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百年，中國前路
踏入辛亥革命100周年及中共建黨90周年，在各種官方和民間紀念活動之外，中國人民亦應回顧反思百年革命（先是國民革命、繼而共產革命）究竟為國家帶來怎樣的影響？展望未來，究竟我們距離國富民強還有多遠？
中國正位於歷史轉折的臨界點。經歷30年開放改革，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固為世界所矚目，也把國家從毛澤東年代的革命狂熱主義和國家全能主義的深谷解放出來，社會面貌從此大變，中國不再一樣。但是，高速的經濟增長（所謂GDP主義），未能解決一些深層次的政治與社會結構性矛盾——民主自由人權滯後、管治體質不足、貪腐造假惡化、階級及城鄉差距擴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等。究竟這是經濟急速發展過程中的必然代價，還是一個根本的體制問題？無論如何，中國仍在邁向民主與現代化目標（亦即五四時期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的長征途上，國人不容鬆懈。
中國可走自己的道路
近年，中國的國際地位的確大大提升，去年更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經濟大國；2008年北京奧運及去年上海世博標誌中國決心走進世界中心，並向世界展示其信心與願景。不過，大國和平崛起，卻因對政治異見的處理而招致敵視或批判，這見諸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事件，以至最近的趙連海案。國家領導或許視諾獎事件為西方國家對中國開展的另一意識形態進攻，又或更確信由美國主導對中國的「圍堵策略」，正隨美國把其外交政策重點由歐洲移至亞洲而逐漸揭幕，但它總不能處處只以被動及陰謀理論出發，而忽視內政外交政策應回歸根本，亦即內政如何「為民」，外交如何推動世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進步」。中國完全不用追隨美國的國際議程，可走自己的道路，但這是一條怎樣的道路呢？它應如何展示新型大國的風範及其現代文明？
踏入21世紀，不少專家學者均指出，世界經濟力量的重心正在東移。Kishore Mahbubani在其《新的亞洲半球》（The New Asia Hemisphere）（2008）一書中提出﹕正如西方文明在19、20世紀改造世界一樣，復興的亞洲將會為世界帶來深刻的改變。作為崛起之亞洲主要力量之一，中國實須認真考慮其世界角色與責任。
中國須向國際宣示另類發展模式
中國可容易說它永不稱霸，不走以往蘇聯或今天美國的超級大國之路；一些認同中國發展道路的論者提出「北京共識」之說，以抗衡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抬頭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確，西方不能壟斷世界文明及人類發展之路徑，也不獨佔歷史上跨文明跨文化所總結出來的普世基本價值；走向現代，殊途同歸。但是，中國必須向國際宣示，另類的發展模式，可如何把社會帶往人類所追求的基本價值與理想國度。拒絕擁抱一些普世基本價值，會把國家孤立於世界現代文明的主體外。社會主義本來就是追求社會公義、自由解放、人類尊嚴的運動。
求變呼聲日強
當然中國仍是處於轉型階段，包袱雖大但有可變性。溫家寶總理就曾公開表示，若不推行政治改革，也就無法維持經濟發展。經過30年改革，中國身處另一巨變的前夕，但它需要更好的理解。一些批判者輕易視中國為依舊不變的專制政權，而輕輕帶過過去30年的成就及廣大中國人民經歷的劇變。今天中國，要走進其錯綜複雜的經濟、社會、公民甚至政治生態環境中，才可感受無比的求變動力；各種歷史與制度性局限掣肘依然，但求變呼聲卻日強。每日一小變，量變到質變，這是過去30年改革轉型的啟示。市場、公民社會力量正逐步平衡國家的權力，這是民主化的真正保證。
在新舊交替的轉折期中，「國家權力集中與市場企業興起並存、政治束縛與個人自由並存、人際關係與法律程序並存、壓抑與回應並存、政策統一與分權彈性並存、信息控制與熱鬧媒體並存」（註），這可說是改革中的中國的悖論式（paradox）場景，須由此走出21世紀未來的新中國。借用《信報》畢老林在2010年12月11日投資者日記的標題﹕「看中國，由下而上更真」。中國不一定照搬西方國家的模式，但是它不可能走回頭路，也不可能停下來。
在香港、在中國，關心國家前途、推動國家進一步開放改革的力量不斷壯大，繼續走百年中國千千萬萬的革命者和改革者所走過的足印。
張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