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對香港變調，暗示大動作 胡總報告論香港調子變了?
香港中評社日前發表文章，題為「劉乃強：十八大報告論香港調子變了?」
最近幾天如果有外星人降落香港，從電視的影像給他們的印象，他們很可能會以為香港是美國一個州，或者會以為那個被鋪天蓋地的總統大選廣告和報導煩到哭的4歲女孩生活在這裡。但他們肯定不會從媒體的報導中猜想到香港是中國境內的一個特別行政區，甚至會從媒體冷漠和隱約有點敵意的態度中推測那個國家或許是敵人。事實是，中國這個香港的祖國是世界人口大國、第二大經濟體和全球經濟火車頭。她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後兩天開始舉行的執政中國共產黨十八屆黨大會，將會產生未來10年的領導層，和未來5年的治國總路線，十八大的重要性，對香港而言，只會遠比美國大選重要。
如果說香港媒體完全冷待十八大，那也不對，根據權威的電子剪報機構慧科的統計，十八大次日，全港21家報章，還有14家以此為頭條。只是香港1/3報章，竟然都不以這重大新聞為頭條，當中還包括多家立場一向不算偏向反對派，甚至老闆是政協常委的暢銷大報，這現象本身已經反映了很多問題了。同樣有意思的是，這14家以十八大作頭條的報章，有一半，即另外7家，以胡錦濤的報告有關香港部份為主題。香港人那種極端的自我中心病態，於此可見一斑。
港人既然自戀成狂，不論世界上發生什麽大事，媒體都傾向非要把它化為港事不可，我也不好免俗，這裡就為香港讀者解讀一下胡錦濤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於十八大報告中有關香港部份的內容。
在這涵蓋了全國各地各種問題的報告中，有關港澳部份明顯了比以往長了。更重要的是整個調子和重點都轉變了。
在報告中，胡錦濤首次正面指出，中央對港澳的各項方針政策，「根本宗旨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這本來是毋須挑破的自明之理，但如今要在這重要的文件中著重提出，針對性很清楚。 「一國兩制」是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而制訂的，「一國兩制」要為「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服務，而不是「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為「一國兩制」服務。港內外任何借「一國兩制」這空子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企圖，都不會得逞的。
這開宗明義對港澳政策的宗旨，與報告中港澳部份的結論：「香港人…可以在國家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同全國各族人民共用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 是前後互相呼應的。絕大部份的香港居民其實都只是居住在香港的中國公民，香港人就是中國人，這也是胡總書記兼國家主席不厭其煩地首次挑破的另一個自明之理。
道理說明了，「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便是不言而喻的結論。或許正正是這個原因，文本中這一句，胡錦濤沒有讀。雖然回歸15年期間，這方面的工作的確出現了疏漏，但難道不說便等於認為毋須「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了嗎?當然不是。十七大報告中的提法是「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現在由「反對」變成更加具操作意義的「防範」與「遏制」，便從態度上升為政策了。這是一個實質性的轉變，所以要斟酌說不說和怎樣說。我們中國人的內斂文化，老外是吃不透的。反正許多事情今天都是明擺著，許多以前沒有說的話現在都明說了 另一方面，被胡錦濤在宣讀時略去的最長一段是：「必須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發揮祖國內地堅強後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競爭力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幾個不可偏廢的提法，最早是今年7月1日胡錦濤主席在港參與回歸慶典時的演講中提出，看來具體的內容還在發展中，需要繼續調整，我們且看最後的定稿如何了。 「一國」和「兩制」二者的有機結合，不可「偏廢」的觀點十分重要，這從根本上解決了許多「中央干預」等「港獨」言論。
十八大報告結論中說：「堅信港澳同胞不僅有智慧、有能力、有辦法把特別行政區管理好、建設好…」李剛很明確的說，中央有意換香港特首的傳聞屬無稽之談，這是非常有針對性的解讀，並且是十分權威的解讀。換不換特首是中央作主的，不是反對派不斷倒梁施壓便能得逞的。中央對梁振英的態度是最明確不過的了，反對勢力對此無謂繼續癡心妄想了，大家也應該騰出空間和機會讓梁振英和他的班子幹些實事。我在這裡已經苦口婆心的再三警告，反對勢力已經反得太過份了，市民自發的反彈已經不斷出現，是反對勢力應該停止胡鬧的時候了
最後，大家最感興趣的是，簡單一句，究竟中央對港基本方針政策有沒有變?請注意：「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切實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漸進推進民主、包容共濟促進和諧。」這已經用了多年四句對特區政府的要求，連一個字都沒有變動過。
，也不差這一句了。我只想著重指出，這話說不說都一樣，而且也不反映對港政策有或沒有轉變。
香港人最後的榮耀，臺灣YST統派網友竟如此回復！
港評：廣東加速去港化 香江沉淪不見底(香港時代已經過去，上海時代將來臨)
（聯合早報網訊）香港東方日報發表評論文章稱，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年年舉行如儀，大珠三角一小時生活圈的說法更是甚囂塵上，然而，擺在眼前的嚴峻現實卻是，粵港雙方貌合神離，正漸行漸遠。被視為港府智囊的智經研究中心最近發表報告，指出廣東省正在加速戰略經濟轉型，為香港帶來五大挑戰，包括廣東產業“去港化”，粵港“離心力”加劇，對港府不啻是當頭棒喝。
更驚人的是，這份報告預測未來十年內，深圳及廣州的人均生產總值將超過香港。這個預測並非憑空想像，香港回歸前，內地人均產值僅及香港三十分之一；十年前，廣州及深圳的人均產值為香港的十分之一；今年，兩地人均產值已達香港的一半。按此勢頭，香港被趕上並超過也許還要不了十年時間。
在「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這一句之前，報告呼籲要「促進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大團結」。我想著重提醒我們很多朋友，他們所說的「大團結」和以此名義的一些決定和行為，事實上是無原則的妥協，是和稀泥，甚至是投降主義。請注意，中央指出的，不是這種 「大團結」，而是「'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大團結」，愛國愛港是大團結的旗幟和前提。請以這標準去量度一下今天我們所見的「大團結」是什麽東西。一塌糊塗!
