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到底是怎麼死的？
2012-12-04 16:01:09
當了漢奸的汪精衛國人皆曰可殺，但是其死亡的原因卻至今眾說紛紜。有人說他是日本人害死的，有人說他是蔣介石派人毒死的，還有人說他是病死的。真實情況到底如何，成為民國史上的一樁疑案。本版內容摘自《民國十五疑案》(中華書局出版)。
替蔣介石挨了三槍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開會。開幕式結束，蔣介石很不高興地進了自己的休息室。全體中央委員在禮經搶救，汪精衛總算保住了性命，臉上和手臂上的子彈也都取了出來，背部傷勢較重，彈頭夾在五、六兩肋骨間，並傷及脊椎骨，經多方努力也沒能取出。從此這顆子彈就留在汪精衛的身上，時時發炎，引起陣痛，並最終成了導致汪精衛死亡的主要原因。
病死日本
關於汪精衛的死因，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是他舊創復發，治療失敗後在日本病死。
1943年4月，汪精衛等在南京舉行“還都大典”後，接受日本“大使”的“國書”。11月底的一天，汪精衛正和老婆陳璧君在樓上商量征糧一事，侵華日軍總參謀長松井太郎和犬養健上門來催促。汪精衛聞訊急忙下樓來迎接，一腳蹬空，從樓梯上滾了下來，八年前脊椎骨負傷處正好磕在樓梯的棱角上，當時就昏了過去。12月19日，汪精衛住進了南京日本陸軍醫院，由外科軍醫後藤做手術取出了留在後肋的那顆子彈。彈頭取出後，陳璧君破涕為笑，在南京的大小漢奸頭目紛紛到醫院表示祝賀。誰知好景不長，可能是手術傷及了中樞神經，手術後，汪精衛的雙腿變得不聽使喚，大小便失禁，病情惡化。堂門口就座以後，蔣介石竟不肯出來照相。作為副總裁的汪精衛親自去請，蔣介石卻直言“今天秩序太亂，恐怕要出事”，還勸汪精衛也不要出去。汪精衛見請不動蔣介石，心中有氣，就自己一個人出來照相。
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從記者席中竄出一個人來，向汪精衛連開了三槍。事後詳查，刺殺活動是由上海暗殺大王王亞樵精心策劃的，本來準備在會議期間暗殺蔣介石。
陳璧君見西醫看不好，便乞求于中醫單方，終於在無錫探悉到一位名醫，外號“劉一帖”。劉一帖替汪做了仔細的檢查，並出示膏藥一張，命貼於背心。服藥貼膏後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減輕。汪陳夫婦暗自慶倖，即派陳春圃去江城客棧，向住在那裡的劉一帖送了一份厚禮，並派車邀他複診。劉一帖收下禮物後，隨車再往醫院。他見汪病痛減輕，便面露喜色地對陳璧君說:“汪先生創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兩劑，再貼一帖毒散膏藥，便可一勞永逸了。”一面說，一面取出一張同樣的膏藥交給陳璧君，交代了幾句後，便告辭回旅社去了。
汪精衛夫婦本以為這一張膏藥貼了之後，便可消災納福。誰知貼後不到三個時辰，汪精衛四肢抽筋，渾身上下痛似鞭笞，手心、腳心和額心一齊沁出汗來，陳璧君見病情惡化，慌了手腳。陳春圃氣急敗壞地來報告說，那劉先生當晚並未回轉客棧，眼下已不知去向。3天后，有人給汪精衛寄去一信。陳璧君拆開一看，見白紙上寫著四行黑字:“厚禮不該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藥一帖，宜人不宜狗。”
1944年3月，近乎全癱的汪精衛乘坐由日本天皇贈給他的“海鶼”號飛機，從南京飛抵日本名古屋機場，並被立即送進帝國大學附屬醫院一間特設的病房裡，對外叫作“梅號”。日本政府把汪精衛赴日本治病當作最高機密，對外諱莫如深，醫院內外軍警密佈，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如臨大敵。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國大學的專家組成了治療小組，由齋藤主刀施行手術。手術中，醫生發現汪精衛的三節胸椎骨已嚴重變形，骨膜發炎潰爛。手術後，汪精衛的身體和頭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時的汪精衛已元氣喪盡，形如僵屍。
一周後，X光檢查，汪精衛手術的地方非但11月9日上午9時，盟軍出動150架轟炸機空襲名古屋，陳璧君和子女們將奄奄一息的汪精衛連人帶床送進地下室。這時，日本的天氣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無暖氣設備。後來，醫院血庫的血用完了，而此時，日本本土不時遭到盟軍飛機轟炸，名古屋與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斷，無法從別處運來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衛長子汪孟晉、二女兒汪文彬、三女兒汪文悌為其父親輸血。但這也只是權宜之計。盟軍的轟炸從上午一直進行到下午，汪精衛在地下室裡熬過了難挨的一天，又驚又嚇，再加上寒氣侵襲，汪精衛的病情急劇惡化。1944年11月10日下午4點20分，汪精衛躺在病床上最後抽搐了幾下，停止了呼吸。汪精衛1935年遇刺後，醫生就說過，他只能再活10年，果然應驗。
被毒死於虹橋
對上述汪精衛病死日本的說法，多年來一直有人質疑。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輯出版的《抗戰風雲錄》中就刊有戴笠買通虹橋醫院某護士，每日在汪吃的藥中摻入一點玻璃粉，最終將其毒死在虹橋醫院的說法。1983年9月16日，香港《廣角鏡》第一、二、三期刊載的霍實子著的《太平洋戰爭時期幾樁史實的大揭露》一文中，也認為汪精衛不是病死日本，而是被國民黨毒死在上海虹橋醫院。沒有癒合，反而開始萎縮。他的體溫高至38.5攝氏度而降不下來。因為極度貧血，醫院每天早晚兩次為他輸血。汪開始為自己的後事作準備。於是，由他口授，陳璧君記錄，留下了《最後之心情》的遺書。汪精衛在遺書中，極力為自己叛國投敵進行辯護，宣稱自己是“曲線救國”。
霍實子認為，1944年3月，汪精衛飛往日本治療傷病，經日本名醫小黑親自動手術，安全地取出了子彈。此後汪精衛不顧身體虛弱，就急忙乘飛機返回上海。隨後，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電給日本駐南京的日寇轉告汪精衛，請他回國後靜養三個月才好起床活動。這份密電當即由國民黨情報機關破譯出來，送給蔣介石。
汪精衛去日本後，國民黨想趁機刺殺汪精衛，但是日方防範嚴密，無法下手。在戴笠的策劃下，搞了一個調虎離山之計，趁陳耀祖(陳璧君的胞弟)在廣州古玩店看貨的時候，把他給暗殺了。這一招果然奏效，陳璧君急衝衝地秘密返回廣東去處理後事。
陳璧君秘密返回廣東後，獨居日本的汪精衛堅持也要返回中國。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衛終於秘密返回上海，並把情人施旦弄來專門護理。
汪精衛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電打到廣州陳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經返回上海。陳璧君也用密碼回電給汪，要他千萬別公開露面，必須改名換姓，住進上海虹橋醫院，一切等待她到滬後安排。這兩份密電，都被重慶國民黨中央軍委會特種技術研究室中文組截獲並破譯，送交蔣介石。蔣介石就命令戴笠趁機暗殺。
戴笠派人潛入虹橋醫院，買通醫生、護士，每次給汪送藥的時候，秘密摻進適量無色無味的慢性毒藥，汪精衛終於毒發死去。
日軍的試驗品
關於汪精衛之死，還有一種說法流傳甚廣，那就是汪精衛是被日本人殺死的。
1944年3月，帝國大學附屬醫院經過緊急會診，認為汪精衛主要是鉛毒入骨導致病變。第一外科部上野博士立即決定進行第二次開刀，做削骨去毒手術，由年輕的副手龜田良宏負責具體手術。在制訂手術方案過程中，上野博士建議去掉一節胸椎骨，並同時從病人的骨骼上鋸下一塊骨頭來，仿製成胸椎骨移植上去，以消除原來的病骨對神經的壓迫。而另一名骨科大夫黑田久雄則提出了第二方案，主張削骨去毒手術後任其自然癒合，而不必植入仿製的胸椎骨。結果，黑田久雄的方案因為對病人風險太大而被上野博士和龜田大夫否決。
但在進行手術前的半小時，院方突然通知:此番對汪精衛的手術必須照第二方案進行。龜田無奈，只好執行。手術就在當天午夜進行。打開背腔後，他發現汪精衛受鉛毒感染的三節胸椎骨一星期後，經拍照檢查，汪精衛削骨處非但沒能自然癒合，反而已經萎縮，但要重做“植骨”手術已經不可能了。龜田不明白，院方為什麼臨時改變方案，硬要對一個過了60歲的人做“自然癒合”的試驗性療法呢?他幾次三番地問了他的未婚妻小笠順子。小笠順子的父親是日本軍部情報處的一名要員，所有機密情報，他都有副本留在手頭。順子在情人的再三懇求下，終於亮出了一份“軍部指令”。龜田接過一看，見上面寫著:
上野博士:
陸軍117部渡邊大佐，因早年槍創復發，患胸椎骨鉛毒症，現住東京皇室醫院，欲轉去你院做自然癒合療法。為確保削骨去毒手術的成功，限你們於一二天內，先做一名病理試驗，無論何人，均可列為試驗物件。注意，這是軍部和首相府的最新指令。
原來汪精衛也被列為日軍手下的試驗品，院方當然想在他的三節胸椎骨上撈一點“自然癒合”的效驗。但事與願違。 已經變形，骨膜發炎潰爛，並嚴重壓迫神經。
院方知道，汪精衛實際上已成為一個斷了脊樑骨的殘廢病人，如果讓他與陳璧君面對面地交談，勢必將“試驗品”情況暴露在世界公眾面前。為了應付這一難堪的局面，院方精心設計了一個騙局。他們拆去汪的石膏床，搬進一間隔音的病房裡，預先給他注射全身性麻醉劑，待藥性發作後，讓他側臥在一張傾斜形的病榻上，臉朝內壁，還在他手上放一本法國小說，形如看書消閒一般。
與此同時，陳璧君正好趕到醫院。院方用種種理由阻攔她進入病房，只許她在大玻璃窗外向內探望一會，既不能說話，也不能敲窗。這一招，使得這個風雲一時的女人十分狼狽，只好又灰溜溜地飛回南京。
經過這一番折騰，汪的胸椎骨又一次受到挫傷，不僅胸椎骨隨時可能折斷，頸椎骨也漸漸變形了。本來尚可勉強坐臥，後來，連頭顱的重量也支撐不住了。
為此，日方又想出了一個絕妙的主意。他們用一個特製的鋼圈，套住汪的下頜，將他的頭顱淩空吊起來，用機械的方法，將頭顱與頸椎骨拉直，就像投環自盡一般。汪自知死期不遠，只好任憑日本人的擺佈，一直到1944年11月10日，終於無聲無息地死在日本人設下的“絞刑架”上了。
歷史故事、掌故、軼事
Re: 歷史故事、掌故、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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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隨人聖庵摭憶》中說光緒並非善終，但其懷疑的對象卻指向了隆裕皇后和其寵信的太監小德張，而幕後的指使人可能是慈禧太后。隆裕皇后是慈禧的侄女，作為當時後宮中的主要人物，隆裕皇后要搞點陰謀當然不是沒有可能，但要說隆裕皇后能象她的那個姑媽那樣心狠手辣，也不可信。
據目前公佈的醫案看，光緒在臨終前半年的病勢十分嚴重，如江蘇名醫曹元恒在三月初九的醫案中寫道：皇上肝腎陰虛，脾陽不足，氣血兩損，在治療上不論是寒涼藥還是溫燥藥都不能用，已處於無藥可對症的病狀。最後，曹元恒也只開了一些“鱉心甲”、“新會皮”之類的“平安藥”。五月初十，上海名醫陳秉鈞也在醫案中寫有“調理多時，全無寸效”一語。
光緒本人對自己病情的惡化也極度焦慮，他對那些所謂的“名醫”們極其失望。五月二十六日，光緒斥責御醫們說：“病勢遷延，服藥總覺無效，且一症未平，一症又起”；七月十七日，又說：“服藥非但無功，而且轉增，實系藥與病兩不相合，所以誤事！”八月初七日，光緒更是大罵：“每次看脈，忽忽頃刻之間，豈能將病詳細推敲？不過敷衍了事而已。素號名醫，何能如此草率！”光緒的焦躁和絕望，可見一斑。
為給光緒治病，宮廷打破先例，起用西醫。當時天津知名的西醫屈桂庭對光緒進行過診治，他認為光緒的病徵主要有：常患遺泄，頭痛，發熱，脊骨痛，無胃口，腰部顯是有病；此外，肺部不佳，似有癆症；面色蒼白無血色，脈搏弱，心房亦弱。
屈桂庭的判斷是，光緒的體質本不強壯，容易神經過敏，或因早年房事過度，腰病之生，由來已久。其身體禁不住刺激，神經稍受震動，或聽到鑼鼓響聲，或受衣褲磨擦，或偶有性的刺激即行遺精，還不能經常吃補藥，越吃遺精就越頻繁。由此看來，光緒的病情是綜合征，兼有腎炎、高血壓、胃炎、肺癆等症，諸病齊發，極難救治。
江蘇名醫杜仲駿在《德宗請脈記》中說，他在七月十六日的第一次入診後便對戶部尚書陸潤癢說：“我此次進京，滿以為能夠治好皇上的病，博得微名。今天看來，徒勞無益。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錯。”十月中旬後，光緒除原有病症又增加了咳嗽氣逆發喘等症，並出現肺部炎症及心肺衰竭，已處於病危狀態，杜私下對朝臣說：“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險。”
2008年5月，《近代史研究》刊登了一篇《光緒死亡原因探析》的文章，其中宣稱通過最新的檢驗資料分析得出了“光緒死於急性砒霜中毒”的結論。該文作者包振遠系北京市公安局多年從事刑偵工作的調研員，其在文中稱，在2003年到2006年期間，北京市公安局的偵查人員會同中國原子能科學院的科研人員運用中子活化實驗並結合從河北易縣光緒崇陵提取的光緒頭髮、衣物等重要檢材，對光緒死因進行了反復的核對總和縝密的分析。
根據北京市公安局法醫檢驗鑒定中心對“光緒頭髮含砷量中子活化分析”等資料，光緒枕部、頸後部和發梢出現砷含量高倍超過致死量的情況，作者提出這是由“死後嘔吐”所造成的。所謂“死亡嘔吐”，在刑偵學中是指“由於腐敗氣體使腹腔內壓增高、胃腸受壓迫而使胃內食物溢出口腔之外，或者進入喉頭、氣管之內”，屍體腐敗過程中均會出現類似情況。作者認為，光緒頭髮出現砷含量高峰段位證實了“光緒頭髮中所含致命砷(砒霜)是由於光緒屍體腐敗時‘死後嘔吐’而形成的”。文章綜合中子活化分析實驗、法醫病理毒化檢測結果及運用偵查方式進行的分析判斷，“光緒明顯符合急性中毒死亡的特徵”。
據西醫屈桂庭的回憶，他在給光緒正常治病有一個月後，某天光緒突然連呼腹疼，汗如雨下，捂著肚子在床上亂滾，連喊：“肚子痛得了不得！”屈桂庭當時也心裡打鼓，感覺裡面有問題，但也不敢多言惹禍上身。當時他能做的，就是讓光緒躺在床上，以毛巾施行熱敷而已。等到光緒疼痛稍緩，屈桂庭便匆匆辭去。此後宮內情形和光緒病狀，屈桂庭自稱毫無所知，他自己曾說，光緒之死實是個難解之迷，以至斧聲燭影，人言人殊，至於怎麼回事，他也說不清楚。他說的這些東西，也只能為研究者提供佐證而已。
結合啟功之前所稱的“老佛爺賞給萬歲爺的塌喇”、屈桂庭觀察到的“忽然肚痛”及最新發現的“死亡嘔吐”後的高倍砒霜含量，似乎也不能排除光緒被人下毒的可能性。不過，在該文發表後，也有專家提出質疑並指出文中存在大量錯誤，而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處在清理崇陵地宮時，發現光緒的遺體完整，體長1.64米，無刃器傷痕，當時的刑偵學界也介入了光緒之死的調查，後通過化驗頸椎和頭髮，並沒有發現中毒現象。2003年，有關部門再次取樣檢測，依然沒有得出確切的結論。
砒霜中毒在歷史上極為常見，古代也積累了大量的豐富經驗，應該說不難檢驗分析，何至於前幾次都不能定論，而這次卻言之鑿鑿。再者，光緒皇帝的崇陵曾於1938年被盜，後又經清理，其現場是否紊亂也是個問題。換句話說，也不能完全排除光緒正常死亡的可能。
從目前留下的醫案來看，慈禧太后與光緒當時均身患重病，兩人都可能挺不過這個月，但對於光緒為什麼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的問題，諸多解釋看似都有道理，但又無法定論。筆者認為，對這種歷史的巧合或疑案，在沒有十分確鑿的證據及合理的推斷之前，最好還是持存疑的態度而不必迷信權威，畢竟現代科學未必盡能解釋歷史的所有事務。
當然，光緒被慈禧太后謀害的可能性非但不能排除，而且概率很大，但如果真是這樣，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她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如果簡單的以兩人矛盾來解釋，未免失於簡單草率，因慈禧太后想要謀害光緒的話，在之前的十年即可實行，大可不必在兩人都已危在旦夕之時才進行。如果慈禧太后與光緒的矛盾不足以製造謀殺事件的話，筆者大膽的推測，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用砒霜加速光緒的死亡，很可能是為安排繼位的方便(慈禧太后甚至有可能先死而秘不發喪)。
正如前面所說，慈禧太后對光緒沒有生育能力心知肚明，而設立皇儲又遭到國內外一致反對並引發“庚子國變”，由此也就無所作為。鑒於光緒即將不久于人世，而慈禧太后先行一步的話，如不對皇位問題早做安排，清廷朝政很可能陷入到崩塌的境地。
正因如此，慈禧太后必須在自己死前做出皇位繼承的重大安排，以便於朝政的正常過渡，而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一個垂死而喪失了行政能力的皇帝反成為這一過程中的重大障礙。為讓新皇帝名正言順的接替皇位及小皇帝的父親載灃能夠順利的接管朝政，慈禧太后與光緒，這兩個即將走向死亡的人，其同赴地府反而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
是人終究是要死的，作為近半個世紀的當政者，慈禧太后也意識到自己百年之後找好替手的重要性，而當時唯一合適的人選，只能是光緒的弟弟載灃。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後人再透過歷史的長鏡頭或許會恍然大悟，在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的那場無聲無息的朝政更替中，看似謎團，其實一切都早在計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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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色誘漢奸失敗慘遭槍決的美女間諜
1939年12月21日，上海街頭發生槍擊事件，美麗女間諜鄭蘋如色誘漢奸計畫失敗，鄭蘋如被逮捕後槍決身亡，丁默村背負漢奸的駡名——
為汪精衛服務背負漢奸駡名
丁默村，1903年出生，因為陳立夫的舉薦而做了調查統計局第三處的處長，與中國著名情報領袖戴笠共事，第三處後來撤銷。1930年代，他加入親日本的汪精衛政權擔任特工總部主任，歷任要職。中日戰爭結束前夕，他是“偽浙江省省長”。丁默村與汪精衛的關係就像戴笠和蔣介石。
1939年12月21日，上海街頭發生槍擊事件，美麗女間諜鄭蘋如色誘漢奸計畫失敗，鄭蘋如被逮捕後槍決身亡，丁默村背負漢奸的駡名。那麼丁默村與鄭蘋如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鄭蘋如（1918－1940），民國名媛，中日混血兒，革命英烈。父親是追隨孫中山奔走革命的國民黨元老鄭鉞（又名鄭英伯），母親是鄭鉞留學日本結識的日本名門閨秀木村花子（隨丈夫回到中國後，改名為鄭華君）。當年上海第一大畫報“良友畫報”曾將鄭蘋如作為封面女郎。上海淪陷後，她秘密加入中統，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混跡于日偽人員當中獲取情報。後參與暗殺日偽特務頭子丁默邨，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但她咬定是為情所困而雇兇殺人，此事成為當年上海灘重大花邊新聞之一。1940年2月，她被秘密處決於滬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連中3槍，時年23歲。
鄭蘋如探聽到汪精衛“將有異動”的重要情報，通過秘密電臺上報重慶，可惜當時政府起先並未重視，直到汪精衛離開重慶投敵後，方知鄭蘋如早已掌握此一情報，因此政府對她極為倚重。於是，他們把制裁漢奸丁默邨的重要任務交給她。
日偽時期，汪精衛政權在當時上海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76號設立了特工總部，主任丁默邨是原軍統第三處處長，在漢奸李士群撮合下投靠日偽，破壞抗戰。為此，中統上海潛伏組織負責人陳果夫的侄子陳寶驊，決定抓住丁默邨好色的弱點，施“美人計”除掉他。
丁默邨本是個色中餓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鄭蘋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鄭蘋如佯裝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時恃寵撒嬌，與丁默邨時斷時續，若即若離，逗得丁默邨饞涎欲滴，神魂顛倒。中統見時機成熟，佈置下手。第一次行動，由鄭蘋如請丁默邨到她家作客，在鄭家附近安排了狙擊人員，然而丁默邨詭計多端，他的轎車快到鄭家時，他改變主意掉頭離去，計畫遂告失敗。此時中統上海區的負責人換了張瑞京，他重新策劃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鄭蘋如以購買皮大衣為由，想把丁默邨誘殺在西伯利亞皮貨店。豈料就在此時張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張李原有一番交情，當張和盤托出“刺丁”計畫時，正中李士群夫婦的心意，為防事蹟洩漏，他們先把張瑞京保護起來，而中統上海區見沒有任何異狀，於是原計劃照常執行。
