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周年簡介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賣鐵路修築權，激起中國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發保路運動。1911年10月10日，武漢地區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發動武昌起義，接著各省紛紛響應，因為1911年為舊曆辛亥年，故稱“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發生于中國農曆辛亥年(清宣統三年)，即西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王朝、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前後這一段時間中國所發生的革命事件。廣義上亦可指自19世紀末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在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作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的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作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對中國國內的民族關係及同時期亞洲其他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辛亥革命前後的一系列事件不僅結束了此前立憲派實行君主立憲的努力，而且對此後中國憲政與法治發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與地方關係等都起到了關鍵的影響。
1840年發生的鴉片戰爭，一般認為是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中國長期的閉關自守終於被迫劃上句號。國內部分官員及知識份子開始明白，不變革便不足以應對中國所面臨的千載未逢的挑戰。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緒初年)的洋務運動，是一場由清室自發的改革。其重點為改良生產技術，透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試圖以興辦工商業來加強中國的國力。然而中國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再敗於日本，顯示只限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並未能根本改變中國自北宋以來重文輕武的觀念，19世紀後期迅速強大的德國與日本在社會上卻充斥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養成做事一板一眼的風氣習慣。 自1895年的公車上書，在知識份子中普遍出現要求更深層的改革。當中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物成為維新派，主張在體制內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國，在皇權之下大幅改變政治及社會制度。維新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開展戊戌變法。但是進行103天以後，因清室內保守勢力發動政變而告流產。部分維新人物流亡海外後，主張繼續維持皇室；實行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將政治實權逐漸交出至民選政府，主張這種變革方法的當時被稱為“保皇黨”或“立憲派”。 立憲運動是中國清朝政府繼自強運動（洋務運動、1861年－1895年）、維新運動立憲運動（1895年－1898年）之後推動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國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1911年5月8日（宣統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廢除軍機處，發佈內閣官制與任命總理、諸大臣。成員名單中過半數為清宗室（皇族）與滿人，被譏嘲為「皇族內閣」。立憲派、輿論對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滿，認為清政府實無誠意推行憲政，乃逐漸同情、傾向革命。清政府遂於是年（1912年）垮臺，中華民國就此誕生。在推翻清朝的鬥爭中，革命黨人曾經先後發動十次武裝起義，屢次失敗，而又能屢次重起，海外華僑的大量經濟支援，實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對於海外華僑在推翻清朝的革命鬥爭中的作用，孫中山曾經用這樣一句言語表達：華僑是革命之母。
文化形勢：排滿思潮與民族國家
滿漢種族問題，在清初的文字獄和剃髮易服制度的壓制影響之下，到了清中葉的思想中，已經幾乎不成問題。絕大多數的漢人對於統治者為滿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隨著清朝統治的日漸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國革命中，漢滿問題開始再度抬頭。到了1890年代以後，排滿思想更是再度大興。明末遺老的著作成為當時人的重要思想資源。例如原本並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發現，成為當時知識份子們的重要讀物。許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複明思潮來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傳著作有鄒容的《革命軍》等，對於年輕的革命參與者們造成很大的影響。雖然一些革命家如孫中山在種族革命之外，所強調的是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動力仍是排滿反滿的思潮。推翻滿清後，口號也迅速地從「打倒韃虜」改為「五族共和」，以求統一分崩離析的中國。 西學東漸是指近代西方學術思想向中國傳播的歷史過程，作為史學術語，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兩個時期之中，歐洲及美國等地學術思想的傳入。 1900年中國因爆發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軍入侵，朝廷內部頑固保守勢力也受到嚴重打擊，在改革勢力的呼籲下，慈禧同意開始推行康梁在戊戌變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為清末新政。其中影響最大的政策，是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了延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開始興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經有6萬多所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後，大量以參加科舉謀求官職的傳統文人失去了出路。 此外，清政府於1906年9月1日宣佈「預備仿行憲政」，頒佈《欽定憲法大綱》，即立憲運動。其後各省選出了以地方士紳為主要成分的諮議局代表，這些各省的實權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憲，成立責任內閣，但屢為清政府所阻。 正在訓練中的北洋新軍清朝末年，以八旗、漢人綠營為主的舊式軍隊已失去戰鬥力。平定太平天國時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團練武裝。甲午戰爭後，因舊式軍隊已落伍，加上為免兵權旁落，清政府於1901年起決定對陸軍進行全面改革，計畫在全國練新式陸軍36鎮，以取代八旗、綠營及地方的防營。當中北洋新軍6鎮直屬朝廷，由袁世凱所編練的“武衛右軍”擴編。其餘各省亦由地方巡撫、總督負責編練新軍。為了培養新軍的軍官，各地開辦了許多新軍學堂。部分地方的新軍(如張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區)大量起用留學生為軍官；相反，北洋新軍中留學生卻極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組編好的部隊已達整編16鎮和10餘個協、營。