內地城市發展一日千里，香港優勢不斷喪失，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正如學者指出，廣州、深圳擁有無間阻的龐大腹地，有利急速發展，香港的獨特作用將逐漸淡化，被超越不足為奇。“東方報業民意調查”亦顯示，三成六認同香港競爭優勢不斷收窄；三成一指香港不進則退；兩成六歸咎於香港產業過於單一化。
香港產業結構單調的弊端，已經是老生常談。董建華時代，港府曾一口氣提出許多宏圖大計，這個中心、那個港，令人眼花繚亂，可惜他出師未捷身先退，所有夢想皆成空。曾蔭權政府則在全球金融海嘯後提出發展六大優勢產業，然而光說不做，幾年過去，莫說六大產業，連一大也無影無蹤。因此之故，香港不得不依賴傳統的四大經濟支柱“食胡”，繼續食老本，終有一天坐食山崩。
這邊廂，香港抱殘守缺，經濟轉型畫餅充饑；那邊廂，廣東方面加快“騰籠換鳥”，大力發展重型工業的同時，亦在提升高新科技產業及加速發展現代服務業，尤其是內地轉變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主力轉向內地市場，令以往廣東生產、香港出口的經濟模式日趨式微。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拿甚麼同人家合作呢？憑甚麼分享內地經濟發展的成果呢？
港府無所作為，虛度光陰，一心等待內地打救，引起市民強烈不滿。上述民調又顯示，兩成一受訪者批評港府翹埋雙手等運到；四成一直指六大產業、經濟轉型一事無成；兩成二批評港府驕傲自大，原地踏步。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香港由盛而衰，內地後發先至，也許冥冥中自有天意，但香港可以盡力延緩這個過程，融入內地經濟圈是可取之策，這也是今年香港被納入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的原因。惟令人失望的是，港府過分無能，即使中央送禮都無福消受，以港珠澳大橋為例，內地早已動工，香港方面還在拖拖拉拉，又捲入司法覆核的泥沼，何時建成遙遙無期。
港粵競爭其實是現代版龜兔賽跑的故事。不同的是，香港是烏龜，廣東則是大陸，香港明明跑不過對方還要繼續睡大覺，搞內耗，結果只會被對方愈拋愈遠。
揭開大陸與香港之間博弈內幕：絕對讓你大吃一驚
大陸與香港之關係，自從香港回歸那一天開始就沒有停止過互相博弈的狀態。香港在英國法治傳統下已經生活了一百五十多年，香港社會其實已經習慣了法治社會。許多香港居民在香港回歸之前紛紛搬遷，或者改變身份正是對回歸之後的香港社會的不確定性的恐懼感引起來的。
中國地域格局就是“二岸三地”。在“三地”中，即臺灣、香港與澳門三個地方。臺灣，因其事實上的獨立，擁有一個國家的全部條件，事實上與大陸的關係是互相對峙的關係。而回歸之後的澳門因為地方太小，完全無力與大陸博弈，因此，只是作為香港的影子，與香港同舟共濟，命運與共。
只有香港這個地方有實力與大陸作一點艱難的博弈。面對中國大陸強大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外交上的絕對優勢，香港唯一的博弈優勢就是政治制度。這種博弈從這十五年來的各種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出來。最近孔慶東罵港事件這種小事，都是大陸與香港互相博弈的表現。
這種博弈，其實就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差異造成的。香港回歸之前，香港特別行政區保持自己的自治傳統，保持自己的制度不變，而且前五十年不變，還說五十年之後變不了。但是，人存政興，人亡政息，要去世的人說話算數是不容易的。
因為現實政治的發展形勢常常是由不了一個去世的政治人物的。現實的形勢發展就是大陸越來越多的勢力在左右著香港傳統的政治格局，不穩定的因素越來越多。
香港唯一可以與大陸形成博弈之勢的力量就是法治傳統與法治制度。這種法治制度已經深入到幾乎每一位香港居民的內心。大到基本法及法律的制定，小到車上吃東西這樣的小事，他們都自覺起來維護社會的秩序。對不遵守社會公共規則的人齊聲譴責。其實，這種意識就是現代公民意識。
年前，鳳凰衛視節目主持人閭丘露薇以給女兒的一封信的名義表達了一個客觀現實，那就是香港的法治社會比較安全，大陸社會令人恐懼不安，希望大陸同胞能夠正視這一現實。
但是，這封信卻遭受到了大陸同胞的強烈反響，許多人撰文辱駡露薇。說她以自己居住香港對大陸同胞有一種身份優勢感，有炫耀的嫌疑。也有不少人支持露薇，道出了一個現實真相。
這次因有大陸旅客在香港列車上吃東西，違反了香港的公共規則，遭受到了在場的香港居民的抵制與譴責。繼而又引起來北大教授孔慶東先生對香港人的辱駡，罵香港人是“王八蛋，心裡陰暗”，“很多香港人是狗”，繼而在香港與大陸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風波。這些事件後面，其實都可以看成是香港與大陸制度差異的博弈表現。
大陸一些權貴自然難以容忍一個自己不能夠完全掌控的香港存在。香港人的言論自由，對大陸來說無異於有一個合法的效尤作用。這是一些權貴感覺香港的法治有如鯁在喉，在權力的春藥效應下，干預香港的法治傳統也是慣性使然。
像孔慶東教授這樣愛罵人的學者，立即就憑其靈敏的嗅覺，體會到這裡的玄機與奧秘，立即跳出來發揮其作用，而且底氣十足，就是因為他是有恃無恐的，而不是孤單一人。
