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自禁西湖會所 習近平嚴控浙江
中紀委發布禁令，嚴禁在名山大川設立豪華會所，其中杭州西湖由習近平親自下命令清理。對自己主政過的地區從嚴要求，從嚴管理，體現了習近平「打鐵還需自身硬」的思路。
浙江省委常委會日前召開專題會議，傳達貫徹習近平關於西湖景區「會所」問題的重要指示精神，責成杭州市委市政府立即採取果斷措施，整治西湖景區「會所」。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表示，「堅決貫徹落實習近平講話精神，堅決向會所歪風說不」，切實保證還湖於民、還園於民、還景於民。
會議召開的當天，位於西湖景區公園內的西湖會、蓮莊、聽濤居、抱青會館、柳鶯玖號等五家會所立即關停；兩天後又關了十家；五天之後關了八家；一周之內西湖景區內三十家高檔經營場所全部關停整改，杭州貫徹的力度可謂空前。
能在西湖邊上開會所的非富即貴，過去這些會所雖然也被輿論批評，不過既得利益階層置若罔聞，照樣我行我素，如今擋不住習近平的一紙批示，顯示習近平目前的權威確如日中天，也折射出浙江當局在貫徹習批示方面雷厲風行。
打造模範 鞏固後院
浙江與習近平有很深的淵源，他在浙江先是擔任省長，後擔任省委書記，是他成為一方諸侯的開始，可以說浙江是其真正發家之地。習近平在《浙江日報》發表的「之江新語」系列文章，更被外界當作習近平執政思路的源泉。在習近平的關照下，浙江官員上調外放，不斷走紅，成為新的官場福地。正是因為這些因素，浙江成為觀察中國政治的一個風向標，就像當年江澤民入主中南海之後，上海成為中國矚目的政治中心一樣。
愛之深必責之切，習近平對浙江關愛的同時，在遵守政治紀律、執行中央政策等各方面的要求也更嚴格，今次習近平單獨就西湖會所問題下達禁令，便是一個重要的明證。從某種意義上說，習近平有意將浙江打造成一個「模範省」，無論是反腐敗，還是貫徹指令，都要做到比別的省市更堅決更徹底，讓政敵無話可說。
過去一年多的撥亂反正，習近平雖然得到民心民意的支持，但既得利益集團尤其是官僚體系口服心不服，總想尋找機會將習近平的政策虛化或者淡化，尤其是在他曾經主政的地方尋找一些漏洞，讓其新政自相矛盾，更是一種手法。習近平上台之後，一再要求「打鐵還需自身硬」，給自己立了一個很高的標杆，如果政敵在其身上發現一些「不硬」的證據，便可以公然抵制新政。習近平嚴格要求浙江，實際上是為了鞏固後院，以免授人以柄。怕只怕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浙江這些年積累的矛盾與問題也不少，很容易被挑出刺來。
內憂外患兩者孰輕孰重? /中央反腐正在布更大的局 P19
Re: 內憂外患兩者孰輕孰重?
【尼瑪戈壁】《最高法院院長蕭揚貪污1500個億——自殺身亡》
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在貪污1500個億後自殺身亡。這是咎由自取，但是他帶走了多少齷齪的秘密。一個國家的最高法院院長竟敢貪污1500個億，竟能貪污1500個億。是不是世界奇聞？說明了什麼？
這還是個國家嗎？這個國家還有法律嗎？這是個 ........
最高法院院長肖揚在貪污1500個億後自殺身亡。這是咎由自取，但是他帶走了多少齷齪的秘密。一個國家的最高法院院長竟敢貪污1500個億，竟能貪污1500個億。是不是世界奇聞？說明了什麼？
這還是個國家嗎？這個國家還有法律嗎？這是個 ........
Re: 內憂外患兩者孰輕孰重?
外媒：中國領導人提出重組解放軍和國防部門要求
2014-02-11 22:33:43
核心提示：外媒稱，中國政府正在尋求集中力量實施經濟、政府和軍事的大規模重組。報導稱中國軍隊結構改革面臨的障礙同樣也是中國政治領域面臨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源自強大的個人和利益集團可能存在的反對意見，因為改革會損害他們的利益。
延伸閱讀：中共軍隊整編史
外媒稱，為更好地適應中國新的經濟形勢、新的軍事任務和現代化戰爭的趨勢，中國領導人提出了重組人民解放軍和國防部門的要求。
據美國詹姆士城基金會網站2月7日報導，在這一要求公佈的同時，還有其他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正在尋求集中力量實施經濟、政府和軍事的大規模重組。推行重大政策變化傳統方法的局限性和重組必須經歷的艱巨性，可能強化對一種更加集中的改革方法的需求。最大的障礙可能來自於強大利益集團的抵制，因為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做法會損害他們的利益，這可能是人民解放軍要去避免的挑戰。
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宣佈了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此次公佈的軍隊體制編制改革與以往的此類改革有著許多共同點。大規模整編行動的間隔從6年到12年不等，而最近一次整編發生在10年前。中國媒體報導的後毛澤東時期的人民解放軍結構改革主要有三次：
1985年，人民解放軍裁軍100萬人，這一時期的改革重點主要是削減軍隊規模，提高地面部隊的戰鬥力。人民解放軍把11個大軍區合併為7個，降低了官兵比例，組建了集團軍。
1997年，人民解放軍裁軍50萬人。在這一時期，人民解放軍開始轉變為一支更加精幹的部隊，並且提高了武器和裝備的品質與性能。同時，人民解放軍調整編組，增強軍兵種力量，1998年成立了總裝備部，並在中央軍事委員會管轄下實行四總部體制。
2003年，軍隊裁員20萬人。這一時期的整編重點是優化與升級部隊的技術和聯合作戰能力。人民解放軍優化了軍兵種規模結構，提高了專業化和高新技術部隊的比例。這一時期還逐漸引入了聯合作戰指揮制度與體系。
報導分析，以往的大規模整編具有一些共同點。每次整編的特點是在各級試驗基礎上採取增量的模式。
在所有的整編行動中，中國共產黨都發揮了領導與懲戒作用，排除障礙，實施政策變化。中國政權為這項工作動用了許多政治、行政和法律工具。這些工具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能在計畫上達成一致，或者說是“統一思想”，而這種計畫建立在一個理論系統上，即中國共產黨所謂的“社會主義”或“黨的”理論。這個理論對整編過程至關重要，因為從根本上講，黨的合法性基礎在於它宣稱擁有一套理智的方法論，因此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掌握中國社會與經濟狀況的真理。中國共產黨戰略與政策引導的核心是對這種理論認識——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應用。正如十八大報告所解釋的，黨的一切成就都依賴黨的理論、道路、指導原則和經驗的指引。
人民解放軍花了多年時間進行整編和其他結構改革，這一事實本身並不異常。中國共產黨進行重大改變的傳統方法一般需要多年集中的政治與計畫工作，以達成實施新政策所需的共識。更引人注目的是，新一屆領導人似乎已經認定，傳統的政策進程不足以實施如今所需的改革類型。
報導認為，黨的領導人現在更多地依靠晉升和其他刺激手段來進行控制。中國當局還採取了更多行政措施，例如績效考核和專業培訓，來實現政治上的共識，確保政策的實施。但是，近年來，這些方法已經不足以說服強大的利益集團支持改革。此外，傳統的建立共識的方法不適用於實施大規模的全面性改革，這些改革涉及多個政策領域，具有高度的專業複雜性。
報導稱，人民解放軍結構改革的前景取決於習近平及中國政府集中政治權力實施更廣泛的經濟、政府和其他政策領域結構改革的效果。軍隊結構改革面臨的障礙同樣也是實施總體結構改革面臨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源自強大的個人和利益集團可能存在的反對意見，因為改革會損害他們的利益。中國政府實施廣泛結構改革的努力直接影響到世界最大規模軍隊的穩定和前景。
2014-02-11 22:33:43
核心提示：外媒稱，中國政府正在尋求集中力量實施經濟、政府和軍事的大規模重組。報導稱中國軍隊結構改革面臨的障礙同樣也是中國政治領域面臨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源自強大的個人和利益集團可能存在的反對意見，因為改革會損害他們的利益。
延伸閱讀：中共軍隊整編史
外媒稱，為更好地適應中國新的經濟形勢、新的軍事任務和現代化戰爭的趨勢，中國領導人提出了重組人民解放軍和國防部門的要求。
據美國詹姆士城基金會網站2月7日報導，在這一要求公佈的同時，還有其他跡象表明，中國政府正在尋求集中力量實施經濟、政府和軍事的大規模重組。推行重大政策變化傳統方法的局限性和重組必須經歷的艱巨性，可能強化對一種更加集中的改革方法的需求。最大的障礙可能來自於強大利益集團的抵制，因為習近平集中權力的做法會損害他們的利益，這可能是人民解放軍要去避免的挑戰。
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央宣佈了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此次公佈的軍隊體制編制改革與以往的此類改革有著許多共同點。大規模整編行動的間隔從6年到12年不等，而最近一次整編發生在10年前。中國媒體報導的後毛澤東時期的人民解放軍結構改革主要有三次：
1985年，人民解放軍裁軍100萬人，這一時期的改革重點主要是削減軍隊規模，提高地面部隊的戰鬥力。人民解放軍把11個大軍區合併為7個，降低了官兵比例，組建了集團軍。
1997年，人民解放軍裁軍50萬人。在這一時期，人民解放軍開始轉變為一支更加精幹的部隊，並且提高了武器和裝備的品質與性能。同時，人民解放軍調整編組，增強軍兵種力量，1998年成立了總裝備部，並在中央軍事委員會管轄下實行四總部體制。
2003年，軍隊裁員20萬人。這一時期的整編重點是優化與升級部隊的技術和聯合作戰能力。人民解放軍優化了軍兵種規模結構，提高了專業化和高新技術部隊的比例。這一時期還逐漸引入了聯合作戰指揮制度與體系。
報導分析，以往的大規模整編具有一些共同點。每次整編的特點是在各級試驗基礎上採取增量的模式。
在所有的整編行動中，中國共產黨都發揮了領導與懲戒作用，排除障礙，實施政策變化。中國政權為這項工作動用了許多政治、行政和法律工具。這些工具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能在計畫上達成一致，或者說是“統一思想”，而這種計畫建立在一個理論系統上，即中國共產黨所謂的“社會主義”或“黨的”理論。這個理論對整編過程至關重要，因為從根本上講，黨的合法性基礎在於它宣稱擁有一套理智的方法論，因此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掌握中國社會與經濟狀況的真理。中國共產黨戰略與政策引導的核心是對這種理論認識——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應用。正如十八大報告所解釋的，黨的一切成就都依賴黨的理論、道路、指導原則和經驗的指引。
人民解放軍花了多年時間進行整編和其他結構改革，這一事實本身並不異常。中國共產黨進行重大改變的傳統方法一般需要多年集中的政治與計畫工作，以達成實施新政策所需的共識。更引人注目的是，新一屆領導人似乎已經認定，傳統的政策進程不足以實施如今所需的改革類型。
報導認為，黨的領導人現在更多地依靠晉升和其他刺激手段來進行控制。中國當局還採取了更多行政措施，例如績效考核和專業培訓，來實現政治上的共識，確保政策的實施。但是，近年來，這些方法已經不足以說服強大的利益集團支持改革。此外，傳統的建立共識的方法不適用於實施大規模的全面性改革，這些改革涉及多個政策領域，具有高度的專業複雜性。
報導稱，人民解放軍結構改革的前景取決於習近平及中國政府集中政治權力實施更廣泛的經濟、政府和其他政策領域結構改革的效果。軍隊結構改革面臨的障礙同樣也是實施總體結構改革面臨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源自強大的個人和利益集團可能存在的反對意見，因為改革會損害他們的利益。中國政府實施廣泛結構改革的努力直接影響到世界最大規模軍隊的穩定和前景。
Re: 內憂外患兩者孰輕孰重?
