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三罪成立判無期徒刑 / 以香港角度看薄熙來案審訊 Page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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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山東高院披露，上訴人薄熙來提出了以下上訴理由：

　　1、其供認犯罪的自書材料和親筆供詞系在辦案人員的壓力下形成，應作為非法證據予以排除，不應作為證據采信。

　　2、薄穀開來系本案關鍵證人，但作證能力存疑，又未到庭接受質證，薄穀開來的證言不應采信作為定案根據。

　　3、其為大連國際公司、實德集團提供支持和幫助，均是正常履行職責、公事公辦，不屬於受賄罪中的謀利事項。

　　4、其未收受唐肖林錢款，一審法院認定其收受唐肖林錢款的證據只有唐肖林的證言，系孤證，且唐肖林關於在其瀋陽家中送5萬美元時薄瓜瓜在家的證言與薄瓜瓜當時在英國讀書的事實不符，該證言內容虛假。

　　5、其同意將大連駐深辦劃歸大連國際公司系因大連駐深辦經費困難無法維持，並非受唐肖林請托;唐肖林證明送給其8萬美元與“大連大廈”的建設直接相關，但一審判決並未認定其批示請於幼軍支持“大連大廈”建設一事為謀利事項，該8萬美元不應認定為受賄犯罪。

　　6、其未實施幫助實德集團列入商務部成品油非國營貿易經營企業名單的具體行為，該事項不應認定為其為實德集團謀利事項。

　　7、薄穀開來關於曾向其告知接受徐明出資購買法國別墅、接受徐明為薄穀開來、薄瓜瓜支付相關費用的證言虛假，其對上述情況均不知情。

　　8、其主觀上沒有貪污的故意，客觀上也沒有同意王正剛將公款給其補貼家用的提議，其對於相關款項最終進入與薄穀開來有關的律師事務所亦不知情，王正剛關於曾向其請示涉案工程款處置的證言與薄穀開來的證言不能相互印證，且所證見面時間與其秘書車輝關於其活動情況的記載矛盾，王正剛所作證言內容虛假，一審判決認定其犯貪污罪與事實不符。

　　9、其在涉案工程款撥付時已調任遼寧省省長，不再兼任大連市的職務，且其亦非相關工程的負責人，沒有貪污涉案工程款的職務便利。

　　10、其沒有嚴禁復查“11•15”案件的意圖和行為，其打王立軍耳光、調整王立軍職務並非意圖掩蓋“11•15”案件，要求調查王智、王鵬飛系為瞭解事情真相，未要求對王鵬飛進行刑事立案偵查，取消王鵬飛渝北區副區長職務提名並無不當;其未縱容薄穀開來參與研究王立軍叛逃應對措施，王立軍患精神疾病的診斷證明亦非虛假，出具王立軍患精神疾病的診斷證明及發佈王立軍接受“休假式治療”的微博不是濫用職權;其行為不是導致“11?15”案件不能依法及時查處和王立軍叛逃的重要原因。

　　11、一審判決認定其濫用職權情節特別嚴重系因王立軍叛逃，但量刑卻重于王立軍犯叛逃罪所判處的刑罰，主次顛倒。

　　上訴人薄熙來的辯護人除提出與薄熙來上訴理由基本相同的辯護意見外，還提出如下辯護意見：

　　1、一審庭審中播放的法國別墅幻燈片不能證明系薄穀開來、徐明當時觀看的幻燈片;辦案人員提取幻燈片的蘋果牌電腦系2005年生產，不可能在2002年用於播放幻燈片，且該電腦及儲存在該電腦中的幻燈片未經一審庭審出示、質證，不能作為定案證據。

　　2、涉及法國別墅的書證均來源於境外，但未經公證、認證程式，亦非通過司法協助途徑調取，真實性無法確認，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現有證據不足以證實薄穀開來系涉案別墅的實際控制人。

　　3、徐明為薄穀開來、薄瓜瓜之外其他人員支付的費用不應認定為薄熙來受賄數額;認定徐明為薄穀開來、薄瓜瓜等人支付費用的部分票據真實性存疑，相關費用不應計入薄熙來受賄數額。

　　4、一審法院未考慮薄熙來涉嫌受賄犯罪大多是被動所為、事後知情，對其以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量刑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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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重慶打黑資產低調返還 (16:51)

中共當局迄今仍不願平反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主政期間「打黑」造成的冤假錯案，但今天有報道指，重慶當局最近低調地悄悄返還部分當初被打為「涉黑」的資產。
中國經營報報道，在薄熙來於重慶主政時期，被打為「涉黑資產」而「被處置」兩年多的慶隆南山高爾夫國際社區，最近打出「再塑別墅影響力」廣告，終於返回房地產市場。

對於「涉黑資產」的處置，報道說，重慶市採取極為低調的做法，當事各方甚至簽訂保密協議，因此對相關「涉黑資產」的歸還，慶隆屋業和代理律師都不願談及此事。

據重慶市對外貿易經濟委員會一份文件顯示，早在2013年5月13日，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下達執行裁定書，載明沒收2011年因「涉黑」判處無期徒刑的彭治民持有重慶慶隆屋業發展有限公司（簡稱「慶隆屋業」）28.6%股權中的14.3%，上繳公庫；將彭治民名下另外14.3%的股權變更登記至彭治民妻子陸紓名下。

這份文件還顯示，重慶高院另下達協助執行通知書規定，將沒收的彭治民名下14.3%的股權變更登記至重慶市財政局。

在重慶市高院做出裁決後，重慶市外經委也發文同意重慶市財政局持有慶隆屋業14.3%的股權，陸紓持有慶隆屋業14.3%的股權，公司其餘股東及持股比例保持不變。

根據重慶市政府文件，當局2013年6月8日又依法解除了「重慶國地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托管慶隆屋業、重慶眾誠物業等8家公司經營權及股權，這些公司的原有管理團隊重新掌握公司運營權，促成了慶隆高爾夫國際社區重新開盤。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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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擁躉 組中國至憲黨

中共三中全會召開前夕，英國傳媒報道，內地有一批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支持者，宣布正式成立「中國至憲黨」，並推舉薄為終身主席。而有海外傳媒引述消息透露，正在秦城監獄服刑的薄熙來已換新囚室，由醫護人員監護，可與親屬通電話。

報道指出，薄熙來的支持者日前成立了一個新黨，以挑戰數十年來內地禁止組建新政治黨派的規則。該新黨名為「中國至憲黨」，擁戴正在監獄中服刑的薄熙來為終身主席。該黨創立人之一、北京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副教授王錚稱，按內地憲法組黨合法且合理，但她未透露目前有多少黨員。

報道又指，薄熙來因貪污、受賄和濫用職權罪被判終身監禁，但薄仍有不少支持者。而據網上流傳圖片顯示，「中國至憲黨」上周三在北京成立。

薄獄中可用電話
另據海外多維新聞網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薄熙來長子李望知與薄熙來之妹薄潔瑩，近日到北京八寶山出席一長輩喪禮，期間李望知在與友人談及父親在秦城監獄的近況時稱，父親剛剛搬到一個新的囚室，待遇都不錯，由醫護人員監護、陪同，現在還可以通電話，過些日子就可以允許探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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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案件落槌 但“後果”待定

對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委員薄熙來的判決在中國引發激烈的反應。這場“世紀審判”無論對左派代表還是在自由派當中，都堪稱是重要的討論物件。毫無疑問，對於中國的政治生活來說，薄熙來案件具有非常深遠的影響。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副院長安德列•卡爾涅耶夫這樣認為。

顯然，庭審前，針對這起案件的庭審過程所部署的任務是，要讓其與其他腐敗官員案件沒有什麼不同之處。但是，薄熙來打亂了“劇情”預設。他暢快淋漓地對指控進行了反駁，並不承認自己是罪人。對於那些被提交到法庭的官員來說，他這樣的舉止顯得頗不尋常。其他官員或驚慌失措、或精神萎靡，發言內容多是求恕和祈求寬容。

薄熙來的無罪辯護，為其被判刑後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再扮演一定的角色提供了證據。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副院長卡爾涅耶夫在接受“俄羅斯之聲”採訪時介紹道，在其被捕前，他實際上曾是“左派運動”的“精神領袖。”

他說：“薄熙來並沒有辜負其左派支持者所給予的期望。也許，他也曾考慮過自己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問題。或者，他再次顯示了自己的反叛性格。也正因為有這種性格，他曾經是、還將是一位卓爾不群的領袖人物。也許，他是現代中國首位向權勢階層發出挑戰的、並將一走到底的政治家。從這個意義看，他將成為左派運動的標誌。”

薄熙來在法庭面前所顯示出的不屈態度和不祈求寬恕的表現，讓一些左翼活動家們欣喜若狂。因此，儘管身處牢籠，他或許比以前更能被理解為是尋求社會公正的標誌，並成為對自由主義改革進行批評的聖像。

至於“右翼”的反應，可以看出，自由主義活動家們也並未因自己的對手身陷囹圄而額手相慶。相反，他們因法庭是否公正而受到質疑，暗示其中存在著政治上的傾向性。卡爾涅耶夫認為，不管怎樣，自由派再次試圖強調政治體系擁有更多透明性、法律至上和解決深化改革任務的必要性。簡而言之，薄熙來案件折射了現代中國社會中所存在的諸多棘手性和矛盾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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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薄至憲黨發起人：中共黨員也報名


被視為薄熙來支持者的北京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副教授王錚日前宣布創立中國至憲黨，王錚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表示，目前報名加入至憲黨的人非常踴躍，甚至還有中國共產黨員，該黨將在2014年舉行第一次全黨會議，並選舉副主席，而目前在獄中的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是終身主席。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引述王錚講述成立「中國至憲黨」的原因時表示，薄熙來案是政治問題、不是刑事問題，所以「既然政治問題就要用政治手段解決，而且要用組織的形式」。 她強調，憲法裏規定中國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我們也必須遵守」。

2014年辦第一次黨大會

「薄熙來在重慶所做的，是共同富裕，實際上恰恰和憲法相合，而這幾十年中國的改革方向和路線實際上違背憲法。」

王錚解釋說，憲法第一條規定中國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特徵是共同富裕，但這幾十年強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導致貧富懸殊愈來愈大。

對於至憲黨現，王錚表示開始時有不少人反對，但是「現在薄熙來的支持者還是比反對的多」。至憲黨在10月6日正式成立、8日宣布，報名踴躍，「我已經接不過來了。」王錚說，普通老百姓和民企老闆參加較多，還有一些中共黨員，但她沒有公布具體人數。她透露，至憲黨明年將召開黨代會選舉副主席，因為「終身主席」薄熙來現在沒有自由，要有一個副主席代行職權。

路透社：左派指「鬧劇一場」

另外，路透社報道，多名知名左派人士認為成立該黨是「一場鬧劇」。「薄熙來在重慶做的一切，就是為了共產黨，他決不會加入另一個政黨，」左派學者司馬南說，「我覺得這個新政黨是一個惡作劇，我不知道其目的和背後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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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薄政黨遭取締 狀告民政局

至憲黨發起人﹕若執法證中共亦非合法


由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支持者成立的「中國至憲黨」近日遭北京市民政局取締，「至憲黨」回應稱：若該黨被取締，等於昭示世界「中共和八大民主黨派均為非法組織」。該黨已向北京法院遞交行政訴訟狀，起訴北京市民政局。

局方指違社團條例 沒收印章

11月6日， 薄熙來的支持者成立「至憲黨」，擁戴繫獄的薄熙來為終身黨主席。本月2日，北京市民政局發出對該黨的「取締決定書」，指該黨「未經登記，擅自以社會團體名義進行活動的行為，違反了《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第三條之規定，因此對『至憲黨』予以取締」。北京市民政局向「至憲黨」發起人王錚知會了該決定，並收繳了該黨印章等物品。

本月5日，「至憲黨」代表王錚、徐華等4人到北京市民政局交涉，稱根據現行法律，只有「社會團體」才需註冊和批准，成立政黨毋須註冊，「至憲黨」從未使用社團名義，因此民政局無權取締。如果該決定被執行，等於向全世界昭示「中國共產黨和八大民主黨派均為非法組織」。

王錚日前向「德國之聲」電台稱，「在我們當面交涉的時候他們已經承認了，我們確實沒有以社團名義活動，我們從來都說我們是政黨而不是社團，社團和政黨不同，這是《憲法》中規定的，整個（取締）規定沒有事實依據，也沒有法律依據……其實民政局也挺無奈的，也不是他們想管的，肯定是上面讓他們管的」。

王錚指民政局接令無奈執行

「至憲黨」6日向北京市人大投訴市民政局的「非法行為」，稱市人大建議他們提起「行政訴訟」，於是上周一（9日）正式向法院遞交了行政訴訟狀。

王錚證實，該黨幾乎所有的黨員都遭各地公安國保「談話」，她指當局對「至憲黨」如臨大敵，是擔心示範效應及忌憚薄熙來的影響力，「他們就是擔心我這個一放開口，其他的都來了，有很多關心政治的群體也想成立政黨」。

官方憂掀創黨潮屢勸解散

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對「德國之聲」透露，北京市民政局曾試圖勸說王錚解散「至憲黨」，理由是「你要是不解散，自由化分子就該組黨反黨了」。

內地自1949年後並無新的政黨獲准成立，1998年一批異見人士曾經籌組中國民主黨，遭當局打壓，其主要成員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等分別被判監11至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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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熙來第二封 獄中家書曝光

新聞網今日刊出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第二封獄中家書，信中提到他對家人的思念，感謝兄弟姐妹們在過去30年來對他的默默支持。博訊指，這封家書仍有待核實是否出自薄的手筆。

家書原文：

兄弟姐妹們：
在這兩年的驚濤駭浪中，一直很想你們，這是我內心的情感與慰藉。

過去三十年，你們都在默默地支持着我，誰也沒有去找我辦事，令我感動！不久前與家人的見面，是我人生中燦爛的一天，心中灑滿陽光，不僅驅散陰霾，還讓我憶起兒時海闊天空的舒暢和手足情深的歡愉我們都飽經滄桑之後，對情感就更有體會！

你們也都是六十開外的人了，來此一趟不易，請不要為我太過費心，我會身心健康地生活下去的。

爸爸媽媽的照片陪伴着我，我很幸福！
熙來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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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貴子弟薄瓜瓜在英美的幸福生活
作者:李菁

作為世界上第一個開通地下交通軌道的城市，倫敦的公共交通非常發達。從倫敦市中心坐地鐵到Marylebone，再換火車，沿西北方向行駛，經過著名的溫布利球場，不到半小時就到了著名的哈羅小鎮。

這一站的站名是Harrow-on-the-Hill，從字面上翻譯，“山上的哈羅”，著名的哈羅公學就建在山坡上。《哈利•波特與魔法石》也曾在這裡取景。整個高地全是學校的資產，許多地方都標有：私人地界，不得入內。雖然從地理距離上講，這裡離倫敦並不算遠，但是一出地鐵站，就立即感覺到這裡完全是兩種氛圍。離開了城市的喧鬧，一切都安安靜靜的。除了山腳下西敏寺大學哈羅校區的門口有一些學生模樣的人在抽煙、閒聊外，整個街上幾乎看不到什麼人影。

1572年，一名哈羅本地的富農——約翰•利昂從英格蘭女王伊莉莎白一世那裡獲准在當地建立一所面向本地農民孩子的學校，這便是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哈羅公學的興盛和維多利亞時代英帝國的全盛是不可分的。邱吉爾、拜倫、約旦國王侯賽因、印度前總理尼赫魯這些世界級名人都是哈羅畢業生。1941年，正值“二戰”最嚴峻的時刻，邱吉爾在哈羅公學對著800多名學子發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說，成為當代英語文學的名篇。

哈羅公學是英國著名的男生寄宿貴族學校，每年招生規模約在800人左右。像這樣的學校，目前在英國也只有4個。在主路邊上，每隔幾百米，便能看到一處獨幢小樓，這些被稱為“House”的小樓，就是哈羅學生們的宿舍，在哈羅公學一共有12幢學生宿舍。造訪哈羅的這一天，是12月19日。在哈羅公學的接待室，中年女老師一臉遺憾地說：“對不起，現在學生和老師都放假了。”

哈羅小鎮的主街上有一家規模不小的商店，櫥窗裡展示著不同顏色的制服、禮帽與皮箱、皮鞋的搭配，這家商店是專門為哈羅公學的學生提供服裝的。“這裡的規定很多，不同的場合穿不同的衣服。”老闆熱情地介紹起來。他指著擠得滿滿的衣架上的一套衣服說：“比如，打板球的衣服就有9套，每套有不一樣的豎格和顏色，代表不同的隊伍。這套衣服只有在一周兩次的板球運動時才可以穿，不會在其他任何場合出現。”老闆在這裡開了好多年的店，跟這裡的學生們也都混熟了。看記者的東方面孔，他還能隨口說出幾個日本或中國香港學生的名字。“這裡管得很嚴，即使你的家離這裡只有2英里遠，你也得住校！”

2000年，不滿13周歲的中國少年薄瓜瓜進入哈羅公學，成為當年的800名新生之一。他和其他16個男孩一起住進了Rendalls House。像英國的很多建築一樣，薄瓜瓜住的這幢宿舍也散發著幽幽古意。這幢建於1853年的磚樓，原名為Grove Hill House，1912年被重新命名為Rendalls。“二戰”期間，因為學員驟減，這裡曾被另一所大學佔用，直到1946年重新回歸哈羅。在這裡住過的哈羅學生，有的後來成為英國著名考古學家、作家或將軍。有趣的是，這裡還有一位中國人熟悉的名人，他就是《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BJ單身日記》、《諾丁山》以及熱播情景喜劇《憨豆先生》的編劇理查•柯帝士。

