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機遇大，關鍵是香港能把握嗎？
金融海嘯後，環球經濟復蘇呈現兩極化。歐美經濟因結構性問題復蘇緩慢，經濟總量於去年底時，尚未返回海嘯前水平。相比之下，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早已跨過了海嘯前水平，香港也搭上了新興經濟體這趟經濟復蘇快車。
展望今年經濟，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環球經濟仍會有4.2%增長，較去年的4.8%放慢了，但整體數字隱沒了各地區之間的增長鴻溝。歐美增長只略高於2％水平，相比之下，新興市場預期仍會有6.4%的高增長。
上述樂觀預測的背後，當然存在不少變數。歐美經濟早階段的復蘇，主要依靠政府龐大的開支投入，現時政府已債台高築，這個增長激素的尚餘空間已不大了；私人部門的投資與消費能否接力，成為關鍵因素。此外，歐洲局面更是隱患重重，南歐政府的債務危機至今未見有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案。此事稍有差池，便會對國際金融市場帶來震盪。新興市場則受制於熱錢湧進所造成的通脹壓力，有些已被迫透過設限來阻止資金流入，部分則以加息來阻遏通脹重燃，中國便屬後者的典型例子。
人民幣業務國際化
香港可為國家貢獻
在多變的國際金融經濟形勢下，香港經濟也無可避免要作出結構性的調整。香港至今雖能力保繁榮，但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種種矛盾，已經陸續浮現。自2003年步出衰退以來，香港經濟出現了多方面的變化。
首先，與內地的融合日趨緊密，人流與錢流相繼南下，支持了本港經濟持續增長，去年訪港的內地旅客佔總旅客數量六成，為本港消費及旅遊市場帶來新的需求。
第二，隨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大幅加快，本港的人民幣存款已由前年底627億元躍升至去年11月底的2796億元，利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的金額11月份也多達937億元。這些急速增長的數字應可充分說明了，為何香港金融界已普遍預期今年的人民幣業務可踏上新台階。
透過香港進行的人民幣業務國際化，再次證明了香港對中國的重要作用。上世紀80至90年代，香港幫助中國貨品打進世界各地，造就了中國如今的「世界工廠地位」。近20年來，香港的資本市場為中國企業集資以萬億計的資金，為中國企業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基礎。未來10至20年，香港這個中途站將會發揮新的角色──把中國的貨幣及資本帶進國際市場。
隨國家晉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民幣不應再是關在國門內使用的貨幣，而應該走進世界。當人民幣成為廣泛流通的貨幣，中國在國際投資及貿易的地位便會大幅提升，應可重拾塑造世界經濟秩序的應有影響力。對國家的持久發展，其好處十分明顯。
在上述過程中，香港可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首先，香港早有世界上最主要的金融機構進駐。這有利於向世界各地推廣人民幣的使用，並可創造各種人民幣產品，以回應市場需求。這支推銷隊伍當然是受利益驅使，但其推廣能力是中國政府花上大量氣力，也難以辦到的。
第二，香港的商業「軟件」早已跟世界經濟主體接軌，例如我們承襲了來自英國的普通法框架。遇有爭拗，歐美貿易伙伴均可輕易明白其遊戲規則。此外，香港長期的法治基礎亦能令人有充分信心。這些制度上的優勢，是內地城市花上再長的時間也難以建立的，亦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擁有的最特殊優勢。以亞洲區的東京為例，它的經濟規模比香港龐大得多，可是在金融國際化路途上，卻是一籌莫展。關鍵障礙就在文化、制度與語言。
香港的人民幣業務發展進度快慢，主動權當然在中央。過程中進兩步退一步，也是平常事，例如，去年底國際熱錢囤積香港炒人民幣之說，一度鬧得沸沸揚揚，令一些人民幣產品的推出時間受阻。不過，人民幣走向國際的大潮是不可能逆轉的，如今的問題只是步伐快慢而已。過程中，香港肯定是最佳中途站，只要本港能好好掌握，相信未來經濟會有一番新氣象。
應增加投資教育及再培訓
確保人才配合經濟發展
然而，我們必須指出，經濟轉型的過程不會是平坦的。1980年代本港工廠北移，帶來了大量勞動力轉業的問題，影響延續至今。現時香港經濟再次轉型，就業人士肯定會再次面對技術工種要求不一樣的問題，而貧富鴻溝亦會日漸擴大。現時已幾可肯定，隨香港愈來愈倚重金融、地產及旅遊，若非在這三大行業工作的打工仔，恐難享受經濟繁榮的好處。更令他們苦惱的是，從內地湧進的人流與錢流，必然會令樓價、租金以至物價普漲，進而侵蝕他們的生活水平。
因此，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政府能否有效運用財稅及社會政策，令更多人可以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是香港社會能否長時間保持穩定的核心問題。為此，我們盼望政府增加教育與再培訓方面的投入，確保香港新一代能夠配合上述宏觀經濟發展，以及能令更多在職人士可以掌握新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