中紀委打虎路線圖：退休“老老虎”也被追責
當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首次提出，當前反腐“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時，外界對這位中紀委“掌門人”最大的印象和評價恐怕還是“務實且清醒”。時隔一年多之後，當18名省部級高官、數百位廳官密集落馬，就連普通民眾也感受到整個官場風氣悄然生變時，恐怕再也沒人會懷疑這位素來有著“複雜問題解決高手”美譽的領導人的反腐鐵腕了。
《南風窗》記者根據最高檢、中紀委等公開資料統計發現，過去十餘年，平均每年有6名左右的省部級高官落馬。而2013年落馬的省部級高官數量，大致相當於過去3年查處的高級幹部的總和。從時間分佈上看，自2013年下半年起，中紀委“打虎”節奏明顯加快。先是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原四川省文聯主席郭永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等4人落馬，此後，高官落馬消息接連不斷，到了年底，“打虎”行動進入一個小高潮：僅2013年12月一個月內就有6名省部級幹部被查。
各地方也逐漸在“打虎”上發力：2014年1月平均每天查處一名地廳級官員。其中，1月22日這天，中紀委網站通報了7名地廳級和縣處級官員落馬的案情，可謂創下了近些年中國官員落馬的紀錄。據統計，過去10年全國31個省份每年落馬的廳官人數多在200人以下，但《南風窗》記者統計中紀委網站上公佈的2013年15個省份紀委“反腐成績單”便發現，僅這15個省落馬的廳級幹部已遠超200人。
觀察過去一年多中紀委查辦腐敗官員的動向，中央高層在反腐議題上的新思路和新部署依稀可見，其中釋放的新信號更是耐人尋味。而這，或許又昭示了未來數年中國式反腐可能採取的路徑。
“老老虎”也被追責
那麼，哪些高官會因貪腐率先“出局”呢？通過梳理2013年18名落馬省部級高官樣本，可發現一些更為隱蔽的共性特徵。
貪功冒進、專斷霸道的官員更易發生貪腐，成為新一輪反腐的鮮明特點。最為代表的是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原南京市長季建業、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這3人在省內重點城市主政時，在官場都被公認為“有魄力”、“敢闖能幹”官員的典型代表，他們有的還在某一方面取得了較高的聲譽。如：李春城在任成都市委書記期間推行的統籌城鄉綜合改革，季建業在任揚州市委書記時的城市建設及古城保護等。然而，在民間，他們的施政風格又招致極大非議，這從民眾送給他們的那些充滿嘲諷的綽號—“李挖城”、“季拆拆”、“扒市長”也能窺斑知豹。
在過去，此類幹部多被視為開拓進取型官員的樣板，他們作風強悍、鐵腕施政，“親商愛商富商”，說一不二。儘管毀譽參半，但這類官員在過去多被視為“能幹事”的人物，因而在仕途前景上也較同僚更為順遂。殊不知，這種幹部往往專斷獨行，貪腐起來膽子也大。
這從另一名落馬的官員、被稱為“最狠拆遷女市長”的吉林省舒蘭市副市長韓迎新的仕途軌跡上也能看出端倪。2011年，舒蘭市轄區內不少被拆遷民眾進京上訪，有代表還受到了時任總理溫家寶的接見。面對拆遷群眾，這位副市長口出狂言：“不懂拆遷法、不按拆遷法辦”，“我有尚方寶劍，你們隨便告，我不怕”。令外界大跌眼鏡的是，蠻橫霸道的韓迎新在被“告禦狀”之後，竟從副市長升為常務副市長。2013年年底，在全國高壓反腐的新形勢下，韓迎新終因涉貪被吉林省紀委查處並移交司法機關。
在2013年“打虎”行動中，先後有陳柏槐、郭永祥、倪發科等多名已退休的“老老虎”被揪出，這是新一輪反腐有別以往的另一特點。63歲的陳柏槐被抓時，已卸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近一年—但從媒體對其參加活動的密集報導可知，陳柏槐仍在當地政壇保持著能量；64歲的郭永祥早已卸下了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職務，僅擔任省文聯主席這一“虛銜”；而59歲的倪發科也是在2013年1月便不再擔任安徽省副省長，僅保留副省級幹部待遇。
檢索中央反腐的公開記錄可發現：在過去十多年，遭紀委立案調查的“真正退休的”省部級高官非常之罕見。一些退居人大、政協機構的高級幹部雖仍會被立案調查，但他們仍是“在職官員”，而非真正意義上的“退休官員”。換言之，在過去，一名高級幹部一旦實現了“裸退”，幾乎就意味著“平安著陸”，而不再會被追究黨紀政紀和刑事責任。但這一慣例正在被打破。對“老老虎”追責“無例外”，使貪腐官員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陡增，當然也增加了中央反腐的震懾力。
“老老虎”不再享有法外豁免的“保護符”和特權，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中央已開始著手清理“存量腐敗”。實際上，中紀委早已展開行動，對全國的“存量腐敗”進行摸底。一個被不少人忽視的細節是，2013年11月6日央視《新聞聯播》透露，中央紀委對反映中管幹部的問題線索進行了“全面清理”和統一管理，並制定了立案、初核、暫存、留存、了結的具體標準。按照新標準，對已有的問題線索進行重新審核分類，提出處置意見，初步做到“情況明瞭、底數清楚、標準統一”。換言之，哪些高官因可能存在的貪腐行為被投訴舉報過，中紀委一清二楚，只待伺機而動，搜集、坐實證據。
地方“窩案”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是，一些具有地域性、集團性的“窩案”開始陸續被挖出。這也是反腐進入“深水區”的重要標誌。因為，通常“窩案”牽涉的官員人數眾多，其中的利益和人事關係異常複雜，一旦曝光，便會引發區域性官場地震甚至社會震盪。此外，由於封閉“小集團”內部利益的相互鑲嵌、抱團和包庇，這類案件更為隱秘，查處難度也最大。
地方上的標誌性案例是湖南的衡陽賄選案。2013年12月28日，湖南省紀委在經過大半年低調調查之後，于這一天向社會公開揭開了震驚國人的衡陽人大代表賄選窩案及其處理結果。這起發生在一年多前、堪稱新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人大代表賄選案，幾乎使衡陽市的市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候選人“全軍覆沒”。最終，湖南省紀委對涉案的431名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進行黨紀政紀處分，涉嫌犯罪的將移送司法機關。對此案負有領導責任的地方主官—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時任衡陽市委書記童名謙也被“雙開”。童名謙也成為十八大以來第一個因怠忽職守而落馬的省部級高官。
而“中石油系”窩案，則是發生在壟斷國企內部的群體性腐敗。2013年8月，中石油集團副總經理、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王永春因涉嚴重違紀違法，遭到中紀委調查。幾乎與之同時，李華林、冉新權、王道富等其他多位中石油集團和股份公司副總級高管也先後被調查、免職。其中，秘書出身的李華林剛被提拔到中石油集團的副總經理不到一個月，便火速落馬。不久，中石油前“掌門人”、時任國資委主任蔣潔敏也被立案調查。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窩案則與四川的前高官群體有關。中共十八大後，四川有3名省部級高官—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先後落馬，且3人仕途上頗有交集。時任四川省文聯主席的郭永祥已64歲，是目前被調查的“老虎”中年齡最大的一個。郭永祥秘書出身，履職經歷主要集中在三塊：在石油系統26年，在國土資源部做了一年半辦公廳主任後，2000年轉四川任職，這一呆就是13年。
李崇禧是郭永祥入川後的直接上級領導—時任四川省委秘書長，在郭永祥升為秘書長後，李崇禧則升任省委副書記。再後來，李崇禧從省委副書記退任（轉省人大任職）後，接替者正是李春城。
“打虎”方略
中紀委查案頗有講究，特別是在調查窩案時，更是講究策略，可謂是步步深入、環環相扣。通常而言，在“瞄準”某高官之前，先在其週邊佈局，從其“身邊人”或“朋友圈”入手調查。最典型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女人，另一種是商人。
從女人入手，多能迅速突破防線，找到貪官們的親密“朋友”和“夥伴”，並弄清貪腐財物之去處；從商人入手，則利於鎖定官員貪腐的證據，並順藤摸瓜，找到其他關聯的官員。
以李春城落馬為例：在調查李春城之前，紀委先是控制住了李的老部下—曾任成都市青白江區委書記、市經委主任，時任成都市最重要的政府投融資平臺、成都工業投資集團董事長的戴曉明，接著又控制了李春城的東北老鄉、哈工大校友、在重慶有重要地產項目的商人史振華以及李春城的秘書陳斌。而李崇禧落馬之前，紀委部門也是把與他私人關係密切的女官員、時任四川省蓬安縣縣委書記的袁菱帶走調查。
換言之，中紀委“打虎”的節奏和次序有著精密的考量。只有在週邊深挖，從多個“陣線”搞清楚了低階官員的關聯案件，獲得相對確鑿的證據和關聯案情後，才會慢慢合攏、收網，對準“大老虎”。
中紀委的這種步步為營的“打虎”策略，從另一細節上也能看出端倪。據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披露，2013年中央紀委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調查的有31人。但是，在中紀委多個公開口徑中，僅有22名高級別落馬官員的名字被公佈。換言之，應該還有多名中管幹部雖已遭到立案調查，但由於某種原因，比如辦案保密的需要，沒有對外披露。
與之相對照的是，據接近中紀委的人士向《南風窗》記者透露，中紀委在查辦案件上確立了“快查快結”的新思路。在上述被查的18名省部級高官中，有多人在短期內迅速結案，被移交司法機關。如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在落馬後3個多月就被移送至司法機關，而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更是在落馬半個月內便被移交檢方。在李春城之後落馬的倪發科、劉鐵男、李達球、王素毅等人也早已移送司法機關。
這一方面反映了紀委辦案更加注重辦案期限的法治新思維，也是“案多人少”、“降低辦案成本”等現實形勢所逼。2013年以來全國紀檢系統的辦案量猛增，原本就人手緊張的一線辦案人員（根據中紀委網站，目前全國紀委系統的辦案人員占紀委總人數的22%），還要抽調出專門隊伍用來對付已立案的“老虎”及相關線索的查處。因此，在調查中，一旦查清被調查人存在主要違法事實，就立馬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而在上述新聞發佈會上，中紀委副書記黃樹賢還宣讀了8名被移送司法機關的高官和14名列出具體姓名的“正在立案調查”高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3人並未結案（未移交司法機關），仍處於“立案調查”環節。此時，李春城落馬已一年有餘，郭永祥被調查也已超過半年時間，兩人接受調查早已超過了6個月的常規調查時間仍未結案，這說明，此系列案件涉及的問題更為複雜，可能涉及其他“老虎”。
因此，有分析稱，“中石油系”窩案被查，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等多名四川前高官密集落馬且仍未移交司法機關，公安部原副部長李東生等政法系統高官落馬，多條線索顯示，中紀委可能是在下一盤“更大的棋”。
有預計認為，接下來數月內，或還將有別的“老虎”被伏。除了上文所分析的中紀委正在立案調查的9名中管幹部尚未公佈具體姓名，仍可“拔出蘿蔔帶出泥”、牽扯出其他“老虎”之外，還有一個依據是，2013年10月中央巡視組對10個地區和單位進行了第二輪巡視。目前，該輪巡視已進入收尾階段。按照第一輪巡視“揪出”6個省部級高官的戰果和節奏來看，這一輪巡視的成果同樣也值得期待
當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首次提出，當前反腐“要以治標為主，為治本贏得時間”時，外界對這位中紀委“掌門人”最大的印象和評價恐怕還是“務實且清醒”。時隔一年多之後，當18名省部級高官、數百位廳官密集落馬，就連普通民眾也感受到整個官場風氣悄然生變時，恐怕再也沒人會懷疑這位素來有著“複雜問題解決高手”美譽的領導人的反腐鐵腕了。
