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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火放得正熱鬧時，周恩來走過來，請毛到大廳內和來觀禮的外賓一起拍照。這次接見中，包括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胡那年六十歲，瘦瘦的，留一口灰白色長鬍子，穿一雙草鞋，看上去很精神，中國話講得非常好。給胡作警衛工作的張告訴我，胡十分喜歡中國，衣食住行，樣樣都是中國的好，全年絕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特別喜歡住在廣西和雲南。我這是第一次見到胡，非常欣賞他。
最後一批煙火放完已經快十點鐘了。大會裡沒有人告訴我這些點心總共花了多少錢。但我後來得知，光是這一晚的煙火費恐怕就不下五十萬人民幣。那時工人一月薪資只不過是三十人民幣上下。此後，我越來越覺得這般慶典過於鋪張浪費，特別是在困難時期，大家普遍餓肚子的時候。多年後，這些慶典對我便變得毫無意義。
毛後來也對這些節慶意興闌珊。不過每年過五一及十一這兩個節日，他都很緊張。一是頭天總想早睡，偏偏睡不著，大會的時間不能更改，往往不睡，或睡的很少上天安門。雖然如此，群眾的崇拜傾倒總能令他精神大振，得以撐完全場。問題是他典禮後又常常感冒。感冒有時演變成支氣管炎，好幾個禮拜都不舒服。年事更高后，支氣管炎更易導致肺炎。此外，他也討厭打扮整齊和這些繁文縟節。
他之辭去國家主席，所謂退居二線，實際上，是將這些他稱之為「表面文章」的禮數，推給別人去周旋。六十年代以後，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決定，為了節省人力物力，此後逢五逢十才在天安門慶祝國慶。這說得似乎很中聽，但骨子裡是怕麻煩，怕感冒。到了文化大革命，他的勁頭反而來了，為了打倒政敵，鞏固手中的權力，一躍而起，到天安門八次接見並鼓勵紅衛兵「造反」。這些花費比平常的國慶和勞動節慶典要大得多。毛在權力鬥爭中，從無顧及花費的問題。林彪一九七一年九月叛逃蘇聯途中墜機身亡之後，毛便再也不曾出席任何慶典。天安門的慶典就此取消。
但在一九五五年勞動節之時，毛仍極為振奮。
放完最後一批煙火，我以為這下可以回家了，不料毛還舉行了一場舞會。這真使我大吃一驚。解放後，跳舞場就因其頹廢和具資本主義特色而被全面禁止。但在中南海的深宮朱牆內，毛內住地西北的春藕齋，每周末有一次舞會；一九六零年以後改為星期三、星期六晚各一次。那晚放完煙火後，就有一個舞會，而且我還必須出席。
我和毛一起走進春藕齋，警衛團政治處文工團的女團員們，一下子都圍上來，爭著要同毛跳舞。原來由中央辦公廳的幹部組成臨時樂團伴奏，後來改由專業文工團樂隊伴奏，奏起舞曲——大都是民歌小調——年輕女孩輪流上來和毛跳舞。毛的舞步遲緩而笨拙。毛跳完舞后，喜歡和女舞伴聊聊天，但馬上就又換上下一個女孩。前陣子江青去杭州了，所以她沒有來，朱德和劉少奇倒都來了。只有毛、朱、劉這三位領導坐在桌旁，其他百餘名左右的辦公廳幹部和文工團的女孩子都坐在靠牆邊排排放的椅子上。我那時年輕，任毛的保健醫生，又是舞廳里少數的男伴之一，所以年輕女孩子也請我跳舞。
有時舞曲音樂會嘎然停止，換上北京戲曲的小調。北京戲曲是種民間通俗文化，內容多半是纏綿悱惻的庸俗愛情故事，有時甚至十分色情。西方人聽不懂它高亢吵嘈的曲調，其格調和西方舞曲完全相反。