不過，對那時的薄瓜瓜來說，他可能還無法用好奇的眼光和輕鬆的心態來體味這個全新的世界，雖然他將與之相處整整6年。這個少年當年正處於和母親分離的痛苦中。薄瓜瓜後來在接受國內媒體採訪時曾坦承那時候內心所受的煎熬：“一下子到了完全陌生的環境，特痛苦，特別想家人，尤其想媽媽。但是新生不允許用電話，一個月後才可以每週打10分鐘，我就給媽媽狂發E-mail，可是老師已經給家長佈置過，第一個月家裡要和孩子中斷一切聯繫，必須讓孩子獨立闖過這一關。我那時不知道媽媽為什麼不回信，就不停地發——‘媽媽你在哪兒？我想你！你在哪兒？怎麼不給我回？’一周就發了80多封。但為了鍛煉我，媽媽就是不回復。那時候正好學校放一部電影，叫《Snow Man》，就是講一個小孩和他爸爸的感情，他爸爸是怎麼死的，變成雪人回來。我當時看著電影特別想哭，就趕緊跑到廁所去了。”

“想家就捂著被窩哭唄。一開始都是很難受的，逐漸習慣就行了。”若干年後的薄瓜瓜在接受採訪時以輕鬆調侃的口吻來回顧那時候的自己。那時的他除了經受心理上的考驗，還有來自實際生活的磨練。哈羅公學校風嚴謹，學生從中學時期就開始接受始於16世紀的傳統精英教育。“學校管理非常嚴格，週末不放假，連本地學生也見不到家人。開始每星期只有60便士的零花錢，等於七八元人民幣，就買點糖，要是被查出來都會被沒收。”

後來他也學會了和老師“鬥智鬥勇”：“我原來畫藏寶圖——怎麼去藏這個吃的，不管是墊子下、床底下，還有牆上的畫後面。唯一自己的隱私是一個小箱子，我就在裡面裝各種各樣的吃的，就是中國帶過去的香腸、速食麵之類的。但有一次他們（學校）大搜查，把我的鎖都撬開了……我們半夜做秘密活動，等夜深人靜後，把枕頭套子扯出來，悄悄地踮著腳尖走下樓梯，走過一個長的走廊，然後跑到廚房，吃一些剩下來沒收走的東西。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你踮著腳走路的時候能聽到老師在那裡聊天；到了廚房把不管什麼東西都往枕頭套子裡放，然後像聖誕老人一樣再扛回屋子裡來大家分，黑燈瞎火地拿手直接吃。”

我聯繫到一位在倫敦的老師，他恰好在薄瓜瓜就讀哈羅期間在那裡工作。“他彬彬有禮，是被西方教育塑造出來的正常孩子。”談起他記憶中的薄瓜瓜，這位知情者說，在哈羅公學，他親見很多這個年齡的孩子終於離開父母的監管，整日在宿舍裡翹課、不上課、玩遊戲，“還有的私立學校也有女孩子拿父母的信用卡，買奢侈品等。可是瓜瓜沒有這些毛病”。他甚至有些不自覺地捍衛在他心目中的那個陽光少年。

作為世界級的著名學校，能進到哈羅公學裡的外籍男孩，多少都有些不同的家世或背景。來自哈羅公學裡的這位知情者說：“能進到這裡的，當然都是有背景的。校方對這些孩子的資訊都保護得很好，不會隨便洩露出去。在這裡，沒有人把薄瓜瓜當成一個特殊孩子。外國孩子根本不在乎他是誰。中國學生裡面，還有比他背景更厲害的，只不過大家不張揚。”在這位知情者眼裡，薄瓜瓜就是哈羅公學裡的普通學生，如果在哪一方面稍顯特殊的話，這位知情者回憶說，如果學校有一個星期的假，普通孩子會留在英國，而“他可以回國”。“不過這在前幾年還顯得特殊些，最近幾年，從大陸來哈羅讀書的有錢人家的孩子越來越多，有這樣條件的學生也非常多了。”他補充道。

在這位薄瓜瓜曾經的老師看來，外界後來對這個少年的很多傳言都是誤解、甚至扭曲。“他是一個身心健康的孩子，沒有犯過什麼不可饒恕的錯誤。我後來看到他的家庭變故和關於他的很多傳聞，我都蠻同情他的，也多少為他抱不平。他的很多小毛病被放大了，其實他跟其他小孩子沒什麼區別，甚至比別的孩子更好。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從小就看到一般孩子看不到的世界。其實他即便沒有那麼多錢，也能養活自己，過上不錯的生活……”言語裡頗為惋惜。

深宅裡的童年

薄瓜瓜是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出生的。據說薄一波為這個薄家第三代取的正式的名字是薄曠逸，而姥爺谷景生見這個孩子憨態可掬，就給取了個“瓜瓜”的小名——這大概是谷家的傳統，薄瓜瓜有一次告訴媒體，他的一個表姐叫果果，一個表妹叫桃桃。“瓜瓜”後來便成了他的大名。

一位瞭解薄家的知情者說，瓜瓜小時候，一直被放在穀家，由外公外婆照料。穀開來大部分時間都與薄熙來住在大連，“只有孩子生病的時候她才回去”。谷家有五個女兒，谷開來是最小的一個，四女兒谷某一直單身，瓜瓜的生活她也照料頗多。薄瓜瓜後來半開玩笑說，四姨是唯一對他“板臉的人”。有一次因為瓜瓜理髮時嗑瓜子，四姨覺得不禮貌，讓他寫了一份“足足有兩頁”的檢討，他笑稱：“我的文科成績一直很好，大概就和小時候寫檢討有關。”其實他和姥姥、姥爺以及四姨最親。

薄瓜瓜後來在接受採訪時回憶的一些細節也讓人頗為憐惜。“爸爸媽媽很少見到我，我一直在北京，他們在大連。我從小就習慣拿一個小本兒，然後就拿那本隨便亂寫。好像跟本兒來對話似的，像一個朋友一樣，我說它聽。有一次爸爸、媽媽來看我，我就不讓他們走，抓著他們。他們就想盡辦法，後來就說那咱們玩捉迷藏吧。然後我在那兒數數，正數著數呢，一睜眼，怎麼人都沒了？然後就看到他們坐車走了，我當時就好像哭得挺厲害的，然後也要追出去……挺難過的。”

一位知情者形容兒時的薄瓜瓜“虎頭虎腦、人見人愛”，“開來特別寵他”。“瓜瓜沒有過過普通孩子的生活。他從小生活在深宅大院裡，平時有警衛員照顧，出門坐汽車，不知道外面真實的世界是什麼樣子。”薄瓜瓜稱自己的姥爺谷景生為“黑眉毛爺爺”，爺爺薄一波是“白眉毛爺爺”。“跟我白眉毛爺爺每週見一次”，“都沒有‘怕’他們這一說，他們都是非常和藹可親”。也許是因為父母不在身邊，家人也特別寵這個孩子。

一位見過瓜瓜的朋友還清楚記得20年前在穀開來的父母家，薄瓜瓜淘氣地藏在沙發背後給他變魔術的一幕。曾在“開來律師事務所”工作過的一位員工，則記得另一個細節：某年大連組織賑災捐款，穀開來還特地以“薄瓜瓜”的名義捐了一筆錢。下面的員工們本來一直在私下裡偷偷議論瓜瓜的大名是什麼，當看到捐款名單上印的“薄瓜瓜”三個字，才知道原來這就是孩子的大名。

幾年後，薄瓜瓜讀了景山學校。在擁有很多“紅色子弟”的景山學校，薄瓜瓜的身份並不顯得特殊。一位老師回憶，薄瓜瓜“就是普通的小孩兒，並不是特別拔尖”。而數學老師對這個有著“長圓的鵝蛋臉”的學生的印象是：“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有時候文靜得像一個女孩子。”那時身體瘦弱的薄瓜瓜給老師印象深刻的是，隔三差五的假條，“請病假比較多”。

瓜瓜9歲時寫過這樣一首小詩：“時晚民子遇，獨院無父存。要知答明歸，作真忘盼兒。”“詩的內容講的就是傍晚放學，家長都來接孩子，而他卻看不到父親，父親在外地。聽說明天要回來，但他工作太認真，竟然忘了期盼著他的兒子。”薄瓜瓜後來說，薄瓜瓜當時的班主任回憶，有一次薄瓜瓜寫了一篇《小雨還在沙沙下》參加景山學校的作文比賽，這篇作文是專門寫他父親的。

不知道這段經歷是否造成了穀開來對兒子的一種補償心理。作為母親，谷開來對瓜瓜的愛更是眾所公認的——暫且拋開怎麼評價她的“愛”和這個“愛”導致的結果。與穀開來早期合作過的C先生說，谷開來心氣頗高，雖然後來她也曾以一名成功的職業女性形象走向世界，與海外打交道，但是畢竟彼時已人到中年，錯過最好的年齡，所以她對瓜瓜寄予很高期望，特別希望身邊有海外生活經歷的人，如C先生，能多影響和指引瓜瓜，讓他成長為西方文明世界裡一名標準的“紳士”。

像瓜瓜這樣出身的孩子，從小擁有的資源當然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所能比擬的。他很小就曾被帶到國外參加夏令營，去過日本、美國開眼界。雖然景山學校在中國也是很多普通階層望塵莫及的“貴族學校”，但對薄瓜瓜和他的母親來說，這裡顯然不是與他們期望相匹配的一個選擇——薄瓜瓜在一次採訪中提到，在學校，他拒絕上英語課，因為英語老師的發音在他看來“很不標準”。

初探英倫

現在看來，薄瓜瓜2000年得以進入哈羅公學讀書，是他與母親谷開來的一個“階段性勝利”。去哈羅公學讀書的想法，應該是薄瓜瓜在1998年的第一次英國之旅萌生的想法。據知情者透露，谷開來大姐的女兒當時在英國讀書，而“家裡人分析，英國的英語最標準”，於是英國成了最終目標。一番商議，穀開來決定帶著薄瓜瓜先去英國看一看。1998年初，利用瓜瓜放寒假的時機，C先生與徐明、穀開來帶著薄瓜瓜一行四人去了英國，C先生回憶，此行他們參觀了哈羅公學和牛津大學，當時還聯繫到臺灣一位政界名人的兒子為他們做翻譯、介紹。

毫無疑問，為這次英國之旅全程買單的人，是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徐明就是付錢的角色，一路走一路付。”從英國考察一趟之後，他們又去了德國和奧地利滑雪。C先生回憶，徐明身上帶了很多現金，以至於他們在入某個海關時遭到了移民官的懷疑和盤問。英語不好的徐明一度手足無措，在海外闖蕩多年的C先生沒有慌張，他向移民官展示了這一路的頭等艙機票和五星級酒店預訂單，告訴對方：中國還不太習慣用信用卡，但是這些材料證明我們有支付能力、也需要這些現金來支付未來的行程。四個人於是順利入境。

“徐明是我介紹給開來的。”C先生說。徐明在1992年成立了大連實德機械工程公司，正趕上大連轟轟烈烈的城市改造，他承攬了大連站前勝利廣場、星海灣、金石灘高爾夫球場等30多個大型土石方工程而使財富幾何級增長。當時“徐明就經常因為企業經營、海外投資等方面的問題向我請教。當時徐明只有二十出頭，人很聰明，不愛寫字，但什麼事情都記在腦子裡”。

C先生回憶，當時大連市有一家建材廠，“只有一兩條生產線，做不下去了”，徐明把它盤了下來，開始生產塑鋼材料。當時正值大連市政改造，“他免費給市政府大樓裝了塑鋼窗”，經此合作，實德的塑鋼門窗被大力推廣。1996年，大連市多條主幹道兩側建築及部分住宅社區居民樓須安裝塑鋼門窗。

C先生也評價徐明“是天生的公關家”，“為人也比較仗義”，雖然徐明後來身價和社會地位一度暴增，但是他一直對C先生“畢恭畢敬”，“人前人後必稱老師”。

這一次歐洲之行大家玩得都很開心。C先生後來說：“那時候只是去看一看，因為瓜瓜英語還一句都不會，更沒考慮以後學費之類的具體問題。”不過回國後，上了初一的薄瓜瓜從景山學校退了學，一心準備出國讀書。

1999年12月底，穀開來帶著薄瓜瓜第二次前往英國，與上一次走馬觀花不一樣，這一次，這對母子做好了長期生活在此的打算。這個決定對當時剛滿12歲的薄瓜瓜來說，也是個頗有壓力的舉動。他後來在接受某電視臺採訪時這樣形容自己的心情：“一開始最早到英國那是兩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前途。”一方面他已經離開了景山學校，另一方面在英國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學校，“假如說不能開創出一條光明的道路的話，那等於說兩邊都耽誤了”。

客觀說，薄瓜瓜最終能進入哈羅公學讀書，與自己的努力還是分不開的。他後來回憶說，他和媽媽到了英國才發現進哈羅的難度。“聽說英國人剛出生就得報名，還要在指定的預備學校考察好多年，最後參加全英統考，過了關才能入學。而我當時連英文也不懂。”薄瓜瓜先是上了短期的語言學校，然後又進入派威克預備學校（Papplewick School）學英語——這家學校的學費一年2萬多英鎊，但它顯然沒有成為這對母子的障礙。

“我當時是憋在屋子裡每天背100個單詞，先是在桌子上背，後來滾到地上背，前後掙扎，所以英文完全是突擊出來的。”薄瓜瓜的進步很快，給了想幫助他的人以很大信心。“所以他們還是鼓勵我報考哈羅。”哈羅公學也給了薄瓜瓜一次面試的機會。“之後就宣佈給我一個附帶條件的機會——參加當年的全英入學統考，並規定了成績線，結果我的成績除了拉丁文得B，其他六門都得了A。”

值得一提的是，薄家“出事”後，很多媒體都寫是海伍德（也譯作尼爾•伍德）幫助薄瓜瓜進入的哈羅公學。據一位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稱，海伍德那時候還不認識薄瓜瓜，與他的入學完全無關。G先生透露，當時他們是通過伯恩第斯那家語言學校的介紹，認識了一位元“皇家英國軍團”（Royal British Legion，這是一個為英國現役與退役軍人募款的慈善機構）的義工範多•衛維恩-梅（Fido Vivien-May）。而這位義工證實他確實曾幫忙薄瓜瓜申請哈羅，但“那孩子得以入學，完全是因為成績優異的緣故”。

同樣畢業于哈羅公學的英國記者吉米介紹，像哈羅這樣的私立學校，通常都比較重視傳統。“普通的哈羅校友也可以寫信給負責招生的人，他們會考慮安排面試。這種資格都是平等的，不會因為寫信人的身份不同而有什麼特殊待遇。”作為世界著名的貴族學校，哈羅公學的門檻之高也是可以想見的。不過另一方面，無論哈羅還是伊頓，它們也都有招收外國權貴階層的傳統。“近幾年，它們也多鼓勵外國學生來哈羅。”“如果一個人在推薦信裡寫，他是共產黨一位高官——而且很有前途的一位高官——的兒子，我想學校也會認真加以考慮的。”

不管怎麼樣，薄瓜瓜如願以償進了哈羅公學。後來的很多宣傳報導都將薄瓜瓜定義為“哈羅公學500年來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我們無法確認這一點，但是這至少給了他的父母無尚的自豪感。

海邊小城

谷開來帶著薄瓜瓜第二次造訪英國時，她並沒有把落腳點選在倫敦，而是英國南部海濱城市伯恩第斯（Bournemouth）。據知情者介紹，谷開來姐姐在英國讀書的女兒此前為她介紹了這裡一家叫“多賽特”的語言學校（Dorset International College）。這家語言學校的創辦人與穀開來在北京一家酒店見過面，大概商談了薄瓜瓜到此上學的事。雖然這家語言學校如今已經關閉，但是當年穀開來帶著薄瓜瓜正是投奔它而來。

伯恩第斯以氣候溫和的旅遊勝地聞名，這裡有順著海岸線一直延伸的白色沙灘。薄瓜瓜後來在接受某電視節目採訪時還提到：“我記得當時看著遼闊的大海就非常感慨，因為不知道前途會是什麼樣子。”

經語言學校幫助，穀開來在伯恩第斯靠海邊一幢叫作基斯頓（Keystone House）的公寓裡租房住了下來。由寶馬經銷店改造而成的基斯頓是一幢三層樓房，下面兩層是辦公用房，只有三樓用於居住。房東理查•史達利（Richard Starley）至今對穀開來有深刻的印象。他回憶說，谷開來平時很有禮貌，行事低調穩重，“是一位端莊的女士”。

在房東史達利印象中，穀開來“是一位好媽媽，處處關心兒子，為兒子著想”。起初，穀開來把時間更多地花在支持兒子的學業上。語言學校的人士回憶，她先是走路把12歲的兒子送到學校，然後會在小城的高檔餐廳享受美食，或者為客人們泡制綠茶，還與當地人練習英文。雖然穀開來在伯恩第斯生活的時間並不算長，但是一篇英文報導說，“許多和穀開來打過交道的人都為她著迷”，當地一家名為瓦倫蒂諾的餐館老闆形容她“美貌動人”。