《南風窗》記者根據最高檢、中紀委等公開資料統計發現，過去十餘年，平均每年有6名左右的省部級高官落馬。而2013年落馬的省部級高官數量，大致相當於過去3年查處的高級幹部的總和。從時間分佈上看，自2013年下半年起，中紀委“打虎”節奏明顯加快。先是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原四川省文聯主席郭永祥、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等4人落馬，此後，高官落馬消息接連不斷，到了年底，“打虎”行動進入一個小高潮：僅2013年12月一個月內就有6名省部級幹部被查。
各地方也逐漸在“打虎”上發力：2014年1月平均每天查處一名地廳級官員。其中，1月22日這天，中紀委網站通報了7名地廳級和縣處級官員落馬的案情，可謂創下了近些年中國官員落馬的紀錄。據統計，過去10年全國31個省份每年落馬的廳官人數多在200人以下，但《南風窗》記者統計中紀委網站上公佈的2013年15個省份紀委“反腐成績單”便發現，僅這15個省落馬的廳級幹部已遠超200人。
觀察過去一年多中紀委查辦腐敗官員的動向，中央高層在反腐議題上的新思路和新部署依稀可見，其中釋放的新信號更是耐人尋味。而這，或許又昭示了未來數年中國式反腐可能採取的路徑。
“老老虎”也被追責
那麼，哪些高官會因貪腐率先“出局”呢？通過梳理2013年18名落馬省部級高官樣本，可發現一些更為隱蔽的共性特徵。
貪功冒進、專斷霸道的官員更易發生貪腐，成為新一輪反腐的鮮明特點。最為代表的是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原南京市長季建業、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這3人在省內重點城市主政時，在官場都被公認為“有魄力”、“敢闖能幹”官員的典型代表，他們有的還在某一方面取得了較高的聲譽。如：李春城在任成都市委書記期間推行的統籌城鄉綜合改革，季建業在任揚州市委書記時的城市建設及古城保護等。然而，在民間，他們的施政風格又招致極大非議，這從民眾送給他們的那些充滿嘲諷的綽號—“李挖城”、“季拆拆”、“扒市長”也能窺斑知豹。
在過去，此類幹部多被視為開拓進取型官員的樣板，他們作風強悍、鐵腕施政，“親商愛商富商”，說一不二。儘管毀譽參半，但這類官員在過去多被視為“能幹事”的人物，因而在仕途前景上也較同僚更為順遂。殊不知，這種幹部往往專斷獨行，貪腐起來膽子也大。
這從另一名落馬的官員、被稱為“最狠拆遷女市長”的吉林省舒蘭市副市長韓迎新的仕途軌跡上也能看出端倪。2011年，舒蘭市轄區內不少被拆遷民眾進京上訪，有代表還受到了時任總理溫家寶的接見。面對拆遷群眾，這位副市長口出狂言：“不懂拆遷法、不按拆遷法辦”，“我有尚方寶劍，你們隨便告，我不怕”。令外界大跌眼鏡的是，蠻橫霸道的韓迎新在被“告禦狀”之後，竟從副市長升為常務副市長。2013年年底，在全國高壓反腐的新形勢下，韓迎新終因涉貪被吉林省紀委查處並移交司法機關。
在2013年“打虎”行動中，先後有陳柏槐、郭永祥、倪發科等多名已退休的“老老虎”被揪出，這是新一輪反腐有別以往的另一特點。63歲的陳柏槐被抓時，已卸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近一年—但從媒體對其參加活動的密集報導可知，陳柏槐仍在當地政壇保持著能量；64歲的郭永祥早已卸下了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職務，僅擔任省文聯主席這一“虛銜”；而59歲的倪發科也是在2013年1月便不再擔任安徽省副省長，僅保留副省級幹部待遇。
檢索中央反腐的公開記錄可發現：在過去十多年，遭紀委立案調查的“真正退休的”省部級高官非常之罕見。一些退居人大、政協機構的高級幹部雖仍會被立案調查，但他們仍是“在職官員”，而非真正意義上的“退休官員”。換言之，在過去，一名高級幹部一旦實現了“裸退”，幾乎就意味著“平安著陸”，而不再會被追究黨紀政紀和刑事責任。但這一慣例正在被打破。對“老老虎”追責“無例外”，使貪腐官員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陡增，當然也增加了中央反腐的震懾力。
“老老虎”不再享有法外豁免的“保護符”和特權，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中央已開始著手清理“存量腐敗”。實際上，中紀委早已展開行動，對全國的“存量腐敗”進行摸底。一個被不少人忽視的細節是，2013年11月6日央視《新聞聯播》透露，中央紀委對反映中管幹部的問題線索進行了“全面清理”和統一管理，並制定了立案、初核、暫存、留存、了結的具體標準。按照新標準，對已有的問題線索進行重新審核分類，提出處置意見，初步做到“情況明瞭、底數清楚、標準統一”。換言之，哪些高官因可能存在的貪腐行為被投訴舉報過，中紀委一清二楚，只待伺機而動，搜集、坐實證據。
地方“窩案”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是，一些具有地域性、集團性的“窩案”開始陸續被挖出。這也是反腐進入“深水區”的重要標誌。因為，通常“窩案”牽涉的官員人數眾多，其中的利益和人事關係異常複雜，一旦曝光，便會引發區域性官場地震甚至社會震盪。此外，由於封閉“小集團”內部利益的相互鑲嵌、抱團和包庇，這類案件更為隱秘，查處難度也最大。
地方上的標誌性案例是湖南的衡陽賄選案。2013年12月28日，湖南省紀委在經過大半年低調調查之後，于這一天向社會公開揭開了震驚國人的衡陽人大代表賄選窩案及其處理結果。這起發生在一年多前、堪稱新中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人大代表賄選案，幾乎使衡陽市的市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候選人“全軍覆沒”。最終，湖南省紀委對涉案的431名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進行黨紀政紀處分，涉嫌犯罪的將移送司法機關。對此案負有領導責任的地方主官—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時任衡陽市委書記童名謙也被“雙開”。童名謙也成為十八大以來第一個因怠忽職守而落馬的省部級高官。
而“中石油系”窩案，則是發生在壟斷國企內部的群體性腐敗。2013年8月，中石油集團副總經理、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王永春因涉嚴重違紀違法，遭到中紀委調查。幾乎與之同時，李華林、冉新權、王道富等其他多位中石油集團和股份公司副總級高管也先後被調查、免職。其中，秘書出身的李華林剛被提拔到中石油集團的副總經理不到一個月，便火速落馬。不久，中石油前“掌門人”、時任國資委主任蔣潔敏也被立案調查。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窩案則與四川的前高官群體有關。中共十八大後，四川有3名省部級高官—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先後落馬，且3人仕途上頗有交集。時任四川省文聯主席的郭永祥已64歲，是目前被調查的“老虎”中年齡最大的一個。郭永祥秘書出身，履職經歷主要集中在三塊：在石油系統26年，在國土資源部做了一年半辦公廳主任後，2000年轉四川任職，這一呆就是13年。
李崇禧是郭永祥入川後的直接上級領導—時任四川省委秘書長，在郭永祥升為秘書長後，李崇禧則升任省委副書記。再後來，李崇禧從省委副書記退任（轉省人大任職）後，接替者正是李春城。
“打虎”方略
中紀委查案頗有講究，特別是在調查窩案時，更是講究策略，可謂是步步深入、環環相扣。通常而言，在“瞄準”某高官之前，先在其週邊佈局，從其“身邊人”或“朋友圈”入手調查。最典型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女人，另一種是商人。
從女人入手，多能迅速突破防線，找到貪官們的親密“朋友”和“夥伴”，並弄清貪腐財物之去處；從商人入手，則利於鎖定官員貪腐的證據，並順藤摸瓜，找到其他關聯的官員。
以李春城落馬為例：在調查李春城之前，紀委先是控制住了李的老部下—曾任成都市青白江區委書記、市經委主任，時任成都市最重要的政府投融資平臺、成都工業投資集團董事長的戴曉明，接著又控制了李春城的東北老鄉、哈工大校友、在重慶有重要地產項目的商人史振華以及李春城的秘書陳斌。而李崇禧落馬之前，紀委部門也是把與他私人關係密切的女官員、時任四川省蓬安縣縣委書記的袁菱帶走調查。
換言之，中紀委“打虎”的節奏和次序有著精密的考量。只有在週邊深挖，從多個“陣線”搞清楚了低階官員的關聯案件，獲得相對確鑿的證據和關聯案情後，才會慢慢合攏、收網，對準“大老虎”。
中紀委的這種步步為營的“打虎”策略，從另一細節上也能看出端倪。據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披露，2013年中央紀委對涉嫌違紀違法的中管幹部已結案處理和正在立案調查的有31人。但是，在中紀委多個公開口徑中，僅有22名高級別落馬官員的名字被公佈。換言之，應該還有多名中管幹部雖已遭到立案調查，但由於某種原因，比如辦案保密的需要，沒有對外披露。
與之相對照的是，據接近中紀委的人士向《南風窗》記者透露，中紀委在查辦案件上確立了“快查快結”的新思路。在上述被查的18名省部級高官中，有多人在短期內迅速結案，被移交司法機關。如南京市原市長季建業，在落馬後3個多月就被移送至司法機關，而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更是在落馬半個月內便被移交檢方。在李春城之後落馬的倪發科、劉鐵男、李達球、王素毅等人也早已移送司法機關。
這一方面反映了紀委辦案更加注重辦案期限的法治新思維，也是“案多人少”、“降低辦案成本”等現實形勢所逼。2013年以來全國紀檢系統的辦案量猛增，原本就人手緊張的一線辦案人員（根據中紀委網站，目前全國紀委系統的辦案人員占紀委總人數的22%），還要抽調出專門隊伍用來對付已立案的“老虎”及相關線索的查處。因此，在調查中，一旦查清被調查人存在主要違法事實，就立馬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而在上述新聞發佈會上，中紀委副書記黃樹賢還宣讀了8名被移送司法機關的高官和14名列出具體姓名的“正在立案調查”高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3人並未結案（未移交司法機關），仍處於“立案調查”環節。此時，李春城落馬已一年有餘，郭永祥被調查也已超過半年時間，兩人接受調查早已超過了6個月的常規調查時間仍未結案，這說明，此系列案件涉及的問題更為複雜，可能涉及其他“老虎”。
因此，有分析稱，“中石油系”窩案被查，李春城、郭永祥、李崇禧等多名四川前高官密集落馬且仍未移交司法機關，公安部原副部長李東生等政法系統高官落馬，多條線索顯示，中紀委可能是在下一盤“更大的棋”。
有預計認為，接下來數月內，或還將有別的“老虎”被伏。除了上文所分析的中紀委正在立案調查的9名中管幹部尚未公佈具體姓名，仍可“拔出蘿蔔帶出泥”、牽扯出其他“老虎”之外，還有一個依據是，2013年10月中央巡視組對10個地區和單位進行了第二輪巡視。目前，該輪巡視已進入收尾階段。按照第一輪巡視“揪出”6個省部級高官的戰果和節奏來看，這一輪巡視的成果同樣也值得期待
Re: 內憂外患兩者孰輕孰重?
楊瀾：我是美國人當中國人大代表，說明我更愛中國
【轉】社會聚焦2014/2/11 10:51:38
楊瀾終於承認自己是美國國籍的人大代表了。她理直氣壯地說——雖然我入了美國籍，但我出身於中國，所以從原產地角度而言，我不出席美國兩會而出席中國的兩會是天經地義的，這說明我更愛中國。
調查顯示：按照去年2月資料推算，目前政協代表76.77%有外國護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國護照。中國人現在可以說是被外國公民代表了。也可以說，大會堂裡坐滿了外國人的爹媽。
記者亞May:
如此歪理也虧她説得出口,還理直氣壯,我們該明白人大代表是什麼料子,還在議國家大事呢。想起有件強姦未成年少女案,荒謬的強姦犯在法庭上也説過他不算強姦那未成年少女因為他不強姦也在場七十多歲的少女祖毋証明因為存有愛,他是真正愛這個少女,而不愛她的祖母。
國家最高權力的機構居然佔大多數的人大代表的是外國籍,這是個怪異國家。早已經亡國了。
【轉】社會聚焦2014/2/11 10:51:38
楊瀾終於承認自己是美國國籍的人大代表了。她理直氣壯地說——雖然我入了美國籍，但我出身於中國，所以從原產地角度而言，我不出席美國兩會而出席中國的兩會是天經地義的，這說明我更愛中國。
調查顯示：按照去年2月資料推算，目前政協代表76.77%有外國護照，人大代表57.47%有外國護照。中國人現在可以說是被外國公民代表了。也可以說，大會堂裡坐滿了外國人的爹媽。
記者亞May:
如此歪理也虧她説得出口,還理直氣壯,我們該明白人大代表是什麼料子,還在議國家大事呢。想起有件強姦未成年少女案,荒謬的強姦犯在法庭上也説過他不算強姦那未成年少女因為他不強姦也在場七十多歲的少女祖毋証明因為存有愛,他是真正愛這個少女,而不愛她的祖母。
國家最高權力的機構居然佔大多數的人大代表的是外國籍,這是個怪異國家。早已經亡國了。
Re: 內憂外患兩者孰輕孰重?
