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孤家寡人 何能長治久安
早在1980年代就積極參與基本法諮詢工作並提出政制方案的香港商人羅康瑞，日前公開演講，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大意是行政立法膠的現狀若不改變，特首若繼續孤家寡人，則2017年普選特首亦非靈丹妙藥，難以改變香港的政治困局。我們認同這個觀點，要改變特首孤家寡人的現狀，關鍵是北京要破除特首不可有政黨背景的迷思。
有一些資深左派人士認為，從起草《基本法》的年代至今，中共中央領導人一直對政黨政治相當忌諱，特首按基本法直接向中央政府負責，等同向領導中央政府的中國共產黨負責，如果特首同時又屬於一個香港的政黨，豈不是會出現「雙重效忠」的問題？萬一中共和這個香港政黨在某個重大問題上有不同立場，特首該聽誰的？而且，香港並無單一政黨可代表大多數港人，立法會長期呈現多黨林立的局面，特首不屬單一政黨、沒有明顯的政黨背景，豈不是更有利於協調各黨派利益？
「雙重效忠」是偽命題
先談「雙重效忠」的問題，這其實是一個偽命題。不論誰人出任特首，在「一國兩制」的制度框架下，特首都要同時承擔「一國」和「兩制」的規限及約定，按照「一國」的原則，他直屬中央人民政府，向中央負責，按照「兩制」的原則，他領導特區政府，向特區市民負責。前者要求他尊重中央的意見，照顧內地的政治現實，所以他不會公開批評內地的各種問題，更加不會參加六四晚會，要求平反六四；後者要求他尊重香港主流民意，照顧香港的現實，包括法律、經濟及政治現實，所以他不能夠把在港沒有犯法的法輪功組織取締，不能夠像內地的市領導人那樣指揮商界財團參與政府牽頭的發展項目，不能夠強行通過一條在立法會內拿不到大多數支持的法案或撥款建議。特首因受制於香港的法律、經濟及政治現實，無法對中央政府言聽計從，並非對中央不忠誠，亦非忽視「一國」，而是為了落實基本法的設計，照顧「兩制」的差異。
香港需要逐步發展政黨政治，藉搭建在議會內和社會上均有廣泛代表性的執政聯盟，理順行政立法長期僵持對立的關係，實現穩定而有效的施政，這是當前香港無法迴避的政治現實。其實，梁振英雖無政黨背景，但他上場後亦要積極拉攏民建聯、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等建制派政黨，但因為他本身沒有政黨經驗，跟這些建制派政黨的磨合亦不夠深刻，欠缺共同理念和願景，遑論共通的施政綱領及承諾，實質上只是鬆散的利益組合，說得難聽一點，是烏合之眾，所以在泛民主派的圍攻下，經常四分五裂，施政舉步維艱。別的不說，單看近日擴建堆填區工程撥款文件在議會的命運，就清楚說明了問題。
至於沒有單一政黨可代表大多數港人的問題，其實也是偽命題。實行政黨政治的社會，不一定要像美國那樣，由兩個超級大黨（民主黨及共和黨）輪流執政，更多的是像歐洲的民主國家那樣，由多個政黨組成聯合政府（Coalition Government），聯合政府內的政黨一般是理念較接近的，但也可以是理念不同、政治定位相左的，例如近日德國的左右大聯盟，默克爾總理就成功把中間偏左和中間偏右的政黨納入內閣。
普選特首 執政聯盟有望實現
香港現時建制派與泛民主派之間的關係，的確可以楚河漢界、劍拔弩張來形容，很難想像有合作空間，遑論組建執政聯盟；不過，假如2017年普選特首能夠實現，在普選中取得大多數港人投票支持的民選特首，若邀請個別溫和民主派政黨加入政府，組建一個跨越傳統建制派與反對派鴻溝的新執政聯盟，誰敢說一定沒有成功的機會？如果成功，特首就不再是羅康瑞先生擔憂的孤家寡人，行政立法長期膠的現狀就有可能改變。
就算這個大和解、大聯合的局面在2017年不出現，溫和民主派政黨害怕與北京或特區建制有太大的意識形態分歧，貿然改變反對派定位會失去群眾支持，不敢加入執政聯盟，他們對待特首和特區政府的態度和策略都會有變化。到了2022、2027年，跨越鴻溝的執政聯盟還是可能出現，只要有這個可能，議會的政治生態就會起變化，民主派人士會看到，他們並非注定一世當反對派，他們可以選擇在適當條件下加入建制陣營，理性的政治洽商和妥協就有機會取代無止境的拉布抗爭。
現時香港亂局不是最壞 只會更壞 P2 / 北京處理香港政局宜洩不宜再加壓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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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之道在富民 務實畢竟勝務虛
特首梁振英昨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相對於第一份施政報告空談願景，被批評務虛，今次明顯務實得多，在涉及經濟及民生等八大範疇中，共推出一百六十多項具體措施，每年經常性開支增加逾二百億元，其中不乏長遠承擔，不可謂不重手。報告出台後引起各種爭議，不足為奇，這麼多措施能否落實才是最關鍵的問題。
這份施政報告可以說是內容充實，對社會關心的扶貧、房屋、安老、教育、環保等議題皆作出回應，扶貧政策更是重點落墨，包括改善綜援制度，增加對綜援家庭中小學生支援，N無人士可獲一筆過資助，研究一站式申領社會福利等。而最大的突破是首次為在職貧窮家庭提供生活津貼，四人家庭一個月可得到二千二百元津貼，估計有二十萬家庭受惠。措施旨在鼓勵就業，鼓勵自力更生，有助避免更多基層家庭墮入綜援網。更重要的是，與以往放煙花式一次性扶貧措施不同，基層在職家庭生活津貼是經常性開支，每年花費公帑三十億元，體現了政府的長遠承擔。
香港要發展知識型經濟，教育最關鍵。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如資助清貧子弟升學，以獎學金支持優秀大學生到海外名校接受精英教育，往內地升學也會獲得資助及津貼。為幫助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當局將資助他們學習中文。教育方面最令人關注的舉措，莫過於承諾今後五年內增加五千個副學位銜接大學名額，這對於提升副學位的市場認受性，提高年輕人的進修興趣，將有所裨益。
房屋問題是深層次矛盾的核心，也是最多市民關心的焦點。去年施政報告描繪遠景藍圖，今次則提出拓土建屋的具體措施，主要是通過積極找地及增加地積比，有效增加房屋建造量。至於安老方面，長者醫療券每年加碼增至二千元，兩元乘車優惠則擴大到綠色專線小巴；此外，鑑於本地資助安老院舍長期供不應求，政府計劃向深圳及肇慶安老院買位，涉及三百多個宿位，數量雖然不多，卻是一個有益的嘗試，隨着更多長者響應廣東計劃返回內地居住，這方面的需求將持續增加。