發展歷史陳天華1890年代，不少人開始主張以暴力革命徹底推翻由滿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類似法國及美國的共和政體。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華僑青年為多。最早期的革命團體亦是在海外成立，當中由楊衢雲、謝纘泰等為骨幹的輔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英屬香港。而孫中山亦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組織興中會，為革命籌措經費。二者後來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併，繼續稱之為興中會，並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廣州發動武裝起事(史稱「第一次廣州起義」)，但並未取得成功。孫、楊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緝，並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孫中山於1895年在倫敦為清廷所綁架，事件成為國際新聞，孫亦因而聞名國際。楊衢雲則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殺。 1900年，華北爆發義和團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舉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丑合約簽訂後，國內的知識份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自甲午戰爭起，中國派往海外留學的學生大量增加，當中以日本為數最多，1904年時一度達到二萬多人，不少為官費留學。革命的思想在留學生中廣為散播，主張革命的學生成立各種團體，發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當中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等在日本非常活躍。後來不少留學生歸國，成為國內革命組織的骨幹。1901年，忽有東西各報傳聞清廷欲將廣東割讓予法國，廣東籍留日學生遂請馮斯欒、鄭貫一、李自重、王寵惠、馮自由、梁仲猷諸人發起「廣東獨立協會」，主張廣東省向滿清政府宣告獨立。 1904年，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開戰(日俄戰爭)，滿清政府劃出部分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皇室內更有人稱滿清的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的呼聲更高。華興會各種革命團體亦於此時紛紛在國內出現。最主要有黃興領導的華興會(1904年在長沙成立，成員有黃興、劉揆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為主)，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領導的光復會(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蔡元培為會長。成員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革命小團體，如江蘇的勵志學會、強國會，四川的公強會，福建的益聞會、漢族獨立會，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會，廣州的群智社等等。這些革命團體不一定互相隸屬，而且多數帶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們都有相同的目標：謀求推翻滿清、恢復漢人原來的江山、建立類似美國的共和制國家。當中推翻滿清的訴求著重滿漢之分；而要求恢復的江山亦只限以漢人為主的十八省，東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內外蒙都被排除。排滿的態度正與中國各地方地下幫會“反清”傳統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組織都有借助秘密會黨的勢力進行革命。例如華興會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致公堂的會員。 孫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在8月20日于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並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綱領，在《民報》(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後易名為《民報》)上闡述了這一觀點。同盟會積極宣傳他們的思想，大力推動群眾的覺醒。《民報》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編下，由胡漢民、汪精衞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在1907年雖曾一度再次分裂(孫中山因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自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精衞、胡漢民等於南洋另組總部；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中山), 但在革命中仍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會在武昌召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馮牧民等百餘人。後來日知會成為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機關。
1906年起，陳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後組織成立黃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學團體，1909年又組織成立南社，通過文學創作傳播新思想。 1907年7月，在東京的部分同盟會會員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劉揆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共進會性質及綱領與同盟會幾乎相同，但不直接隸屬同盟會。共進會是孫武,湖北共進會會長武昌起義的領導組織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推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複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為新軍內青年軍人組織，旨在通過滲透到新軍中，掌握武裝。文學社是領導武昌起義的另一個領導組織。
辛亥革命被中國共產黨稱為是“中國歷史上一次偉大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餘年的封建皇權制度，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此之前的中國的歷次起義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結束，但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並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儘管後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當時成功的中國革命黨人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治國方案，遂按照美國憲法，美國政治體制，實行總統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民國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民主共和體制並未真正貫徹實施，但這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使民主共和的價值觀得到了確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 在辛亥革命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二千餘年的帝制、專制思想都沒有在中國完全消除，而且還一度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儘管中國共產黨聲稱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但一些人則認為，在實際運作上，所謂“真正的民主共和”還從來沒有得以在中國全面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思想影響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場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使民主共和觀深入人心。自漢代董仲舒以來的中國思想中，君臣關係是“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的同時，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致使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一度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等民族虛無主義思想。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份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因此如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成為了大批中國知識份子的新信仰。