12月21日丁默邨在滬西一個朋友家吃中飯，他打電話邀鄭蘋如前去參加，鄭便趕到滬西陪丁默邨直到傍晚。丁說要去虹口，鄭說要到南京路去，於是兩人同車而行，當汽車駛至靜安路、戈登路(今江甯路)西伯利亞皮貨店時，鄭蘋如突然提出要去買件皮大衣，並讓丁默邨同她一起下車，幫她挑選。丁默邨的職業反應是到一個不是預先約定的地點，停留不超過半小時，照理說是不會有危險的。心想鄭的執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機敲他一筆竹杠。於是他便隨她下車，但當鄭正在挑選皮衣時，丁默邨突然發現，玻璃櫥窗外有兩個短打衣著、形跡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對，便從大衣袋裡摸出一迭鈔票，向玻璃櫃檯上一摜，說：“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說完就急轉身向外跑。鄭見丁默邨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蹤出去，但走了兩步，又停住了。
此時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統特務，沒料到丁默邨會不等東西挑好，就突然沖出店來，因此稍為躊躇了一下，竟讓他沖過馬路。丁的司機見他狂奔而出時，早已發動引擎，開好車門。等到槍聲響時，他已鑽進車內，拉上了車門，子彈打在防彈車門上，他毫髮無傷，揚長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擊人員，因只是“協助”成分，因此也沒有怎麼出力，暗殺行動乃告功敗垂成。但對鄭蘋如而言她不甘心，又心存僥倖，決定深入虎穴，孤身殺敵。於是她繼續與丁默邨虛與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寧手槍，準備伺機下手，但她哪知丁默邨早已布下羅網，等她上鉤了。因此在第三天當鄭蘋如驅車到76號要見丁默村時，就被丁的親信林之江給扣住，她被關進76號的囚室。
陳立夫“策反”丁默村成臥底
有消息指出，丁默村在鄭蘋如去世後，接受國民黨情報領袖陳立夫建議，扮演臥底在汪精衛內部的反間間諜角色。
在鄭蘋如被秘密槍決一年後的1941年，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和丁默村秘密取得了聯繫，對這位當年被他提拔過、如今為汪偽政權特務頭子的後輩“曉以大義”，指示他應該設法“脫離偽區”，如果不能“脫離偽區”，就當“伺機立功，協力抗戰”。陳立夫“策反”成功，之後的幾年，丁默村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長、福利部長，私底下，他為戴笠的軍統局架設電臺、供給情報，與周佛海合作企圖暗殺當時的特務首腦之一李士群，並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斷營救被捕的重慶地下工作人員。
這些被營救的情報人員，後來在審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證，丁默村和重慶政府的合作是毫無疑義的。
當重慶政府需要丁默村的協助時，陳立夫和戴笠都曾對他提出保證：陳立夫應允丁可以“戴罪立功，應先有事實表現，然後代為轉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則說得更明確：“弟可負責呈請委座予以保障也。”
而在日本戰敗以後，局勢混亂，重慶政府為了防止共產黨趁機坐大以及新軍閥崛起，又適時而有效地運用了丁默村這個棋子。他被國府任命為“浙江省軍委員”，這一回，“浙江”前面沒有“偽”字了。
戴笠在給丁默村的手書中，要求丁默村在混亂危險中“切實掌握所部，維持地方治安，嚴防奸匪擾亂，使中央部隊能安全接收。”
而丁默村也確實一一執行了重慶的指令。在中央部隊進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經佔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村“剿匪”之後，中央部隊才穩穩地接收了浙江。
貪看湖上清風惹來殺身之禍
抗戰勝利後，丁默村功過難定，因為他先是漢奸後又變成臥底，更糟糕的是後來他保外就醫、遊覽南京的消息傳開，蔣介石一怒，下令槍斃丁默村。
《陳立夫回憶錄》第232頁記載：丁默村本來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獄中保出去看醫生，從南京拘留所出來，順便遊覽玄武湖……這個消息被蔣委員長看到以後，蔣委員長很生氣的說：“生病怎還能遊玄武湖呢？應予槍斃！”
丁默村大難臨頭，只因為他從獄中出來，貪看一點湖上清風，被一小報記者認出來，寫上了報。
丁默村最終在1947年5月1號被依“通敵叛國”、“戕害軍統、中統地下工作人員”理由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判決書對他的指責還包括他殺害鄭蘋如。
1939年12月21日，上海街頭發生槍擊事件，美麗女間諜鄭蘋如色誘漢奸計畫失敗，鄭蘋如被逮捕後槍決身亡，丁默村背負漢奸的駡名——
為汪精衛服務背負漢奸駡名
丁默村，1903年出生，因為陳立夫的舉薦而做了調查統計局第三處的處長，與中國著名情報領袖戴笠共事，第三處後來撤銷。1930年代，他加入親日本的汪精衛政權擔任特工總部主任，歷任要職。中日戰爭結束前夕，他是“偽浙江省省長”。丁默村與汪精衛的關係就像戴笠和蔣介石。
1939年12月21日，上海街頭發生槍擊事件，美麗女間諜鄭蘋如色誘漢奸計畫失敗，鄭蘋如被逮捕後槍決身亡，丁默村背負漢奸的駡名。那麼丁默村與鄭蘋如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鄭蘋如（1918－1940），民國名媛，中日混血兒，革命英烈。父親是追隨孫中山奔走革命的國民黨元老鄭鉞（又名鄭英伯），母親是鄭鉞留學日本結識的日本名門閨秀木村花子（隨丈夫回到中國後，改名為鄭華君）。當年上海第一大畫報“良友畫報”曾將鄭蘋如作為封面女郎。上海淪陷後，她秘密加入中統，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混跡于日偽人員當中獲取情報。後參與暗殺日偽特務頭子丁默邨，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但她咬定是為情所困而雇兇殺人，此事成為當年上海灘重大花邊新聞之一。1940年2月，她被秘密處決於滬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連中3槍，時年23歲。
鄭蘋如探聽到汪精衛“將有異動”的重要情報，通過秘密電臺上報重慶，可惜當時政府起先並未重視，直到汪精衛離開重慶投敵後，方知鄭蘋如早已掌握此一情報，因此政府對她極為倚重。於是，他們把制裁漢奸丁默邨的重要任務交給她。
日偽時期，汪精衛政權在當時上海極司菲爾路(今萬航渡路)76號設立了特工總部，主任丁默邨是原軍統第三處處長，在漢奸李士群撮合下投靠日偽，破壞抗戰。為此，中統上海潛伏組織負責人陳果夫的侄子陳寶驊，決定抓住丁默邨好色的弱點，施“美人計”除掉他。
丁默邨本是個色中餓鬼，交到如花似玉的鄭蘋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鄭蘋如佯裝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時恃寵撒嬌，與丁默邨時斷時續，若即若離，逗得丁默邨饞涎欲滴，神魂顛倒。中統見時機成熟，佈置下手。第一次行動，由鄭蘋如請丁默邨到她家作客，在鄭家附近安排了狙擊人員，然而丁默邨詭計多端，他的轎車快到鄭家時，他改變主意掉頭離去，計畫遂告失敗。此時中統上海區的負責人換了張瑞京，他重新策劃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鄭蘋如以購買皮大衣為由，想把丁默邨誘殺在西伯利亞皮貨店。豈料就在此時張瑞京被李士群逮捕，張李原有一番交情，當張和盤托出“刺丁”計畫時，正中李士群夫婦的心意，為防事蹟洩漏，他們先把張瑞京保護起來，而中統上海區見沒有任何異狀，於是原計劃照常執行。
12月21日丁默邨在滬西一個朋友家吃中飯，他打電話邀鄭蘋如前去參加，鄭便趕到滬西陪丁默邨直到傍晚。丁說要去虹口，鄭說要到南京路去，於是兩人同車而行，當汽車駛至靜安路、戈登路(今江甯路)西伯利亞皮貨店時，鄭蘋如突然提出要去買件皮大衣，並讓丁默邨同她一起下車，幫她挑選。丁默邨的職業反應是到一個不是預先約定的地點，停留不超過半小時，照理說是不會有危險的。心想鄭的執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機敲他一筆竹杠。於是他便隨她下車，但當鄭正在挑選皮衣時，丁默邨突然發現，玻璃櫥窗外有兩個短打衣著、形跡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一看情形不對，便從大衣袋裡摸出一迭鈔票，向玻璃櫃檯上一摜，說：“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說完就急轉身向外跑。鄭見丁默邨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蹤出去，但走了兩步，又停住了。
此時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統特務，沒料到丁默邨會不等東西挑好，就突然沖出店來，因此稍為躊躇了一下，竟讓他沖過馬路。丁的司機見他狂奔而出時，早已發動引擎，開好車門。等到槍聲響時，他已鑽進車內，拉上了車門，子彈打在防彈車門上，他毫髮無傷，揚長而去。而李士群派出的狙擊人員，因只是“協助”成分，因此也沒有怎麼出力，暗殺行動乃告功敗垂成。但對鄭蘋如而言她不甘心，又心存僥倖，決定深入虎穴，孤身殺敵。於是她繼續與丁默邨虛與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勃朗寧手槍，準備伺機下手，但她哪知丁默邨早已布下羅網，等她上鉤了。因此在第三天當鄭蘋如驅車到76號要見丁默村時，就被丁的親信林之江給扣住，她被關進76號的囚室。
陳立夫“策反”丁默村成臥底
有消息指出，丁默村在鄭蘋如去世後，接受國民黨情報領袖陳立夫建議，扮演臥底在汪精衛內部的反間間諜角色。
在鄭蘋如被秘密槍決一年後的1941年，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陳立夫和丁默村秘密取得了聯繫，對這位當年被他提拔過、如今為汪偽政權特務頭子的後輩“曉以大義”，指示他應該設法“脫離偽區”，如果不能“脫離偽區”，就當“伺機立功，協力抗戰”。陳立夫“策反”成功，之後的幾年，丁默村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長、福利部長，私底下，他為戴笠的軍統局架設電臺、供給情報，與周佛海合作企圖暗殺當時的特務首腦之一李士群，並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斷營救被捕的重慶地下工作人員。
這些被營救的情報人員，後來在審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證，丁默村和重慶政府的合作是毫無疑義的。
當重慶政府需要丁默村的協助時，陳立夫和戴笠都曾對他提出保證：陳立夫應允丁可以“戴罪立功，應先有事實表現，然後代為轉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則說得更明確：“弟可負責呈請委座予以保障也。”
而在日本戰敗以後，局勢混亂，重慶政府為了防止共產黨趁機坐大以及新軍閥崛起，又適時而有效地運用了丁默村這個棋子。他被國府任命為“浙江省軍委員”，這一回，“浙江”前面沒有“偽”字了。
戴笠在給丁默村的手書中，要求丁默村在混亂危險中“切實掌握所部，維持地方治安，嚴防奸匪擾亂，使中央部隊能安全接收。”
而丁默村也確實一一執行了重慶的指令。在中央部隊進入浙江之前，“奸匪”已經佔有浙西半片，是在丁默村“剿匪”之後，中央部隊才穩穩地接收了浙江。
貪看湖上清風惹來殺身之禍
抗戰勝利後，丁默村功過難定，因為他先是漢奸後又變成臥底，更糟糕的是後來他保外就醫、遊覽南京的消息傳開，蔣介石一怒，下令槍斃丁默村。
《陳立夫回憶錄》第232頁記載：丁默村本來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獄中保出去看醫生，從南京拘留所出來，順便遊覽玄武湖……這個消息被蔣委員長看到以後，蔣委員長很生氣的說：“生病怎還能遊玄武湖呢？應予槍斃！”
丁默村大難臨頭，只因為他從獄中出來，貪看一點湖上清風，被一小報記者認出來，寫上了報。
丁默村最終在1947年5月1號被依“通敵叛國”、“戕害軍統、中統地下工作人員”理由判處死刑，執行槍決，判決書對他的指責還包括他殺害鄭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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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76年前的今天，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消息一傳出，國內外各界人士、各種報刊一片譁然，焦點是怎樣對待蔣介石——是殺是放，成為“戰”與“和”的關鍵。12日近午，中共高層領導人在窯洞裡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大為激動。據張國燾回憶，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說:“張學良確實幹得不錯!”平素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搶先表示:“現在還有什麼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傢伙殺了再說。”周恩來較為冷靜，說:“這件事不能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毛澤東也接著表示……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1年第1期，作者：盧荻
殺蔣：毛澤東、朱德等人的最初反應
事變發生當日，張學良等人在西安向中共中央發出多次通報，“文寅電”雲：
東、來兄：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人士，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複。並將紅軍全部集中環縣，以便共同行動，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敵南進。
弟毅(張學良化名李毅)
文寅(12日晨3時至5時之間)
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層領導人在窯洞裡閱看張學良發來的急電，大為激動。據張國燾回憶，有的人說:“蔣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說:“張學良確實幹得不錯!”平素溫和又不多發議論的朱德搶先表示:“現在還有什麼別的話好說，先將那些傢伙殺了再說。”周恩來較為冷靜，表示:“這件事不能由我們做主，主要是看張學良和楊虎城的態度。”毛澤東也接著表示:“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張國燾自述他當時雖很激動，但仍冷靜地說:“莫斯科對這件事會怎麼看，我們不妨先推測一下。”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都表示應去電莫斯科請示。
毛澤東在草擬給張學良的複電中，尊推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讚揚他“一舉手便旋轉乾坤”。電文內說到懲辦蔣時道:“誠如來電所雲，蔣某確系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應由人民公審……”
其實，中共中央剛收到張學良清晨發來的“文寅電”時，震驚、激動之餘，又不太敢確信。晚上21點，毛澤東、周恩來聯名以“萬萬火急”向張學良發出“文亥電”時，還不能肯定西安事變是否成功，請張證實“是否已將蔣扣留?”表示紅軍擬策應張、楊的軍事行動，擬派周恩來赴西安“共商大計”，並叮囑張學良一定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裡，且須嚴防其收買屬員，不可將其交其他部隊，緊急時誅之為上。”誅者，殺也。毛澤東、周恩來複電還提議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線，第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線，免使西安腹背受敵。同一天，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胡服(劉少奇)，通報蔣在西安被扣消息及党應採取的方針，其中強調要“揭發蔣介石對外投降，對內鎮壓民眾與迫其部下堅持內戰之罪狀”，“號召人民及救亡領袖要求南京明令罷免蔣介石，並交付人民審判”。
西安事變爆發前，鑒於日本大舉侵略中國，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採取了“反蔣抗日”轉向“逼蔣抗日”的方針。當時蔣介石是國民政府的軍政首腦，擁有強大的軍事與政治實力，而共產黨及其軍隊力量弱小，根據地狹小。因此國共談判時，蔣介石的代表陳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對立的政權和軍隊必須取消，紅軍可保留3000人，師長以上的領導一律解職出洋等苛刻的條件，企圖逼共產黨就範。西安事變爆發後，形勢陡轉，蔣介石淪為階下囚，而張、楊、共“三位一體”，於是中共中央一些決策者在對待蔣介石問題上一度出現反復和動搖，黨的“逼蔣抗日”方針受到了干擾。事後，劉少奇在評論此事時說：“在西安事變中我們雖然執行了正確的政策，但發生很大的動搖，在政治上引起極大紛亂與群眾對我們的誤解。”(《六大以來》(上) , 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這種反復和動搖，集中體現在對蔣策略方針的倒退，由“逼蔣抗日”變成了“審蔣”、“除蔣”。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對西安事變的估計與對策。據會議記錄，參加這次會議的人員是：朱(德)、國(燾)、澤(東)、(恩)來、博(古)、洛(甫)、(林)彪、(馮)文彬、(郭)洪濤、(吳)亮平、(林)伯渠、歐陽欽，共12位。會議由張聞天(洛甫)主持。毛澤東當時負責對國民黨的外部(即統戰)工作，首先作了報告，明確提出“審蔣”、“罷蔣”、“除蔣”。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變，說事變雖是張、楊獨自發動的，共產黨沒有參與，但事變是革命的、抗日的，沒有任何帝國主義背景，從此完全打破了由蔣介石控制的局面，把我們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出來，因而西安事變是革命的，是歷史事業，是應該擁護的。他提出，“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蔣罪惡，擁護西安事變。第二，要求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甚至說：“以我的觀點，把蔣除掉，無論在哪方面，都有好處。”他指出：事變後形勢發展有兩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過去成為親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實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黃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轉到西安方面來，在西安形成一個實質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統治的七省就範，因而提出要“以西安為中心來領導全國，控制南京”。(張培森《張聞天與西安事變》，原載《黨的文獻》1988年第3期)
