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公布3局長陪訪 劉兆佳：過往少見
港府前日突分3次公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長陳家強、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蘇錦樑和運輸及房屋局長張炳良，昨日赴京加入特首梁振英述職行程。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出席港台節目時表示，同意過往甚少出現這種情，但他指近年政府官員亦時與京官會面，認為安排不會削弱特首地位。有議員認為事件反映中央對港府施政「不放心」，又質疑中央直接會晤相關局長作具體指示，有介入特區內政事務之嫌。
議員質疑中央直接介入港務
張炳良及蘇錦樑昨出發時分別解釋，早已安排參與特首述職行程，但因公務延遲出發；陳家強表示，工作範圍內很多都會「親力親為」，冀趁此機會與相關部委跟進。
民主黨何俊仁認為，事件反映中央政府注意到港府管治危機，「會否造成中央因為不放心，所以要具體地給指示我們的官員施政呢？」工業界議員林大輝亦指是次安排並非一貫做法，難免令人有其他聯想，或反映中央看到香港推動經濟發展和解決房屋問題上未有突破，故要求見相關官員。
不過，行會成員兼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認為，中央政府或有具體方案，要局長提供具體數據及資料，遂要會見相關局長。
梁：安排與對口部委會面
在北京的梁振英昨晚反駁，指過去每次到北京，都會和一些局長拜見部委的主要負責人，故今次安排3局長一同訪京，跟他們對口的部委會面。港府消息人士亦指早已安排3局長訪京，與特首一同拜會部委，而今次訪京，會拜會商務部、發改委及財政部，正正是與3部局長工作範疇有關。
現時香港亂局不是最壞 只會更壞 P2 / 北京處理香港政局宜洩不宜再加壓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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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加強向特首問責
梁振英今次赴北京述職之前，新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表示，近年中央對特首述職提出更嚴謹的要求，並計劃將述職制度化。劉兆佳說，中央希望通過特首述職報告，更好地了解香港情況和施政部署。
一句話，中央將通過規範化述職、細化述職要求，加強對行政長官的工作監察、指導及問責。中央作出這樣的安排，主因之一是為一七年普選產生特首做準備。中央很清楚，雖然普選的特首還是由中央實質任命，還要對中央負責，但其「權力來源」有了重大變化，他（她）得到香港選民授權，其心態和施政方式以及面臨的管治問題會和以往「小圈子」秉承上意選舉出來的特首不同，和中央的關係會變得微妙。由此會產生甚麼問題，誰也說不好，特首和中央的相處之道會不會有所疏離、隔膜，誰也說不好。
因此，中央有必要「防患於未然」，在普選產生特首之前，就將特首述職工作規範化、制度化，細化具體要求，朝廷方可爭取主動，讓一七年之後的普選特首「蕭規曹隨」，減少不必要的猜忌、摩擦和不適應。
雖然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在朝廷眼裏，香港特首和封疆大吏實質上沒有不同，不過是管治授權方面多一些、廣一些。而這些授權之多寡，完全是根據形勢和需要而定，主導權在朝廷，不會因為是特區特首而有任何尾大不掉的可能。
中央在授權特首的同時，更要監察指導特首對這些權力的使用。內地各封疆大吏沒有「述職制度」，那是因為朝廷對他們的工作隨時降旨，或「明發上諭」，或「廷寄密旨」，他們也要向朝廷隨時匯報工作，隨時聽從朝廷召見，估計這些做法今後也會逐漸注入香港特首的「述職手冊」之中。
柳扶風
梁振英今次赴北京述職之前，新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港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表示，近年中央對特首述職提出更嚴謹的要求，並計劃將述職制度化。劉兆佳說，中央希望通過特首述職報告，更好地了解香港情況和施政部署。
一句話，中央將通過規範化述職、細化述職要求，加強對行政長官的工作監察、指導及問責。中央作出這樣的安排，主因之一是為一七年普選產生特首做準備。中央很清楚，雖然普選的特首還是由中央實質任命，還要對中央負責，但其「權力來源」有了重大變化，他（她）得到香港選民授權，其心態和施政方式以及面臨的管治問題會和以往「小圈子」秉承上意選舉出來的特首不同，和中央的關係會變得微妙。由此會產生甚麼問題，誰也說不好，特首和中央的相處之道會不會有所疏離、隔膜，誰也說不好。
因此，中央有必要「防患於未然」，在普選產生特首之前，就將特首述職工作規範化、制度化，細化具體要求，朝廷方可爭取主動，讓一七年之後的普選特首「蕭規曹隨」，減少不必要的猜忌、摩擦和不適應。
雖然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在朝廷眼裏，香港特首和封疆大吏實質上沒有不同，不過是管治授權方面多一些、廣一些。而這些授權之多寡，完全是根據形勢和需要而定，主導權在朝廷，不會因為是特區特首而有任何尾大不掉的可能。
中央在授權特首的同時，更要監察指導特首對這些權力的使用。內地各封疆大吏沒有「述職制度」，那是因為朝廷對他們的工作隨時降旨，或「明發上諭」，或「廷寄密旨」，他們也要向朝廷隨時匯報工作，隨時聽從朝廷召見，估計這些做法今後也會逐漸注入香港特首的「述職手冊」之中。
柳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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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多講成績 王光亞提要求：特首述職要「找到不足」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接見訪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王於會面後表示，特首以往述職，多是講過去一年的成績，現在要求述職要「找到不足」，並在報告中包括新一年的規劃等。梁振英並無回應今次向中央匯報有何不足之處，重申國家主席習近平「充分肯定我本人和特區政府過去一年的施政」。不過，學者認為王的言辭「嚴厲」，是一個清楚的信號，反映梁振英有做得不足的地方，相信會對他的管治構成一定壓力。
梁﹕習充分肯定本人施政
王光亞昨日接見梁振英後走到街上，先接受有線電視提問；10多分鐘後，再於港澳辦門外大街上接受各媒體發問。
被問及特區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稱要規範化述職，王光亞回應稱，今後會要求特首「找到不足」，「這一年工作上有什麼不足，也包括新的一年裏面你有哪些新的規劃，哪些新的事情要做」。他說，日後港澳兩地政府，都要報告在貫徹落實《基本法》方面「取得哪些進展，還存在哪些問題」。王提到「不足」時，只說「特首」，未有直接提梁振英名字（見另稿）。
學者﹕言辭嚴厲反映梁做得不足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認為，中央的言辭「嚴厲了」，反映兩個問題﹕包括梁振英有做得不足的地方，以及過去特首述職時沒向中央反映有什麼不足。蔡子強稱，王光亞言論不及2004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向董建華訓話要求特區政府「查找不足」般嚴重，「但對梁振英的管治構成一定壓力」。
梁振英於總結行程記者會上，無正面回應有沒有「反映不足」的問題，他與王光亞都稱兩人沒談及電視發牌事件。當被問及是否向中央「報喜不報憂」時，梁回應稱，過去一年均有於述職前「全面、具體和客觀地」向中央交書面報告，又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稱前日已公開肯定他和特區政府施政。
陳太﹕字眼奇怪 削特首地位
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認為，王光亞用上「不足」的字眼是很奇怪，因為這是公開削弱特首地位，「令他（泛指特首）沒有尊嚴」。
工聯會黃國健表示，回歸初期，中央對香港的事務都較放鬆，「好似初歸新婦，客客氣氣」。現已回歸16年，所以把述職規範化也是正常的事。他呼籲大家毋須過分解讀「不足」一詞，「這是泛指所有特首，不止是叫梁振英」。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認為，中央要求規範特首述職，有點想突顯「一國」，強調「一國」高於「兩制」的意味，提醒港人不能只想「兩制」。
王稱民望低非重要問題
王光亞昨被有線電視問到梁振英評分近來跌至約40分，王回應說，民望低「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關鍵是看他施政是不是符合民意，關鍵是看他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採取的一些措施是不是和香港的實際情相符合」。他之後對其他媒體稱，「民望民意民調的產生，每天都在變化，就跟股票一樣都在變。不能憑民調民意來判斷一個人的工作好壞」。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梁民望有升有跌屬正常，可視為參考，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認為中央是「死撐梁振英」。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昨接見訪京述職的特首梁振英，王於會面後表示，特首以往述職，多是講過去一年的成績，現在要求述職要「找到不足」，並在報告中包括新一年的規劃等。梁振英並無回應今次向中央匯報有何不足之處，重申國家主席習近平「充分肯定我本人和特區政府過去一年的施政」。不過，學者認為王的言辭「嚴厲」，是一個清楚的信號，反映梁振英有做得不足的地方，相信會對他的管治構成一定壓力。
