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論中國
MAX FRANKEL 2012年12月05日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不但是前往共產中國的第一位官方美國特使，而且40年來，先後50餘次往返其間，覆蓋雙邊各達7任元首。外交上，他享有特權；而在88歲高齡之際，他在《論中國》(On China)一書中，回顧反思自己精彩的歷程。
以華盛頓與北京現在相互理解的程度看，可謂不錯了，因為基辛格一直在儘力為雙方調停，察言觀色，從隱晦的笑話到發脾氣，無所不包。在每一個危急關頭，他都力求提出一些“戰略觀念”，以此度過充滿衝突、雙方不滿與恐懼的歷史階段。無論是作為尼克松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還是尼克松與傑拉德·福特的國務卿，抑或自1977年起，作為私人特別居間人，基辛格一直毫不動搖，致力於消除中國因美國干涉其內政而產生的那種在他看來尚屬正當的憤慨，以及美國因中國對民族、宗教與政治異見者殘酷鎮壓而生的反感。
在他對中美關係磕磕絆絆的回顧中，令人意外的是，受到大肆宣揚的1971-1972年的尼克松-基辛格中國之行，其實挺順利的。“考慮到時代的需要，中國與美國找到途徑走到一起勢所必然。”他寫道，“這遲早會發生的，不管雙方兩國的領導人是誰。”兩國都已疲於戰爭（越戰、中蘇邊境衝突）與國內的矛盾衝突（尼克松治下的反戰抗議，毛澤東治下的文化大革命）。兩國都決意對抗蘇聯的挑釁，因此得以很快成為同道。面對莫斯科的威脅，兩國領導人放下在越南與台灣上的衝突，停止各自例行的譴責——不管是譴責國際帝國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雙方認定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而十多年裡，這一條頗有成效。
可時代不同了。中國終於脫離了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瘋狂教條，擺脫了中央計劃經濟這一無用的靈丹妙藥；中國成為了一個工業強國。蘇聯及其帝國倒塌了。而美國，雖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但也開始帶着傳教士一般的熱情推銷民主，儘管美國對外國石油、商品與信貸的依賴已經到了危險的地步。權力平衡發生根本變替，使中國與美國成為兩個相互依賴的經濟巨頭，但卻並未使兩國建立包羅萬象的戰略夥伴關係規劃。
正是為了展示有這種規劃的需要，基辛格檢視了中美關係的風風雨雨，甚至走進中國古代歷史以明確這個民族的性格（他發現這個例子很合適：中國人喜歡下圍棋，一種耗時的包圍遊戲，而我們下國際象棋，尋求對中心的掌控與完勝）。基辛格參考了大量新近的學術研究成果以及自己北京之行的筆記，以此讚美毛澤東的幾位繼任者的務實。他說，他們樂於待在已經恢復的歷史邊界內，願意等待時機與台灣和平統一，最為堅定地繼續他們的高經濟增長並消除中國依然普遍的貧困現象。他對美國是否有能力繼續保持穩定的外交政策則不太有信心，指出“民主過渡這一漫無休止的心理表演”其實是在不斷邀請其他國家在我們身上“兩面下注”。
正如基辛格的研究者所熟知的，他長期以來認為，民主對國家治理而言是一個負擔 ——無論是美國國內民主的喧鬧，還是我們對其他國家民主化的鼓動，莫不如此。
他再次想起20世紀70年代在任時的痛苦，當時他認為，越戰期間美國的抗議活動可能會誤導毛澤東相信，一場“真正的世界革命”就在眼前。他認為，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的“毀滅”、國會不再支持越戰、對總統戰時權力的新約束與情報機密的“大量外流”，所有這一切累加起來有損於與中國的准聯盟，使美國在對付蘇聯問題上顯得軟弱無力。他高興的是，吉米·卡特並未讓人權問題影響與中國的關係，而羅納德·里根開朗的性格克服了他在與北京打交道時“幾乎難以理喻的矛盾”，即便是在他提倡台灣獨立這一設想的時候。
當然，對這種准聯盟最為嚴厲的考驗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對民運的殘酷鎮壓。那場暴力鎮壓也考驗了基辛格對於在外交關係中主張美國價值觀的容忍度。
