擁護或同意」是一次性的（「源自歷史」的「人民的選擇」），還是需要按照合法程序一再加以確認？一次性獲得的是「革命合法性」，定期依照合法程序確認的是「民主合法性」。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已經談到了兩者的區別：「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於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這就意味着多年前中共領導層已經明確意識到從革命合法性向民主合法性轉型的必要。
二、「權力來源」和「如何治理」不是一回事，權力來自人民同意之後如何治理？是人治還是法制或法治？毛澤東時代雖然也制定了憲法，但那是「形式憲法」，徒有其名而已，實際上是以毛為首的幾位最高領導人制定政策，通過黨政官僚系統自上而下以命令方式強制執行，政治學上稱之為「寡頭制」；到文革時期則演變為毛一人的獨裁。文革結束後鄧小平等「老革命」認識到沒有民主和法制不行，開始倡行法制（和少量黨內民主），大批法律陸續制定出來並付諸實施，中共進入了「依法治國」即rule by law的時代，執政黨用法律治理國家，但執政黨本身，特別是高層領導人所受的法律約束非常有限。
三、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法治」並入憲，這標誌着中共開始向rule of law轉型（習近平的經典表述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但直到十八屆四中全會才有了正式決議，隨後啟動了一些司法改革，但迄今依然進展緩慢。
推行法治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早在2002年的〈自由優先，民主居次〉一文中，我就明確主張民主化要分兩步走，先法治後民主，也就是先自由後民主、先憲政後民主，首先建立起穩固的人權保障制度，培育出比較成熟的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和公民社會，時機成熟後再逐步推行民主化，這是現代化最成功的「英美模式」昭示給我們的重要歷史經驗。這個主張現在可以說已經成為各界改革精英的共識，落入激進民粹民主陷阱的危險已經大為降低了。
現在最突出的問題是，整個中國社會和中國共產黨都沒有為推行法治做好準備，實行法治的起碼條件都不具備。這毫不奇怪——不這樣才奇怪，因為除去清末民初很短暫的一段時期，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法治的因素，連基本概念都沒有；1949年照搬蘇聯的斯大林模式乾脆就是法治的對立面，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更是法治之敵；因此，中國的法治不得不從創設最基礎的條件開始起步，其難度之大，恐怕全世界沒有一個政治家不會望而生畏。
目前中國的法治現狀很不樂觀，從上到下、自左而右、體制內外，遍佈着法治之敵——極左新毛要復辟文革，極右民粹民主派急於推行民主，極端民族主義者因為仇美反西方而根本拒斥法治憲政，「中國模式」的鼓吹者認為現狀已經完美無缺毋須改革……推進法治障礙重重。另一方面，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倒退，中國鬱積着嚴重的社會不滿、矛盾衝突和遍佈各領域的危機，改革快不得慢不得，快了要翻車，慢了會爆炸，進退失據。
哪怕是法治的初步成形，預計也需要至少20年的持續努力，急躁冒進只會壞事。中央黨校教授蔡霞提出「要給執政黨機會和時間，不要把執政黨逼進牆角」，說得非常正確，卻遭到一片嘲諷和謾罵。本人更不必說了，我反覆強調的「漸進民主化」遭到的各種非議20餘年來從沒有斷過。這就表明，留給執政黨的時間真的不太多了！
國際社會開始對中國說不
10月6日，一條新聞攪動了中國人的神經：12個創始國部長在美國亞特蘭大正式簽署了TPP（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協議。這條消息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它甚至有可能根本逆轉中國面臨的整個國際形勢。
2009年奧巴馬上任後首次訪華滿懷善意，目的非常明確，要和中共商量中美共治（G2），不幸遭到拒絕。奧巴馬不死心，又派副總統拜登訪華，再談這個主題，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還專程陪了拜登多天。美國這樣紆尊降貴，表現出的誠意前所未有，也不知中共決策層哪根神經搭錯線，居然還是不為所動。於是，美國這屆政府的對華政策急劇轉向「亞太再平衡」，實際上就是要圍堵中國。敵意引發敵意，中共向俄羅斯和朝鮮有樣學樣，以強硬對強硬，劃設東海防空區、釣魚島巡航、南海造島、與俄羅斯親近、在各種國際事務上聯合專制國家與美國為難等等，以至於從今年開始，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紛紛得出結論：中美關係已經滑向危險的臨界點。