遺憾的是，對於民意呼聲強烈的全民退保制度，施政報告輕輕帶過，僅表示年中提交研究報告，不能不說是一大敗筆。人口老化加速，推動全民退保制度才是安老的根本之道，外國也有不少經驗可供參考。問題是港府至今將安老視為負擔，而不是應有之責，一味研究復研究，說穿了就是採取拖字訣。其實，只要政府願意承擔，將強積金改革為全民退保並非難事，港府亦不缺錢，為甚麼至今拖拖拉拉呢？全民退保問題一日不解決，社會就不可能安寧，民怨就不可能消失，施政將備添阻力。
施政報告另一缺憾，就是改善民生的措施不少，而在發展經濟、提升競爭力方面乏善可陳，難怪工商界頗有微言。港府配合港珠澳大橋而提出發展大嶼山橋頭經濟，並研究打造「東大嶼山都會」，前景雖好，卻是遠水難救近火。實際上，發展經濟才能解決民生問題，否則長貧難顧，縱然庫房雄厚，總有坐吃山空之時。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經濟民生問題千頭萬緒，眾口難調，期望施政報告解決所有問題是不切實際的。這份施政報告有亮點，亦有不足，有認同，也有不滿，見仁見智，說到底，如何將諸多措施付諸實施，才是對港府的嚴峻挑戰。
特首梁振英昨日發表任內第二份施政報告，相對於第一份施政報告空談願景，被批評務虛，今次明顯務實得多，在涉及經濟及民生等八大範疇中，共推出一百六十多項具體措施，每年經常性開支增加逾二百億元，其中不乏長遠承擔，不可謂不重手。報告出台後引起各種爭議，不足為奇，這麼多措施能否落實才是最關鍵的問題。
這份施政報告可以說是內容充實，對社會關心的扶貧、房屋、安老、教育、環保等議題皆作出回應，扶貧政策更是重點落墨，包括改善綜援制度，增加對綜援家庭中小學生支援，N無人士可獲一筆過資助，研究一站式申領社會福利等。而最大的突破是首次為在職貧窮家庭提供生活津貼，四人家庭一個月可得到二千二百元津貼，估計有二十萬家庭受惠。措施旨在鼓勵就業，鼓勵自力更生，有助避免更多基層家庭墮入綜援網。更重要的是，與以往放煙花式一次性扶貧措施不同，基層在職家庭生活津貼是經常性開支，每年花費公帑三十億元，體現了政府的長遠承擔。
香港要發展知識型經濟，教育最關鍵。施政報告提出多項措施，如資助清貧子弟升學，以獎學金支持優秀大學生到海外名校接受精英教育，往內地升學也會獲得資助及津貼。為幫助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當局將資助他們學習中文。教育方面最令人關注的舉措，莫過於承諾今後五年內增加五千個副學位銜接大學名額，這對於提升副學位的市場認受性，提高年輕人的進修興趣，將有所裨益。
房屋問題是深層次矛盾的核心，也是最多市民關心的焦點。去年施政報告描繪遠景藍圖，今次則提出拓土建屋的具體措施，主要是通過積極找地及增加地積比，有效增加房屋建造量。至於安老方面，長者醫療券每年加碼增至二千元，兩元乘車優惠則擴大到綠色專線小巴；此外，鑑於本地資助安老院舍長期供不應求，政府計劃向深圳及肇慶安老院買位，涉及三百多個宿位，數量雖然不多，卻是一個有益的嘗試，隨着更多長者響應廣東計劃返回內地居住，這方面的需求將持續增加。
遺憾的是，對於民意呼聲強烈的全民退保制度，施政報告輕輕帶過，僅表示年中提交研究報告，不能不說是一大敗筆。人口老化加速，推動全民退保制度才是安老的根本之道，外國也有不少經驗可供參考。問題是港府至今將安老視為負擔，而不是應有之責，一味研究復研究，說穿了就是採取拖字訣。其實，只要政府願意承擔，將強積金改革為全民退保並非難事，港府亦不缺錢，為甚麼至今拖拖拉拉呢？全民退保問題一日不解決，社會就不可能安寧，民怨就不可能消失，施政將備添阻力。
施政報告另一缺憾，就是改善民生的措施不少，而在發展經濟、提升競爭力方面乏善可陳，難怪工商界頗有微言。港府配合港珠澳大橋而提出發展大嶼山橋頭經濟，並研究打造「東大嶼山都會」，前景雖好，卻是遠水難救近火。實際上，發展經濟才能解決民生問題，否則長貧難顧，縱然庫房雄厚，總有坐吃山空之時。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經濟民生問題千頭萬緒，眾口難調，期望施政報告解決所有問題是不切實際的。這份施政報告有亮點，亦有不足，有認同，也有不滿，見仁見智，說到底，如何將諸多措施付諸實施，才是對港府的嚴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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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無能力的人爭住做 (15:42)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表示，香港最重要是增加競爭力，但他指現時卻是「無能力的人爭住做」。
他表示，本港最重要的是增加競爭力，但現時本港是「有能力的人唔出聲、無能力的人爭住做」。
有記者問他，說法指的是誰，又問他對今屆政府就競爭力問題開設了很多工作小組有何看法。李嘉誠回應稱，自己並非萬能，這條問題怎答都是錯，他只是指出香港要行增強競爭力這條路。
他又指，自己這麼多年來，都支持香港政府做的事，除非是很錯的事，才會批評一下，但不代表他不支持政府。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表示，香港最重要是增加競爭力，但他指現時卻是「無能力的人爭住做」。
他表示，本港最重要的是增加競爭力，但現時本港是「有能力的人唔出聲、無能力的人爭住做」。
有記者問他，說法指的是誰，又問他對今屆政府就競爭力問題開設了很多工作小組有何看法。李嘉誠回應稱，自己並非萬能，這條問題怎答都是錯，他只是指出香港要行增強競爭力這條路。
他又指，自己這麼多年來，都支持香港政府做的事，除非是很錯的事，才會批評一下，但不代表他不支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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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爺：見不到「無能力爭做」 (09:47)
財政司長曾俊華說，見不到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所指的「無能力的人爭住做，有能力的人不出聲」的情況。
曾俊華今早出席商台節目，其後會見傳媒。他說，不認為香港的競爭力下跌，亦看不見長和系主席李嘉誠談論本港競爭力時指，「無能力的人爭住做，有能力的人不出聲」的情況。他認為，香港需要加強競爭力，這對長遠發展很重要。
他又說，香港向高增值邁進，需要就樽頸地帶例如土地、人力等限制，解決相關問題。
另外，他亦擔心立法會針對預算案拉布，因為提前撥款兩成到了6月就會用完，若屆時仍未通過條例，很多服務如學校、醫院等等都要停止運作。
財政司長曾俊華說，見不到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所指的「無能力的人爭住做，有能力的人不出聲」的情況。