不過，穀開來也並沒有把自己的角色僅僅限定在一個“陪讀媽媽”上面。從基斯頓的公寓房間遠眺，能看到一隻固定在半空的熱氣球，叫“伯恩第斯之眼”。氣球能把遊客帶到約150米的高空，遊客在熱氣球上將海邊小城的美景盡收眼底。

彼得•賈爾斯•霍爾是這一氣球觀光專案的所有者和運營公司——Vistarama Balloon Systems的總經理。有一天，一位中國女性找到他說，她認為自己在中國的家鄉城市也應該有一隻這樣的熱氣球。霍爾後來才知道，這位女士所說的“家鄉城市”，正是與伯恩第斯有些類似的海濱城市大連；而這位介紹自己叫Horus的女士的丈夫，就是這座城市的市長。

在霍爾眼裡，穀開來“穿著永遠無可挑剔”，但是他也顯然洞察到了這種個人魅力所隱含的另外一些資訊。霍爾說，雖然穀開來住在一個普通公寓，但是她精緻的裝束和她對鑽石、翡翠的嗜好展現了她的財力。“她讓人眼前一亮。永遠的細高跟鞋、短裙、絲襪，非常昂貴的珠寶。”霍爾說，“當你看見她走在街上，你看著她，你就會知道她極度富有。”

霍爾回憶，穀開來當時提出“氣球看起來是紅白相間的足球”，說大連一家贊助了一個當地足球俱樂部的化學公司打算買它。“她起初是迷人而禮貌的”，但是雙方漸漸出現了一些不愉快。據霍爾說，氣球絞盤——將氣球拴在地面的部分的價格是10萬英鎊，但是穀開來要求霍爾寫25萬英鎊，其中15萬英鎊是給瓜瓜交學費。“我們不可能這樣做。我們的財務人員無論如何不可能允許這樣。”霍爾說，被他拒絕後，穀開來很生氣。穀開來希望這個氣球能在2000年早些時候，趕在大連的一場重要活動之前交付而未果。霍爾後來稱“穀發出了憤怒的威脅”，“我們想，哦，天呐，她變得非常醜陋了，她的脾氣實在是陰晴難定”。

霍爾還記得，一些氣球支付款的支票上寫著“大連保稅區”，可是他被告知是一家塑膠公司支付了費用——後來證明，是徐明付錢買了熱氣球。當時的計畫是，“一隻氣球將被安裝在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的體育館外”，“另外一隻將被帶往中國各地進行展示，以期能被賣到其他城市”。

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耗資不菲的大連熱氣球專案命途多舛——熱氣球還因為一場焰火事故被毀。它“生命”的最後一次“露面”，是以“直升飛球”的正式名稱，出現在對薄熙來的“受賄罪”的指控上。穀開來作證說：“我向薄熙來說了徐明想做這個項目，最後市政府就把這個項目放在了大連的星海灣廣場上。”不過現在很多大連人對這個曇花一現的項目並無多少印象。

建築師的“友誼”

雖然那只“伯恩第斯之眼”的熱氣球如今已香消玉殞，不過網上至今還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徐明與穀開來一道乘熱氣球“考察”的照片。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照片的一角還有另一個“乘客”，他就是後來被稱為“德叔”的法國建築師德維爾（Patrick Henri Devillers）。

1960年出生的法國人德維爾1987年來到中國，在上海同濟大學學習中文和建築。據一位元認識德維爾的知情者介紹，在上海期間他結識了未來的妻子關傑。關傑是一位出色的古箏演奏家，也是紅色革命家關向應的侄孫女。1992年，德維爾跟隨夫人來到關傑的老家大連，並在大連一家設計院謀到了職業。

C先生很早就認識了德維爾。他回憶，當時是其夫人關傑從中穿針引線，介紹他們認識。因為需要一些多元化的背景，德維爾後來在C先生的顧問公司做“無薪顧問”。1994年，廈門舉辦了一個關於中國市場的大型研討會，C先生主持開會，穀開來做了一個關於中國投資法律的演講。應C先生之邀來廈門的德維爾，經C先生介紹認識了穀開來。德維爾後來告訴法國媒體，因為客戶欠款，他找過穀開來求助，後來與她全家成了朋友。“她十分精明，表達能力很強。”

上世紀90年代，正是薄熙來在大連大力打造市政建設之際。在喜愛藝術的德維爾眼中，大連因此成為一個富有生機的城市，“薄熙來使全市充滿了活力”。德維爾說，薄熙來對他的一些看法有興趣，“覺得我是個藝術家”。但德維爾否認他在大連掙到很多錢，他說他的設計方案沒有得到過資助，他在大連的時光是“失去的十年”。一位元認識他的人士說，雖然他是最早在大連開設計公司的建築師之一，但德維爾的生意做得並不大。“他的方案出得很慢，很多客戶沒耐心等。”

大連時期的德維爾也並沒有給外界留下“與薄或穀關係很親密”的印象，所以當穀開來後來在庭審的證詞裡提到，“2000年時，我帶瓜瓜去英國留學，是德某某陪我們去的”，他的一些朋友還頗覺意外。

德維爾後來在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對一切傳聞都予以否認。他說：他與薄家是友誼關係，受邀去薄家做過客，薄熙來之子薄瓜瓜叫他叔叔，他受命陪薄瓜瓜前往英國，但從沒領到過薄家的經濟報酬。不過，後來陸續披露出來的一些新聞，包括德維爾本人後來在法庭上的證詞都表明，他與穀開來母子的關係遠非“友誼”所能涵蓋，他至少曾經是穀開來在英國經濟活動的一名重要參與者。

薄瓜瓜在一次接受採訪時憶及初到英國時的諸多困難：“那時比較苦，吃、住、行樣樣成問題，沒有任何人幫忙，幾天就要換個地方住。”薄瓜瓜說有一次，媽媽領他去一個新住處，又小又暗，條件特別差。“我一進屋就說：‘這不是貧民窟嘛！’媽媽一句話也沒說。後來我對自己的態度特別後悔。”

不知道是不是兒子的態度讓她下了決心，穀開來後來在法庭作證時說，她帶瓜瓜去英國時，“當時住房非常困難，所以我就想在英國以外買套房子”。穀開來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德維爾，德維爾建議在法國尼斯、戛納地區買房作為投資經營，“還可以把房子出租獲得收益，而且那裡的房子還可以保值增值，還可以度假用”。德維爾的建議深得穀開來之心。

身為建築師的德維爾自然承擔起物色房產的任務。他後來在法國尼斯和戛納之間找到了一棟叫聖喬治的別墅，他後來提供的證詞說：“聖喬治別墅位於戛納的松樹大道7號，一共三層，房屋面積有350平方米，總占地面積有3950平方米，帶獨立花園、游泳池、車庫等。”他帶著穀開來專門去了趟法國尼斯戛納看了這套別墅。谷開來看後十分滿意，決定購買。穀開來後來在法庭出示證詞時說，她的想法是把這套別墅“將來留給兒子瓜瓜”。“作為經營性物業，對外出租，可以有穩定的收入”，而她的初衷看起來也顯得很“單純”：“因為我希望瓜瓜好好做學問，不為生計奔波，影響了前程。”

穀開來讓德維爾與別墅的房東談好了價格：房款總價是220多萬歐元，大概合200多萬美元，連同裝修一共需要300多萬美元。“選中這座別墅之後，徐明正好來英國看我，我就跟他說了我要在法國尼斯戛納地區買別墅的事，大約需要300多萬美元。徐明當場表示由他出購房款，我同意了。”

根據穀開來自己在庭審現場的供述，2000年9月，她和德維爾通過網路註冊成立了“羅素地產公司”，兩個人各持50%股權——因為法律規定必須有兩個股東，所以德維爾只是掛了一個名而無真正出資。“他的股份實際上是代我持有的”，穀開來解釋。成立這家公司的目的就是為了購買尼斯戛納別墅，沒有別的業務。公司註冊好後，穀開來把羅素地產公司的開戶行和帳號告訴了徐明——徐明後來在法庭上出示的證據，證明他的公司當時匯了231.86047萬歐元，折合323萬美元到穀開來公司的帳號上。

“羅素地產公司”只是穀開來與德維爾的公司之一。英國公司檔案顯示，穀開來以Horus Kai的名義，和德維爾在英國還成立了另一家名為Adad Ltd的公司；他們登記的註冊位址一模一樣，都是伯恩第斯的基斯頓公寓，但當時德維爾使用的是“卡伊”這個化名。不過，這家公司從未申報過任何帳目，於2003年9月宣告解散——這個時間也與穀開來在伯恩第斯公寓的租借一致。2003年，開發商歐藍姆（Phillip Oram）買下基斯頓大樓，要求房客搬家，谷開來也搬走了。

值得一提的是，海伍德死後，曾有英國一家小報發表過一篇文章，採訪了一名聲稱是海伍德保鏢的人——邁克爾•萊特（Michael Wright）。萊特稱穀開來在伯恩第斯居住期間，與海伍德關係親密，且二人逐漸對此並不避諱。“我見過他清晨從她的臥室中出來，衣冠不整。”萊特說。萊特後來甚至還講述了一個更驚悚的他如何打退欲來此行刺的殺手的故事。

而英國電視四台（Channel 4）去年特地製作了一檔海伍德之死的紀錄片，兩位元記者耗時一年多，把海伍德的生平調查得非常詳盡。在倫敦，本刊記者約見了這部紀錄片的採訪者之一。她曾親自去伯恩第斯採訪過，她非常肯定地說：“那完全是個謊言，是典型的英國小報作風。海伍德根本不可能出現在那幢公寓裡。”

甘苦往昔

當年的穀開來，實際上多少也是帶著一腔幽怨去的英國。“把薄瓜瓜帶到英國去上中學完全是她一手操辦的，給我打了個招呼就走了，甚至這個事情是有賭氣的性質，在此之前我有過外遇，而這個事情呢，她表示非常憤怒，她把瓜瓜帶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賭氣就走的。”薄熙來後來在法庭上曾做過這樣一番陳述，雖是寥寥數語，但也是對那一時期他們夫妻關係實質的真實描述。

2013年8月，在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雖然本人沒有現身，但是已在服刑期的穀開來用出具證言的方式，成為指控薄熙來某些罪名的重要證人。夫妻一場近三十載，最終竟以這種方式相遇，又以一場審判而結束，這令瞭解他們感情經歷的一些親朋好友們不勝唏噓。

曾經，他們的結合被視為“郎才女貌”+“志同道合”這種最佳夫妻模式的最佳樣本。

眾所周知，穀開來也是一名地道的“紅二代”。谷開來的父親谷景生是山西人，早年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1951年，朝鮮戰爭爆發後，谷景生出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五軍政委，與軍長秦基偉一起開赴朝鮮，參加第五次戰役，後來又出任國防部五院政委、黨委書記。

谷景生的夫人范承秀是范仲淹的後代，14歲即參加革命，當過八路軍、遊擊隊長，“抗戰時期太行山區著名的才女、婦救會幹部”。1957年，心直口快的範承秀因幫著知識份子說話而被打成“右派”和“反黨集團”，有關方面要谷景生與妻子離婚。“當時，全軍授予將軍軍銜的高級幹部中被打成‘右派’的，唯總政文化部部長陳沂同志一人，將軍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當時正在國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時。妻子怕連累他，也提出要離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卻斷然拒絕……他因此被調離五院降職使用，但他無怨無悔。”這是2004年谷景生去世時，薄一波發表的悼念文章裡的一段。由此也可以看出，谷景生是一位有情有義之士。

1958年11月15日出生的穀麗——後改名為穀開來——是谷家五姐妹中最小的一個。1966年，席捲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谷景生和範承秀都成了首當其衝遭殃的老幹部。當谷家遭受巨大變故時，穀麗只有8歲。父母相繼被關押，四個姐姐又都被趕到農村。一位元瞭解穀家情況的知情者說，穀家的其他四個女兒因為年齡稍大，“文革”前上學的上學、當兵的當兵，相對而言，小女兒谷麗受到的影響更大一些。一篇介紹穀開來早期經歷的文章說，小學還沒有畢業，穀開來就不得不上房當泥瓦匠，還到副食品店操刀賣肉，賣肉時竟還是個叫人目瞪口呆的“一刀准”。“後來，為了更長遠的生計問題，她決定學門手藝，她開始學彈琵琶，聰穎的她一學就會，很快就達到了專業水準，被確定為獨奏演員。在北京電影樂團錄音棚中為電影錄音，《毛主席逝世》那部紀錄影片的琵琶伴奏，就是谷開來演奏的。”——據一位瞭解穀開來的知情者說，穀開來的琵琶確實彈得非常好。有時出國訪問時，興之所致，她也會為客人們表演一段琵琶。但是對於她為那部紀錄片伴奏，這位知情者則表示懷疑。

我得到的一份穀開來早期的簡歷是這樣寫的：1973年參軍，1975～1978年，在北京西城棉織廠當工人。1978年，穀麗參加了剛剛恢復了第二年的高考。後來有文章說，“因為坎坷的童年使她根本沒學過數學，幾近交白卷，但是她的文學答卷才情過人，竟一下就考上了北大法律系”。

1978年2月，原在北京市二輕局五金機修廠當工人的薄熙來也考上了北京大學歷史系。與穀開來相比，他此前吃的苦更多一些。“文革”時，薄熙來被關押在北京市立水橋北苑少管所，進“可教育好子女學習班”近5年。因身高腳大，買不到尺寸合適的鞋子，腳都凍傷凍腫，薄小瑩看到後，回家一針一線地為哥哥做了一雙合穿的鞋子送到牢房去。薄熙來收到後大為感動。薄熙來後來告訴身邊的人，他此生最感謝的人就是五妹薄小瑩。“妹妹探監的時候給我送被子，被子裡面藏著包子，陷在棉花裡。”薄小瑩後來也作為親屬，幾次出現在濟南中院。據參加過庭審現場的一位親歷者說，薄熙來每次進入法庭，都向親屬席方向看去，“他的眼睛一直在找他的親人，到處看，一直到看到時為止”。

薄熙來出事後，“‘文革’當中踹斷父親三根肋骨”的傳聞一度流傳甚廣。早期接近薄家的C先生說，這種說法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便見諸海外一些媒體，薄熙來對此也有耳聞。有一次閒聊中，薄熙來主動向C先生提及此事。他反問對方：“如果我真的像他們傳說的那樣，把父親的肋骨踢斷，那父親後來還會原諒我嗎？”他又說，父親薄一波也是看重中國傳統價值和倫理道德的人，如果他真的做過那種舉動，那是絕對不會得到父親原諒的。薄熙來又對C先生說，薄一波恢復職位後，只讓他搬進中南海跟他一起住，言外之意薄一波還是最喜歡他這個兒子的。

相比于薄家，穀家平反得比較晚。一位知情者還記得，谷開來當年跟他講述如何為父親早日平反、獲得工作機會而奔忙。“他們家在80年代後期才分到比較好的四合院，他們家沒有兒子，女兒們都挺顧家，兩個老人能鎮得住。”這位知情者說，谷景生年輕時一表人才，而穀開來的長相和性格更多遺傳自父親。年輕時的穀開來靈動清秀，面相豐潤。一位熟悉她的知情者說，她對自己長相唯一不滿意的是腮骨過方，“耳後見腮”。某一年，穀開來告訴朋友，自己皮膚上長了東西，需要做手術。再見她時，整個臉型已有非常大的變化。

在與穀開來結婚前，薄熙來與北京市前市委書記李雪峰的女兒李丹宇有過一次婚姻。李丹宇是位軍醫，從當時的社會地位上講應該是“下嫁”到還落魄的薄家。李丹宇後來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薄熙來是在1981年兒子4歲生日那天，突然提的分手，之後李丹宇搬出了中南海，但卻不同意離婚。兩人最後對簿公堂，直到1984年，由法院判決離婚。

1984年，中央辦公廳幹部薄熙來到遼寧大連金縣當縣委副書記——一位知情者提醒，“文革”結束後，谷景生曾經帶中央整改小組到東北工作過，薄熙來的選擇應該與此有關。不過這個說法無從核實。

穀開來後來在正式場合都刻意強調是在1985年到了大連偶遇薄熙來，從而開始了一段浪漫的感情經歷，避而不談他們在北大共同求學的一年經歷是否已相識。谷開來的三姐嫁的人，正是李丹宇的哥哥，而谷景生與薄一波都是山西出來的老革命，所以那時候的薄熙來對她來說也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物。而李丹宇懷疑薄熙來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可能已喜歡上穀開來。為此據說她還告了好多年。

不管怎麼樣，穀開來當時是頂著一定壓力嫁給薄熙來的，穀麗這個名字也是在認識薄熙來之後改的。一位知情者說，金州（當時的金縣）著名的風景勝地“金石灘”也是他們一起取的名字，“金石為開，繼往開來……這幾個詞來來回回的，他們覺得很好”。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兩人當時感情的深厚。

一位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認識穀開來的人士回憶，那時候還是北大法律系學生的谷麗說話柔聲細語，寫一手好字。穀麗也有出國深造的機會，但是她最終還是義無反顧地追隨薄熙來去了東北——薄熙來當時只是一個副縣級幹部，前途未明，這段感情之初也沒有任何功利成分。那時候從北京探望他們的一位友人，至今還對兩人當時的寒酸記憶猶新：“他們家裡有一間屋子，裡面只有一張床，外面用一個布簾擋著，上廁所、洗澡都得到外面用公共的。”見有舊故來，穀開來還有些尷尬，“她給我切了個香瓜吃，我回去就拉肚子”。這位友人回憶，薄熙來當時“穿一個灰不喇唧的工人裝”，頭髮也亂蓬蓬的。東北小縣城的日子，遠非北京所能相比。日子雖然清苦，但兩人感情甚篤。1987年底，他們收穫了這段愛情的結晶——薄瓜瓜。