僅僅和美國的關係惡化也許還能對付，現在中共卻是要面對佔全球GDP 40%的發達國家為主的市場的排斥，這個市場的大幅萎縮，以及大量外資和內資的流出、企業的外遷，「一帶一路」所期望的貿易額從何而來？沒有足夠的貿易額，亞投行的投資如何回收？這不是要倒退回毛時代的「第三世界戰略」嗎？第三世界能給中國帶來多少利益？
局勢逆轉的根本原因非常清晰：發達國家把中國拉進WTO（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中國持續十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和助力國內「倒逼改革」的最大動力，滿以為中國可以從此遵行世界文明國家公認的遊戲規則（即「普世價值」），融入國際大家庭，結果大出國際社會意料，中國白吃白喝不算，還處處耍賴、鑽空子、破壞規則，一味損人利己。這也就罷了，由於經濟強大了，軍費立刻大漲，對外日益強硬，一股輕狂傲慢、目中無人的極端民族主義惡浪急劇膨脹，什麼「中國模式」，什麼「唱響中國」，什麼「中國第一」，一副掀桌子另擺宴席的架勢。發達國家和周邊國家開始猛醒：原來中共的「合法性基礎」——價值觀、制度、社會道德模式、遊戲規則認同……全都是另一套所謂「中國特色」，全都和國際社會格格不入甚至根本敵對！不集體圍堵你，還等什麼？
關鍵是立刻行動 勿急躁冒進
禍兮福所倚，就像加入WTO倒逼改革令中國面目一新一樣，中共仍然有大好機會可加利用——儘管難度非同小可：盡快推進三中和四中全會決議的「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法治建設」，以加入TPP為目標，真正從「合法性基礎」——治國理念、意識形態到政治體制，進行洗心革面、傷筋動骨的改革。否則，不要說什麼「中國第一」了，經濟會被印度超越，政改會被越南蓋頂，世界市場的主體部分會被TPP協議國拒之門外，中國的「新常態」搞不好會變成「新噩夢」。
留給中國執政黨的時間真的不多了，想改也得改，不想改也得改，別無選擇。從王岐山的表態來看，中共領導層是有這個緊迫感的。但這顯然不夠，關鍵是立刻行動，同時還不能急躁冒進。
顧念前景，不由得脊樑骨冒冷氣！
Re: 共產主義社會無法實現
人民日報熱點辨析：理直氣壯拒斥“共產主義渺茫論”
• 發表於：2016-04-13 13:34:09
• 作者:我的開心一笑
習近平同志去年在與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強調：我們不能因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就認為那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就不去做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我們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所進行的實實在在努力。習近平同志這一重要講話發表後，關於如何堅定共產主義理想的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和討論的熱點話題。堅定共產主義理想，首先要理直氣壯拒斥“共產主義渺茫論”。
不可否認，在共產主義理想問題上，當前少數黨員、幹部確實存在思想認識不清、理想不夠堅定的問題。有的黨員、幹部疏於學習，對共產主義相當陌生；有的黨員、幹部雖然常將共產主義理想掛在嘴邊，但既不真信，更不踐行；有的黨員、幹部精神上“缺鈣”，認為共產主義遙不可及，理想信念動搖，得了“軟骨病”；等等。黨員、幹部在理想信念上的這些問題，與一段時間流行的“共產主義渺茫論”不無關係。當前，一些人比較關注的是眼前的經濟利益，認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遙遙無期，進而將共產主義看成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與現實毫不相關的東西。
其實，共產主義並非抽象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而是現實的運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裡，馬克思、恩格斯對此有過清楚和完整的表述：“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裡，共產主義不是思想家頭腦裡的烏托邦，而是活生生的實踐、現實的運動。實現共產主義必須行動起來，必須在實踐中為其不懈奮鬥。
懂得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人都知道，我們所說的共產主義，指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而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我們今天一般稱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為共產主義，稱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為社會主義，但並沒有否認這兩者是一個有機整體，更沒有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廣義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發展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我們已經走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路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向著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所進行的實實在在的努力。