“異類”戈巴契夫
2014-02-20 10:35:52
春節走親訪友之餘，將買了一年多擱置在書架上的《戈巴契夫回憶錄》看完了。整個閱讀過程仿佛科幻大片，我在前蘇聯和中國之間穿梭，在歷史與當下徘徊。時代發生變化，但情景類似。當年蘇共、蘇聯面臨的主要問題，仍存在於當下的中國。戈巴契夫在回憶前蘇聯“亡黨亡國”的往事，我則聯想到此時此地的中國。
蘇共離析、蘇聯解體20多年了，圍繞戈巴契夫的爭議仍未停息，有人贊他還人民以自由，有人罵他背叛共產主義。是耶非耶，飄散風中。我則不敢相信共產黨內部居然能出現這樣一個異類，數十年吸“狼奶”而仍然保持蓬勃的人性，身居“皇帝”大位卻千方百計要將權力關進籠子裡。這是人嗎？在我看來，近似神了！
1985年上臺時，戈巴契夫接手的蘇聯共產黨，經過勃列日涅夫18年的改造已經蛻變成一個特權階層（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兩位繼任者任期較短，保持了這一現狀）。由於勃列日涅夫的權力是建立在他欣賞、提拔的親信們的“團結”和“穩定”基礎上的，所以勃列日涅夫對這些親信極為袒護，美其名曰“保證對幹部的尊重”。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社會的貪污、腐敗和特權等問題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
但縱然黨內危機凸現，當上蘇共總書記的戈巴契夫還是完全可以繼續勃列日涅夫的老路，享受“皇帝”般的超級特權。以當時蘇聯的綜合情況看，雖然隱患重重，但國內外形勢尚好，遠未到崩盤的時候。走老路對黨來說固然存在“擊鼓傳花”之虞，但對戈巴契夫個人權勢則有益無害。
然而，戈巴契夫作出了另一種選擇，走上了改革共產黨將党推向民主軌道的新路。這條新路佈滿荊棘，關卡重重，最後導致了黨的分裂和垮臺，同時也將他這個總書記毀滅。
我百思難得其解，戈巴契夫為何要這樣做？他成長于這個體制，得益於這個體制，與這個體制密不可分，可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況且新路的風險，已被前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的遭遇所證明。當年赫魯雪夫上臺後以“放豬娃”出身的大無畏精神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矛頭直指“史達林時代的個人崇拜”，震驚世人。時任邊疆區團委書記的戈巴契夫下基層發現人們看法不一。青年和知識份子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瞭解史達林大清洗情況的人們，熱烈支援赫魯雪夫。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報告中列舉的事實，絕對不接受對史達林的評價。還有一些人並不懷疑事實的真實性，卻反感赫魯雪夫的做法：為什麼要家醜外揚？為什麼要公開討論這件事情，把人們的思想搞亂？
而在蘇共上層，大家很快明白了一點：批判史達林，就是批判體制本身，就是對體制的存在構成威脅，因而也威脅到當權者的安寧。於是對史達林的批判告一段落。二十大之後，蘇聯《真理報》轉載中國《人民日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文章中說，史達林“體現了人民的意志，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傑出戰士”。隨後蘇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定》，決定肯定了史達林的功績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誠”。
對這一結果，當時年輕的戈巴契夫是不滿意的，他很欽佩和肯定赫魯雪夫的膽略和勇氣，又覺得赫魯雪夫未能揭露史達林後面的極權主義本質。這也許是後來他比赫魯雪夫走得更遠的緣故吧！
客觀而言，我認為在史達林去世才3年的時候，赫魯雪夫以尚未成為一號人物的身份就敢力排眾議批判史達林，揭露其所犯罪行，後來還將史達林遺體遷出莫斯科紅場，實在是令人不敢想像的舉動！無從瞭解他的內心想法，我只能說，這個黨徒身上的人性未泯並高於黨性！且不說他是史達林一手提拔起來的，且不說史達林生前在蘇共黨內有著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就說在大清洗運動中，赫魯雪夫也曾大力跟隨和支持史達林，手上同樣沾滿了同志和同胞的鮮血。否定和揭露史達林的罪行，也會牽連其身。
這種“共謀”，在共產國家中普遍存在，紅色政權是用鮮血餵養長大的，同志和敵人的鮮血。大家同榮共恥，同生共滅。其他共產國家政治人物不敢做的事情，赫魯雪夫做了，他打破了這一潛規則，也為他後面被趕下臺埋下了伏筆。
列寧是死後交權的，史達林亦是終身制。赫魯雪夫之後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等蘇共總書記都是如此，唯獨赫魯雪夫中途被人趕下臺。那些發動政變推翻他的人心裡大致會這樣想：你敢否定史達林，我們為何不敢否定你？
現在輪到戈巴契夫上場了。我估計，他上臺時也不會料到自己會是蘇共最後一任總書記，他的確是真心想改革這個黨並採取了一些“厲害”的措施，但後來隨著局勢越來越混亂，越來越脫離他的控制，黨未能如他所願走上民主軌道，而是翻車了。
史家們在假設，如果沒有葉利欽的臨門一腳，下令停止蘇共在俄羅斯境內的一切活動，那麼蘇共還能否存活下去？
又一個問題來了：是誰使得葉利欽擁有這樣的能量呢？顯然，是戈巴契夫“成就”了葉利欽，是他的“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理念和行動將葉利欽“培養”成為勢均力敵並最後超過他的對手。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是戈巴契夫葬送了蘇共乃至蘇聯，也不為錯。但顯然，這並非他的初衷，他的初衷是要挽救這個黨；但顯然，正是他的初衷最後導致了這個結局。
一切要從“公開性”說起。
1985年3月戈巴契夫擊敗其他人成為新的蘇共總書記，一開始也像前任一樣將主題鎖定在“改善經濟體制和整個管理體系”上。一年之後發現改革遭遇巨大阻力。阻力不是來自外部，正是來自龐大的黨政機關，他們就像一座座攔河大壩，橫亙在改革的道路上。
“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最終也搞不下去”，當時戈巴契夫就面臨這樣的困境，但在保守的同僚中難有共識，於是被迫尋求民眾支持。先是將自己視察地方時的講話直接交給電視播發，繼之接受外國媒體面對面訪談，再之就是鼓勵在報刊、電視和廣播上對蘇聯社會中的醜陋現象、不足和缺點發表批評意見。
此前在蘇聯，新聞報導是受嚴格審查和管制的。戈巴契夫回憶說：從莫斯科直到最遙遠的邊疆，無論是黨報還是工會、共青團、作家協會的報紙，甚至連漁民、獵人、老戰士組織的報紙在內，不管是什麼人辦的，都是宣傳部淩駕於所有報紙之上。那時候全體編輯都相信党的規定是正確的。每月一次或兩次在黨中央宣傳部舉行與總編們的碰頭會，有時部長會議副主席和一些部長也前來參加。會上對報刊發表的文章提出表揚或批評，指示應該寫些什麼和怎麼寫。凡有關報刊的刊期、印數、欄目等事項的任何變動，均需經黨中央書記處批准。中央委員會機關日常‘追蹤’發表了些什麼文章，督導員向領導報告自己的觀察結果和評價，馴服聽話的人得到鼓勵，愛挑刺兒的人受到嚴懲。
党的總書記親自推動的這種“公開性”猶如潘朵拉魔盒，一旦打開即顯示出巨大的威力。一個一個的“報導禁區”被打破，每一次的突破都會引起有關部門的強烈抵抗，但因為有總書記的撐腰，“公開性”越來越深入蘇聯社會。1988年，報刊檢查制度被廢止。
當不少以前被禁的影片和書籍得以重見天日時，戈巴契夫感慨萬千：真可惜，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一切！是的，我們這一代缺少精神營養，只准吃一份單純意識形態的可憐口糧，被剝奪了親自去比較、對照不同流派的哲學思想並作出自己選擇的機會。
“公開性”的實行，使蘇聯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瞭解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他們知道了二戰前夕《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二戰期間屠殺波蘭軍官的卡廷事件、蘇英劃分東歐勢力範圍的百分比協定等蘇聯官方諱莫如深的歷史事實；他們知道了蘇聯軍國主義化的真相：“原來，軍費開支所占國家預算的比例並非16%，而是40%！軍事工業系統的產值占社會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個億的科研總經費中，將近200個億都用於軍事設備的研製。”
歷史學家阿法納西耶夫評論說，重新考察蘇聯歷史猶如從一場持久的神話般的夢裡覺醒過來。對許多蘇聯人來說，事情很清楚，沒有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象蘇聯歷史那樣被篡改。
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公開性”：沒有公開性就不會有民主。必須使公開性成為不停頓地發揮效力的一種制度。中央需要公開性，人們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樣需要，甚至可能還更需要。
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戈巴契夫把“公開性”提到了更高的地位，看作是“社會主義的特徵”，並說“我們需要公開性就象需要空氣一樣”。
一系列改革由於各級各層黨政幹部的阻擾而進展緩慢，戈巴契夫日益看清楚蘇共不再是修修補補的問題，而是必須對其徹底改造。1988年6月，戈巴契夫吹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衝鋒號。他在蘇共中央第19次代表會議上稱，十月革命後建立的政治體制不久就發生了“嚴重變形”，從而導致史達林的獨裁，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體制，“我們現在所遇到的許多困難，其根源也都在於這一體制”。因此，解決蘇聯問題的關鍵就是改革蘇聯的政治體制。
在這次大會上，戈巴契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實質內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制度”，實現社會公正。進而，戈巴契夫提出“黨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蘇共要嚴格限制在民主程序範圍內”去爭取執政地位。
對於蘇共來說，這就是要革它的命了！遭遇的反彈和阻力將有多大，可想而知。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戈巴契夫居然差點辦成了這件大事！在國際共運史上，還沒有一個領導人能夠像他這樣將共產黨改造得這樣徹底，堪稱奇跡！
如果實在要探究原因，我以為，這既和戈巴契夫個人的價值觀和政治追求密不可分，也與蘇聯領導人的更迭方式有關。死後交班制使得新領導人接收了完全的權威，不存在“太上皇”的掣肘。更關鍵的是，戈巴契夫宣導的“公開性”幫了他的大忙，使他獲得來自億萬民眾的支持，使他如同希臘神話故事裡的巨人安泰，力大無窮勢不可擋，赫魯雪夫的悲劇難以重演。
1989年春天蘇聯第一次舉行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部分差額直選。由電視和無線電現場直播，出現了助選的刊物、集會和電視辯論等新事物。通過民主選舉，20%的非党人士獲得了勝利，引人注目的是在黨內受排擠的葉利欽和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都成功當選；而蘇共一些領導人則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落選（沒有獲得50%以上的選票）。
1989年5-6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出新的最高蘇維埃，由於反對派人士的當選，新的最高蘇維埃已不再是從前的橡皮圖章，他們對總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長表示了反對意見，初步顯示了蘇聯議會的力量。戈巴契夫回憶說：“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的激烈辯論，在報刊、電視上，在俱樂部裡，市場、公民社會、法治國家、自由選舉、政治多元化、多黨制、全人類價值、世界一體化等一系列諸如此類的觀念，已經變成了一種準則，在民意中紮下了根。”
由於“公開性”和民主化，非正式組織和團體雨後春筍般冒出，從1988年到1989年，蘇聯社會中的非正式組織從3萬個猛增到6萬個。許多非正式組織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綱領並且開始按照政黨形式活動。
1990年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正式廢除了憲法第六條關於“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等規定，蘇共不再具有法定的領導地位。從十九世紀起，蘇共將同其它政治組織平等行動，參加選舉，用民主手段爭取組成聯盟和共和國政府以及地方政權機關的權力。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以後，蘇聯正式宣佈“結束政治壟斷”，實行多黨制。