“金牌律師”

1988年，薄熙來出任大連市宣傳部長，第二年當選副市長，仕途一路看漲。他的口才和形象也漸漸顯出優勢，與過去那個略顯土氣的縣委副書記已不可同日而語。隨著知名度和曝光率增多，關於薄熙來的一些傳言也多起來。時至今日，我們沒有能力去核實那些傳聞的真真假假，但是據一位知情者透露，它對穀開來造成的傷害卻是真實而深切的。

“我認為薄熙來是她第一個最愛的人，也是第一個傷透她心的人。她自認美貌但是有比她更美貌的，她覺得自己不受重視。”傷心之餘也許還有委屈——當時雖然掛著一個“瀋陽軍區陸軍學院講師”的身份，但谷開來其實為了這段婚姻放棄了工作機會。知情者透露，谷開來一度情緒低落，曾打電話給朋友，流淚傾訴自己的痛苦，也曾有一些舉動來傷害自己。

作為穀開來當時頗為信任的朋友，C先生勸谷開來不要在別人陰影下生活。“我勸她，不要迷戀做官太太，她完全可以利用她在法律方面的專長走出一條自己的路。”谷開來對好友的意見也深以為然。一番醞釀，於是就有了曾經風頭十足的“開來律師事務所”的誕生。據稱，這是第一家以女律師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

谷開來很快在律師這一職業上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自信和尊嚴，她的氣質、教養、學識和能力通過這一職業得到充分展現。在此期間發生最有名的事情，便是後來被稱為“勝訴在美國”的訴訟案。當時大連一家化工廠因商業糾紛被美國企業告至法庭，“中國方面不出面應訴，被美國法院做了缺席判決，判以1400萬美元的賠償。此事也驚動了當時的經貿部部長吳儀。她說，大連惹的禍，中國銀行不能出錢，你們努力吧；官司打不贏的話，大連市政府就要出這個錢”。參與此事的C先生回憶。當時薄熙來的壓力也很大，“那是90年代，大連政府哪變得出來那麼多錢？”1997年，大連方面決定組成律師團赴美應對，穀開來擔任律師團的主要律師，C先生也以顧問身份加入律師團。

“我們當時確實比較辛苦，一個月內看了六麻袋的檔案，從頭到尾翻出來。最後我們找到了一個理由，成功說服法官召開緊急庭前會議，再給一次機會。”C先生解釋說，“嚴格說來，這場官司不是‘勝訴’——實際上最後在重審的時候雙方達成和解，我們支付了對方律師的律師費，起訴方則答應撤訴。這樣也爭取回來了1000多萬美元。”

C先生出生于北京，成長於臺北，曾經長期生活在美國。在美國訴訟期間，C先生說，他利用自己家族在政界和法律界的人脈，給穀開來安排了很多活動，包括在華盛頓拜訪了愛德華•甘迺迪的家庭，到國會與範士丹（Dianne Goldman Berman Feinstein）見面。範士丹是三藩市唯一的女市長，資深參議員。C先生希望能用這樣傑出的女性來激勵穀開來，堅持走自己的路。而穀開來的表現也令人稱道。“開來很快就熟悉了外交上的場合、穿著、談吐等等，她的衣服雖然不是很貴，但很得體。”

“她其實挺有個性的，但是她懂得掩飾，分寸拿捏也比較得當。”C先生回憶，中國律師團在洛杉磯的時候，為穀開來舉辦了一個“開來之夜”派對，很多人都為她的風采傾倒。當時與穀開來合作過的美國律師柏恩（Ed Byrne）形容她十分聰慧，美麗迷人，英文十分流利，是“中國的賈桂琳•甘迺迪”。柏恩回憶，當年打贏官司後，穀開來邀請整個法律團隊及家屬到大連旅遊，“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柏恩說，這是他近20年接觸過的“最奇異的案子”。

穀開來給合作過的另一個人——羅伯特•辛海因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認為她很有禮貌，非常善解人意，非常聰明。那些對她過於縱容自己、是一個魔女一樣女人的指控，和我所見的絕對是180度的不同。”辛海因說，他們當時住在豪華的大連金石灘度假村，時任大連市長的薄熙來晚上到酒店逐一與各位會面並握手，辛海因說他也對薄的性格魅力印象深刻，“他表現得更像一個美國政治家在公眾中工作的樣子”。

C先生曾陪同谷開來到日本參加“東京國際法學會”，他真實感覺到她的進步。“她的英語口語起初磕磕巴巴的，後來也講得很溜。到東京演講的時候，她也很下功夫，把15分鐘的英文稿子全部背下來，給下面聽眾的感覺她的能力非常強，這個演講是最得分的。”

這一時期，是谷開來作為獨立的個體生活得最充實的時候。“她能表現自己的獨當一面，她可以體現自己的才能，她講話滔滔不絕，有條有理，周旋在世界各國人士的中間，處理客戶的事情給外商留下的印象也很好。”C先生回憶。現在看當年那些照片，會感覺穀開來臉上的笑容是發自內心的，神情也非常自信。

曾在開來律師事務所工作的一位員工至今還保存著她的一張名片。名片上，穀開來的中文名字下面印著Horus.L.Kai。右邊還有兩個頭銜：“美國人文大學客座教授”、“中國民族文化研究所秘書長”。C先生解釋說，那時候穀開來還喜歡從事文化活動，所以成立了一個中國民族文化研究所，經常帶著一些書畫家，到國外參加各種文化交流活動。

C先生回憶，有一次，他們一起去埃及等地參加一次文化交流活動，“在搭乘的埃及航空公司的班機上，我看到一本叫《Horus Magazine》的機上讀物，我建議她說Horus這個名字象徵太陽神，男女都適用，不妨就把英文名定為Horus吧，她也接受了，之後她律師事務所的英文名也註冊為這個名字”。

在大連時期，她更多以“開來”的名字出現，而刻意拋掉自己的姓氏。大連一度傳言她是中央另一名谷姓高級幹部的女兒。知情者說，薄熙來當時也支持她走這條道路，他私下揣測，一種心理是“她至少不會總是再為那些事情和他吵”。

美國那場官司解決後，谷開來名聲大振，甚至被媒體冠以“金牌律師”。當年某電視臺還要以此為藍本拍一部《勝訴在美國》的電視劇，男主角C先生選擇了濮存昕，“開來”則選定了江珊。不過C先生說，當時只是先出了策劃、製成宣傳品，本想用於招商、引來投資，不料在上海電影節上反應平平，最後也沒有真的開拍。

不過，隨後發生的一件事，也讓穀開來的“金牌律師”形象打了幾分折扣。1998年，山西作家趙瑜寫了一部40萬字的《馬家軍調查》，披露了很多內情，引起馬俊仁的強烈不滿，對外宣稱要起訴趙瑜；而“金牌律師”谷開來馬上旗幟鮮明地站在他一邊，聲稱“有人在借著馬俊仁製造聳人聽聞的故事”。不僅如此，她還出了一本《我為馬俊仁當律師》的書，與馬俊仁一道在大連、武漢、南京等城市簽名售書。與之相關的新聞報導當時也用很聳人的標題，諸如：“開來做好了替馬俊仁當被告的準備”；“開來律師引火焚身，向我開炮！”

趙瑜後來寫過一篇文章，用很微妙的口吻提到穀開來：“1998年春節後，為續寫末章我在東北再會老馬，老馬曾告訴我，開來曾把名叫瓜瓜的兒子送到馬家軍訓練，他們一家人挺支持我的。我問瓜瓜練得怎麼樣？老馬笑而未答，我當時想，子女到老馬這裡來訓練，孩子的家長在市里當領導，就更好支持老馬了。”

這場紛爭到最後不了了之，不過穀開來當時的舉動被很多同行批為“業餘”。C先生回憶，他看到穀開來到處為這本書簽售，很不以為然。“我說開來，你是一個專業律師，你不要學藝人，在大連機場設個攤子簽售，別人會怎麼看你？”

不久，一位元大連當地的記者化名在海外發表文章，指谷開來利用丈夫身份，在大連招攬生意。考慮到薄熙來對外的形象問題以及未來的政治前途，加之一些風言風語，1999年，大連的“開來律師事務所”關閉。

C先生後來也離開大連，搬到上海。以後，雖然每年仍與穀開來保持通話，偶爾也會在上海或北京見面，但兩人除了寒暄生活上的瑣事外，話題再很少涉及其他。在C先生心目中，那個曾經想努力做自己事業的一個優秀女性，已漸行漸遠。雖然後來法庭出示的一些證詞表明，穀開來當時在全國還有5個律師所，但是她基本上不再抛頭露面。那個意氣風發的“律師開來”也就此成為歷史。

倫敦置業

“爸爸常常和我議論媽媽，覺得她很偉大，有思想、有創意，做什麼事都做得非常好。當年辦律師事務所很成功，為了避嫌，她在事業的巔峰期毅然選擇了放棄。爸爸說，其實這不是一個人的損失，而是一個事業的損失。他甚至說，如果當時他自己退下來，支持媽媽去做，她會做得更好！她退出以後，就像隱居一樣，不參加任何社會活動，爸爸有活動讓她參加她也不肯。我特別理解，她最不願意被罩在爸爸的影子下，失掉自己。”這是薄瓜瓜後來對媒體講的一番話。對那時的穀開來而言，一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事業，一方面又不願意生活在丈夫的影子下，於是兒子薄瓜瓜便成了她生活的重心和全部的事業。

當薄熙來在2000年離開大連到省裡任職後，負氣出走的穀開來正在異國他鄉為孩子、為自己苦心經營著。在那些與她相識的人眼中，她是一位慈愛的母親，為了兒子的學業搬到倫敦。一篇報導說：“她會在簡樸的公寓裡為朋友們準備熱度恰好為84攝氏度的綠茶——據說這樣可以避免燙傷茶葉；並且給來客們彈奏琵琶，一種類似于曼陀林的樂器。對一位中國高官而言，她是完美的妻子。”可是高官夫人的另一面，又是神秘莫測的。曾經與穀開來有過商業合作關係的一位英國人士透露，谷開來經常入住倫敦的文華東方酒店（Mandarin Oriental）。這座酒店位於奢華的騎士橋街區，是全球最昂貴的酒店之一。

2013年底在倫敦採訪期間，恰好看到了這樣一則新聞：英國《金融時報》報導說，倫敦西區（West End）再次成為全球最貴的寫字樓市場。倫敦西區長期是富人或社會精英居住的地區，又靠近王室權力中心。那裡雖然沒有高聳入雲的摩天大樓或誇張炫目的寫字樓，但其地價之貴，由來已久。在英國女王伊莉莎白的宮殿——白金漢宮以西約4公里處，是高級住宅集中的伯爵宮（Earl‘s Court）地區。在這個地區的一角，有一座紅磚建築叫Coleherne Court，它因為是戴安娜嫁給查理斯之前的居住地而名聲大振，身價不菲。

由海伍德之死引發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之後，英國媒體利用他們對本國法律和規章制度的熟悉，順藤摸瓜，在這個倫敦傳統的富人區發現了跟中國有關的大量有價值的資訊。

2002年，標緻（Peugeot）子公司PSA Wholesale Ltd想賣掉公司在Coleherne Court的一套公寓。第一個找上來的客戶是一位元法國男子。時任公司秘書的巴納比•史密斯（Barnaby Smith）回憶，這名法國男子提出以“黃金地圖公司”（Golden Map Ltd）的名義在香港辦理了手續——這名法國男子即是建築師德維爾。“黃金地圖公司”註冊於英屬維京群島，當時它沒有借助任何銀行貸款，就買下了這處價值73.6萬英鎊的房產。如今，這幢房產價值已逾150萬英鎊（約1500萬元人民幣）。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沿著這筆交易一直追蹤到了香港，最終顯示穀開來在香港經商的一名親屬也參與其中。

這套公寓面積157平方米，在房間裡可眺望窗外的公園。有報導說，薄瓜瓜2006至2010年就讀于牛津大學期間，它曾被用作薄瓜瓜的“單身公寓”。有趣的是，日本《朝日新聞》的記者後來特地走訪了這幢公寓，當他向公寓管理員出示薄瓜瓜的照片時，對方竟然還記得：“啊！這不是WaWa嗎？”看到薄瓜瓜的照片後，對方“立即提高了分貝”——瓜瓜的名字被歐美人叫作“WaWa”——“我記得很清楚，他住在一樓，房間很大，有三間臥室。”

買下Coleherne Court公寓的一年後，“黃金地圖”再次出手，在2003年5月以46萬英鎊又購買了附近一套面積較小的公寓。這套一居室裝修時尚，四周是一個玻璃暖房，通向一個花園。2011年9月，這套公寓被掛牌出售。2012年1月，這套公寓以略低於70萬英鎊的價格售出。英國《金融時報》調查稱，這套公寓的出售得到瑪莎百貨聯合創始人的曾孫邁克爾•馬克斯（Michael Marks）的協助。而馬克斯似乎告訴過推銷這套公寓的房產代理，他代表的是他在牛津和哈佛的同學薄瓜瓜。公寓在出售前進行了裝修，花費約1萬英鎊。馬克斯寫信給這名房產代理，通知他：公寓中的一個保險箱得撬開並移走（因為密碼已丟失），而房內的廚房設備與燈具可以留給新房客。

　　儘管房產權再次記在“黃金地圖”名下，但這套公寓收到的水電費帳單、維修發票及其他信件，上面寫的收件人全都是德維爾。公寓的鄰居們表示，2005年前後，這名建築師曾斷斷續續地在這套公寓居住過——德維爾於2000年離開中國，妻子關傑則留在大連照顧自己的父母與幼子，兩人在3年之後離婚。當時他告訴一名鄰居說，他的感情生活很複雜：前妻在中國；他的一名華人女友帶著十幾歲的兒子住在倫敦。曾受德維爾之邀前來做客的一名鄰居，在這套公寓中看到了“巨幅的中國城鎮規劃圖”。

　　有一個細節是，在薄熙來庭審的案件筆錄中顯示：“谷開來出國時，有4000多萬元人民幣，300多萬美元，50多萬歐元，20多萬英鎊。”——2000年的時候，如此身家，實在不是一筆小數字。她憑藉自己的財力購置房產，也是綽綽有餘的。

　　哈羅校友

　　到哈羅公學走一圈，才深深體會到什麼是“低調的奢侈”。表面看，這裡的建築都很老，從主路走過來，也並不能馬上就看到大片吸引眼球的綠地。可是偶然穿過一條小路，站在半山坡上，卻發現眼下赫然是一大片綠草坪，幾十塊大大小小的球場，不時傳出少年們的叫喊聲。後來查資料，才知道哈羅一共有20塊板球場、9個高爾夫球場和12個網球場。

　　當年的薄瓜瓜就是這運動場上活躍的一個少年。有文章形容薄瓜瓜是“同學中公認的英式橄欖球球星”；而薄瓜瓜後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在哈羅公學期間，他報名參加了英國社會在學生中常年組織的“攻擊性淘汰賽”，據說這是在全英所有公立學校開展的一項活動，要進行長達3年的殘酷訓練和淘汰，包括要過生死關、饑餓關、險情應變等等，由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特種兵軍官擔任教官，一輪一輪地淘汰。薄瓜瓜參加的這一期比賽最後堅持下來的只有8名學生，而他是其中唯一的東方人。

　　薄瓜瓜在哈羅公學的健康成長，也是薄家人頗為自豪並樂意公開的，否則不會引起一位正在大連闖世界的英國青年人的注意，他，就是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

　　海伍德曾經告訴朋友，薄瓜瓜是靠他才進入哈羅公學讀書的，在他死後，媒體把這個說法當成事實報導，但是與薄家關係很密切的G先生斷然否認了這種說法。按照G先生提供的資訊，海伍德在報上得知薄熙來的兒子在哈羅公學上學後，同樣畢業于哈羅公學的他通過資源豐富的英國社會關係，動用他在哈羅公學的舊識，聯繫上了薄瓜瓜和穀開來——那時候穀開來已經住到倫敦西區的那所公寓裡，以便就近照顧兒子。

　　“皇朝會”（Royal China）是在倫敦市中心貝克街（Baker Street）上的一家中餐館。G先生說，2002年的某一天，薄瓜瓜母子在這裡與海伍德有了第一次會面。“大連”和“哈羅公學”這兩個共同點，把海伍德和薄瓜瓜原本處在遙遠世界的兩個人牽到了一起。

　　海伍德怎麼也不會想到，這次會面會在9年後導致了他的被謀殺。

　　尼爾•海伍德1970年10月20日出生於倫敦。他的父親皮特是股票經紀人，母親安從事電視直銷業，上面還有一個姐姐。

　　一位靠特殊關係才得以獲得採訪海伍德家人機會的英國記者形容，他是“失落的貴族”。中文版維琪百科上稱海伍德是曾出任過天津總領事的著名漢學家翟理思之子翟蘭思（Lancelot Giles）的後人，可以確認的是，這是一個錯誤。據這位元記者同行得到的獨家消息，海伍德的曾外祖父，也就是他母親安的爺爺叫約翰•巴爾•阿弗萊克（John Barr Affleck），是1935至1938年英國駐天津的總領事——不過海伍德的這位祖先似乎在他的祖國也幾乎被淡忘了，用Google搜索了好久，最後才在英文版維琪百科“天津租界地”（Concessions in Tianjin）的頁面中，在歷任總領事名單裡，發現了John Barr Affleck的名字。