香港與大陸之間互相博弈。表面上看香港勢單力薄，政治上由北京領導，經濟上靠大陸支持，地理上毗鄰大陸，依靠大陸的資源，似乎與大陸不成對手，事實上，香港由於其制度能夠與國際上主要的發達國家接軌，其遊戲規則與國際主流完全一致，因此，香港的依託其實頗為強大。
相反，大陸反倒在國際上顯得孤獨。許多香港居民對香港身份非常認同，卻唯獨不認同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這既不是香港人素質高的表現，也不是香港人素質低的表現，而是人的自然感情使然。是香港對大陸在事實上的優越地位造就了香港居民對中國大陸人的優越感。比如:
1、香港人來大陸，只要憑自己的香港居民身份證就可以輕鬆過關來大陸的任何一個地方旅遊甚至定居，而大陸人去香港必須去簽證，能夠在香港逗留的時間極其有限，而且更為奇怪的是去香港的簽證甚至遠比去許多國外的簽證要艱難得多。
2、香港居民只要憑自己的身份證就可以在世界上一百幾十個國家免簽，隨意進出，但是中國大陸同胞持有自己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居民身份證卻沒有幾個國家向他們免簽，即使得到簽證，在國外也常常是遭受到人家的白眼與歧視。如果香港人也遭受到這種白眼與歧視的時候，常常只要聲明自己是香港人或者臺灣人，就會讓他們立即改變態度。
3、中國大陸出口到香港的商品，無論吃的還是用的，都要比內地銷售的品質要好得多。前不久蒙牛毒牛奶事件出來之後，香港一片譁然，大陸官方發言人急忙公然向香港居民保證，請香港居民放心，大陸發到香港的蒙牛牛奶是完全合格的，與大陸的完全不一樣。這個奧秘一經被道破，香港居民倒是消停了不少，但是，無意中出賣了一個公開的秘密。
大陸官方不敢得罪香港人，但是，不僅得罪，而且殘害大陸人都是沒有風險的。事實也證明，香港人的權利確實在法治的保護下，就像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大陸同胞的屁股是羔羊屁股，人家隨時可以摸一摸，掂一掂，看看是不是足夠肥厚了，隨時隨地可以任意宰割而不會有什麼風險。這樣看來，到底是大陸人賤，還是香港人賤？
4、大陸人紛紛跑到香港購物，因為在香港購物安全，即使買到假貨也是一種幸運，因為，可以按照人家的法律獲得假一賠萬的賠償。許多大陸人甚至希望能夠在香港買到假貨，以便能夠發一筆大財。
但是，大陸人在大陸唯恐買到假貨，因為買到假貨只好自認倒楣，只是虧了一點錢財那還算幸運，如果是有毒的食物，吃到肚子裡，只好自作自受，那時不死掉就算是幸運了。
5、大陸孕婦常常挺著個大肚皮，帶著肚子裡即將分娩的BB來香港的醫院出生，以便取得合法定居香港的資格。因為香港的法律規定，孩子在哪裡出生就天然有哪裡的合法居民身份，這是天賦人權之一，不可剝奪。
而大陸的農民工，無論在哪裡出生的孩子，都只能夠回到原籍老家。每年春節來臨，他們就像候鳥一樣，成群結隊地遷徙，也像非洲草原上的角馬一樣隨季節而擺動，苦命的人總是在路上奔波，幸福的人常常只在家裡。香港底層的人即使住“狗籠”，也遠比路上的疲於奔波的 “角馬群”要有尊嚴得多。
6、香港人有什麼就說什麼，寫什麼就發表什麼，根本不用看誰的臉色，不用擔心跨省追捕，不受什麼限制。而中國大陸人連辦個期刊雜誌，都要花數百萬的錢，走無數的人情，還不一定能夠弄到手。大陸在出版業裡，連個刊物與書號這樣的數位都是可以賣出天價來。
從以上分析，香港居民對中國大陸同胞有優越感與歧視意識，其實一點也不奇怪。我從來不認為單個的香港人會比大陸人更有道德，更有人性。但是，人家確實是在享受法治所保護的人權與尊嚴。
香港居民也許並沒有那麼高的政治意識，但是，他們最樸素的法治意識與公共規則意識，也表明他們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也已經遠遠走在中國大陸同胞的前面。
例如有一個村子，被土匪流氓霸佔了，以致這個村的名聲非常臭，其實那些村子裡的村民大多是良民，他們備受土匪流氓的壓榨與欺負，但是，由於他們長期在土匪流氓面前忍辱負重，忍氣吞聲，結果，村外的人以為他們與土匪流氓是沆瀣一氣，一丘之貉。
因此，每次外出都被外村的人歧視，他們回到自己的村子裡受欺壓，到村子外去又要受到歧視，因為，當村外的人得知他們是這個村子裡出來的人的時候，把土匪流氓的罪惡都記在這些善良的村民頭上了。可是這些村民又沒有能力把這些土匪流氓惡霸趕走，自己受他們欺壓，反倒落了一個土匪流氓的嫌疑。
因此，他們憤而轉向讚美欺壓自己的土匪流氓，希望自己村子裡的土匪流氓更強大一些，不要只是在自己的村子裡欺行霸市，欺壓良民，讓這些土匪流氓更強大，更兇殘，以便把那些村外歧視過我們這些村民的外村人收拾乾淨。因此，這些村民沒日沒夜地奉獻，果然這個村子的“GDP”猛然居所有村子的第二位，村民們以為，這下可以為自己出一口惡氣了。
沒想到，那些土匪流氓為了巴結外村人，特別是那些歧視過自己村民的外村人，他們送出去自己生產出來的最好的東西，還廣放外債，“寧予友邦，不予家奴”， “盡帝國之財力，結友邦之歡心”。村子的土匪流氓心想，只要外村人不為難我們，村子裡的那些愚民們還不是隨便捏拿？
當然外村人如果還不給土匪流氓面子，他們的發言人就會站出來強烈譴責外村人了，你聽他是這樣說的：“如果這樣的話，你香港不要跟內地發生關係了，我們內地不再供應你水和蔬菜，你自己活吧，找你英國爹吧！”
聽到這個話之後，因此，這個村子裡的村民們更恨那些受到這個村好處的那些外村人了。當今中國許多國民，心中仍然充滿了“英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識形態。其實，這大概也就是許多中國大陸同胞們此時此地的感受吧。
中央對香港變調，暗示大動作 胡總報告論香港調子變了?