回想起來，他認為一切取決於局勢：“有些對人權的侵犯行為實在令人震驚，”他寫道，“根本無法想像繼續保持關係會有何益處；譬如，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因為公開施壓要麼演變為改朝換代，要麼就是退位，這種做法很難用於那些與之繼續保持關係對美國安全頗為重要的國家。在與中國的關係上，尤其如此，對於西方社會對中國令人屈辱的干預，這個國家有着太多記憶。”
因此，基辛格很是讚賞喬治·H·W·布殊總統的做法，他“熟練而又優雅”地行走在“鋼絲”上，一方面在天安門事件後通過制裁懲罰中國，同時又通過私人信函並派特使表達歉意。基辛格注意到，比爾·克林頓總統一度想施壓，但他明智地變得溫和時，卻並不受人感激；中國人“並不將撤銷單邊威脅視為讓步，而且他們對任何有關干涉他們內政的口風，都極為敏感。”而喬治·W·布殊，儘管也有他的“自由議程”，卻獲得了基辛格的讚揚，因其通過“合理平衡戰略重點”，克服了“美國傳教與務實兩種路徑之間的歷史矛盾”。
如果美國將其對民主管治的偏好作為在其它中國問題上取得進展的主要條件，基辛格的結論是，“勢必陷入僵局”。那些為傳播美國價值觀念而戰鬥的人值得尊敬。“但外交政策必須明確目標與手段的界限，而如果所採用的手段逾越了國際框架或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關係的容忍度，就必須做出選擇。”這一選擇，他堅持認為，“不容迴避”，儘管他自己也試圖打迴避的擦邊球：“美國辯論最好的結局是將兩種路徑結合起來：讓理想主義者認識到，執行原則需要時間，因此有時需要根據時勢做出調整；讓‘現實主義者’接受，價值觀念有其自身的現實且必須融入到可行的政策中去。”
不過，在最後，基辛格還是為國家安全至上投了贊成票。這本著作中不時有對美國價值觀的稱讚，以及對人類尊嚴的承諾與義務，這可能有時真的會使我們的政策超越對國家利益的考量。事實上，在《論中國》出版後，這樣的事真的發生了，奧巴馬總統冒險插手利比亞。基辛格或許感到驚訝的是，這一人道主義干預以及在利比亞改朝換代的企圖，並未促使中國在聯合國行使否決權。然而，如今是在亞洲而不是歐洲，他認為，“主權至高無上”，而一切“來自外部的”改變中國國內結構的企圖“勢必引發巨大的始料不及的後果” 。此外，正如他在華盛頓實施現實主義政治時所堅持的，和平事業也是一個道德追求。
基辛格的經驗與忠告這一中心主題必須從他在《論中國》中有時不着邊際、大多熟悉的故事講述中提煉出來。只是在書末他才討論了未來中美關係這一基本問題：沒有了共同的敵手來約束他們，世界上的兩個大國靠什麼來保持和平，促進雙方的合作與信任？
基辛格回答這一問題的方式是回顧歷史，那是英國外交部一位高級官員艾爾·克勞(Eyre Crowe)1907年寫的一份備忘錄。克勞認為，“（德國）盡己所能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是符合德國的利益的，而這本身就會導致與英帝國的“客觀”衝突，不管德國的外交官說或做了什麼。如今在美國，基辛格注意到，有一個“克勞思想流派”(Crowe school of thought)，該派視中國的崛起“與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不相容”，因此最好採取先發制人的敵對政策。他感受到兩國社會的焦慮在增大，他也擔心那些聲稱中國的民主是信任關係前提的美國人會加劇這種焦慮。他警告說，隱含的下一次冷戰會阻止兩國的進步，並使兩國“分解為本身自會成為事實的預言中”，而在現實中，雙方主要的競爭更有可能是經濟而非軍事上的。
沉湎於自己對外交體系建構的習慣性偏好，基辛格堅持認為，兩個大國的共同利益應該有可能“共同進化”到“一個更為全面的框架”。他展望，英明的領導人建立一個“太平洋共同體”(Pacific community)，類似於美國與歐洲建立的大西洋共同體。所有亞洲國家就可加入這一體系，這一體系當被視為聯合的事業而非中美兩大敵對集團的競爭。而太平洋兩岸的領導人有責任去“建立磋商與相互尊重的傳統”，從而使共同的世界秩序“體現各國的抱負”。
這確是基辛格首次北京之行的使命所在。他雖然沒有這麼說，卻是將這個希望寄托在了那些與他分享相似觀點的國家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