第二個發言的是周恩來。他提出中央要圍繞防止日本變南京政府為傀儡政權這一中心而決定對國民黨內各種政治派別的態度。他認為，要穩定爭取黃埔系、CC派、元老派、歐美派，推動它們贊成西安事變，團結抗日。具體地說，爭取林森(國民政府主席)、宋子文、孔祥熙(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孫科、馮玉祥，孤立何應欽;同時，深入發動群眾，把西安變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綏的口號下聯合閻錫山，聯合劉湘，這是我們的兩翼，再進一步聯合桂系，以達成對華東的包圍;東南7省是南京的勢力，也要爭取這股力量抗日。他還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不要與南京對立，但在實際上取領導作用。將來，西安以陪都形式出現，更為有利。我們黨應該準備走上公開政治舞臺，同時注意地下黨的艱苦工作，發動群眾運動。他認為蔣介石扣在張、楊手裡，這事情的處理最終要看張、楊的態度，他對在西安建立政權中心和“除蔣”、“審蔣”沒有公開表示態度。
朱德發言較短，主張殺了蔣再講其他。他提出中共在軍事上的對策，即在軍事上採取防禦。博古也說:“要使群眾的抗日運動開展，基本口號應宣佈蔣介石罪惡，要求公審。” 張國燾也力主審蔣、殺蔣。後來，他撰寫回憶錄，寫到當時的情形: “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都覺得如果讓蔣氏活下去，無異於養癰遺患。有的人主張經過人民公審，將這個反共劊子手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
張聞天對於殺不殺蔣沒有吭聲。他在最後發言中，明確表示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更不主張“審蔣”、“除蔣”，反而強調要“儘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他提出中共此時的策略是應把抗日作為最高旗幟，軍事上採取防禦，政治上採取進攻。他最後認為：“我們的方針：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
由於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還沒有完全取得一致, 會議的總結也是矛盾的：又要反蔣又不正面反蔣;“在政府問題上，又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義”。但會議的基調仍是“審蔣”、“除蔣”。當時持張聞天看法者寥寥無幾，人們聽到的多是“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建立西安政權中心”等主張。
12月13日中午，毛澤東、周恩來向張學良發出賀電，祝賀西安事變一舉成功，“元兇被逮，薄海同快”。並提醒張要將“重兵置於潼關、鳳翔、平涼”，最緊急任務之一是“向全體官兵宣佈蔣氏賣國殘民罪狀”。這一文電，把蔣介石稱為“元兇”，“宣佈蔣氏賣國殘民罪狀”，顯而易見，也是要“審蔣”、“除蔣”。文電還回應張學良的要求，決定派周恩來前往西安，共商大計。周恩來在政治局會議上雖未公開贊同“審蔣”、“除蔣”，但在12日21時和13日中午與毛澤東聯名發給張學良的電報，都是贊同“審蔣”、“除蔣”的。
西安事變消息傳到陝甘蘇區後, 根據地軍民喜出望外，紛紛要求殺蔣。當時在保安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的鄧穎超，聽到蔣介石被扣留後，“高興地跑到院子裡，和同志們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許多同志一樣，以為黨中央一定主張殺掉蔣介石，替千千萬萬犧牲的烈士報仇，給中國革命搬掉最大一塊絆腳石”。(金鳳《鄧穎超傳》,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定邊軍民獲悉西安事變消息，欣喜若狂，馬上在大廟裡召開群眾大會，由高崗主持，與會群眾高呼：“槍斃蔣介石!”會後，定邊工委書記李維漢與高崗等人致電黨中央反映群眾殺蔣的願望。(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而遠在莫斯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王明，得知西安事變後興奮異常，致電陝北中共中央，主張把蔣殺掉。此電被史達林扣發。(《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在議論如何處置蔣介石的同時，中共中央還迅速作出了策應西安的軍事部署。12月12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團命令紅軍各部隊準備隨時南下與東北軍、十七路軍一起抗擊中央軍的進攻。14日，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鑒於東北軍勢孤力單，且內部不穩，極力主張紅軍主力南下與張、楊靠攏，“壯其膽而振其氣”。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等15位紅軍將領就西安事變致電國民黨政府，呼籲南京當局“自別于蔣氏”，“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這一電報大致上反映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初步方針，一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終在堅持“罷免蔣介石，交付國人裁判”的口號。
除蔣：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強烈反對
西安事變發生當日，中共中央便從保安向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先後發出三次電報。前兩封電報轉述了張學良和劉鼎給中共中央來電的內容和張學良、楊虎城提出的八項主張。後一封電報報告了西安事變的扣蔣情況，並說葉劍英、王稼祥已去西安，周恩來亦將前往，同時通報了中共中央準備採取的行動計畫。在13日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書記處的電報中，除告知西安事變的原因及其性質和中共的應變設想外，還特別提出：“請你們支持我們的上述行動，特別是：(一)在世界輿論方面援助我們;(二)爭取英、法、美三國贊助中國革命政府與革命的軍隊;(三)蘇聯積極援助中國。”毛澤東含蓄地請莫斯科准他殺蔣，問可不可以“要求南京罷免蔣介石，交人民審判”。同時說明，為了減少日本漢奸的造謠，中國共產黨數日內不發表公開宣言。
據季米特洛夫的日記記述，共產國際領導人是在12月13日得到有關西安事變的消息的。有人當即對張學良此舉作了肯定，中共代表團團長王明向史達林建議槍斃蔣介石。以史達林為首的蘇聯領導人和以季米特洛夫為總書記的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發生，始終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們收到中共中央的數次電報後，對中共關於西安事變原因的分析和它的革命性的判斷置之不理，反而幾乎眾口一詞地猛烈抨擊事變為日本和投降派汪精衛的陰謀。
有學者指出，這與蘇聯的民族利己主義有關。1936年前後，蘇聯形勢十分嚴峻。在歐洲，德國希特勒正瘋狂地擴軍備戰;在遠東，日本對華加緊侵略，對蘇聯造成威脅。英美切盼把日本侵華的禍水引向蘇聯，蘇聯則期望在中國築起阻擋這股禍水溢向蘇聯的高堤大壩。特別是德國和日本於1936年11月簽訂了《反共協定》，更使蘇聯腹背受敵。史達林基於免遭德日法西斯侵略的考慮，決定組織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其策略是聯合各國當權的政府和有實力的人物。在中國就是要拉攏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史達林的指導思想，正如他後來在接見蘇聯駐華武官、軍事使團團長兼蔣介石總軍事顧問崔可夫時所說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階級太孱弱。要把群眾爭取過來需要時間，到底需要多長時間，很難說。歐洲的局勢，希特勒的節節勝利預示著英國和美國可能會逐漸增加對蔣介石的援助。這就可望，由於有我國的援助和英美盟國的援助，蔣介石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能長期拖住它。”“只有當日本侵略者的手腳被捆住時，我們才能在德國侵略者一旦進攻我國時避免兩線作戰。”權衡利弊，史達林和共產國際譴責西安事變及其發動者張學良和楊虎城，力促事變的和平解決，避免中國再爆發內戰，以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
14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發表題為《中國發生事變》的社論，認為張、楊“舉行兵變並扣押蔣介石，其性質尤為特殊”，甚至把西安事變同親日派首領汪精衛聯繫在一起。社論指出：張學良“利用抗日運動以營私，名義上舉起抗日旗幟，實質上製造國家分裂，使中國繼續混亂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為外國侵略強盜的犧牲品。”
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發來了由季米特洛夫簽發的電報，被稱作“莫斯科回電”。電報說:
答覆你們的來電，我們建議採取以下立場：
1.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意圖如何，在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人民的力量結成抗日統一戰線，並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2.既然這次行動已經發生，就應該考慮實際情況，中國共產黨要堅決主張以下述條件為基礎和平解決事變：(1)通過吸收幾名抗日運動的代表和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國家獨立的人士參加政府的辦法改組政府;(2)保障中國人民的民主權利;(3)停止實行消滅紅軍的政策，並與紅軍實行合作抗擊日本侵略;(4)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擊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下的國家實行合作。最後，我們建議不要提出與蘇聯聯合的口號。收到此電後請速確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叢書》第15卷)
共產國際回電，只提出“和平解決事變”的四個條件，而對毛澤東等人提出的殺蔣要求隻字不提，並明確提出“收到此電後請速確認”。
然而，中共中央18日“給共產國際發電稱：接連兩電‘勤務組弄錯了，完全譯不出，請即檢查重發，至要’”。這就是所謂的“亂碼電報”。有學者對“亂碼電報”提出質疑，認為兩封電報譯不出會馬上要求莫斯科重發，不可能等兩天。更何況在這樣關鍵的時刻。“有人懷疑，是否真的存在電報譯不出來的情況?是不是毛澤東，因為自己前此對策與蘇聯不同，因而有意利用這一點搞了一個‘時間差’?”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臺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蘇聯考慮到與國民黨的外交關係，於是通過共產國際批評中共領導人採取了錯誤的步驟，並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實際上黨在執行分裂國民黨而不是同它合作的方針。同蔣介石和南京達成的協議被視為蔣介石和南京的投降。同西安人的合作搞成了反對南京的聯盟，而不是同他們的聯合行動，反對共同的敵人。所有這一切，助長了親日派的氣焰。”
不僅如此，史達林親自草擬了電報，請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轉告中共中央：“應該首先瞭解到：蔣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蔣介石，必會引起內戰，而內戰只能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史達林還解釋說，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日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憎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
毛澤東只得在(12月17日)給張的回電中安慰說：“唯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讓張學良相信蘇聯報刊所發文章只是外交辭令。這裡，實際上表明毛澤東已收到電報或從國內外報刊上曉得蘇聯和共產國際(即遠方政府)對西安事變的態度。
斯諾在《紅色中國雜記》一書中介紹了他在1937年11月與宋慶齡的一次談話，斯諾得知：“宋慶齡曾把史達林的電報轉給毛。電報宣稱，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利用他們的影響使蔣釋放，莫斯科將斥責他們為‘土匪’，並將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譴責。”斯諾還記述，毛收到這封電報時勃然大怒，一邊咒駡一邊跺腳。(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特里爾的《毛澤東傳》也寫到此事：“正當中共處理這一棘手難題的時候，莫斯科來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議的電報。史達林認為，綁架蔣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陰謀，張學良和共產黨應該立即無條件釋放蔣。似乎毛看到這份電報後勃然大怒，毛把電報撕得粉碎，一邊跺腳一邊咒駡。”這裡，特里爾也是引用斯諾的敘述，但他在採訪黃華時，當時任外交部部長的黃華證實了這一點。
中共中央究竟什麼時候得到來自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按照現在公佈的檔案資料是在12月20日才再次收到並譯出。真相如何，有待檔案文獻的進一步公開，或有關當事人的回憶。
放蔣：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2月17日，周恩來抵西安後，與張學良會談, 進一步明確了事變只有和平解決, 才能對民族、對革命有利。與張會談後, 周當晚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 除報告到西安後瞭解的各方情況外，還對蔣的處置問題提出意見：“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 則蔣安全無望。”如內戰不可避免，西安遭到圍攻之前，對蔣則實行“最後手段”。由此可見，此時對蔣還是處於可殺可不殺之間。周的建議基本上被中共中央採納。
18日 ，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 以第三者調解人的立場指出：“援救蔣氏個人，亦非武力所能解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故本黨認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國民黨中央“必須毅然決然立刻實行”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二)將討伐張、楊和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內戰, 一致抗日。電文最後指出：“本黨相信, 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 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 即蔣氏的安全自由亦當不成問題。”
在共產國際指示和國內外輿論的影響下，毛澤東、博古、朱德、張國燾等人最後改變了先前的“殺蔣”態度，主張有條件地恢復蔣介石的自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並借此機會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20日，中共在接到共產國際釋放蔣的明確指示後，公開的態度從支持者退至“第三者”，提出釋放蔣的種種條件。21日，毛澤東將共產國際的指示內容轉發張，不過還是特意刪去了“讓張學良感到不舒服”的話。
25日，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並親自陪同蔣介石回南京。蔣介石臨行前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
12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出：“蔣介石宋子文的接受抗日主張與蔣介石的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為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展全國全面抗日戰爭奠定了基礎。(作者系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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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22日，香港啟德機場。
當時，在東南亞等地，戴瑞士名表勞力士是一些老闆的身份的象徵，因此從幾萬元一隻的普通勞力士到100多萬元一隻的鑽石勞力士在香港銷路都很好。總部設在瑞士的勞力士公司每隔一段時間，便要空運一批勞力士至香港，然後由保安公司負責從機場押運至香港中環勞力士香港公司所在地，整個過程嚴格保密，戒備森嚴。
這一天，瑞士勞力士總公司又往香港空運了一批勞力士表，香港一家私營保安公司負責押運。
這天中午約11點半左右，一輛保安公司的押運車，經過自動閘門駛進了機場的倉庫區，然後在倉庫樓前停下。車門打開，一名身穿制服，手持獵槍的押運員跳下車，迅速地站在車旁警戒，隨後另外兩名押運員走出車門，走進倉庫辦手續。
走進倉庫區的押運員將有關手續交給倉庫貨運站，貨運站的人查驗無誤後，就將他們要提的幾十箱貨運到押運車旁。押運員當即清點，清點無誤後，押運員與貨運站辦了交割手續。當一箱一箱的手錶都搬上車，押運員剛要關上車門時，五個蒙面人突然沖了過來。蒙面人分工明確，兩人跑到駕駛室，用手槍頂住了坐在駕駛室的押運員，繳下了已經驚呆了的押運員手中的武器。另外三人用手槍頂住搬手錶的兩名押運員，並迅速將他們推上了車，用塑膠手銬將他們銬上，又用膠帶紙封了嘴，將車門從外面鎖上。
在駕駛室的蒙面人穿上押運員脫下的制服，在後面的押運員被鎖進汽車車廂的同時，發動了汽車，揚長而去。整個搶劫過程不到十分鐘。
押運車離開貨運倉庫以後，順利地駛離了貨運站的大閘，朝機場隧道方向駛去。車到隧道口以後，又突然改變方向，沿啟福道向觀塘方向開去。不一會兒，就沒有了蹤影。
負責這種貴重物品押運工作的保安公司，都有較嚴格的工作程式，押運車在工作途中要隨時保持和公司總部的聯繫。但這次公司總部沒有在預定的時間接到押運員的報告，於是馬上和押運車聯繫。那時手提電話還沒有普及，但保安公司給押運員配備了傳呼機，公司總部馬上傳呼押運員，但一遍又一遍的傳呼都沒有回音。公司總部馬上向警方報案。
香港警方接到報案後，立即通知所有在公路上巡邏的員警，密切注意一輛押運車。
數小時後，警方在香港九龍灣的常怡道路旁，發現了那輛失蹤的押運車。打開後車門，發現三名押運員都在車上，被反綁著雙手，蒙著眼睛。車上40箱手錶已被搬走。據押運員說，搶劫者在這兒換了車，然後不知去向。