曾俊華今早出席商台節目，其後會見傳媒。他說，不認為香港的競爭力下跌，亦看不見長和系主席李嘉誠談論本港競爭力時指，「無能力的人爭住做，有能力的人不出聲」的情況。他認為，香港需要加強競爭力，這對長遠發展很重要。
他又說，香港向高增值邁進，需要就樽頸地帶例如土地、人力等限制，解決相關問題。
另外，他亦擔心立法會針對預算案拉布，因為提前撥款兩成到了6月就會用完，若屆時仍未通過條例，很多服務如學校、醫院等等都要停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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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樂利，政治廉能已一去不返
「六七暴動」之後，英國正視殖民地政府不得民心以及貪腐的問題，故此破格派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來港改革。
麥理浩在港的德政可分成兩部分。第一是引進凱因斯主義，政府動用公帑大興土木，建造利民的基建工程，例如十年建屋計劃、開拓新市鎮、地下鐵路等，它們既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經濟，亦直接改善本地民生；另外政府加強對市民福祉的照顧及保障，例如九年免費教育及公共援助計劃（今簡稱綜援）等。
制度崩潰 不勝感慨
當時，港府官方的經濟及理財哲學是「積極不干預」，卻引入福利主義理念而能避免落入長期赤字預算的陷阱，是「混合經濟」的典範，其後三任港督繼志述事，香港進入長治久安之局。
第二部分是建立廉能政治制度。麥理浩沒有還政於民，但設立澄清吏治的政治防腐機關，加上健全法治及勇於面對民間對政府不滿的情緒，回應社會運動訴求，彌補欠缺民主的不足。例如中文運動促使政府立法，令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百里渠報告》促使麥理浩下決心成立獨立的廉政公署。後來核數署（今稱審計署）引入制訂衡工量值審計準則，及申訴專員公署成立，都是廉能管治哲學的延伸。
從高鐵工程超支真相敗露，以及上周審計署發表的衡工量值報告，充分凸顯了英治時代建立的民生安和樂利及政府廉能的制度已然崩潰。
撫今追昔，真是令人不勝感慨！董建華的建屋「八萬五」政策，頗有凱因斯色彩，但實踐過程荒腔走板，半途而廢；董建華及其問責團隊率多自由市場信徒，主政期間削減福利、引入外判制、地鐵上市、籌備兩鐵合併及領匯上市，都是經濟右翼意識形態的展現，嚴重破壞麥理浩時代的福利政策體系。
董建華時代後期已停建及停售居屋，「貪曾」上台後變本加厲地靠攏大地產商，令房屋供應奇缺，卻又同時保證公屋輪候三年上樓。最近審計署報告揭露，輪候年期實際將延長至五年，報告還顯示不少高級公務員宿舍長期空置，是政府罔顧基層住屋需要，把優質地皮待價而沽的鐵證！
善財難捨 冤枉甘心
政府一邊以高地價政策賣地圖利，同時減少福利開支，政府坐擁巨額財政儲備，「善財難捨，冤枉甘心」。
同時，「貪曾」時代有大興土木的「十大建設計劃」，但當中最昂貴的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及港深機場鐵路，只是滿足「中港融合」的政治任務。
政府不是浪費公帑在大白象工程，便是成立五花八門的基金，但後者往往淪為利益輸送的工具。最近審計署衡工量值報告披露，盛事基金資助有民建聯背景的龍獅節活動牽涉不當活動；此外，「創意智優計劃」則帳目混亂。
港英時代優良遺風最大的失落，莫過於開明廉能政治的崩潰，「貪湯」醜聞後廉署並無痛切反省。日前身兼廉署道德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主席，負責推廣商界防貪工作的華潤董事長及黨委書記宋林，因涉嫌貪腐被中共免職，四月十八日，廉署竟鬼鬼祟祟地刪除宋在道德發展中心網頁的「主席獻辭」！
麥理浩時代政府仍有認受不足的自覺，九七後的三任特首卻以為自己的統治天經地義，董建華看見數十萬人上街仍稍作退讓；「貪曾」接手後見群眾動員力倒退，便肆無忌憚的作惡；梁振英更視數十萬上街市民如無物，所謂新政仍無法跳出董曾窠臼！
黃毓民
「六七暴動」之後，英國正視殖民地政府不得民心以及貪腐的問題，故此破格派外交官出身的麥理浩來港改革。
麥理浩在港的德政可分成兩部分。第一是引進凱因斯主義，政府動用公帑大興土木，建造利民的基建工程，例如十年建屋計劃、開拓新市鎮、地下鐵路等，它們既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經濟，亦直接改善本地民生；另外政府加強對市民福祉的照顧及保障，例如九年免費教育及公共援助計劃（今簡稱綜援）等。
制度崩潰 不勝感慨
當時，港府官方的經濟及理財哲學是「積極不干預」，卻引入福利主義理念而能避免落入長期赤字預算的陷阱，是「混合經濟」的典範，其後三任港督繼志述事，香港進入長治久安之局。
第二部分是建立廉能政治制度。麥理浩沒有還政於民，但設立澄清吏治的政治防腐機關，加上健全法治及勇於面對民間對政府不滿的情緒，回應社會運動訴求，彌補欠缺民主的不足。例如中文運動促使政府立法，令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百里渠報告》促使麥理浩下決心成立獨立的廉政公署。後來核數署（今稱審計署）引入制訂衡工量值審計準則，及申訴專員公署成立，都是廉能管治哲學的延伸。
從高鐵工程超支真相敗露，以及上周審計署發表的衡工量值報告，充分凸顯了英治時代建立的民生安和樂利及政府廉能的制度已然崩潰。
撫今追昔，真是令人不勝感慨！董建華的建屋「八萬五」政策，頗有凱因斯色彩，但實踐過程荒腔走板，半途而廢；董建華及其問責團隊率多自由市場信徒，主政期間削減福利、引入外判制、地鐵上市、籌備兩鐵合併及領匯上市，都是經濟右翼意識形態的展現，嚴重破壞麥理浩時代的福利政策體系。
董建華時代後期已停建及停售居屋，「貪曾」上台後變本加厲地靠攏大地產商，令房屋供應奇缺，卻又同時保證公屋輪候三年上樓。最近審計署報告揭露，輪候年期實際將延長至五年，報告還顯示不少高級公務員宿舍長期空置，是政府罔顧基層住屋需要，把優質地皮待價而沽的鐵證！
善財難捨 冤枉甘心
政府一邊以高地價政策賣地圖利，同時減少福利開支，政府坐擁巨額財政儲備，「善財難捨，冤枉甘心」。
同時，「貪曾」時代有大興土木的「十大建設計劃」，但當中最昂貴的高鐵香港段、港珠澳大橋及港深機場鐵路，只是滿足「中港融合」的政治任務。
政府不是浪費公帑在大白象工程，便是成立五花八門的基金，但後者往往淪為利益輸送的工具。最近審計署衡工量值報告披露，盛事基金資助有民建聯背景的龍獅節活動牽涉不當活動；此外，「創意智優計劃」則帳目混亂。
港英時代優良遺風最大的失落，莫過於開明廉能政治的崩潰，「貪湯」醜聞後廉署並無痛切反省。日前身兼廉署道德發展中心諮詢委員會主席，負責推廣商界防貪工作的華潤董事長及黨委書記宋林，因涉嫌貪腐被中共免職，四月十八日，廉署竟鬼鬼祟祟地刪除宋在道德發展中心網頁的「主席獻辭」！