Re: 中央對香港變調，暗示大動作 胡總報告論香港調子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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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聞》報道，中共黨總書記胡錦濤在十八大閉幕後將完全退休，目的在於阻止前總書記江澤民干政。
報道指出，中共11日的內部會議決定，胡錦濤在十八大閉幕後，不僅中共總書記一職，包含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在內的所有黨要職將交給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報道說，胡錦濤8月表明要卸下軍委主席一職，9月因要處理釣魚島問題等，受到慰留，一度表示留任。
但是胡錦濤、江澤民所形成的權力雙重結構導致共黨內部勢力鬥爭、對立不斷。有關下屆領導高層人事也擺不平。
胡錦濤於是決定打出「完全退休」的王牌，換得黨內部規定，禁止黨高官退休後干政，以排除江澤民的影響力。
報道說，預料胡錦濤兼任的國家主席一職將於明年春天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交給習近平，從此卸下所有政府要職。
Re: 中央對香港變調，暗示大動作 胡總報告論香港調子變了?
代表：胡總不留任軍委主席 (14:38)
中國解放軍黨代表指出，總書記胡錦濤不會留任軍委主席。
在北京，副總參謀長章沁生在十八大閉幕後被問到，胡錦濤會否留任軍委主席時，他表示，無收到有關消息。章沁生其後再被問到胡錦濤會否留任軍委主席時，他再次表示，中央沒有這個安排，又說胡錦濤不會留任。
中國解放軍黨代表指出，總書記胡錦濤不會留任軍委主席。
在北京，副總參謀長章沁生在十八大閉幕後被問到，胡錦濤會否留任軍委主席時，他表示，無收到有關消息。章沁生其後再被問到胡錦濤會否留任軍委主席時，他再次表示，中央沒有這個安排，又說胡錦濤不會留任。
Re: 中央對香港變調，暗示大動作 胡總報告論香港調子變了?
周融﹕ 十八大胡錦濤香港發言之啟示
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開幕時作出的大會報告，對香港（說時當然是港澳一起提）的發言比十七大時來得更多更深更重，實質上對香港未來5年政策上有何示和影響，值得一論。
讀官樣文章，首要不單是看說了什麼，更要看沒有明言但是否內含暗意。中國人說的「字裏行間」和外國人的read between the lines都是同一意思。
先說明言！
「堅定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這是胡主席這次報告所寫的，看來沒有特別，對嗎？
相比5年前上一次胡主席的報告，他當時用的是「特別行政區政府」七字，並無提「行政長官」。大家可說此一時彼一時，曾強梁弱之別。但加進一個名詞後發生了什麼？
先李剛，後王光亞公開發言支持梁振英特首地位，說什麼「換人之說」是胡說八道。這分別可明白嗎。
日前行會成員羅范椒芬接受亞視英文台Newsline訪問（相信是十八大前錄影的），主持人一再追問中央是否支持梁振英。羅太多番「頂」，但主持總是抱懷疑態度，結果是你說你的，我信我的。
假如今天再來同一訪問，相信主持人不會問中央「是否」支持梁特首，因為這已成為non-issue（非議題）了。
梁振英地位不穩這個說法（也可說是謠言）在他上任不久已廣為流傳，林鄭月娥作為副手也要在接受訪問時明言她不會是候補者，梁走她也走。這說明了該謠傳的傷害性。「亂軍心」的效果不能說小。
至於大家良好願望的「謠言止於智者」，在一個愚者遍野之地，忘記它吧。再堅持這想法只會令你變成鴕鳥。
「先安內，後攘外」
中央闢謠是否守勢行動？錯！「先安內，後攘外」才是政策之宗。
胡主席5年前用的是「鼓勵香港，澳門各界人士在愛國愛港愛澳旗幟下和衷共濟，促進社會和睦」和「積極支持香港……開展對外交往，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2012胡主席說的是什麼？有改變嗎？
他在報告中把這兩組字及意念二合為一，寫成為：「促進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大團結，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行動由「鼓勵」變為「促進」，目的由「和衷共濟，社會和睦」轉為「大團結」。最重要的還是上次只是「反對」外部勢力干預，而5年後的今天已成為「遏制」外力干預。
嘿，對手已付諸行動，我方還能放手不理嗎？
再加上胡主席在一國兩制一段中最後好像無意實有心的「香港同胞……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中央對香港的關注怎能還不清晰？
意思明白了，那又如何擴展為未來政策呢？上文說了，安內成功，自然攘外吧。
「促進……香港同胞……在愛國愛港旗幟下的大團結……」就是未來5年政策行動的綱領。翻譯出來是「人心工程」為必行之路。
「愛」和「恨」兩條路線之爭
看來未來實質議題將會是「愛」和「恨」兩條路線之爭。加個「國」字在後面就清楚晒。
這次不是立法會票源之爭，也不單是政府政策勝負問題，而是回歸時大家好像接受了「我是中國人」的現實。可能大家今天需要再一次想清楚「我是誰」這個問題，也許更要站出來吧。
至於「外部」及內部勢力能否把議題及路線論調改變，那就要看看他們的功力了！
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開幕時作出的大會報告，對香港（說時當然是港澳一起提）的發言比十七大時來得更多更深更重，實質上對香港未來5年政策上有何示和影響，值得一論。
讀官樣文章，首要不單是看說了什麼，更要看沒有明言但是否內含暗意。中國人說的「字裏行間」和外國人的read between the lines都是同一意思。
先說明言！
「堅定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這是胡主席這次報告所寫的，看來沒有特別，對嗎？
相比5年前上一次胡主席的報告，他當時用的是「特別行政區政府」七字，並無提「行政長官」。大家可說此一時彼一時，曾強梁弱之別。但加進一個名詞後發生了什麼？
先李剛，後王光亞公開發言支持梁振英特首地位，說什麼「換人之說」是胡說八道。這分別可明白嗎。
日前行會成員羅范椒芬接受亞視英文台Newsline訪問（相信是十八大前錄影的），主持人一再追問中央是否支持梁振英。羅太多番「頂」，但主持總是抱懷疑態度，結果是你說你的，我信我的。
假如今天再來同一訪問，相信主持人不會問中央「是否」支持梁特首，因為這已成為non-issue（非議題）了。
梁振英地位不穩這個說法（也可說是謠言）在他上任不久已廣為流傳，林鄭月娥作為副手也要在接受訪問時明言她不會是候補者，梁走她也走。這說明了該謠傳的傷害性。「亂軍心」的效果不能說小。
至於大家良好願望的「謠言止於智者」，在一個愚者遍野之地，忘記它吧。再堅持這想法只會令你變成鴕鳥。
「先安內，後攘外」
中央闢謠是否守勢行動？錯！「先安內，後攘外」才是政策之宗。
胡主席5年前用的是「鼓勵香港，澳門各界人士在愛國愛港愛澳旗幟下和衷共濟，促進社會和睦」和「積極支持香港……開展對外交往，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2012胡主席說的是什麼？有改變嗎？
他在報告中把這兩組字及意念二合為一，寫成為：「促進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的大團結，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行動由「鼓勵」變為「促進」，目的由「和衷共濟，社會和睦」轉為「大團結」。最重要的還是上次只是「反對」外部勢力干預，而5年後的今天已成為「遏制」外力干預。
嘿，對手已付諸行動，我方還能放手不理嗎？