梁﹕習充分肯定本人施政
王光亞昨日接見梁振英後走到街上，先接受有線電視提問；10多分鐘後，再於港澳辦門外大街上接受各媒體發問。
被問及特區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兆佳稱要規範化述職，王光亞回應稱，今後會要求特首「找到不足」，「這一年工作上有什麼不足，也包括新的一年裏面你有哪些新的規劃，哪些新的事情要做」。他說，日後港澳兩地政府，都要報告在貫徹落實《基本法》方面「取得哪些進展，還存在哪些問題」。王提到「不足」時，只說「特首」，未有直接提梁振英名字（見另稿）。
學者﹕言辭嚴厲反映梁做得不足
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認為，中央的言辭「嚴厲了」，反映兩個問題﹕包括梁振英有做得不足的地方，以及過去特首述職時沒向中央反映有什麼不足。蔡子強稱，王光亞言論不及2004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向董建華訓話要求特區政府「查找不足」般嚴重，「但對梁振英的管治構成一定壓力」。
梁振英於總結行程記者會上，無正面回應有沒有「反映不足」的問題，他與王光亞都稱兩人沒談及電視發牌事件。當被問及是否向中央「報喜不報憂」時，梁回應稱，過去一年均有於述職前「全面、具體和客觀地」向中央交書面報告，又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稱前日已公開肯定他和特區政府施政。
陳太﹕字眼奇怪 削特首地位
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認為，王光亞用上「不足」的字眼是很奇怪，因為這是公開削弱特首地位，「令他（泛指特首）沒有尊嚴」。
工聯會黃國健表示，回歸初期，中央對香港的事務都較放鬆，「好似初歸新婦，客客氣氣」。現已回歸16年，所以把述職規範化也是正常的事。他呼籲大家毋須過分解讀「不足」一詞，「這是泛指所有特首，不止是叫梁振英」。新民黨副主席田北辰認為，中央要求規範特首述職，有點想突顯「一國」，強調「一國」高於「兩制」的意味，提醒港人不能只想「兩制」。
王稱民望低非重要問題
王光亞昨被有線電視問到梁振英評分近來跌至約40分，王回應說，民望低「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關鍵是看他施政是不是符合民意，關鍵是看他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方面，採取的一些措施是不是和香港的實際情相符合」。他之後對其他媒體稱，「民望民意民調的產生，每天都在變化，就跟股票一樣都在變。不能憑民調民意來判斷一個人的工作好壞」。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梁民望有升有跌屬正常，可視為參考，民主黨主席劉慧卿則認為中央是「死撐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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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特首定規範 更嚴機制或出台
北京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治權，成立直轄於中央的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朝廷最重視的就是挑選和任命行政長官。按照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中共元老、港澳工作和華僑工作負責人廖承志的說法，九七回歸，香港換一面旗幟，一個港督即可。可見，朝廷當年對收回香港主權治權，首先想到和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這麼兩道「粗線條」。
述職心情今非昔比
「換旗幟」再容易不過，沒甚麼可做的。「換港督」也即挑選、任命行政長官則要具體到「人頭」，可說漫無頭緒，不知找甚麼港人合適。因此，在過渡期從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掌權，各種「五花八門」、各有神通的「特首人選」不斷出現在中南海巨頭的辦公桌上。最後由江老爺子眾裏尋他千百度，大庭廣眾之下握住船王之子董建華的手，乾坤大定也。
那時對朝廷而言，找到了「合適的人」已經頗不容易，讓他在九七後代天子管治香江也算是放下了心頭巨石，根本沒有多想今後怎麼管理行政長官。只是在港英時代港督要每年或隨時返祖家英倫述職，這點倒是可以「現成借鑑」的，以體現收回香港主權治權後「換了港督」。因此，行政長官每年上京述職就最有了香港回歸的象徵意義。香港人在九七年之前也早已習慣了這種主權治權到底誰屬的中外「朝儀」。
因此，香港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最初一、兩年上京述職時，不但他本人十分興奮，倍感榮耀，朝廷也十分興奮，覺得很有天朝威儀；今上、相國以及和香港有關的各位朝臣，都會在特首述職時展露光芒。那個時候，特首述職是一件輕鬆愉快、很有面子的事情。
很快，新鮮勁、熱乎勁過去了，加上回歸後香江特首幹得很不怎樣，董建華因「忽然腳痛」半途下台，換上的港英餘孽曾蔭權更是私心自用、禍港殃民，最終走上涉嫌貪腐之路。
向內地大吏漸靠攏
朝廷遂發現對行政長官的工作必須加強管理和問責，杜絕像曾蔭權這樣對中央大耍陽奉陰違、兩面三刀手段的人借特首述職誇誇其談、撈取資本、欺世盜名，對特首工作要抓實、抓緊、抓細。毛皇帝說過，世界上的事情最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過去中央對行政長官的管理十分粗忽，過於「放心大膽使用」，過於「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現在不行了，今次梁振英赴京述職，就正好趕上了朝廷要對特首加強管理的「轉折點」。
當然，朝廷這方面的布局早已展開鋪墊。CY上京之前，當過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劉兆佳已吹風曰，中央正考慮將特首述職工作制度化、規範化，中央要求特首述職報告要寫得詳細。朝廷港澳工作大臣王光亞更指出今後特首述職要講成績、找不足，要有未來規劃。有消息說，朝廷正在草擬《特首述職法》，制訂相關工作手冊，列出細則。看來《基本法》是一個本本，《特首述職法》、工作手冊是個本本，有這兩個本本，特首這位「另類朝廷命官」今後的被管理也將向內地大吏逐漸靠攏也。
其實，朝廷對特首述職如何管理，制訂「述職法」也好，詳列工作手冊也好，都是「大局上」的東西，這樣，朝廷會更方便、更有根據隨時過問、指導特首的工作。今後若根據這些「法例」出台了甚麼「機制」、「組織人事」安排，大家也莫感奇怪也。
東方椰林
北京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治權，成立直轄於中央的特別行政區，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朝廷最重視的就是挑選和任命行政長官。按照當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中共元老、港澳工作和華僑工作負責人廖承志的說法，九七回歸，香港換一面旗幟，一個港督即可。可見，朝廷當年對收回香港主權治權，首先想到和認為最重要的就是這麼兩道「粗線條」。
述職心情今非昔比
「換旗幟」再容易不過，沒甚麼可做的。「換港督」也即挑選、任命行政長官則要具體到「人頭」，可說漫無頭緒，不知找甚麼港人合適。因此，在過渡期從鄧小平時代到江澤民掌權，各種「五花八門」、各有神通的「特首人選」不斷出現在中南海巨頭的辦公桌上。最後由江老爺子眾裏尋他千百度，大庭廣眾之下握住船王之子董建華的手，乾坤大定也。
那時對朝廷而言，找到了「合適的人」已經頗不容易，讓他在九七後代天子管治香江也算是放下了心頭巨石，根本沒有多想今後怎麼管理行政長官。只是在港英時代港督要每年或隨時返祖家英倫述職，這點倒是可以「現成借鑑」的，以體現收回香港主權治權後「換了港督」。因此，行政長官每年上京述職就最有了香港回歸的象徵意義。香港人在九七年之前也早已習慣了這種主權治權到底誰屬的中外「朝儀」。
因此，香港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最初一、兩年上京述職時，不但他本人十分興奮，倍感榮耀，朝廷也十分興奮，覺得很有天朝威儀；今上、相國以及和香港有關的各位朝臣，都會在特首述職時展露光芒。那個時候，特首述職是一件輕鬆愉快、很有面子的事情。
很快，新鮮勁、熱乎勁過去了，加上回歸後香江特首幹得很不怎樣，董建華因「忽然腳痛」半途下台，換上的港英餘孽曾蔭權更是私心自用、禍港殃民，最終走上涉嫌貪腐之路。
向內地大吏漸靠攏
朝廷遂發現對行政長官的工作必須加強管理和問責，杜絕像曾蔭權這樣對中央大耍陽奉陰違、兩面三刀手段的人借特首述職誇誇其談、撈取資本、欺世盜名，對特首工作要抓實、抓緊、抓細。毛皇帝說過，世界上的事情最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過去中央對行政長官的管理十分粗忽，過於「放心大膽使用」，過於「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現在不行了，今次梁振英赴京述職，就正好趕上了朝廷要對特首加強管理的「轉折點」。
當然，朝廷這方面的布局早已展開鋪墊。CY上京之前，當過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的劉兆佳已吹風曰，中央正考慮將特首述職工作制度化、規範化，中央要求特首述職報告要寫得詳細。朝廷港澳工作大臣王光亞更指出今後特首述職要講成績、找不足，要有未來規劃。有消息說，朝廷正在草擬《特首述職法》，制訂相關工作手冊，列出細則。看來《基本法》是一個本本，《特首述職法》、工作手冊是個本本，有這兩個本本，特首這位「另類朝廷命官」今後的被管理也將向內地大吏逐漸靠攏也。
其實，朝廷對特首述職如何管理，制訂「述職法」也好，詳列工作手冊也好，都是「大局上」的東西，這樣，朝廷會更方便、更有根據隨時過問、指導特首的工作。今後若根據這些「法例」出台了甚麼「機制」、「組織人事」安排，大家也莫感奇怪也。