　　從1928年出任總領事的翟蘭思在1934年任職期間死于天津。那位阿弗萊克應該是去接他的職位的。據海伍德生前向家人形容，他的曾祖父“是女王派來的”，“駐中國最高官員”。他也很以這位祖先為自豪，家裡的牆上還掛著這位祖先的畫像。約翰•阿弗萊克應該是有爵位的，但是海伍德向家人解釋說，因為他不是長子長孫，所以他本人並沒有獲得象徵貴族身份的爵位。

　　Harrovians（哈羅生），是專門稱呼哈羅公學學生的單詞，它包含了7位英國前首相。這樣一個單詞本身就是一種身份和階層的暗示。海伍德從祖父、父親到他自己都是Harrovians。據稱哈羅公學很注重傳統，哈羅生吉米解釋說：“如果一個家族的很多人都上過這所學校，哈羅會優先考慮他的入學資格。”13歲那年，海伍德也順利地進入哈羅公學讀書。

　　海伍德當年的舍監大衛•培瑞（David Parry）至今仍保留著海伍德當年的照片。在他的印象中，這個有著蓬鬆而柔軟黑色頭髮的少年並不是一個很勤奮的學生，“他以為進了哈羅將來會成為他的晉身臺階”，所以得過且過。培瑞說：“他身上有什麼東西缺失了，我不知道那是什麼，這很難表述。”

　　在初級會考後，培瑞特別警告海伍德，假如他再不用功的話，可能進不了大學。回憶這位學生，培瑞說，沒有付出就不會有回報，“但在這一點上我對尼爾並不確定，因為永遠有捷徑可走”。

　　英國電視四台在2012年11月時，專門拍攝了有關海伍德之死的紀錄片。為此，兩位元記者歷時一年，採訪了很多事件相關者。在倫敦，這位英國同行告訴我，當時他們聯絡了海伍德在哈羅公學的30位同學，可他們除了記得他喜歡Talking Head樂隊、運動不怎麼在行之外，再無其他印象。儘管海伍德後來在中國的生活軌跡，很大程度上靠著他身上的“哈羅”標籤，但是他在哈羅公學畢業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我從未聽到過他的消息。”培瑞說。他後來經常參加哈羅學生的婚禮和有意義的生日，“可是他一點消息都沒有，他就這樣離開了。這真有一點令人傷心”。

　　海伍德在高級會考中表現不佳，進入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念國際政治。華威大學“也不算太差”，是除了牛津、劍橋之外的第二級別的大學。在大學裡，海伍德也沒有給同學們留下什麼深刻印象。

　　在他的朋友眼裡，海伍德是個“有魅力但卻難以捉摸的人”。海伍德顯然是個不安分的人。從哈羅公學畢業後，他曾開著自命為“騾子”的野營車穿越了大不列顛；從華威大學畢業後，海伍德曾在英國下議院找到了一份工作，但他並不喜歡這份工作。之後，他曾嘗試開過一家電視製作公司，還曾通過在遊艇上打工的方式，橫渡大西洋去到美國，在佛羅里達一所做漁網的小公司裡勉強做小時工糊口。為了省錢他被迫住在最廉價的旅館裡，整天與醉鬼、癮君子混在一起。

　　海伍德生前曾告訴家人，他的姥姥當年跟隨曾外祖父也在天津生活過，會說中文。雖然她在海伍德10歲那年去世，但是已經給這個孩子留下許多關於中國的記憶，遙遠的東方因而也成了他一直嚮往之地。於是，海伍德在22歲那年來到中國，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中文。1993年底，他在這所大學結識了未來的太太王某某。據熟知他們的朋友說，王某某是遼寧本溪人，個子高挑，長相漂亮。3年後，他們一起到了海濱城市大連安家。海伍德在大連一所中學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他們在大連生了一兒一女。

　　做一名靠教英語來謀生的外國人，顯然不是海伍德的目標。後來有檔顯示，在大連期間，他就創辦了多家公司，包括與朋友開了一家“海伍德與伯丁頓聯合公司”（Heywood Boddington Associates），為尋求在大連和中國其他地方投資的外商提供諮詢服務。據英國媒體報導，2000年，他在英國註冊了“尼爾•海伍德聯合公司”（Neil Heywood & Associates），“主要業務為撰寫有關亞洲市場的分析文章，並為《經濟學人》雜誌撰寫文章”。

　　2000年的某一天，時任英國駐華使館負責商業的一秘凱瑞•布朗（Kerry Brown）接待了一個來自大連的英國人，說是諮詢與中國女孩結婚的事情，這引起他的好奇。這個英國人便是海伍德。“他說他當時在大連教英語，那時候很少有英國人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居住，我覺得和我的經歷有點像——我以前也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的一個地方教過英語；使館的人通常都比較傲慢，因為這一層背景，我覺得我應該對他友善一些。”2013年12月21日，已在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任教的凱瑞•布朗，借回倫敦過耶誕節之機，在一家咖啡廳裡向我憶起13年前的那一幕。在他眼裡，海伍德人很隨和，“是地道英國人的樣子”。

　　凱瑞•布朗當時的工作劃分，正好是負責遼寧以及東北一帶的商務活動。“在大連的英國公司並不多，而有港口和機場的一些項目，大連方面想和英國合作。”於是凱瑞•布朗有幾次去大連出差的機會。

　　“因為在大連的英國人不多，所以我去大連就找到了尼爾。我們在大連賓館見面，他也沒給我什麼特別的印象，只記得他說開了一個語言學校，也就是很普通的一個英國人。”布朗回憶，海伍德穿著很隨意的毛衣和牛仔褲，不像當時許多在中國的英國商人那麼精明，一心想發財，“他看起來似乎只是在混日子”。布朗的印象中，當時海伍德也隻字未提跟薄家有什麼關係。

　　不過這一切顯然在2002年他與穀開來母子見面後有了改變。當時薄熙來在國內仕途比較看好，穀開來需要花更多時間留在中國。G先生說，當時海伍德對穀開來提議，他可以代為照顧薄瓜瓜——例如在期末時到學校去把他接回家，得到了穀開來的同意。

　　那位曾在哈羅公學工作過的知情者說，後期他在哈羅公學見過海伍德，在畢業的時候，他也曾作為薄瓜瓜的親友出席一些儀式。“尼爾會不時地幫助處理瓜瓜在求學過程中的瑣事，然而薄家並沒有花錢雇用他，他也沒有義務替薄家跑腿。”作為與薄家關係密切的人，G先生後來特別強調，海伍德與穀氏母子的關係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再考慮到這個細節——當時穀開來給了海伍德一輛二手的賓士車，讓他可以方便接送瓜瓜，還讓他使用穀開來在倫敦西區的那套公寓——這種關係究竟是“密切”還是“有限”，也只能由讀者各自判斷。

　　北京生活

　　2004年，薄熙來離開瀋陽，到北京出任商務部部長，谷開來似乎不再耿耿于懷于曾令她“賭氣”出走的過往，而是更多地留在北京、陪同丈夫。曾經意氣風發的“金牌律師”從公眾視野消失了，代之以公眾面前溫柔、知性、得體而明事理的部長夫人。

　　與谷開來曾有數面之緣的Z先生，是臺灣政商名流，常年行走於海峽兩岸，也是見多識廣之士。談論穀開來，他至今仍持很高的評價。“她是我在大陸見到的僅有幾個有大家風範、誠懇而不傲慢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這位Z先生特別提及，有一次，他在北京亞運村某高檔酒樓宴請穀開來。在那裡，他們偶遇某高級領導人之子。對方已有些醉意，“手裡拿了一瓶威士卡裡的藍瓶，算是檔次很高的”，看到熟人谷開來，他說：“給你們一瓶！北京現在也只有這家的鮑魚還能吃吃，這個酒能喝喝！”穀開來皺著眉頭看著對方搖晃而去的背影，然後又轉過頭來略帶歉意地說：“我們高幹子弟的形象都被這些人給毀了！”不過，隨著後來諸多負面新聞的曝光，他顯得有些困惑：“我覺得現在看到的開來和我當年看到的，好像完全不是一個人。”
此時的穀開來需要對自己的角色和生活重新調整。2004年8月，她在回國後用英語給一個朋友發郵件寫道：“你可能很難想到，我正在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幾個月之後，她寫下更為傷感的話：“我真的總在懷念伯恩第斯的生活，那裡很自由，並能讓我獲得進步。”

　　地域的遙遠並沒有對這對母子的感情有任何影響。薄瓜瓜有一次做客某節目時說：“我跟媽媽溝通的形式經常是互相寫書，她給我寫一本書，我給她寫一本書。”他說，他“曾在媽媽心情特別困難的時候”給她寫了一本書，“在我心情特別困難的情況下她也會給我寫書”。

　　也就在2004年，海伍德把家搬到了北京。這一選擇是否與結識了薄家有關，不得而知。

　　來到北京的海伍德仍舊以做顧問、諮詢業為主。在西方一些媒體看來，對中國公司進行調查是一個快速增長又相當賺錢的行業。西方投資者認為中國公司經常虛報盈利，而且隔著千山萬水，他們也弄不清楚中方的真實情況。因而西方公司需要雇用顧問或者調查員幫助他們。所以在其創辦的“海伍德與伯丁頓聯合公司”網站上，還有這樣一句話：“Know yourself. Know the other party. In a hundred battles，you will never be defeated.”（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按照英國電視四台的調查，海伍德的另一部分角色是充當中間商：替英國公司找到能夠廉價製造產品的中國工廠，假如搭上線成交的話，他可以賺取15%的傭金。他們評論說：“這樣的工作買空賣空，並非靠真才實學或本事，也許因為如此，他喜歡故作神秘，此時遇到他的英國人記得海伍德講話刻意含糊，喜歡強調他認識共產黨高層，例如跟薄家很熟，可以輕易把事情搞定。”

　　不過至少從外表上看，海伍德的生意進行得不錯。他後來在順義後沙峪附近買了一個有三層樓的獨幢別墅，但這套當時總價為400萬元的房子讓他背負著每月2萬元人民幣的貸款。他的兩個小孩也進入顯赫的英國德威學校北京分校（Dulwich College）就讀。兩個孩子一年的學費是4萬多英鎊（約40萬元人民幣）——因為太太不工作，家庭全部經濟負擔實際都在他一個人身上。海伍德本人開始作英國貴族打扮，加入英僑商務協會，也參加英國使館的各種宴會活動。

　　曾在英國駐華大使館任一秘的凱瑞•布朗此時已經回到英國從事研究工作。到北京出差再見到海伍德時，他注意到海伍德行為舉止上的一些戲劇性變化。他穿著亞麻西裝，翻毛靴子，系著細領帶，“他當時看上去心情非常愉快”。布朗回憶：“但是當他和我說話的時候，會表現得精於算計。‘這個傢伙不錯，他很好，但是時間就是金錢。’”布朗注意到，此時的海伍德已經開始談到薄熙來，“他聲稱對薄家很熟悉”。

　　不過凱瑞•布朗倒是從另一個角度對海伍德在中國的身份做瞭解讀：“英國使館商務處通常比較傲慢，不給英國公司提供什麼具體幫助，所以像海伍德這樣的諮詢公司就可以隨便做，不需要政府介入。”

　　儘管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否認海伍德與其家庭關係密切，但是海伍德身上有意無意的薄家色彩，無疑是為他招徠注意力的一個重要砝碼。凱瑞•布朗說，中國高級領導人的子女通常在美國讀書，“像薄熙來這樣把孩子送到英國讀書、而且毫不隱諱地公開這一點的人並不多，所以英國對他也很感興趣，也想借機拉近關係”。凱瑞•布朗仍然對海伍德和他的新工作表示懷疑。布朗說，他後來也做過諮詢公司，“在中國的顧問靠關係為生，許多人聲稱和大領導有親密關係，但事實上不是真的。這是一個被一些假像掩飾的世界”。

　　從哈羅到牛津

　　倫敦市中心的Paddington站是個繁忙的大中轉站，幾乎每隔半小時就有一趟去牛津的火車。無需為等待太長時間而焦灼，也不必為座位擁擠而煩躁，你盡可以從容上車，以書或音樂為伴；一小時左右，再泰然自若地下車。雖然此時已身處倫敦西北60英里的牛津，但一路上的快捷和舒適，令你感覺不到任何不適或反差。

　　這種感覺應該也是薄瓜瓜當初從哈羅公學邁進牛津大學的寫照——幾乎是一路坦途，沒有任何障礙。哈羅公學時期的薄瓜瓜留給大家的是一個積極向上的陽光少年印象。後來任哈羅公學校長的梅爾•姆維克（Mel Mrowiec）先生是薄瓜瓜曾經的“班主任”（House Master）。他在2009年接受採訪時對薄瓜瓜評價頗高：“瓜瓜是我們哈羅公校的第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他和其他16個男孩一起進入我們Rendalls House，他是當中最聰明也最認真的孩子，而且所有功課都非常棒……可以說瓜瓜讓我對中國學生的印象好極了，他改變了中國孩子在我心中的形象，他周圍的同學也從他那裡知道了更多關於中國的事情，他是我非常難忘的學生之一。”

　　據薄瓜瓜自己介紹，“我的學習筆記還被當作範本在學校印發了”，而他的畢業考試得了11個“A加星”。

　　在哈羅公學工作過的一位知情者說，很杜哈羅生在畢業時會設計一些畢業作品，以作申請大學用。薄瓜瓜當時也寫了一本書——《還有不同》（Uncommon Wealth）。後來媒體興起的一陣“瓜瓜熱”中，是這樣提及這一段的：“（瓜瓜）17歲時國外出版了他的英文專著《還有不同》，該書主題是反對盲目追趕時尚，已被新加坡出版社譯為中文，正在徵求本人同意出版。”其實這本書並不是正規的印刷品，“我記得他是在香港印的，送了一批給老師、朋友”，知情者說，看得出薄瓜瓜很用心做這本書，“排版、設計都體現得與眾不同，當時我還覺得他這個創意挺好的”。

　　2005年底，參加完英國“高考”——“A-level”考試的薄瓜瓜，把下一個求學目標鎖定在了牛津大學貝裡奧學院的PPE專業，他後來形容這是“難度最大的考學”。據他自己說，當時一些瞭解牛津歷史的朋友勸阻他“不要自找麻煩”，這反倒激起了他的好勝心。

　　“在填報大學五個志願時，我就只報了牛津PPE這一個，沒給自己留後路，也算是‘背水一戰’吧！”“非常支持我的是媽媽。後來我才知道，她支持這樣報的原因並不是認為我會成功，恰恰相反，她曾預料我會經歷一次重大失敗，但她相信‘頑強奮戰後的失敗和輕易取得的成功具有同等價值’，你可以陶醉于成功，但更津津有味的是人生體驗。”這對母子依然用他們特有的方式溝通、交流。

　　薄瓜瓜所說的PPE，全稱“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哲學、政治與經濟專業），是牛津哲學系的一個本科專業，也是最早由牛津大學創立的。牛津大學關於PPE專業介紹的網頁上寫道：“在過去的年月裡，這個專業誕生了無數傑出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同時也有政府首腦、傑出政治家、企業家、金融家、記者和其他傑出專業人士……緬甸的昂山素季、英國現任首相卡梅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當年在牛津大學都學PPE專業。

　　1994年出生的袁幼林在柴契爾夫人當年就讀的薩默維爾學院（Somerville College）讀PPE專業。他對PPE專業做了一個詳盡的解釋：“‘二戰’之前，牛津有一門課程叫Classics（經典學），主要是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的一些經典——那時候認為只要讀懂了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經典，就可以有一種治國之道。‘經典學’專業裡面出了很多英國以前的首相。‘二戰’後，牛津覺得它已經不符合時代政治家的需要，所以就開始設了這個專業。一開始它叫Modern Classics（現代經典學），然後開始學哲學、政治、經濟這三方面。”

　　“學PPE專業的中國人的確比較少，錄取率在牛津的所有專業裡也算最低的之一。”袁幼林說，“在薄瓜瓜之前的情況我不是很瞭解，但是薄瓜瓜的下一屆（2007）是沒有中國學生的，包括香港人在內。2008級有一個中國人，2009級又沒有中國人，然後再2010級是我一個。”不過最近幾年，申請PPE的中國學生才略微多了點。薄瓜瓜確定不是牛津大學第一個學PPE專業的大陸學生。記者在網上搜到了原香港TOM公司CEO王兟即畢業於牛津的這個專業。

　　朱澤平是2012年進入牛津Regent‘s Park College的中國學生。“通常中國學生在申請這個專業時心理上有一些畏懼。因為它的閱讀量比較大，對語言的要求高。”跟薄瓜瓜一樣，朱澤平也是初中時就到倫敦來讀書的，他說，相比于從國內高中申請來的大陸學生，這一點上他們佔據了不少語言優勢。“像薄瓜瓜這樣從哈羅公學畢業的，稍微努力一些，再加上有自信，申請起來成功率還是比較高的。”