經濟影響
此外，從辛亥革命各省獨立回應開始，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混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大陸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投向革命而獲得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階級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後仍然掌握權力。雖然其主要領袖孫中山出身平民知識份子，但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後，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後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 辛亥革命對於十八世紀後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併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生活文化影響
“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髮興，辮子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天足興，纖足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跪拜禮滅……”
對海外華人的影響
馬來半島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為：馬新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馬新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 ，新思想的湧現 ，政黨政治的影響 。 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轉而支持孫中山。武昌起義後，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剪掉辮子，另一方面，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號召下，當地華人也積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啟開的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源泉。由於民族主義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數以千計的當地華人青年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並在各方面給於孫中山金錢上的援助革命。同時，這種思潮也帶著反對外來殖民勢力的意念，一直發展下去。 當孫中山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展開革命之前，當地華人是不團結的，常有幫派和籍貫的鬥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鬥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1906年，孫中山在吉隆玻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當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因此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有機會學習相互瞭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被加強和發展起來。
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準華語，主要目的在於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學。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間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孫中山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了新的思想，衝擊了華人傳統的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舍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鼓勵設立女子學校，女人被允許加入社會活動和參加孫中山革命。 孫中山革命成功後，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國民黨。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許可後，便在馬來亞成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由於英國當局認為非與英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又許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國民黨在馬來亞繼續作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其註冊被吊銷，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的資料。雖然如此，國民黨的活動未停止，而是繼續秘密地存在。而國民黨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為日後的抗日戰爭、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政治運動等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對東南亞其他地區華人的影響對，美國華人的影響， 對日本華人的影響，對歐洲華人的影響，對世界其他地區華人的影響。
辛亥革命100周年簡介
澳門中樂團將舉辦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音樂會
澳門中樂團將舉辦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音樂會
2011年09月11日23:14
澳門9月11日電,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11日晚在澳門文化中心發出公告稱，旗下澳門中樂團10月15日將推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音樂會，屆時將把當代民樂優秀作曲家打造的原創音樂呈現給觀眾，重溫辛亥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緬懷英烈的豐功偉績。
當晚，澳門中樂團在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舉行了“澳門的聲音”音樂會。這場音樂會也是該樂團2011—2012樂季的開幕音樂會。音樂會主要由“澳門印象”與“澳門詩篇”組成，兩部作品分別為作曲家趙季平與唐建平為澳門中樂團量身定做。龍舟競渡、踏浪謠、小巷琴音、盛世蓮花……一段段樂章詮釋著澳門回歸祖國後經濟振興、市民安居樂業的繁榮景象。
澳門中樂團成立於1987年，是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旗下的專業文藝團體。樂團定期在澳門舉辦音樂會，同時還將中國傳統文化及具澳門特色的優秀音樂傳播海外。
2011年09月11日23:14
澳門9月11日電,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11日晚在澳門文化中心發出公告稱，旗下澳門中樂團10月15日將推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音樂會，屆時將把當代民樂優秀作曲家打造的原創音樂呈現給觀眾，重溫辛亥革命波瀾壯闊的歷史，緬懷英烈的豐功偉績。
當晚，澳門中樂團在澳門文化中心綜合劇院舉行了“澳門的聲音”音樂會。這場音樂會也是該樂團2011—2012樂季的開幕音樂會。音樂會主要由“澳門印象”與“澳門詩篇”組成，兩部作品分別為作曲家趙季平與唐建平為澳門中樂團量身定做。龍舟競渡、踏浪謠、小巷琴音、盛世蓮花……一段段樂章詮釋著澳門回歸祖國後經濟振興、市民安居樂業的繁榮景象。