東方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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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管治下，問責官員赴京向中央報告所屬政策事宜幾成常態。本報發現，今年以來至少九名司局長先後訪京與港澳辦官員會面，不少人更直接匯報其主理的政策事宜，這情況卻未見於前兩任特首。有時事評論員相信中央對梁振英不信任。
翻查過去一年問責官員訪京情況，發現撇除與所屬政策範疇對口部門作交流，或出席當地論壇及研究會後，至少九名司局長先後上京（不包括三名局長本月被急召到北京陪同梁振英述職），會見港澳辦副主任或以上的人士，不少會面涉及具體討論其所屬政策範疇，7.1遊行後更頻繁；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與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先後在8月及9月北上與港澳辦副主任徐澤會面，分別討論扶貧政策及雙非問題等。
至今年10月中，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更獲港澳辦副主任周波接見，直接匯報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工作及樓市辣招。
有官場中人指有關情況過往罕見：「好少一個局長會上京，就住一個咁具體、咁特區內部事務嘅事向中央交代。」另有政界中人指，過往司局長縱然訪京，也未必每次與港澳辦官員會面，但梁班子訪京行程，港澳辦幾乎例不缺席，而港澳辦負責特區事務，或藉官員北上直接就政策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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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管治工作可做得更好 (16:47)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說，看不見有特區政府有管治能力問題，但管治工作可以不斷求新求變，做得更好。
林鄭月娥下午出席完香港單車館竣工儀式後，會見傳媒。記者問到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今早在電台指中央認為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欠佳，希望協助特區政府提高管治能力，林鄭回應說，還有約兩個星期特首就要發表施政報告，過去幾個月整個問責團隊都正為這個努力，盼望能彰顯特首的管治理念。整個問責團隊在特首領導之下，和公務員和各個部門充分合作，看不到有評論中提到的現象。不過，她又補充說，管治工作可以不斷求新求變，做得更好，以滿足市民的訴求。
對於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批評政改諮詢文件存在嚴重誤導，要求政府清楚解釋何謂機構提名以及如何落實，林鄭月娥沒正面回應，只說諮詢期還有4個多月，呼籲市民踴躍發表意見。
另外，她重申香港是非常自由開放的社會，對遊行亦習以為常，希望市民依法表達意見，亦呼籲元旦遊行的主辦機構和警方配合。
劉兆佳：中央憂港成負累 (09:26)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中央正關注香港失去發展動力，未來會否成為內地負累，更承認中央在立法會選舉中有角色。
劉兆佳今早在商台節目上指出，很多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跟中央在基本法草擬期間的認識有偏差，例如港人認為中央在特首委任過程只能是橡皮圖章、又或認為人大釋法是破壞香港法治，令到中央耿耿於懷。
他指出，在回歸初期，中央確實甚少過問香港事務，但近年中央和特區關係已進入新階段，中央希望協助特區政府提高管治能力，甚至設法讓多些愛國人士進入立法會，惟沒興趣管理香港日常事務。他表示，中央過往認為香港的管治問題來自反對派，但現時則認為建制派與特區政府關係不好，政府管治能力亦欠佳。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說，看不見有特區政府有管治能力問題，但管治工作可以不斷求新求變，做得更好。
林鄭月娥下午出席完香港單車館竣工儀式後，會見傳媒。記者問到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今早在電台指中央認為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欠佳，希望協助特區政府提高管治能力，林鄭回應說，還有約兩個星期特首就要發表施政報告，過去幾個月整個問責團隊都正為這個努力，盼望能彰顯特首的管治理念。整個問責團隊在特首領導之下，和公務員和各個部門充分合作，看不到有評論中提到的現象。不過，她又補充說，管治工作可以不斷求新求變，做得更好，以滿足市民的訴求。
對於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批評政改諮詢文件存在嚴重誤導，要求政府清楚解釋何謂機構提名以及如何落實，林鄭月娥沒正面回應，只說諮詢期還有4個多月，呼籲市民踴躍發表意見。
另外，她重申香港是非常自由開放的社會，對遊行亦習以為常，希望市民依法表達意見，亦呼籲元旦遊行的主辦機構和警方配合。
劉兆佳：中央憂港成負累 (09:26)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中央正關注香港失去發展動力，未來會否成為內地負累，更承認中央在立法會選舉中有角色。
劉兆佳今早在商台節目上指出，很多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跟中央在基本法草擬期間的認識有偏差，例如港人認為中央在特首委任過程只能是橡皮圖章、又或認為人大釋法是破壞香港法治，令到中央耿耿於懷。
他指出，在回歸初期，中央確實甚少過問香港事務，但近年中央和特區關係已進入新階段，中央希望協助特區政府提高管治能力，甚至設法讓多些愛國人士進入立法會，惟沒興趣管理香港日常事務。他表示，中央過往認為香港的管治問題來自反對派，但現時則認為建制派與特區政府關係不好，政府管治能力亦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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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中央影響選舉結果「亦符一國兩制」
元旦遊行前夕，中央政策研究組前首席顧問、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已經進入新階段，中央「開始關注特區政府管治狀」。他說，中央認為港人不尊重其角色，「最耿耿於懷是香港人認為中央在委任行政長官時只能扮演橡皮圖章角色」，加上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中央對港態度會自然會走向強硬。他說，中央為了一國兩制不會走錯路，「中央認為出面影響香港選舉結果，亦是符合一國兩制」。
指中央從前隔岸觀火 近年謀提升港能力
對於中央關注特區政府管治狀，是否代表中央加強干擾香港事務，劉兆佳接受本報查詢時回應說，「中央是加強支持同合作，強化香港管治」，又說「什麼是介入，有灰色地帶」。他說，由於中央覺得自己失去對《基本法》話語權，所以最近不斷有中央官員出來談《基本法》及中央權力，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不時撰文談中央權力便是一例。
劉兆佳昨接受商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訪問表示，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已由回歸時的「隔岸觀火」，以及2003年50萬人上街後，變成關注反對派對特區政府的衝擊，進入到近年的新階段。他說，中央謀求如何提升港府管治能力，以及如何與中央相互配合。
劉：港人視選特首橡皮圖章 中央耿耿於懷
劉兆佳表示，中央認為很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與原先中央在1980年代制定《基本法》時有偏差，又不尊重中央的角色，「最耿耿於懷是香港人認為中央在委任行政長官時只能扮演橡皮圖章角色，或人大釋法就是破壞香港法治，這些都是中央不能接受」。所以即使香港人認為中央不應插手選舉，但從中央角度看，「一國兩制關乎國家利益、香港利益，如果一國兩制過分受到那些反抗中央的人左右，一國兩制將來點行好？」他說，中央正正不想一國兩制發展走了另一條路，所以中央「認為出面影響香港選舉結果，亦是符合一國兩制」。
選舉過程「不能說中央沒發揮影響力」
對於中央是否明言插手香港選舉，劉兆佳說，這仍是一個未清楚如何處理的問題，中央的立場應是希望達到愛國者治港，因此希望愛國的人當選。他更稱，很多愛國團體和中央有關係，經常在選舉期間發動群眾，「不能說在選舉過程當中，中央沒有發揮任何影響力」。
劉兆佳說，2017年特首選舉設立提名委員會，是為了確保候選人能被中央接受。不過，他說由於中央與港人的互信嚴重不足，所以中央在選擇特首候選人時會持謹慎態度。
泛民內「未必無」中央接受人選
對於這是否代表民主派成員很難「入閘」參選，劉兆佳回應說，雖然中央不接受對抗者當特首，但泛民內「未必無」可以獲中央接受的人選。
他解釋，現時中國面對的形勢更凶險，「外來的威脅多了很多」，中國的崛起引起其他國家恐懼，令他們採取反制中國措施，如軍事上日美同盟推動其他國家與中國爭奪南海資源。同時，中國處於改革開放深水區，國內不穩定因素很多。面對內憂外患，中央態度自然走向強硬，小心謹慎處理香港問題是正常的，「政改爭議就是在這個大環境下發生」。