再加上胡主席在一國兩制一段中最後好像無意實有心的「香港同胞……共享做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中央對香港的關注怎能還不清晰？
意思明白了，那又如何擴展為未來政策呢？上文說了，安內成功，自然攘外吧。
「促進……香港同胞……在愛國愛港旗幟下的大團結……」就是未來5年政策行動的綱領。翻譯出來是「人心工程」為必行之路。
「愛」和「恨」兩條路線之爭
看來未來實質議題將會是「愛」和「恨」兩條路線之爭。加個「國」字在後面就清楚晒。
這次不是立法會票源之爭，也不單是政府政策勝負問題，而是回歸時大家好像接受了「我是中國人」的現實。可能大家今天需要再一次想清楚「我是誰」這個問題，也許更要站出來吧。
至於「外部」及內部勢力能否把議題及路線論調改變，那就要看看他們的功力了！
Re: 中央對香港變調，暗示大動作 胡總報告論香港調子變了?
中國的選賢任能優於西式民主
張維為 2012年11月15日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本月都在經歷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產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眾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
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中國的經濟奇蹟已為世界關注，但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卻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這也可能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被故意忽視了。
事實上，中國毫不張揚地推進了國家治理方面的許多重要改革，中國已經建立了從上倒下的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加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說，幹部晉陞必須經過初步考察、徵求意見、內部評估、較小範圍內的投票等程序來選出能幹的，有民望的領導人。就此來看，中國共產黨可能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重視選賢任能的組織之一。
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深深地紮根於中國儒家淵源流長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種傳統產生並維持了上千年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無疑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以公開考試的方式來選拔官員的制度。
中國繼承了這種傳統，並將其貫徹到整個體制中，儘管這種努力並非總是成功的。官員晉陞的考核保准，涵蓋了消除貧困、創造就業、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最近越來越受重視的環境保護等。中國過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與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是分不開的。
儘管有不少聳人聽聞的腐敗醜聞和社會問題，但總體而言，中國的政治制度，正如其經濟一樣，保持了彈性和活力。
在體制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各個級別上已經確立了嚴格的退休年齡和任期制。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最多只能任兩屆，總共10年。在最高層，中共中央政治局實行集體領導，這有效防止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過的個人崇拜問題。
這些精心設計的改革消除了領導人權力終身制的危險，而權力終身制正是引發阿拉伯之春的一個主要原因。
目前正在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將產生中國新一代的領導人，這無疑是對中國選賢任能制度的最好詮釋。
中國最高決策機構，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或具有其它相應的工作歷練。在中國，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
很難想像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國小布殊(George W. Bush)和日本野田佳彥這樣低能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以即將接班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例，他曾在經濟充滿活力的福建擔任省長，後又擔任過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省委書記，其後又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還有許多強大的國有企業。
換言之，在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過的地區，就人口而言，超過1.2億，就經濟規模而言，超過印度。其後他又有5年時間，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熟悉整個國家層面的政治、軍事等領域內的領導工作。
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感到滿意。
儘管中國政府還存有許多不足，但它確實保證了世界上最高的經濟長期增長並大大改善了絕大部分國民的生活水平。根據美國皮尤調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在2012年受訪的中國民眾中，高達82%的人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樂觀，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參與調查的國家。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距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就不會公開譴責美國的制度是“1%有、1%治、1%享”。當然，“1%”的說法也可能過於嚴厲了。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加選舉”的模式已經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
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人類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確實如此。許多中國人將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壞領導人的出局。