一切似乎按照戈巴契夫的構想往前順利推進。但是，凡事皆有兩面性，有利亦有弊。“公開性”和民主化同樣如此。戈巴契夫從中獲得巨大支持和力量，亦同時要承受它們的副作用。“公開性”與民主化釋放並鼓勵了本已潛在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各種民族主義思潮氾濫，分離主義蔓延並不斷發生民族衝突。俄羅斯向中央要主權、鬧獨立，又大大推動了其他加盟共和國分離主義傾向的蔓延。立陶宛於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佈獨立，其他共和國也紛紛加以仿效，先後發表了宣佈恢復或收復主權的聲明，並開始制訂實現獨立的步驟和措施。
作為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和剛當選的蘇聯第一任總統，蘇聯解體不符合戈巴契夫的利益，絕非他所願意看到。他要力挽狂瀾：舉行全民公決，開啟主權聯盟國家談判的“新奧加廖沃進程”。
戈巴契夫在行動，其他人也在行動。1991年8月19日，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十幾位前蘇共黨政領導組成“國家緊急委員會”發起對葉利欽、戈巴契夫“反黨亡蘇陰謀”的政變行動。在他們眼裡，正是這二人聯手葬送了黨和國家。
政變雖然失敗，但重挫戈巴契夫的權威，局勢朝不利於他的方向急奔，再也不肯回頭。
8•19事件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于8月23日簽署“關於暫停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活動的命令”。8月24日，戈巴契夫發表聲明，宣佈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國共產黨和地方黨組織的命運由它們自己決定”。同日，他還發佈命令，停止各政黨和政治運動在蘇聯武裝力量、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其他護法機關、鐵道部隊、其他軍事單位和國家機關中的活動。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暫停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此境之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中止，或被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在共產黨的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佈為非法。這樣，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1991年12月8日，葉利欽夥同烏克蘭、白俄羅斯等三國領導人背著戈巴契夫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戈巴契夫會晤，共同簽署了由三個國家組成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其中宣稱，“蘇聯作為國際法的一個主體和一種地緣政治現實已不復存在”，蘇聯的法律和一切準則在三國已不再適用。這三個斯拉夫國家的總人口、總面積和經濟實力在聯盟中占絕對優勢。三國的決定使戈巴契夫簽訂新聯盟條約的努力化為泡影。
大勢已去，無可挽回。1991年12月25日，蘇聯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總統戈巴契夫發表電視講話正式宣佈辭職。當日19時38分，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69周年即將來臨之際，克里姆林宮頂上空飄揚的蘇聯鐮刀和錘子國旗徐徐下降；19時45分，一面俄羅斯的紅、藍、白三色旗升上克里姆林宮。從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歷史宣告終結。
從1985年至1991年，7年時間裡，戈巴契夫嘔心瀝血進行的改革工作，換來的竟是“亡黨亡國”的結局。亡黨不一定讓戈巴契夫傷心，但蘇聯解體始終是他心頭的痛。不過在這短短的7年時間裡，由於他的對內對外新思維，東西德和平統一，冷戰結束，他也由此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世界因為他而朝好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亡黨亡國的附帶品是戈巴契夫也失去了近似“皇帝般的權力”，淪為一介平民。但這是他主動選擇的，是他親手埋葬了自己。不過誰又能否認，這種“與子偕亡”不是一種偉大的重生呢？！
章文
2014-02-20 10:35:52
春節走親訪友之餘，將買了一年多擱置在書架上的《戈巴契夫回憶錄》看完了。整個閱讀過程仿佛科幻大片，我在前蘇聯和中國之間穿梭，在歷史與當下徘徊。時代發生變化，但情景類似。當年蘇共、蘇聯面臨的主要問題，仍存在於當下的中國。戈巴契夫在回憶前蘇聯“亡黨亡國”的往事，我則聯想到此時此地的中國。
蘇共離析、蘇聯解體20多年了，圍繞戈巴契夫的爭議仍未停息，有人贊他還人民以自由，有人罵他背叛共產主義。是耶非耶，飄散風中。我則不敢相信共產黨內部居然能出現這樣一個異類，數十年吸“狼奶”而仍然保持蓬勃的人性，身居“皇帝”大位卻千方百計要將權力關進籠子裡。這是人嗎？在我看來，近似神了！
1985年上臺時，戈巴契夫接手的蘇聯共產黨，經過勃列日涅夫18年的改造已經蛻變成一個特權階層（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兩位繼任者任期較短，保持了這一現狀）。由於勃列日涅夫的權力是建立在他欣賞、提拔的親信們的“團結”和“穩定”基礎上的，所以勃列日涅夫對這些親信極為袒護，美其名曰“保證對幹部的尊重”。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社會的貪污、腐敗和特權等問題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
但縱然黨內危機凸現，當上蘇共總書記的戈巴契夫還是完全可以繼續勃列日涅夫的老路，享受“皇帝”般的超級特權。以當時蘇聯的綜合情況看，雖然隱患重重，但國內外形勢尚好，遠未到崩盤的時候。走老路對黨來說固然存在“擊鼓傳花”之虞，但對戈巴契夫個人權勢則有益無害。
然而，戈巴契夫作出了另一種選擇，走上了改革共產黨將党推向民主軌道的新路。這條新路佈滿荊棘，關卡重重，最後導致了黨的分裂和垮臺，同時也將他這個總書記毀滅。
我百思難得其解，戈巴契夫為何要這樣做？他成長于這個體制，得益於這個體制，與這個體制密不可分，可謂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況且新路的風險，已被前蘇共總書記赫魯雪夫的遭遇所證明。當年赫魯雪夫上臺後以“放豬娃”出身的大無畏精神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報告”，矛頭直指“史達林時代的個人崇拜”，震驚世人。時任邊疆區團委書記的戈巴契夫下基層發現人們看法不一。青年和知識份子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瞭解史達林大清洗情況的人們，熱烈支援赫魯雪夫。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報告中列舉的事實，絕對不接受對史達林的評價。還有一些人並不懷疑事實的真實性，卻反感赫魯雪夫的做法：為什麼要家醜外揚？為什麼要公開討論這件事情，把人們的思想搞亂？
而在蘇共上層，大家很快明白了一點：批判史達林，就是批判體制本身，就是對體制的存在構成威脅，因而也威脅到當權者的安寧。於是對史達林的批判告一段落。二十大之後，蘇聯《真理報》轉載中國《人民日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文章中說，史達林“體現了人民的意志，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傑出戰士”。隨後蘇共中央作出了《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定》，決定肯定了史達林的功績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忠誠”。
對這一結果，當時年輕的戈巴契夫是不滿意的，他很欽佩和肯定赫魯雪夫的膽略和勇氣，又覺得赫魯雪夫未能揭露史達林後面的極權主義本質。這也許是後來他比赫魯雪夫走得更遠的緣故吧！
客觀而言，我認為在史達林去世才3年的時候，赫魯雪夫以尚未成為一號人物的身份就敢力排眾議批判史達林，揭露其所犯罪行，後來還將史達林遺體遷出莫斯科紅場，實在是令人不敢想像的舉動！無從瞭解他的內心想法，我只能說，這個黨徒身上的人性未泯並高於黨性！且不說他是史達林一手提拔起來的，且不說史達林生前在蘇共黨內有著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威，就說在大清洗運動中，赫魯雪夫也曾大力跟隨和支持史達林，手上同樣沾滿了同志和同胞的鮮血。否定和揭露史達林的罪行，也會牽連其身。
這種“共謀”，在共產國家中普遍存在，紅色政權是用鮮血餵養長大的，同志和敵人的鮮血。大家同榮共恥，同生共滅。其他共產國家政治人物不敢做的事情，赫魯雪夫做了，他打破了這一潛規則，也為他後面被趕下臺埋下了伏筆。
列寧是死後交權的，史達林亦是終身制。赫魯雪夫之後的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等蘇共總書記都是如此，唯獨赫魯雪夫中途被人趕下臺。那些發動政變推翻他的人心裡大致會這樣想：你敢否定史達林，我們為何不敢否定你？
現在輪到戈巴契夫上場了。我估計，他上臺時也不會料到自己會是蘇共最後一任總書記，他的確是真心想改革這個黨並採取了一些“厲害”的措施，但後來隨著局勢越來越混亂，越來越脫離他的控制，黨未能如他所願走上民主軌道，而是翻車了。
史家們在假設，如果沒有葉利欽的臨門一腳，下令停止蘇共在俄羅斯境內的一切活動，那麼蘇共還能否存活下去？
又一個問題來了：是誰使得葉利欽擁有這樣的能量呢？顯然，是戈巴契夫“成就”了葉利欽，是他的“民主、人道的社會主義”理念和行動將葉利欽“培養”成為勢均力敵並最後超過他的對手。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是戈巴契夫葬送了蘇共乃至蘇聯，也不為錯。但顯然，這並非他的初衷，他的初衷是要挽救這個黨；但顯然，正是他的初衷最後導致了這個結局。
一切要從“公開性”說起。
1985年3月戈巴契夫擊敗其他人成為新的蘇共總書記，一開始也像前任一樣將主題鎖定在“改善經濟體制和整個管理體系”上。一年之後發現改革遭遇巨大阻力。阻力不是來自外部，正是來自龐大的黨政機關，他們就像一座座攔河大壩，橫亙在改革的道路上。
“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最終也搞不下去”，當時戈巴契夫就面臨這樣的困境，但在保守的同僚中難有共識，於是被迫尋求民眾支持。先是將自己視察地方時的講話直接交給電視播發，繼之接受外國媒體面對面訪談，再之就是鼓勵在報刊、電視和廣播上對蘇聯社會中的醜陋現象、不足和缺點發表批評意見。
此前在蘇聯，新聞報導是受嚴格審查和管制的。戈巴契夫回憶說：從莫斯科直到最遙遠的邊疆，無論是黨報還是工會、共青團、作家協會的報紙，甚至連漁民、獵人、老戰士組織的報紙在內，不管是什麼人辦的，都是宣傳部淩駕於所有報紙之上。那時候全體編輯都相信党的規定是正確的。每月一次或兩次在黨中央宣傳部舉行與總編們的碰頭會，有時部長會議副主席和一些部長也前來參加。會上對報刊發表的文章提出表揚或批評，指示應該寫些什麼和怎麼寫。凡有關報刊的刊期、印數、欄目等事項的任何變動，均需經黨中央書記處批准。中央委員會機關日常‘追蹤’發表了些什麼文章，督導員向領導報告自己的觀察結果和評價，馴服聽話的人得到鼓勵，愛挑刺兒的人受到嚴懲。
党的總書記親自推動的這種“公開性”猶如潘朵拉魔盒，一旦打開即顯示出巨大的威力。一個一個的“報導禁區”被打破，每一次的突破都會引起有關部門的強烈抵抗，但因為有總書記的撐腰，“公開性”越來越深入蘇聯社會。1988年，報刊檢查制度被廢止。
當不少以前被禁的影片和書籍得以重見天日時，戈巴契夫感慨萬千：真可惜，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一切！是的，我們這一代缺少精神營養，只准吃一份單純意識形態的可憐口糧，被剝奪了親自去比較、對照不同流派的哲學思想並作出自己選擇的機會。
“公開性”的實行，使蘇聯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瞭解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他們知道了二戰前夕《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二戰期間屠殺波蘭軍官的卡廷事件、蘇英劃分東歐勢力範圍的百分比協定等蘇聯官方諱莫如深的歷史事實；他們知道了蘇聯軍國主義化的真相：“原來，軍費開支所占國家預算的比例並非16%，而是40%！軍事工業系統的產值占社會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個億的科研總經費中，將近200個億都用於軍事設備的研製。”
歷史學家阿法納西耶夫評論說，重新考察蘇聯歷史猶如從一場持久的神話般的夢裡覺醒過來。對許多蘇聯人來說，事情很清楚，沒有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歷史象蘇聯歷史那樣被篡改。
1986年蘇共二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公開性”：沒有公開性就不會有民主。必須使公開性成為不停頓地發揮效力的一種制度。中央需要公開性，人們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樣需要，甚至可能還更需要。