下午約5點鐘，香港警方又接到路人報案，在香港安達臣配水庫泵房前，有一輛貨車著火。警方趕到現場進行了勘察，沒有找到什麼有用的線索，但在貨車殘骸附近的草叢中，發現了幾隻嶄新的女式勞力士手錶。事後統計，劫匪此次一共搶走了40箱2500只勞力士手錶，總價值為3000萬港幣。此案香港警方查了很長時間，發現了一些跡象，是一個以張子強為首的團夥所為，但是沒有找到確鑿證據，只好作為懸案掛了起來。
張子強，男，祖籍廣西玉林市，1955年4月7日出生，四歲那年隨家人來到香港。
張子強的父親是兩手空空隨著當時的“逃港潮”逃到香港的。到香港後既沒錢，也無一技之長，為了全家糊口，憑著在家鄉對中草藥的一點知識，在香港油麻地的廟街開了一個小小的“涼茶鋪”，維持生計。
四五十年代的油麻地遠遠不是現在那個“寸土寸金”、富有身份象徵的繁華地段。當時的油麻地很小，離海灘不遠，一些地方只是海邊的荒地，只有一些低矮的建築，有點像後來的棚戶區。住在這兒的不是窮人，就是一些三教九流之輩，常常發生一些黑社會的火拼。
張子強就是在這樣一個三教九流的外界環境和拮据的家庭經濟環境下長大的。他小學還沒讀完便無心上學，終日流連在“涼茶鋪”周圍，與街童玩耍、打架，慢慢地張子強就與街頭惡棍和黑社會成員交往，“賊性”開始萌芽。
張子強先在父親的“涼茶鋪”做幫手，後來父親見他不學好，又把他送到一間專做西裝的裁縫店當學徒。早年張子強的父親對兒子的教育是嚴厲的，以至後來張子強進了看守所還經常回憶起父親當年打他的情景。但是父親的良苦用心和拳頭，都沒有把張子強引上正道，反而使他對父親產生了一種逆反心理。張子強至死都說，他對父親沒有什麼感情。
張子強很快開始涉入黑社會，並成為小頭目，人稱“一哥”。他12歲就開始進警察局，16歲第一次坐牢，在香港作案無數，多次被抓，在警方留下了厚厚的記錄。成年以後的張子強，儘管已結婚、成家、生子，但並沒有“金盆洗手”，在搶劫勞力士得手後，他又開始了新的陰謀。
1991年7月12日上午，也就是勞力士案件的一年半以後，香港某銀行要調配一部分現金到美國。由香港衛安護衛公司的裝甲解款車運送這批現金到啟德機場，然後空運到美國，其中有美金1700萬，港幣3500萬，總值約港幣1.7億元。
衛安護衛公司的裝甲解款車開進啟德機場的倉庫區，車子在貨運行政樓前停下。其中一名押運員下車走進行政樓辦手續，另外三名手持獵槍的押運員兩人站在車頭，一人坐在車廂裡，擔任警戒。
此時仿佛勞力士劫案的重演，在裝甲解款車前突然又出現了五名劫匪，其中四名戴面罩，一名沒有戴，沒有戴面罩的這個人就是張子強。張子強持手槍沖在前，領著兩名匪徒首先將車頭的兩名押運員用手槍逼進車廂內，其他的匪徒沖進車廂內，用手槍頂住了裡面的押運員。
三名押運員立即被劫匪用布蒙住了眼睛和嘴巴。一名蒙面劫匪跳進了駕駛室，解款車像脫韁的野馬疾馳而去。
解款車剛剛離開，進行政大樓辦手續的那名押運員就走了出來。他一看解款車失蹤，驚呆了，立即掏出對講機報警。
當香港警方趕到搶劫現場時，張子強他們已經駕駛解款車經過了機場隧道，拐上九龍宏安道，前行不久又拐進了麗晶花園，然後迅速繞了麗晶花園一圈，沿宏安道拐上啟業道，把車子停在正在興建的大老山隧道的天橋邊，上了一輛前來接應的白色麵包車。
就在劫匪忙著搬運贓款的時候，車上被綁並被蒙著眼睛的押運員都很緊張，其中有一名押運員滿臉是汗，汗水順著額頭往下流，流進了眼窩，使蒙住眼睛的黑布往下滑了一點，露出了這名押運員的半隻眼睛。押運員從蒙布邊上看見了沒有戴面罩的張子強。
幾名劫匪都沒有注意到那幾個被綁著的押運員。搬完錢劫匪們立即登上麵包車沿著太子道往旺角方向飛駛而去，將解款車和車上的押運員丟在路邊。
此時，公路上飛駛的白色麵包車裡，劫匪們看著眼前裝滿鈔票的九個大口袋和一個小口袋欣喜若狂。張子強掏出一把小刀，挑開了一個裝現金的大帆布袋封口，袋裡露出了一紮紮港幣，這些港幣幾乎都是舊鈔。
張子強隨手拿出一紮有著銀行封簽的1000元面額港幣，扔給坐在一旁的胡濟舒。胡濟舒用手像玩撲克牌似的翻了翻，說：“呵，都是‘大黃牛’！”--由於1000元面額的港幣是黃顏色的，所以香港人喜歡把它叫作“大黃牛”--說完，又把錢扔進了帆布袋中。
當張子強又用刀挑開另一個裝滿美元的口袋時，卻一下愣住了，原來口袋裡的美元都是新幣而且都是連號的。張子強伸手從口袋裡拿出一紮美元，用刀挑破美元上捆紮的紙帶，然後將一紮美元“嘩”的全部扔出了車外。
坐在窗邊的一劫匪趕緊伸手去搶，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他看著扔出去的美元雪片一樣飛揚，散落在車外野地裡，回頭不解地問：“好不容易得來的美元，扔了它幹什麼？”
張子強盤腿而坐，閉眼不語。
胡濟舒敲了一下叫喊的劫匪，說：“你不懂，這叫祭天地，保平安。”
啟德機場1 7億港幣被劫案，震動了整個東南亞，甚至包括美國的金融系統。香港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全力偵破。從現場沒有找到太多的線索，而其中一位押運員雖然看到了一張沒有戴面罩的劫匪的臉，但因不是他熟悉的人，在沒有抓到劫匪前也沒有太多的價值。再加上當時押運員太緊張，事後向警方描述此人時說得也是不十分清楚。警方經過分析認為，劫犯的情報如此準確，手法如此迅速，一定有內部人員配合。警方不動聲色地把偵查目標指向了衛安護衛公司內部。
案發不久，一名女子在同一間銀行連續以同一個帳號存進了41萬港幣現金。銀行立即將此情況通知了警方，經警方驗證該女子所存的現鈔全部是啟德機場被劫的現鈔。
警方隨後發現，向該女子提供這筆現鈔的是一個叫羅豔芳的女人，而羅豔芳則是負責啟德機場現鈔押運的衛安護衛公司運輸部的職員。警方馬上把偵查視線轉向了羅豔芳。
經過進一步調查，警方有了重大發現：羅豔芳的丈夫就是在警局有著一大疊案底的黑社會人物張子強！接著又發現張子強的收入與支出存在很大問題，結合張子強、羅豔芳存進銀行的現金就是啟德機場失劫的錢，警方認為張子強羅豔芳夫妻是啟德機場劫款案的重大嫌疑人，於是，拘捕了張子強、羅豔芳。
1992年11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開庭審理張子強涉嫌搶劫機場解款車案。經過那位解款車押運員的指認以及警方提供的各種證據，法庭裁定張子強罪名成立，判決入獄18年。而羅豔芳卻由於證據不足，判無罪當庭釋放。
釋放後羅豔芳立即為張子強“喊冤”，她召開了新聞發佈會，在會上羅豔芳首先對著眾多的話筒說：“張子強先生是冤枉的。警方指控張先生的惟一證人，是一個押運員，他聲稱曾在現場看見張子強。可是，在現場進行指認時，他又不能立即認出張先生，卻在離開指認現場時，又回頭指認張先生，這個指認不能不讓人懷疑它的真實程度。而且，這個證據是獨立的，不能形成一個證據鏈，因此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我們有信心打贏這場官司。”
有記者問羅豔芳：“羅豔芳女士還有什麼要說的？”羅豔芳面對著鏡頭，慢慢地取下了墨鏡，人們看到她淚流滿面。她說：“警方不但製造冤案，還搞刑訊逼供，你們看！”接著，羅豔芳突然撩起自己的長裙，露出雪白的大腿，大腿內側有一道長長的淺紅色的傷疤。
整個新聞發佈會會場立即躁動起來，羅豔芳哭著說：“在裡面，員警為了讓我招供，竟用刀在我大腿上劃了一刀。”
現場一片驚呼聲。
1995年6月23日，香港終審法院開庭審理張子強的上訴案，這時候羅豔芳和律師的努力已經十分見成效。張子強被當庭釋放。
獲釋的張子強並沒有善罷甘休，第二天他張揚地開著他的那輛黃色林寶堅尼名貴跑車，約請香港電視臺記者“控訴”員警，並以冤案的名義向香港警方索賠，為此香港警方後來向張子強賠了800萬港幣。張子強的名字，一時間在香港差不多家喻戶曉，成了一個社會明星。
1996年初，出獄不久的張子強起了“動動”香港富商的念頭。他請出曾在香港監獄內結識的“牢友”葉繼歡，策劃了一宗“驚天動地”的“大事”。其後，張子強和葉繼歡在廣州、東莞等地具體密謀了綁架香港李姓富商的計畫。
計畫定完後，張子強給了一個綽號“阿七”的同夥140多萬港幣，用來購買衝鋒槍、手槍、手雷、汽車和租用關押人質的房屋。5月份，葉繼歡帶一批人手持長短槍偷渡到香港，登上西環時，被香港巡邏員警發現，雙方發生槍戰，葉繼歡被抓，其餘人逃脫。事發後，張子強馬上召來“高佬成”、“肥佬”等同夥。1996年5月23日下午5時許，當富商乘車行在港島南區深水灣道一個拐彎處時，張子強等多名綁匪手持衝鋒槍、手槍及手雷將富商及司機劫持，最終綁匪共獲取10 38億港元的贖金，張子強得了4億多港元。事發後，由於被綁富商的低調處理，此事並未被外人知曉。
1997年，嘗到綁架富豪甜頭的張子強又把目標盯上了香港新鴻基老闆、世界華人第二富翁郭炳湘。
4月，在澳門豪賭的張子強找來了當年一起進行啟德劫鈔、後移居廣州的同夥張志烽。見面後張子強說：“阿斬(張志烽的綽號)，1995年我交給你的那100多萬美金，你沒有幫我兌換成港幣給我，這麼些年了，現在我手頭很緊，你要還我。”
張志烽一聽張子強特意把他叫到澳門只是為了逼債，頓時急了起來：“這筆錢，鄭志武帶到奧地利去兌換，被奧地利警方扣了，鄭志武還差點坐牢，不是我弄丟的。”
張子強把杯子往下一放，六親不認，說：“那我不管，按規矩你要負責，當時我是交給你的，鄭志武是你的朋友。這些錢，我算了一下，按照當時的匯率再加上這些年的利息，算個整數是900萬港幣。阿斬，親兄弟明算帳，這筆錢你還是要還給我的。”
張志烽哭喪著臉說：“我哪有這麼大一筆錢還你啊。”
張子強怪笑了一下：“我知道你現在沒有錢還我。我這裡有一單大生意，你幫我做，做成之後就可以還清這筆債了。”
張志烽說：“什麼生意能賺這麼一大筆錢？”
張子強說：“做成了，不但能還我的債，而且我還讓你有更多的錢。”
張志烽的臉上立即陰轉晴：“那你說吧，只要我能做到。”
張子強說：“很簡單。你回香港後到新鴻基地產大廈下麵，觀察新鴻基地產的郭炳湘老闆每天什麼時候下班，坐什麼車，掛的什麼車牌，下班時走什麼路線。你把這些事情搞清楚搞準確，告訴我就行了。其他，你暫時別問，以後會告訴你的。”
張志烽後面也沒有再問什麼，其實他已經清楚了張子強要幹什麼。
張子強對自己集團裡所有成員的特點都瞭若指掌，並善於利用他們各自的特長。張志烽隨著年齡的增長，已經不適應在一線沖衝殺殺，但張志烽心細有經驗，善於盯梢和觀察，所以張子強派他觀察郭炳湘的行蹤。
張志烽第一次盯了一天，沒有發現郭炳湘的蹤跡。第二天，張志烽換了一套衣服來到新鴻基大廈，在大廈門口徘徊。快到傍晚時，他看見一輛淺藍色的寶馬車開出。根據事先瞭解到的郭炳湘的車號，他知道這是郭炳湘的車。他連忙看了看表，是下午6點10分。
第三天，張志烽又換了一套衣服，在下午6點前來到新鴻基大廈。儘管張志烽十分小心，三天都穿了不同的衣服，但一連幾天總站在門口，還是引起了大廈保安的注意，一名保安走過來盤問張志烽，張志烽立即走進大廈裡的商場裝作買東西。一會兒，郭炳湘坐的寶馬車就出來了，仍是那輛淺藍色的寶馬豪華轎車。張志烽站在大廈玻璃幕牆後面，仔細觀察著郭炳湘的車經過大廈出口，他看看表，是傍晚6點多鐘。郭炳湘下班時間非常準時。
第四天，張志烽沒有出現在大廈內，而是開了一輛車等在新鴻基大廈的外面，下午6點多，郭炳湘的車準時開出新鴻基大廈。張志烽立即開車在後面跟蹤，他看到郭沒有帶司機，是自己一個人開車，他一直盯著郭的車經過香港仔隧道開進淺水灣，張志烽在一張地圖上標下郭炳湘所走的路線，沿線一一作下記號。
幾天後，張志烽將跟蹤情況向張子強詳細彙報。張子強聽完後說：“好了，你的事情做完了，你已經引起保安的注意，千萬不要再在那兒露面了。你把車給陳森友，叫陳森友繼續跟蹤，弄清楚郭炳湘的行動規律。”
隨後，張子強交給張志烽200萬港幣，要他找幾個人手，買兩輛車，再找一處關“肉參”(即人質)的房子。
1997年8月，張志烽在廣州為兒子擺滿月酒，啟德機場解款車劫案的另一個案犯胡濟舒也來慶賀。胡濟舒和張子強都是幾十年老朋友了。由於胡濟舒平時喜歡看武俠小說，特別欣賞武俠小說裡的軍師式人物，說起謀略來一套一套的，張子強很看重他。1991年香港啟德機場解款車被劫案發生後，張子強被判刑，胡濟舒成為香港警方的重要通緝犯，在香港的銀行戶頭全被凍結，他逃到柬埔寨一直不敢回香港。胡濟舒在金邊開了一家大世界酒店，但由於他經營無方，再加上柬埔寨前些年政局一直動盪，他也一直處在入不敷出的境地。
當晚張志烽為兒子擺的滿月酒宴散席時，胡濟舒都有點醉了，張志烽送他出來。走到酒樓門口，張志烽對胡濟舒說：“蝠鼠(胡濟舒綽號)，明天早上你到勝利賓館來，大富豪(張子強綽號)夫婦住在那兒，我們約他們夫婦一塊兒喝早茶，我有好事告訴你。”
胡濟舒滿口酒氣：“好的，好的。”
第二天一早，胡濟舒乘的士來到勝利賓館。胡濟舒下車後，張志烽已經在樓下大堂裡等候。張志烽迎上來對胡濟舒說：“大富豪還沒有起床，我們再等等。”兩人在大堂的沙發上坐下來，張志烽遞給胡濟舒一支煙。
張志烽把張子強的計畫和自己在新鴻基大廈樓下的觀察，一一地對胡濟舒敘述了一遍，胡濟舒非常仔細地聽，聽完以後並沒有馬上說什麼，他還要好好想一想。
張子強與胡濟舒、張志烽商量後，張子強夫婦當天就回香港了。第二天胡濟舒在廣州轉轉後就到了深圳，住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第三天，張志烽從廣州趕過來了，來到胡濟舒住的房間，看見房間裡只有胡濟舒一個人。
入座後，兩人扯了一些閒話，就又開始商議細節，胡濟舒讓張志烽把所有細節再說一遍。
張志烽說：“我已經在新鴻基大廈下觀察了好幾天，郭老闆每天下班後都去健身房，大約在6點多鐘回家，開的是一輛淺藍色的寶馬車，車號我都記下了。一般來說下班後走的是同一條路線。大富豪打算在他回家的路上綁架他，然後用車拉到我們租來的屋子關押。”
胡濟舒想了想說：“這樣，需要幾個開車技術好的，我的一個香港朋友老甘(甘永強)，車開得很不錯，算他一個。另外，他還有一個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叫阿雞(鄧禮顯)，要是人手不夠也算一個吧。”
張志烽說：“沒問題，正缺人手呢。”
胡濟舒又問：“什麼時候動手？”
張志烽說：“等大富豪最後決定。準備工作還沒有做好，人手齊了還要再分一次工。”
兩天后，胡濟舒搬回他在深圳的房子住下。當晚，他在深圳“噴泉酒樓”，請參加這次綁架活動的兄弟們吃飯。
此次這夥人的聚會，是為了商議綁架的具體細節和初步分工，主要是做案前的準備工作。按照常規像這樣的重要聚會，作為首領的張子強應該參加。但是張子強這個人有幾個特點：一是，總的策劃方案由他決定後，作案前的準備工作他並不親歷親為，而只是把前期的工作交代給自己的親信去準備；二是，每次作案經費都由他出，他做出匡算拿出作案經費後，對經費的具體用途也不過問；三是，一旦實施作案時，他不但親臨現場而且總是衝殺在一線；四是，作案成功後，張子強不替手下分錢。他只是事前把自己要分多少告之大家，事成後他拿走自己的一份，其他成員分多少，他從不過問。
1997年9月28日上午，張子強來到胡濟舒住的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其他參與行動的人員也集中到了這兒。
張子強走進房間給大家佈置行動，此時房間裡有胡濟舒、張志烽、薛永森、陳森友、陳樹漢、汪鳳琪、甘永強等。
有一份香港地圖放在房間的地毯上，張子強就站在這份地圖旁，再次明確了同夥的任務，並讓他們全部集中到銅鑼灣怡東大廈。
銅鑼灣是個人口稠密的地區，張子強選這兒作為匪徒的集中點，也表明了他作為職業罪犯的精明，越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區，越是不容易引人注意。因為你如果選一處人跡稀少的地方，這麼多作案人員的突然集中、進進出出必然會引人注意。張子強兩次實施綁架，都選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作為集中點。
1997年9月29日下午，在香港新鴻基大廈前，張志烽監視著大廈出口。他不停地看表，此時已經是下午5點30分，還沒有見到郭炳湘的影子。6點40分，那輛他所熟悉的淺藍色的寶馬車已經開出了大廈。張志烽立即拿起手機，對著手提電話說：“老闆收工了。”張志烽打完電話就離開了，朝著另一個方向走去。
聽到張志烽的報告，張子強立即通知同夥出發。匪徒們馬上行動起來，紛紛拿上武器，裝進兩個旅行包，然後分別下樓。大廈門口停了一輛車牌號是GZ3612的白色“豐田”舊麵包車。
郭炳湘的車出了新鴻基大廈後，朝海灘道方向開去。這時，天還沒有黑，在海灘道的一個拐彎處，停著一輛車牌號為HG7396的小車，車上坐著就是張子強。這是海灘道的一個拐彎處，交通標誌表明這是一個單行道，窄窄的道路只容得下一輛車行駛。張子強的車停在彎道的這一邊，他從電話裡聽到張志烽的報告後，立即用對講機通知了前面的人：“老闆已經收工了，車子一經過，我立即通知，你們就行動。記住，淺藍色的寶馬。”
這時，郭炳湘那輛淺藍色的寶馬車已經經過香港仔隧道，開上了淺水灣道，仍然是郭自己開車，沒有帶司機，車上只是他一個人。
在海灘道彎道旁停車的張子強已經發動了汽車，此刻他一手扶著方向盤，一手握著汽車的手刹，聚精會神地注意著自己車的倒視鏡，隨時準備開動汽車。很快看見郭的車快速經過他的車邊，朝前開去。
張子強立即拿起對講機：“車已過了。”說完，鬆開手刹，腳踩油門，把車子打橫堵在馬路中間，立即把整個馬路都堵死了，然後下車把引擎蓋打開，假裝車子出了故障，正在修理。
海灘道彎道的另一頭，甘永強坐在一輛停著的車裡。他手拿對講機，對講機裡傳來張子強的聲音後，甘永強立即將沒有熄火的轎車(車牌號FK9630)，也打橫堵在馬路中間。
只一會兒功夫，郭炳湘的車就從彎道的橋下鑽過來，他看見前面有一輛車停在馬路中間，立即刹車。
這時，停在一邊的陳森友那輛白色“豐田”麵包車(車牌號GZ3612)已經跟了上來，緊緊地頂在郭的寶馬車後面，使它動彈不得。
郭炳湘見前面的車子不動，就按了幾下喇叭。突然他從車子的倒視鏡中，看見後面的車子裡跳出來好幾個兇神惡煞的男人，每人手上都拿著長短武器，把寶馬車團團圍住。
郭本能地叫道：“你們是什麼人？想幹什麼？”
沒等郭緩過勁來，綁匪們已經把他從車上拖下來，幾個人架著他，將他粗暴地塞進了後面的麵包車，立即有人將他綁上，並用膠帶紙封上了嘴。同時陳森友倒車，從郭的車旁擠過，揚長而去。
綁架行動一切都井然有序。陳森友將郭炳湘拉走以後，鄧禮顯從甘永強的車上下來，上了郭的寶馬車，車鑰匙還插在鑰匙孔裡，寶馬車的發動機還開著，鄧禮顯輕輕一踩油門，發動機輕聲地哼起來，鄧禮顯不禁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好車。”
此時，前面的甘永強已經將自己的車開走，給鄧禮顯讓開了道。
鄧禮顯開著寶馬車繞過甘永強的車，將車開到事前看好的離現場50米的一個海灘停車場停好，自己就離去了。郭炳湘坐的那輛豪華型寶馬車就靜靜地停在那兒，誰也不會注意到主人已經離去，可車鑰匙仍然掛在車上。
在香港淺水灣道上，陳森友一邊開車，一邊用對講機通知張子強：“成功了，成功了！”
此刻，張子強仍然在香港海灘道彎道旁，他的那輛橫在馬路中間的車子，車的引擎蓋仍然打開著，張子強用自己的車把後來經過海灘道的車都攔下了。當假裝修車的張子強聽到對講機裡傳來陳森友“成功了”的聲音時，馬上把自己車的引擎蓋蓋上，假裝車子修好了，他還跟停在後面的司機們做了一個抱歉的手勢，鑽進車裡發動汽車，也揚長而去。
由於行動迅速，現場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道路上已經恢復了平靜，誰也沒想到香港的億萬富翁郭炳湘剛剛在這裡被人綁架了。
馬路上，張子強邊開車邊用電話通知陳森友：“讓‘肉參’(即人質)給家裡打一個電話，就說自己被綁架了，叫家裡準備贖金，不准報警。”
陳森友接到張子強的電話，立即對自己的同夥說：“叫他給家裡打一個電話，準備贖金，不准報警。”
車上的同夥立即把壓在身下的郭炳湘抬起來，撕開貼在他嘴上的膠帶紙，又從郭的包裡掏出他的手提電話，說：“快，快給你家打一個電話，叫你家裡準備贖金。不准報警。”
可是沒想到，郭炳湘非常強硬，拒不和綁匪合作，堅決不打這個電話。匪徒們將他按下抬起好幾次，他就是不打，並且你只要撕下他嘴上的膠帶紙，他就教訓這幫匪徒。
陳森友無奈，只好又給張子強打電話說：“‘肉參’不願打電話。”
張子強得知郭炳湘不配合時，知道事情不會像預先計畫的那麼順利了，他氣得罵了一句，就把車開到一個僻靜處，用路邊的一個公用電話，給郭家打電話。
但由於郭妻堅持“如果接不到郭炳湘的電話就不談判”的立場，張子強十分惱怒。他又給陳森友打電話。
這時，陳森友已經將郭炳湘拉到事先租來準備關人質的香港新界馬鞍崗200號。這是一幢靠山邊的二層磚房，有院子，有圍牆，周圍有很多樹木。車可以直接開進院子，院子離公路約有一公里。
到了馬鞍崗200號後，匪徒們立即按事先的分工，將郭炳湘關在一個房間裡，用一條鐵鍊鎖上郭的腳，仍然用膠布貼住郭炳湘的眼睛。
在另一間屋裡，陳森友接完張子強的電話後，走進關押郭炳湘的房間，對他說：“你還是給家裡打一個電話吧，否則，你老婆會認為你不安全。”
沒想到郭炳湘一點也不怕，他拒絕配合，對綁匪們說：“你們趕快放了我，否則你們要為今天的事後悔的。”
幾個匪徒氣得大罵，上前對他拳打腳踢。郭炳湘仍不就範，陳森友只好又給張子強打電話。張子強在電話裡聽到打人的聲音，馬上制止：“別動粗，我再想想辦法。”
張子強與郭家的談判並沒有預想的那樣順利，這讓張子強感到很頭痛，綁匪們也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綁架的目的是為了勒索錢，時間拖得越長對綁匪就越不利。可現在郭家堅持接不到郭炳湘本人的電話，不能確定他是否安全，就不和張子強談判贖金。而郭炳湘本人就是不和綁匪配合打這個電話，事情僵持住了。
1997年10月2日，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住在這兒的胡濟舒一直在等待張子強的電話。綁架郭炳湘已經是第4天了，但胡濟舒一直沒有接到張子強的電話，也得不到香港方面的消息。在深圳能夠收到香港的電視，這幾天，胡濟舒特別關注香港電視新聞，看看有沒有這方面的消息，但是香港仿佛很平靜，沒有半點關於郭炳湘被綁架的報導。