元旦遊行前夕，中央政策研究組前首席顧問、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中央與特區政府的關係已經進入新階段，中央「開始關注特區政府管治狀」。他說，中央認為港人不尊重其角色，「最耿耿於懷是香港人認為中央在委任行政長官時只能扮演橡皮圖章角色」，加上中國處於內憂外患，中央對港態度會自然會走向強硬。他說，中央為了一國兩制不會走錯路，「中央認為出面影響香港選舉結果，亦是符合一國兩制」。
指中央從前隔岸觀火 近年謀提升港能力
對於中央關注特區政府管治狀，是否代表中央加強干擾香港事務，劉兆佳接受本報查詢時回應說，「中央是加強支持同合作，強化香港管治」，又說「什麼是介入，有灰色地帶」。他說，由於中央覺得自己失去對《基本法》話語權，所以最近不斷有中央官員出來談《基本法》及中央權力，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不時撰文談中央權力便是一例。
劉兆佳昨接受商台節目《在晴朗的一天出發》訪問表示，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已由回歸時的「隔岸觀火」，以及2003年50萬人上街後，變成關注反對派對特區政府的衝擊，進入到近年的新階段。他說，中央謀求如何提升港府管治能力，以及如何與中央相互配合。
劉：港人視選特首橡皮圖章 中央耿耿於懷
劉兆佳表示，中央認為很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與原先中央在1980年代制定《基本法》時有偏差，又不尊重中央的角色，「最耿耿於懷是香港人認為中央在委任行政長官時只能扮演橡皮圖章角色，或人大釋法就是破壞香港法治，這些都是中央不能接受」。所以即使香港人認為中央不應插手選舉，但從中央角度看，「一國兩制關乎國家利益、香港利益，如果一國兩制過分受到那些反抗中央的人左右，一國兩制將來點行好？」他說，中央正正不想一國兩制發展走了另一條路，所以中央「認為出面影響香港選舉結果，亦是符合一國兩制」。
選舉過程「不能說中央沒發揮影響力」
對於中央是否明言插手香港選舉，劉兆佳說，這仍是一個未清楚如何處理的問題，中央的立場應是希望達到愛國者治港，因此希望愛國的人當選。他更稱，很多愛國團體和中央有關係，經常在選舉期間發動群眾，「不能說在選舉過程當中，中央沒有發揮任何影響力」。
劉兆佳說，2017年特首選舉設立提名委員會，是為了確保候選人能被中央接受。不過，他說由於中央與港人的互信嚴重不足，所以中央在選擇特首候選人時會持謹慎態度。
泛民內「未必無」中央接受人選
對於這是否代表民主派成員很難「入閘」參選，劉兆佳回應說，雖然中央不接受對抗者當特首，但泛民內「未必無」可以獲中央接受的人選。
他解釋，現時中國面對的形勢更凶險，「外來的威脅多了很多」，中國的崛起引起其他國家恐懼，令他們採取反制中國措施，如軍事上日美同盟推動其他國家與中國爭奪南海資源。同時，中國處於改革開放深水區，國內不穩定因素很多。面對內憂外患，中央態度自然走向強硬，小心謹慎處理香港問題是正常的，「政改爭議就是在這個大環境下發生」。
Re: 現時香港亂局不是最壞 只會更壞 P2 / 北京處理香港政局宜洩不宜再加壓 P8
港澳研究會 「戰略部署」非「干預港政」
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研究會成立目的，並非因當前政府出現管治問題，而是為了長遠戰略部署，但亦會探討當前的管治問題，以及為中央培訓人才。劉兆佳亦有評論中策組的工作，指中策組多了參與日常管治，易與部門產生摩擦。
稱中央少人處理港務 需培訓人才
劉兆佳昨接受商台訪問時說，全國港澳研究會的成立，是為了長遠戰略部署，負責研究過去一國兩制的落實情及探討當前問題，包括管治問題，及探討長遠一國兩制的發展路向。不過，他說中央無法對港實施「微型管治」，因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人很少，因此要透過研究會培訓人才，「急起直追」。
劉兆佳接受本報訪問時解釋，內地與香港關係愈趨頻繁密切，如何能做到中央支持香港、但又不會被指損害一國兩制，這便是研究會可以探討的課題。他不認同研究會會干預港府的說法，表示如果不去研究涉及一國兩制引起衍生的猜疑及衝突，問題反而更大，現時公開研究報告，讓社會參與討論是好事。
指中策組涉足管治 易生摩擦
他表示，中策組過去有3方面工作，包括集中研究長遠戰略課題，包括政治、社會民生和經濟。二是協助政府掌握民情民意。三是幫助政府和學術界建立橋樑，參與政策研究；設立非全職顧問，也是為了培育人才。
不過，他認為現時中策組參與政府日常運作的程度是高了，可能導致中策組與司局間的摩擦多了，因為官員不希望有人插手其事務。對於高靜芝獲委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的官守成員，劉兆佳說，有人被特首賦予權力做事，不論官員喜歡與否，也要合作，但承認中策組在人才選拔方面的影響力是多了。
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示，研究會成立目的，並非因當前政府出現管治問題，而是為了長遠戰略部署，但亦會探討當前的管治問題，以及為中央培訓人才。劉兆佳亦有評論中策組的工作，指中策組多了參與日常管治，易與部門產生摩擦。
稱中央少人處理港務 需培訓人才
劉兆佳昨接受商台訪問時說，全國港澳研究會的成立，是為了長遠戰略部署，負責研究過去一國兩制的落實情及探討當前問題，包括管治問題，及探討長遠一國兩制的發展路向。不過，他說中央無法對港實施「微型管治」，因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人很少，因此要透過研究會培訓人才，「急起直追」。
劉兆佳接受本報訪問時解釋，內地與香港關係愈趨頻繁密切，如何能做到中央支持香港、但又不會被指損害一國兩制，這便是研究會可以探討的課題。他不認同研究會會干預港府的說法，表示如果不去研究涉及一國兩制引起衍生的猜疑及衝突，問題反而更大，現時公開研究報告，讓社會參與討論是好事。
指中策組涉足管治 易生摩擦
他表示，中策組過去有3方面工作，包括集中研究長遠戰略課題，包括政治、社會民生和經濟。二是協助政府掌握民情民意。三是幫助政府和學術界建立橋樑，參與政策研究；設立非全職顧問，也是為了培育人才。
不過，他認為現時中策組參與政府日常運作的程度是高了，可能導致中策組與司局間的摩擦多了，因為官員不希望有人插手其事務。對於高靜芝獲委授勳及非官守太平紳士遴選委員會的官守成員，劉兆佳說，有人被特首賦予權力做事，不論官員喜歡與否，也要合作，但承認中策組在人才選拔方面的影響力是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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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特區政府管治能力 須符合「一國兩制」原則
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研究組前任首席顧問劉兆佳提到，新近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是長遠戰略部署，負責研究一國兩制落實情、探討當前問題，包括管治問題以及探討長遠一國兩制發展路向等。從劉兆佳的提法，反映提升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確立情勢轉變下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由於事態涉及特區管治，關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原則問題，中央拿必須準確，若有偏差，將會對一國兩制構成衝擊，對中央和香港都無好處。
香港管治出現問題
要判斷準確對症下藥
回歸16年半，歷經董建華、曾蔭權和現在的梁振英3任特首，從香港情勢和發展看來，管治出現問題，有說法指港人沒有珍惜中央給予的機會，未能管治好香港，中央迫不得已介入；不過，了解香港情勢的人，都會知道香港管治困局的真實原因，是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缺乏認受性；政府在立法會無票，所謂執政同盟又未能強固，致使特首與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即是說，管治困局是未有一個適應香港實際需要政治體制的結果，政治體制根本未予機會讓香港實踐高度自治。
中央和一些建制中人不同意這個認知。不過，行政主導需要得到立法機關支持，才可以體現，港英管治時完全控制立法局（議席都由港英委任，直到知道將要撤離香港才改動），政令推行得以如臂使指，但是回歸之後，立法會議席經由選舉產生，即是權力來自選民（即使是小圈子選舉的功能組別也如是），議員毋須看特區政府臉色行事。所以，只知緬懷港英時期的強勢管治，卻無視立法機關的根本轉變，只是在迴避真實問題。
即使堅持認為建制派可以協助特首和政府推行政策，事態發展卻證明行之無效。回歸以來，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非鐵板一塊。董建華在《基本法》23條立法觸礁，是自由黨臨陣「起義」的結果；曾蔭權管治後期提出的社會民生政策，連建制派中的中堅力量民建聯和工聯會也不支持；至於梁振英就任特首一年半以來，建制派不單分裂，梁振英更與自由黨拳來腳往。這些情，在在說明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與特首政府的扞格，顯示倚靠建制派協助管治，並不奏效。
中央關注香港管治問題，對港政策會有什麼轉變，尚待觀察。不過，2003年之後，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轉變，成效與負面影響值得注意和警惕。2003年50萬人大遊行，是中央對港政策的轉捩點，當時由已退休的中聯辦副主任朱育誠主持一個港澳研究所，收羅在北京研究香港的學者，研究分析香港，這個研究所就香港事務曾經獻過什麼計策，外界並不知道；另外，2007年之後，中央更深廣地介入香港事務，當時中聯辦的曹二寶一篇所謂「第二支管治隊伍」的「理論探討」，引起關注和討論，中聯辦人士雖然極力淡化此事，但是從其後中聯辦人員介入選舉、影響建制派議員投票等事實，是否與第二支管治隊伍有關？無從查證。