文工團的樂隊奏起了「蘇三起解」中的小過門，舞場內立時沸騰起來。毛和著小調，跳起他獨一無二的西洋舞步。在舞會的樂曲上，毛與江青的愛好完全不同。毛喜歡民間小調，江喜歡西方樂曲。所以在跳舞上，二人也合不來。
我看看，春藕齋里正是急管繁弦，舞步雜踏，沒有我的事了。我正打算回去，李銀橋拉住我，他說：「你可千萬別走，主席他跳舞，總是注意身邊工作的人在不在。如果不在，他會說是我不合作，把你排擠走，會認為我們之間在鬧意見。」我說：「這怎麼可能？沒事怎麼會鬧意見？」他說：「你可不了解。時間久了，你就知道。」
事情正如李銀橋所說，毛很注意在他娛樂活動的時候，他身邊工作的幾個人是不是都參加了。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在杭州，浙江省委給他在杭州飯店舉辦舞會。我當晚很累，沒有去。過了一會，一個衛士敲了門，說：「主席問你為什麼沒有來？是不是值班衛士故意不通知？快走吧。」
另一次在一九五八年，到湖南長沙，我因雨大，沒有去看花鼓戲的演出。但過了半個多小時，湖南省公安廳李廳長趕來，又接我去了。從這兩次以後，凡是毛參加的活動，我定到不誤。
數年後我才了解舉辦這些舞會的「內幕」，所謂警衛團政治處文工團是由汪東興負責組織，其真正目的在於提供毛娛樂，並非官方所說，是為了服務警衛團。文工團挑選年輕、「可靠的」女團員做為毛的舞伴。
一九五七年，當時的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彭德懷在政治局給毛提意見，問毛為什麼要在警衛團成立文工團。彭是政治局委員中最直言敢諫，勇於向毛挑戰的領導幹部。彭斥責毛弄個「後宮佳麗、粉黛三千」，並直斥羅瑞卿、汪東興不干好事。因此，警衛團文工團被撤銷，但毛並不缺女伴。其他文工團的女孩子——北京軍區、空軍、鐵道兵、第二炮兵文工團等——都來陪毛。
但一九五五年的五一勞動節，在第一次舞會上，我對這些臭事一無所知，我只想儘早趕回南船塢和家人過節。曲終人散時，已是凌晨兩點多鐘，汪東興招呼我去吃宵夜，我沒有去，急著趕回家，我知道嫻還在等著我。
在家中，我們一起吃著蛋炒飯。我未能和家人一起過節，嫻感到非常失望。我母親做了不少菜，等我到十點鐘才開飯。我兒子李重累得在母親那睡著了，那晚就睡在老家。
我第一次跟毛見面至此還不到一個禮拜，但我的生活已經起了劇烈的變化，起居無時，飲食無常。嫻說：「你要跟毛主席一樣了。」從那時開始，二十餘年來，全家的生活都被搞亂了。我非常愛嫻，但我很少能待在家裡。過去我們總期盼著國慶日、勞動節和春節的來臨，我們通常去我母親那一起過節。在我為毛服務的那二十二年間，我只放過一個禮拜的假，一家人也從來沒機會再聚在一起度假。
毛常要我凌晨時分去陪他，因此我回家時，每每已近破曉時刻。嫻往往坐在燈下憂心忡忡地等著我。我每次同毛出巡外地，常常一去幾個月，甚至一年，這期間她一貫寢食難安。我二兒子於一九五六年出生時，我正在外地。
不單是我不常在家的問題，即使我人在北京，嫻也不能參與一組的生活。嫻一直未被批准入黨。好在我是毛的保健醫生，這職位使她安然度過一次又一次使生靈塗炭的政治浩劫。
以後，嫻在各方面支持我，使我能無後顧之憂。我的家完全是她一個人在管理、在支持。她盡心盡力照顧孩子們和我年邁的母親。嫻剛回中國時，是個精力充沛、活潑外向，對人生充滿熱情的年輕女人。我眼睜睜看嫻經過歲月摧折的轉變，內心之痛苦，筆墨無法描述。新中國拒她於門外，她為我憂心忡忡，在在都迫使她變得內向而沉默。她常對我說：「我們過的仍是流浪生活，有家等於沒有家。」她的蓬勃朝氣似乎正在一點一滴的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