澳門中樂團成立於1987年，是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旗下的專業文藝團體。樂團定期在澳門舉辦音樂會，同時還將中國傳統文化及具澳門特色的優秀音樂傳播海外。
武漢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投入2800萬修黎元洪墓
武漢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投入2800萬修黎元洪墓
2010年09月15日02:23
為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到來，“辛亥革命百年論壇”今日在漢舉行。百年前發軔於武漢的這場改變中國歷史的首義風雲，使武漢這座城市擁有豐富的“辛亥資源”。連日來，本報記者兵分幾路，對武漢辛亥首義重要遺址遺跡和紀念辛亥百年在建的重大工程進行了踏訪，在此，我們為讀者呈現出這些遺址修繕和工程建設的最新進展，以再現百年前的辛亥歷史風雲，追憶辛亥首義歷史，並展示這座城市對辛亥首義文化的傳承。
投入2800萬 占地超12畝 照壁亭廊俱全
黎元洪墓將變民國大總統陵園
沉寂了近半個世紀的黎元洪墓，在辛亥革命百年到來之前，將迎來它最大規模的一次修繕：將現有不足2畝的墓地擴建成占地12餘畝的陵墓，總投入約2800萬元。
這是一處靜靜的墓園，一條約10米長的墓道的盡頭，佇立著—塊十余米高的水磨石墓碑，碑上刻有“大總統黎元洪墓”幾個大字。其後是座由大理石堆砌的圓形墓塚，墓後的—面碑牆上，鐫刻著墓主人的生平。這是位於武昌元寶山南麓陳家灣附近的一處墓地，這裡埋葬著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大人物——黎元洪。
史料記載，武昌首義成功後，湖北革命黨人在湖北諮議局成立鄂軍都督府，推舉黎元洪為都督。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黎元洪任副總統。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由副總統繼任大總統。後因府院之爭，他辭去大總統職位。1922年再次出任總統，次年被驅走。1928年病逝天津。1932年移靈柩至武昌。1935年國民政府為黎元洪舉行國葬。“文革”時，黎墓被紅衛兵破壞。1981年在紀念辛亥革命70年周年時，武漢市政府根據全國政協的意見，投資約2萬元，在原墓後側高處十余米重建了這座新墓。
在此次27個遺址修繕項目中，黎墓擴建是所投資金最多的一個專案，其中大部分資金用於周邊環境的整治和拆遷。建成後，黎墓將由現在的小墓地，變成一個占地超過12畝的民國大總統墓園，整座墓園由寢陵、照壁、黎公亭、休息長廊、墓園廣場等幾個部分構成。
首義廣場3年擴大3倍
目標18萬平方米 新建15.6平方米地下空間休閒娛樂
“五六年沒來武漢，閱馬場紅樓這一片可真是變化太大了！”昨日，從浙江紹興來漢出差的朱明先生站在寬闊的首義廣場上，連連感歎。而他還不知道，就在這個巨大廣場的對面，新一期的廣場擴建工程也正在加緊進行中。
2005年，朱明第一次來武漢，就在朋友的指點下慕名參觀了曾是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的紅樓。此行給朱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給他留下小小的遺憾：“全國各地來參觀的遊客不少，來散步的本地居民也多，這裡就顯得有點擁擠和喧鬧了。”
就在這一年，武漢市啟動首義文化區規劃建設，核心區總面積達107公頃。
2007年，在有著百年歷史的紅樓前，總面積達5.42萬平方米的首義廣場嶄新亮相。首義廣場的建設過程中，紅樓、武昌首義紀念館、孫中山銅像、黃興拜將台等也已同步修葺一新。
這個新建的廣場種有110多棵大樹，是全國種樹最多的廣場。北廣場上，雪松蒼蒼、綠草如茵，更有一排排棕櫚，一方方花壇，一條條曲徑；南廣場上，彭、劉、楊烈士雕像用紅砂石重新鑄造；廣場中央，一個以十八星旗為圖案的大型噴泉花壇凸顯出此處的辛亥首義歷史。
去年底，為進一步彰顯武漢這座首義之城的歷史文化特色，首義廣場再次啟動擴建，目標18萬平方米，擴建後的面積將是原來的3倍。
首義廣場下，還將新建15.6萬平方米的地下空間供市民休閒娛樂。這裡，大型超市、商業街、運動休閒、數碼港、影院及大型停車場應有盡有，並與現在的北廣場地下連通。
昨日，首義廣場的建設工地，這裡已是一派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辛亥革命博物館的外觀已初見雛形，配套工程的土方開挖和支護樁施工都在有序進行之中。
一直參與首義廣場工程建設指揮的武昌區政協主席劉君介紹：“全新的首義廣場將在明年10月前完工，這個武昌城區最大的景觀開敞空間，既有莊嚴肅穆的辛亥革命歷史遺存，又有現代時尚的娛樂休閒設施，歷史與現實的交相輝映，一定會給每一個前來緬懷革命志士的遊客留下深刻印象。”
本報獨家專訪孫中山的曾侄孫孫必達：
辛亥革命百年慶典主會場武漢是當然之地
早在2008年，孫中山的曾侄孫孫必達向全國“兩會”提交提案，建議將武漢作為辛亥百年紀念活動的主會場。昨日，來漢出席“辛亥革命百年論壇”的孫必達先生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說：“孫中山先生最先稱武昌起義為‘首義’，是‘首功’之意，武漢是‘首義之區’，辛亥革命百年慶典主會場設在何處？武漢是當然之地。”
孫必達是孫中山哥哥孫眉的曾孫，現為全國政協委員、孫中山基金會理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顧問，目前任香港川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孫必達告訴記者，連續3年的全國“兩會”，他的提案都關乎武漢、辛亥首義，他的意見還得到20餘位海內外全國政協委員的支持。孫必達說武漢三鎮至今留有大量珍貴的辛亥革命遺跡，也有大批辛亥後裔。“武漢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其他城市無法取代的。”
1912年2月8日，孫中山先生稱武漢為“首義之區”，並希望將來“首義之區，變為模範之市”。“從1981年第一次到武漢，我已經來這裡很多次，每次回來都有很大變化。”
孫必達說，今年，他還專程和朋友乘坐武廣高鐵來漢，交通便利，讓他感到武漢未來發展潛力，希望有機會來漢投資興業。孫必達現在最期待辛亥革命博物館的建成，也很期待6位辛亥先驅後裔的相聚。
黃興之孫黃偉民：盼祖父“搬”到首義文化區
“我對武漢有特殊的情結，不僅因為這裡是‘首義之區’，更因為在全國還沒有設立黃興紀念設施的時候，武漢在龜山上鑄造了國內首座黃興銅像。”昨日，辛亥革命先驅之一黃興的嫡孫黃偉民來漢，言辭間由衷感謝武漢人民對首義文化的傳承。
他此行除了參加論壇，還有個心願：希望黃興銅像能從龜山遷移到首義文化園區，與紅樓的孫中山塑像靠得更近些。
黃偉民說，作為辛亥革命時期最重要的領袖人物之一，不論當時的革命黨人，抑或後來的歷史學者，都往往將孫中山與黃興並稱，承認他們為領導辛亥革命的“雙元領袖”。
“然而，黃興對辛亥革命的重要貢獻曾被人為抹上了‘灰塵’。”黃偉民講述了這段歷史：在經歷過護國戰爭後，同盟會內部矛盾重重。特別是黃興辭世10年後，被孫中山譽為“革命首功之臣”——陳其美的義弟蔣介石異軍突起，徹底改變了國民黨的政治版圖，他根據自己的需要編造了“孫文——陳其美——蔣介石”的國民黨正統史觀。此後，黃興的地位一落千丈，被降為一般的“革命先進”。國民黨執政期間，沒有建立任何紀念黃興先生的設施，以至談到辛亥革命，只談孫中山、陳其美，而很少談黃興。
黃偉民希望，在即將迎來辛亥百年紀念之際，人們能進一步認識黃興協助孫中山在歷史巨變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及其地位，抹去蒙在真相表面的灰塵。
黃偉民說，武漢這次論壇的舉辦，是一次辛亥百年紀念活動的很好預熱，足以說明武漢的重視程度，他希望武漢能成為明年辛亥百年慶典活動的主會場。
黎元洪之孫黎昌晉：“首義都督”在漢辦學堂
民國大總統、首義都督黎元洪的嫡孫黎昌晉13日專程從天津趕到武漢，參加今日開幕的辛亥革命百年論壇。昨日，黎昌晉接受本報專訪時，客觀評價了自己的祖父：儘管黎元洪是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但他為民主革命作出歷史貢獻，值得後人學習。
黎昌晉是黎元洪次子黎紹業的次子，曾任全國工商聯執委、天津市商會副會長，現任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他笑著說，自己以前是學習地理的，對歷史一直興趣不大，因家族多數人移居海外，所以國內很多活動都由他全權代表，因此對辛亥革命歷史也產生濃厚興趣。
“父親給我講了很多關於祖父的故事，尤其印象深刻的是祖父少年時期刻苦求學經歷。”黎昌晉回憶，黎元洪從小家境貧寒，入學不久，黎父突然患病離去，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斷絕，全家衣食靠繼母做鞋墊出售來維持。為了減輕家庭負擔，黎元洪專門選擇有獎學金的北洋水師學堂學習。生活苦難激勵黎元洪更加發奮圖強，學習成績突飛猛進。
黎昌晉說，從他祖父開始，黎家就十分重視教育。長女黎紹芬在哥倫比亞研究院獲得碩士學位後，黎元洪給她10萬大洋，讓她回武漢創辦江漢大學，後因戰亂未果。這筆錢最終捐贈建設了武漢大學體育館。因黎元洪字宋卿，體育館被命名為“宋卿體育館”，至今武漢大學體育館內仍有“宋卿體育館”的牌匾。黎元洪還先後出資在漢創辦了“湖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和黃陂前川中學。
熊秉坤之子熊輝：“末代皇帝”向父親敬酒
1911年，新軍工程第八營正目（班長）熊秉坤策動了工程營士兵武裝起義，宣告了那場結束兩千年帝制的偉大革命展開。1961年，“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卻在新中國的國宴上向熊秉坤敬酒。昨日，辛亥革命先驅熊秉坤之子、83歲的熊輝老人，在家中向記者回憶了這段“奇會”。