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一書中，戈巴契夫把“公開性”提到了更高的地位，看作是“社會主義的特徵”，並說“我們需要公開性就象需要空氣一樣”。
一系列改革由於各級各層黨政幹部的阻擾而進展緩慢，戈巴契夫日益看清楚蘇共不再是修修補補的問題，而是必須對其徹底改造。1988年6月，戈巴契夫吹響了政治體制改革的衝鋒號。他在蘇共中央第19次代表會議上稱，十月革命後建立的政治體制不久就發生了“嚴重變形”，從而導致史達林的獨裁，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體制，“我們現在所遇到的許多困難，其根源也都在於這一體制”。因此，解決蘇聯問題的關鍵就是改革蘇聯的政治體制。
在這次大會上，戈巴契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實質內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制度”，實現社會公正。進而，戈巴契夫提出“黨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蘇共要嚴格限制在民主程序範圍內”去爭取執政地位。
對於蘇共來說，這就是要革它的命了！遭遇的反彈和阻力將有多大，可想而知。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戈巴契夫居然差點辦成了這件大事！在國際共運史上，還沒有一個領導人能夠像他這樣將共產黨改造得這樣徹底，堪稱奇跡！
如果實在要探究原因，我以為，這既和戈巴契夫個人的價值觀和政治追求密不可分，也與蘇聯領導人的更迭方式有關。死後交班制使得新領導人接收了完全的權威，不存在“太上皇”的掣肘。更關鍵的是，戈巴契夫宣導的“公開性”幫了他的大忙，使他獲得來自億萬民眾的支持，使他如同希臘神話故事裡的巨人安泰，力大無窮勢不可擋，赫魯雪夫的悲劇難以重演。
1989年春天蘇聯第一次舉行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部分差額直選。由電視和無線電現場直播，出現了助選的刊物、集會和電視辯論等新事物。通過民主選舉，20%的非党人士獲得了勝利，引人注目的是在黨內受排擠的葉利欽和著名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都成功當選；而蘇共一些領導人則在沒有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落選（沒有獲得50%以上的選票）。
1989年5-6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出新的最高蘇維埃，由於反對派人士的當選，新的最高蘇維埃已不再是從前的橡皮圖章，他們對總理雷日科夫所提名的8名部長表示了反對意見，初步顯示了蘇聯議會的力量。戈巴契夫回憶說：“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的激烈辯論，在報刊、電視上，在俱樂部裡，市場、公民社會、法治國家、自由選舉、政治多元化、多黨制、全人類價值、世界一體化等一系列諸如此類的觀念，已經變成了一種準則，在民意中紮下了根。”
由於“公開性”和民主化，非正式組織和團體雨後春筍般冒出，從1988年到1989年，蘇聯社會中的非正式組織從3萬個猛增到6萬個。許多非正式組織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綱領並且開始按照政黨形式活動。
1990年3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正式廢除了憲法第六條關於“蘇聯共產黨是蘇聯社會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是蘇聯社會政治制度以及國家和社會組織的核心”等規定，蘇共不再具有法定的領導地位。從十九世紀起，蘇共將同其它政治組織平等行動，參加選舉，用民主手段爭取組成聯盟和共和國政府以及地方政權機關的權力。1990年7月蘇共二十八大以後，蘇聯正式宣佈“結束政治壟斷”，實行多黨制。
一切似乎按照戈巴契夫的構想往前順利推進。但是，凡事皆有兩面性，有利亦有弊。“公開性”和民主化同樣如此。戈巴契夫從中獲得巨大支持和力量，亦同時要承受它們的副作用。“公開性”與民主化釋放並鼓勵了本已潛在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非俄羅斯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各種民族主義思潮氾濫，分離主義蔓延並不斷發生民族衝突。俄羅斯向中央要主權、鬧獨立，又大大推動了其他加盟共和國分離主義傾向的蔓延。立陶宛於1990年3月11日率先宣佈獨立，其他共和國也紛紛加以仿效，先後發表了宣佈恢復或收復主權的聲明，並開始制訂實現獨立的步驟和措施。
作為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和剛當選的蘇聯第一任總統，蘇聯解體不符合戈巴契夫的利益，絕非他所願意看到。他要力挽狂瀾：舉行全民公決，開啟主權聯盟國家談判的“新奧加廖沃進程”。
戈巴契夫在行動，其他人也在行動。1991年8月19日，以副總統亞納耶夫為首的十幾位前蘇共黨政領導組成“國家緊急委員會”發起對葉利欽、戈巴契夫“反黨亡蘇陰謀”的政變行動。在他們眼裡，正是這二人聯手葬送了黨和國家。
政變雖然失敗，但重挫戈巴契夫的權威，局勢朝不利於他的方向急奔，再也不肯回頭。
8•19事件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于8月23日簽署“關於暫停俄羅斯聯邦共產黨活動的命令”。8月24日，戈巴契夫發表聲明，宣佈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共和國共產黨和地方黨組織的命運由它們自己決定”。同日，他還發佈命令，停止各政黨和政治運動在蘇聯武裝力量、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以及其他護法機關、鐵道部隊、其他軍事單位和國家機關中的活動。8月29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通過決議，決定“暫停蘇聯共產黨在蘇聯全境的活動”。此境之下，各加盟共和國共產黨或被中止，或被禁止活動，或被迫自動解散，或在共產黨的基礎上改建新黨，有的共產黨甚至被宣佈為非法。這樣，統一的蘇聯共產黨實際上已不復存在。
1991年12月8日，葉利欽夥同烏克蘭、白俄羅斯等三國領導人背著戈巴契夫在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戈巴契夫會晤，共同簽署了由三個國家組成的“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其中宣稱，“蘇聯作為國際法的一個主體和一種地緣政治現實已不復存在”，蘇聯的法律和一切準則在三國已不再適用。這三個斯拉夫國家的總人口、總面積和經濟實力在聯盟中占絕對優勢。三國的決定使戈巴契夫簽訂新聯盟條約的努力化為泡影。
大勢已去，無可挽回。1991年12月25日，蘇聯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總統戈巴契夫發表電視講話正式宣佈辭職。當日19時38分，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成立69周年即將來臨之際，克里姆林宮頂上空飄揚的蘇聯鐮刀和錘子國旗徐徐下降；19時45分，一面俄羅斯的紅、藍、白三色旗升上克里姆林宮。從此，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歷史宣告終結。
從1985年至1991年，7年時間裡，戈巴契夫嘔心瀝血進行的改革工作，換來的竟是“亡黨亡國”的結局。亡黨不一定讓戈巴契夫傷心，但蘇聯解體始終是他心頭的痛。不過在這短短的7年時間裡，由於他的對內對外新思維，東西德和平統一，冷戰結束，他也由此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世界因為他而朝好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
亡黨亡國的附帶品是戈巴契夫也失去了近似“皇帝般的權力”，淪為一介平民。但這是他主動選擇的，是他親手埋葬了自己。不過誰又能否認，這種“與子偕亡”不是一種偉大的重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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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內憂外患兩者孰輕孰重?
副公安部長李東生免職 (11:00)
因涉嚴重違紀而下馬受查的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被國務院宣布免去職務。
國務院宣布任免國家工作人員，包括任命張彥珍（女）為司法部副部長；任命王昌順為交通運輸部副部長；任命傅奎為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專職，副部長級）。
另外，免去翟雋的外交部副部長職務；免去李東生的公安部副部長職務；免去高宏峰的交通運輸部副部長職務；免去徐令義的國家信訪局副局長職務；免去崔海容的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職務。
因涉嚴重違紀而下馬受查的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被國務院宣布免去職務。
國務院宣布任免國家工作人員，包括任命張彥珍（女）為司法部副部長；任命王昌順為交通運輸部副部長；任命傅奎為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專職，副部長級）。
另外，免去翟雋的外交部副部長職務；免去李東生的公安部副部長職務；免去高宏峰的交通運輸部副部長職務；免去徐令義的國家信訪局副局長職務；免去崔海容的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職務。
Re: 內憂外患兩者孰輕孰重?
去年以來18.2萬官員受黨紀政紀處分
2014年02月25日04:32
昨日下午，中紀委通報稱：成都中醫藥大學原黨委副書記、校長范昕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違規收受巨額財物，構成嚴重違紀且涉嫌犯罪，決定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此前的18日、19日，中紀委在短短14小時之內，接連公佈了海南省副省長冀文林、陝西省政協副主席祝作利等兩名省部級官員的被查消息。
據中紀委此前通報，去年，全國共計182038名領導幹部被處以黨紀政紀處分。據新京報記者初步統計，今年1月1日至今的55天，又有範昕建等14名官員被處以黨紀政紀處分。而祝作利則是十八大新一屆中紀委組建以來，第20名被查的省部級官員。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等受訪專家認為，與此前相比，十八大後的新一輪反腐，呈現鮮明特徵：通過治標即查辦案件，為治本即制度反腐，贏得時間。
“既打‘蒼蠅’又打‘老虎’，十八大以來查辦案件的力度相當大。而三中全會後，則重點解決‘治本’問題，目前，政治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紀檢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都在全面推進中，反腐制度建設需要時間。”李成言說。
“打老虎” 十八大以來20名省部級官員被查
“拍蒼蠅、打老虎”，2012年11月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以來，多次強調這一反腐思路。受訪專家們認為，十八大以來，懲治腐敗特別是“打老虎”的力度，超過以往。
據新京報記者統計，僅今年1月1日至今的55天，被調查、處分的各級領導幹部，就達68名，其中省部級高官兩人——冀文林和祝作利。
在冀文林、祝作利之前，十八大後落馬的省部級高官已有18人，如李春城、劉鐵男、倪發科、郭永祥、王素毅、李達球、蔣潔敏、王永春、李華林、季建業、廖少華、李東生、李崇禧等。其中，蔣潔敏、李東生、李崇禧為正部級領導幹部。
此外，十八大以來被判刑的副部級以上官員4人：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一審被判死緩；薄熙來、山東原副省長黃勝、吉林省原常務副省長田學仁被判處無期徒刑。另外江西省政府原副秘書長吳志明、內蒙古政法委原副書記楊漢中等兩人被判處死緩；判處無期徒刑的還有河南省委原常務副秘書長陳江河、浙江金華原副市長朱福林、中國移動原副總經理魯向東、安徽合肥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郭超等4人。
今年1月10日，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通報去年反腐情況時，也提到了上述高官。他通報稱，去年共計31名中管幹部(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幹部，一般為副部級以上)被調查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梳理中紀委等職能機關通報的各類資訊，31名中管幹部中，已公佈的只有22人：周鎮宏、劉鐵男、倪發科、王素毅、李達球、童名謙、楊琨、齊平景等8人已被移送司法機關；蔣潔敏、李東生、李崇禧、李春城、郭永祥、季建業、廖少華、陳柏槐、郭有明、陳安眾、楊剛、王永春、許傑、戴春寧等14人，正立案檢查。