“生產力高度發達，生產資料全民所有，人人自由而全面發展，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些共產主義的主要特徵，寄託著共產黨人對未來理想社會的價值追求。共產主義絕不是“土豆燒牛肉”那麼簡單，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客觀地講，我們現在的發展水準距“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還有很大距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有很長的路要走並不意味著遙遙無期，我們絕不能把“長期”當成“無期”，絕不能因為實現過程漫長就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如果大家都覺得共產主義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沒有必要為之奮鬥和犧牲，那共產主義就可能真的永遠實現不了。作為共產黨員，我們必須堅定共產主義理想，為實現這個美好理想而不懈奮鬥。
現在，個別黨員認為共產主義可望不可即，甚至是望都望不到。這是世界觀出了問題，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牢固的表現。作為共產黨員，我們既要腳踏實地幹好現實工作，又要志存高遠、守護理想，把二者統一起來而不是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在嚴峻複雜的世界形勢、艱巨繁重的發展任務、多元多變的思想潮流面前，共產黨員尤其要點亮理想之燈、撥正信仰指針。
總之，共產主義是現實性和理想性的統一。共產主義必勝，但不會速勝；實現共產主義是長期的過程，但絕不是虛無縹緲。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實現共產主義添磚加瓦，必須從現在做起、從自己做起。只要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前赴後繼、接力奮鬥，共產主義理想就一定能實現。
• 發表於：2016-04-13 13:34:09
• 作者:我的開心一笑
習近平同志去年在與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強調：我們不能因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就認為那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就不去做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我們現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所進行的實實在在努力。習近平同志這一重要講話發表後，關於如何堅定共產主義理想的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和討論的熱點話題。堅定共產主義理想，首先要理直氣壯拒斥“共產主義渺茫論”。
不可否認，在共產主義理想問題上，當前少數黨員、幹部確實存在思想認識不清、理想不夠堅定的問題。有的黨員、幹部疏於學習，對共產主義相當陌生；有的黨員、幹部雖然常將共產主義理想掛在嘴邊，但既不真信，更不踐行；有的黨員、幹部精神上“缺鈣”，認為共產主義遙不可及，理想信念動搖，得了“軟骨病”；等等。黨員、幹部在理想信念上的這些問題，與一段時間流行的“共產主義渺茫論”不無關係。當前，一些人比較關注的是眼前的經濟利益，認為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遙遙無期，進而將共產主義看成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與現實毫不相關的東西。
其實，共產主義並非抽象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而是現實的運動。在《德意志意識形態》裡，馬克思、恩格斯對此有過清楚和完整的表述：“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裡，共產主義不是思想家頭腦裡的烏托邦，而是活生生的實踐、現實的運動。實現共產主義必須行動起來，必須在實踐中為其不懈奮鬥。