然而，在中國儒家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最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
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下下策”（保證壞領導人出局）的結合。
作者系復旦大學教授、春秋研究院研究員，近著有《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張維為 2012年11月15日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本月都在經歷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一個不透明的共產黨國家與一個透明的大眾民主國家的鮮明對比。
這種對比是非常膚淺的，它實際上涉及的是兩種政治模式之間的競爭：一種是更強調選賢任能的模式，另一種則迷信選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可能勝出。
中國的經濟奇蹟已為世界關注，但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革卻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這也可能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而被故意忽視了。
事實上，中國毫不張揚地推進了國家治理方面的許多重要改革，中國已經建立了從上倒下的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加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說，幹部晉陞必須經過初步考察、徵求意見、內部評估、較小範圍內的投票等程序來選出能幹的，有民望的領導人。就此來看，中國共產黨可能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重視選賢任能的組織之一。
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深深地紮根於中國儒家淵源流長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種傳統產生並維持了上千年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無疑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以公開考試的方式來選拔官員的制度。
中國繼承了這種傳統，並將其貫徹到整個體制中，儘管這種努力並非總是成功的。官員晉陞的考核保准，涵蓋了消除貧困、創造就業、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最近越來越受重視的環境保護等。中國過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與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是分不開的。
儘管有不少聳人聽聞的腐敗醜聞和社會問題，但總體而言，中國的政治制度，正如其經濟一樣，保持了彈性和活力。
在體制建設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各個級別上已經確立了嚴格的退休年齡和任期制。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政府總理，最多只能任兩屆，總共10年。在最高層，中共中央政治局實行集體領導，這有效防止了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過的個人崇拜問題。
這些精心設計的改革消除了領導人權力終身制的危險，而權力終身制正是引發阿拉伯之春的一個主要原因。
目前正在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將產生中國新一代的領導人，這無疑是對中國選賢任能制度的最好詮釋。
中國最高決策機構，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幾乎都擔任過兩任省委書記或具有其它相應的工作歷練。在中國，治理一個省的工作，對主政者才幹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為中國一個省的平均規模幾乎是歐洲四、五個國家的規模。
很難想像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國小布殊(George W. Bush)和日本野田佳彥這樣低能的領導人能夠進入國家最高領導層。
以即將接班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為例，他曾在經濟充滿活力的福建擔任省長，後又擔任過民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浙江省委書記，其後又擔任過上海市委書記，上海是中國的金融和商業中心，還有許多強大的國有企業。
換言之，在習近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過的地區，就人口而言，超過1.2億，就經濟規模而言，超過印度。其後他又有5年時間，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來熟悉整個國家層面的政治、軍事等領域內的領導工作。
中國選賢任能的制度挑戰了“民主或專制”這種陳舊的二分法。從中國的視角看，一個政權的性質及其合法性，應該由其實質內容來判斷，這種實質內容就是能否實行良政善治、能否擁有勤政能幹的領導人、能否使多數民眾感到滿意。
儘管中國政府還存有許多不足，但它確實保證了世界上最高的經濟長期增長並大大改善了絕大部分國民的生活水平。根據美國皮尤調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調，在2012年受訪的中國民眾中，高達82%的人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樂觀，這一比例遠遠超過其他參與調查的國家。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現實中這一理想並非輕易可及。美國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還相距遙遠，否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就不會公開譴責美國的制度是“1%有、1%治、1%享”。當然，“1%”的說法也可能過於嚴厲了。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改革的實驗室。中國這種“選拔加選舉”的模式已經可以和美國的選舉民主模式進行競爭。
溫斯頓·丘吉爾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壞的制度，但其他人類已嘗試的制度更壞。”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況可能確實如此。許多中國人將丘吉爾的這句名言意譯為“最不壞的制度”，也就是中國偉大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證壞領導人的出局。
然而，在中國儒家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中，政府應該永遠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標，力求選拔出最卓越的領導人。這當然很難做到，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