麥理浩時代政府仍有認受不足的自覺，九七後的三任特首卻以為自己的統治天經地義，董建華看見數十萬人上街仍稍作退讓；「貪曾」接手後見群眾動員力倒退，便肆無忌憚的作惡；梁振英更視數十萬上街市民如無物，所謂新政仍無法跳出董曾窠臼！
黃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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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悲慘指數慘過大陸台灣 (13:18)
美國智庫公布2013年悲慘指數，委內瑞拉是最悲慘國家，香港則以高利率排第76，比內地和台灣更慘。
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近日公布這份包羅全球90個國家和地區的2013年悲慘指數榜行榜。悲慘指數(misery index)的計算，是由通脹率、借貸利率、失業率的簡單相加，減去同期人均GDP增長率，從而得出90個國家和地區的分數和排名。
南美洲的委內瑞拉因高通脹率排名第一，悲慘指數為79.4；第二是伊朗，61.6，主要不利原因同樣是通脹率；第三是塞爾維亞，44.8，主要不利原因是失業率。
在亞洲，最悲慘國家是印度，排全球第21，指數是25.6，主要不利原因是利率；而香港則排第76，利率同樣是禍首，指數是10.1。中國大陸排第82，指數為7.9，主要不利原因是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韓國排第86，指數為6.77，主要不利原因是利率。新加坡排第87，指數為6.38，主要不利原因亦是利率。台灣排第88，亦即是在90個國家和地區中，最不悲慘的第三位，指數為6.13，主要不利原因是失業率。而日本，則是排第90，成為最不悲慘國家，指數為5.41，不利因素是失業率。
美國智庫公布2013年悲慘指數，委內瑞拉是最悲慘國家，香港則以高利率排第76，比內地和台灣更慘。
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近日公布這份包羅全球90個國家和地區的2013年悲慘指數榜行榜。悲慘指數(misery index)的計算，是由通脹率、借貸利率、失業率的簡單相加，減去同期人均GDP增長率，從而得出90個國家和地區的分數和排名。
南美洲的委內瑞拉因高通脹率排名第一，悲慘指數為79.4；第二是伊朗，61.6，主要不利原因同樣是通脹率；第三是塞爾維亞，44.8，主要不利原因是失業率。
在亞洲，最悲慘國家是印度，排全球第21，指數是25.6，主要不利原因是利率；而香港則排第76，利率同樣是禍首，指數是10.1。中國大陸排第82，指數為7.9，主要不利原因是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韓國排第86，指數為6.77，主要不利原因是利率。新加坡排第87，指數為6.38，主要不利原因亦是利率。台灣排第88，亦即是在90個國家和地區中，最不悲慘的第三位，指數為6.13，主要不利原因是失業率。而日本，則是排第90，成為最不悲慘國家，指數為5.41，不利因素是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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蠍子過河天地同壽 鷹擊長空玉石俱焚
香港回歸不過17年，中央50年不變的承諾，還剩下33年的光景，隨着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香港的管治權出現質變。
白皮書千言萬語，核心的精神是：將《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轉化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
白皮書超越真假普選的爭論，全面改變基本法的治港精神。
這是中央當前對基本法的強硬立場：基本法所有的權力和承諾都是中央授權，意味着可以隨時收回，連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
港人怎不怵然驚心，移民風再上心頭？
誰會料到：一個毫無預警、突然出台的白皮書，讓香港由山雨欲來走向風雲突變的亂局？
這是一條左傾的治港路線，背離鄧小平時代的治港思維。
為什麼會有「50年不變」？
已故新華社副秘書長黃文放，在中英談判最嚴峻的1980年代，隨鄧小平和廖承志制定香港回歸政策，在《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的回憶中，坦率地描述中央的思路和顧慮。
當時，收回主權的方案有12條，其中一條是會議沒有提及的，就是保證中央對香港的政策「50年不變」。
負責港澳政策的廖承志，曾詢問起草的黃文放：「為什麼會爆出這一條？」
「香港人對共產黨沒有信心，擔心不知什麼時候政策會變，所以要用這一條來安定人心。」黃文放回答說。
然後，向鄧小平解釋，鄧小平也同意了。
其實，收回主權的12條方案，按廖承志通俗的說法，只是「換港督，換支旗」，基本精神是盡可能不變，這是一國兩制的精粹所在。
往後，廖承志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加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政策。
對此，黃文放引述中央的解說：「既然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國內派人管香港肯定管不好。香港只能港人去管，而且不能干預，因而有高度自治的提法。」
中央甚至有這樣的一種觀點：「如果這個方案失敗，就敗在大陸的干預。」
那時，最重要是穩定人心和資金，怎可能有白皮書的極左思維：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
今天，中國已非80年代的中國，經濟崛起，無所畏懼，自我感覺良好；不怕反抗、不怕移民、不怕撤資，只怕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
因此，中央要「監督」高度自治，兩制先以「一國」作為前提，港人治港收窄至「愛國者」治港，更要警惕「外國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
白皮書沒有迴避《基本法》質變的原因：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新情况新問題。