懂得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人都知道，我們所說的共產主義，指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而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我們今天一般稱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為共產主義，稱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為社會主義，但並沒有否認這兩者是一個有機整體，更沒有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廣義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發展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我們已經走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路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向著最高理想、向著共產主義高級階段所進行的實實在在的努力。
“生產力高度發達，生產資料全民所有，人人自由而全面發展，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些共產主義的主要特徵，寄託著共產黨人對未來理想社會的價值追求。共產主義絕不是“土豆燒牛肉”那麼簡單，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客觀地講，我們現在的發展水準距“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還有很大距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有很長的路要走並不意味著遙遙無期，我們絕不能把“長期”當成“無期”，絕不能因為實現過程漫長就認為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海市蜃樓。如果大家都覺得共產主義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沒有必要為之奮鬥和犧牲，那共產主義就可能真的永遠實現不了。作為共產黨員，我們必須堅定共產主義理想，為實現這個美好理想而不懈奮鬥。
現在，個別黨員認為共產主義可望不可即，甚至是望都望不到。這是世界觀出了問題，是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牢固的表現。作為共產黨員，我們既要腳踏實地幹好現實工作，又要志存高遠、守護理想，把二者統一起來而不是割裂開來，更不能對立起來。在嚴峻複雜的世界形勢、艱巨繁重的發展任務、多元多變的思想潮流面前，共產黨員尤其要點亮理想之燈、撥正信仰指針。
總之，共產主義是現實性和理想性的統一。共產主義必勝，但不會速勝；實現共產主義是長期的過程，但絕不是虛無縹緲。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為實現共產主義添磚加瓦，必須從現在做起、從自己做起。只要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前赴後繼、接力奮鬥，共產主義理想就一定能實現。
Re: 共產主義社會無法實現
我共產主義天堂夢的破滅
我1940年生在貧苦農家，受盡饑寒交迫的苦。49年上學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教育，一心想往著共產主義的生活，決心跟黨走，為共產主義奮鬥一生！
只要是黨號召的事，我赴湯蹈火也絕不猶豫！58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更如我的心願，大練鋼鐵抬土築路，我5次吐血不下火線，榮獲大煉鋼鐵築路英雄稱號；不論是學習成績還是助農勞動樣樣都得到獎勵，到微山湖助農割麥九天！全身針紮似的，趟不下起不來，咬牙起來扶牆活動活動再下地。61年，党向我們發出了徵兵號召，我毫不猶豫放棄了上大學的渴望積極回應黨的號召報名入伍！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在海運隊隊部當報務員，生活輕鬆愉快。可黨要求我們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自己不能忘掉黨的要求，積極申請要到艱苦的地方去！隊部把我調到小木船上打魚，一出海二三十天，暈船什麼也吃不下，暈的吐血！除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還要幫打魚、刷船、操舵、做飯。遇到風浪小木船隨時都能船翻人亡！當兵四年半多次被評為五好戰士、全營學毛著標兵。
66年復員到沛縣造紙印刷廠當亦工亦農臨時工，拉草切草煮草又髒又累，切兩個小時草，一天吐不完的黑痰。我始終以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為了早日實現共產主義，黨交給的任何工作都必須幹好。如沒有文化大革命自己一生會是個好工人。