　　“牛津大學的錄取不是由一個中央的錄取委員會決定的，而是由每一個學院自己決定的。”袁幼林說。筆試通過後，還要進行面試。袁幼林說，其實考試成績並不是招生唯一的考量標準。“面試的時候還有一個標準是‘我希望在下面三年去教這樣一個學生’。打個比方，比如我在面試薄瓜瓜的時候，雖然覺得他掌握的知識可能還不足夠多，但是覺得他聰明、他能跟我聊天；或者我在考慮薄瓜瓜的背景，覺得他可能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法，我希望能特別深入地瞭解這些想法、希望跟這個學生在以後三年裡有更多的交流，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PPE專業與英國本土的政治聯繫的確比較密切。你看像議會裡的Front Bench（第一排），可能百分之七八十都是PPE專業出身的。”朱澤平說，“如果對未來有一個很明確的從政願望的話，可能還是會選這個專業。”朱澤平說，給他們上課的經濟老師就經常對學生們開玩笑說：“你們那些想從政的第一年不許給我扔了經濟這門課啊。因為現在Front Bench那些人全都扔了經濟，看他們把我們的經濟攪得一塌糊塗。”

　　從哈羅到牛津，都是響噹噹的名校。兒子的優異表現，應該讓丟失了自己符號的穀開來，又在“母親”的角色上得到了甚多安慰。就是在進入牛津的2006年，薄瓜瓜在國內媒體正式露面，他第一次正面接受媒體採訪。

　　當媒體的光環籠罩在這個志得意滿的少年身上時，質疑聲也開始漸漸出現：薄瓜瓜求學6年的哈羅公學和要讀3年的牛津大學，每年學費都是3萬多英鎊，這顯然不是一個普通家庭能承受的。而薄瓜瓜在接受採訪時說：“從16歲開始，每年我都是獎學金學生。我很自豪，我是以自己的努力，支持了自己的學業，沒有給爸爸媽媽增添負擔。”網站上一些關於薄瓜瓜的介紹上，寫著他是牛津大學“全額獎學金全日制住校學生”。而薄熙來在2012年面對兒子在國外讀書的資金問題時，有點不勝其擾，在新聞發佈會上，他一字一句地說：“全額獎學金！”

　　耐人尋味的是，當哈羅公學被英國記者詢問獎學金問題時，校方答覆稱：“我校從不提供全額獎學金。”

　　“牛津的本科生只有一個獎學金，針對非英國人，是提供給非OECD國家的學生，中國也在其中。除此之外牛津大學是不提供任何本科生獎學金的。”據袁幼林說，“每年牛津在全球一共只有三個名額，中國唯一獲得這筆獎學金的學生是遼寧的數學競賽第一名獲得者。”袁幼林解釋說，牛津的獎學金主要給博士生和碩士生提供，偏應用類的比較多。“牛津還有幾個中國獎學金之類的，但是主要都是給博士的，他們的限定標準一定要是研究生，博士拿的比較多，本科生是沒有拿到過的。”

　　一位同樣畢業于哈羅公學的英國記者說：“學生想獲得獎學金主要有兩個管道，一是學校提供的，但這更多的是照顧本土學生，薄瓜瓜確認沒有申請到這筆錢；二是某些基金或慈善機構，指定某些條件給申請者提供獎學金，條件限制得太多，可能只有一個人申請。英國政府現在也在打擊這種行為，因為它很容易滋生腐敗。”這位元英國記者說，他也通過多種管道多次聯繫薄瓜瓜，想讓他說明獎學金的來源，“他從來沒有回應過”。

北京迷夢

　　海伍德在倫敦的家並不好找。按照一位元採訪過其家人的英國記者給的位址，先是坐了向倫敦西南方向去的一條地鐵線，出來已在泰晤士南岸的Streatham一帶。再換公共汽車，又晃蕩了幾站下來，站定打量四周，發現這裡的建築和谷開來曾置業的倫敦西區有著巨大的落差。各種裝扮的移民也明顯增多。從公共汽車站又步行了近半小時，才找到海伍德家所在的那條街。

　　這一條路上都是那種一幢挨著一幢的低層樓房，門臉不大，每家門前只有幾平方米的小院子。此時正值西方傳統最重要的耶誕節的前幾天，周圍的很多房子都燈火通明，門外也有聖誕的裝飾，一派迎接節日的喜慶氛圍。只有一幢深紅色的房子一片沉寂——這就是海伍德的家。曾有一度，英國媒體蜂擁而至，找到仍住在這裡的海伍德的母親安，試圖讓她說些什麼，但都被她拒絕。不知是不是不堪其擾，門上掛了一塊牌子，上面赫然寫著：“小心有狗！”

　　按了門鈴，又敲了門，沒人應。再按，再敲，還是一片沉默。天色已晚，又飄起細雨，在門外等了一會兒，家裡還是沒有燈光。無奈，只好離開。

　　這裡也是海伍德長大的地方。可以推想的是，與薄瓜瓜認識後，他必然曾經在這裡與穀開來在西區的那間豪華公寓之間穿梭往來過。雖然他是土生土長的倫敦人，但是在穀開來母子這對城市的“新面孔”面前，他也並不擁有多少優勢，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不知道海伍德是否為此困擾過。他的祖上在大英帝國享受貴族的尊榮時，無論是薄家還是穀家的“紅一代”，還正在為趕走異國的侵略者而奮力廝殺。只不過到了他這一代，昔日的榮光已經衰落到只剩下一個遙遠而模糊的傳說。恢復祖上曾有的榮耀，是海伍德此生最大的夢想。

　　“他最大的心願是有朝一日，能被女王用劍點肩（注：授勳的一種儀式），授他一個爵位。”海伍德設想的“加官晉爵”之路是，先在中國獲得事業上的成功，然後回英國從政，海伍德的家人說。

　　於是在北京的海伍德為了榮耀家族的目標而努力奮鬥著。海伍德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海伍德死後，外界一直在苦苦追尋，試圖勾勒出一個真實的他來。可是很多認識他的人，給出的答應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

　　“海伍德處在商業社會的灰色地帶，他讓自己顯得是那種能搞定事情的人物。”在上海的英國貿易領事鮑勃•希德（Bob Shead），在一次英國大使館的活動中見到海伍德。當時海伍德以阿斯頓•馬丁（Aston Martin）公司的身份發放名片。當時海伍德還遞給希德另一張名片，顯示他的另一身份——“史賓賽•邱吉爾設計公司”（Spencer-Churchill Designs Ltd）的中國總代表。這個公司的負責人杭莉葉塔•史賓賽-邱吉爾（Lady Henrietta Spencer-Churchill）來自著名的邱吉爾家族，她本人是一位設計師，當時想要把室內裝潢的生意擴展到中國。杭莉葉塔後來表示，她和海伍德曾嘗試合作，但他們的合作沒有任何結果。

　　海伍德的身份顯得很微妙。一方面，正如貿易領事鮑勃•希德所形容那樣，“他以一副典型的西方面孔出現在那些潛在客戶面前，而那些客戶喜歡像他這樣有著公立學校背景、用上層階級口吻講話的人”。這可能正是要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新興中國富商們需要的一張面孔；另一方面，像海伍德這樣能說一口流利中文、在中國生活近20年，又有神秘莫測的背景的人，對那些對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抱以熱望的英國商界人士來說，也是他們需要借助的一個很好的人選。

　　曾任駐華使館一秘的凱瑞•布朗則在其後的兩三年間又見過海伍德數次，包括在倫敦，他們也會過面。“他沒有公開說和薄家的關係，但是也沒有掩飾。”凱瑞•布朗則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海伍德，“英國對華貿易體系整體比較保守。英國老牌政治家講究身份，強調階層，不想真正瞭解中國。與美國這些國家相比，他們與中國相處顯得保守而落後。而且英國的商業，也是被大公司所控制，你看卡梅倫這次訪華，帶的就是大公司，但是真正有活力的都是些中小企業。中國市場無疑又對英國的中小企業有些巨大的吸引力，這也是為什麼海伍德會有生存土壤的原因。”

　　而一度更引起諸多猜測的，則是海伍德的另一個身份——英國Hakluyt的顧問。Hakluyt公司是由曾主管與英國企業聯絡的英國軍情六處（MI6）退休官員克里斯多夫•詹姆斯（Christopher James）於1995年創辦的。海伍德死後，Hakluyt公司只是簡短表示，海伍德並非Hakluyt員工，只是一名顧問，“很多大公司在中國都會聘請顧問”。“海伍德在中國從事商業諮詢業務已經很久了，我們只是他提供服務的很多公司中的一家。我們對他的死感到非常難過。”

　　可是這樣的簡短聲明並不能平息外界關於海伍德是英國軍情六處“特工”的傳言——海伍德生前是詹姆斯•邦德的“粉絲”，他為自己買的一輛二手捷豹車專門申請了一個含有“007”的車牌；據說手機號碼也有“007”。不過幾位元參與調查過此事的英國記者對此幾乎都持否定態度。“哪有一個特工會傻到把‘007’印到自己的腦門上？”一位元記者反問。在他看來，這反倒是海伍德喜歡誇大自己地位的一個典型事例。另一位知情者則這樣謹慎地表述：“海伍德不可能是一個特工，但是海伍德對外一直聲稱他和薄家很熟，而當時薄熙來進一步晉升的機會似乎還很多，所以英國方面找他打聽薄家的消息也不是不可能的。”

　　“與海伍德合作過的中國同事並不是很喜歡他。”一位知情者說，“他雖然實際上並沒有什麼錢，但派頭上像個貴族，顯得傲氣十足，又顯得十分神秘，從來不說自己做什麼生意。”

　　海伍德的身份是阿斯頓•馬丁的非董事顧問——一位知情者說，後來有媒體提到，海伍德生活奢侈，開一輛阿斯頓•馬丁的跑車，實際上是北京的老闆借給他開的。這位老闆對海伍德評價很正面，認為他“溫文爾雅”，“聰明、正直、有素質”，“不是以利益為重的人”。

　　不過，有一個評價是共同的：海伍德很愛家人和孩子，“每次打他電話，他都是和孩子在一起”。採訪過海伍德妻子的記者回憶，她也形容夫妻感情很好。她眼中的丈夫“喜歡和向上的人在一起，但他沒有商業頭腦”。

　　爭議牛津

　　建于1263年的貝裡奧學院（Balliol College），是牛津最古老的學院之一，它的地理位置也恰好位於牛津市中心。去牛津採訪的時候，正好看到貝裡奧學院為了招生打出的條幅。“因為薄瓜瓜，這個學院都出了名了！”在牛津讀書的一位中國留學生調侃說。他又半認真地說：“以前，我們知道在牛津比較有名的中國人都是非常老的，錢鍾書、楊憲益……年輕一代，現在最有名的人就是薄瓜瓜了！”

　　貝裡奧學院的創辦人約翰•貝裡奧是亨利三世時期的貴族，後娶了一位蘇格蘭公主為妻，而他的兒子也曾是蘇格蘭國王。他在杜倫主教的協助下，於大約1263年決定捐款創建一所高等學府，它是牛津最早創立的幾所學院之一。英國前首相阿斯奎斯曾形容貝裡奧的學生“平靜地流露出一種自然的優越感”。

　　與赫胥黎、亞當•斯密一個學院的薄瓜瓜，如果擁有這種優越感，也實在可以理解。在採訪時稱他就讀的貝裡奧學院為“創史學院”，這個名稱似乎在牛津並不通用。“我猜想這樣稱呼是因為貝裡奧自稱為最老的學院之一，但是這樣說的話很多牛津人會不服氣的。”留學生劉一帆說。“通常認為牛津最老的學院是Merton College（注：著名翻譯家楊憲益曾就讀過的墨頓學院）或University College（大學學院）。雪萊的一個睡棺就在University College裡面，克林頓的女兒也在這個學院讀過書。”

　　很難形容牛津哪個學院是“最好的”。“就像貝裡奧隔壁的St John‘s學院，它是牛津最有錢的學院；那Merton傳統上學術也很好；拍《哈利•波特》的Christ Church也是很有名。”牛津大學的確是個令人時時心生敬畏的所在。比如和貝裡奧學院一牆之隔的Trinity College就是牛頓曾讀過的三一學院。不過據說兩個學院有“世仇”，“它們兩個隔壁嘛，自然而然互相有競爭啊，小爭吵”。網上有一張薄瓜瓜和同學們作勢撒尿，就是在三一學院的大門口拍的，這也是青春期少年的一種無傷大雅的惡作劇。

　　薄瓜瓜曾用“刺激”來形容牛津生活，“特別是PPE的本科，公認是攻堅戰……光讀那麼多經典原著，時間就緊繃繃的。經常為了突擊學習沒時間睡覺……但我享受每次考試之後的那種痛快感；腦迅速膨脹之後的收穫讓人很有成就感”。

　　但是很多牛津人在談論薄瓜瓜時，都會不約而同用到social life（社交生活）這個詞，這也是那個時期的薄瓜瓜給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薄瓜瓜有一次批評在牛津的中國學生不和外界交往，“他們建立了一個像X-man一樣的，和這裡的白人完全不同的一個系統”。

　　與傳統的中國留學生不同，薄瓜瓜擅長社交，朋友圈子也以英國人為主。有的媒體從他2006到2009年的Faceboo記錄下他參加的各種社交活動。據報導，薄瓜瓜2008年曾發起過為汶川地震受害者捐款的活動，募款超過1.5萬英鎊，不過他組織的影響最大的活動是通過另一個社團——歐洲委員會（European Affairs Society），那次名為“絲綢之路”的晚會請到了成龍，還有少林寺僧人的表演，吸引了近400名牛津學生參加。英國媒體後來說，那次活動是由一家汽車廠贊助的。

　　至今仍在牛津的中國留學生圈裡熱議不止的一個話題，是薄瓜瓜當年參加“牛津聯合會”（Oxford Union）的競選。“牛津聯合會”其實是一個獨立于牛津大學的組織，“但它特別有名，有的人甚至認為它跟牛津一樣有名”。牛津博士生劉一帆解釋，“英國真正的公共辯論，是從它開始的。歷史上在聯合會待過的人，很多後來成為知名政客”。

　　他說印度或巴基斯坦的留學生中有很多活躍分子也喜歡加入Oxford Union的辯論，有的甚至以前做過聯合會的主席。“他們有的後來去本國從事政治活動，不少人被暗殺了。所以前年有一名印度學生去競選聯合會的主席，明明沒有選上，結果下來後很多人都說congratulations（恭喜）。”劉一帆笑著說。

　　因為牛津聯合會名氣很大，有很多很有背景的孩子在裡面。“他們有能力請來非常厲害的明星、政要，比如克林頓、邁克爾•傑克遜，最近的嘉賓就是阿富汗的卡爾紮伊。”因為牛津聯合會的名氣實在夠大，這些名人也會把來這裡視為一種榮譽。劉一帆說，聯合會去年的主席是一位韓國學生，而他就請來了去年全球最紅火的鳥叔。

　　“從大陸學生的傳統看，我們確實很難進到這裡面，一個是語言的問題，還有一個文化的問題，我們從小就不習慣辯論，也不會辯論。”劉一帆說。

　　當年的薄瓜瓜試圖挑戰這一格局。他參加了Union Librarian職位的競選，據說這個職位相當於副主席。“在公認‘中國熱’的當今，‘牛聯’的大喇叭卻很少有中國的動靜……加入會員的中國人卻寥寥無幾，好像與我們無關似的。我覺得‘牛聯’這麼有影響力，應有中國的話語權，能發出中國的聲音。所以在競選佈告中，我在自己名字後面打出了大大的‘中國人’三個字。”

　　只有聯合會的會員才有資格投票。“牛津70%到80%的本科生是Union會員，但很多華人偏偏不是。”薄瓜瓜後來在一個節目裡有些無奈地說。而《牛津學生報》後來的報導說，薄瓜瓜總是在給同學們買各種各樣的東西，從雨傘這樣的小東西，到Union的終身會員資格（根據其官網最新顯示是218英鎊/人）。薄瓜瓜的一位元朋友向《每日電訊報》回憶，投票當天有好些中國學生趕來為瓜瓜投票，但未獲允許，因為他們是前一天才加入Union的，“瓜瓜試著爭辯，但最後不了了之”。

據說薄瓜瓜最後以4票之差敗給了一個英國人。“只可惜投票的幾千名會員裡沒有幾個中國人，開始我覺得挺孤獨，但不管怎麼樣，最後證明了中國人不但能大大方方進入西方主流社會，而且在而後的辯論中，中國的聲音也有機會博得響亮的掌聲。”

　　“他當年應該沒有參加過辯論。他競選的也是一個比較偏社會活動而不是那種學術性的或政策性的角色。”一位瞭解內情的留學生說。與薄瓜瓜同時期的，真正獲得一致認可的“名門之後”，是新加坡星獅集團主席李顯揚的長子，也是內閣資政李光耀的孫子李繩武，“他是公認的辯論高手”，“據說也是那一屆PPE專業的第一名”。

　　在牛津讀書期間，薄瓜瓜還是“牛津大學保守派聯盟”（Oxford University Conservative Associa-tion，OCA）的一員。OCA成立於1924年，是英國保守黨的青年分支。一位朋友回憶，薄瓜瓜當時從“至少有500英鎊現金”的錢包裡掏出50英鎊的現金交了會員費。“很奇怪一位共產黨官員的兒子會加入保守派聯盟。”他說。