可以想像，一國兩制的新問題在於：香港反共的意識形態，超越了老一輩逃離大陸的香港人，廣泛蔓延於年輕的新一代，高舉龍獅旗、拒絕國教科、衝擊解放軍、廣東道驅蝗、反對簡體字、反對自由行、用本土名義與中國對抗和分離，人心的背離如大地的野草，火燒不盡，風吹又生。
可以想像，美國重返亞太區域的政策，美日菲越圍堵中國的行動，都是中國崛起的巨大威脅，拉開新世紀中美鬥爭的序幕。中央鷹派憂慮：這股敵視中國的外國勢力，結合英國的殖民地影響，是中國和香港不穩定的源頭，是顏色革命的陰影和威脅，火乘風勢，後患無窮。
可以想像，2017年的特首選舉，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一旦朝向普選的路邁進，中央鷹派憂慮：香港會否愈走愈遠，本土會否走向分離，外國會否煽風點火，這構成了白皮書的思想基礎：重新闡釋《基本法》，取代回歸的承諾。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都在這新的形勢下，重新設下政治框框和不可踰越的紅線，為未來特首、立法會選舉、特區管治定調，不容港人有超越白皮書的幻想，不容本土與外國勢力有任何聯繫。
然而，中央可有深刻反思：香港的反共思潮，古已有之，為何於今為烈，席捲新一代？沒有新一代反中的內因，外國勢力的挑撥離間會有市場嗎？
倘能冷靜思量，沒有國內愈來愈嚴重的貪污腐敗，沒有中央不斷打壓政治的異見者，沒有25年拒絕平反的六四慘案，沒有囚禁劉曉波和殺害李旺陽的惡行，沒有長期壓抑香港人民普選的權利，沒有明目張膽讓梁振英政權倉卒上台，香港的新一代會憤怒如斯，激進力量會活躍如斯嗎？
香港，承受西方普世價值的思想感染，厭惡中共歷史的殺戮與專橫，從來是中國大地的良知和燈塔，是愛之深責之切的人心基地。
當絕望成常態 便加倍奉還
當失望變成絕望、絕望已成常態，便以沉默、移民、反抗、分離、暴烈加倍奉還。
中共國務院的極左文士，面對香港人絕望的反抗、面對年輕人憤懣的暴烈、面對中產者沉默的分離、面對老百姓無力的拒共，沒有認真反思禍亂之源和自作之孽，選擇投向港人的武器竟是白皮書，重新解釋和扭曲《基本法》，收窄回歸前的百般承諾，讓香港回歸17年便質變，一國兩制走向一國一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變成逐漸淡出的歷史名詞。
若這是香港未來的33年，這該是香港的一條死路。
為什麼明知白皮書會毁去港人的信心，中央仍要這樣做？
人們從記憶的深處，想起中英談判時，林行止提及《蠍子過河》的故事：
「蠍子要過河，苦於不通水性，忽見烏龜在休息，遂對烏龜說情，希望烏龜背牠到對岸去。
烏龜一見蠍子，早已魂飛魄散，遑論背牠渡河，自然婉轉推辭；蝎子不慌不忙，請烏龜不必害怕，如果蠍子螫烏龜一下，後者固然葬身河底，前者亦會同歸於盡。
蠍子分析利害後，對烏龜真摰地說：『龜兄，我會做這害人害己的蠢事嗎？』烏龜一想，蠍子為了本身利益，會破例不下毒手的。於是決定做一次『善事』。
烏龜背蠍子過河，最初相安無事；不一會，烏龜突然感到一陣劇痛，知道被蠍子螫了一下，已中劇毒，生命危在旦夕。
但牠不明白蠍子為何不顧本身安危，牠們正處河心急流，龜死蠍亡，對誰都沒有好處。
牠要從蠍子口中知道真相，不然死不瞑目，哪知蠍子回答說：『龜兄，難道我不知螫你一下，我們會一同葬身河底嗎？可是，這是我們蠍子的習慣，要改亦改不來啊！』」
中英談判過去了30年，林行止的蠍子故事早淡忘了。但國務院剛發表的白皮書，那極左的思維、邏輯和解說，一闊臉就變的慣性，極大地動搖香港的人心，如金庸「天地同壽」的自殺招式，先傷香港，後傷中國，是中港政治的雙輸。
中共鷹派與香港激進派，互相激盪，早已各走極端。還有那極端鬥爭思維的白皮書，因少數鷹派的盲動誤判港情，如鷹擊香港長空走向玉石俱焚。
壓制愈大，反抗愈大，暴烈愈大，迫使原屬溫和理性的港人，人心走向本土、分離與獨立，這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嗎？
任何珍惜愛護香港的人，要竭力阻止這極左路線，白皮書的慘勝是人心回歸的慘敗，誰是過河蠍子，誰是始作俑者，誰人亮出毒螫，誰負歷史之責？
張文光
香港回歸不過17年，中央50年不變的承諾，還剩下33年的光景，隨着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白皮書，香港的管治權出現質變。
白皮書千言萬語，核心的精神是：將《基本法》承諾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轉化為「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
白皮書超越真假普選的爭論，全面改變基本法的治港精神。
這是中央當前對基本法的強硬立場：基本法所有的權力和承諾都是中央授權，意味着可以隨時收回，連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
港人怎不怵然驚心，移民風再上心頭？
誰會料到：一個毫無預警、突然出台的白皮書，讓香港由山雨欲來走向風雲突變的亂局？
這是一條左傾的治港路線，背離鄧小平時代的治港思維。
為什麼會有「50年不變」？
已故新華社副秘書長黃文放，在中英談判最嚴峻的1980年代，隨鄧小平和廖承志制定香港回歸政策，在《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的回憶中，坦率地描述中央的思路和顧慮。
當時，收回主權的方案有12條，其中一條是會議沒有提及的，就是保證中央對香港的政策「50年不變」。
負責港澳政策的廖承志，曾詢問起草的黃文放：「為什麼會爆出這一條？」
「香港人對共產黨沒有信心，擔心不知什麼時候政策會變，所以要用這一條來安定人心。」黃文放回答說。
然後，向鄧小平解釋，鄧小平也同意了。
其實，收回主權的12條方案，按廖承志通俗的說法，只是「換港督，換支旗」，基本精神是盡可能不變，這是一國兩制的精粹所在。
往後，廖承志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加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特殊政策。
對此，黃文放引述中央的解說：「既然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國內派人管香港肯定管不好。香港只能港人去管，而且不能干預，因而有高度自治的提法。」
中央甚至有這樣的一種觀點：「如果這個方案失敗，就敗在大陸的干預。」
那時，最重要是穩定人心和資金，怎可能有白皮書的極左思維：中央擁有對香港特區的全面管治權？
今天，中國已非80年代的中國，經濟崛起，無所畏懼，自我感覺良好；不怕反抗、不怕移民、不怕撤資，只怕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