中國通過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上上策”（選出久經考驗的領導人）與“下下策”（保證壞領導人出局）的結合。
作者系復旦大學教授、春秋研究院研究員，近著有《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Re: 中央對香港變調，暗示大動作 胡總報告論香港調子變了?
十八大後 中央對香港調子真要變了?
十五年來,香港政績交了白卷外更不斷沉淪。香港確實需要某些程度轉變,中央是時候認真檢討,究竟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那一環節出了問題。梁愛詩、胡漢清近日言論、中聯辦貌似干政、國內官方包括駐港官員對香港指指點點評論文章、遏制港獨等等,這些前所未有的動作不會是無的放矢。到目前為止,雖然基本上均屬「蜻蜓點水」形式,只引起一陣陣漣漪效應, 在社會上還沒有引起太大衝擊。回歸後,中央要求官員不得對香港事務幹預有嚴格限制和規定,而香港連串發生這些現象足以顯示出中央對香港高度自治政策開始失去耐性。
問題主要在管治水平
中聯辦諸公在不諳資本主義管治模式或一知半解情況下物色及遴選特首人選,然後再向中央推薦審批。現時這種模式及選舉制度無法產生真才實料的治港人才。第一屆的蕫建華眼高手低、老實好好先生治港、第二屆曾陰權夜郎自大,貪腐治港。這一屆梁振英用商業直角思維拍板治港。根據四個月的表現,看來也不是「熟手技工」,估計也無法將這輛拋錨「香港列車」修好,重上軌道穩妥及暢順地向前邁進。
建制派議員角色重新定位
中央應認識到建制派議員過去扮演的角色不但對香港經濟能持續發展起不了作用,相反,淪為特首錯誤施政導致禍港「幫兇」。經過兩屆特首施政禍港教訓, 建制派議員不應再盲目為特首施政保駕護航,不要再當「西南二伯父」。建制派議員角色應重新定位, 回復原本正職, 真真正正發揮監察特首施政功能。特首施政如有偏差,應予以糾正,該修正的修正、該贊成的贊成、該反對的反對,甚至必要時運用議員權力迫使特首從善如流,這才是真正的幫助特首。香港自我完善總比由中央幹預好得多,是最有力的捍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今後建制派議員角色應為: 只會為香港繁榮穩定及只會為全香港市民福祉保駕護航。
中央不會對香政策港有大動作的改變
十八大完滿閉幕,根據習近平當選後發言, 相信中央隨著國內外變化而順應形勢對香港政策有所微調也是正常及必要的,但可以肯定中央不會對香港政策有大動作的改變。因為中央要對香港政策有大動作的改變, 前提必須符合兩個先決條件: 一是國內已經實行政治改革。二是台灣問題已經解決。
山人
16-11-2012
十五年來,香港政績交了白卷外更不斷沉淪。香港確實需要某些程度轉變,中央是時候認真檢討,究竟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那一環節出了問題。梁愛詩、胡漢清近日言論、中聯辦貌似干政、國內官方包括駐港官員對香港指指點點評論文章、遏制港獨等等,這些前所未有的動作不會是無的放矢。到目前為止,雖然基本上均屬「蜻蜓點水」形式,只引起一陣陣漣漪效應, 在社會上還沒有引起太大衝擊。回歸後,中央要求官員不得對香港事務幹預有嚴格限制和規定,而香港連串發生這些現象足以顯示出中央對香港高度自治政策開始失去耐性。
問題主要在管治水平
中聯辦諸公在不諳資本主義管治模式或一知半解情況下物色及遴選特首人選,然後再向中央推薦審批。現時這種模式及選舉制度無法產生真才實料的治港人才。第一屆的蕫建華眼高手低、老實好好先生治港、第二屆曾陰權夜郎自大,貪腐治港。這一屆梁振英用商業直角思維拍板治港。根據四個月的表現,看來也不是「熟手技工」,估計也無法將這輛拋錨「香港列車」修好,重上軌道穩妥及暢順地向前邁進。
建制派議員角色重新定位
中央應認識到建制派議員過去扮演的角色不但對香港經濟能持續發展起不了作用,相反,淪為特首錯誤施政導致禍港「幫兇」。經過兩屆特首施政禍港教訓, 建制派議員不應再盲目為特首施政保駕護航,不要再當「西南二伯父」。建制派議員角色應重新定位, 回復原本正職, 真真正正發揮監察特首施政功能。特首施政如有偏差,應予以糾正,該修正的修正、該贊成的贊成、該反對的反對,甚至必要時運用議員權力迫使特首從善如流,這才是真正的幫助特首。香港自我完善總比由中央幹預好得多,是最有力的捍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今後建制派議員角色應為: 只會為香港繁榮穩定及只會為全香港市民福祉保駕護航。
中央不會對香政策港有大動作的改變
十八大完滿閉幕,根據習近平當選後發言, 相信中央隨著國內外變化而順應形勢對香港政策有所微調也是正常及必要的,但可以肯定中央不會對香港政策有大動作的改變。因為中央要對香港政策有大動作的改變, 前提必須符合兩個先決條件: 一是國內已經實行政治改革。二是台灣問題已經解決。
山人
16-11-2012
Re: 中央對香港變調，暗示大動作 胡總報告論香港調子變了?
中國模式真的可以「任人唯賢」？
歐立德 2012年11月15日
圍繞所謂的西方和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展開的討論正在繼續，一些評論人士最近將目光聚焦於中國的“任人唯賢”慣例，他們認為這種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仍然是普通公民升入該國最高領導層的一條有效途徑。
由於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大部分席位將由中國革命英雄的兒子們，即“太子黨”佔據，很難證明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是任人唯賢的，不過這個問題應該留給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的人去探討。
但是，但是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對於將中國前現代政治文化形容為“任人唯賢”的說法，我不能視而不見，不去反駁。
政治學家、暢銷書作家張維為在《中國的選賢任能優於西式民主》一文中表示，“中國共產黨可能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重視選賢任能的組織之一。”無論是政治觀察人士的文章，還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提到“任人唯賢”時都和張維為一樣，不可避免地將其與中國著名的科舉制度聯繫在一起，這種制度從公元7世紀開始廣泛應用，直到十多個世紀後，才在1905年廢除。
流行的觀點認為，科舉考試是客觀的選拔方法，所有想謀得官職者都要經過考核，依據是他們是否有能力證明自己對大量的經典著述熟稔於心。據信，有關良好治理的必備知識都蘊藏在這些經典之中。
既然（幾乎）所有男性都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按照這一理論，全國上下最優秀的人才，會定期通過考試躍升至精英階層，為國家的政治體制注入新思想和新血液，確保那些聰明、有抱負的人有上升的渠道。
以這種觀點來看，直到一個多世紀以前，一個沒有關係的年輕人只要學習足夠用功，就可以夢想成為大權在握（並且富甲一方）的大臣。張維為等“中國模式”的支持者，明顯贊同這種觀點。
這是一個值得讚賞的理想境界。但在實踐過程中，科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任人唯賢呢？