此時，張子強卻坐在香港的一間咖啡廳一個僻靜的角落，正在和陳森友通電話。
陳森友對張子強說：“‘肉參’就是不肯給家裡打電話，還罵罵咧咧。我們已經教訓他好幾次了。”張子強說：“阿牛，嚇唬嚇唬可以，手腳別太重，打壞了就麻煩了。我們要錢不要命的。想個辦法，讓他吃一些苦頭，但別傷他的皮肉。他是公子哥兒出身，相信他吃不了幾天苦。”
陳森友放下電話回頭看看里間坐在地上的郭炳湘，眼露凶光。他看見房裡有一隻木箱，就對正在吃飯的幾個匪徒使了一個眼色。陳森友走進裡屋，一腳把地上的飯盒踢開，對郭炳湘說：“我再問一遍，你打不打這個電話？”
郭炳湘仍然很堅決：“我勸你別費心了，現在送我回去還來得及，否則你們後悔的日子在後面。”陳森友說：“那好，我先讓你後悔。來，把他衣服脫了，塞進這個箱子裡。”
幾個匪徒凶神一樣沖上來，七手八腳脫下郭炳湘的衣服，硬將郭炳湘塞進了那只木箱。郭炳湘在裡面不停地踢木箱，匪徒們就坐在“咚咚”作響的木箱上吃飯。漸漸地，木箱裡沒有聲音了。
香港的9月和10月是一年中最為燥熱的日子。這夥匪徒就是這樣殘忍地折磨著人質，而且一連折磨了四天，郭炳湘在木箱裡忍受著非人的生活，還不給水喝。
四天后，郭炳湘終於拿起了手機：“是我，我實在受不了了……”
陳森友走出關押郭炳湘的房間，立即撥張子強的電話，興奮地對張子強說：“‘肉參’已經給家裡打了電話。”
張子強高興地說：“好，知道了。”
放下電話張子強立即給郭家打電話。
張子強在電話裡仍然是那樣不陰不陽地說：“怎麼樣？接到你們家先生的電話了嗎？”
郭家因為已經好幾天都沒有郭炳湘的消息了，正在心急如焚的時候，聽到了郭炳湘的聲音，證實郭仍然活著，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但郭炳湘在電話裡所說的話以及他的語氣，讓郭家更擔心，所以他們就說：“一切都好商量，請務必不要難為我們家先生。”
張子強說：“只要你們合作，我保證他的安全。報警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此刻，如何救郭炳湘出來是郭家的當務之急。但是，郭家能在香港這個激烈競爭的社會中，打出一片天地來，當然非一日之功。商場上，除了商業的競爭，恐怕也很難完全避免像張子強這樣的黑社會分子的敲詐，面對郭家三兄弟的老大突然被綁架，郭家當然不會處在完全束手無策之中。他們經過了多次的緊急磋商，諮詢過專業人士的意見，為了防止綁匪“撕票”，雖然沒有報警，但研究了具體的對策。面對在暗中的綁匪，郭家當然不會輕信張子強的話。
張子強作為一個職業罪犯，當然在電話中聽出了郭家的顧慮，他沒等郭家再開口，就說：“為了表示我的誠意，談判的時候，你們可以派人把我綁上，我上你們家來，我們當面談。”
這是張子強的一個策略，一般綁匪都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他敢，並且為了表現出他的無所畏懼，他敢隻身進入“肉參”的家中。他認為，你離“肉參”的家越近，你就越安全。但郭家沒有同意這個方案。
張子強又提出了另一個見面方式：“或者這樣，你們家派人到我現在的咖啡廳來，這裡對面就是員警總部，你們大概不害怕吧？”
郭家也沒有同意，其實郭家已經準備好了一種談判方式，他們將這種談判方式在電話中告訴了張子強。
張子強聽後說：“你們派車來接我？好，知道了。只能去我一人，不能帶武器？好，沒有問題，我有誠意，我全部答應你們的要求。什麼車？黑色賓士車，在中環，車號多少？記住了，好的，一言為定。”
張子強馬上又給正在深圳香格里拉大酒店等消息的胡濟舒打電話：“蝠鼠，我已經跟郭家聯絡好了，我去他們那兒。”
胡濟舒在電話裡問：“怎麼樣，事情拖了這麼多天，會不會危險？”
張子強說：“危險是肯定的，但我想他們不敢輕舉妄動，因為，人質在我手裡。一切按原計劃，事成以後，我通知你，由你通知陳森友放人。如果我去了以後，一天沒有消息，你立即通知陳森友他們帶著人質轉移。”
放下電話以後，張子強立即乘車趕往香港中環。
到中環後，張子強看見一輛黑色賓士車停在路邊，於是上前敲敲車門，車門打開後張子強上了車。上車後，張子強大大咧咧地坐在司機旁邊，舉起雙手，示意司機搜他的身。司機將張子強渾身上上下下搜了一遍，張子強一副無所謂的樣子伸直雙手任其搜查。司機見張子強確實沒有帶武器，就發動了汽車。
司機開著車在街頭兜了幾個圈，很顯然，他是從倒視鏡裡注意著後面有沒有可疑的車輛跟蹤。
張子強兩手抄腰，閉目養神。兜了幾圈，見後面沒有什麼動靜，司機就把車開往目的地。
車子到了目的地以後，司機領著張子強乘電梯上了樓，走進一間寬大的客廳，客廳裡已經坐著一群人。這些人有些張子強認識，有些不認識。
張子強大大咧咧地走了進去，目中無人地在一張沙發上坐下。
張子強說：“長話短說，我們一幫弟兄想要幾個安家費，你們是香港超級富豪，跟你們借幾個錢用用。如果成交，我們保證今後絕不再來騷擾你們家族。”
郭家人問：“請問先生要多少？”
張子強把手一揮，說：“也不會讓你們太為難，我也知道，多了，你們取現金困難，就十個億吧。”
郭家人驚呆了，你看著我，我看著你。郭家人說：“先生，十個億的現金是絕對拿不出來的。”
張子強說：“你們這就不像富豪的樣子了，太缺乏誠意。”
郭家人說：“我們家老闆在你手中，我們必須有誠意，但是我們確實在短時間內拿不出這麼多的現金。”
張子強反問：“那你們說多少？”
郭家人說：“你要的全是現金，而且時間這麼緊，這麼大的現金量哪一家銀行籌集都有困難，希望你能理解。”
張子強一拍茶几：“好，一口價，六個億，再不講價了。”
郭家人小聲地商量了一下，轉身對張子強說：“好，我們設法去籌集。”
張子強又說：“全部要舊幣，你們將現金放在車上我們來取。”
郭家人說：“我們準備好，立即通知你。”張子強威脅道：“最好別拖時間，拖長了你家老闆就不好受了。”
郭家人說：“我們知道，我們比您更急，但是請您理解，這麼大一筆現金，我們確實需要時間去籌措，請您一定要善待我們家老闆。”
郭家雖為香港億萬富翁，但不等於郭家就存有6億現金，就是他整個新鴻基集團在一天裡也不一定有6億現金的流動資金，但郭家需要緊急籌措。因為贖金的數額已經談好，早一點付了贖金，郭炳湘就能早一點脫離危險，郭炳湘已經被綁匪關押了多日，郭家人盼著能早一點見到親人。
經過一天的緊急籌措，多方設法，郭家人終於通知張子強，第二天上午到香港中環的一家銀行前取款。
第二天一早，張子強帶著一名馬仔比預定時間早一些來到香港中環的這家銀行門前，找了一個地方隱藏起來。
到了約定的時間，張子強看見兩輛賓士車從銀行裡面開了出來，然後就停在門口的街邊，其中一輛就是昨天去接他的那輛。張子強沒有馬上從隱藏的地方出來，而是在仔細地觀察著銀行附近的動靜。
對周圍環境觀察了一會兒，張子強沒有發現什麼動靜才慢慢地走了出來，他的馬仔跟在身後。走到那輛接他的賓士車邊，車門開了，還是昨天那位司機，他看見是張子強就從車裡走出來，也示意另一輛車的司機將車交給張子強的同夥。
每一個袋子都是鼓鼓的。張子強打開其中一個編織袋的拉鍊，看見裡面裝的全是一紮一紮的1000元面額的港幣，張子強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將拉鍊拉上。示意自己的同夥上了車，然後兩人立即分別將車開走。
張子強將汽車開出那間銀行的門口後，又拐了幾個彎，立即匯進了馬路上的車流裡。他邊開車，邊注意著後面有沒有人跟蹤。在確認沒有車跟蹤以後，他才將車開往新界。
到了新界後，在一處較為偏僻的路邊，張子強將車停下，他走下車跟後面的同夥說了幾句話，然後兩輛車就分頭而去。一輛開往薄扶林山方向，一輛開往上水方向……
1998年年初，張子強團夥的嚴重暴力罪行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視。
……
張、胡很少說話。計程車出了珠海後就上了105國道，開了約50多公里就到了中山市，在中山市的一個收費站交了費以後，又從105國道拐上了高速公路。這輛紅色的捷達計程車剛離開，中山市公安局的一輛警車就趕到，收費員說，有輛紅色的捷達計程車剛經過，但沒有注意車牌號。這就使幹警犯難了，根本沒有辦法估計經過收費站的那輛紅色計程車裡是不是坐著張子強和胡濟舒。
中山市的前面，就是江門市。江門市公安局也接到省廳指揮部的命令：有兩個重要疑犯乘坐粵C-25475號車牌的紅色捷達車從珠海逃出，請你們立即上路設卡，封鎖要道。發現目標，馬上扣人，不准審問，立即報告省廳指揮部。
這時時間是1998年1月25日中午11點48分。
從珠海方向開往江門的車，都要經過江門的外海大橋。江門市公安局局長接到電話後，馬上發出命令：“立即在江門外海大橋收費站設卡檢查。”
11點50分，由江門市公安局的刑警、交警組成的隊伍迅速到達江門外海大橋收費站，值勤幹警立即攔起了路障。頭戴鋼盔、手持微型衝鋒槍、肩戴執勤袖章的特警也火速到位，認真地盤查著每一部來往車輛。
突然，江門公安局現場指揮的一位幹部看見遠遠地一輛紅色捷達計程車開來，車牌號正是粵C-25475。他叫了一聲：“注意！”
守橋的幹警立即嚴陣以待。收費站前站著身穿防彈衣手持微型衝鋒槍的員警，氣氛顯得很緊張。說話間，紅色捷達計程車開到了收費站前。開車的是一個女司機，她不知道眼前發生了什麼，看見有停車檢查的標誌，就按著現場執勤員警的示意，將車緩緩地停在橋頭。
車剛停穩，行動隊員就沖了上來。就在張、胡二人佯裝愕然之際，兩副鋥亮的手銬將其手腕反銬起來。此時張子強還故作鎮定地說：“你們不要鎖得這麼緊，我們是正當生意人。”
一般來說，刑事案件抓住了案犯，案件也就基本進入尾聲了。可是對於張子強犯罪集團來說，由於這個犯罪集團犯罪時間之長，人數之多，案值之大，涉及之廣是前所未有的，目前得到的所有線索又都是不完全的。而且在抓捕現場，從張子強身上搜出的香港居民身份證上的名字是“陳慶威”，胡濟舒的柬埔寨護照上的名字叫“陳樹光”。
因此對張子強、胡濟舒的審訊一度陷入低谷。預審組發現，從張子強的口供矛盾中尋找缺口，雖有些效果，但很難突破，必須尋找新的突破口。
專案組調整策略，決定加緊週邊取證。於是廣州警方迅速逮捕了張志烽，並重點跟上了一個叫“大個D”的人。當時總指揮部提供的情況是，此人會開車，涉嫌參與1997年綁架勒索郭炳湘案，並用分得的鉅款在廣州某地購了房，一直住在廣州，行蹤詭秘。
根據有限的情報，要在廣州查出一個不知真名的會開車的人，其難度可想而知。幾天後，偵查員將偵查範圍縮小到芳村花地灣紅棉苑某幢樓房，發現房主陳某的父親叫陳樹漢。偵查員將情況報到省廳指揮部，指揮部立即回饋了最新情報：陳樹漢就是“大個D”。
4月10日深夜12點左右，幾名偵查員敲開了陳家的宅門，偵查員沖進鐵門的一瞬間，立即判斷出身著白色老頭衫年近半百體態稍胖的男人正是“大個D”！“大個D"束手就擒。
“大個D”供認，他於1971年偷渡香港後，成為香港居民。他在做廚師期間，認識了同一年偷渡到香港的廣州青年張志烽，並一直保持聯繫。前兩年，他因涉及一宗毒品走私案，被香港警方通緝，逃回廣州。1997年的一天，張志烽找到他，介紹他參與張子強團夥綁架富商前的密謀活動。臨行動時，他因被香港警方通緝，未能直接到現場參與綁架。綁架作案成功後，他分得1700萬港元。
“大個D”的供述使偵審工作開始走出低谷。4月初，深圳偵查員在週邊調查取證過程中，盯上了一對形影不離的神秘男子--劉國華兩兄弟。
香港800公斤炸藥案公之於眾後，涉嫌參與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如驚弓之鳥，紛紛東躲西藏。劉鼎勳和劉國華兩兄弟更是心驚膽戰，為逃過香港員警的視線，潛入深圳避風。
總指揮部決定“動動”他們，並指示深圳專案組選好時機，利索解決。
4月10日下午，劉氏兄弟從臺山老家掃墓後，折返深圳。像往常一樣，他們約了幾個朋友，躲進富華酒樓吃飯。7點多，正當劉氏兄弟拔腿走人時，早在附近設伏的偵查員沖了上來……
面對預審民警的攻勢，劉鼎勳開始招架不住，交代出800公斤炸藥案的某些真相。
劉鼎勳供認：1998年1月7日，一個熟人叫他第二天早晨6點左右駕車到香港大老山隧道搬炸藥。第二天，他按時來到此處，看見一個叫“阿成”的人駕駛一輛貨櫃車趕來，然後跟著“阿成”來到水響村裡的一幢平房裡。張子強與一夥人早在這裡等著，將“阿成”車上的炸藥搬下來。後來他們感到這裡不安全，又將炸藥轉藏在新界的一幢兩層樓房裡。
劉鼎勳的供認，使800公斤炸藥案現出端倪。
與此同時，從審訊張志烽的口供中得到一條重要線索：張子強和一個叫“阿七”的人曾糾合一批人，在“9•29”綁架案之前綁架過一名富商，並勒索到20億港元。總指揮部立即電告香港警方，旋即獲得對方傳來的準確情報：“阿七”真名陳智浩，香港居民，有過重大犯罪記錄。此人涉嫌參與1996年5月23日綁架勒索富商案。
粵港警方再度聯手，開始秘查“阿七”的行蹤。4月26日晚上，香港九龍深水灣營盤街某幢豪宅走出一名年約30歲的高個男子，司機將其接上車後，直奔羅湖海關。正當他等待安檢時，一名檢查人員把他帶到一個特別的房間裡。幾個人表明員警身份後，立即給他上了銬子，押上一輛警車，往廣州方向急馳而去。此人正是“阿七”。
同夥的大量供詞使張子強的心理防線逐漸崩潰，1998年6月底的最後幾天，張子強竟然一連三天不說話。6月29日值班的管教幹部覺得張子強今晚的行為有點異常，從監視器裡看到張子強仍然在地鋪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值班幹警看看值班室牆上的鐘，已經是12點33分，馬上就要交班了，他就坐下來寫交班日記。寫了一會兒，又抬頭看看監視器，看見張子強又坐了起來，兩手抱著雙腿低著頭。他準備繼續把交班日記寫完，沒寫幾筆，發現張子強仰躺著一動不動。他突然感到不對，立即拔腿朝806倉跑去。
他急促地跑到806倉門口，“嘩啦--”一聲打開監視窗，對著監倉裡其他人喊道：“快快，把張子強扶起來！”
同倉的人都驚醒了，大家七手八腳地上前把張子強扶著坐了起來。
張子強想以自殺了之，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但是，他的這個企圖在一開始實施的時候，就破滅了……張子強終於交代了自己製造的一系列驚天大案的經過。
在攻審張子強前後，“9810”專案組再次撒出一張巨大的緝捕之網，錢漢壽、張煥群、葉繼歡等同謀相繼落網。這一震驚中外的特大嚴重暴力犯罪團夥終於被徹底摧毀。
1998年的11月12日，在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大法庭，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張子強案做出一審判決。《判決書》厚達48頁，這恐怕是世界上最長的一份判決書了，審判長王敏用了很長時間才把它讀完。
宣讀完判決書後，案犯仍被押回看守所，36個案犯一長溜走出了法庭，走了好長一段時間。當然，走在最前面的仍然是張子強。
一路上張子強一言不發。囚車一直開進了看守所的院子，張子強被從車上押了下來，教導員看到他滿臉蒼白，精神恍惚。
1998年12月5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開庭，對張子強犯罪集團案做出終審判決。
一早，張子強等一行36人，又被押到倉邊路26號的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大法庭，在法庭裡站了長長的一溜。所有的人都在聚精會神地聽著法庭的最後判決。
判處上訴人張子強、陳智浩、馬尚忠、梁輝、錢漢壽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上訴人李運、原審被告人朱玉成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二審審判長在宣讀判決書時，張子強臉色煞白，面無表情，不知道在聽沒聽。
宣判結束後，判處有期徒刑的人被押回看守所。
被終審判決死刑的張子強、陳智浩、馬尚忠、梁輝、錢漢壽等五名案犯押進了法庭旁邊的一個小房間，驗明正身。
驗明正身時，突然，陳智浩激動地朝著張子強喊道：“張子強，你可把我害死啦！”
張子強低頭不語。
錢漢壽直叫：“我要揭發！我要揭發！”
法官上來問他揭發什麼，他想了半天，才說：“我要揭發盜版光碟。”顯然錢漢壽緊張得語無倫次。
法官在驗明張子強正身後，問：“有什麼遺言？”
張子強搖搖頭。
五名死刑犯驗明正身後押出房間。魚貫而出時，死刑犯之一的梁輝走到張子強的身邊，說：“你好啦，我們這麼多人陪你。”五名死刑犯被押上囚車前都戴上了黑色的面罩，在警用摩托車的引導下朝刑場開去。一聲令下，槍聲同時響起，害人者最終以害己而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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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批評毛澤東的《蝶戀花》：沒有一句通的
摘要：1959年3月11日，胡適讀到大陸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看見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葉。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如此通韻法。”
1959年3月11日，胡適讀到大陸出版的毛澤東詩詞，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看見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葉。真有點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抄在這裡：
游仙•贈李淑一
我失驕楊君失柳，
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問訊吳剛何所有，
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
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忽報人間曾伏虎，
淚飛頓作傾盆雨。
我請趙元任看此詞押的舞、虎、雨，如何能與‘有’韻字相押。他也說，湖南韻也無如此通韻法。”
隨著海峽兩岸交流胡適日記的整理出版，才使筆者有機會讀到這則有趣的記載，於是才有了下面的文字。
青年毛澤東對新文化運動主將胡適很尊重仰慕，與他有不少交往，也受到他的一些進步思想的影響。1918年8月19日，毛澤東應讀師範時的老師、時任北大教授的楊昌濟之召來到北京，被推薦到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的工作。從美國歸來的大名鼎鼎的胡適此時就在北大任教。在這期間，毛澤東曾不失時機地抽空旁聽胡適的課。胡適在文章中稱毛澤東是他“從前的學生”，此話不假，雖然他僅比毛澤東大兩歲，毛澤東在長沙創辦“自修大學”就是受了胡適的影響，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他還親自登門拜訪胡適，向胡適求教。胡適1920年1月15日的日記中就有“毛澤東來談湖南事”的記載。1936年，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斯諾的採訪時說，五四前後，“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想不到多年以後，在臺灣的胡適仍然“關心”著這位“從前的學生”、現為一國之尊的毛澤東。這次談的是“學生”的詩詞，著重議的是發表不久的“新作”——《遊仙•贈李淑一》(後改為《蝶戀花•答李淑一》)。胡適說這首膾炙人口的《蝶戀花》“沒有一句通的”，此話講得太過，已不是什麼詩歌評論，恐怕已是赤裸裸的詆毀了，可謂“胡說”、“胡批”。相信讀者自有判斷，無須贅言。
至於他所說的這首詞的押韻問題，如果單從“純技術”要求的角度來看，胡適之言，自有一定道理——因為他“論證”得也很“嚴密”，還請教了湘籍著名語言學家趙元任，最終得出了就是照方言也不押韻的結論。“蝶戀花”詞牌要求上下闋同調，五句四仄韻，共八個韻腳，且要求在同一韻部。對照這一要求，毛詞的確“出格”了。上闋的[柳、九、有、酒]屬上聲二十五有韻，下闋的“袖”屬去聲二十六宥韻。上聲二十五有與去聲二十六宥通用，同屬詞韻第十二部，這是符合詞律要求的。然而下闋的[舞、虎、雨)這三個韻腳字均為上聲七埏韻，屬詞韻第四部，明顯和上闋四個韻腳字以及下闋“袖”字不同韻。嚴格對照詞譜，這首詞的確“破韻”了。所以從嚴守規則的要求來說，胡適的批評是不錯的。
這樣的韻腳犯忌，一向重視用韻、深諳格律的毛澤東自然很清楚這一點。1958年12月，他在“作者自注”中說：“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不可改”說明毛澤東是為了不因韻害意而“破格”。如此用韻，意與聲諧，渾然天成，所以也就“只得仍之”了。詩言志，既然格律是為了表情服務的，“情動繩墨外，筆端起波瀾”(臧克家語)，這時又何必膠柱鼓瑟呢?不見詩意、沒有詩味的句子，即便合律，也不是詩。這首《蝶戀花》雖“破韻”，卻能很好地表情達意，所以也就不必削足適履了。毛澤東在遵循詞律的大前提下，根據表達需要而作點靈活變通，不也可以看作是他“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詩論的一種藝術嘗試嗎?所以從創新發展的角度來說，胡適的批評未免太死板、太苛刻了。