因此，中央要「監督」高度自治，兩制先以「一國」作為前提，港人治港收窄至「愛國者」治港，更要警惕「外國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
白皮書沒有迴避《基本法》質變的原因：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遇到新情况新問題。
可以想像，一國兩制的新問題在於：香港反共的意識形態，超越了老一輩逃離大陸的香港人，廣泛蔓延於年輕的新一代，高舉龍獅旗、拒絕國教科、衝擊解放軍、廣東道驅蝗、反對簡體字、反對自由行、用本土名義與中國對抗和分離，人心的背離如大地的野草，火燒不盡，風吹又生。
可以想像，美國重返亞太區域的政策，美日菲越圍堵中國的行動，都是中國崛起的巨大威脅，拉開新世紀中美鬥爭的序幕。中央鷹派憂慮：這股敵視中國的外國勢力，結合英國的殖民地影響，是中國和香港不穩定的源頭，是顏色革命的陰影和威脅，火乘風勢，後患無窮。
可以想像，2017年的特首選舉，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一旦朝向普選的路邁進，中央鷹派憂慮：香港會否愈走愈遠，本土會否走向分離，外國會否煽風點火，這構成了白皮書的思想基礎：重新闡釋《基本法》，取代回歸的承諾。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都在這新的形勢下，重新設下政治框框和不可踰越的紅線，為未來特首、立法會選舉、特區管治定調，不容港人有超越白皮書的幻想，不容本土與外國勢力有任何聯繫。
然而，中央可有深刻反思：香港的反共思潮，古已有之，為何於今為烈，席捲新一代？沒有新一代反中的內因，外國勢力的挑撥離間會有市場嗎？
倘能冷靜思量，沒有國內愈來愈嚴重的貪污腐敗，沒有中央不斷打壓政治的異見者，沒有25年拒絕平反的六四慘案，沒有囚禁劉曉波和殺害李旺陽的惡行，沒有長期壓抑香港人民普選的權利，沒有明目張膽讓梁振英政權倉卒上台，香港的新一代會憤怒如斯，激進力量會活躍如斯嗎？
香港，承受西方普世價值的思想感染，厭惡中共歷史的殺戮與專橫，從來是中國大地的良知和燈塔，是愛之深責之切的人心基地。
當絕望成常態 便加倍奉還
當失望變成絕望、絕望已成常態，便以沉默、移民、反抗、分離、暴烈加倍奉還。
中共國務院的極左文士，面對香港人絕望的反抗、面對年輕人憤懣的暴烈、面對中產者沉默的分離、面對老百姓無力的拒共，沒有認真反思禍亂之源和自作之孽，選擇投向港人的武器竟是白皮書，重新解釋和扭曲《基本法》，收窄回歸前的百般承諾，讓香港回歸17年便質變，一國兩制走向一國一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變成逐漸淡出的歷史名詞。
若這是香港未來的33年，這該是香港的一條死路。
為什麼明知白皮書會毁去港人的信心，中央仍要這樣做？
人們從記憶的深處，想起中英談判時，林行止提及《蠍子過河》的故事：
「蠍子要過河，苦於不通水性，忽見烏龜在休息，遂對烏龜說情，希望烏龜背牠到對岸去。
烏龜一見蠍子，早已魂飛魄散，遑論背牠渡河，自然婉轉推辭；蝎子不慌不忙，請烏龜不必害怕，如果蠍子螫烏龜一下，後者固然葬身河底，前者亦會同歸於盡。
蠍子分析利害後，對烏龜真摰地說：『龜兄，我會做這害人害己的蠢事嗎？』烏龜一想，蠍子為了本身利益，會破例不下毒手的。於是決定做一次『善事』。
烏龜背蠍子過河，最初相安無事；不一會，烏龜突然感到一陣劇痛，知道被蠍子螫了一下，已中劇毒，生命危在旦夕。
但牠不明白蠍子為何不顧本身安危，牠們正處河心急流，龜死蠍亡，對誰都沒有好處。
牠要從蠍子口中知道真相，不然死不瞑目，哪知蠍子回答說：『龜兄，難道我不知螫你一下，我們會一同葬身河底嗎？可是，這是我們蠍子的習慣，要改亦改不來啊！』」
中英談判過去了30年，林行止的蠍子故事早淡忘了。但國務院剛發表的白皮書，那極左的思維、邏輯和解說，一闊臉就變的慣性，極大地動搖香港的人心，如金庸「天地同壽」的自殺招式，先傷香港，後傷中國，是中港政治的雙輸。
中共鷹派與香港激進派，互相激盪，早已各走極端。還有那極端鬥爭思維的白皮書，因少數鷹派的盲動誤判港情，如鷹擊香港長空走向玉石俱焚。
壓制愈大，反抗愈大，暴烈愈大，迫使原屬溫和理性的港人，人心走向本土、分離與獨立，這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嗎？
任何珍惜愛護香港的人，要竭力阻止這極左路線，白皮書的慘勝是人心回歸的慘敗，誰是過河蠍子，誰是始作俑者，誰人亮出毒螫，誰負歷史之責？
張文光
Re: 現時香港亂局不是最壞 只會更壞 P2 / 北京處理香港政局宜洩不宜再加壓 P8
吳康民﹕ 新亂局 新曙光 新希望
香港政治亂局正在再創高峯的時候，所謂「佔中」癱瘓香港政治經濟中心的行動又如箭在弦上。形勢嚴峻，但也出現了幾件「新事」：
第一， 中央發表了有關香港問題的「白皮書」。內容雖然是重申香港《基本法》的精神和中央對港的絕對權力。但以「白皮書」的形式發表，便有隆重其事和向國際宣示的意味。可以說是中央嚴重關切香港局勢發展的新迹象。說明中央對香港最新的政治動態，有危及「兩制」的貫徹，因此不得不向沾手港事的外國勢力及香港滋事分子發出警告。
第二，除了不少香港重要商會如中華總商會、香港進出口商會、福建商會、潮州商會等商會早已發表反對「佔中」等反中亂港行動的聲明之外，6月11日，香港總商會、加拿大商會、印度商會、意大利商會、巴林商會，更聯合發表對「佔中」活動表達了《商界的關注》。聲明指出，香港是「一個國際商業樞紐，中環商業區作為本地經濟的主要命脈」，「佔中」將「癱瘓」中環商業區的商貿活動，「香港的國際聲譽一旦受損，將帶來深遠的後果」。因此，「當政治行動妨礙恒常的商業活動」，「我們便不能、亦不應坐視不理」。
國際商界的關注，說明香港亂局已影響國際投資和商業活動的信心。
保安局長發聲警告
第三， 作為政府高官，保安局長黎棟國，罕有地在各大報發表長文《「佔領中環」的本質及對社會和參加者的影響》，指出「公民抗命」不能「凌駕法律」。戴耀廷等人早已聲明，不能保證「佔中」行動是絕對和平的，因此參與者應小心不要觸犯刑法。
黎棟國說﹕「鼓動市民在6‧22投票的人，應該向市民清楚說明情况，讓市民在知情下選擇，而非不知就裏地為激進勢力抬轎」。
黎棟國警告說：「行動爆發後或會一發不可收拾，一有衝突或暴力事件發生，最終整個件事可能會失控」。
第四，有消息指，銅鑼灣這個商業黃金地帶，出現街舖以低於舊租約價錢承租個案，也有租客提早解約遷場。
一線街舖提早預租的情况已經絕迹，個別舖位更要在交吉後一段時間才獲承租。有逾1000呎的駱克道旺舖，去年叫價85萬預租，後來叫價一降再降，降至78萬、72萬，65萬仍未能租出，直至最近降至60萬方能租出。
其主要原因，在於政治局勢不明朗，社會上又以「蝗蟲」及限制個人遊趕絕大陸客。導致消費區和遊客區的商業活動的人氣下降，商人前途缺乏信心等等。
中間力量開始發聲