中聯辦人員確實積極介入香港事務。例如，近年地方上一些活動，中聯辦人員「當仁不讓」地做主禮嘉賓，特區官員成為布景板的場面，已經司空見慣。中央透過中聯辦的觸鬚介入香港事務，若目的為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數年下來，管治未見改善，反而看到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有每況愈下之勢。目前出現的建制派部分力量與梁振英不咬弦，會否與中聯辦的積極活躍有關，值得觀察，因為特首和政府若被看穿只是傀儡，則建制派只接受幕後力量支配調度，就是很正常的事。
全國港澳研究會位階甚高，反映中央對港澳政策，特別是出現管治問題的香港，正在醞釀一套方針政策。研究會約有300名專家、學者，以特邀方式邀請20多名本港學者等人士參加，誰獲「特邀」，相信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有很大影響力，因為研究會會長陳佐洱說他們「接受國務院港澳辦的業務指導」。不知道那20多名本港人士按什麼準則獲得「特邀」，若因為他們與中央同一調子，則無論日後提出什麼真知灼見，則起碼反映研究會的組成並不反映香港的多元特質，這樣的話，日後研究會提出的意見、建議是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從一開始就有疑問。
扭曲對港方針政策
對中央香港都無好處
昨日，劉兆佳在電台節目回應立法會選舉是否香港日常事務，是否需要中央協助時，他表示從中央的角度，「一國兩制關乎國家利益、香港利益，如果一國兩制過分受到那些反抗中央的人左右，一國兩制將來點行好？」他說中央正正不想一國兩制發展走了另一條路，所以，中央「認為出面影響香港選舉結果，亦是符合一國兩制」。不知道劉兆佳是否認同這個中央「角度」，至少他在節目中未提出異議。香港選舉是香港內部事務，影響香港選舉結果，即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損害香港的高度自治，若作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的劉兆佳對此並無異議，則日後中央與香港的定位是怎樣一種狀態，就很難估量了。無論中央與香港關係有什麼轉變，都不應該扭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特殊方針政策，否則對中央絕無好處，香港更會遭到衝擊和損害。
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研究組前任首席顧問劉兆佳提到，新近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是長遠戰略部署，負責研究一國兩制落實情、探討當前問題，包括管治問題以及探討長遠一國兩制發展路向等。從劉兆佳的提法，反映提升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確立情勢轉變下中央與香港的關係，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由於事態涉及特區管治，關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原則問題，中央拿必須準確，若有偏差，將會對一國兩制構成衝擊，對中央和香港都無好處。
香港管治出現問題
要判斷準確對症下藥
回歸16年半，歷經董建華、曾蔭權和現在的梁振英3任特首，從香港情勢和發展看來，管治出現問題，有說法指港人沒有珍惜中央給予的機會，未能管治好香港，中央迫不得已介入；不過，了解香港情勢的人，都會知道香港管治困局的真實原因，是特首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缺乏認受性；政府在立法會無票，所謂執政同盟又未能強固，致使特首與政府施政舉步維艱。即是說，管治困局是未有一個適應香港實際需要政治體制的結果，政治體制根本未予機會讓香港實踐高度自治。
中央和一些建制中人不同意這個認知。不過，行政主導需要得到立法機關支持，才可以體現，港英管治時完全控制立法局（議席都由港英委任，直到知道將要撤離香港才改動），政令推行得以如臂使指，但是回歸之後，立法會議席經由選舉產生，即是權力來自選民（即使是小圈子選舉的功能組別也如是），議員毋須看特區政府臉色行事。所以，只知緬懷港英時期的強勢管治，卻無視立法機關的根本轉變，只是在迴避真實問題。
即使堅持認為建制派可以協助特首和政府推行政策，事態發展卻證明行之無效。回歸以來，他們之間的關係並非鐵板一塊。董建華在《基本法》23條立法觸礁，是自由黨臨陣「起義」的結果；曾蔭權管治後期提出的社會民生政策，連建制派中的中堅力量民建聯和工聯會也不支持；至於梁振英就任特首一年半以來，建制派不單分裂，梁振英更與自由黨拳來腳往。這些情，在在說明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與特首政府的扞格，顯示倚靠建制派協助管治，並不奏效。
中央關注香港管治問題，對港政策會有什麼轉變，尚待觀察。不過，2003年之後，中央處理香港事務的轉變，成效與負面影響值得注意和警惕。2003年50萬人大遊行，是中央對港政策的轉捩點，當時由已退休的中聯辦副主任朱育誠主持一個港澳研究所，收羅在北京研究香港的學者，研究分析香港，這個研究所就香港事務曾經獻過什麼計策，外界並不知道；另外，2007年之後，中央更深廣地介入香港事務，當時中聯辦的曹二寶一篇所謂「第二支管治隊伍」的「理論探討」，引起關注和討論，中聯辦人士雖然極力淡化此事，但是從其後中聯辦人員介入選舉、影響建制派議員投票等事實，是否與第二支管治隊伍有關？無從查證。
中聯辦人員確實積極介入香港事務。例如，近年地方上一些活動，中聯辦人員「當仁不讓」地做主禮嘉賓，特區官員成為布景板的場面，已經司空見慣。中央透過中聯辦的觸鬚介入香港事務，若目的為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數年下來，管治未見改善，反而看到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有每況愈下之勢。目前出現的建制派部分力量與梁振英不咬弦，會否與中聯辦的積極活躍有關，值得觀察，因為特首和政府若被看穿只是傀儡，則建制派只接受幕後力量支配調度，就是很正常的事。
全國港澳研究會位階甚高，反映中央對港澳政策，特別是出現管治問題的香港，正在醞釀一套方針政策。研究會約有300名專家、學者，以特邀方式邀請20多名本港學者等人士參加，誰獲「特邀」，相信國務院港澳辦公室有很大影響力，因為研究會會長陳佐洱說他們「接受國務院港澳辦的業務指導」。不知道那20多名本港人士按什麼準則獲得「特邀」，若因為他們與中央同一調子，則無論日後提出什麼真知灼見，則起碼反映研究會的組成並不反映香港的多元特質，這樣的話，日後研究會提出的意見、建議是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從一開始就有疑問。
扭曲對港方針政策
對中央香港都無好處
昨日，劉兆佳在電台節目回應立法會選舉是否香港日常事務，是否需要中央協助時，他表示從中央的角度，「一國兩制關乎國家利益、香港利益，如果一國兩制過分受到那些反抗中央的人左右，一國兩制將來點行好？」他說中央正正不想一國兩制發展走了另一條路，所以，中央「認為出面影響香港選舉結果，亦是符合一國兩制」。不知道劉兆佳是否認同這個中央「角度」，至少他在節目中未提出異議。香港選舉是香港內部事務，影響香港選舉結果，即是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損害香港的高度自治，若作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的劉兆佳對此並無異議，則日後中央與香港的定位是怎樣一種狀態，就很難估量了。無論中央與香港關係有什麼轉變，都不應該扭曲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特殊方針政策，否則對中央絕無好處，香港更會遭到衝擊和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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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淡出很久的詞在2013年重新回到香港人的視線：移民。
香港保安局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有約3900名香港居民移居海外，較去年同期增長8.3%。這個人數雖然比不上香港歷史上幾次移民潮的規模（67暴動之後、中英談判期間、1989之後、1997之前），但卻是回歸16年以來的最大升幅。中介公司也重開了97之後很少見的周末移民講座，以應對來勢洶洶的移民諮詢熱潮。
但是這一年，沒有疫病，沒有金融危機，甚至也沒有巨大的政治變動。
離開，好似也沒什麼突如其來的戲劇性因素。 「樓價太高」、「小孩搶名校太辛苦」、「生活壓力大」、「年輕人沒有條件創業」……林林總總，不外乎平淡的切膚之痛。很多人說是「香港的政治環境令人厭棄」：爭吵──無解，抗議──無解，危機──無解，人們越來越不耐煩，街頭激烈，政治空轉，深層次、結構性的社會矛盾看不到解決的希望，於是用腳投票。他們賣了樓，賣了車；或者一無所有的，就這麼走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說：「這種談論移民的趨勢，已經十幾年二十幾年沒聽過了，體制內的朋友私下會說，這麼多年沒想過移民，現在也要想了。」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在經濟數據依舊向好，並沒有重大政治變故發生的情況下，用腳投票的沉默選擇顯示社會管治危機正趨向臨界點。
這瀰漫社會的消極氣氛，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三項調查數字中，量化地呈現出來：
2013年11月26日，特首梁振英的最新民意支持度調查出爐，100分是滿分，梁的得分是40.6。這是他自去年上任以來的最低點。這個分數遠低於前任特首曾蔭權的支持度，並直逼首任特首董建華的最低支持度40.4分──董的最低分出現在2003年4月，就在這之後3個月，2003年7月1日，香港爆發了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抗爭行動，50萬人頂着烈日上街，要求董建華下台，抗議基本法23條立法，給回歸後的香港划下第一個歷史拐點。