　　學業之謎

　　在後來的媒體報導中，薄瓜瓜被形容為一位派對男孩——不事學業，熱衷社交，花錢如流水。網上流傳著他在牛津參加各種聚會的“紈絝”照，在他入學的第一周，他就買了許多香檳，在宿舍裡搞了一個大派對等等。他的一個朋友形容他是一個花錢大方、不斷給人買酒的人。不過，也有人認為是公眾將可以理解的青春期行為過分放大了。“以前他的一切來得太容易了，所以進了大學後，他要叛逆或者小放縱一下，我們不應該對他過分苛責。”一位知情者說。“牛津本來就是一個很注重社交的地方，各種派對、各種舞會，在上面跟一個女生摟一下抱一下是非常普通的。我覺得什麼也說明不了。但是如果他是一個很低調的人，後來不在國內那麼大肆宣傳的話，這些事情就不會被放大。”一位留學生說。

　　如果沒有2009年的畢業風波和他後來在國內的宣傳熱，薄瓜瓜應該會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寬容——這一年，傳出他因為成績不及格而被牛津大學開除。薄瓜瓜在牛津時期的學業，後來也成了沸沸揚揚的一個熱點。

　　PPE專業學期為3年。“PPE有兩次真正的正式考試，一次是在‘大一’結束的時候，一次是在‘大三’結束的時候。除了‘大一’和‘大二’的第一個學期外，每一個學期的開始的時候都有一次考試，是考上一個學期學過的。如果你連續把那個考掛（未通過）的話，老師就會讓你回去反省一下自己，然後再來考試。‘大一’學年結束的時候那場考試，我們叫預考，如果考掛了，那假期結束之後你還有一次重考的機會；你還是掛了的話，學院有兩個選擇：一是把你踢掉（開除）；二是給你一個空檔年（休學）。”學PPE專業的朱澤平介紹說。

　　所謂空檔年，是指學生可以休學一年，出遊或者參加別的社會活動，這在歐洲學生中很常見。薄瓜瓜後來告訴媒體，他沒有被開除，是想用英國學制中的“空檔年”推遲一年畢業。不過有媒體當時又“追殺”到貝裡奧學院採訪，校方的回復是“他被要求休學一年”。這就顯得微妙起來。“如果學校要求空檔年，實際上是讓學生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一般是成績的問題，除了你做一些激起公憤，特別不道德的事，老師都不會管你的。實際上文科要考得特別好很難，因為你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要考掛也挺難的，真的要完全不用功，什麼都不看，才能考掛。”朱澤平說。

　　因為被要求離校，薄瓜瓜不能再使用學校的設施，據英媒報導，他隨後搬到牛津唯一的一家五星級酒店蘭道夫（Randolph）住了一段，酒店每晚住宿人民幣最低1400元左右。據說在這裡，他還開了幾次派對。當時薄瓜瓜在牛津期間，約會的是一名叫Lale Can的土耳其學生。他們一起組織了一個舞會，DJ Tim Westwood 表演，薄瓜瓜還安排了成龍來做了場演講。

　　薄瓜瓜在牛津留下了褒貶不一的評價。一位牛津博士認為：“薄瓜瓜在官僚子弟中算是好的，沒有什麼派頭的。”牛津大學附近的一家高級中華餐飲店老闆回憶起當時曾前來用餐的薄瓜瓜稱：“他態度很傲慢。”薄瓜瓜與朋友一起舉辦派對，令該店員工將飯菜送去距離很遠的聚會場所。這位老闆說：“中國高幹子弟點餐時從不說預算，對價格毫無概念，一副不管多少錢都付得起的樣子。”

　　一位匿名的牛津教師也通過路透社表達了不同的看法，這位教師認為，薄是一個富有進取心、尖銳和擅長辯論的人，有那種在上課之餘還能找到大量時間享樂的天分。一位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的教授有類似的看法：“從我與他打交道的經歷看，如果不管那些傳聞，他是個聰明的小夥子。他是那種典型的英國私立學校出品的學生：聰明、強大，自信。”

　　根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說，有一天，三名西裝革履的中國外交官來牛津拜訪貝裡奧學院的院長安德魯•格拉漢姆博士。他們說：“這件事情很讓人難堪，因為中國很重視教育，如果薄瓜瓜的考試不通過，這會讓他父親和祖父都難堪。這位老師回答說：（既然考試不過讓他覺得尷尬）那麼他們就應該讓薄瓜瓜更加努力地學習。”

　　在牛津大學採訪期間，本刊記者也聯繫了貝裡奧學院的前任院長安德魯•格拉漢姆博士。也許意識到曾經的這位學生在中國引起的關注，之前甚少面對媒體的格拉漢姆博士很快回了郵件，他說很抱歉目前不在英國。但是他用郵件的方式正式回答了幾個問題。

　　1.他並沒有被退學，而是被要求離宿一年。該決定通過正常學生學業監督程式做出的。休學期畢，瓜瓜如約返校並參加了畢業考試。這些畢業考試為大學考試，不是貝裡奧學院考試。他在哲學、政治、經濟這門科目獲得了2：1。

　　2.我們提供了畢業證書以證明他拿到2：1。

　　3.以貝裡奧學院院長的角度來看，瓜瓜雖是個聰明的年輕人，但是他對學業的不夠重視導致我們最後決定讓其休學一年。返校參加畢業考試時，他取得的成績是可信的。

　　（He was not expelled. He was， however， required to be out of residence for one year. We reached this decision following our normal processes in which we monitor the academic progress of all students. At the end of this period of absence， he returned as expected and took his Final Examinations. In these exams， which are University-wide exams， not Balliol College exams， he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Honours Degree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 provided the normal letter certifying that he had obtained an Upper Second Class Degree.

　　Seen from my perspective as Master of Balliol at the time， it became clear that， while he was a clever young man， he did not settle well into his academic work and this is what led to our eventual decision that he should be away for a year. On his return， he achieved a very creditable result in the final exams.）

　　對於《每日電訊報》所說的被中國外交官造訪一事，貝裡奧的前院長是這樣回應的：“的確曾有一篇報導暗指中國駐英國大使曾來找過我。但此事絕不真實；無論是中國駐英大使還是其他使館人員，從未有相關人員前來拜訪我，或嘗試來拜訪我，更沒有對我施加壓力。雖然的確有使館人員會見過薄瓜瓜的導師，但我並未發現有任何壓力施加于導師（我相信如若有的話，作為那次決定薄瓜瓜去留的會議主持，我還是會知道的）；無論如何，即使有人向我方施加壓力，我方決定也不會因此受到任何影響。”

　　牛津留學生劉一帆解釋，英國成績分為四等：first，2：1，2：2和third。2：1，是僅次於一等成績的第二高成績，“牛津因為優秀學生比較多，所以前二級給的比例也比較高”。英國媒體說，薄瓜瓜後來在沒有老師教導的情況下在期末考試中獲得了2：1的高分，“令很多人驚訝”。但是他的導師還是不為所動，拒絕為薄瓜瓜去哈佛提供引薦信，只提供了“就學證明”。

　　2009年5月，陷於學業麻煩的薄瓜瓜卻因為獲得“英國十大傑出華人青年”的“大本鐘獎”而在國內大紅。主辦方的解釋是，薄瓜瓜因為“將中華文化和中國聲音帶入世界最高學府”。這次評選的主要負責人李俊辰的頭銜是“英國華人青年聯會主席”。他在接受本刊採訪時一再強調，在評選前並不認識薄瓜瓜。“我和薄瓜瓜只在頒獎典禮上見過一面，之前沒聽說過他，之後沒有聯繫過他。”因為這個“大本鐘”獎只頒了一年，網上也有傳說，這個獎是專門為薄瓜瓜“量身定做”。李俊辰對此也矢口否認。

　　之前“大本鐘”獎組織方也曾聯繫過在英國的另外一名華人。其家人說：“我當時還給他們建議，用‘鐘’這個名字不好，中國人很忌諱。他們沒有採納。而且我跟組織者聯繫過一段，感覺不太對，後來就不參與了。”而另外一名在倫敦留學的中國學生說：“我們都知道這個獎的含金量有多少，但是看到後來瓜瓜那麼當回事地在國內宣傳，覺得有些怪怪的。”

　　正是“被要求”休學的這一年，薄瓜瓜在國內頗為活躍了一段時間。2009年6月27日，薄瓜瓜以牛津大學貝裡奧學院學生的身份，戴著“首屆英國十大傑出華人青年”的桂冠，到北京大學做了一場演講。當時的報導說，北大以“相當不低的規格”迎接了這位元“傑出青年”。後來有人注意到，在距離正式開場兩個小時之前，有8人分成兩列站在陽光大廳的正門口，“白襯衫，黑褲，黑皮鞋，留著短髮，戴著耳麥，面無表情”，“穿著制服的北大保安，一旁襯托，足足矮了半頭”。後來有人透露，這幾個“白襯衫”是組織方花錢外雇的專業保安人員。至於花費，則是由一家民營企業慷慨買單，“打了折的”。薄瓜瓜當天穿著一件中式立領白襯衫出席，有媒體描述，“他的膚色是健康的古銅色，據說前一天才從古巴回來”。

　　這一年，薄熙來在重慶拉開了轟轟烈烈“唱紅打黑”行動序幕。重慶市門戶網站發表了一篇名為《薄瓜瓜現象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評論文章，將薄瓜瓜的求學經歷上升到“製造中國聲音”的高度。有趣的是，這篇文章援引了“英國BBC特邀評論員”尼爾•伍德（即海伍德）先生對薄瓜瓜的評價，稱他是一位“天生的中國小大使”，還讚揚薄瓜瓜的英文水準已經超過了他的英國同學。2010年8月8日播出的重慶新聞裡，薄熙來當天出席了一個名為“接見中國大學生骨幹培養學校代表”的活動。薄瓜瓜就坐在他右手邊，而重慶市的其他領導則分坐在主席臺的兩側。

　　2010年，薄瓜瓜還有一次頗引人注目的旅行。他與同為高官後代的前女友一起游西藏。照片的出處來自他本人的社交網站相冊。鏡頭中的薄瓜瓜如尋常驢友一樣與藏民合照、在瑪尼堆前留影……然而從另一個視角的照片可以看出，這次旅行出動了不少安保人員隨行保駕護航。

　　“清理門戶”

　　當年海伍德案被媒體率先爆出後，曾有薄瓜瓜的同學向媒體透露，薄瓜瓜本人表示他與海伍德並不相識。但是後來證明，他顯然沒有說實話。當時曾有媒體形容海伍德是薄家“管家”，還有說“薄瓜瓜的男保姆”。海伍德的太太告訴記者，這種說法讓她感到“很噁心”，“尼爾是他們的家庭朋友”。
在伯恩第斯曾與穀開來有過合作的霍爾回憶，穀開來當時也向他介紹了兩位生意夥伴：海伍德和德維爾。“派翠克（德維爾）是談判人，”霍爾稱，“海伍德負責所有的文書和貨運工作，那些通關所需的各種複雜操作。他很熟悉這些工作。”據霍爾說，穀開來和海伍德經常發生財務上的紛爭。“主要是因為穀覺得這個英國人有些越界了。他說，‘儘管交給我，Horus，我會搞定這些，而不是你’。之後她就變得焦躁不安，因為她覺得他在做決定，但那是她的錢。”“我覺得她在財務問題上不清楚，也不怎麼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但是尼爾是坦率明白的，我認為。”霍爾說，“他在這方面更有頭腦一些。”霍爾最後又說德維爾和穀開來看起來比較親密，“他經常握著她的手。我們經常在伯恩第斯附近看見他們，他們看起來比朋友更親密，可能是情侶，這是我們當時所認為的”。

　　穀開來與德維爾的信任與合作關係，大約在2006年產生了變化。據德維爾後來在法庭上出具的證詞，2006年，穀開來便向他提出要將羅素地產公司——即法國那套海邊別墅的擁有者——的股權轉給徐明持有，徐明派人來辦理手續，但是沒有轉成。“因為當時我諮詢律師，律師告訴我，從稅務的角度講，當時轉讓股權程式複雜且費用不菲，於是決定等別墅的股權簡化後再轉讓股權。”德維爾說。媒體後來發現，就在這一年，德維爾和父親蜜雪兒共同出資，在盧森堡註冊成立D2地產投資公司。值得一提的是，D2地產投資公司的登記地址是北京昂道律師事務所，即原來的開來律師事務所。這家公司從2007到2010年期間曾3次開出空頭支票，不知是否與這套別墅的運作有關。

　　穀開來性格上的變化，不知道是不是與她的身體變化有關。據薄瓜瓜後來發的聲明中說，2006年，“她的健康狀況突然惡化，隨後深居簡出，自那以後，她已經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

　　到了2007年下半年，穀開來又決定把那50%的股權轉讓給了海伍德代持。她後來在證詞裡說，因為不想讓德維爾“霸佔別墅”，所以讓尼爾（海伍德）進來制約德維爾。不過，“尼爾只是代我持有羅素地產公司股權，他和德某某一樣也只是一個代理人，是隱名的”。

　　有意思的是，雖然表面上看，海伍德與德維爾在別墅的代持人上是一種競爭關係，但他們彼此卻沒什麼惡意。根據德維爾的證詞，海伍德當時還告訴他穀開來開始對他產生懷疑，而他認為這些懷疑是“不適當”的。而海伍德被謀殺事件曝光後，德維爾告訴媒體：“我們的共同點是都娶了中國女人，我們彼此十分瞭解。我可以斷言，不管從哪個方面講，他都不是一個行騙的人，他有著英國傳統的高貴氣質。”

　　雖然德維爾對海伍德的股權轉讓因為種種原因也沒有成功，但至少說明在那個時候，海伍德還是深得谷開來信任的。採訪過海伍德遺孀的一位元英國同行告訴本刊記者，後來當穀開來涉嫌謀殺的消息傳來時，王某某還不相信。“已經認識了那麼多年，怎麼會呢？”據她說穀開來對海伍德的兩個孩子也很好，西方媒體在形容他們關係時用了“godmother”（教母）這個詞。

　　德維爾在證詞中說，2008年，穀開來又想把別墅交給郭某某的香港酒店集團經營管理，“穀開來還讓我和薄瓜瓜一起與香格里拉酒店的領導和律師會面，介紹別墅的情況”。但此事不了了之。

　　至於穀開來為什麼失去了對“德叔”的信任，庭審的一些證詞或許也能幫我們找到蛛絲馬跡。王立軍作證時說：“2009年下半年或者2010年上半年，在重慶3號樓，穀開來非常生氣，指著德某某說：‘德叔幫我打理房產一年的租金好幾百萬，不僅不給我，還向我要錢。’後來我問德某某怎麼回事，德某某說海外房產的日常支出非常大，租金等收入基本上都用於房產的支出了，同時自己為幫著管理房產也做出了很多的付出。”

　　唯一一位地位沒有被動搖的，是老朋友徐明。“徐明比較殷勤，會來事。他知道瓜瓜去英國讀書後，趕緊在英國建了個辦事處。”一位知情者說。徐明多年的忠心耿耿，讓他始終處於這個圈子的核心地位。

　　在庭審時，以證人出現的徐明提供的大量證詞，也讓外界得以一窺這麼多年來他地位“巋然不動”的金錢成本。穀開來後來在證詞中說，2003年之前，“我跟瓜瓜在英國的費用都是我自己支付的”。2003年以後，她跟徐明提出，瓜瓜往返倫敦、還有一些海外朋友到國內旅行的費用，由徐明幫解決，“徐明很痛快地就答應了”，“從這以後，我和瓜瓜出國、回國以及中途到其他國家旅行的機票和旅行費用，均是由徐明支付的”。

　　具體操作此事的張曉軍說：“我為薄瓜瓜購買的機票主要有三類。薄瓜瓜在國外讀書期間從國內往返英國、美國的機票，通常每年薄瓜瓜要回國三次；另一類是薄瓜瓜出去旅遊的機票，比如2006年薄瓜瓜去德國看過世界盃，還去過威尼斯、阿根廷、古巴、巴黎、非洲等地；第三類是為薄瓜瓜的朋友購買的機票，這些朋友主要是薄瓜瓜的同學，還有一些是薄瓜瓜在國外結交的朋友、老師，國內的朋友比較少。”

　　在穀開來心中地位沒有絲毫變化的，當然還有兒子薄瓜瓜。2010年，正在大家還議論薄瓜瓜學業的時候，有消息稱：薄瓜瓜已在2010年入讀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當時有傳言，薄家找人遊說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才完成申請哈佛的種種手續。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不肯回應這些傳言。不過，單單從表面上看——2010年薄瓜瓜在牛津補考通過，當年即進入哈佛大學，也能看出他入學上的“與眾不同”。

　　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花費大概是一年9萬美元。而去年薄熙來庭審披露出來的一些資訊，也讓這個培養精英的學術機構一度陷入尷尬——穀開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張曉軍作證，2011年3月中旬的時候，美國哈佛大學來了一個40人左右的訪問團，這批人從上海至重慶、重慶至北京的國內機票以及在北京居住的酒店都是由大連實德出的。後來甘迺迪學院發言人不得不出面澄清稱“這是學生的個人行為，與學院和學校無關。學生用的錢是自己的錢，或是自己獨立籌集到的款項”。

　　根據庭審，2011年8月，“薄瓜瓜及其親友一行六人”去非洲旅行。其間“薄瓜瓜從某航空服務公司租用了一架私人飛機用於他們迪拜至乞力馬札羅的往返旅程，費用共計8萬美元”。加上酒店和行程的5萬多美元，這13萬美元，是徐明“從徐明私人帳戶”中支付的。從2004年開始，一直持續到案發前，徐明代為支付的機票費用多達76次，一共300多萬人民幣。