綜上所述，激進分子以「佔中」為主題，當前「主導」了有關2017年普選的「政改」討論。理性泛民的聲音減弱，某些亂港傳媒又興波作浪，煽動、誇大各種激進分子的言論和行動，似乎社會上激進行動已經佔了優勢。
但是，從香港總商會等國際商會的聲明看來，他們「無意干預關於普選的討論，並尊重政治是香港社區生活的一部分」，但當行動妨礙他們的商業利益的時候，他們不能不表示態度。這份宣言，正是代表香港中間力量的聲音。
我們也許因此看到一線曙光。香港的中間力量是多數，當他們開始看到種種過激行動將妨礙他們的營商環境和正常生活的時候，他們從言論到行動都是一股遏制激烈行動的重要力量。這正是我認為香港政局會「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原因。
香港政治亂局正在再創高峯的時候，所謂「佔中」癱瘓香港政治經濟中心的行動又如箭在弦上。形勢嚴峻，但也出現了幾件「新事」：
第一， 中央發表了有關香港問題的「白皮書」。內容雖然是重申香港《基本法》的精神和中央對港的絕對權力。但以「白皮書」的形式發表，便有隆重其事和向國際宣示的意味。可以說是中央嚴重關切香港局勢發展的新迹象。說明中央對香港最新的政治動態，有危及「兩制」的貫徹，因此不得不向沾手港事的外國勢力及香港滋事分子發出警告。
第二，除了不少香港重要商會如中華總商會、香港進出口商會、福建商會、潮州商會等商會早已發表反對「佔中」等反中亂港行動的聲明之外，6月11日，香港總商會、加拿大商會、印度商會、意大利商會、巴林商會，更聯合發表對「佔中」活動表達了《商界的關注》。聲明指出，香港是「一個國際商業樞紐，中環商業區作為本地經濟的主要命脈」，「佔中」將「癱瘓」中環商業區的商貿活動，「香港的國際聲譽一旦受損，將帶來深遠的後果」。因此，「當政治行動妨礙恒常的商業活動」，「我們便不能、亦不應坐視不理」。
國際商界的關注，說明香港亂局已影響國際投資和商業活動的信心。
保安局長發聲警告
第三， 作為政府高官，保安局長黎棟國，罕有地在各大報發表長文《「佔領中環」的本質及對社會和參加者的影響》，指出「公民抗命」不能「凌駕法律」。戴耀廷等人早已聲明，不能保證「佔中」行動是絕對和平的，因此參與者應小心不要觸犯刑法。
黎棟國說﹕「鼓動市民在6‧22投票的人，應該向市民清楚說明情况，讓市民在知情下選擇，而非不知就裏地為激進勢力抬轎」。
黎棟國警告說：「行動爆發後或會一發不可收拾，一有衝突或暴力事件發生，最終整個件事可能會失控」。
第四，有消息指，銅鑼灣這個商業黃金地帶，出現街舖以低於舊租約價錢承租個案，也有租客提早解約遷場。
一線街舖提早預租的情况已經絕迹，個別舖位更要在交吉後一段時間才獲承租。有逾1000呎的駱克道旺舖，去年叫價85萬預租，後來叫價一降再降，降至78萬、72萬，65萬仍未能租出，直至最近降至60萬方能租出。
其主要原因，在於政治局勢不明朗，社會上又以「蝗蟲」及限制個人遊趕絕大陸客。導致消費區和遊客區的商業活動的人氣下降，商人前途缺乏信心等等。
中間力量開始發聲
綜上所述，激進分子以「佔中」為主題，當前「主導」了有關2017年普選的「政改」討論。理性泛民的聲音減弱，某些亂港傳媒又興波作浪，煽動、誇大各種激進分子的言論和行動，似乎社會上激進行動已經佔了優勢。
但是，從香港總商會等國際商會的聲明看來，他們「無意干預關於普選的討論，並尊重政治是香港社區生活的一部分」，但當行動妨礙他們的商業利益的時候，他們不能不表示態度。這份宣言，正是代表香港中間力量的聲音。
我們也許因此看到一線曙光。香港的中間力量是多數，當他們開始看到種種過激行動將妨礙他們的營商環境和正常生活的時候，他們從言論到行動都是一股遏制激烈行動的重要力量。這正是我認為香港政局會「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原因。
Re: 現時香港亂局不是最壞 只會更壞 P2 / 北京處理香港政局宜洩不宜再加壓 P8
傾聽民意 化解民怨
七月一日慶回歸，香港的多元聲音又在社會展現。九龍有慶祝回歸的花車遊行，香港有五十多萬人頂着三十多度的高溫走上街頭，以遊行的方式表達內心的不平與不滿。回歸十七年來，香港的民心積怨如此之深，不僅針對特區政府的施政不利，無法改善民生，更反映出港人憂慮中央對港政策的宣示，港人以腳走出了默默抗爭之路。
遊行在烈日下進行，一直到夕陽西下、黑夜降臨，中間還下了幾場暴雨，但人潮沒有中斷，仍然以堅定的步伐前進。烈日與風雨改變不了他們的訴求，就是希望執政當局能傾聽市民的心聲。
七一之前，有近八十萬香港市民參與民間公投，支持有公民提名的普選，也為遊行增添動力。大家爭取的是二○一七年落實真正的普選，公民可以提名心中適當的人選，不要局限於小圈子提名，達致一人一票的普選。這個訴求與《基本法》的規劃或者北京解畫的普選是有差距的，縱使五十多萬人走上街頭，恐怕亦難達到目的。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已表示，不管遊行人數或公投人數有多少，均改變不了中央對普選的立場。事實上，台灣的抗爭行動深深影響了香港，也讓北京憂心，惟不同的是，台灣抗爭總可逼執政黨傾聽民意以至讓步，也有人因此批評馬英九政府面對抗爭政策就轉彎。但在香港，市民愈是抗爭，中央的政策就縮得更緊，並劃出紅線，不得逾越雷池。中央的政策立場不會鬆動，因為北京是不受要挾的，誠如「一國兩制白皮書」，中央給香港多少權限，香港才有多少治港的權限，對北京來說，此規章不會改變。
中港之間及香港內部都有深層次矛盾，今後如何化解矛盾，消除民怨，乃是為政者必須務實面對的問題。香港要保持安定繁榮，就需要為政者與港人共同努力。
江素惠
七月一日慶回歸，香港的多元聲音又在社會展現。九龍有慶祝回歸的花車遊行，香港有五十多萬人頂着三十多度的高溫走上街頭，以遊行的方式表達內心的不平與不滿。回歸十七年來，香港的民心積怨如此之深，不僅針對特區政府的施政不利，無法改善民生，更反映出港人憂慮中央對港政策的宣示，港人以腳走出了默默抗爭之路。
遊行在烈日下進行，一直到夕陽西下、黑夜降臨，中間還下了幾場暴雨，但人潮沒有中斷，仍然以堅定的步伐前進。烈日與風雨改變不了他們的訴求，就是希望執政當局能傾聽市民的心聲。
七一之前，有近八十萬香港市民參與民間公投，支持有公民提名的普選，也為遊行增添動力。大家爭取的是二○一七年落實真正的普選，公民可以提名心中適當的人選，不要局限於小圈子提名，達致一人一票的普選。這個訴求與《基本法》的規劃或者北京解畫的普選是有差距的，縱使五十多萬人走上街頭，恐怕亦難達到目的。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已表示，不管遊行人數或公投人數有多少，均改變不了中央對普選的立場。事實上，台灣的抗爭行動深深影響了香港，也讓北京憂心，惟不同的是，台灣抗爭總可逼執政黨傾聽民意以至讓步，也有人因此批評馬英九政府面對抗爭政策就轉彎。但在香港，市民愈是抗爭，中央的政策就縮得更緊，並劃出紅線，不得逾越雷池。中央的政策立場不會鬆動，因為北京是不受要挾的，誠如「一國兩制白皮書」，中央給香港多少權限，香港才有多少治港的權限，對北京來說，此規章不會改變。