上海奪權風暴席捲全國，沛縣的幾個造反派頭頭閃電似的奪了縣的大權，成立了沛縣革命委員會籌委會。下面缺少群眾，籌建沛縣工人造反總部是當務之急。當權派都已被打倒啦，只能讓各廠群眾海選工人總部負責人，陰差陽錯把我選了上去！
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怎麼幹誰心裡一點數也沒有。工總接到縣革委會要工總組織工人砸學生造反總部的指令。“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是毛的話，也應是衡量一切是非的尺規。學生只是提出大聯合後再成立革委會，你不也只是革委會籌委會嗎？！這點意見就接受不了，我極力反對組織工人整學生，主張大聯合後再完善三結合的革委會；革委會又要把另一派打成反革命組織！多少無辜將會成為反革命！我更無法接受，革委會的支持者們對我圍攻打罵；縣革委會垮臺後，我被當做英雄選進縣踢派總部，成了縣常委中的一員。踢派的復仇情緒無人說服控制，下鄉抓人關人打人。我又力主聯合支派，反對抓人關人打人，他們罵我是叛徒，我背叛了誰？我支持你們是因為你們受欺壓，同樣我不能支持你們再欺壓別人！消滅壓迫、相互包容、求同存異、和平相處不好嗎！不然，這樣鬥下去，都要消滅異己共產主義還有指望嗎！在常委會上我據理力爭妄圖說服大家，被眾人毒打後關進黑屋；兩派在北京聯合成立新的革委會後，新革委會又以反對革委會就是反革命整踢派，關押刑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我又站出來保護踢派，反對打人。縣工業局以我的立場有問題把我關進黑屋，捍衛人不受欺壓的立場有錯嗎！黨要我們追求真理，要用生命去捍衛真理。毛說“任何矛盾都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不是真理嗎？！“優待俘虜的政策”不是真理嗎？！“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不是真理嗎？為什麼有點異議就非要把人整死！在長期的摧殘中我幾乎命喪黃泉！
在關押期間使我認識到： “三指”就是反革命錯了；公安六條的法律錯了；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你當官的錯了，人們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的政策錯了，不能不問問題大小就把人關起來刑訊；人民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錯了，恩格斯說：“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迄今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結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消滅資本家消滅私有制的社會制度錯了！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看了嗎，對資本家不是消滅！而是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成為社會上還不能消滅的，必須要有的合格的生產的組織者。
馬克思的人民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是主觀想像，後期經過革命實踐得出的理論才是正確的；毛前期理論多是正確的，後期誤把馬的前期錯誤理論當成了真理，給中國帶來了災難。我向上寫信妄想毛糾正錯誤，由毛來個180度大轉彎中國也不會亂。可看守不給寄；上京告狀又被抓回；我砸門撕標語，唱歌、喊口號，想鬧大讓上面處理，都不成。犯人還有上訴的權利，為了人們的和平相處，為了解救全國被冤屈的人們，為了捍衛真理，不顧生死榮辱寫了三句口號交上去。到看守所，見獄警打犯人，我阻止獄警打犯人獄警不聽，獄警把我打攤後又打犯人，我無力無援就只有唱，是國際歌解救了犯人。看守所不給上訴，被判刑二十年關進徐州第四監獄，監獄也不予上訴。在徐州四監一年一次的寬嚴大會上。會場周圍是荷槍實彈的士兵，會臺上是插著亡命旗的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思悔改的罪犯！分明是毛錯黨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錯。公有實是官有，官為公，民為私。官能有，民不能有，民有就是資本主義。農民一月3—6元錢，連顧口逃生的路都不給人留，自尋點生計就是資本主義！有點怨言就是反革命！不服就殺頭！這樣的政策再堅持下去還會有多少窮人和同情窮人的人人頭落地！共產的宣導者不關心人民的疾苦，共產不願與民共用，破滅了我一生的共產主義天堂夢！下麵席地而坐的是全監獄的勞改犯。會議正在進行中，帶著腳鐐手銬的我突然站起來高喊：“打倒xx！打倒xxx”三句口號沒喊完，就被兩邊的犯人捂著嘴架進死刑號房。在死刑號房裡，我唱國際歌、喊口號、絕食…要用生命去撞擊這種不好還不讓人說的社會制度，結果卻被錯判成精神病！送進溧陽精神病監獄。在精神病監獄穿過神經衣，綁過鋼絲床，灌過藥！78年以精神病不受刑事處分釋放。