辛亥革命50周年前夕，熊秉坤受邀赴京參加紀念活動。9月30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作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專員應邀參加。得知熊秉坤在會場後，溥儀主動提出見面。
“辛亥革命，您打響了第一槍，可稱蓋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制度，打倒了我這個當時還是小孩子的皇帝，讓我能順應歷史潮流，改造成為新人。為表達謝意，容我敬酒一杯。”熊秉坤說：“當不起，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是全國志士仁人共同的功勞。今天見面，我們都是新人，新人做新事，我也感到特別高興，讓我們共同乾杯。”兩人緊緊握手，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10月13日，兩人在全國政協會議室再度會見，參加會見的還有1924年把溥儀趕出紫禁城的鹿鐘麟等人。溥儀第一個說：“今天的溥儀特別高興，我不是過去的宣統皇帝，宣統沒這福分和大家見面。”他又詼諧地說：“今天是冤家對頭大聚會，槍打、炮轟、文的武的，連趕帶攆的都來了，如果是宣統，不嚇得哇哇叫才怪呢。”一席話說得大家笑彎了腰。
吳殿英曾孫吳歡：他組建新軍促成武昌首義
100多年前，吳殿英作為張之洞的得力助手，成功創建了湖北新軍，這支武裝力量在促成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中功不可沒。昨日，吳殿英的曾孫吳歡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重建辛亥記憶，不應該忽略以張之洞為代表的具有進步思想的清朝老臣的貢獻。
吳歡此次帶著他的最新著作《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被遺忘百年的辛亥革命史》而來。他說，辛亥革命的成功，是諸多合力的共同成果，這其中就包括一批最早覺悟的清朝進步軍人。
1896年張之洞返任湖廣總督，文官出身的吳殿英憑藉出色的軍事見解，被委以都司銜監操官，組訓新軍。為此，吳殿英還赴日本考察半年，使湖北新軍在裝備、徵募、訓練、管理上，都有別於舊式軍隊，成為清末的精銳陸軍。
吳殿英思想開明，默許革命黨開展活動。他多次派員赴日學習軍事知識，為日後推翻清朝統治，結束封建帝制播下了革命種子，黃興就是其中之一。到辛亥革命前期，湖北新軍15000人，直接加入革命組織的2000多人，受其影響的4000多人，站在清方一邊的不足千人。
1911年，吳殿英在病榻上聽到了推翻清朝、結束封建帝制震耳欲聾的槍炮聲，於1913年元月病逝，時年僅49歲。
而吳氏家族四代，均是赫赫有名的大家。吳歡的祖父吳瀛是著名的書畫家和故宮博物院創始人之一，父親吳祖光是著名學者、戲劇家和書法家，母親新鳳霞是著名的評劇表演藝術家、作家、畫家，師從齊白石。吳歡本人也是著名作家、書畫家，其名還是齊白石所起，取道家“無歡無不歡”之意。
吳兆麟之孫吳德立：首義之夜吳家險遭滅門
1911年10月10日晚爆發的武昌起義事發突然，新軍工程第八營左隊隊官（連長）吳兆麟臨危受命，擔任臨時總指揮，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頁。昨日，吳兆麟之孫吳德立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武漢有優勢成為辛亥百年慶典主會場。
吳德立作為全國政協委員，2008年“兩會”時就提交提案，建議將辛亥百年慶典的主會場設在武漢。一方面，武漢是辛亥革命的首發地，另一方面，武漢也正成為中部崛起的中心。吳德立說，辛亥百年慶典是全球華人共同的盛事，以事發地作為主會場，也更為妥帖。“武漢還擁有許多武昌首義的遺跡，這也是其他城市無可比擬的優勢”。
回憶起近百年前的首義之夜，吳德立還透露了一個細節。當晚，當湖廣總督得知起義軍的總指揮是吳兆麟時，頓時大怒，令一隊清軍奔赴吳兆麟家斬盡殺絕而洩憤。清軍包圍了吳家，一片“殺吳兆麟全家”的喊聲震耳欲聾。吳兆麟之母葉太夫人正在病中，身邊有一孫兒吳德強亦染病在床，突然遇此巨變，在一聲聲喊殺聲中，祖孫二人相繼身亡。吳兆麟得知這一不幸消息，更激起了他對滿清的家仇族恨，令他更堅定地指揮起義軍作戰。最終，11日5時，起義軍打下了清都督府，起義勝利了。
2010年09月15日02:23
為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到來，“辛亥革命百年論壇”今日在漢舉行。百年前發軔於武漢的這場改變中國歷史的首義風雲，使武漢這座城市擁有豐富的“辛亥資源”。連日來，本報記者兵分幾路，對武漢辛亥首義重要遺址遺跡和紀念辛亥百年在建的重大工程進行了踏訪，在此，我們為讀者呈現出這些遺址修繕和工程建設的最新進展，以再現百年前的辛亥歷史風雲，追憶辛亥首義歷史，並展示這座城市對辛亥首義文化的傳承。
投入2800萬 占地超12畝 照壁亭廊俱全
黎元洪墓將變民國大總統陵園
沉寂了近半個世紀的黎元洪墓，在辛亥革命百年到來之前，將迎來它最大規模的一次修繕：將現有不足2畝的墓地擴建成占地12餘畝的陵墓，總投入約2800萬元。
這是一處靜靜的墓園，一條約10米長的墓道的盡頭，佇立著—塊十余米高的水磨石墓碑，碑上刻有“大總統黎元洪墓”幾個大字。其後是座由大理石堆砌的圓形墓塚，墓後的—面碑牆上，鐫刻著墓主人的生平。這是位於武昌元寶山南麓陳家灣附近的一處墓地，這裡埋葬著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大人物——黎元洪。
史料記載，武昌首義成功後，湖北革命黨人在湖北諮議局成立鄂軍都督府，推舉黎元洪為都督。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黎元洪任副總統。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由副總統繼任大總統。後因府院之爭，他辭去大總統職位。1922年再次出任總統，次年被驅走。1928年病逝天津。1932年移靈柩至武昌。1935年國民政府為黎元洪舉行國葬。“文革”時，黎墓被紅衛兵破壞。1981年在紀念辛亥革命70年周年時，武漢市政府根據全國政協的意見，投資約2萬元，在原墓後側高處十余米重建了這座新墓。
在此次27個遺址修繕項目中，黎墓擴建是所投資金最多的一個專案，其中大部分資金用於周邊環境的整治和拆遷。建成後，黎墓將由現在的小墓地，變成一個占地超過12畝的民國大總統墓園，整座墓園由寢陵、照壁、黎公亭、休息長廊、墓園廣場等幾個部分構成。
首義廣場3年擴大3倍
目標18萬平方米 新建15.6平方米地下空間休閒娛樂
“五六年沒來武漢，閱馬場紅樓這一片可真是變化太大了！”昨日，從浙江紹興來漢出差的朱明先生站在寬闊的首義廣場上，連連感歎。而他還不知道，就在這個巨大廣場的對面，新一期的廣場擴建工程也正在加緊進行中。
2005年，朱明第一次來武漢，就在朋友的指點下慕名參觀了曾是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的紅樓。此行給朱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給他留下小小的遺憾：“全國各地來參觀的遊客不少，來散步的本地居民也多，這裡就顯得有點擁擠和喧鬧了。”
就在這一年，武漢市啟動首義文化區規劃建設，核心區總面積達107公頃。
2007年，在有著百年歷史的紅樓前，總面積達5.42萬平方米的首義廣場嶄新亮相。首義廣場的建設過程中，紅樓、武昌首義紀念館、孫中山銅像、黃興拜將台等也已同步修葺一新。
這個新建的廣場種有110多棵大樹，是全國種樹最多的廣場。北廣場上，雪松蒼蒼、綠草如茵，更有一排排棕櫚，一方方花壇，一條條曲徑；南廣場上，彭、劉、楊烈士雕像用紅砂石重新鑄造；廣場中央，一個以十八星旗為圖案的大型噴泉花壇凸顯出此處的辛亥首義歷史。
去年底，為進一步彰顯武漢這座首義之城的歷史文化特色，首義廣場再次啟動擴建，目標18萬平方米，擴建後的面積將是原來的3倍。
首義廣場下，還將新建15.6萬平方米的地下空間供市民休閒娛樂。這裡，大型超市、商業街、運動休閒、數碼港、影院及大型停車場應有盡有，並與現在的北廣場地下連通。
昨日，首義廣場的建設工地，這裡已是一派熱火朝天的建設景象，辛亥革命博物館的外觀已初見雛形，配套工程的土方開挖和支護樁施工都在有序進行之中。
一直參與首義廣場工程建設指揮的武昌區政協主席劉君介紹：“全新的首義廣場將在明年10月前完工，這個武昌城區最大的景觀開敞空間，既有莊嚴肅穆的辛亥革命歷史遺存，又有現代時尚的娛樂休閒設施，歷史與現實的交相輝映，一定會給每一個前來緬懷革命志士的遊客留下深刻印象。”
本報獨家專訪孫中山的曾侄孫孫必達：
辛亥革命百年慶典主會場武漢是當然之地
早在2008年，孫中山的曾侄孫孫必達向全國“兩會”提交提案，建議將武漢作為辛亥百年紀念活動的主會場。昨日，來漢出席“辛亥革命百年論壇”的孫必達先生接受本報獨家專訪時說：“孫中山先生最先稱武昌起義為‘首義’，是‘首功’之意，武漢是‘首義之區’，辛亥革命百年慶典主會場設在何處？武漢是當然之地。”
孫必達是孫中山哥哥孫眉的曾孫，現為全國政協委員、孫中山基金會理事、宋慶齡基金會理事、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顧問，目前任香港川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孫必達告訴記者，連續3年的全國“兩會”，他的提案都關乎武漢、辛亥首義，他的意見還得到20餘位海內外全國政協委員的支持。孫必達說武漢三鎮至今留有大量珍貴的辛亥革命遺跡，也有大批辛亥後裔。“武漢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其他城市無法取代的。”
1912年2月8日，孫中山先生稱武漢為“首義之區”，並希望將來“首義之區，變為模範之市”。“從1981年第一次到武漢，我已經來這裡很多次，每次回來都有很大變化。”