港大調查還顯示，香港人對香港政治社會狀況的滿意度，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的13.4％。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凈值（有信心減去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的15.2％。
而在一項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問題的調查中，2013年上半年，只有34.9%的香港人認同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包括「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這個數字甚至低於97回歸時的37.8%。其中，只有14.6%的年輕人（18歲到29歲）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比1997年的31.2％低了一倍還不止。
這些數字直觀地反映：特首不被多數市民信任，特區政府施政令多數人不滿；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減低，對北京插手香港事務的焦慮日漸升高；主權回歸16年，對中國的身份認同竟低於回歸前──人心沒有回歸，反而被越推越遠。
回歸之後的香港並非總是如此。回歸初期、特首曾蔭權的首個任期，都是民調指數相當積極的時候，而對中國身份的認同感，更是隨着內地時局變化、政治文明度的表現有鮮明的對照反應。比如2008年，在四川地震和北京奧運的雙重感染下，港人對中國身份的認同感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值。而艾未未、李旺陽、劉曉波等人權受到侵害的事件發生後，這個認同度又會出現明顯的波動變化。
2013年發生了什麼，令香港社會陷入如此躁動而無力的低迷狀態？
醜聞政治
香港一向以公務員隊伍的清明廉潔著稱於世。然而剛剛過去的這一年，政壇醜聞曝光之多、之深，卻是十數年來罕見，一再挑戰港人將「廉政」作為核心價值的心理底線。
時任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劉夢熊在年初向媒體爆料，稱梁振英競選特首時聯手著名媒體操縱民意，並不惜以「污點證人」之姿聲稱梁振英與他有利益輸送的口頭承諾卻未兌現，引發輿論大嘩。劉夢熊後被揭露其爆料之時正在被廉政公署調查，被疑有報復動機。連續數周的媒體密集跟進令人看到高層政壇被撕開的一角，讀者大呼荒謬：這就是小圈子選舉的真相！
4月，審計署報告揭發前任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在任期間，廉署以「分拆賬單」及改作「宣傳費用」入賬手法，支持2010年11月初以及12月初的兩場「超標」晚宴，宴請中國內地官員代表團，走捷徑繞過申領酬酢開支規管指引。這個被內地網民調侃為「不就是請客多花了一點錢嘛」的行為，卻給廉政公署近40年來的清譽蒙上污點，震驚全城。港府立即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 11月27日，香港立法會發表調查報告，認為廉署行為失當，「痛斥」湯顯明不廉不潔，有議員更批評湯顯明「厚顏無恥」。旅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陳冠中在7月香港書展的公開演講中特別提到了廉政公署醜聞。他說：「我周圍的同齡人都覺得特別驚訝，在香港，在我們成長的年代，好像『廉政』已經是不用再強調的概念了，大多數人根本不想再做貪污腐敗的事，不想把錢給貪污腐敗的人，也不想貪人家給的便宜。……這種行為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尤其是廉政做了這麼多年，這麼有成效，怎麼一下子就突然變了？自律沒有了。原來，這些東西是這麼容易掉回頭去的。」
醜聞接二連三。梁振英幕僚、前任香港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僅12天，即被曝出涉嫌20多年前騙取公務員租金津貼，後辭去局長及行政會議成員職務。 「在過去十多年，香港政局似乎從沒有這麼亂過，」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感嘆。
在年尾，一場圍繞電視遙控器的風波更把今年針對梁振英政府的民怨燃至最高點。香港長年以來只有TVB和ATV兩間免費電視台，港府增加免費電視牌照的決議醞釀多年，2013年10月宣布結果，卻沒有發牌給籌備造勢最大、觀眾呼聲也最高的「香港電視」，而是發給兩家名不見經傳的電視台。 「香港電視」及幾大媒體質疑行政會議黑箱作業，引發了10月20日全港12萬市民遊行，抗議黑箱作業，要求政府「交待發牌準則」、「反對媒體壟斷」。爭議至今仍未平息，特首梁振英的民望更進一步跌至他上任以來的谷底。
貧富懸殊和工人運動
9月28日，香港特區政府首次公布香港「貧窮線」。貧窮線定為家庭入息中位數的50%。根據2012年底數字估算，香港共有131萬貧窮人口，貧窮率為19.6%。儘管香港自70年代以來的基尼係數一直都高於國際警戒線的0.4，顯示香港有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但在80年代實施公共與福利政策頗見成效之後這麼多年，貧窮人口比例仍接近二成，這個數字令人震驚。
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在2001年，最貧窮家庭與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差距是27倍，而10年後，2011年，他們之間的差距拉大到了42倍。在過去十年，香港經濟總體向好，人均GDP上升了47.6％，但貧窮家庭卻沒有因此受惠。他們的收入越來越少，生活越見吃力。當「地產霸權」成為社會的流行語，基層力量也成為近年來香港的社運生力軍。
2013年初爆發了香港二戰之後歷時最久的工人運動。 3月28日開始，數百名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外判工人要求加薪20%，並宣布將持續罷工直至訴求達成。他們在碼頭長期紮營，行動第三天，便有不同的團體組織，成立了「各界支援碼頭罷工後援會」。音樂人為碼頭工人唱歌，文化人編寫碼頭工人報《大眾碼經》，法律界義工幫助集體談判。更值得關注的是左翼學運與工運在這次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中形成的合力：在抗爭現場，除了工人，最常見的就是青年學生的身影。明確支持工人的學聯和青年組織「左翼21」的口號是：「學生就是工人」。
長達40天的罷工以資方同意加薪9.8％、碼頭工人讓步結束。但「學生」＋「工人」反抗「李嘉誠」＋「地產霸權」的社運新趨勢，似乎才剛剛開始。
中港矛盾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教授陳韜文在分析近年來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下跌時認為，影響認同度的，除了中國大陸政治文明度的表現之外，還有一個新因素：資源爭奪。內地孕婦來香港生孩子、媽媽來買奶粉、跨境學童上學、大學與職場中的內地生競爭者、地產市場中的內地豪客……香港本地社會面臨的資源爭奪在近年愈發突顯，加劇了近幾年的中港矛盾。
父母均非香港居民，但只要孩子在香港出生，即享有香港永久性居留權。香港這一法律判例自從2001年由「庄豐源案」成立，便吸引了不少內地媽媽到香港產子。然而在政府未作合理評估及政策配套的情況下，從嬰兒在醫院降生到吃奶出行、幼稚園入學，「雙非」孩童在各個環節擠占本地有限資源的現象引發了極大爭議。 2013年國慶假期香港靠近深圳的新界區一些幼稚園外，近千名家長通宵排隊為子女報名的陣仗，再次引發了本地家長的怨氣。面對社會不滿及排外情緒，大陸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發文回應，稱香港出生率低，因此社會發展需要「新香港人」作為補充人口；文章並引述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言論，認為新來港人士的學歷在過去10年整體有所上升，有14%是大專或以上學歷，他們大部分是自食其力，不依賴社會援助。
然而官方媒體對「新香港人」的主動定義及支持，並未面對港府政策失當的根源，其「家長式」的說教口吻，反而引發了香港本地輿論的反彈。有內地在港畢業生組織的「新香港人」討論會被指責為「洗腦」，還有言論認為「新香港人」並不單是民間自由流動的結果，還包括有政治目的的「人口置換」 。港人對中央插手香港事務，或者北京意識主導香港決策的擔憂和焦慮可見一斑。
普選亮劍
2013年12月4日，香港政府宣布啟動為期5個月的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諮詢，徵詢公眾意見，包括屆時的提名委員會、選民基礎等。在政府主頁上公布的《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文件的名字叫做「有商有量，實現普選」。這「有商有量」四個字，側面呈現了2013年關於香港政治民主化改革已幾近撕裂無法彌合的爭議。
香港自回歸以來，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一直是經由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候選，再由選舉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並報中央政府任命。選舉委員會按照功能界別劃分，規模由1996年的400人循序漸進增至2002年的800人、及2012年的1200人，一直被詬病為「小圈子」選舉。研究選舉政治的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馬岳認為，以功能組別為基礎的「小圈子」選舉設置，直接扶持了香港的工商界力量，削弱基層聲音，並弱化了立法會作用，本意是加強特首對香港施政的控制力，但反而大大減低了特首的認受性及支持度，令政府管治頻現危機，長期來看，更令香港的產業結構失衡，助長地產霸權。