胡適就在當天的日記中還有“寫《自由與容忍》，勉強寫成”(後正式發表時題目改為《容忍與自由》)的記載。這位崇尚容忍和自由的大學者在寫這篇後來一發表就受到讚揚的好文章的同時，在批評“學生”詩詞的問題上，卻似乎顯得一點寬容、容忍都沒有。在這一點上，“老師”沒法和“學生”相比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知識份子代表時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學生”並沒有全盤否定“老師”，對其評價還是十分公正的。這恐怕胡適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Re: 歷史故事、掌故、軼事
毛澤東與尼克森會談絕密記錄
作者：掌上千秋史 時間：2012年12月25日 22:22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這是中美兩國非正常化情況下的第一次元首級訪問。當天下午，毛主席在寓所會見了尼克森。按照雙方事前約定，此次會談內容禁止外泄。會談結束後，中方將會談記錄作為絕密檔，美方也將其列為白宮絕密，保存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知之者甚少。1990年代美國解密了這次中美元首會談的內容。白宮 1972年2月21日會談備忘錄參加者: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王海蓉，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唐聞生，翻譯尼克森總統；亨利•A•基辛格，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幕僚（記錄員）日期與時間: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下午2:50—3:55地點:北京，毛澤東寓所（會談在賓主互致問候中開始，毛澤東主席歡迎尼克森總統的到來，尼克森總統表示他非常高興與主席會晤。）
尼克森總統:你讀過很多書。總理說你讀的書比他多。
毛主席: 昨天你在飛機上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說是我們幾個要吹的問題，限於哲學方面。（中國人笑）尼克森總統:我之所以那麼說，是因為我讀過主席的詩詞
毛主席: （手指基辛格博士）他是個哲學博士？尼克森總統:他是一位思想博士。毛主席: 今天請他做主講人如何？
尼克森總統: 他是一位哲學專家。
基辛格: 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閱讀主席的全集。
毛主席: 我的那些東西沒什麼。我寫的東西裡面沒什麼教育意義。（望著攝影師們）現在他們想干擾我們的會談，我們這兒的秩序。
尼克森總統: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國家，改變了這個世界。
毛主席:我沒能力改變世界。我頂多改變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我們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說蔣介石委員長，他不贊成。他說我們是共匪。他最近還發表了一篇講話。你見到啦？
尼克森總統:蔣介石把主席稱為共匪。主席怎麼稱呼蔣介石？
周總理:我們一般稱他們為蔣介石集團。在報紙上有時也稱他為匪。他們也回敬我們為匪。不管如何，我們是互相對罵罷了。
毛主席:其實，我們跟他做朋友的歷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歷史長得多。
尼克森總統:是的，我知道。毛主席:我和你只討論哲學問題毛主席:我們兩個不要壟斷整個談話。不讓基辛格博士說說不行。你跑中國已經跑出了名嘛。
基辛格:是總統確定方向，決定方案。
尼克森總統:他這麼講，說明他是個絕頂聰明的助手。（毛和周笑）
毛主席:他在誇你，說你這樣做很聰明。
尼克森總統:他看起來不像一個特工人員。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況下去巴黎十二次，來北京一次，卻沒人知道的人，可能有兩三個漂亮姑娘除外。（周大笑）
基辛格:她們可不知道。我是用來做掩護的。
毛主席:在巴黎？
尼克森總統:利用漂亮姑娘做掩護的人，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外交家。
毛主席:所以，你們的姑娘常常被用來做掩護嘍？
尼克森總統: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護，我可就有大麻煩啦。
周總理:（大笑）特別是大選的時候。
（基辛格大笑）基辛格博士不競選總統，因為他不是美國出生的公民。
基辛格:唐小姐有資格當美國總統。
尼克森總統:那她將是第一位女總統。我們有了候選人了。
毛主席:如果有這樣的候選人，可就很危險了。講老實話，這個民主黨如果再上臺，我們也不能不同他們打交道。
尼克森總統:我們理解。我們希望我們不使你們面對那樣的問題。
毛主席: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裡討論，而是應該和總理討論。我和你只討論哲學問題。就是說，你競選時我投了你一票。這裡有個美國人叫弗蘭柯，在貴國尚處混戰，就是你上次競選的時候，他寫了篇文章，說你會當選。我很欣賞那篇文章。但現在他反對你的訪問。
尼克森總統:主席投我一票，是投給了兩個壞人裡面好一點的一個
。毛主席:我喜歡右派。人家說你是右派，說你們共和黨是右派，那位首相（愛德華）希思也是右派。
尼克森總統:戴高樂將軍也是。
毛主席:戴高樂是另一回事。他們還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是右派。我比較喜歡這些右派當政。
尼克森總統: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國，至少現在，那些右派能做那些左派只在嘴上說說的事情。
基辛格:那些左派是親蘇的，不鼓勵向人民共和國靠攏，實際上正是基於這些立場他們才批評你。
毛主席: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對你。我們國內也有個反動集團反對我們跟你們來往。結果坐一架飛機跑到國外去了。
周總理:也許你們知道這件事。
毛主席:全世界就美國的情報比較準確，其次是日本。至於蘇聯，他們就在那裡挖屍，但什麼都不說。
周總理:在外蒙古。
尼克森總統: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機中，我們也碰到了同樣的問題。美國的左派非常嚴厲地批評我不站在印度一邊。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親印度，另一個他們親蘇聯。我認為，著眼於更大情勢是重要的。不能讓一個國家，無論它多麼強大，去吞併鄰國。這讓我付出了政治代價——我並不後悔，因為我做得對——歷史會證明我這樣做是對的。
毛主席:提個建議，你少發點簡報好不好？
毛主席:提個建議，只是建議，你少發點簡報好不好？（總統指著基辛格博士和周大笑）如果你把我們談的這些，我們討論的哲學，向其他人通報，你認為好嗎？
尼克森總統:主席可以放心，我們所討論的一切，或者我與總理所討論的一切，統統不會洩露。這是進行最高層會談的唯一辦法。
毛主席:那就好。尼克森總統:我希望同總理，稍後也和主席討論臺灣、越南和朝鮮問題。我還希望討論關於日本的未來，次大陸的未來，印度將起到什麼作用；還有，討論美蘇關係的未來。因為只有放眼全世界，我們才能對近在眼前和迫切的問題做出正確的決策
。毛主席:所有那些麻煩的問題我不想再深談。我看你的題目更好——哲學問題。
尼克森總統:有意思的是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贊成我們此次會晤，但蘇聯、印度不贊成，日本表示有疑慮。我們必須研究為什麼會這樣，同時決定我們應如何發展我們應對世界的政策，而不是諸如朝鮮、越南、臺灣這樣眼前的問題。
毛主席:對，我贊成。
尼克森總統:比如說，我們必須問自己，蘇聯為什麼向貴國邊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歐邊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來是什麼？我們對此存在分歧，那麼，是讓日本中立和全無防衛更好？還是讓它在一個時期內同美國具有一些關係更好？我現在講的屬於哲學範疇，問題在於，在國際關係領域沒有好的選擇。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不能留下真空，因為真空會被填補。例如，總理指出，美國在伸手，蘇聯在伸手。問題是你們面臨何種危險，是美國侵略還是蘇聯侵略的危險？有困難，但必須討論。
毛主席:來自美國侵略的問題，或者來自中國侵略的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個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國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些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因此，我們兩國間的狀態很奇怪，過去22年總是談不攏。現在從我們開始打乒乓球不到十個月。如果從你們在華沙提出建議時算起，也不到兩年。我們這邊辦事也有官僚主義。比如，你們想搞人員往來、貿易。我們就是死不肯，堅持解決不了大問題，小問題就不幹。我自己也這麼堅持過。後來我看還是你們對，我們就打起了乒乓球。總理說這也是尼克森總統上臺後的事。巴基斯坦前總統把尼克森總統介紹給我們。那時，我們駐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們同你們交往。他說要比較一下詹森總統或尼克森總統哪個更好。但是葉海亞說這兩個人沒法比。他說一個像土匪——指詹森總統。我不知他從哪兒得到那麼個印象。我們也不太喜歡他。我們不太喜歡你們前幾任總統，從杜魯門到詹森。這中間有八年是共和黨當總統。那時，你們可能也沒想通。
周總理:主要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政策。
毛主席:之前他（周）和基辛格博士討論過這事。
尼克森總統:但是他們（朝著周總理和基辛格博士）握了手。（周笑）
尼克森 我們知道中國並不威脅美國的領土毛主席:你有什麼話要說的，博士？
基辛格:主席先生，世界形勢在那個時期也已發生急劇變化。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原以為所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都千篇一律。直到總統當政，我們才理解中國革命的不同性質，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革命道路。
尼克森總統: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來我對人民共和國所持的立場，是主席和總理完全不同意的。讓我們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們對世界新的形勢有了一個認識，而我方認識到，重要的不是一個國家的內部政治哲學，重要的是它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策，以及對我們的政策。這就是為什麼——這一點我認為可以實話實說——我們存在分歧的原因。總理和基辛格博士討論過這些分歧。我還想說的是——審視兩個大國，美國與中國——我們知道中國並不威脅美國的領土。我想你們也知道，美國對中國的領土沒有企圖。我們知道中國不想統治美國。我們相信你們也認識到美國不想統治世界。另外——也許你們不相信，但我相信——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這兩個偉大的國家都不想主宰世界。因為我們就這兩個問題上持相同態度，我們不威脅彼此的領土。因此，儘管存在分歧，我們還是能夠找到共同的立場，來建立一個雙方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安全發展的世界構架。對世界上另外一些國家而言，則談不到這一點。
毛主席:我們也不威脅日本和南朝鮮。
尼克森總統:我們不威脅任何國家。
毛主席 就你個人來說，可能不在打倒之列
毛主席:（向周核對時間）你看今天我們吹到這裡差不多了吧？
尼克森總統:是的。我想在結束時說，主席先生，我們知道你和總理冒了很大風險邀請我們到這裡來。這對我們也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但是，我讀了主席的一些講話，知道主席是一個一旦機會來臨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爭朝夕”。就個人而論，我還想說——這也是對你，總理先生你說的——你們並不瞭解我，因此你們就不信任我。你們將會發現，我從來不說我不能做到的事情。我總是做的比說的多。在此基礎上，我希望同主席，當然還有總理，做坦率地談話。
毛主席:（指著基辛格博士）“只爭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我像這種人放大炮的時候多。（周笑）無非是“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到帝、修、反，建立社會主義”這些話。
尼克森總統:就是像我這樣的人，還有匪徒。
毛主席:但就你個人來說，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
尼克森總統:主席先生，主席的一生我們是非常熟悉的。你從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個偉大的國家的頂峰。我的背景，不那麼為人所知。我也出身於一個很貧窮的家庭，並登上了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的頂峰。歷史把我們帶到一起。問題是，我們的哲學不同，但我們都腳踏實地，都來自人民，我們可以實現一個突破，這個突破不僅有益於中美兩國，也在今後的歲月中有益於全世界。這就是我來到這裡的原因。
毛主席:你的書，《六次危機》寫得不錯。
尼克森總統:他（毛）讀的書太多。
毛主席:太少。我對美國瞭解不多。我要請你派一些老師來，主要是歷史和地理老師。
尼克森總統:好哇，太好了。
毛主席:我對愛德格•斯諾先生就是這麼說的，這位元記者在幾天前去世了。
尼克森總統:真是令人遺憾。毛主席:是啊，非常遺憾。我們談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麼僵著呢？一定要談成？人們會說話的。如果我們第一次沒談成，那麼人們就會議論，為什麼我們第一次沒談成？無非是我們的路子走錯了。如果第二次我們談成了，他們怎麼說呀？
（根據中方的記錄，當雙方起身結束談話的時候，尼克森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沒有回應，只是說:“我就不送你了。”
作者：掌上千秋史 時間：2012年12月25日 22:22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這是中美兩國非正常化情況下的第一次元首級訪問。當天下午，毛主席在寓所會見了尼克森。按照雙方事前約定，此次會談內容禁止外泄。會談結束後，中方將會談記錄作為絕密檔，美方也將其列為白宮絕密，保存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知之者甚少。1990年代美國解密了這次中美元首會談的內容。白宮 1972年2月21日會談備忘錄參加者: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王海蓉，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唐聞生，翻譯尼克森總統；亨利•A•基辛格，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幕僚（記錄員）日期與時間: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下午2:50—3:55地點:北京，毛澤東寓所（會談在賓主互致問候中開始，毛澤東主席歡迎尼克森總統的到來，尼克森總統表示他非常高興與主席會晤。）
尼克森總統:你讀過很多書。總理說你讀的書比他多。
毛主席: 昨天你在飛機上給我們出了一個難題。說是我們幾個要吹的問題，限於哲學方面。（中國人笑）尼克森總統:我之所以那麼說，是因為我讀過主席的詩詞
毛主席: （手指基辛格博士）他是個哲學博士？尼克森總統:他是一位思想博士。毛主席: 今天請他做主講人如何？
尼克森總統: 他是一位哲學專家。
基辛格: 我在哈佛大學教書時，指定我的學生要閱讀主席的全集。
毛主席: 我的那些東西沒什麼。我寫的東西裡面沒什麼教育意義。（望著攝影師們）現在他們想干擾我們的會談，我們這兒的秩序。
尼克森總統: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國家，改變了這個世界。
毛主席:我沒能力改變世界。我頂多改變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我們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說蔣介石委員長，他不贊成。他說我們是共匪。他最近還發表了一篇講話。你見到啦？
尼克森總統:蔣介石把主席稱為共匪。主席怎麼稱呼蔣介石？
周總理:我們一般稱他們為蔣介石集團。在報紙上有時也稱他為匪。他們也回敬我們為匪。不管如何，我們是互相對罵罷了。
毛主席:其實，我們跟他做朋友的歷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歷史長得多。
尼克森總統:是的，我知道。毛主席:我和你只討論哲學問題毛主席:我們兩個不要壟斷整個談話。不讓基辛格博士說說不行。你跑中國已經跑出了名嘛。
基辛格:是總統確定方向，決定方案。
尼克森總統:他這麼講，說明他是個絕頂聰明的助手。（毛和周笑）
毛主席:他在誇你，說你這樣做很聰明。
尼克森總統:他看起來不像一個特工人員。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況下去巴黎十二次，來北京一次，卻沒人知道的人，可能有兩三個漂亮姑娘除外。（周大笑）
基辛格:她們可不知道。我是用來做掩護的。
毛主席:在巴黎？
尼克森總統:利用漂亮姑娘做掩護的人，一定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外交家。
毛主席:所以，你們的姑娘常常被用來做掩護嘍？
尼克森總統: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護，我可就有大麻煩啦。
周總理:（大笑）特別是大選的時候。
（基辛格大笑）基辛格博士不競選總統，因為他不是美國出生的公民。
基辛格:唐小姐有資格當美國總統。
尼克森總統:那她將是第一位女總統。我們有了候選人了。
毛主席:如果有這樣的候選人，可就很危險了。講老實話，這個民主黨如果再上臺，我們也不能不同他們打交道。
尼克森總統:我們理解。我們希望我們不使你們面對那樣的問題。
毛主席: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裡討論，而是應該和總理討論。我和你只討論哲學問題。就是說，你競選時我投了你一票。這裡有個美國人叫弗蘭柯，在貴國尚處混戰，就是你上次競選的時候，他寫了篇文章，說你會當選。我很欣賞那篇文章。但現在他反對你的訪問。
尼克森總統:主席投我一票，是投給了兩個壞人裡面好一點的一個
。毛主席:我喜歡右派。人家說你是右派，說你們共和黨是右派，那位首相（愛德華）希思也是右派。
尼克森總統:戴高樂將軍也是。
毛主席:戴高樂是另一回事。他們還說西德的基督教民主黨也是右派。我比較喜歡這些右派當政。
尼克森總統: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國，至少現在，那些右派能做那些左派只在嘴上說說的事情。
基辛格:那些左派是親蘇的，不鼓勵向人民共和國靠攏，實際上正是基於這些立場他們才批評你。
毛主席: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對你。我們國內也有個反動集團反對我們跟你們來往。結果坐一架飛機跑到國外去了。
周總理:也許你們知道這件事。
毛主席:全世界就美國的情報比較準確，其次是日本。至於蘇聯，他們就在那裡挖屍，但什麼都不說。
周總理:在外蒙古。
尼克森總統: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機中，我們也碰到了同樣的問題。美國的左派非常嚴厲地批評我不站在印度一邊。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親印度，另一個他們親蘇聯。我認為，著眼於更大情勢是重要的。不能讓一個國家，無論它多麼強大，去吞併鄰國。這讓我付出了政治代價——我並不後悔，因為我做得對——歷史會證明我這樣做是對的。