　　2011年11月份，薄瓜瓜打電話告訴母親，自己的信用卡透支了幾萬美元。谷開來指示張曉軍打電話告訴徐明，徐明馬上找人還了這筆錢。這30多萬美元不知道是不是他給薄瓜瓜付的最後一筆錢。

　　谷開來作為高級官員的夫人，她和商人應該保持的距離和界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現在看來，那些原本應該有的界限早已蕩然無存。她在使用徐明的錢時，完全毫無顧忌。而薄瓜瓜是怎麼面對這一切的呢？茨威格在給那位法國斷頭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寫的傳記中，提到她早年的奢侈生活，無比感慨地評價：“她那時候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不知道如果薄瓜瓜未來有一天讀到此句，內心會不會有所動。

　　“終結者”王立軍

　　如果說德維爾、海伍德、徐明等構成了一道事實上的“穀開來圈子”的話，那麼最後加入者、也扮演最後“終結者”角色的，是王立軍。

　　在北京生活後期，穀開來的健康出現了問題。據說在薄一波的追悼會上，她當場昏過去。被送到醫院後，醫生發現她服用的蟲草膠囊中混合了鉛、汞，“神經系統受到不可挽回的損傷”。穀開來認為這是有人蓄意投毒，而在她心裡，早已對“嫌疑人”身份有了明確認定。

　　1977年，薄熙來與前妻李丹宇的孩子薄望知出生，李丹宇與薄熙來離婚後，將兒子改為“李望知”。谷開來對於這個孩子比較介意，是周圍一些朋友心知肚明事。一位知情者說，讀書時，李望知曾經在寒暑假時去大連看父親，“開來知道他來，但避而不見”。薄熙來也知道穀開來比較介意這一點，只是“偷偷對他好”。

　　1996年，李望知從北京161中學考入北大法律系。他的一位大學同學回憶：“有傳言說望知是籃球特長生，但他其實不是。不過我覺得他應該不是通過高考的正常途徑入學的。他體育確實不錯，他身高大概有1.85米，身體素質很好，‘大一’時就是籃球和足球院隊的，好像還是國家二級運動員。”

　　據同學回憶，除了加入這兩個運動隊外，“望知在其他方面表現得都很低調”，他也從來沒有特意提及自己的身世。那時大家私下裡傳說“他是高幹子弟”，“但當時薄熙來還沒有薄一波有名，所以我們傳他的不是‘薄熙來的兒子’，而是‘薄一波的孫子’”。

　　從北大畢業後的李望知去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之後，他曾在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再之後又開了自己的公司。這段時間他也涉足很多領域，但“生意並不算做得很大”。

　　據知情者透露，李望知後來結婚生子，妻子是大連一家著名企業老闆的女兒，據說兩人是在美國讀書時認識的。“開來失去工作以後，性格有很大變化。特別是從英國回來以後，一看到某企業做得那麼紅火，她認為薄家偏向大兒子，不依不饒，弄得老薄很為難。最後逼得老薄沒辦法，把那家企業的進出口權給要了回來。可是開來還不甘心，她還找人調查李望知，看他在美國有沒有財產之類的……搞了好多事。”一些朋友後來愈發覺得穀開來“變了”。

　　一個看起來事業興旺，一個仍然是在學校讀書的學生。這看起來有很大差異，其實也許只是時間問題——李望知比薄瓜瓜整整大10歲。如果薄瓜瓜正常發展的話，假以10年，他的前途也未可知。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但是身邊的朋友感覺，谷開來非常介意這一點，她不希望自己的兒子薄瓜瓜顯得不如李望知。

　　2010年，薄瓜瓜還註冊了一家“瓜瓜科技公司”。“我當時一聽這個消息就在想，瓜瓜這麼小就開公司，開來也太寵他了！”一位知情人回憶，他也揣測，“開來是不是太著急和李望知比了？”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薄瓜瓜公司註冊的負責人是張曉軍。張曉軍原是谷景生的勤務員，和薄瓜瓜年齡相仿，因而關係密切。“瓜瓜回國都是他陪的。”谷景生去世後，他又到了薄家當勤務員，最後因協助穀開來殺人而被捕。

　　穀開來認定自己被人為下毒後，在北京報了案。“據說當時沒人理她，認為她是臆想。”一位知情者說。谷開來對辦案人員的怠慢頗不滿。2007年底的某一天，聽到她抱怨的徐明為她介紹了“破案能手”、鐵嶺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

　　徐明和王立軍認識的時間並不長。他後來說，2006年，“朋友找王（立軍）辦事，他當場就辦了，此後我們很熟”。徐明這位富豪很快以他通常的物質方式表達對這段“友情”的重視——他出資人民幣285萬元為王立軍在北京購置了兩套住房，並以其岳父名義辦理了購房手續。

　　王立軍表現得非常積極，見面後沒幾天——2007年12月6日，他成立了“12•6專案組”，迅速把穀開來的司機和一位工作人員抓了，據說那兩位倒楣的工作人員被無故在瀋陽關了5年，也沒有什麼審判，直到海伍德案發後才被放出來。

　　王立軍的高度“執行力”得到穀開來認可，由此也收穫了信任。2008年6月，王立軍調任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王立軍當時頗受薄熙來的重視。此後3年，王立軍仕途通暢，從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一路飆升至副省級的重慶市副市長，成為薄熙來治理重慶倚重的一名重臣。而在“打黑”高峰期間，在談到夫人的角色時，薄熙來說：“我的夫人谷開來是中國第一批律師。不僅法律知識，國際文化的知識也很豐富。她的知識，特別是法律知識在‘打黑’中給了我很大幫助。”

王立軍出現得晚，但在薄家的地位上升得很快。穀開來後來說，自“12•6”案後，她和王立軍關係良好。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認為，谷開來對王立軍信賴，非常可以理解：丈夫整天忙於公事，唯一的兒子遠在海外讀書，王立軍每天都可以到她的房間裡，大事小事，她都找王立軍商量。王立軍“辦事牢靠”，還甚至負責為穀開來安排醫生與療程，“薄熙來覺得太太的命都是王立軍幫忙撿回來的，很是感激”。不過據說薄瓜瓜在美國的安保也是王立軍負責的——對於王立軍是用什麼樣的技術手段來實施的，我們不得而知。

　　而對穀開來來說，她對李望知的懷疑一直沒打消過。據媒體報導，直到2012年1月，穀開來與王立軍關係破裂之前，她還讓王立軍去抓李望知。他們之間的關係確實有些怪異。據相關報導顯示，李望知與北京一家叫“重耳”的投資諮詢公司有關聯——重耳是春秋五霸之一晉文公的名字，他在年輕時曾因父親晉獻公的寵妃驪姬的陷害而被迫逃亡，而後經過種種努力重新奪回王位，並成就霸業。而李望知的化名李小白似乎也有深刻寓意。同為春秋五霸的齊桓公即名小白。公子小白在擊敗手足奪取王位後成為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李望知怎麼看待穀開來對他下毒的指控？記者多方聯繫李望知，但一直未有回應。

　　雖然李望知此次並沒有被牽連進來，但實際上他與父親的關係也受到很大影響。直到重慶事發幾個月前，薄熙來還曾約李丹宇的哥哥李小雪見面，“指著一堆報告質問，李望知是否有意毒殺谷”，李小雪堅稱這是無謂揣測，薄熙來才釋懷。薄熙來後來在法庭上說：“因為王立軍和穀開來認定‘12•6’案件是薄望知（即李望知）給穀開來下毒，我非常氣憤，導致有6年時間，我對望知的上大學、結婚、生子都毫無所知，後來我知道錯怪瞭望知。”

　　雖然這一樁“投毒案”最終也不了了之，但是從整個事件發展來看，它最直接的效應就是引入了王立軍這個“終結者”。

　　曲終人散

　　到了重慶之後的穀開來無論從外形還是心理，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她在重慶有一個身份證，出生年份改成了比實際年齡小5歲的1963，名字則成了“薄穀開來”。沒人知道她為什麼這麼改。對比起若干年前她刻意隱瞞姓氏而用“開來”這個名字，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反差。一些過去的朋友去看望她，都覺得她變了，這種變化讓他們擔心，但他們又表達不出那種令人擔憂的成分究竟是什麼。“最頂級的醫生每天都到穀家來，她很少出席正式場合，也停止跟舊識與朋友聯絡，她甚至聯手機都沒有。”穀開來一直堅信有人在謀害她，“我去了幾次，她都說她中毒了，薄市長也中毒了，渾身都長了怪東西，她看我在笑，還不高興：‘你怎麼不相信我呢？’老薄也只能在旁邊笑。”而後來對她的宣判詞裡也提及：“薄穀開來患有精神障礙，對本次作案行為的控制能力削弱。”

　　那時的海伍德也感覺到了這種氣氛，很快他也與穀開來產生了矛盾。

　　根據後來穀開來的庭審內容：“2005年左右，經穀開來介紹，尼爾結識了大連實德集團董事長徐明、國內某紅三代出身國企高管張某。其合作專案涉及法國的一處地產專案，以及重慶江北區建設的大專案。此項目如果如期完成，尼爾可從中獲得1.4億英鎊的收益。但由於中國的建設專案受政治因素干預太多，此項目未能開工。”與薄家關係密切的G先生後來堅持說，穀開來的介紹只是“一個非常友好的示意”，“她從未參與那個建築項目，也不是受益人”。

　　2008年，海伍德寫了一封E-mail給瓜瓜，“賠償這次失敗的項目和報答他多年來照顧薄瓜瓜的功勞”，“他要求索賠上千萬英鎊”。據G先生講，“薄家非常驚訝”。在北京奧運會期間，薄瓜瓜安排海伍德與他母親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茶館見面。海伍德向每個人道歉，說他並不是真想要薄家那麼多錢，只是希望薄家幫他一把。

　　可是據G先生說，2011年初，海伍德再次E-mail給薄瓜瓜，向薄家要錢。“這封信的口氣比前一封更加急迫，還詳細列出他當年如何幫忙瓜瓜辦舞會，甚至如何在瓜瓜參加高等會考時，擔任哈羅公校與瓜瓜父母的中間人。”G先生說，“谷開來聽說海伍德又寄E-mail來，評論說海伍德這次真的瘋了。”

　　另一方面，關於那套法國別墅的“代持人”也在不斷變化著。也在2011年，穀開來決定取消之前轉給海伍德50%的股權，再次將該股權轉讓曾被她“剝奪”“代持權”的德維爾；2011年4月，已定居柬埔寨的德維爾回到中國並到重慶參觀。德維爾說：“這期間我見到了完全變了樣的穀開來。”又談到別墅問題，穀開來要求德維爾“把羅素房產有限公司名下的股份（尼爾和我的）轉移給徐明”。後來又讓德維爾將全部股權轉給徐明的女朋友某某。德維爾與徐明的女朋友見面，試圖操作，但因為涉及手續繁雜，“沒有轉讓成功”。

　　此舉又激怒了海伍德。德維爾後來作證，海伍德給他打電話，要求140萬英鎊賠償。“我當時驚愕不已，說不出話來，而電話那頭的尼爾則滿腔憤怒邊罵邊走，發洩著對穀開來的不滿，說他被她矇騙了（法律上的矇騙），威脅說：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全部揭發’。”德維爾當時安撫了海伍德。

　　不料，第二天德維爾接到一封郵件，說“有個叫尼爾•海伍德的人給他們打過電話，起訴羅素房產有限公司，並要求得到該公司50%的股權”。德維爾將此通過薄瓜瓜轉給了穀開來。法庭上關於這幢別墅的產權轉移證詞令人眼花繚亂。按照德維爾證言，2011年7月，穀開來簽署了檔：“把她的股份轉給我，同時取消尼爾•海伍德的股份。”

　　2011年下半年，薄瓜瓜用iPad跟母親視頻電話，海伍德威脅他。“當時通話的畫面閃爍，說了幾句就斷了。”穀開來說，“我當時非常擔心瓜瓜在美國的安全，怕瓜瓜在美國被撕票了。”穀開來不能容忍有人對她的兒子做出威脅，她是那麼愛他，他們之間通信互稱“大兔小兔”，根據庭審，於是，這年8月，她開始動了除掉海伍德的念頭。

　　2011年11月10日，海伍德再次致信薄瓜瓜，稱“如果你言行不一，將會自食其果”。法庭後來作為證據出現的一句話是“I will destroy you”（我會毀了你）。怎麼理解這句話，每個人了有不同解讀。而在穀開來的庭審上，還稱海伍德“將薄瓜瓜軟禁於其在英國的住處，借此向谷施壓”的細節。不過這些後來沒有再被提及。

　　可是谷開來已經顧不上這些了。她決定親自動手——她後來告訴徐明，尼爾是間諜，她是為民除害。

　　可是在北京的海伍德並不知道這一切。雖然他曾在2011年跟一些朋友說“他自己處在來自薄家的難以承受的壓力之下”，並計畫於第二年回英國。

　　2011年11月4日，海伍德坐上他的“007”銀色捷豹轎車，離開了位於北京北郊的家，來到中國大飯店，見一個“來自上議院並經常光臨的英國同胞”。對方與薄家很熟，或許是出於這一層關係與他相見。他還興致勃勃地告訴對方，自己有幾個新項目想商談。但是，這個英國同胞已對他有點不耐煩。當天，他們也討論起《華爾街日報》在調查的故事，海伍德主動提出，他要試試看能否平息這個傳言。“我要‘消滅’這個故事。”他告訴客人。——當時《華爾街日報》正在調查關於薄瓜瓜的故事。在海伍德死後的11月26日，美國《華爾街日報》還是發表了轟動一時的“紅色法拉利”報導。一位知情者說，在海伍德死之前，他也並沒有和該記者有什麼聯繫。

　　最後一位跟海伍德聊天的朋友，是英國財經記者湯姆•瑞德（Tom Reed）。2011年11月9日，他們在北京順義區的一家義大利餐館吃飯。11月11日，海伍德參加了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的“跑車俱樂部”成立餐會，當天很多中國有錢人都在現場。11月12日早上，他接到了一個電話，要他到重慶去。11月15日，旅館的清潔人員發現了他的屍體。

　　海伍德在北京妻子王某某一連三天沒有打通丈夫的電話，對方手機一直是“關機”狀態。直到11月15日，她接到電話，告訴她丈夫在重慶去世，“起初不相信是真的，以為是騙局”。

[editorial]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首次公開談薄熙來案
2014年02月19日19:36

最高人民法院19日舉行司法公開座談會，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表示，2013年薄熙來案件微博直播，充分體現了中國司法的公正、公開與透明，他也強調，一定要把司法公開進行到底。

　　最高法週三邀請內地近20位互聯網領域的專家、學者、網路知名人士以及媒體負責人代表齊聚，共同就新媒體時代的司法公開作為主題展開探討。最高法首席大法官周強就2013年舉行的大要案件審判，同與會嘉賓展開交流，他也首次透過媒體發表對薄熙來案的看法。

　　周強：薄熙來案件的微博直播，充分體現了中國(審判)司法機關的程式公正，對案件審理的公正透明。

　　周強也表示，2013年以來，全國各級法院將深化司法公開作為確保司法公正的有利舉措，全面推進審判流程公開、裁判文書公開、執行資訊公開三大平臺的建設。他指出，通過公開形成倒逼機制，敢於接受全社會的監督，才能真正實現司法公開的效果。

　　周強：第一個，法官就要把事情判公正，交給全社會，你說判公正了還不行，全社會都給評價，法官將自己的產品曬到互聯網上，接受線民監督，這是一個巨大的監督。還有一個——判決書出錯，這怎麼行呢，這個問題上，我們法院不怕出洋相，不怕晾家醜，就是要有倒逼機制。

　　記者：周強也表示，最高法準備將建國60周年以來的審判資訊收集起來，從而打造中國的審判資訊庫。

[editorial]

江青律師：願為周永康辯護


曾在多場知名政治審判中分別為江青、鮑彤、王軍濤等人辯護的內地著名律師的張思之，昨日在港表示，若自己受聘為被指為「大老虎」的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辯護，會作實事求是的準備。他伸出小拇指說：「周永康現在在我心中是這個。但到了那個時候，我就會把周永康看做是個被告人。」他說，作為律師，就是要維護被告人享有的權利。

指谷開來案是錯案

張思之表示，律師應能在細節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他以重慶前市委書記薄熙來妻子谷開來殺人案舉例，官方的指控是，谷開來當日拿着小壺，裝着毒藥，灌進了英國商人海伍德口中。作為律師，應該提出幾個問題，包括「小壺是誰的？」、「現在哪兒？」、「誰在何時裝進了毒液？」、「毒藥來自誰人之手？」把這些問題搞清楚，案情就大白了。但實際上，法庭在審判過程中對這些關鍵問題全部迴避。「所以我說這案子沒搞清楚，是個錯案。我不是說不該這麼判，而是欠缺這麼判的理由。」

被問及對內地法治環境發展的看法時，張表示，只要是一黨專政，就不可能有司法獨立，而在這種體制下，要領導人有聽到不滿聲音即改正的的度量，相當困難。

一黨專政難有司法獨立

對於他正在代理的維權律師浦志强「尋釁滋事案」，87歲的張思之出言謹慎，他說，上周五（11日）探望浦志强時，浦病情有所好轉，獄方送他去友誼醫院體檢，其前列腺炎引發的腿腫基本消除，但糖尿病一直都在惡化，所以會繼續為浦申請保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