在過去20年間，研究顯示科舉遠非長期以來廣受讚譽的“成功的階梯”。例如，我們知道明朝（1368年至1644年）絕對不允許商人的兒子參加考試，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明確地闡明，在清朝（1644年至1911年），“競爭官職的考核內容，無疑將90%的中國人排除在外，連成功階梯的第一階都登不上。”
換句話說，但凡想有一定的機會通過考試，就需要來自一個有古典文學素養的家庭，也就是說家中要有錢買書，或者與這種家庭有親密的關係。只有10%的人有這種條件。
此外，我以前的學生張樂翔(Lawrence Zhang)在他的論文中，極有說服力地闡述到，以“買官”鋪就榮耀之路的清朝官員，其數量被極大地低估了。不僅身在“權貴”階層之外的家庭會花錢幫助兒子在競爭中勝出，即使原本就是官宦家庭，也會使用金錢隨意操縱體制，雖然人們以往認為這樣的家庭無須降格使用如此的低劣手段。既然通過層層考試晉陞至最高層的比例只有區區百萬分之一，這樣做似乎無可厚非。
事實上，在中國古代，多數精英階層政治上成功依靠的是“賢、能”以外的手段。他們依賴家庭關係和物質資源，很像是西方社會中的政治精英。由於極少有人有機會通過考試，然而依然有很多人參加考試，所以今天的共識是，科舉制度的主要意義在於強化和複製特定模式的精英話語，從而在社會、政治、文化層面為國家需求服務。與張維為及持相似觀點者的論述恰恰相反，科舉制度與所謂的搜遍全國各地的每個村莊，廣招人才輔佐朝廷，沒有多大關係。
這並不是說科舉制度完全無用。不管過去還是現在，的確有有才能的人被選中擔任官職。但多數官員的選拔，並不是以“任人唯賢”的標準執行的，這裡我們所說的“任人唯賢”指的是“根據客觀的標準判斷能力優於他人”（如考察哲學知識和文學技巧）。
與張維為持相同觀點者，可能不會認同我對“任人唯賢”的這種理解，因為他們在論述中所用的語彙是“選賢任能”——選擇有智慧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我想說，這兩種概念並不是相同的，因為後者沒有表明選擇是如何進行的。我們對於所闡述的“任人唯賢”，從一開始可能就有不同的定義。
當然，在20世紀以前，中國社會的很多人都相信“誰都可以成功”，而國家也默許這種誤解的存在。然而文獻資料清晰地表明，只有天真的人才會對這種幻想深信不疑。
當下的評論人士仍然在宣揚這種過時的圍繞帝國式“任人唯賢”的思維方式，這不僅顯示出這種意識形態很難消亡，還顯示出，中國官方對於中國（甚至中國以外的）知識界仍然有着很強的掌控力。這種掌控力，比所謂的“任人唯賢”，更好地展示了中國漫長的歷史對社會的影響，這種影響至今可見。
歐立德(Mark Elliott)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中國與亞洲內陸史馬可·施瓦茨(Mark Schwartz)教授。
歐立德 2012年11月15日
圍繞所謂的西方和中國的政治發展模式展開的討論正在繼續，一些評論人士最近將目光聚焦於中國的“任人唯賢”慣例，他們認為這種根深蒂固的政治傳統，仍然是普通公民升入該國最高領導層的一條有效途徑。
由於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大部分席位將由中國革命英雄的兒子們，即“太子黨”佔據，很難證明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是任人唯賢的，不過這個問題應該留給研究中國現代政治的人去探討。
但是，但是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對於將中國前現代政治文化形容為“任人唯賢”的說法，我不能視而不見，不去反駁。
政治學家、暢銷書作家張維為在《中國的選賢任能優於西式民主》一文中表示，“中國共產黨可能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重視選賢任能的組織之一。”無論是政治觀察人士的文章，還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提到“任人唯賢”時都和張維為一樣，不可避免地將其與中國著名的科舉制度聯繫在一起，這種制度從公元7世紀開始廣泛應用，直到十多個世紀後，才在1905年廢除。
流行的觀點認為，科舉考試是客觀的選拔方法，所有想謀得官職者都要經過考核，依據是他們是否有能力證明自己對大量的經典著述熟稔於心。據信，有關良好治理的必備知識都蘊藏在這些經典之中。
既然（幾乎）所有男性都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按照這一理論，全國上下最優秀的人才，會定期通過考試躍升至精英階層，為國家的政治體制注入新思想和新血液，確保那些聰明、有抱負的人有上升的渠道。
以這種觀點來看，直到一個多世紀以前，一個沒有關係的年輕人只要學習足夠用功，就可以夢想成為大權在握（並且富甲一方）的大臣。張維為等“中國模式”的支持者，明顯贊同這種觀點。
這是一個值得讚賞的理想境界。但在實踐過程中，科舉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任人唯賢呢？
在過去20年間，研究顯示科舉遠非長期以來廣受讚譽的“成功的階梯”。例如，我們知道明朝（1368年至1644年）絕對不允許商人的兒子參加考試，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本傑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明確地闡明，在清朝（1644年至1911年），“競爭官職的考核內容，無疑將90%的中國人排除在外，連成功階梯的第一階都登不上。”
換句話說，但凡想有一定的機會通過考試，就需要來自一個有古典文學素養的家庭，也就是說家中要有錢買書，或者與這種家庭有親密的關係。只有10%的人有這種條件。
此外，我以前的學生張樂翔(Lawrence Zhang)在他的論文中，極有說服力地闡述到，以“買官”鋪就榮耀之路的清朝官員，其數量被極大地低估了。不僅身在“權貴”階層之外的家庭會花錢幫助兒子在競爭中勝出，即使原本就是官宦家庭，也會使用金錢隨意操縱體制，雖然人們以往認為這樣的家庭無須降格使用如此的低劣手段。既然通過層層考試晉陞至最高層的比例只有區區百萬分之一，這樣做似乎無可厚非。
事實上，在中國古代，多數精英階層政治上成功依靠的是“賢、能”以外的手段。他們依賴家庭關係和物質資源，很像是西方社會中的政治精英。由於極少有人有機會通過考試，然而依然有很多人參加考試，所以今天的共識是，科舉制度的主要意義在於強化和複製特定模式的精英話語，從而在社會、政治、文化層面為國家需求服務。與張維為及持相似觀點者的論述恰恰相反，科舉制度與所謂的搜遍全國各地的每個村莊，廣招人才輔佐朝廷，沒有多大關係。
這並不是說科舉制度完全無用。不管過去還是現在，的確有有才能的人被選中擔任官職。但多數官員的選拔，並不是以“任人唯賢”的標準執行的，這裡我們所說的“任人唯賢”指的是“根據客觀的標準判斷能力優於他人”（如考察哲學知識和文學技巧）。
與張維為持相同觀點者，可能不會認同我對“任人唯賢”的這種理解，因為他們在論述中所用的語彙是“選賢任能”——選擇有智慧的人，任用有能力的人。我想說，這兩種概念並不是相同的，因為後者沒有表明選擇是如何進行的。我們對於所闡述的“任人唯賢”，從一開始可能就有不同的定義。
當然，在20世紀以前，中國社會的很多人都相信“誰都可以成功”，而國家也默許這種誤解的存在。然而文獻資料清晰地表明，只有天真的人才會對這種幻想深信不疑。
當下的評論人士仍然在宣揚這種過時的圍繞帝國式“任人唯賢”的思維方式，這不僅顯示出這種意識形態很難消亡，還顯示出，中國官方對於中國（甚至中國以外的）知識界仍然有着很強的掌控力。這種掌控力，比所謂的“任人唯賢”，更好地展示了中國漫長的歷史對社會的影響，這種影響至今可見。
歐立德(Mark Elliott)是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中國與亞洲內陸史馬可·施瓦茨(Mark Schwartz)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