我認理不認人，已是不受黨派歡迎的孤家寡人！我倒是希望都能人人不党，創造一個沒有倚強淩弱的，人人相互關愛的社會。
一個黨、一個班子、一夥人是要團結。但必須要有一個軸心！這個軸心不是哪一個人，因為任何人都會犯錯誤。這個軸心就是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的宗旨！這是永遠都不能錯的！要樹這個宗旨的權威，絕不讓有違人民利益的政策出籠！這樣往往有違於“黨”的利益，其實，黨的利益就在用法律懲辦傷害人民利益的行為之中！不顧及人民利益的黨派是不會久長的。能提倡君子不党的黨才是真正為民的黨。我的共產主義天堂夢已經破滅，我只希望能建設一個人人相互關愛的社會,一個人人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的社會。實現這個目的只有民主憲政一條道！把官的升遷監督大權交給人民，體制改變人性，體制改變社會。
我1940年生在貧苦農家，受盡饑寒交迫的苦。49年上學接受了共產主義的教育，一心想往著共產主義的生活，決心跟黨走，為共產主義奮鬥一生！
只要是黨號召的事，我赴湯蹈火也絕不猶豫！58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更如我的心願，大練鋼鐵抬土築路，我5次吐血不下火線，榮獲大煉鋼鐵築路英雄稱號；不論是學習成績還是助農勞動樣樣都得到獎勵，到微山湖助農割麥九天！全身針紮似的，趟不下起不來，咬牙起來扶牆活動活動再下地。61年，党向我們發出了徵兵號召，我毫不猶豫放棄了上大學的渴望積極回應黨的號召報名入伍！黨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在海運隊隊部當報務員，生活輕鬆愉快。可黨要求我們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自己不能忘掉黨的要求，積極申請要到艱苦的地方去！隊部把我調到小木船上打魚，一出海二三十天，暈船什麼也吃不下，暈的吐血！除完成自己的本職工作，還要幫打魚、刷船、操舵、做飯。遇到風浪小木船隨時都能船翻人亡！當兵四年半多次被評為五好戰士、全營學毛著標兵。
66年復員到沛縣造紙印刷廠當亦工亦農臨時工，拉草切草煮草又髒又累，切兩個小時草，一天吐不完的黑痰。我始終以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為了早日實現共產主義，黨交給的任何工作都必須幹好。如沒有文化大革命自己一生會是個好工人。
上海奪權風暴席捲全國，沛縣的幾個造反派頭頭閃電似的奪了縣的大權，成立了沛縣革命委員會籌委會。下面缺少群眾，籌建沛縣工人造反總部是當務之急。當權派都已被打倒啦，只能讓各廠群眾海選工人總部負責人，陰差陽錯把我選了上去！
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怎麼幹誰心裡一點數也沒有。工總接到縣革委會要工總組織工人砸學生造反總部的指令。“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是毛的話，也應是衡量一切是非的尺規。學生只是提出大聯合後再成立革委會，你不也只是革委會籌委會嗎？！這點意見就接受不了，我極力反對組織工人整學生，主張大聯合後再完善三結合的革委會；革委會又要把另一派打成反革命組織！多少無辜將會成為反革命！我更無法接受，革委會的支持者們對我圍攻打罵；縣革委會垮臺後，我被當做英雄選進縣踢派總部，成了縣常委中的一員。踢派的復仇情緒無人說服控制，下鄉抓人關人打人。我又力主聯合支派，反對抓人關人打人，他們罵我是叛徒，我背叛了誰？我支持你們是因為你們受欺壓，同樣我不能支持你們再欺壓別人！消滅壓迫、相互包容、求同存異、和平相處不好嗎！不然，這樣鬥下去，都要消滅異己共產主義還有指望嗎！在常委會上我據理力爭妄圖說服大家，被眾人毒打後關進黑屋；兩派在北京聯合成立新的革委會後，新革委會又以反對革委會就是反革命整踢派，關押刑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我又站出來保護踢派，反對打人。縣工業局以我的立場有問題把我關進黑屋，捍衛人不受欺壓的立場有錯嗎！黨要我們追求真理，要用生命去捍衛真理。毛說“任何矛盾都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不是真理嗎？！“優待俘虜的政策”不是真理嗎？！“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不是真理嗎？為什麼有點異議就非要把人整死！在長期的摧殘中我幾乎命喪黃泉！