孫必達說，今年，他還專程和朋友乘坐武廣高鐵來漢，交通便利，讓他感到武漢未來發展潛力，希望有機會來漢投資興業。孫必達現在最期待辛亥革命博物館的建成，也很期待6位辛亥先驅後裔的相聚。
黃興之孫黃偉民：盼祖父“搬”到首義文化區
“我對武漢有特殊的情結，不僅因為這裡是‘首義之區’，更因為在全國還沒有設立黃興紀念設施的時候，武漢在龜山上鑄造了國內首座黃興銅像。”昨日，辛亥革命先驅之一黃興的嫡孫黃偉民來漢，言辭間由衷感謝武漢人民對首義文化的傳承。
他此行除了參加論壇，還有個心願：希望黃興銅像能從龜山遷移到首義文化園區，與紅樓的孫中山塑像靠得更近些。
黃偉民說，作為辛亥革命時期最重要的領袖人物之一，不論當時的革命黨人，抑或後來的歷史學者，都往往將孫中山與黃興並稱，承認他們為領導辛亥革命的“雙元領袖”。
“然而，黃興對辛亥革命的重要貢獻曾被人為抹上了‘灰塵’。”黃偉民講述了這段歷史：在經歷過護國戰爭後，同盟會內部矛盾重重。特別是黃興辭世10年後，被孫中山譽為“革命首功之臣”——陳其美的義弟蔣介石異軍突起，徹底改變了國民黨的政治版圖，他根據自己的需要編造了“孫文——陳其美——蔣介石”的國民黨正統史觀。此後，黃興的地位一落千丈，被降為一般的“革命先進”。國民黨執政期間，沒有建立任何紀念黃興先生的設施，以至談到辛亥革命，只談孫中山、陳其美，而很少談黃興。
黃偉民希望，在即將迎來辛亥百年紀念之際，人們能進一步認識黃興協助孫中山在歷史巨變中所發揮的歷史作用及其地位，抹去蒙在真相表面的灰塵。
黃偉民說，武漢這次論壇的舉辦，是一次辛亥百年紀念活動的很好預熱，足以說明武漢的重視程度，他希望武漢能成為明年辛亥百年慶典活動的主會場。
黎元洪之孫黎昌晉：“首義都督”在漢辦學堂
民國大總統、首義都督黎元洪的嫡孫黎昌晉13日專程從天津趕到武漢，參加今日開幕的辛亥革命百年論壇。昨日，黎昌晉接受本報專訪時，客觀評價了自己的祖父：儘管黎元洪是個有爭議的歷史人物，但他為民主革命作出歷史貢獻，值得後人學習。
黎昌晉是黎元洪次子黎紹業的次子，曾任全國工商聯執委、天津市商會副會長，現任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他笑著說，自己以前是學習地理的，對歷史一直興趣不大，因家族多數人移居海外，所以國內很多活動都由他全權代表，因此對辛亥革命歷史也產生濃厚興趣。
“父親給我講了很多關於祖父的故事，尤其印象深刻的是祖父少年時期刻苦求學經歷。”黎昌晉回憶，黎元洪從小家境貧寒，入學不久，黎父突然患病離去，家庭主要經濟來源斷絕，全家衣食靠繼母做鞋墊出售來維持。為了減輕家庭負擔，黎元洪專門選擇有獎學金的北洋水師學堂學習。生活苦難激勵黎元洪更加發奮圖強，學習成績突飛猛進。
黎昌晉說，從他祖父開始，黎家就十分重視教育。長女黎紹芬在哥倫比亞研究院獲得碩士學位後，黎元洪給她10萬大洋，讓她回武漢創辦江漢大學，後因戰亂未果。這筆錢最終捐贈建設了武漢大學體育館。因黎元洪字宋卿，體育館被命名為“宋卿體育館”，至今武漢大學體育館內仍有“宋卿體育館”的牌匾。黎元洪還先後出資在漢創辦了“湖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和黃陂前川中學。
熊秉坤之子熊輝：“末代皇帝”向父親敬酒
1911年，新軍工程第八營正目（班長）熊秉坤策動了工程營士兵武裝起義，宣告了那場結束兩千年帝制的偉大革命展開。1961年，“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卻在新中國的國宴上向熊秉坤敬酒。昨日，辛亥革命先驅熊秉坤之子、83歲的熊輝老人，在家中向記者回憶了這段“奇會”。
辛亥革命50周年前夕，熊秉坤受邀赴京參加紀念活動。9月30日，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宴。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作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專員應邀參加。得知熊秉坤在會場後，溥儀主動提出見面。
“辛亥革命，您打響了第一槍，可稱蓋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制度，打倒了我這個當時還是小孩子的皇帝，讓我能順應歷史潮流，改造成為新人。為表達謝意，容我敬酒一杯。”熊秉坤說：“當不起，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是全國志士仁人共同的功勞。今天見面，我們都是新人，新人做新事，我也感到特別高興，讓我們共同乾杯。”兩人緊緊握手，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10月13日，兩人在全國政協會議室再度會見，參加會見的還有1924年把溥儀趕出紫禁城的鹿鐘麟等人。溥儀第一個說：“今天的溥儀特別高興，我不是過去的宣統皇帝，宣統沒這福分和大家見面。”他又詼諧地說：“今天是冤家對頭大聚會，槍打、炮轟、文的武的，連趕帶攆的都來了，如果是宣統，不嚇得哇哇叫才怪呢。”一席話說得大家笑彎了腰。
吳殿英曾孫吳歡：他組建新軍促成武昌首義
100多年前，吳殿英作為張之洞的得力助手，成功創建了湖北新軍，這支武裝力量在促成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中功不可沒。昨日，吳殿英的曾孫吳歡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重建辛亥記憶，不應該忽略以張之洞為代表的具有進步思想的清朝老臣的貢獻。
吳歡此次帶著他的最新著作《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被遺忘百年的辛亥革命史》而來。他說，辛亥革命的成功，是諸多合力的共同成果，這其中就包括一批最早覺悟的清朝進步軍人。
1896年張之洞返任湖廣總督，文官出身的吳殿英憑藉出色的軍事見解，被委以都司銜監操官，組訓新軍。為此，吳殿英還赴日本考察半年，使湖北新軍在裝備、徵募、訓練、管理上，都有別於舊式軍隊，成為清末的精銳陸軍。
吳殿英思想開明，默許革命黨開展活動。他多次派員赴日學習軍事知識，為日後推翻清朝統治，結束封建帝制播下了革命種子，黃興就是其中之一。到辛亥革命前期，湖北新軍15000人，直接加入革命組織的2000多人，受其影響的4000多人，站在清方一邊的不足千人。
1911年，吳殿英在病榻上聽到了推翻清朝、結束封建帝制震耳欲聾的槍炮聲，於1913年元月病逝，時年僅49歲。
而吳氏家族四代，均是赫赫有名的大家。吳歡的祖父吳瀛是著名的書畫家和故宮博物院創始人之一，父親吳祖光是著名學者、戲劇家和書法家，母親新鳳霞是著名的評劇表演藝術家、作家、畫家，師從齊白石。吳歡本人也是著名作家、書畫家，其名還是齊白石所起，取道家“無歡無不歡”之意。
吳兆麟之孫吳德立：首義之夜吳家險遭滅門
1911年10月10日晚爆發的武昌起義事發突然，新軍工程第八營左隊隊官（連長）吳兆麟臨危受命，擔任臨時總指揮，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頁。昨日，吳兆麟之孫吳德立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武漢有優勢成為辛亥百年慶典主會場。
吳德立作為全國政協委員，2008年“兩會”時就提交提案，建議將辛亥百年慶典的主會場設在武漢。一方面，武漢是辛亥革命的首發地，另一方面，武漢也正成為中部崛起的中心。吳德立說，辛亥百年慶典是全球華人共同的盛事，以事發地作為主會場，也更為妥帖。“武漢還擁有許多武昌首義的遺跡，這也是其他城市無可比擬的優勢”。
回憶起近百年前的首義之夜，吳德立還透露了一個細節。當晚，當湖廣總督得知起義軍的總指揮是吳兆麟時，頓時大怒，令一隊清軍奔赴吳兆麟家斬盡殺絕而洩憤。清軍包圍了吳家，一片“殺吳兆麟全家”的喊聲震耳欲聾。吳兆麟之母葉太夫人正在病中，身邊有一孫兒吳德強亦染病在床，突然遇此巨變，在一聲聲喊殺聲中，祖孫二人相繼身亡。吳兆麟得知這一不幸消息，更激起了他對滿清的家仇族恨，令他更堅定地指揮起義軍作戰。最終，11日5時，起義軍打下了清都督府，起義勝利了。
辛亥革命的三大貢獻
-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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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孫中山經香港回國，與至港迎接人員在歸國船上合影。
- 122022916_11n.jpg (34.56 KiB) Viewed 7351 times
孫中山看到了中日戰爭的真相，清軍在戰場上一潰千里望風而逃，貌似強大的北洋海軍不堪一擊，這些真相一定給孫中山先前純潔的思想一個巨大衝擊，使他意識到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不是別的，就是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整體性腐敗和體制性腐敗。
孫中山在十幾年時間裡發動了數十次武裝起義，對清廷走上政治變革道路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促動作用。清廷在１９０６年啟動君主立憲時有一個口號，說君主立憲有利於消弭革命，由此可見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對歷史進步的巨大推動作用。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意義是使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急劇性變化，此後孫中山與袁世凱在矛盾衝突中相互配合相互妥協，終於達成清帝退位，終結帝制，走向共和的共識。在這個過程中，孫中山功不可沒。
1最先找到中國問題的癥結