其他9名被調查處理的中管幹部是誰？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表示，從接到線索到調查核實、取證，再到立案偵查，中紀委有嚴格的辦案程式。該9名中管幹部暫未公佈，表明案情複雜，正在調查處理中。1月14日，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猛藥去屙、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可以預見，今年仍將延續“打老虎”的重懲腐敗高壓態勢。
梳理 被查中管幹部至少6人來自政協
新京報記者梳理發現，十八大以來被查的31名中管幹部中，8人來自人大、政協、統戰等系統。
來自政協系統的達6人：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剛、四川省政協原主席李崇禧、廣西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陝西省政協副主席祝作利，其餘兩人分別是廣東省統戰部原部長周鎮宏、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陳安眾。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與其他實權部門相比，政協、人大、統戰等系統發生腐敗的空間並不大。上述官員之所以落馬，多因擔任政協、人大、統戰等部門的職務之前，曾主政地方，擔任一把手等重要領導時有貪腐等行為。
例如楊剛，調任全國政協前，曾先後任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副局長、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李崇禧曾任甘孜州委副書記、阿壩州委書記；李達球曾任廣西玉林市市長、賀州市委書記。
據中紀委通報，童名謙落馬就因其任衡陽市委書記時，“對衡陽市人大選舉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後暴露出的賄選問題，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嚴肅查處，導致發生嚴重的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的違紀違法案件”。
周鎮宏落馬主因也是其任茂名市委書記時，涉嫌賣官、權錢交易。今年1月23日，河南省信陽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時，檢方指控，周鎮宏曾為他人在職務晉升、企業經營等事項上，謀取利益，先後多次收受原茂名市政府副秘書長何俊海等人給予的錢款2464萬餘元。
竹立家認為，“治標”可以達到“不敢腐”的震懾效果，但治本，則亟待構建“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反腐框架，制約、監督權力特別是一把手的權力。
“拍蒼蠅” 去年受處幹部比前年增2.1萬人
與“打老虎”相比，去年“拍蒼蠅”的力度也超過往年。據中紀委通報，去年，全國共計182038名領導幹部被處以黨紀政紀處分，比前年增加21320人。
據新京報記者統計，算上成都中醫藥大學原黨委副書記、校長范昕建，今年以來，有14名官員被處以黨紀政紀處分。
今年受到處分的14名領導幹部，13人為地廳局及以下官員。例如因掃黃不力被免職的東莞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嚴小康；致陪酒人醉亡被免職的三明市副市長陳瑞喜、收受巨額財物的廣元市原副市長吳連奇等。
雖然被處分的地廳局及以下官員數量增多，但跟“打老虎”的力度相比，部分公眾認為“拍蒼蠅”還需發力。
去年9月，首輪中央巡視通報在重慶發現的問題時，也曾提出，“重慶對一把手管理監督不到位，‘蒼蠅’式腐敗問題比較突出”。隨後一個月之內，重慶就有三名廳局級官員被調查。
重慶市黔江區紀委書記陳飛宇還發表《防治“蒼蠅”式腐敗》一文，探討“蒼蠅式”腐敗成因，“雖然現在對權力的監督方式不少，但一些地方存在‘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難、下級監督太軟、自我監督太空、組織監督太短、紀檢監督太晚’的現象”；“有的領導幹部在行使職權時，往往以‘協調關係’、‘特事特辦’等理由千方百計規避制度，降低執行標準，削弱制度執行的剛性”。
去年11月5日，中紀委副書記張軍做客中紀委官網、介紹巡視工作時，也談道，“有的基層單位懲治力度不夠，對‘蒼蠅式’的腐敗查處還不夠有力，群眾反應在這方面也比較強烈。對此，我認為我們應當引起高度重視，認真研究解決”。
2014年02月25日04:32
昨日下午，中紀委通報稱：成都中醫藥大學原黨委副書記、校長范昕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違規收受巨額財物，構成嚴重違紀且涉嫌犯罪，決定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此前的18日、19日，中紀委在短短14小時之內，接連公佈了海南省副省長冀文林、陝西省政協副主席祝作利等兩名省部級官員的被查消息。
據中紀委此前通報，去年，全國共計182038名領導幹部被處以黨紀政紀處分。據新京報記者初步統計，今年1月1日至今的55天，又有範昕建等14名官員被處以黨紀政紀處分。而祝作利則是十八大新一屆中紀委組建以來，第20名被查的省部級官員。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等受訪專家認為，與此前相比，十八大後的新一輪反腐，呈現鮮明特徵：通過治標即查辦案件，為治本即制度反腐，贏得時間。
“既打‘蒼蠅’又打‘老虎’，十八大以來查辦案件的力度相當大。而三中全會後，則重點解決‘治本’問題，目前，政治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紀檢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都在全面推進中，反腐制度建設需要時間。”李成言說。
“打老虎” 十八大以來20名省部級官員被查
“拍蒼蠅、打老虎”，2012年11月王岐山擔任中紀委書記以來，多次強調這一反腐思路。受訪專家們認為，十八大以來，懲治腐敗特別是“打老虎”的力度，超過以往。
據新京報記者統計，僅今年1月1日至今的55天，被調查、處分的各級領導幹部，就達68名，其中省部級高官兩人——冀文林和祝作利。
在冀文林、祝作利之前，十八大後落馬的省部級高官已有18人，如李春城、劉鐵男、倪發科、郭永祥、王素毅、李達球、蔣潔敏、王永春、李華林、季建業、廖少華、李東生、李崇禧等。其中，蔣潔敏、李東生、李崇禧為正部級領導幹部。
此外，十八大以來被判刑的副部級以上官員4人：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一審被判死緩；薄熙來、山東原副省長黃勝、吉林省原常務副省長田學仁被判處無期徒刑。另外江西省政府原副秘書長吳志明、內蒙古政法委原副書記楊漢中等兩人被判處死緩；判處無期徒刑的還有河南省委原常務副秘書長陳江河、浙江金華原副市長朱福林、中國移動原副總經理魯向東、安徽合肥市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郭超等4人。
今年1月10日，中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通報去年反腐情況時，也提到了上述高官。他通報稱，去年共計31名中管幹部(中共中央直接管理的幹部，一般為副部級以上)被調查處理。
值得注意的是，梳理中紀委等職能機關通報的各類資訊，31名中管幹部中，已公佈的只有22人：周鎮宏、劉鐵男、倪發科、王素毅、李達球、童名謙、楊琨、齊平景等8人已被移送司法機關；蔣潔敏、李東生、李崇禧、李春城、郭永祥、季建業、廖少華、陳柏槐、郭有明、陳安眾、楊剛、王永春、許傑、戴春寧等14人，正立案檢查。
其他9名被調查處理的中管幹部是誰？
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表示，從接到線索到調查核實、取證，再到立案偵查，中紀委有嚴格的辦案程式。該9名中管幹部暫未公佈，表明案情複雜，正在調查處理中。1月14日，在十八屆中紀委三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猛藥去屙、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可以預見，今年仍將延續“打老虎”的重懲腐敗高壓態勢。
梳理 被查中管幹部至少6人來自政協
新京報記者梳理發現，十八大以來被查的31名中管幹部中，8人來自人大、政協、統戰等系統。
來自政協系統的達6人：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剛、四川省政協原主席李崇禧、廣西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陝西省政協副主席祝作利，其餘兩人分別是廣東省統戰部原部長周鎮宏、江西省人大副主任陳安眾。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與其他實權部門相比，政協、人大、統戰等系統發生腐敗的空間並不大。上述官員之所以落馬，多因擔任政協、人大、統戰等部門的職務之前，曾主政地方，擔任一把手等重要領導時有貪腐等行為。
例如楊剛，調任全國政協前，曾先後任國家品質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副局長、烏魯木齊市委書記；李崇禧曾任甘孜州委副書記、阿壩州委書記；李達球曾任廣西玉林市市長、賀州市委書記。
據中紀委通報，童名謙落馬就因其任衡陽市委書記時，“對衡陽市人大選舉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後暴露出的賄選問題，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嚴肅查處，導致發生嚴重的以賄賂手段破壞選舉的違紀違法案件”。
周鎮宏落馬主因也是其任茂名市委書記時，涉嫌賣官、權錢交易。今年1月23日，河南省信陽市中級法院開庭審理時，檢方指控，周鎮宏曾為他人在職務晉升、企業經營等事項上，謀取利益，先後多次收受原茂名市政府副秘書長何俊海等人給予的錢款2464萬餘元。
竹立家認為，“治標”可以達到“不敢腐”的震懾效果，但治本，則亟待構建“不能腐”、“不易腐”的制度反腐框架，制約、監督權力特別是一把手的權力。
“拍蒼蠅” 去年受處幹部比前年增2.1萬人
與“打老虎”相比，去年“拍蒼蠅”的力度也超過往年。據中紀委通報，去年，全國共計182038名領導幹部被處以黨紀政紀處分，比前年增加21320人。
據新京報記者統計，算上成都中醫藥大學原黨委副書記、校長范昕建，今年以來，有14名官員被處以黨紀政紀處分。
今年受到處分的14名領導幹部，13人為地廳局及以下官員。例如因掃黃不力被免職的東莞市副市長、市公安局局長嚴小康；致陪酒人醉亡被免職的三明市副市長陳瑞喜、收受巨額財物的廣元市原副市長吳連奇等。
雖然被處分的地廳局及以下官員數量增多，但跟“打老虎”的力度相比，部分公眾認為“拍蒼蠅”還需發力。
去年9月，首輪中央巡視通報在重慶發現的問題時，也曾提出，“重慶對一把手管理監督不到位，‘蒼蠅’式腐敗問題比較突出”。隨後一個月之內，重慶就有三名廳局級官員被調查。
重慶市黔江區紀委書記陳飛宇還發表《防治“蒼蠅”式腐敗》一文，探討“蒼蠅式”腐敗成因，“雖然現在對權力的監督方式不少，但一些地方存在‘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難、下級監督太軟、自我監督太空、組織監督太短、紀檢監督太晚’的現象”；“有的領導幹部在行使職權時，往往以‘協調關係’、‘特事特辦’等理由千方百計規避制度，降低執行標準，削弱制度執行的剛性”。
去年11月5日，中紀委副書記張軍做客中紀委官網、介紹巡視工作時，也談道，“有的基層單位懲治力度不夠，對‘蒼蠅式’的腐敗查處還不夠有力，群眾反應在這方面也比較強烈。對此，我認為我們應當引起高度重視，認真研究解決”。
Re: 內憂外患兩者孰輕孰重?
宜將剩勇追老虎 不可沽名學霸王
「豺狼不堪問，狐鼠何足道。」香港富商劉鑾雄及羅傑承捲入澳門巨貪奇案，一拖再拖之下，昨日終於有結果，澳門法院裁定兩人全部罪成，分別判囚五年零三個月，彰顯了法律公義，也證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然而，相對於許多還沒有曝光的黑幕，該案也許只是官商勾結的冰山一角，真正的大老虎依然逍遙法外，能不能乘勝追擊直搗虎穴，既視乎港澳當局的態度，亦視乎中央政府的決心。
託病缺席 心中有鬼
不近情者多藏奸。劉鑾雄及羅傑承涉嫌以二千萬元賄賂澳門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換取獲批華人置業旗下澳門樓盤「御海．南灣」五幅土地，二○一二年五月被澳門當局控以行賄及洗黑錢罪。案件原定同年九月十七日開審，但劉鑾雄一直以病為由拒絕出庭，令案件一再受阻，由進入司法程序到審結，前後拖了接近兩年。而最諷刺的是，劉鑾雄一方面稱病缺席應訊，一方面健步如飛到處招搖，將司法視如兒戲。顯而易見，有人百般阻撓審訊，證明心中有鬼。
正如法官形容，整個案件存在「好多不合理」之處，令人難以置信涉案的二千萬元支票只是「顧問費」。其實，除了該案撲朔迷離之外，轟動港澳的歐文龍世紀巨貪案雖然早已塵埃落定，但同樣有許多疑點至今未解，包括巨貪案○六年由香港廉政公署揭發，結果全案卻由澳門接手；劉鑾雄及羅傑承捲入案件後，劉多次稱病拒絕出庭應訊，澳門法院卻罕有地多次為其押後審訊；劉、羅被指用以行賄的二千萬元支票，「細劉」劉鑾鴻亦有份簽署，卻未被澳門起訴；還有，前特首曾蔭權爵士在任時應已知悉案情，竟於一一年四月公然與劉鑾鴻等富商豪遊澳門，而且一同參觀「御海．南灣」地盤。種種無法解開的謎團，顯示這宗奇案極不尋常，令人懷疑有人在幕後操縱及包庇，真正的大老虎還在雲深不知處。