在關押期間使我認識到： “三指”就是反革命錯了；公安六條的法律錯了；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你當官的錯了，人們連說話的權利都沒有！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的政策錯了，不能不問問題大小就把人關起來刑訊；人民國家，無產階級專政錯了，恩格斯說：“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迄今在階級對立中運動著的社會需要有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自由的人民國家這個用語在鼓動的意義上暫時有存在的理由，但歸根結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消滅資本家消滅私有制的社會制度錯了！恩格斯說，“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單純的工人階級的黨派性學說，而是一種目的在於把連同資本家階級在內的整個社會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的理論。”看了嗎，對資本家不是消滅！而是從現存關係的狹小範圍中解放出來，使他們成為社會上還不能消滅的，必須要有的合格的生產的組織者。
馬克思的人民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是主觀想像，後期經過革命實踐得出的理論才是正確的；毛前期理論多是正確的，後期誤把馬的前期錯誤理論當成了真理，給中國帶來了災難。我向上寫信妄想毛糾正錯誤，由毛來個180度大轉彎中國也不會亂。可看守不給寄；上京告狀又被抓回；我砸門撕標語，唱歌、喊口號，想鬧大讓上面處理，都不成。犯人還有上訴的權利，為了人們的和平相處，為了解救全國被冤屈的人們，為了捍衛真理，不顧生死榮辱寫了三句口號交上去。到看守所，見獄警打犯人，我阻止獄警打犯人獄警不聽，獄警把我打攤後又打犯人，我無力無援就只有唱，是國際歌解救了犯人。看守所不給上訴，被判刑二十年關進徐州第四監獄，監獄也不予上訴。在徐州四監一年一次的寬嚴大會上。會場周圍是荷槍實彈的士兵，會臺上是插著亡命旗的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思悔改的罪犯！分明是毛錯黨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錯。公有實是官有，官為公，民為私。官能有，民不能有，民有就是資本主義。農民一月3—6元錢，連顧口逃生的路都不給人留，自尋點生計就是資本主義！有點怨言就是反革命！不服就殺頭！這樣的政策再堅持下去還會有多少窮人和同情窮人的人人頭落地！共產的宣導者不關心人民的疾苦，共產不願與民共用，破滅了我一生的共產主義天堂夢！下麵席地而坐的是全監獄的勞改犯。會議正在進行中，帶著腳鐐手銬的我突然站起來高喊：“打倒xx！打倒xxx”三句口號沒喊完，就被兩邊的犯人捂著嘴架進死刑號房。在死刑號房裡，我唱國際歌、喊口號、絕食…要用生命去撞擊這種不好還不讓人說的社會制度，結果卻被錯判成精神病！送進溧陽精神病監獄。在精神病監獄穿過神經衣，綁過鋼絲床，灌過藥！78年以精神病不受刑事處分釋放。
我認理不認人，已是不受黨派歡迎的孤家寡人！我倒是希望都能人人不党，創造一個沒有倚強淩弱的，人人相互關愛的社會。
一個黨、一個班子、一夥人是要團結。但必須要有一個軸心！這個軸心不是哪一個人，因為任何人都會犯錯誤。這個軸心就是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的宗旨！這是永遠都不能錯的！要樹這個宗旨的權威，絕不讓有違人民利益的政策出籠！這樣往往有違於“黨”的利益，其實，黨的利益就在用法律懲辦傷害人民利益的行為之中！不顧及人民利益的黨派是不會久長的。能提倡君子不党的黨才是真正為民的黨。我的共產主義天堂夢已經破滅，我只希望能建設一個人人相互關愛的社會,一個人人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的社會。實現這個目的只有民主憲政一條道！把官的升遷監督大權交給人民，體制改變人性，體制改變社會。
Re: 共產主義社會無法實現
馬克思錯了，還是馬克思在騙我們？
發表於：2016-08-25 08:53:37
作者:老先生
社會發展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到目前為止，奴隸社會沒有倒退到原始社會，封建社會也沒有倒退到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倒退到封建社會。
唯獨，社會主義社會出了大問題，蘇聯完蛋了，東歐劇變了，紛紛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了。剩下一個朝鮮社會主義，也距離封建社會特別近，簡直就可以認為就是封建社會。
是馬克思錯了，還是馬克思在騙我們？
發表於：2016-08-25 08:53:37
作者:老先生
社會發展史：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
到目前為止，奴隸社會沒有倒退到原始社會，封建社會也沒有倒退到奴隸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倒退到封建社會。
唯獨，社會主義社會出了大問題，蘇聯完蛋了，東歐劇變了，紛紛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了。剩下一個朝鮮社會主義，也距離封建社會特別近，簡直就可以認為就是封建社會。
是馬克思錯了，還是馬克思在騙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