毛主席:提個建議，你少發點簡報好不好？
毛主席:提個建議，只是建議，你少發點簡報好不好？（總統指著基辛格博士和周大笑）如果你把我們談的這些，我們討論的哲學，向其他人通報，你認為好嗎？
尼克森總統:主席可以放心，我們所討論的一切，或者我與總理所討論的一切，統統不會洩露。這是進行最高層會談的唯一辦法。
毛主席:那就好。尼克森總統:我希望同總理，稍後也和主席討論臺灣、越南和朝鮮問題。我還希望討論關於日本的未來，次大陸的未來，印度將起到什麼作用；還有，討論美蘇關係的未來。因為只有放眼全世界，我們才能對近在眼前和迫切的問題做出正確的決策
。毛主席:所有那些麻煩的問題我不想再深談。我看你的題目更好——哲學問題。
尼克森總統:有意思的是世界大多數國家都贊成我們此次會晤，但蘇聯、印度不贊成，日本表示有疑慮。我們必須研究為什麼會這樣，同時決定我們應如何發展我們應對世界的政策，而不是諸如朝鮮、越南、臺灣這樣眼前的問題。
毛主席:對，我贊成。
尼克森總統:比如說，我們必須問自己，蘇聯為什麼向貴國邊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歐邊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來是什麼？我們對此存在分歧，那麼，是讓日本中立和全無防衛更好？還是讓它在一個時期內同美國具有一些關係更好？我現在講的屬於哲學範疇，問題在於，在國際關係領域沒有好的選擇。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不能留下真空，因為真空會被填補。例如，總理指出，美國在伸手，蘇聯在伸手。問題是你們面臨何種危險，是美國侵略還是蘇聯侵略的危險？有困難，但必須討論。
毛主席:來自美國侵略的問題，或者來自中國侵略的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個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國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些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因此，我們兩國間的狀態很奇怪，過去22年總是談不攏。現在從我們開始打乒乓球不到十個月。如果從你們在華沙提出建議時算起，也不到兩年。我們這邊辦事也有官僚主義。比如，你們想搞人員往來、貿易。我們就是死不肯，堅持解決不了大問題，小問題就不幹。我自己也這麼堅持過。後來我看還是你們對，我們就打起了乒乓球。總理說這也是尼克森總統上臺後的事。巴基斯坦前總統把尼克森總統介紹給我們。那時，我們駐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們同你們交往。他說要比較一下詹森總統或尼克森總統哪個更好。但是葉海亞說這兩個人沒法比。他說一個像土匪——指詹森總統。我不知他從哪兒得到那麼個印象。我們也不太喜歡他。我們不太喜歡你們前幾任總統，從杜魯門到詹森。這中間有八年是共和黨當總統。那時，你們可能也沒想通。
周總理:主要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政策。
毛主席:之前他（周）和基辛格博士討論過這事。
尼克森總統:但是他們（朝著周總理和基辛格博士）握了手。（周笑）
尼克森 我們知道中國並不威脅美國的領土毛主席:你有什麼話要說的，博士？
基辛格:主席先生，世界形勢在那個時期也已發生急劇變化。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原以為所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都千篇一律。直到總統當政，我們才理解中國革命的不同性質，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革命道路。
尼克森總統: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來我對人民共和國所持的立場，是主席和總理完全不同意的。讓我們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們對世界新的形勢有了一個認識，而我方認識到，重要的不是一個國家的內部政治哲學，重要的是它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策，以及對我們的政策。這就是為什麼——這一點我認為可以實話實說——我們存在分歧的原因。總理和基辛格博士討論過這些分歧。我還想說的是——審視兩個大國，美國與中國——我們知道中國並不威脅美國的領土。我想你們也知道，美國對中國的領土沒有企圖。我們知道中國不想統治美國。我們相信你們也認識到美國不想統治世界。另外——也許你們不相信，但我相信——無論中國，還是美國，這兩個偉大的國家都不想主宰世界。因為我們就這兩個問題上持相同態度，我們不威脅彼此的領土。因此，儘管存在分歧，我們還是能夠找到共同的立場，來建立一個雙方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安全發展的世界構架。對世界上另外一些國家而言，則談不到這一點。
毛主席:我們也不威脅日本和南朝鮮。
尼克森總統:我們不威脅任何國家。
毛主席 就你個人來說，可能不在打倒之列
毛主席:（向周核對時間）你看今天我們吹到這裡差不多了吧？
尼克森總統:是的。我想在結束時說，主席先生，我們知道你和總理冒了很大風險邀請我們到這裡來。這對我們也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但是，我讀了主席的一些講話，知道主席是一個一旦機會來臨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爭朝夕”。就個人而論，我還想說——這也是對你，總理先生你說的——你們並不瞭解我，因此你們就不信任我。你們將會發現，我從來不說我不能做到的事情。我總是做的比說的多。在此基礎上，我希望同主席，當然還有總理，做坦率地談話。
毛主席:（指著基辛格博士）“只爭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我像這種人放大炮的時候多。（周笑）無非是“全世界團結起來，打到帝、修、反，建立社會主義”這些話。
尼克森總統:就是像我這樣的人，還有匪徒。
毛主席:但就你個人來說，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們就沒有朋友了嘛。
尼克森總統:主席先生，主席的一生我們是非常熟悉的。你從一個非常貧窮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個偉大的國家的頂峰。我的背景，不那麼為人所知。我也出身於一個很貧窮的家庭，並登上了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的頂峰。歷史把我們帶到一起。問題是，我們的哲學不同，但我們都腳踏實地，都來自人民，我們可以實現一個突破，這個突破不僅有益於中美兩國，也在今後的歲月中有益於全世界。這就是我來到這裡的原因。
毛主席:你的書，《六次危機》寫得不錯。
尼克森總統:他（毛）讀的書太多。
毛主席:太少。我對美國瞭解不多。我要請你派一些老師來，主要是歷史和地理老師。
尼克森總統:好哇，太好了。
毛主席:我對愛德格•斯諾先生就是這麼說的，這位元記者在幾天前去世了。
尼克森總統:真是令人遺憾。毛主席:是啊，非常遺憾。我們談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麼僵著呢？一定要談成？人們會說話的。如果我們第一次沒談成，那麼人們就會議論，為什麼我們第一次沒談成？無非是我們的路子走錯了。如果第二次我們談成了，他們怎麼說呀？
（根據中方的記錄，當雙方起身結束談話的時候，尼克森握著毛澤東的手說:“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毛澤東沒有回應，只是說:“我就不送你了。”
Re: 歷史故事、掌故、軼事
破解雍正皇帝死亡之謎 曹雪芹為愛情毒死了他?
導讀：民間傳說，埋在泰陵地宮中的雍正是沒有頭的，下葬時為了保個全屍只好鑄了顆金頭代替。專家認為，出現這種說法，與雍正屬於突然死亡有很大關係。
雍正十三年（西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時，白天還在照常理政的雍正皇帝在圓明園猝然去世。
按照《上諭內閣》等官方記載，早在雍正七年，皇帝就得了一場大病，此後雖好轉，但身體一直未完全康復。雍正十三年八月後，雍正病情加重，但始終沒有停止政事。八月二十二日晚，雍正病情突然加劇，淩晨時就駕崩了。
官方記載認定他是病死的。此後，還有人根據文獻中對其病症的記載，認定雍正是中風而死的。
服丹藥中毒之說
雍正剛剛死去，政事、喪事等等自然千頭萬緒，但雍正死後第三天，新君乾隆卻在百忙之中特地下旨驅逐雍正養在圓明園中的道士張太虛等人，並嚴令他們不許透露宮中情況的只言片字。乾隆對道士的嚴厲態度，令人不能不猜測其父的死亡很可能與這些道士有關。
雍正七年，胤禛得病後，曾命心腹大臣“可留心訪問，有內外科好醫生與深達修養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講道之儒士、俗家，著人優待送至京城，朕有用處。”雍正平時喜服丹藥，這從其《燒丹》詩詞中就可以看出來，他還曾為紫陽道人重建道院，延請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到圓明園煉丹以求延年益壽。
據《活計檔》記載，就在雍正死前的12天，有200斤黑鉛運入圓明園。黑鉛是煉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種有毒金屬，過量服食可使人致死。研究這個問題的史學專家認為，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著因果關係的丹藥中毒事件。
此外，我們從事後乾隆皇帝對煉丹道士的處理也可以看到很多破綻。“爐火修煉”確有其事，但只是作為“遊戲”，並沒有吃用丹藥。如果真的沒吃丹藥又何必辯解，這不恰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詔告嗎？
在《清帝外紀》中曾記載，“惟世宗（雍正）之崩，相傳修煉丹餌所致，或出有因”。因此，不少史學家認為雍正是“服餌丹藥中毒而亡的”，但“此說頗有合於情理處，然而究屬推論，未可成為定讞”，確定雍正的真正死因，還需要過硬的資料。
如果雍正皇帝是死于丹藥，那麼主持煉丹的張太虛、王定乾等人就是直接導致雍正皇帝死亡的兇手了。
呂四娘刺殺？
民間傳說，雍正是被俠女呂四娘刺死的，《清宮十三朝》、《清宮遺聞》等書，都有雍正遇刺身亡的演繹。
呂四娘是呂留良之女（一說是孫女），呂留良因文字獄被雍正戮屍，呂氏一門也多被處死。呂四娘攜母及一僕逃出後，隱姓埋名拜師習武。後來，呂四娘喬改扮，混入宮中，乘機砍掉了雍正的腦袋，地宮中的雍正有身無頭。
傳說呂留良一族慘遭族誅之後，呂的女兒四娘被呂家的一個貼身童僕救出，逃到了深山老林之中。從此隱姓埋名，尋機為父祖報仇雪恨。後來，呂四娘遇到了武藝高超的獨臂神尼。在她的精心指導之下，呂四娘成為一名武藝高超的劍客。為了能夠為家人報仇雪恨，呂四娘潛入京師。經過一番秘密的考察和打聽，呂四娘終於弄清了雍正皇帝的行動規律。有一天，她得到密報說，雍正今晚要在圓明園過夜，圓明園防守比較鬆懈，呂四娘便飛簷走壁，躍入圓明園，找到了正在龍床之上熟睡得雍正皇帝，一劍就砍掉了他的腦袋。然後提其首級逃出宮外，遠走高飛。天亮之後，宮中的太監見都到了下午了，雍正皇帝還沒有起床。就叫來皇后，到雍正的寢宮一看，發現他已經身首異處死去多時了。於是，宮中大驚，謊稱雍正病重，急召諸位王爺大臣們入宮，並封鎖了雍正被殺的消息，只說雍正是突然得病去世了。還有傳言說，雍正的棺木中收斂的是一個無頭屍體。因為沒有真的頭，就給他做了一個金頭。
學者認為，呂留良案發後，呂氏一門無論男女老幼，俱已嚴禁，就連呂留良父子的墳墓都嚴加監視，呂家的女孩不可能逃脫。
宮女謀害？
傳說，胤禛是被宮女縊死的。在柴萼的《梵天廬叢錄》中記載，雍正九年，一宮女夥同太監吳首義、霍成等，趁雍正熟睡之際，用繩子將其縊殺。
這個逸聞很顯然源自明朝嘉靖皇帝的真實故事。明嘉靖二十一年，宮女楊金英等人“伺帝熟睡，以繩縊帝項，誤為死結，得不絕”，當時，其中一名宮女因害怕跑去報告了皇后。皇后趕到後，解開勒在皇帝脖子上的繩子將皇帝救活。
《明史•許紳傳》記載：“紳急調峻藥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事後將楊金英等磔死。顯然，雍正與嘉靖的廟號都是“世宗”，這個雍正被宮女縊殺的故事，完全是嘉靖遭宮女勒縊故事的翻版。
所以，宮女勒死雍正的說法，實屬移花接木，張冠李戴。
曹雪芹下毒？
在近年出版的《紅樓解夢》一書中，作者根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有個戀人名叫竺香玉，進宮為公主伴讀，卻被胤禛霸佔成為皇后，曹雪芹與竺香玉合謀，用丹藥毒死了雍正。此後，曹雪芹將這段故事隱記在《紅樓夢》中，而林黛玉等十二釵，就是竺香玉的化身。在該書中，作者認為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謀毒死的。
霍國玲、霍紀平姐弟二人都不是搞文史研究的，他們是從喜歡讀《紅樓夢》、抄錄俞平伯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開始的。當她把《紅樓夢》中的所有詩詞歌賦全部背誦出來，當她把一部500多頁的“脂批”，全部抄錄到《紅》書的相應位置上的時候，他們豁然開朗。從“脂批”的暗示中，他們讀出了小說背後隱藏著的歷史，確切地說，是清宮秘史！
他們從書中解析出：林黛玉的真名叫竺香玉，而金陵十二釵其實全部是竺香玉的分身，換言之，竺香玉一人就是全部的十二釵；竺香玉本來是曹雪芹的戀人，後來進入宮中成了雍正皇帝的後妃。再後來，曹雪芹想念戀人，就找了一個差事混入宮中，與竺香玉合謀，用丹藥將雍正皇帝毒死。
但根據《清史稿》記載，在雍正皇帝生前，他的皇后只有一位：孝敬憲皇后。孝敬憲皇后姓烏喇那拉氏，是內大臣費揚古的女兒，早在雍正皇帝為皇子的時候，康熙皇帝冊封她為嫡福晉。此外，乾隆皇帝的生母鈕祜祿氏是四品典儀淩柱的女兒，她的身份是熹貴妃；雍正皇帝還有一位號稱敦肅皇貴妃的，姓年，是年羹堯的妹妹；除此之外，雍正皇帝還有一位活了95歲的妃子姓耿、齊妃姓李、謙妃姓劉、懋嬪姓宋。這其中沒有一個是姓竺的。
顯然，霍國玲、霍紀平姐弟二人的觀點並不可信。
勤政皇帝雍正死因：“過勞死”？
雍正“過勞死”的可能性更大。所謂“過勞死”，指的是“在非生理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的正常工作規律和生活規律遭到破壞，體內疲勞淤積並向過勞狀態轉移，使血壓升高、動脈硬化加劇，進而出現致命的狀態”。目前，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已正式將此病症命名為“慢性疲勞綜合征”。“過老死”的前五位直接死因是冠心病、主動脈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腦出血，但卻又沒有明顯的病症。近些年來，數學家陳景潤、作家路遙等英年早逝，可能都是因“過勞而死”。
雍正“過勞而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由於他過於勤於政務，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每天都是從早忙到晚，有時候深夜都在閱批奏摺，而第二天很早就要去上朝。長年如此，身體怎麼吃得消？雍正不像他的父親康熙懂得如何休息和放鬆，他也沒有什麼娛樂活動或者特別的愛好，每天就是接見大臣們並和奏摺打交道，這都是需要極大的體力和智力的。這個工作又沒人能夠替代，也實在是難為他了。
據記載，雍正在即位後的五六年裡身體還算可以，但在雍正七年（1729年）的時候，他得了一場大病，一病就是一年多，幾乎一命嗚呼。手下的官員上請安折讓他多休息，雍正偏要逞強，只要他能動得了，什麼事情都要躬身親為。如此一來，即使不忙死，也會累死。就說雍正去世前的幾天，他也沒有得到任何的休息，反而一直在抱病工作。直到最後那天挺不住了，他才讓兩個兒子前來侍候。
導讀：民間傳說，埋在泰陵地宮中的雍正是沒有頭的，下葬時為了保個全屍只好鑄了顆金頭代替。專家認為，出現這種說法，與雍正屬於突然死亡有很大關係。
雍正十三年（西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時，白天還在照常理政的雍正皇帝在圓明園猝然去世。
按照《上諭內閣》等官方記載，早在雍正七年，皇帝就得了一場大病，此後雖好轉，但身體一直未完全康復。雍正十三年八月後，雍正病情加重，但始終沒有停止政事。八月二十二日晚，雍正病情突然加劇，淩晨時就駕崩了。
官方記載認定他是病死的。此後，還有人根據文獻中對其病症的記載，認定雍正是中風而死的。
服丹藥中毒之說
雍正剛剛死去，政事、喪事等等自然千頭萬緒，但雍正死後第三天，新君乾隆卻在百忙之中特地下旨驅逐雍正養在圓明園中的道士張太虛等人，並嚴令他們不許透露宮中情況的只言片字。乾隆對道士的嚴厲態度，令人不能不猜測其父的死亡很可能與這些道士有關。
雍正七年，胤禛得病後，曾命心腹大臣“可留心訪問，有內外科好醫生與深達修養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講道之儒士、俗家，著人優待送至京城，朕有用處。”雍正平時喜服丹藥，這從其《燒丹》詩詞中就可以看出來，他還曾為紫陽道人重建道院，延請道士張太虛、王定乾等人到圓明園煉丹以求延年益壽。
據《活計檔》記載，就在雍正死前的12天，有200斤黑鉛運入圓明園。黑鉛是煉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種有毒金屬，過量服食可使人致死。研究這個問題的史學專家認為，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著因果關係的丹藥中毒事件。
此外，我們從事後乾隆皇帝對煉丹道士的處理也可以看到很多破綻。“爐火修煉”確有其事，但只是作為“遊戲”，並沒有吃用丹藥。如果真的沒吃丹藥又何必辯解，這不恰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詔告嗎？
在《清帝外紀》中曾記載，“惟世宗（雍正）之崩，相傳修煉丹餌所致，或出有因”。因此，不少史學家認為雍正是“服餌丹藥中毒而亡的”，但“此說頗有合於情理處，然而究屬推論，未可成為定讞”，確定雍正的真正死因，還需要過硬的資料。
如果雍正皇帝是死于丹藥，那麼主持煉丹的張太虛、王定乾等人就是直接導致雍正皇帝死亡的兇手了。
呂四娘刺殺？
民間傳說，雍正是被俠女呂四娘刺死的，《清宮十三朝》、《清宮遺聞》等書，都有雍正遇刺身亡的演繹。
呂四娘是呂留良之女（一說是孫女），呂留良因文字獄被雍正戮屍，呂氏一門也多被處死。呂四娘攜母及一僕逃出後，隱姓埋名拜師習武。後來，呂四娘喬改扮，混入宮中，乘機砍掉了雍正的腦袋，地宮中的雍正有身無頭。
傳說呂留良一族慘遭族誅之後，呂的女兒四娘被呂家的一個貼身童僕救出，逃到了深山老林之中。從此隱姓埋名，尋機為父祖報仇雪恨。後來，呂四娘遇到了武藝高超的獨臂神尼。在她的精心指導之下，呂四娘成為一名武藝高超的劍客。為了能夠為家人報仇雪恨，呂四娘潛入京師。經過一番秘密的考察和打聽，呂四娘終於弄清了雍正皇帝的行動規律。有一天，她得到密報說，雍正今晚要在圓明園過夜，圓明園防守比較鬆懈，呂四娘便飛簷走壁，躍入圓明園，找到了正在龍床之上熟睡得雍正皇帝，一劍就砍掉了他的腦袋。然後提其首級逃出宮外，遠走高飛。天亮之後，宮中的太監見都到了下午了，雍正皇帝還沒有起床。就叫來皇后，到雍正的寢宮一看，發現他已經身首異處死去多時了。於是，宮中大驚，謊稱雍正病重，急召諸位王爺大臣們入宮，並封鎖了雍正被殺的消息，只說雍正是突然得病去世了。還有傳言說，雍正的棺木中收斂的是一個無頭屍體。因為沒有真的頭，就給他做了一個金頭。
學者認為，呂留良案發後，呂氏一門無論男女老幼，俱已嚴禁，就連呂留良父子的墳墓都嚴加監視，呂家的女孩不可能逃脫。
宮女謀害？
傳說，胤禛是被宮女縊死的。在柴萼的《梵天廬叢錄》中記載，雍正九年，一宮女夥同太監吳首義、霍成等，趁雍正熟睡之際，用繩子將其縊殺。
這個逸聞很顯然源自明朝嘉靖皇帝的真實故事。明嘉靖二十一年，宮女楊金英等人“伺帝熟睡，以繩縊帝項，誤為死結，得不絕”，當時，其中一名宮女因害怕跑去報告了皇后。皇后趕到後，解開勒在皇帝脖子上的繩子將皇帝救活。
《明史•許紳傳》記載：“紳急調峻藥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事後將楊金英等磔死。顯然，雍正與嘉靖的廟號都是“世宗”，這個雍正被宮女縊殺的故事，完全是嘉靖遭宮女勒縊故事的翻版。
所以，宮女勒死雍正的說法，實屬移花接木，張冠李戴。