說到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不能不說到孫中山。如果沒有孫中山數十年如一日鼓吹革命堅持革命，肯定就不會有辛亥革命；即便新軍依然會發動起義，但肯定不是已經發生過的那個樣子。
根據一般看法，以為孫中山之所以走上革命，主要是因為孫中山１８９４年上書李鴻章受到挫折，因而反滿和革命。這個說法雖然不能說是無根之談，但確實將複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了。
在孫中山上書李鴻章的時候，清廷主導的洋務新政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洋務新政確實給中衰的清朝注入了一股活力，提升了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但是，由於這場歷時數十年的洋務新政堅守“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治路線，只變其末不變其本，只願意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不願意學習西方的政治理念和社會制度，因而洋務新政在取得驕人成就的同時，也潛伏著深刻危機。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孫中山中斷了自己的專業，踏上救國救民的道路，上書李鴻章，提出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看法。
從孫中山上李鴻章書的文本看，孫中山那時確實沒有超越洋務新政的思想框架，他雖然意識到了洋務新政可能蘊涵著相當問題，但並不清晰問題的性質。然而經過北上拜謁李鴻章受挫，孫中山逐漸明朗了中國問題之所在。
孫中山在這次北上中，確實沒有見到李鴻章，李鴻章確實在忙於中日戰爭的排兵佈局，因為根據時間推算，孫中山來的時間有點不太巧，大約半個月後，中日兩國就在朝鮮半島發生了大規模的軍事衝突，而李鴻章就是中國軍方最主要的負責人。不過，李鴻章的門下對孫中山好像並沒有過於冷淡，根據相關史料，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徐秋畦等人不止一次與孫中山見面，對於孫中山請求要辦的事情，也根據李鴻章的指示予以辦妥，由羅豐祿代孫中山向總理衙門領取了一本以農桑會的名義出國考察農業的護照。孫中山離開天津的時候，公平地說並沒有發生什麼不愉快。
離開天津後，孫中山和他的好友陸皓東一路觀光考察經北京，至武漢，然後順流而下到上海，從那裡漂洋過海至檀香山。他此行目的，就是考察農業。
還在國內的時候，孫中山和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中日戰爭的真實情形並不清楚。根據蔣夢麟的回憶錄《西潮》記述，浙江農村到了１９００年也就是甲午戰爭五六年之後還以為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獲得了勝利，小日本受到了大清國的嚴厲打擊。孫中山在國內大約也應該是這樣的認識，這是環境使然。
然而到了檀香山，不一樣的輿論環境，使孫中山看到了中日戰爭的真相，清軍在戰場上一潰千里望風而逃，貌似強大的北洋海軍不堪一擊，這些真相一定給孫中山先前純潔的思想一個巨大衝擊，使他意識到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不是別的，就是滿洲貴族統治集團的整體性腐敗和體制性腐敗。所以他在當年１１月發起成立興中會，號召反清複漢，居然在很短時間就發展到二十多名華僑，甚至先前極端謹慎的孫眉也不再反對他這個弟弟從事這項危險事業，拿出一部分家產作為革命經費，所以說孫中山是最早意識到中國問題癥結的人，是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驅。
2他領導的革命極大推動了歷史進程
孫中山是一個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家，自從他認清中國問題的癥結後，他就開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１８９４年１１月，他在檀香山創辦興中會；第二年，１８９５年２月，孫中山又聯絡好友陳少白，在香港成立興中會，準備在廣東發動武裝起義。
經過一番周密準備和部署，孫中山和早期參加革命的楊衢雲、鄭士良、陸皓東、鄧蔭南、陳少白等人在一個月的時間就發動了三千多名革命志士，定于１８９５年１０月攻打廣州，以期佔領廣州後，能夠像洪秀全的太平軍那樣，揮師北上，逐鹿中原，乘著清廷在中日戰爭後的虛弱，一舉將滿洲人驅逐出中國，重建一個漢民族的國家，實現興中會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建民國的政治理想。
１８９５年的廣州起義還沒發動就失敗了。兩廣總督譚鐘麟在截獲情報後提前下手，伺機抓捕孫中山等領袖。機智的孫中山在朋友的幫助下化妝出逃，經香港轉赴日本，在那裡剪掉清廷順民標誌的辮子，在思想和行為上與清廷徹底脫鉤，劃清界限。
廣州起義的失敗並沒有使孫中山喪失革命的信心，反而使他意識到要推翻清廷重建一個新國家，將一個人的革命轉化為全民族的覺醒，還需要做許多艱苦細緻的工作，於是在海外流亡途中的孫中山開始注意在華僑中物色中國革命的骨幹力量，準備與清廷進行長時期的殊死搏鬥。
孫中山領導的暴力革命當然很快引起了清廷的注意。１８９６年秋，清廷密令駐英國公使館秘密誘捕孫中山，不料聰明機智的孫中山在英國朋友康得黎的幫助下獲得釋放。倫敦蒙難使孫中山很快成為世界級的革命領袖。至１９０５年，隨著中國革命條件的成熟，各個革命團體在日本東京籌組中國同盟會作為中國革命的統一領導機關，孫中山遂被參與同盟會的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各個革命團體推舉為領袖。
同盟會成立前後，孫中山和他的戰友就為中國革命制定了戰略和策略，提出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等政治路線，以及軍政、訓政和憲政等革命階段等構想。而且，孫中山和其他革命者的一個巨大不同，就是他始終不願對清廷的政治改革抱有絲毫的幻想，他始終如一地堅持武裝鬥爭暴力反抗，直至１９１１年春天的黃花崗起義，孫中山在十幾年時間裡發動了數十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沒有成功，但極大震動了清廷，對清廷走上政治變革道路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促動作用。清廷在１９０６年啟動君主立憲時有一個口號，說君主立憲有利於消弭革命，由此可見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對歷史進步的巨大推動作用
3確定了以五族共和建設國家的原則
現在有一個說法流傳頗廣，說是１９１１年發生的中國革命，孫中山大多數時候並不在現場，言下之意，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關聯不大。這個說法顯然是不對的。
黃花崗起義失敗後，孫中山確實再度海外流亡。在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也確實沒有很快趕回國內，他甚至在開始階段並不認為武昌起義能夠成功，因為湖北新軍無論內部有多少革命黨，其整體本質上畢竟是清廷體制內的力量，是大清國的柱石。
隨著形勢的發展，孫中山對武昌起義的認識在變化，很快他就聽從國內同志的勸告，在為革命從事一些外交活動的同時，也抓緊時間趕回國內，這就為急劇變化的國內形勢注入了一個新的因素，使膠著的南北和談獲得了某種突破的可能性。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孫中山抵達新加坡，他在那兒表示，他將很快前往上海組織臨時政府，然後傾全力組織北伐，新政府的惟一妥協，就是清皇室完全退出政治舞臺。孫中山的這個宣佈為後來的政治解決提出了一個新思路。
１２月２５日，孫中山抵達上海。第二天拜訪立憲党領袖人物趙鳳昌，一場推心置腹的談話使革命党人與立憲党人很快達成一致，這對於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至關重要。短短幾天時間，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出任大總統，如果沒有立憲黨人的幫助，不可能如此順利，也不可能有那麼多立憲黨人參加這個臨時政府，儘管許多人只是名義上的。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的意義是使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急劇性變化，此後孫中山與袁世凱在矛盾衝突中相互配合相互妥協，終於達成清帝退位，終結帝制，走向共和的共識。在這個過程中，孫中山功不可沒。一是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從大局出發沒有繼續堅持先前十多年的政治口號驅逐韃虜，沒有將滿洲人趕回東三省，而是走向五族共和。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也為後來民族國家的構建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性契機。二是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從大局出發，同意對清廷皇室給予優待，沒有重演法國大革命的結局，使一場暴力革命以五族共和國家重建結束，這是中國智慧的勝利，當然更是孫中山革命黨人的貢獻。