中港之間及香港內部都有深層次矛盾，今後如何化解矛盾，消除民怨，乃是為政者必須務實面對的問題。香港要保持安定繁榮，就需要為政者與港人共同努力。
江素惠
Re: 現時香港亂局不是最壞 只會更壞 P2 / 北京處理香港政局宜洩不宜再加壓 P8
理性分析局勢 勿為激進助燃
香港有人發起市民投票，通過電子形式及往後的實體投票，據說有逾七十萬人參加。
當然，他們這樣做，加上某些傳媒的吹噓鼓動，形成了一股聲勢，說是港人通過投票，表達要求不加篩選的「真普選」心意。
官媒言論添煩添亂
當然，他們這樣做沒有犯法，但不犯法不表示有公權力。北京和特區政府都表示，普選必須按《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行事，用投票和癱瘓中環的「佔中」行動來施行壓力，都不可能成功。
行政長官梁振英回應說，他相信大多數參與投票的市民，都是表達了希望二○一七年能落實普選的願望和訴求，但也相信大多數投票的市民都不會贊成用佔領和癱瘓中環的行動。
另外，某報的民意調查指出，市民多數贊成不管選舉辦法如何，先行實施一人一票的普選，以後再在來屆進行改善。用廣東話來說，就是「食住先」。
在這場爭論還沒有結果的時候，北京報章和香港某些報章卻在報道和評論中為此添煩添亂，甚至可以說為他們的聲勢添柴添火。例如北京《環球時報》的評論指出：「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沒十三億人多。」香港的愛國報章好幾天在頭版大肆抨擊公投含有不少水分，在電子投票系統存在不少漏洞的情況下，使人懷疑投票數據的可靠性。
《環球時報》用十三億人來比七百萬港人，真正是不倫不類，令人有以十三億壓七百萬的感覺。香港內部的問題與內部的矛盾，不是用十三億人民的大比例可以壓下去的，我們應該理性地探討香港當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而不是用人口比例來表示香港問題微不足道。
至於所謂「公投」，主持者當然有以投票人數之多來對當局施加壓力的意圖，以促進他們所謂的「真普選」，但指出他們的投票含有水分，又有甚麼作用呢？就是有百分之五十的水分，他們也可以說還是有三十多萬人支持他們的「真普選」。這些人的意見，北京和香港政府能忽視嗎？
激進勢力綁架港情
相比之下，梁振英對此的回應是實事求是的，表示相信大多數投票的市民，都表達了希望二○一七年落實特首普選的願望和訴求，這與中央和特區政府是一致的。
普選話題一再炒熱，是社會缺乏理性探討、各走極端導致的。泛民主派一再被激進勢力綁架，建制派也沒有提出更好的討論空間，所謂諮詢公眾意見期間，事實上沒有任何進展，只有各說各話。
激進力量利用廣大青年不滿現實的躁動，製造了若干衝擊社會秩序的事件，更使理性討論的空間縮小，反而助長了「佔中」擾亂社會秩序的聲勢。
同時，世界各地的群眾運動此起彼伏，香港近鄰的台灣更是火頭多多，加上外國勢力進一步煽風點火，這些都是刺激香港激進青年鬧事的動力。更何況，北京當局為了應付美國愈來愈囂張地圍堵中國的架勢，更不願意在自家的大門口產生社會混亂，所以給人「企硬」的感覺。
其實，香港事應該主要由香港人來解決。當前的亂局已經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本地和國際的工商團體都憂心忡忡，並在報章上發表聲明公開表態。香港是重要的國際經濟、金融、運輸中心，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都不希望出現「香港已死」的局面。
誰能救香港？只有香港人民！廣大的中間群眾，起來吧！起來制止反中亂港的行動蔓延！
吳康民
香港有人發起市民投票，通過電子形式及往後的實體投票，據說有逾七十萬人參加。
當然，他們這樣做，加上某些傳媒的吹噓鼓動，形成了一股聲勢，說是港人通過投票，表達要求不加篩選的「真普選」心意。
官媒言論添煩添亂
當然，他們這樣做沒有犯法，但不犯法不表示有公權力。北京和特區政府都表示，普選必須按《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行事，用投票和癱瘓中環的「佔中」行動來施行壓力，都不可能成功。
行政長官梁振英回應說，他相信大多數參與投票的市民，都是表達了希望二○一七年能落實普選的願望和訴求，但也相信大多數投票的市民都不會贊成用佔領和癱瘓中環的行動。
另外，某報的民意調查指出，市民多數贊成不管選舉辦法如何，先行實施一人一票的普選，以後再在來屆進行改善。用廣東話來說，就是「食住先」。
在這場爭論還沒有結果的時候，北京報章和香港某些報章卻在報道和評論中為此添煩添亂，甚至可以說為他們的聲勢添柴添火。例如北京《環球時報》的評論指出：「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也沒十三億人多。」香港的愛國報章好幾天在頭版大肆抨擊公投含有不少水分，在電子投票系統存在不少漏洞的情況下，使人懷疑投票數據的可靠性。
《環球時報》用十三億人來比七百萬港人，真正是不倫不類，令人有以十三億壓七百萬的感覺。香港內部的問題與內部的矛盾，不是用十三億人民的大比例可以壓下去的，我們應該理性地探討香港當前存在的矛盾和問題，而不是用人口比例來表示香港問題微不足道。
至於所謂「公投」，主持者當然有以投票人數之多來對當局施加壓力的意圖，以促進他們所謂的「真普選」，但指出他們的投票含有水分，又有甚麼作用呢？就是有百分之五十的水分，他們也可以說還是有三十多萬人支持他們的「真普選」。這些人的意見，北京和香港政府能忽視嗎？
激進勢力綁架港情
相比之下，梁振英對此的回應是實事求是的，表示相信大多數投票的市民，都表達了希望二○一七年落實特首普選的願望和訴求，這與中央和特區政府是一致的。
普選話題一再炒熱，是社會缺乏理性探討、各走極端導致的。泛民主派一再被激進勢力綁架，建制派也沒有提出更好的討論空間，所謂諮詢公眾意見期間，事實上沒有任何進展，只有各說各話。
激進力量利用廣大青年不滿現實的躁動，製造了若干衝擊社會秩序的事件，更使理性討論的空間縮小，反而助長了「佔中」擾亂社會秩序的聲勢。
同時，世界各地的群眾運動此起彼伏，香港近鄰的台灣更是火頭多多，加上外國勢力進一步煽風點火，這些都是刺激香港激進青年鬧事的動力。更何況，北京當局為了應付美國愈來愈囂張地圍堵中國的架勢，更不願意在自家的大門口產生社會混亂，所以給人「企硬」的感覺。
其實，香港事應該主要由香港人來解決。當前的亂局已經影響香港的繁榮穩定，本地和國際的工商團體都憂心忡忡，並在報章上發表聲明公開表態。香港是重要的國際經濟、金融、運輸中心，全國人民和國際社會都不希望出現「香港已死」的局面。
誰能救香港？只有香港人民！廣大的中間群眾，起來吧！起來制止反中亂港的行動蔓延！
吳康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