曹雪芹下毒？
在近年出版的《紅樓解夢》一書中，作者根據《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考證出，《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有個戀人名叫竺香玉，進宮為公主伴讀，卻被胤禛霸佔成為皇后，曹雪芹與竺香玉合謀，用丹藥毒死了雍正。此後，曹雪芹將這段故事隱記在《紅樓夢》中，而林黛玉等十二釵，就是竺香玉的化身。在該書中，作者認為雍正皇帝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謀毒死的。
霍國玲、霍紀平姐弟二人都不是搞文史研究的，他們是從喜歡讀《紅樓夢》、抄錄俞平伯輯的《脂硯齋紅樓夢輯評》開始的。當她把《紅樓夢》中的所有詩詞歌賦全部背誦出來，當她把一部500多頁的“脂批”，全部抄錄到《紅》書的相應位置上的時候，他們豁然開朗。從“脂批”的暗示中，他們讀出了小說背後隱藏著的歷史，確切地說，是清宮秘史！
他們從書中解析出：林黛玉的真名叫竺香玉，而金陵十二釵其實全部是竺香玉的分身，換言之，竺香玉一人就是全部的十二釵；竺香玉本來是曹雪芹的戀人，後來進入宮中成了雍正皇帝的後妃。再後來，曹雪芹想念戀人，就找了一個差事混入宮中，與竺香玉合謀，用丹藥將雍正皇帝毒死。
但根據《清史稿》記載，在雍正皇帝生前，他的皇后只有一位：孝敬憲皇后。孝敬憲皇后姓烏喇那拉氏，是內大臣費揚古的女兒，早在雍正皇帝為皇子的時候，康熙皇帝冊封她為嫡福晉。此外，乾隆皇帝的生母鈕祜祿氏是四品典儀淩柱的女兒，她的身份是熹貴妃；雍正皇帝還有一位號稱敦肅皇貴妃的，姓年，是年羹堯的妹妹；除此之外，雍正皇帝還有一位活了95歲的妃子姓耿、齊妃姓李、謙妃姓劉、懋嬪姓宋。這其中沒有一個是姓竺的。
顯然，霍國玲、霍紀平姐弟二人的觀點並不可信。
勤政皇帝雍正死因：“過勞死”？
雍正“過勞死”的可能性更大。所謂“過勞死”，指的是“在非生理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的正常工作規律和生活規律遭到破壞，體內疲勞淤積並向過勞狀態轉移，使血壓升高、動脈硬化加劇，進而出現致命的狀態”。目前，美國疾病控制中心已正式將此病症命名為“慢性疲勞綜合征”。“過老死”的前五位直接死因是冠心病、主動脈瘤、心瓣膜病、心肌病和腦出血，但卻又沒有明顯的病症。近些年來，數學家陳景潤、作家路遙等英年早逝，可能都是因“過勞而死”。
雍正“過勞而死”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由於他過於勤於政務，幾乎沒有休息的時間，每天都是從早忙到晚，有時候深夜都在閱批奏摺，而第二天很早就要去上朝。長年如此，身體怎麼吃得消？雍正不像他的父親康熙懂得如何休息和放鬆，他也沒有什麼娛樂活動或者特別的愛好，每天就是接見大臣們並和奏摺打交道，這都是需要極大的體力和智力的。這個工作又沒人能夠替代，也實在是難為他了。
據記載，雍正在即位後的五六年裡身體還算可以，但在雍正七年（1729年）的時候，他得了一場大病，一病就是一年多，幾乎一命嗚呼。手下的官員上請安折讓他多休息，雍正偏要逞強，只要他能動得了，什麼事情都要躬身親為。如此一來，即使不忙死，也會累死。就說雍正去世前的幾天，他也沒有得到任何的休息，反而一直在抱病工作。直到最後那天挺不住了，他才讓兩個兒子前來侍候。
Re: 歷史故事、掌故、軼事
小鳳仙：獻身共和夢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韻依依。一聲聲如泣如訴如悲啼，歎的是人生難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難覓。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韻依依。一聲聲如頌如歌如贊禮，贊的是將軍拔劍南天起，我願作長風繞戰旗。”本博秦全耀敢這樣說，電影《知音》中的這首插曲堪稱有史以來古今中外對妓女最美好最淒壯的讚歌。當時看電影時大家都有娶小鳳仙之心，早忘了她的妓女身份。
蔡鍔逝世後，最引人注目的挽聯，當屬他的老師梁啟超和紅顏知己小鳳仙獻祭的。痛失高足的梁啟超這樣寫的：“國民賴公有人格；英雄無命亦天心。”
引出一段英雄美人傳奇，為再造共和冒險幫助蔡鍔的小鳳仙寫了兩副挽聯。其一是：“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其二是：“萬里南天鵬翼，君正扶搖，哪堪憂患餘生，萍水姻緣成一夢；廿年北地胭脂，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英雄短命，知音痛失，百年後再讀這些挽聯，依然悵然落淚！這位出自青樓的俠義女子，比起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正人君子”，其氣節真遠不如小鳳仙這位煙花巷裡的風塵女子。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韻依依。一聲聲如泣如訴如悲啼，歎的是人生難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難覓。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韻依依。一聲聲如頌如歌如贊禮，贊的是將軍拔劍南天起，我願作長風繞戰旗。”本博秦全耀敢這樣說，電影《知音》中的這首插曲堪稱有史以來古今中外對妓女最美好最淒壯的讚歌。當時看電影時大家都有娶小鳳仙之心，早忘了她的妓女身份。
蔡鍔逝世後，最引人注目的挽聯，當屬他的老師梁啟超和紅顏知己小鳳仙獻祭的。痛失高足的梁啟超這樣寫的：“國民賴公有人格；英雄無命亦天心。”
引出一段英雄美人傳奇，為再造共和冒險幫助蔡鍔的小鳳仙寫了兩副挽聯。其一是：“不料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其二是：“萬里南天鵬翼，君正扶搖，哪堪憂患餘生，萍水姻緣成一夢；廿年北地胭脂，自悲淪落，贏得英雄知己，桃花顏色亦千秋。”
英雄短命，知音痛失，百年後再讀這些挽聯，依然悵然落淚！這位出自青樓的俠義女子，比起那些滿口仁義道德的“正人君子”，其氣節真遠不如小鳳仙這位煙花巷裡的風塵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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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歷史故事、掌故、軼事
好大喜功：諸葛亮屢屢北伐致蜀國早亡
一個極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錯誤。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主持蜀政，南征北戰，多有失誤，所以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這句話還是很有真理性的，偉人也難例外。
但是，要是能夠保持頭腦冷靜，思想清醒的話，那麼可以將錯誤的危害性減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摻雜進感情因素，明知其可為而不為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勢必帶來很壞的後果。
諸葛亮作為一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千古典型，我們對其人格的偉大，所產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從其堅持錯誤的北伐政策，而導致蜀國過早地敗亡，來剖析他的得失，則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陳詞，因為大家反對北伐。主要是國力不強，人心思定，連年征戰，不勝負擔，當務之急，應該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氣，休養生息，醫治戰爭創傷。而諸葛亮卻不顧這種普遍的抵觸情緒，堅持他的北定中原，開疆辟土，恢復漢室，繼承大統的方針。
第一，他從漢賊不兩立，到蜀魏不兩存，到有魏則無蜀，到“王業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與伐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魏雖有吞蜀之心，不過，曹睿上臺後，舉 朝上下，是主張掘壕堅守，待吳、蜀內亂的。他錯過了這樣一個相對平靜，可以養精蓄銳的時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賊之托，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這種感情上的 義務，使他罔顧客觀是否可能，貿然行動，很大程度是在維護個人的威信和尊嚴，是不足為訓的。第三，他還錯誤地認為如果繼續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現突將無前， 精銳不存的空虛狀態。因此主張趁這些有作戰經驗的將領仍在時，早打，大打。這種思路和他沒有說出來的，對於他個人的過於自信，和對後來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聯 系的。其實戰爭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個別人的有無去留，是不起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剛剛結束的一次失敗戰爭以後，連他自己都承認“民窮兵疲”，“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況下，又發動一次不量力的進攻，前景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觀止》裡的前後《出師表》，是諸葛亮最廣為人知的文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及從這兩句話延伸出來的杜甫的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便構成諸葛亮垂範千世的至善品格，被萬人景仰的忠誠典範。
所以，文學這東西，它要渲染起來的話，挺能打動人心的。我們管這種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結果，往往就有一葉障目的弊端。前後《出師表》的感情，當 然是真摯的，表達諸葛亮的耿耿忠心，簡直溢於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國當時的內外狀況，剛剛勞師遠征，七擒孟獲歸來，諸葛亮就要揮戈北上，這兩篇動員 令，從給蜀國所造成的後果看，就頗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審時度勢，量力而行，是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素質。但他一不顧國力強弱，二不顧民心向背，三不顧敵方虛實，四不顧周邊環境，就要向曹魏挑戰，實屬冒進行 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領袖，都有因冒進而吃苦頭的教訓，而吃了苦頭還繼續冒進，再吃更大的苦頭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連阿斗也勸他了： “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當皇帝後，可算是一無可取的庸才，獨有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雖然他的出發點並不是正確的。可惜他這個皇帝是個傀儡，如果說話算數，休養生息，修邊固防，也許還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諸葛亮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勞軍擾民，內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長久。
《蜀記》裡記載：“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乎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托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 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這都是與諸葛亮同時代，或稍後一點的人士，對於他頻繁北伐的議論，可見當時有識之士，對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為然的。諸葛亮罔顧國力，頻繁出擊，實在是 由於他太過於自信自負。但這種心理失衡者，豈止孔明一人，凡領袖群倫者，一旦成為人譽自詡的濟世之才，便有一種功名欲，不朽欲，樹碑欲；甚至像文壇這麼一 個其實沒有什麼戲唱的場合，也有人來不及地給自己蓋個廟，以便活著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認為曹操死後，魏國再無足堪較量的對手，過於輕敵，過於躁 急，想打開蜀國的封鎖局面。當然，這也是他過於相信自己萬能，過於追求不朽聲名的結果？
這種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後許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萬世的情結。哪怕傾家蕩產，禍國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歷史的長卷中，給自己樹一塊碑石。諸葛亮的出兵漢 中，絕對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劇。由於他位極人臣，權重一國，自然無人能夠左右他，結果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大家看著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終的失敗，無法 挽救。
所以，他的親信馬謖認為“平南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複征？”他是聽不進去的。譙周的苦諫：“何故強為？”他同樣不以為然，甚至連毫無頭腦的後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問，也都阻止不了他北進的意願。
這樣一意孤行，置蜀國於死地，恐怕是這個偉大人物的大錯了。
他若是如張儼所說，不將國力消耗殆盡的話，蜀與魏之爭也許是另外的結果。
一個極其英明的政治家，也不可能不犯錯誤。諸葛亮在劉備死後主持蜀政，南征北戰，多有失誤，所以說，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這句話還是很有真理性的，偉人也難例外。
但是，要是能夠保持頭腦冷靜，思想清醒的話，那麼可以將錯誤的危害性減少到最低程度。如果摻雜進感情因素，明知其可為而不為之，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勢必帶來很壞的後果。
諸葛亮作為一位“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千古典型，我們對其人格的偉大，所產生的景仰心理，是一回事情；但從其堅持錯誤的北伐政策，而導致蜀國過早地敗亡，來剖析他的得失，則是另外一回事情。
他所以要上表陳詞，因為大家反對北伐。主要是國力不強，人心思定，連年征戰，不勝負擔，當務之急，應該使蜀中人民得以喘一口氣，休養生息，醫治戰爭創傷。而諸葛亮卻不顧這種普遍的抵觸情緒，堅持他的北定中原，開疆辟土，恢復漢室，繼承大統的方針。
第一，他從漢賊不兩立，到蜀魏不兩存，到有魏則無蜀，到“王業不偏安，惟坐以待亡，孰與伐之？”作出了錯誤的判斷。魏雖有吞蜀之心，不過，曹睿上臺後，舉 朝上下，是主張掘壕堅守，待吳、蜀內亂的。他錯過了這樣一個相對平靜，可以養精蓄銳的時期。第二，因承受先帝伐賊之托，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這種感情上的 義務，使他罔顧客觀是否可能，貿然行動，很大程度是在維護個人的威信和尊嚴，是不足為訓的。第三，他還錯誤地認為如果繼續相峙下去，必然要出現突將無前， 精銳不存的空虛狀態。因此主張趁這些有作戰經驗的將領仍在時，早打，大打。這種思路和他沒有說出來的，對於他個人的過於自信，和對後來人的缺乏信心是相聯 系的。其實戰爭是複雜的系統工程，個別人的有無去留，是不起決定性作用的。因此，在剛剛結束的一次失敗戰爭以後，連他自己都承認“民窮兵疲”，“成敗利 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的情況下，又發動一次不量力的進攻，前景當然是可想而知的了。
收在《古文觀止》裡的前後《出師表》，是諸葛亮最廣為人知的文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及從這兩句話延伸出來的杜甫的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便構成諸葛亮垂範千世的至善品格，被萬人景仰的忠誠典範。
所以，文學這東西，它要渲染起來的話，挺能打動人心的。我們管這種作用，叫做“煽情”；而煽情的結果，往往就有一葉障目的弊端。前後《出師表》的感情，當 然是真摯的，表達諸葛亮的耿耿忠心，簡直溢於言表。但是，若研究一下蜀國當時的內外狀況，剛剛勞師遠征，七擒孟獲歸來，諸葛亮就要揮戈北上，這兩篇動員 令，從給蜀國所造成的後果看，就頗有值得斟酌的地方了。
審時度勢，量力而行，是一個政治家必須具備的素質。但他一不顧國力強弱，二不顧民心向背，三不顧敵方虛實，四不顧周邊環境，就要向曹魏挑戰，實屬冒進行 為。好像所有好大喜功的領袖，都有因冒進而吃苦頭的教訓，而吃了苦頭還繼續冒進，再吃更大的苦頭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二次上表，甚至連阿斗也勸他了： “方今已成鼎足之勢，吳魏不曾入寇，相父何不安享太平？”
阿斗當皇帝後，可算是一無可取的庸才，獨有這句話說到點子上了，雖然他的出發點並不是正確的。可惜他這個皇帝是個傀儡，如果說話算數，休養生息，修邊固防，也許還真能偏安一隅。可是諸葛亮窮兵黷武，連年征戰，勞軍擾民，內外交困，以致西蜀苟安的局面，也不能長久。
《蜀記》裡記載：“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乎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托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兵者兇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 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
這都是與諸葛亮同時代，或稍後一點的人士，對於他頻繁北伐的議論，可見當時有識之士，對他的六出祁山，是大不以為然的。諸葛亮罔顧國力，頻繁出擊，實在是 由於他太過於自信自負。但這種心理失衡者，豈止孔明一人，凡領袖群倫者，一旦成為人譽自詡的濟世之才，便有一種功名欲，不朽欲，樹碑欲；甚至像文壇這麼一 個其實沒有什麼戲唱的場合，也有人來不及地給自己蓋個廟，以便活著被人上供，真是很可笑的。孔明認為曹操死後，魏國再無足堪較量的對手，過於輕敵，過於躁 急，想打開蜀國的封鎖局面。當然，這也是他過於相信自己萬能，過於追求不朽聲名的結果？
這種可怕的欲望，也是此前此後許多人物都具有的留名萬世的情結。哪怕傾家蕩產，禍國殃民，也情不自禁要在歷史的長卷中，給自己樹一塊碑石。諸葛亮的出兵漢 中，絕對是他的性格所造成的悲劇。由於他位極人臣，權重一國，自然無人能夠左右他，結果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而且大家看著他一步步地走向最終的失敗，無法 挽救。
所以，他的親信馬謖認為“平南方回，軍馬疲敝，只宜存恤，豈可複征？”他是聽不進去的。譙周的苦諫：“何故強為？”他同樣不以為然，甚至連毫無頭腦的後主阿斗，不解地提出疑問，也都阻止不了他北進的意願。
這樣一意孤行，置蜀國於死地，恐怕是這個偉大人物的大錯了。
他若是如張儼所說，不將國力消耗殆盡的話，蜀與魏之爭也許是另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