基本法附件一中規定，這種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辦法適用於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 「此後如要改變選舉辦法，由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因此自2003年開始，香港民間社會就一直在為爭取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努力，但04年全國人大對基本法釋法，否決了07年普選的可能；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再次宣布，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亦無可能，「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漫長的等待讓民主派人士與北京之間的信任度降至低點，而人大07年決定中，含糊其辭的說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更引發了猜疑。以功能組別為基礎的選舉委員會的現行組成方式被民主派公認為不具有代表性，且傷害香港民主根本，但人大決定中「可參照」這個曖昧說法，令民主派人士擔心提名委員會可能成為一個不公平的預篩選機制，「北京不喜歡的人無法進入選舉程序」，會否真的存在這樣的篩選？若果真如此，普選的意義又在哪裡？這是香港民間普遍的焦慮。學者馬岳說，如果此次討論2017年普選的設置，真的設置了有政治針對性的准入門檻，而不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那他悲觀預測香港未來只能是「未來十年，街頭見」。
在這種情勢下出現的「佔領中環」運動，也給2013年留下了必然要記錄的一筆。這是一個事先聲張的「公民抗命」違法行動，它的訴求是爭取「真普選」，還未發生便攪動起全城輿論風暴。
早在1月16日，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香港民間要爭取遲遲不來的普選，且要確保爭來的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而不是設立特殊篩選門檻的「假普選」，那麼，「公民抗命是最具殺傷力的武器」。戴耀廷說自己會身體力行，亦號召有志者在必要的時候採取公民抗命的手段──「佔領中環」。該手段非法，所以如果被捕，行動者不抗辯，甘願坐牢。這種以自我犧牲喚起民間覺醒的激進抗爭方式還從未在香港出現過，首次便是由法學教授提出，無疑在輿論場投下一枚深水炸彈。戴耀廷認為，香港自1997年以來遲遲不能完成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是導致今天香港管治危機、發展失衡的根源之一，香港人應該為民主付出更多，「不能再等」。
之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牧師朱耀明加入，和戴耀廷一起成為「佔領中環」的三名發起人。然而「佔中」並不是明天就發生，甚至不知道會不會發生。戴耀廷說，「可以這樣說，發起『佔中』的目的是為了最後不需要佔領中環。」他的意思是，如果可以凝聚起足夠的壓力與民意，逼迫特區政府、立法會及中央最終推出一份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那「佔中」就不必要真的發生；因此，「佔中」的重點在於讓更多的人注意到這件事、投入討論這件事，思考香港究竟要什麼樣的民主與未來。 「公民啟蒙與協商是我們更大的目的，佔領並非目的，而是最終萬不得已的選擇。」為此，他們在「佔中」的實際行動前設置了諸多活動議程：簽署誓約、商討日、公民授權，等等。在預計可能的佔領時間（2014年）到來前整整一年，各種普選方案已經開始在社會上討論，並激起討論。本地親建制媒體亦高密度、高強度地批判佔領中環，激化爭議，客觀上也攪動起全城對普選議題的思考和關注。
2013年在姍姍來遲的政改諮詢啟動中畫下句點。 5個月後，會有什麼樣的普選方案出爐，民意是否認可？是否符合「真普選」的標準？立法會能否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中央能否批准？「佔中」會不會發生？回歸以來，關乎香港未來的最大懸念將會在2014年揭開，而2013年，箭在弦上，弓已拉滿。
香港保安局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有約3900名香港居民移居海外，較去年同期增長8.3%。這個人數雖然比不上香港歷史上幾次移民潮的規模（67暴動之後、中英談判期間、1989之後、1997之前），但卻是回歸16年以來的最大升幅。中介公司也重開了97之後很少見的周末移民講座，以應對來勢洶洶的移民諮詢熱潮。
但是這一年，沒有疫病，沒有金融危機，甚至也沒有巨大的政治變動。
離開，好似也沒什麼突如其來的戲劇性因素。 「樓價太高」、「小孩搶名校太辛苦」、「生活壓力大」、「年輕人沒有條件創業」……林林總總，不外乎平淡的切膚之痛。很多人說是「香港的政治環境令人厭棄」：爭吵──無解，抗議──無解，危機──無解，人們越來越不耐煩，街頭激烈，政治空轉，深層次、結構性的社會矛盾看不到解決的希望，於是用腳投票。他們賣了樓，賣了車；或者一無所有的，就這麼走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說：「這種談論移民的趨勢，已經十幾年二十幾年沒聽過了，體制內的朋友私下會說，這麼多年沒想過移民，現在也要想了。」他意識到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在經濟數據依舊向好，並沒有重大政治變故發生的情況下，用腳投票的沉默選擇顯示社會管治危機正趨向臨界點。
這瀰漫社會的消極氣氛，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三項調查數字中，量化地呈現出來：
2013年11月26日，特首梁振英的最新民意支持度調查出爐，100分是滿分，梁的得分是40.6。這是他自去年上任以來的最低點。這個分數遠低於前任特首曾蔭權的支持度，並直逼首任特首董建華的最低支持度40.4分──董的最低分出現在2003年4月，就在這之後3個月，2003年7月1日，香港爆發了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抗爭行動，50萬人頂着烈日上街，要求董建華下台，抗議基本法23條立法，給回歸後的香港划下第一個歷史拐點。
港大調查還顯示，香港人對香港政治社會狀況的滿意度，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的13.4％。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凈值（有信心減去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的15.2％。
而在一項關於香港人身份認同問題的調查中，2013年上半年，只有34.9%的香港人認同自己是「廣義的中國人」（包括「中國人」和「香港的中國人」）；這個數字甚至低於97回歸時的37.8%。其中，只有14.6%的年輕人（18歲到29歲）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比1997年的31.2％低了一倍還不止。
這些數字直觀地反映：特首不被多數市民信任，特區政府施政令多數人不滿；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減低，對北京插手香港事務的焦慮日漸升高；主權回歸16年，對中國的身份認同竟低於回歸前──人心沒有回歸，反而被越推越遠。
回歸之後的香港並非總是如此。回歸初期、特首曾蔭權的首個任期，都是民調指數相當積極的時候，而對中國身份的認同感，更是隨着內地時局變化、政治文明度的表現有鮮明的對照反應。比如2008年，在四川地震和北京奧運的雙重感染下，港人對中國身份的認同感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值。而艾未未、李旺陽、劉曉波等人權受到侵害的事件發生後，這個認同度又會出現明顯的波動變化。
2013年發生了什麼，令香港社會陷入如此躁動而無力的低迷狀態？
醜聞政治
香港一向以公務員隊伍的清明廉潔著稱於世。然而剛剛過去的這一年，政壇醜聞曝光之多、之深，卻是十數年來罕見，一再挑戰港人將「廉政」作為核心價值的心理底線。
時任港區全國政協委員的劉夢熊在年初向媒體爆料，稱梁振英競選特首時聯手著名媒體操縱民意，並不惜以「污點證人」之姿聲稱梁振英與他有利益輸送的口頭承諾卻未兌現，引發輿論大嘩。劉夢熊後被揭露其爆料之時正在被廉政公署調查，被疑有報復動機。連續數周的媒體密集跟進令人看到高層政壇被撕開的一角，讀者大呼荒謬：這就是小圈子選舉的真相！
4月，審計署報告揭發前任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在任期間，廉署以「分拆賬單」及改作「宣傳費用」入賬手法，支持2010年11月初以及12月初的兩場「超標」晚宴，宴請中國內地官員代表團，走捷徑繞過申領酬酢開支規管指引。這個被內地網民調侃為「不就是請客多花了一點錢嘛」的行為，卻給廉政公署近40年來的清譽蒙上污點，震驚全城。港府立即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 11月27日，香港立法會發表調查報告，認為廉署行為失當，「痛斥」湯顯明不廉不潔，有議員更批評湯顯明「厚顏無恥」。旅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陳冠中在7月香港書展的公開演講中特別提到了廉政公署醜聞。他說：「我周圍的同齡人都覺得特別驚訝，在香港，在我們成長的年代，好像『廉政』已經是不用再強調的概念了，大多數人根本不想再做貪污腐敗的事，不想把錢給貪污腐敗的人，也不想貪人家給的便宜。……這種行為讓我覺得不可思議，尤其是廉政做了這麼多年，這麼有成效，怎麼一下子就突然變了？自律沒有了。原來，這些東西是這麼容易掉回頭去的。」