正所謂，小貪人易知，大貪一何巧。相對於幕後的大老虎，歐文龍也許只是蒼蠅或小老虎，而劉鑾雄及羅傑承也不過是小角色，誰也不清楚這宗世紀巨貪案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誰也不知道背後還有多少隻大老虎。眾所周知，回歸後港澳兩地的官商勾結愈演愈烈，既得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彼此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一向呼風喚雨，肆無忌憚，如果不是中共第五代掀起的反腐風暴席捲港澳兩地，如果不是東方報業集團兩年前揭發曾蔭權與一眾富豪勾勾搭搭，許多官商勾結的黑幕恐怕永無水落石出的一天。
古往今來，官商勾結比比皆是，商人利用金錢收買官員影響政治，而官員則利用權力為商人輸送利益，彼此狼狽為奸，中國歷史上的呂不韋、鄧通、石崇、胡雪巖都是這種人。即使在今天，官商勾結也不遑多讓，港澳兩地各有各亂，劉鑾雄及羅傑承賄賂歐文龍也好，曾蔭權與富商勾勾搭搭也好，都是典型的例子。最耐人尋味的是，曾蔭權與劉鑾雄等富商關係密切，他在案中到底扮演甚麼角色，他們之間是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當局依然欠公眾一個交代。
上下其手 同流合污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港澳兩地烏煙瘴氣，中央政府可以說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回歸後，中央對港澳問題一直視而不見，見而不理，只懂得拉攏商家，將他們視為統戰重點，通過各種政策輸送利益，結果養虎遺患，不僅導致官商勾結不斷惡化，亦令一國兩制變質變味，而且令深層次矛盾愈演愈烈。眾所周知，香港過去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地區之一，也是內地反腐的榜樣，可惜在中央的縱容之下，曾蔭權七年任內胡作非為，「貪遍省港澳、歎盡海陸空」，令香港廉潔形象嚴重蒙污，他本人固然腐臭不堪，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亦被揭假公濟私揮霍公帑，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因涉嫌貪腐被告上法庭，前朝政府創下多個不光彩的「第一」，成為香港廉政及法治之恥。
尤其令人莫名其妙的是，部分中央官員其身不正，在港澳包庇貪腐，甚至上下其手，同流合污。年前內地及澳門警方聯手搗破一個替薄熙來等高官家族「洗錢」的疊碼仔集團，揭發澳門早已淪為內地貪官洗黑錢的天堂，其實，這種骯髒的交易恐怕每天都在暗中進行。香港亂象叢生，澳門藏污納垢，這樣的回歸究竟有甚麼意義呢？一國兩制又有甚麼價值呢？中央政府最近不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顯然不是沒有原因。
誠然，中共第五代上台後改弦易轍，港澳政策作出重大調整，撥亂反正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反腐方面更是雷厲風行，毫不手軟。正如總理李克強日前強調，開弓沒有回頭箭，有貪必反、有腐必治。事實上，雖然港澳實行一國兩制，但反腐只有一國，沒有兩制，內地大老虎周永康據傳已被關進籠子，港澳自然不能例外，劉鑾雄及羅傑承案可以說是一個缺口，其他反貪好戲也許陸續有來，打老虎只是遲早的事。
一言以蔽之，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管是蒼蠅老虎，還是牛鬼蛇神，在這場浩浩蕩蕩的反腐風暴面前，必將無所遁形，一一露出真面目。「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反腐是一場持久戰，不僅要窮追猛打，而且要除惡務盡，人們期待這場暴風雨能夠蕩滌所有污泥濁水，還港澳一個乾淨清新的世界！
「豺狼不堪問，狐鼠何足道。」香港富商劉鑾雄及羅傑承捲入澳門巨貪奇案，一拖再拖之下，昨日終於有結果，澳門法院裁定兩人全部罪成，分別判囚五年零三個月，彰顯了法律公義，也證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然而，相對於許多還沒有曝光的黑幕，該案也許只是官商勾結的冰山一角，真正的大老虎依然逍遙法外，能不能乘勝追擊直搗虎穴，既視乎港澳當局的態度，亦視乎中央政府的決心。
託病缺席 心中有鬼
不近情者多藏奸。劉鑾雄及羅傑承涉嫌以二千萬元賄賂澳門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換取獲批華人置業旗下澳門樓盤「御海．南灣」五幅土地，二○一二年五月被澳門當局控以行賄及洗黑錢罪。案件原定同年九月十七日開審，但劉鑾雄一直以病為由拒絕出庭，令案件一再受阻，由進入司法程序到審結，前後拖了接近兩年。而最諷刺的是，劉鑾雄一方面稱病缺席應訊，一方面健步如飛到處招搖，將司法視如兒戲。顯而易見，有人百般阻撓審訊，證明心中有鬼。
正如法官形容，整個案件存在「好多不合理」之處，令人難以置信涉案的二千萬元支票只是「顧問費」。其實，除了該案撲朔迷離之外，轟動港澳的歐文龍世紀巨貪案雖然早已塵埃落定，但同樣有許多疑點至今未解，包括巨貪案○六年由香港廉政公署揭發，結果全案卻由澳門接手；劉鑾雄及羅傑承捲入案件後，劉多次稱病拒絕出庭應訊，澳門法院卻罕有地多次為其押後審訊；劉、羅被指用以行賄的二千萬元支票，「細劉」劉鑾鴻亦有份簽署，卻未被澳門起訴；還有，前特首曾蔭權爵士在任時應已知悉案情，竟於一一年四月公然與劉鑾鴻等富商豪遊澳門，而且一同參觀「御海．南灣」地盤。種種無法解開的謎團，顯示這宗奇案極不尋常，令人懷疑有人在幕後操縱及包庇，真正的大老虎還在雲深不知處。
正所謂，小貪人易知，大貪一何巧。相對於幕後的大老虎，歐文龍也許只是蒼蠅或小老虎，而劉鑾雄及羅傑承也不過是小角色，誰也不清楚這宗世紀巨貪案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誰也不知道背後還有多少隻大老虎。眾所周知，回歸後港澳兩地的官商勾結愈演愈烈，既得利益集團盤根錯節，彼此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們一向呼風喚雨，肆無忌憚，如果不是中共第五代掀起的反腐風暴席捲港澳兩地，如果不是東方報業集團兩年前揭發曾蔭權與一眾富豪勾勾搭搭，許多官商勾結的黑幕恐怕永無水落石出的一天。
古往今來，官商勾結比比皆是，商人利用金錢收買官員影響政治，而官員則利用權力為商人輸送利益，彼此狼狽為奸，中國歷史上的呂不韋、鄧通、石崇、胡雪巖都是這種人。即使在今天，官商勾結也不遑多讓，港澳兩地各有各亂，劉鑾雄及羅傑承賄賂歐文龍也好，曾蔭權與富商勾勾搭搭也好，都是典型的例子。最耐人尋味的是，曾蔭權與劉鑾雄等富商關係密切，他在案中到底扮演甚麼角色，他們之間是否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當局依然欠公眾一個交代。
上下其手 同流合污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港澳兩地烏煙瘴氣，中央政府可以說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回歸後，中央對港澳問題一直視而不見，見而不理，只懂得拉攏商家，將他們視為統戰重點，通過各種政策輸送利益，結果養虎遺患，不僅導致官商勾結不斷惡化，亦令一國兩制變質變味，而且令深層次矛盾愈演愈烈。眾所周知，香港過去是世界上最廉潔的地區之一，也是內地反腐的榜樣，可惜在中央的縱容之下，曾蔭權七年任內胡作非為，「貪遍省港澳、歎盡海陸空」，令香港廉潔形象嚴重蒙污，他本人固然腐臭不堪，前廉政專員湯顯明亦被揭假公濟私揮霍公帑，而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更因涉嫌貪腐被告上法庭，前朝政府創下多個不光彩的「第一」，成為香港廉政及法治之恥。
尤其令人莫名其妙的是，部分中央官員其身不正，在港澳包庇貪腐，甚至上下其手，同流合污。年前內地及澳門警方聯手搗破一個替薄熙來等高官家族「洗錢」的疊碼仔集團，揭發澳門早已淪為內地貪官洗黑錢的天堂，其實，這種骯髒的交易恐怕每天都在暗中進行。香港亂象叢生，澳門藏污納垢，這樣的回歸究竟有甚麼意義呢？一國兩制又有甚麼價值呢？中央政府最近不再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顯然不是沒有原因。
誠然，中共第五代上台後改弦易轍，港澳政策作出重大調整，撥亂反正的決心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反腐方面更是雷厲風行，毫不手軟。正如總理李克強日前強調，開弓沒有回頭箭，有貪必反、有腐必治。事實上，雖然港澳實行一國兩制，但反腐只有一國，沒有兩制，內地大老虎周永康據傳已被關進籠子，港澳自然不能例外，劉鑾雄及羅傑承案可以說是一個缺口，其他反貪好戲也許陸續有來，打老虎只是遲早的事。
一言以蔽之，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管是蒼蠅老虎，還是牛鬼蛇神，在這場浩浩蕩蕩的反腐風暴面前，必將無所遁形，一一露出真面目。「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反腐是一場持久戰，不僅要窮追猛打，而且要除惡務盡，人們期待這場暴風雨能夠蕩滌所有污泥濁水，還港澳一個乾淨清新的世界！
Re: 內憂外患兩者孰輕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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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頑石
人民網發文《俄社會調查顯示：俄羅斯人對普京變得更加尊重》，我讀了該消息之後並不吃驚，或者說這樣的調查結果原本在我的意料之中，因為俄羅斯人沒有理由不尊重普京。
在我的印象中，普京第一次當選俄羅斯總統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即是將靠巧取豪奪、非法先富的大富豪送進監獄。此舉至少收到了以下效果：一舉解決了資本綁架政權的問題，震懾了那些，想繼續瓜分國有財產、榨取百姓血汗、率先致富的人，表明政府打擊豪強，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決心，贏得了民心。
緊接著，普京通過官員公佈個人財產(自己帶頭)、追繳官員海外私產、打擊裸官等，一系列舉措鐵腕治貪懲腐，既打蒼蠅，更打老虎，許多官僚因此或遭解職，或被繩之以法，一時間，俄羅斯官場出現了官不聊生的局面。財產收入合法透明、廉潔奉公的普京，締造了風清氣正的俄羅斯官場，俄羅斯民眾該怎麼看待這樣的元首?
最近，俄羅斯還制定了，讓全體國民永久享受免費醫療的法案(讓別國國民羡慕不已，讓別國官員痛恨不已)。隨著俄式改革的不斷深入，俄羅斯民眾有理由相信，他們將從普京執政中，獲得更多的實際利益。普京更像是在用實際行動(決不是口惠而實不至)表明，他執政走的是共同富裕道路，他要讓全體俄羅斯人(不是少數人、也不是外國人)充分享受俄式改革的紅利。
在維護國家統一上，普京也是屢出大手筆。一方面針對西方滲透勢力予以有力回擊，一方面對國內分裂勢力進行及時打擊，當年解決車臣問題就是最好的例子。早兩年，俄羅斯還專門出臺法律，設立叛國罪，對震懾和打擊俄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舉措彰顯了普京維護國家統一的堅強意志。
蘇聯解體已經20多年，解體後的各國，絕大多數老百姓，都還在懷念社會主義蘇聯，俄羅斯民眾也不例外。作為曾經的蘇共黨員，普京似乎並未忘記過去的信仰，據說他將共產黨黨證，放在自己的辦公桌抽屜，不時還要拿出來看看。在普京的倡議下，俄羅斯立法禁止國民對列寧、史達林進行誹謗，禁止污蔑蘇聯社會主義制度。
在國際舞臺，普京縱橫捭闔，大氣磅礴，將美歐日玩弄於鼓掌之上，更是令人拍案叫絕，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才真正體現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風範。
在事關主權和國家利益的問題上，普京從來不韜光養晦，更沒有下賤到要拿俄國的領土領海，與他國共同開發的地步。日本人對北方四島一直耿耿於懷，可在普京的強硬態度面前，日本不僅不敢派人登島、派飛機軍艦巡視守衛，連大聲抗議都不敢。普京曾經表態，俄羅斯決不以犧牲國家和人民利益為前提加入世貿組織，於是歐美各國不得不遷就俄羅斯准其加入了世貿組織。
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該投贊成票還是反對票，普京考慮的只有俄羅斯利益，決不看美國人的臉色。08年，普京下令，俄羅斯對南奧塞梯閃電動武，不僅將格魯吉亞打得大敗，還大大震懾了美歐各國，使美歐各國，再也不敢輕易插手俄羅斯周邊國際事務。
在最近的敘利亞事件中，普京略施小計，便成功挫敗了美國對敘動武的圖謀，令美國國內矛盾升級、政府關門。這一招玩得實在是太漂亮了！在他國拒絕斯諾登避難後，俄羅斯毫不猶豫就給斯諾登提供了保護，一向以世界霸主自居的美國，拿俄羅斯和普京毫無辦法。世界上敢和美國叫板的硬漢，毛澤東之後，就數普京了。
強硬中不失風度，鐵血中不乏柔情，堅韌與執著並重，機智與幽默皆有，這樣的普京，不僅讓蘇聯解體後，處在饑餓與動盪中的俄羅斯人，逐漸享受到了和平、安寧與穩定，享受到了改革帶來的紅利。
還為俄羅斯人，在國際上贏得了尊嚴和地位，俄羅斯人有什麼理由，不尊重和愛戴這樣的領袖？當然，那些想靠權力發財的貪官，想用不正當手段先富的人渣，想靠出賣國家謀取私利的蠹蟲，想給美國做帶路党的叛徒除外。
從普京身上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元首，只要真正為自己的國民謀利益，真正讓自己的國家在國際上有尊嚴，他就能贏得本國國民的尊重和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