辛亥革命珍貴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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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辛亥革命歷史文獻由香港一愛國市民提供。共收藏三張, 連號碼。每張銀碼均是伍佰大圓。
下列資料可説明該文獻在辛亥革命期間何時發出。留意到簽署人姓孫。
亦是辛亥革命珍貴歷史証明文獻。
很多謝該位市民
編輯
12-09-2011
editor@hongkong-mart.com
辛亥革命成功 1911 10 10
武昌首義 辛亥革命是指一場發生在1911年（清宣統三年），旨在推翻滿洲人建立的
清朝，恢復「正統中華文明」，建立共和政體的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顛覆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帝制，開啟
了民主共和新紀元。在中國農曆的干支紀年法中，1911年為辛亥年，故稱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口號有「驅逐韃虜，恢復中華」。
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由1911年10月10日（農曆八月十九日）夜裡爆發
的武昌起義，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一段時間的
歷史。
辛亥革命另一種廣義的用法，指自清末開始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
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結束為止。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的起義，
而另一革命組織光復會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
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終於，在辛亥年間(1911年)，滿清政府因強制徵收民營鐵路，引發人民強
烈不滿，最後滿清又採高壓政策壓迫人民妥協，將民眾憤怒的情緒激到了
最高點。
辛亥武昌起義是在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一部分革命黨人決定把目標轉向長
江流域，準備在以武漢為中心的兩湖地區發動一次新的武裝起義。通過革
命黨人的努力，終於在1911年（農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發動了具
有劃時代意義武昌起義。
1911年9月7日，四川成都發生保路風潮成都血案，激起騷亂。清廷為撲滅保
路風潮，派出渝漢鐵路督辦、欽差大臣端方率領部分湖北新軍入川，協助四
川清軍鎮壓。
10月9日，共進會領導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裡配製炸彈時不慎引起爆
炸。俄國巡捕聞聲而至，搜去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告等，拘捕劉同等6人，
隨即引渡湖北當局。
10月10日晚，新軍工程第八營士兵熊秉坤情急之下被迫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
一槍，隨後起義士兵推舉，奪取位於中和門附近的楚望台軍械所繳獲步槍兩
萬支，炮數十門，子彈數十萬發，為起義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此時，駐守武昌城外的輜重隊、炮兵營、工程隊的革命黨人亦以舉火為號，
發動了起義。武昌城內外各標營的革命黨人也紛紛率眾起義，並趕向楚望
台。起義人數多達3000多人。
10月10日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陸軍第八鎮司
令部。晚12點後，起義軍再次發起進攻，並突破敵人防線，在督署附近放
火，以火光為標誌。湖廣總督瑞澄打破督署後牆，從長江坐船逃走，第八
鎮統制張彪仍舊在司領部頑抗。起義軍經過反覆的進攻，終於在天亮前佔
領了督署和鎮司令部。張彪退出武昌，整個武昌在起義軍的掌控之中。
漢陽、漢口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分別於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復漢陽
和漢口。起義軍掌控武漢三鎮後，湖北軍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
改國號為中華民國，並號召各省民眾起義響應。
武昌起義勝利後的短短兩個月內，湖南、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佈脫離清政
府宣佈獨立。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被推舉
為臨時大總統。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退位，清朝滅亡。
辛亥革命
革命醞釀：
20世紀初，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潮迅猛傳播，震撼著中國思想界，並推動民主革命運動的到來。首先覺醒的是新興知識份子群體。近代知識份子宣傳民主革命學說，以報刊為重要陣地，創辦了《江蘇》、《浙江潮》、《蘇報》、《中國白話報》等20多種政治性刊物；還出版發行了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鄒容的《革命軍》等宣傳民主革命思想的小冊子130餘種。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還翻譯了不少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著作，蔡元培翻譯了德國科培爾的《哲學要領》，嚴複翻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亞當斯密的《原富》等著作。
與民主思潮廣泛傳播的同時，國內外出現許多革命團體。影響較大的有興中會、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和光復會。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政治綱領。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
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一公佈，立即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人民的反對，出現了廣泛的保路運動。保路運動規模最大、鬥爭最激烈的是四川。1911年6月，四川成立保路同志會，宣佈“以保路、廢約為宗旨”。9月，全省60余縣成立保路公會，數千萬人捲入運動。清政府一面調湖北新軍入川，一面命“實力彈壓”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運動成為武昌起義的直接導火線。
四省保路風潮興起時，湖北武昌的文學社和共進會便積極準備相機發動武裝起義。10月9日，孫武在漢口機關配製炸藥不慎，起義機密洩漏，劉複基、彭楚藩等人被捕。10日晨，彭、劉被殺，清軍四處捕捉革命黨人。當日晚，武昌城內新軍士兵，打死鎮壓革命士兵的排長，攻佔楚望台軍械庫，打響武昌起義的槍聲。經一夜戰鬥，11日，起義軍佔領武昌城，成立湖北軍政府；12-13日，起義軍攻佔漢陽、漢口。武昌首義的成功，鼓舞了全國各地人民的革命鬥志，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紛紛起義響應。首先回應的是湖南和陝西。此後，江西、山西、雲南、貴州、浙江、江蘇、廣西、安徽、四川以及福建、廣東等省先後宣佈脫離清政府而獨立。
中華民國：
1911年12月29日，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元旦，孫中山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成立。3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會議改組為臨時參議院，成為臨時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頒佈了一系列有利於推行民主政治和發展資本主義的政策和法令。如：命令各省官廳焚毀刑具，廢止刑訊；取消清朝律令中各類“賤民”條令；保護華僑；禁止買賣人口；廢除主奴身份；通令剪辮子；禁止賭博、纏足、吸食鴉片。鼓勵興辦工商業，振興農墾業，獎勵華僑在國內投資。提倡普及教育，刪除舊教科書中的封建內容。這些政策法令，移風易俗，革故鼎新，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主觀念的傳播。
在孫中山的主持下，3月11日，臨時參議院頒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按照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在中國建立一個實行議會制和責任內閣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由於南京臨時政府和各省都督府中立憲派、舊官僚、政客的篡權，以及一些革命黨人的妥協退讓，致使南京臨時政府權力被袁世凱所篡奪。