醜聞接二連三。梁振英幕僚、前任香港發展局局長麥齊光上任僅12天，即被曝出涉嫌20多年前騙取公務員租金津貼，後辭去局長及行政會議成員職務。 「在過去十多年，香港政局似乎從沒有這麼亂過，」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岳感嘆。
在年尾，一場圍繞電視遙控器的風波更把今年針對梁振英政府的民怨燃至最高點。香港長年以來只有TVB和ATV兩間免費電視台，港府增加免費電視牌照的決議醞釀多年，2013年10月宣布結果，卻沒有發牌給籌備造勢最大、觀眾呼聲也最高的「香港電視」，而是發給兩家名不見經傳的電視台。 「香港電視」及幾大媒體質疑行政會議黑箱作業，引發了10月20日全港12萬市民遊行，抗議黑箱作業，要求政府「交待發牌準則」、「反對媒體壟斷」。爭議至今仍未平息，特首梁振英的民望更進一步跌至他上任以來的谷底。
貧富懸殊和工人運動
9月28日，香港特區政府首次公布香港「貧窮線」。貧窮線定為家庭入息中位數的50%。根據2012年底數字估算，香港共有131萬貧窮人口，貧窮率為19.6%。儘管香港自70年代以來的基尼係數一直都高於國際警戒線的0.4，顯示香港有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但在80年代實施公共與福利政策頗見成效之後這麼多年，貧窮人口比例仍接近二成，這個數字令人震驚。
政府統計處的數字顯示，在2001年，最貧窮家庭與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差距是27倍，而10年後，2011年，他們之間的差距拉大到了42倍。在過去十年，香港經濟總體向好，人均GDP上升了47.6％，但貧窮家庭卻沒有因此受惠。他們的收入越來越少，生活越見吃力。當「地產霸權」成為社會的流行語，基層力量也成為近年來香港的社運生力軍。
2013年初爆發了香港二戰之後歷時最久的工人運動。 3月28日開始，數百名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外判工人要求加薪20%，並宣布將持續罷工直至訴求達成。他們在碼頭長期紮營，行動第三天，便有不同的團體組織，成立了「各界支援碼頭罷工後援會」。音樂人為碼頭工人唱歌，文化人編寫碼頭工人報《大眾碼經》，法律界義工幫助集體談判。更值得關注的是左翼學運與工運在這次碼頭工人罷工事件中形成的合力：在抗爭現場，除了工人，最常見的就是青年學生的身影。明確支持工人的學聯和青年組織「左翼21」的口號是：「學生就是工人」。
長達40天的罷工以資方同意加薪9.8％、碼頭工人讓步結束。但「學生」＋「工人」反抗「李嘉誠」＋「地產霸權」的社運新趨勢，似乎才剛剛開始。
中港矛盾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教授陳韜文在分析近年來香港人對「中國人」身份認同的下跌時認為，影響認同度的，除了中國大陸政治文明度的表現之外，還有一個新因素：資源爭奪。內地孕婦來香港生孩子、媽媽來買奶粉、跨境學童上學、大學與職場中的內地生競爭者、地產市場中的內地豪客……香港本地社會面臨的資源爭奪在近年愈發突顯，加劇了近幾年的中港矛盾。
父母均非香港居民，但只要孩子在香港出生，即享有香港永久性居留權。香港這一法律判例自從2001年由「庄豐源案」成立，便吸引了不少內地媽媽到香港產子。然而在政府未作合理評估及政策配套的情況下，從嬰兒在醫院降生到吃奶出行、幼稚園入學，「雙非」孩童在各個環節擠占本地有限資源的現象引發了極大爭議。 2013年國慶假期香港靠近深圳的新界區一些幼稚園外，近千名家長通宵排隊為子女報名的陣仗，再次引發了本地家長的怨氣。面對社會不滿及排外情緒，大陸官方媒體《人民日報》海外版高調發文回應，稱香港出生率低，因此社會發展需要「新香港人」作為補充人口；文章並引述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言論，認為新來港人士的學歷在過去10年整體有所上升，有14%是大專或以上學歷，他們大部分是自食其力，不依賴社會援助。
然而官方媒體對「新香港人」的主動定義及支持，並未面對港府政策失當的根源，其「家長式」的說教口吻，反而引發了香港本地輿論的反彈。有內地在港畢業生組織的「新香港人」討論會被指責為「洗腦」，還有言論認為「新香港人」並不單是民間自由流動的結果，還包括有政治目的的「人口置換」 。港人對中央插手香港事務，或者北京意識主導香港決策的擔憂和焦慮可見一斑。
普選亮劍
2013年12月4日，香港政府宣布啟動為期5個月的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諮詢，徵詢公眾意見，包括屆時的提名委員會、選民基礎等。在政府主頁上公布的《2017年行政長官及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文件的名字叫做「有商有量，實現普選」。這「有商有量」四個字，側面呈現了2013年關於香港政治民主化改革已幾近撕裂無法彌合的爭議。
香港自回歸以來，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一直是經由選舉委員會委員提名候選，再由選舉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出，並報中央政府任命。選舉委員會按照功能界別劃分，規模由1996年的400人循序漸進增至2002年的800人、及2012年的1200人，一直被詬病為「小圈子」選舉。研究選舉政治的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馬岳認為，以功能組別為基礎的「小圈子」選舉設置，直接扶持了香港的工商界力量，削弱基層聲音，並弱化了立法會作用，本意是加強特首對香港施政的控制力，但反而大大減低了特首的認受性及支持度，令政府管治頻現危機，長期來看，更令香港的產業結構失衡，助長地產霸權。
基本法附件一中規定，這種選舉委員會產生的辦法適用於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 「此後如要改變選舉辦法，由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
因此自2003年開始，香港民間社會就一直在為爭取2007年普選行政長官努力，但04年全國人大對基本法釋法，否決了07年普選的可能；0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再次宣布，2012年普選行政長官亦無可能，「201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漫長的等待讓民主派人士與北京之間的信任度降至低點，而人大07年決定中，含糊其辭的說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實行普選產生的辦法時，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可參照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更引發了猜疑。以功能組別為基礎的選舉委員會的現行組成方式被民主派公認為不具有代表性，且傷害香港民主根本，但人大決定中「可參照」這個曖昧說法，令民主派人士擔心提名委員會可能成為一個不公平的預篩選機制，「北京不喜歡的人無法進入選舉程序」，會否真的存在這樣的篩選？若果真如此，普選的意義又在哪裡？這是香港民間普遍的焦慮。學者馬岳說，如果此次討論2017年普選的設置，真的設置了有政治針對性的准入門檻，而不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那他悲觀預測香港未來只能是「未來十年，街頭見」。
在這種情勢下出現的「佔領中環」運動，也給2013年留下了必然要記錄的一筆。這是一個事先聲張的「公民抗命」違法行動，它的訴求是爭取「真普選」，還未發生便攪動起全城輿論風暴。
早在1月16日，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信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香港民間要爭取遲遲不來的普選，且要確保爭來的是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而不是設立特殊篩選門檻的「假普選」，那麼，「公民抗命是最具殺傷力的武器」。戴耀廷說自己會身體力行，亦號召有志者在必要的時候採取公民抗命的手段──「佔領中環」。該手段非法，所以如果被捕，行動者不抗辯，甘願坐牢。這種以自我犧牲喚起民間覺醒的激進抗爭方式還從未在香港出現過，首次便是由法學教授提出，無疑在輿論場投下一枚深水炸彈。戴耀廷認為，香港自1997年以來遲遲不能完成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是導致今天香港管治危機、發展失衡的根源之一，香港人應該為民主付出更多，「不能再等」。
之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牧師朱耀明加入，和戴耀廷一起成為「佔領中環」的三名發起人。然而「佔中」並不是明天就發生，甚至不知道會不會發生。戴耀廷說，「可以這樣說，發起『佔中』的目的是為了最後不需要佔領中環。」他的意思是，如果可以凝聚起足夠的壓力與民意，逼迫特區政府、立法會及中央最終推出一份符合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那「佔中」就不必要真的發生；因此，「佔中」的重點在於讓更多的人注意到這件事、投入討論這件事，思考香港究竟要什麼樣的民主與未來。 「公民啟蒙與協商是我們更大的目的，佔領並非目的，而是最終萬不得已的選擇。」為此，他們在「佔中」的實際行動前設置了諸多活動議程：簽署誓約、商討日、公民授權，等等。在預計可能的佔領時間（2014年）到來前整整一年，各種普選方案已經開始在社會上討論，並激起討論。本地親建制媒體亦高密度、高強度地批判佔領中環，激化爭議，客觀上也攪動起全城對普選議題的思考和關注。
2013年在姍姍來遲的政改諮詢啟動中畫下句點。 5個月後，會有什麼樣的普選方案出爐，民意是否認可？是否符合「真普選」的標準？立法會能否以三分之二票數通過？中央能否批准？「佔中」會不會發生？回歸以來，關乎香港未來的最大懸念將會在2014年揭開，而2013年，箭在弦上，弓已拉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